摘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1964年7月23日上午7點正，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身台灣青年會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黃昭堂、委員戴天昭、許世楷、廖春榮、柳文卿、王天德、宗像隆幸等七人，被東京警視廳警察逮捕，七人的住宅、以及該青年會本部受到搜查，東京台僑社會為之震憾。
2月以來，青年會在大倉飯店所舉辦的記者會，以及二二八紀念會等活動細節的一部份消息，有洩漏給國民黨政權大使館的痕跡。經過祕密調查的結果，嫌疑最重的是早稻田大學四年級在學中的盟員陳純真，5月，隨著中央委員改選發表新人事時，給陳純真《台灣青年》雜誌發行人和編輯長調換的錯誤消息。隨後就有以「台灣青年愛國會」名義發出的包含該錯誤消息的台灣青年會新人事黑函，送到很多東京台僑手裡，這是要展示國民黨政權特務網的威力，使台僑不敢接近台灣青年會的陰謀。但是因此使青年會得斷定，陳純真就是特務伸進來的爪爬仔。
6月22日下午叫陳純真來東京四谷的本部，8點10分開始由上述七人進行對陳的詢問，一聽他有特務嫌疑，他就大聲反駁，引起戴天昭的憤慨，戴天昭跳起來打他一下，但他手握的小工作刀的木梢誤脫、刺陳頸部。柳文卿等人立即送他到慶應大學醫院治療。
之後，陳態度一變，一邊哭一邊訴述他返台看臨危的父親時，受到特務恐嚇，遂不得不答應提供青年會消息；陳表示悔改，並在大家勸告下他答應受青年會指揮做反間諜。但是在幾日後的親戚結婚式，受傷吊手引起姐夫的注意，被查詢後陳吐露實情，更到警視廳告發黃等七人。
警視廳動員六、七十名警察從事逮捕、搜查，並三度搜查青年會本部，警視廳對法律上單純的監禁、傷害事件如此大事以待，也有其理由。第一、當時還有邦交，國民黨政權大使館的壓力有效。第二、1962年10月，在日本劇場發生的催淚瓦斯事件（請參看「『滑稽節』大哭」），明知是青年會所做，卻苦無證據破案，要乘此機會追查。第三、不清楚內容且相當有活力的祕密組織，對負責維持治安的警視廳來講，是須要乘機會調查透明化的。所以警視廳不只是在調查該案件，更是著力於調查青年會的全貌。
雖然重要幹部被逮捕，在外的盟員林啟旭、侯榮邦、周英明、金美齡等得到有心台僑、日本人的支援，從未間斷工作，照常發行《台灣青年》，更是奔走於救援被捕同志。而且有些台僑卻因而更自動接近青年會，以後對聯盟貢獻很大的吳枝鐘醫師就是這個典型例子。吳醫師看到當時有些獨立運動團體被特務侵蝕，卻無能力和勇氣處理，所以對青年會的有智慧且有勇氣的斷然處理給與很高的評價。
上述幹部被逮捕二十六日後釋放，被提起公訴，事件進入法庭鬥爭。
1965年7月，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如下：
戴天昭 傷害、監禁強要罪 懲役二年
黃昭堂、廖春榮 監禁強要罪 各懲役一年
許世楷、王天德 監禁強要罪 各懲役十個月
柳文卿、宗像隆幸 監禁強要罪 各懲役八個月
但每人緩刑三年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