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