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我以留學生身分抵達東京，在摯友羅福全住家接觸到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誌，頓時受到衝擊，卻由衷共鳴。其實在大學時代我就曾經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討論過在蔣介石獨裁恐怖統治下，台灣何去何從等問題，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唯一追求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台灣人才有幸福可言。
同年12月，我與知友林啟旭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與使命感，毅然投入台獨運動的行列，從此台獨運動成為我人生的一大部分。
難能可貴的是我擁有黃昭堂等值得敬佩的前輩和同志，他們不吝給我教誨與勉勵，豐富我的人生內涵，幫助我奠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1963年12月我與林啟旭以秘密盟員身分參加聯盟的忘年會，首次認識當時的委員長黃昭堂。在同志們盛情招呼敬酒下已有些醉意，黃昭堂又帶我與林啟旭去2次會，3個人相對暢飲，不覺中我醉了，是在日本首次酒醉，印象特別深刻。
1964年6月聯盟發生陳純真間諜事件，黃昭堂、廖春榮、許世楷、戴天昭等7人中心幹部被警視廳逮捕，在外面的周英明、金美齡、林啟旭與我等得到有心台僑和友好日本人的支援，從未間斷工作，照常發行《台灣青年》，更奔走於救援受難中的同志，我也因此暴露身分成為公開盟員，從此一生與黃昭堂結下不解之緣。
黃昭堂的政治意識已於大學時代開始萌芽，諸如為黨外政治人物助選，倒念國民黨發行的刊物，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等事例以及留學日本後積極尋找亡命日本的高中老師王育德就可證明。1959年間黃昭堂與王育德、廖春榮等6人徘徊於台灣「託管理」與「獨立論」後遂於1959年底確立「台灣獨立論」，並於1960年2月28日成立台灣青年社。當時黃昭堂認為「台灣人的85%會贊成台灣獨立」，從此他步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不歸路。
鑑於台獨運動者首要務需思想武裝及理論基礎藉以啟蒙台灣人及日本輿論，遂發行月刊《台灣青年》機關誌，影響了許多世界各地的台灣留學生，進而投入運動的行列者不在少數，其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不言可喻。
從事台獨運動黃昭堂深切瞭解必須具理論基礎，他開始研究台灣史，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1970年完成《台灣民主國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並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1976年黃昭堂與彭明敏教授合著《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同樣在上述出版會出版。值得一提的事黃昭堂在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中的國籍欄寫著中國，黃昭堂堅持改寫台灣，最後校方召開教授會決定接受他的要求記載台灣，為台灣留學生的開路先鋒。
黃昭堂不但是台獨運動的理論家，也是以身作則的實踐家，一生超過半世紀的台獨運動生涯中始終站在第一線，無役不與，幾乎所有大小戰役都有他的身影。具睿智樂觀、謙卑寬容、提攜後進、幽默風趣、無私奉獻、領袖風範的人格特質可說是瞭解黃昭堂的人們有口皆碑的。這使他獲得多數熱愛台灣的人們讚揚與敬重。黃昭堂與我共事近50年，成為親密的戰友，也成為莫逆之交。從他的身上學些為人處世的風範，學些人格上的修養，也分享到莫大的喜悅和榮耀。我喜歡以「稀有動物」來形容他，即瀕臨絕種，列為「保育」範疇之類，如今卻驟然消失，不勝唏噓。
黃昭堂台獨運動的人生留下的事蹟不勝枚舉，較為人所知的是為抗議美國與日本支援蔣介石政權於1966年7月5日起在京都國際會館附近展開為期3天的絕食抗議。美國首席代表為國務卿魯斯克，日方首席代表為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參與絕食抗議者為黃昭堂等7人。其次為1967年抗議聯盟中央委員張榮魁與林啟旭遣返事件，黃昭堂等7個同志在品川入國管理局對面展開為期7天的絕食抗議。在台灣則有立委蔡同榮為催生公投法發動的「公投絕食」有絕食10天的經驗。1968年3月發生同志柳文卿被遣送回台事件，黃昭堂率領9個同志趕赴羽田機場搶救不成被捕入獄，其為同志奮不顧身的義舉震撼日本社會，從此日本政府不敢再進行類似的強制遣送行為。
黃昭堂雖自嘲「我在製造政治犯，我也在救援政治犯」，事實上他投入救援患難的同志不遺餘力。早於1961年9月，台灣發生蘇東啟密謀發動武裝革命的「陰謀叛亂」事件，逮捕300餘人，蘇東啟等3人被判死刑，黃昭堂聞訊立即向國際人士及人權團體呼籲救援，經各方奔走，蘇東啟等人終獲免於死刑。1969年2月，黃昭堂經由秘密管道得知遭受全天候監控的彭明敏教授恐有生命之虞，立即組成秘密營救小組，由他負責籌備資金，與同志通力合作，終使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3日安全逃離台灣。1977年6月13日受郭雨新前省議員之託，從日本沖繩群島的與那國救援被栽贓的宜蘭縣前礁溪鄉長張金策與涉及阿里山事件的嘉義縣前縣議員吳銘輝，經由日本到美國出席美國國會舉辦的台灣人權公聽會。此外，聯盟努力促成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日本分部的成立，黃昭堂一直擔任日本分部的理事到1992年返台為止，對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968年發生柳文卿事件後，海外台灣人及運動團體無不義憤填膺，發奮圖強，呈現濃厚的團結氛圍。於是從1968年6月，《台灣青年》誌91期起成為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的台獨運動團體的共同機關誌。日本的台獨運動從「台灣青年社」歷經「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階段，迄1969年黃昭堂等人協調結合世界各地的台獨運動團體於1970年1月1日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即WUFI）總本部設在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台灣各設置本部，促成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1995年黃昭堂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他綜觀台灣的政治社會情勢，深知要獨立建國必須依靠各種團體通力合作，因而捐棄本位主義的思考，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呼籲獨派團體團結一致全力以赴。
黃昭堂從事台獨運動後就與台灣的家族失去聯絡，使他生活陷入困境，一直到在大學任教後，家裡的經濟狀況才好轉。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舉債生活，不免連累妻兒，有一次夫人打電話到辦公室說：「家裡沒有米了！」正在忙於工作的他回答說：「請食堂外送，月底還清好了。」1964年陳純真事件被捕時他和律師見面時，第一句話竟然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同志調錢為我照顧妻兒！」由此可見，黃昭堂的人生中台獨運動優先一切。夫人性情內向不善於人際關係，或許她樂觀加上粗線條的神經，助黃昭堂成為高風亮節的大人物。
黃昭堂對同志朋友的交心用情很深，無微不至，他喜歡照顧人，尤其對弱勢者特別關懷，任何場合只要有他的存在總會覺得莫名的溫馨與安全感。而他也說過「除妻子對我默默支持外，還有很多朋友一直支持鼓勵我，成為我繼續推動台獨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我的人生很幸福。」
最後黃昭堂在回顧他的一生說：「聯盟最重要的資產是所有盟員無私的奉獻，尤其是長期無條件的奉獻毫無怨言。」又說「我的一生有機會從事台獨運動，覺得很有意義，我的人生價值正在於此，至今無怨無悔，尤其深信台灣獨立指日可待，更覺得『好佳在！我參與過』。」
無可諱言的，黃昭堂的人生是台獨運動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幸福的人生。黃昭堂一生的歷史也是台獨運動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