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

 林成蔚 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且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據美國「外交」（10／11月號）雜誌最新刊的論文，經濟學者在試算GDP、貿易量、債權持有量的成長後，中國在2030年將毫無疑問超越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超級大國。美國將類似1950年代的英國，徹底的成為過去的霸權。這樣的推論或許\過於的低估美國經濟復甦的可能性及高估中國維持穩定經濟成長同時解決嚴重的社會失衡的能力，但卻再度的提醒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崛起會對國際社會帶來的變化。在經濟上，中國的製造能力牽動了世界各地生產鏈的變化，造成多數國家傳統製造業的蕭條，導致各國僱用關係的變化，失業率也不斷增加。外交上，中國提倡「和諧世界」與經濟發展的思維，使得冷戰結束後曾是國際社會共識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正逐漸地被獨裁政權或威權體制取代。為了強調國家發展與穩定，不惜扼殺社會內部對威權統治的批判，更對在失去平衡的發展過程中衍生之人權與弱勢問題，採取鎮壓的方式因應。 在軍事上，中國過去20年來的軍備擴充，使其擁有之軍事力量及投射能力超過了武力解放台灣及防衛國土之範疇。由於其軍事體制缺乏透明化，指揮系統及戰略意圖，更為東亞穩定與和平帶來極大的威脅。長島議員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身為防衛省前副大臣之經驗，精準的披露了中國對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的軍事戰略意圖及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觀察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曾經嘗試定位中國的崛起，也掀起了中國是否成為「修正型的強權（revisionist power）」或「現狀型國家（status-quo power）」之爭論。小布希政權在911事件之前，曾認為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及東亞所擁有的霸權與建構的區域秩序極為不滿，中國的崛起終將企圖挑戰美國以美日同盟為支柱所建構的亞太戰略秩序，試圖「修正」現狀。也因此，小布希政權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自911事件之後，中國不論在反恐、北韓核武、伊朗核武等議題上都與美國保持良性合作互動的關係。再加上部份學者檢視中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之數目與在各組織之參與方式後，主張中國並非一般「中國威脅論」者所指認之「修正型的強權」，而是「現狀型國家」。 其實，這兩種概念均有其界限，霸權的崛起是一種具有複雜層面且動態的過程，如何衡量這樣的過程並證明此一命題，本身便有其困難，再加上，就算能賦予「修正型強權」的定位，也無法解釋到「修正」的結果為何。「現狀型國家」也有類似問題，或許\新霸權的崛起不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秩序，但並不表示它不會形成新的規範或勢力，而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現有的規範與秩序。 長島議員在論文裡藉著引用中國領導人、海軍名將，乃至於檢視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戰力，清楚地勾勒出中國軍事崛起對東亞區域所形成的挑戰。更引用孫子謀攻之策來提醒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長期以來對海洋戰略的佈局。孫子在論述中提到何謂上等的軍事行動，亦即在「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前，所提到的是戰爭最上位目標：「全國為上，破國為次，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最理想的戰爭就是在不實際交戰的情況下，使對方完全屈服。長島議員表示，在觀察中國的長期戰略時，必須考慮這種把非軍事層次的謀略視為戰爭最上位目標與手法的思維，以及透過這樣的觀察可以為我們帶來警惕。 曾幾何時，軍事安全專家等爭論中國是否有發展航母戰鬥群或者是地對艦導彈能力之可能性，這些爭論，現在都已毫無意義。8月，中國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試航，以及2010年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證明了東風21D型地對艦導彈即將投入使用之事實，都是中國軍事崛起正逐漸「修正」東亞軍事平衡的事實。中國逐漸發展其軍事力量，是否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一般而言，軍事安全專家們在討論威脅時，常會使用的標準是「能力」與「意圖」。在能力方面，長島議員的論文已有充分的討論，不在此重複。但在意圖上則有一新動向值得探討。根據上個（8）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國戰機在6月底飛經釣魚台之後南下，闖入東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的國防部雖公開否認，但根據事後產經新聞的報導，在當天駐那霸的航空自衛隊的確有為了因應進入周邊防空識別區的中國戰機而緊急起飛。如果這些報導是事實的話，證明了中國不止已擁有繞行台灣周邊海域的能力，更展現出擁有類似空中作戰能力的意圖。也就是說，中國的軍事崛起不論在能力或意圖上，都已經在改變現狀。 面對這樣的狀況，長島議員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從日本在新防衛計畫大綱裡提倡以南西方面為主要考量的「動態防衛力」的整備，到深化美日同盟，最後到建構多邊架構或強化現有架構，並與中國逐漸形成多元的改革力量進行對話。這些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也有很多目前台灣與日本在不必要挑釁中國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的合作。長島議員在結論中更提到，必須重視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才能有效處理東亞與西太平洋國家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這樣的認知與戰略與民進黨執政期的論述與實際政策幾乎完全符合。台日兩國因台灣所處的特殊境遇，雖無法正式合作，但在維護美日同盟這個亞太地區的公共財時，卻可有許\多「不約而同」的合作。 反觀現在的國民黨政府，雖對美日同盟或東亞、亞太地區秩序在論述上與民進黨執政沒有明顯的差距，在實際上的作為確有極大的落差。日本提出「動態防衛力」的新建軍概念，國民黨政府對安全情勢的新挑戰卻只圍繞在軍隊參與救災等因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日本政局雖然有所動盪，但朝野皆有人士努力深化美日同盟。相較之下，國民黨政府在過去3年國防預算持續縮小，與民進黨執政時至少減少500億以上。在台海制空權幾乎流失的狀況下，卻傳出在國民黨政府指揮下的駐美代表處對爭取F-16C/D毫不努力。許\多台美軍事合作事項的腳步更是放慢。在美國及東亞各國都期盼能夠以多邊的機制來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時，國民黨政府卻一再的以密室交涉、黑箱作業、忽視國內共識的方式與中國協商。這樣的做法恐使民主台灣的籌碼極小化，更無益強化亞太公共財的美日同盟。 筆者要藉此機會呼籲日本以多邊及既有的國際規範為主軸的架構為平台，積極的協助台灣參與東亞的安全對話，台灣的參與不但有利於落實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同時也是對民主台灣的一種支持。落實民主台灣的參與，東亞的情勢才能相對穩定。鞏固民主台灣的存在才能使21世紀的新超級大國－中國－必須嘗試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現代國際社會所擁有的規範。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