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葉望輝先生（Stephen Yates）大作（後簡稱葉文）深入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今天66年間亞太地區安全與台海和平，是一篇引人深思的佳作。葉文分5個時段分析亞太情勢及美台與美中關係重大變革： 1.二戰結平後，美國致力于改造日本，及美一中與美一台關係； 2.冷戰初期，美國圍堵共產主義及美一台新關係； 3.尼克遜與季辛吉的冷戰，聯中制俄，貶低台灣和日本； 4.後冷戰時期，柯林頓的商務外交，911後小希結合中國的反恐戰爭； 5.不確定的現階段：對台海和平的建議； 葉望輝是非常優秀的美國亞洲問題專家。他曾在台灣學習中文和研究亞洲，後在華府智庫工作多年，並在政府部門任職，包括擔任副總統錢尼的國安事務顧問。本人與葉望輝是多年好友，很高興和他同台討論亞洲事務。本人在美國賓洲大學任教20多年，回台後擔任過12年立法委員和二年國安會工作，將從學術觀點和實務，尤其是台灣人觀點檢討美－台和美－中關係。 沒有永久的敵友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是盟友，為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共同作戰；但國與國之間沒有永久的敵人或盟友，只有國家利益是永恒的，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占領和改造日本，美日建構新的同盟關係；而中國共產黨在1947-49內戰打敗國民黨後，統治中國大陸，並與蘇聯締結反美日的聯盟。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是亞大地區的超大國，但其推行的政策失敗多于成功，迭經大幅調整與轉向。 本來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創造一友好和民主的中國，協同維繫亞太的穩定與和平。因此在二戰結束前夕在締造聯合國過程，美國亟力支持中華民國為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戰後則協助中國重建，調停國共內戰，實際上提供經援和軍援，支持國民黨政府。 可是國民黨政府就像「扶不起的阿斗」，共軍在1947年發動全面內戰後，勢如破竹，國軍則節節敗退，倒戈而逃，失掉大半以上江山；中共並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1949年8月，共軍席捲大陸前夕，杜魯門政府為了替其失敗的中國政策辯護，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譴責國民政府貪腐和無能，並表示國府大勢已去，美國不再介入中國內戰。論者批評杜魯門政府此舉是「落井下石」，想討好中共，為未來與共產政權建立關係預留伏筆。更可笑和不可思議的，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和一些國務院的所謂中國通異想天開還打算培植毛澤東為亞洲的「狄托」（Josip Broz Tito），利用他與史達林抗衡。艾奇遜企圖「聯中制俄」，和70年代初尼克遜與季辛吉操作「中國牌」（Play China Card）的策略似異曲同工，但時空迴異，效果也截然不同。 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美國一些參議員和將領曾經主張使用武力，包括占領台灣，以防共軍渡海攻台，但受杜魯門政府拒絕。1950年初杜魯門再次堅決聲明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並強調「美國政府不會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援或諮詢意見」。 杜魯門政府的「棄台」政策由于國外因素而未能貫徹。其中，少為人知的是，在華南集結、準備渡海攻台的眾多解放軍，染患「天疫」（血吸蟲病）上吐下瀉，高燒不退，全身無力，也無藥可治，共軍一再拖延攻台時間表。Frank Kierman，Jr.（退休美國官員）在其所著The Fluke that saved Formosa: A Footnote to History (1954) 曾詳細記載此一「歷史註腳」。 金日成救台有功 共軍未能及時行動，半途卻殺出了碍事的「程咬金」。1950年6月25日，北韓的金日成率兵南下，欲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發動了影響長遠的韓戰。兩天後杜魯門不但派兵馳援南韓，也同時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巡戈台灣海峽，防止共軍渡海攻台。 杜魯門把台灣海峽「中立化」的措施推翻了他半年前仍信誓旦旦宣示的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毛澤東未能按照既定政策解放台灣和統一全中國，乃在1950年11月派遣幾十萬「人民解放軍」秘密越過鴨綠江「抗美援朝」，和美軍兵戎相見，韓戰轉化為美一中戰爭。 畢竟，毛澤東不是也不能成為「亞洲的狄托」，因為他和眾多中共領導人都親蘇，崇拜史達林。1950年2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與史達林簽訂30年的「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結成中蘇反帝國主義軸心，以對付日本和與日本為伍的國家（指美國）。 這個新趨勢顯示二次戰後美國的中國政策的重大失敗，因為華府決策者無知和錯誤。中國不但未成為一民主和友好的盟友，而且在共黨執政後變成一強大敵手，挑戰美國亞太策略。面對新國際情勢，華府乃改弦易轍，建構新聯盟體係，把日本和台灣納入圍堵共產集團的盟邦。 美日結盟是二次大戰後亞太國際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也是美國遠東政策的重大演變。第一次大戰後，日本是崛起中的強國，美國曾為了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均勢，一直努力制衡日本的霸權行徑和壓抑日本勢力的擴大，同時支持中國抗拒日本的侵華政策。二次戰後，美國在東亞的敵友易位，是一富有戲劇性的變化。今年8月22日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訪華後扺日訪問時向媒體表示：美日同盟是東亞和平與安全的基礎，強調今後將繼續加強美日同盟方針。 因為韓戰，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轉危為安，開始另一個階段，並成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共軍在1954-55和1958雖曾在台海用兵，並占領了一些接近中國大陸的島嶼，如大陳和一江山，但因美軍協防和美－中（台）協防條約所提供的保護傘，有效嚇阻北京解放台灣的企圖。 1953年1月以後，艾森豪總統領導的共和黨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幾乎前嫌盡釋。政治上，華府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也拒絕承認北京的中共政權。在經濟上，美國給台灣可觀經濟援助，包括援款、技術轉移、投資、人力資源教育和市埸，帶動台灣經濟起飛。 圍堵，不解放 艾森豪總統雖標榜解放共產世界的策略，但只是口號，政策上仍延續杜魯門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蔣介石本來寄望美國會以實際行動協助他反攻和收復大陸，卻大失所望。1958年8月23日，共軍大舉炮轟金門，美軍提供新式武器，強力協防，第七艦隊並護航國軍補給外島船隊。更重要的，9月初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嚴肅警告北京，美國不惜使用核子武器以打擊共軍犯台野心，引起北京震憾，周恩來總理遂即要求舉行談判。令北京非常不滿的是，中共的盟友蘇聯對美國可能使用核武之威脅毫無反應，幾年後中蘇衝突公開化之後，北京對莫斯科「不夠朋友」和「怕原子彈」大加批判。 金門砲戰還有後續效應。美方不贊成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不同意他在金門和馬祖等外島駐軍10萬以上，一直要求減少，但蔣置之不理；共軍發動金門砲戰後，外島和台灣的防守問題在美國政壇也引起爭論。1958年10月23日，杜勒斯突訪台灣，迫蔣簽定「杜－蔣公報」。這個公報宣示「中華民國政府將以7分政治、3分軍事的力量」收復大陸，蔣被迫同意在採取軍事行動時與美方充分諮商。實質上美方有權否決國府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因為美國不願被國府拉下水，與中共發生戰爭。「杜－蔣公報」發表後，台灣民間私下開始談論「反攻無望」和台灣未來的諸多議題。 台灣人民失望 可想而知，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對美國「有限度支持」的政策是不滿意，甚至是反感的。另一方面台灣人民也為不同的理由對美國非常失望和不滿，這是大部份美國人，包括涉台官員都不甚理解的。台灣人民為何失望、不滿？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透過遠東盟軍最高統帥（SCAP）麥克阿瑟將軍發佈一道命令援權中國戰區領導人蔣介石接收台灣–在全然沒有考慮當時600萬台灣人民意志的情況下，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蔣介石的代表陳儀和他的部隊1945年10月25日接收台灣，不到一年半，台灣人民目睹和充分體驗國民黨官僚和軍人傳統貪腐、斂財和欺壓百姓的作為後，在1947年2月28日爆發官逼民反的大型抗議事件，要求改革。但蔣介石卻派兵到台灣血腥鎮壓，進行屠殺和清洗，殺害台灣各界精英20,000多人。 當時在台北的美國外交官George Kerr副領事根據他的觀察，寫了一本專書Formosa Betrayed （被出賣的台灣，陳榮成譯，由前衛出版社1991年出版），他批評美國政府對人權和台灣問題不重視，並感到遺憾。一些台灣歷史學者也認為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大屠殺應該負部份責任，因為美國政府把台灣交給蔣介石，出賣了台灣人。 很多台灣人也不會忘記美國為了其國家利益，長年支持蔣家在台灣的一黨專政和白色恐怖統治。當然，台灣不是唯一例子。菲律賓的馬可士獨裁政權，韓國的軍人專政也都得到美國全力支持，因為符合美國利益。 國家利益掛帥 台灣人民通常認為「大象」（美國共和黨）比「驢子」（美國民主黨）對台灣友善，也許\這只是比較艾森豪政府和杜魯門政府對台的政策的聯想，而且艾森豪是唯一在任內訪問過台灣的美國總統，就一概而論。可是事實上並不盡如此。葉文曾從檔案和各種歷史記錄引述共和黨的尼克遜總統和國安顧問季辛吉在1972年訪問中國和簽定「上海公報」前後如何貶損日本，犧牲台灣的安全和損害台灣人民權益的詳細資料。既使他們所做所為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但他們對毛澤東和周恩來卑躬曲膝和奉承阿謏，讓人瞧不起他們的人格。 […]

 林霨 2011年8月6日 令人尊敬的同行和朋友們， 我相信大家都很安好。你們邀請我來參加九月初的研討會，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可惜的是時間正好碰上賓州大學開學的第一個禮拜，所以我無法參加，實在很失望。後來我打算寫一篇論文，但也因為正忙於寫一本新書，所以最後我決定寫一封比較非正式的公開信，這樣還是可以來表達一些我認為應當說的事情。 目前令人擔心的事情 專制中國與自由世界之間愈來愈多的糾結，是我最大的憂心。目前在許多不同的地方，由於順從中國的緣故，我們的自由已經淪落到遭受限制的地步了（例如在印尼的法輪功電台）。在西方世界，我們有「孔子學院」和「孔子教室」，在那裡傳授有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中國文明和歷史，這些反而會危及真正的學者及他們的獨立性，在校園內的情況愈來愈清楚，行政單位渴望獲得金錢，傾向於認為任何人只要具有中國人的臉孔，無論他所知何幾，都會比任何西方人更懂得中國。在美國的主要中文報紙被中國有效控制，我們有由北京付錢的大量廣告刊登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英文報紙，台灣也不再強有力地為自由發聲了，像傅立民大使（Ambassador Chas Freeman）和穆倫上將（Admiral Mullen）這些人，目前正受到中國金錢酬報制度的束縛，中國政府對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愈來愈有影響力。 現在如果談到是否要繼續支持台灣的問題，中國就威脅要以不特定的「財務手段」（fiscal measures）來懲罰美國的對台軍售，儘管這些軍售問題已經大體上被華府的官員擋掉了，因為他們擔心唯恐美、中正常關係的外觀將會開始出現裂痕。三十年來，這是首度有外交政策的評論員開始討論和台灣的友誼到底是資產或是負債。 美、中建交這32年以來，已經迫使在對台關係上付出了代價。中國或許並非真正的富裕，但中國政府卻有足夠的金錢用來施加壓力。此外，即使台灣研究已經成為一門獨特的學術領域（好消息），但是年輕一代的亞洲專家不太可能到台灣訪問或研究。許多人只認識簡體字，傾向於認為台灣倒不如和香港一樣，將以同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併入中國。 最後，我們從馬政府試圖與中國和解當中得到教訓，這種作法也是十分聽從華府許多人長期希望台灣採取的路線。而我所重視的是，台灣從這條路線當中所獲的具體成果非常少。中國不願意作出實質的讓步，卻越來越在更多方面試圖駕馭台灣，同時還繼續增強軍事，並企圖切斷台灣與國際社會及貿易上的往來，除非透過北京的管道。中國並沒有真正回報馬英九的付出，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沒有回報馬英九所做的努力，我不認為他的努力將可獲得軍購成功。中國和美國都把他當作有用的過渡性人物，可以把台灣和中國這兩個國家拉得更緊密結合。台灣有自己的價值，這種感覺幾乎不再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和戰略上的盟友，台灣總統所能得到的支持，其利益應該至少不下於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已。 華盛頓也不大了解日本和台灣的利益是如何相互連結。幾乎對台灣的任何攻擊，都會涉及侵犯到日本的領土（在台灣的北方和東方），而且如果失去台灣，將會失去台灣這個重要的領土緩衝區，並壓縮到日本的戰略空間。 現在華盛頓的焦點是莫名其妙地在挽救與中國的關係，而不是在改善美國與在亞洲真正的民主友邦之間的關係，這是最不明智的地方，但也並不奇怪，因為在美國的潛意識當中，「中國」有極深的影響力。 如果以目前的趨勢來簡單推論的話，則我們有太多令人擔心的理由。然而情況是不斷在變化，而我自己的信念是，如果台灣能夠專注於自己的利益，避免政治上分裂的傷害，並繼續舉行選舉，那麼台灣將可存活下來。我經常說，我預期在二十年內，一個民選的總統和立法機構仍將存在台灣，而中國將會成為什麼樣子，沒有人說得準。 改變中的中長期趨勢 今天有很多人都對中國的感受極為深刻：不止是因為他們重建的城市林立著摩天大樓、豪華商店和時髦餐\館，而且還有他們的發展模式。我覺得很驚訝的是，當這個國家正在凌虐諸如土耳其斯坦與西藏的異議人士和異議團體，比以前更嚴密地箝制新聞，而且還藉著操縱匯率來支持他們的出口優勢，我們怎麼可以和中國進行常規的關係。我心裡非常清楚，北京的領導人對於「自己的」成功一直感到意外（更多的生產失控，也讓一般百姓獲得成功）。這反映在他們面對世界時，使用更自信和督導的語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興風作浪、改變一些規則、獲取更多領土的時刻來臨了 ─ 而且也可以懲戒諸如美國和日本這種國家。 這種令人感佩的成就，看起來並非那麼完美。即使在繁華的地區，越來越增加利用舉債的錢來支付「投資」，以便支撐成長與就業，這也算是一種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目前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一半是來自這種方式，而且許多這種投資牽涉到資本的浪費。經濟決策並非基於理性，而是取決於政治需求所左右的指令，情況就像去年我在東京大學的演講所提出的論點一樣，中國的實際生產情形只是在浪費資源而且沒有效率，人為的低價幣值乃是用來支撐出口。 我們知道在這個體制裡存在大量的不滿，目前我們所了解的狀況是一些外界得知的知名異議份子和政權批判者，我們也知道有數億的中國人還生活在赤貧的狀態。我們知道對政府當局的示威和騷亂事件每年約有20萬件，我相信目前的體制無法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必定會改變 ─ 若非透過有計畫的改革，就是經由崩潰和動亂。這兩種途徑是無可避免的選項，但都是當前統治階層極度不歡迎的選項，這就是為什麼我繼續斷言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未來的理由。 中國當局並沒有處理上述問題的計畫，比如說，開放言論自由，並建立起負責任的政府。在可怕的溫州火車相撞事件之後，誠如一位中國作家很巧妙地指出，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坐在高速火車上的乘客，火車開的很快，在未經驗證過的軌道上，開往一個從未指明的目的地。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官員說過「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國家帶往何方。 此外，中國精英的意見顯然很分歧。從天安門廣場的孔子雕像事件，我們看到這種現象。起初孔子雕像的出現，意謂著曾經遵循一個長期的規劃程序，舉凡雕像的設計、地點的決定（如果原先打算陳列在博物館，雕像就可以直接送去該處），計畫的過程必定涉及土地的最高官員，這也意謂著有一個支持孔子雕像的派系。但後來雕像被移除了，這表示另有一股反對雕像的派系，或是出現強大的勢力，足以推翻原本謹慎規劃的長期決策。 因此，你可以預料中國會有一段不確定的過渡期，可能是社會動盪、政治派系鬥爭等等情況，甚至包括暴力行為。我所擔心的是，日本、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將與中國非常緊密綁在一起，一旦中國發生不穩定的狀況，這些國家也將隨之發生不穩定，沒有緩衝的空間。 這一段不確定的過渡期將會影響世界各地及整個亞洲，影響所及將極為重大，但目前難以估量。很少有政府 ─ 肯定不是美國 ─ 考慮到這個問題，目前搖搖晃晃的平衡如果無法維持時，將要如何反應。我們依然把中國視為龐然大物，並對目前中國領導人的說法過於信服，同時也忽視了明顯的發展趨勢。在近期內的某一天，華府將會收到來自北京不同派系的衝突信息，我認為沒有人知道我們該怎麼做。以我的觀點來看，台灣政府也傾向於期望中國大致上無限期地繼續維持目前的情況。當碰到像華盛頓同樣的情況，在面對中國衝突性的要求和提議時，台北將會如何做。所有的這些情況將會導致亞洲及全世界極大混亂。 在東京和台北的摩天大樓，有經得起重大地震的抗震設計。同樣的道理，台灣和日本的政策也需要類似的設計，經得起在未來歲月中來自中國任何不穩定的影響所波及。 目前的事態發展 去年我談到亞洲的「新局勢」，乃是中國在政策上的基本改變所造成的結果，這些改變包括對外行動、公安監控、強勢主張等等。今年，我認為這些既有的「新局勢」將開始被華府所接受 ─ 而我希望台灣政府也能接受 ─ 但台北一定不願意。要認清楚中國在性質上改變其策略，將會如何影響到台北和華盛頓，這是未來幾年唯一最重要的問題。 四十年來美國的政策是基於一個信念，當一切都說過而且也做過之後，中國和美國就會是朋友。而唯一會使他們分道揚鑣的問題，如同中國一再堅持的，就是台灣 ─ 而且美國對此也深信不疑，就是這種實況導致許\多決策者將台灣的利益邊緣化，因為他們所設想的都是與中國的關係。 自從馬政府上台以來，比起過去任何的台灣政府，台北與北京和華盛頓都有更親密的合作。馬英九假設這種作法可以迎合美國的想法：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命中注定是亞洲一個「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角色，這意謂著兩岸關係可以大步開放，而軍事對峙將會降低，對台灣的安全與民主沒有任何實際的威脅。 才剛過了一年多，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而且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也是一團糟。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華盛頓和台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可以認清這個事實，因為這項政策的根源很深，而且需要追溯長遠，有些用詞遣字只能發揮想像力。 如今，台灣不再是唯一的議題了，反而是整個64.8萬平方英里的南海，都被中國聲稱是主權上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中國也再度開始干擾美國在國際水域和空域的作業，先前對日本的無情壓力已經增大，越南也飽受驚嚇。甚至是菲律賓，沒想到數十年前打破與美國的同盟，現在由於中國主張菲律賓的外島屬於中國，正緊急準備自衛。印度則擔心許\多事情，包括中國在他的周圍大剌剌地建立基地，以及中國在印度洋獲得海底探勘的同意權。無論美國、中國的鄰國、以及台灣是否喜歡，這些行動都代表著中國的政策有明顯的長期變動。 這種改變已經造成影響。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在今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雖然承認中國的新政策已經開始引起一個對付他的對抗聯盟，奈伊卻依然建議繼續維持開放、貿易、以及交往的作法 。作為我的一位知名朋友，這篇文章極力斷言美國和中國之間不可能存有敵意：不管中國是否喜歡，他們將是我們的朋友。其實這種立場站不住腳，如果想要製造麻煩，他們將會蠻幹，而我們無法阻止他們。 大約在同一時間，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發表《論中國》（On China）新書，誠如我在《旗幟週刊》（Weekly […]

 葉望輝 Stephen Yates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辦公室亞洲安全顧問 「如果兩岸不能統一和台灣不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走出去就將會受到很大限制，不僅海洋資源得不到充分的開發利用，中國想進一步對外開放都會受到限制。……中國就成為一個內海國家了。」 ─ 溫宗仁上將，《大公報》2005年3月10日 「中國對南海諸島及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的依據……」 ─ 耿雁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言人， 2010年7月30日 當前亞太區域安全的局勢 今年春季，正當阿拉伯世界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地的戰爭以及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吸引了全球目光之際，越來越具有侵略意圖且自以為是的中國，為了積極建立霸權，也同步升高了亞洲的緊張局勢，只不過，對照起中國數十年來的行徑，這些行動一點也不稀奇。中國這些年來的侵略行徑，包括有1979年入侵越南、1994年入侵美濟礁（Mischief Reef）、1995/1996年朝台灣海峽發射飛彈、2001年導致EP-3偵察機迫降等等。所以當前美國所面臨最迫切的問題，就是重新制訂它的亞太戰略，以便在財政窘困、大中東地區依舊動亂頻仍的年代下，妥善面對一個藉機壯膽、根本不把「和平崛起」當一回事的不民主中國所帶來的挑戰。 最近幾年，美國試圖透過坦率公開的外交對話，尋求中國在國際共同議題上的合作，並且開放美國的學術領域給中國留學生，藉以降低彼此因誤判情勢而導致兵戎相見的可能，可是中國卻把這種試圖建立互惠伙伴關係的作法，轉變成影響美國政策，並逐漸將美國排擠出亞太區域的工具。 南海主權爭議不過是中國想要邁向進一步的目標，企圖剷除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與存在，並採取兩面外交手法的例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2011年6月15日表示：「我們希望南海爭議的非當事國切實尊重當事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爭議的努力」，另一則出現在《解放日報》的短評也表示：「中國堅決反對與南海問題無關的國家插手南海爭議，反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 ，不過當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箎在印尼峇里島所舉行的東協高峰論壇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會面後，卻又宣稱：「中國願意盡一切努力與美國合作，並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悉心維護並積極推進中美關係」 ；可別忘了在2010年東協區域論壇時，同一個楊潔箎卻在希拉蕊表示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議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且「美國支持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讓所有對南海宣稱擁有主權的各國透過外交程序進行協調，解決各種領土爭議」 之後，旋即不留情面地退席抗議，等到楊潔箎再次回到會場後，他一股腦地放言恫嚇半小時之久，指控美國正在主導一項對抗中國的陰謀，並以 — 「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的都是些小國家 」 — 的論調斥責其他東協國家。2011年這次論壇，就在希拉蕊離開峇里島不到兩天的時間，中國政府所掌控的《中國日報網》也有一篇報導寫著：「任何將此議題國際化的意圖，都違反了中國與東協的意願。……希拉蕊鼓勵世界其他各國進場加碼以確保這些爭議不會失控。……（藉由）建議所有領土爭議都『根據聯合國海洋公法清楚的定義加以解決』，……希拉蕊的說詞除了更進一步複雜化該議題，也讓區域內各國再次陷入爭議的混亂外，毫無助益。如果世界其他各國真的把她的話當一回事，則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 儘管在共同利益上採取善意言論，並表達將為區域和平一起努力的意願，但為了保險起見，我們還是不能忽視中國具有侵略性的立場 — 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句「歷史上毫無爭議的神聖領土」，這個主張總是不絕於耳。 這樣的現實當然跟近年來溫情攻勢的基調格格不入。中國對台灣的主張已經導致台灣海峽成為最危險的衝突點，極有可能因此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最糟糕的情況就是一場無止境、牽連區域各國並改變世界局勢的毀滅性戰爭，而美國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與台灣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勢必無法對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視而不見。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以亞太區域安全為背景，檢視美、中、台三者的關係，而現有美中、美台之間的關係也必須回歸到歷史架構中進行探索。隨著時間流逝，許\多不同的戰略與政策都會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被端上檯面，重要的應該是挑戰這些過往的想法，並嚴格地加以檢視，而非單純地因循苟且，特別是檢視有關美中與美台之間，因為輕忽、漠視以及檯面下交易所建立起的特殊關係。這篇文章將透過區域安全的視野，提出美台關係的全方位觀點，並且希望專家學者與政策制訂者透過知識的傳播與回饋，提出強化美台關係的建議，避免誤判，並達成亞太地區長遠的和平。 依照時間序列，美台關係大致上可區分成五個時期：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二、冷戰初期；三、尼克森與季辛吉時期的冷戰；四、後冷戰時期；五、當前尚未定義的階段。以下章節將依照這五個時期分別進行探討，最終並提出能夠促成區域安全與和平的建議。 一、框限日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代的美、中、台關係 亞太地區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代的國際關係，奠基於1940年代末期。戰敗國的日本在1945到1950年間被美國佔領，其目的在於確保日本將永遠不會成為威脅，因此美國推動了日本的民主化及非軍事化。然而當全球局勢進入冷戰階段，圍堵共產勢力及蘇聯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之後，美國佔領日本的戰略想法也隨之改變，對日本的期待不再只是民主與非軍事化而已，甚至開始尋求建立盟邦的可能。在執行1947年所制訂《和平憲法》當中著名的第九條、要求日本放棄建立一支具有攻擊能力的軍隊外，美國也在1951年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並簽署共同安保協定，將日本納入美國新成立的盟邦體系內。而日本則在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的領導下，將國家總體目標集中在經濟發展領域，每年支付的國防費用低到不及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 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不如對日本那麼明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期待中國（當時稱作所謂的「中華民國」）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也就在這樣的基礎上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日本戰敗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彼此為了奪取政權，導致中國內戰再次爆發。當時美國政府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並且希望雙方能夠取得妥協的和解方案。杜魯門總統與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指派馬歇爾將軍居中斡旋卻一無所獲，杜魯門遂開始相信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是個無能、短視又貪腐的政府，艾奇遜也隨即做出華府不應再對蔣政權提供援助的結論，兩人便發表一篇公開聲明，表示美國將不再介入中國內戰的立場。 不過，杜魯門政府對於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卻另有看法 。國家安全會議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扼住重要海運航線的要津，無可避免會遭受想要取得海運控制權的蘇聯之覬覦，但是美國卻在1950年北京打算發動跨海戰爭時，排除了出兵防衛台灣的可能，如果蔣介石及國民黨政權必將滅亡的話，美國索性等到內戰分出勝敗後再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並期望尋求與新政府合作，以便在亞洲安排一個可以直接跟戰敗國日本相互抗衡並取得平衡的局勢 。 二、圍堵共產勢力：冷戰初期的美台關係 美國在冷戰初期對中國與台灣採取「雙邊嚇阻」（Dual Deterrence）的政策 ── 目的是為了確保台灣跟中國都必須不斷猜測美國究竟會在什麼時間點出面干預，好讓雙方都不會對另一邊發動先制攻擊。圍堵政策也促使美國向盟邦 ── 包括台灣 ── 尋求合作，以遏止共產勢力的擴張主義 ── 包括從中國輸出的。 隨著韓戰在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與中國的軍事對抗也成為冷戰初期的重頭戲，起因於中國在1950年末派遣「志願軍」參與韓戰所導致的直接軍事衝突。韓戰的軍事對峙與意識型態衝擊，為接下來30年的美中關係帶來深遠且具破壞性的影響，擔心韓戰衝突波及整個區域的杜魯門，在1950年指派第七艦隊前往台灣海峽。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的結果有雙重含意：一、中國共產黨因此無法按照原先計畫解放台灣，二、蔣介石因此得以在台灣鞏固他所率領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遂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戰略的重點之一，而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也成為所謂的「自由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4年開始砲擊金門 ── 一個由台灣所掌控卻距離中國沿海只有幾公里遠的島嶼 ── […]

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1780年美國獨立戰爭方酣時寫給妻子艾碧蓋兒家信中說：「為了我的後代能自由的享受數學與哲學的樂趣，我要研究政治與軍事。」 長島議員的文章提出非常具體的看法與建議，範圍涉及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情勢與構想，筆者在此想針對台灣海峽問題，提出台灣軍事和平的思索方向。 亞洲太平洋地區擁有全球最大的洋面、最多的人口，亦是近二十年來經貿發展最具有傳奇性的區域。台灣的位置地處世界最大陸地和全球最大洋面交會處，是第一島鏈的中心，也就是位於西太平洋地區的中心位置。根據各種情勢顯示，中國、韓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迅速崛起，更是21世紀初最顯著的變化，使得亞洲太平洋地區將成爲廿一世紀世界發展的重心，其中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中心的就是台灣。 同時，台灣還控制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不僅將台灣海峽成為中國內海，也將勢力伸入東南亞海島各國，中國甚至會突破第一島鏈，進出太平洋與美國爭霸，美國至少將失去半個太平洋，而日本的生命線也將受制於中國。由於台灣的戰略地位如此重要，中國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領土野心，所以除以政治力讓台灣政黨的政策偏向中國之外，更時時刻刻不忘以武力統一台灣的企圖。 在台灣海峽五十年的戰略對峙中，軍事衝突的危險性始終存在，由於中國始終拒絕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立場，同時堅持且廣泛地讓海峽兩岸及全世界相信一旦台灣獨立或拖延統一，中國便會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因此，台灣海峽是否會發生戰爭，現有的和平形勢能否維持，就成為影響台灣政治走向及國家安全策略的最重大因素。長久以來，雖然軍事問題關係台灣作為國家的生存發展根本形勢，實際上卻很少被認真地思索及解析，因此本文旨在對台灣維繫軍事和平的諸多面向進行討論。 首先，過去和平的意義，一般認為是不發生戰爭。若考量台海現實情勢具體說來，就是中國不以武力對台發起戰爭行動。國際爭端應以和平手段解決為前提，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共識。依據國際法原則，發動戰爭以解決國際爭端是非法的，因此任何具備先決條件的和平都是不正確的，除非此一條件是以對方不侵犯我方為原則。因此，由於不被武力攻擊是人類基本生存權，如果台海軍事和平的先決條件只建立在台灣不獨立上，這種「和平」充其量僅是中國軍力到達攻台成功臨界點，足以滅台前的暫時僵持狀態而已。 其次，台海軍事和平是任何政府執政的努力方向，但對於何種政策足以危及台海軍事和平，需要作清晰的認知。如果台灣不具備足夠的防禦能力，就是對軍事和平最直接而明顯的破壞。其他政策除非涉及主權立場的重大變更，其實對軍事和平的影響往往小於一般的預期，如過去陳水扁和抱持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上台執政，並未如外界所預料的立刻招致中國武力攻擊。 台灣傳統上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經常將其他政策對軍事和平的影響作出錯誤的估計。譬如說軍方主動建議中止或縮小演習以和緩兩岸關係，就是對軍事和平的過度上綱。由於台灣對中國的軍事能力、軍事目標缺乏真確的認識，常有這樣的判斷不足為奇，但對保障台灣安全是有害的。如果台灣過於將軍事和平上綱，在太多方面多所退讓以求討好北京，反而更難獲致軍事和平。就中國對台動用武力的條件來看，其實可以看出北京完全要保持行動的自主性及伸縮性，而由中國建政之後對外動用武力的經驗，可以看出通常是在政治手段皆無效之後，才動用武力。換言之，武力並非首先且無限上綱的對外政策基調。相反地，中國近幾年來擴張軍力的速度和台灣的防衛能力並不相稱。我們應有的認知是如果台海局勢出現中國軍力具備足以在美國可能干預之下仍足以迅速擊敗台灣的能力，則台灣海峽的和平必難確保。這也是長島議員一再強調美日同盟維持軍事強度的必要。 第三，軍事和平並非台灣單方面的責任。以台灣現有軍事實力及國際形勢觀察，台海軍事和平其實取決於諸多因素，和戰主動權完全掌握於中國之手。台灣如果認為光憑本身對中國表示善意就能形成軍事和平，是昧於國際形勢的看法。台灣國家安全及生存發展最大的危機，乃在中國對台灣本島以武力發動戰爭的行動。 因為武力的運用其實包含許多層次，戰爭的強度亦非一貫不變，而是隨戰略、政略、國際情勢等內外主客觀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特別是在目前中國軍事戰略的全番判斷中，所謂「超限戰」、「不對稱戰爭」的論調甚囂塵上，雖然據現有已經公開的資訊，除了積極發展網路駭客及反駭客戰法之外，還看不到中國軍方具體的「超限戰」或「不對稱戰爭」準則，但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對台可能運用的武力手段，可能不止軍事進攻，其他一切足以破壞我抵抗實力，削弱我抵抗意志的方式，可能都在其作戰計劃之中。舉例而言，1996年中國對台灣實施的飛彈試射及海空登陸演習，明顯就對台灣社會形成巨大衝擊，類此以武力意圖影響台灣政治取向的行為，其實已是不折不扣的武力犯台。 因此，台灣所要面臨的並非只要我們在統獨之間作抉擇，就能得到滿意的解答；同時對方的立場及策略也是充滿變化的，除了軍事手段外，包含著諸多選項，因為國防不可能單獨存在。我們必須瞭解軍事為政治的手段，而政治為軍事的目的。國家戰略包含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社會心理等議題，舉凡跟國家利益有關的事項都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台海的軍事衝突，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在一方面來說，美國希望藉由與中國的交往，將它整合到世界經濟裡，並且將它轉化成一個民主且負責任的國家。但另一方面，美國仍然對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具有強烈的使命與利益。這個地區的軍事衝突，不但會中斷西太平洋繁榮的經濟──美國也在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會讓美國捲入與中國的正面軍事衝突。 近年來，美國與中國的交往日益密切，但美國與中國的交往並不代表就一定要犧牲台灣的利益──交往同時也代表著維護美國及其友邦的國家利益。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而這個民主國家認同美國民主與自由的建國理念。因此，華盛頓應該以誠意與尊重對待台北，至少這是島國台灣所應得的。但不幸的是，類似這種種道德上的訴求，雖然可能會引起美國大眾的同情與支持，但在講究國家利益與權力分配的國際政治而言，卻很少能引起政客的共鳴。 基本上，東北亞正在進入「多極體制」。過去東北亞是由中國一國獨大二千多年，隨後日本在東北亞獨大五十多年，二次大戰後是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東北亞都是由一國主導的形式。然而，現在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的地位弱化，它會繼續陷在中東糾葛無暇他顧；但美國不會離開亞洲，卻也不能壓制亞洲。中國雖然崛起，但也不可能完全壓制日韓。日本雖仍是區域強權，但絕無可能做為亞洲的唯一龍頭老大。未來十年，亞洲大國格局會很像十九世紀歐洲強權關係，大國間合縱連橫、相互制衡。 目前東亞區域內的大國都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際關係，不過爭議性高的政治問題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決，例如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中日之間的釣魚台問題和東海油田問題，這些政治問題的發展仍然值得密切注意。如今中國快速崛起，為了制衡中國的中心地位，美國以美日聯盟為核心和基礎，強化與其他亞洲鄰邦如韓國、印度、越南的關係。中國要取信亞洲鄰邦，不被認為威脅鄰居自主和安全，其試金石就在於能否在東亞與各國發展和睦關係，以及其是否願意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長島昭久  前防衛大臣政務官，民主黨眾議院議員 “增強現代化軍事力量的中國，將在亞洲的地中海（南中國海）威脅到西方國家。擁有航空戰力的中國，再加上其大陸性格，將會主宰亞洲的地中海。” ── 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 – 1943） 現今東亞．西太平洋的戰略環境，正面臨著約七十年前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所預見的嚴峻形勢。在2008年5月14日舉行的美印軍事協議會談中，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官基廷（Timothy J. Keating），向印度海軍參謀長梅塔（Sureesh Mehta）轉述一名中國海軍高層的說法，其內容正足以證明前述史派克曼的預言。那名中國海軍高層大言不慚地聲稱將來中國將擁有多艘的航空母艦： “美國控制夏威夷以東，中國主宰夏威夷以西和印度洋。如此，美國就沒有將手伸到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我們也不必向東太平洋發展。我們這邊有什麼事會告知美國，也希望美國方面如果發生什麼事也向中國通報。” 在這位中國海軍高層充滿自信的發言中，未來中國的勢力範圍除西太平洋之外，連自己完全沒有海岸線的印度洋也包括在內。我本身也曾從好友前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林（Michael Green）聽到過類似的說法。當時他還任職於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也是中國政府的相關人士告訴他這個論調，當時我們還真無法接受。然而，在約經過十年後的今天，由於中國海軍的快速成長，顯現前述發言逐漸帶有現實性。同時，中國積極（aggressive）推進海洋發展的動向，對隔著東海或台灣海峽與中國近距離接觸的「海洋國家」日本和台灣，是安全保障方面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 中國向海洋擴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越戰剛結束的1970年代，而且當時可以看出其一定的模式。尤其是在戰略層面上，基本上遵從鄧小平的著名警語：「韜光養晦」，謹慎地以填補超級大國權力真空的方式進行。也就是說，在1973年越戰結束美軍撤出之後，中國即於翌年入侵越南，並佔領西沙群島；對於自1972年起開始取代美軍的蘇聯軍隊，當其在1987年撤出金蘭灣之後，中國軍隊立即進駐南沙群島，並於次年與越南的海上部隊衝突；在1992年美國準備撤出在菲律賓的海空基地之際，中國頒佈《領海法》，發表有如吞併包括釣魚台、台灣及南中國海絕大部分的主權聲明；在1995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廢除後，中國立刻軍事佔領南沙群島的美濟礁。 時序進入200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向海洋擴張的動作更加顯著。在去年的東協區域論壇中，中國外長聯合其集團直接挑戰美國國務卿，單是自今年初以來，二月中國海軍在離巴拉望島120浬的海面上，向三艘菲律賓漁船開火；五月，兩艘中國海洋監測船將越南國家石油公司鑽探船拖曳的石油勘探設備的電纜剪斷；六月，中國海軍艦艇更向越南漁船進行威嚇射擊，南海在中國高壓（assertive）的權益擴張行動下，明顯地對區域帶來嚴重的不安定因素。中國主要是相準美國忙於反恐戰爭而被綁在中東，降低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感，從而在此期間展開各項行動。事實上，美軍過去十年在該地區部署的部隊已從 10萬減少到7萬多，等於是已經下降近30％。其中大多數繼續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役，並沒有回到以沖繩為中心的西太平洋。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中國所有的海洋權益擴大行為都是發生在「平時」的這項事實。確實有少部分如1988年曾與越南在西沙群島有小規模的交火，但從未發展到需要美國介入以致動搖區域情勢的軍事衝突，宛如忠實地遵照《孫子兵法》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吾人必須警戒中國巧妙的戰略施為。此外，自2000年代以後成為中國軍事戰略基礎的「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正是將孫子「兵者，詭道也」的教誨加以具體化，對於中國除了軍事更利用非軍事因素的整體戰略，我們必須確實掌握其本質的精髓。關於此點，台灣2009年出版的「國防白皮書」有如下論述，可說是發人深省的精闢分析： “（中國的軍事戰略是）藉平戰結合調整兵力部署、超越傳統活動區域等策略、做法，期『經由例外、造成慣例、形成常態』，以麻痺我軍警覺、模糊兩軍現有互動模式、迫使國際默認並接受兩岸相對局勢變化，以達其壓縮我軍戰略戰術預警及反應時間。” 如此，不斷地進行強壓式海洋擴張行動的中國，其戰略意圖並不明確、不透明，但屢屢成為周邊國家最大的擔憂。但我認為中國在這方面有相當明確的目標，亦即建設「海洋強國」的長期戰略。這是以鄧小平的左右手、有「中國馬漢」之稱的海軍上將劉華清於1985年策劃的「近海防禦戰略」為基礎，到2000年為止致力於提高中國沿海的防禦能力；到2010年確立「九州－琉球－台灣－菲律賓－婆羅洲」第一島鏈內側的制海權；在2030年擁有複數的傳統航空母艦戰鬥群，確立「小笠原群島－關島－塞班島－天寧島（Tinian，屬馬里亞納群島）－巴布亞幾內亞」第二島鏈內側的制海權；2040年擁有超過一艘以上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削弱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制海權，成為與美國對等的海上霸權。 換言之，中國早在30年前即已將太平洋和印度洋放入視野，建構超過 60年的大戰略。同時，“近海”的概念本身絕不是一個地理上的定義，而是「伴隨著戰略情勢發展和海軍的戰略能力的提昇而擴大」，此點必須嚴加注意。事實上，為支持此點，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在2009年向中國海軍高層強調「遠海防衛」的必要性。胡錦濤表示： “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的同時，逐步向遠海防衛型轉變，提高遠海機動作戰能力，提高維護國家領海和海洋權益，以保護國家日益發展的海洋產業、海上運輸和能源戰略通道的安全。” 在目前中國的海軍現代化計劃中，在2015年達成距離中國本土1500公里的海域－約與第一島鏈外緣線重疊－，以陸上航空兵力確保空中優勢，配合水上艦艇部署40艘以上搭載飛彈的潛艇，以期能在1500公里線阻止美國艦載機的接近。軍事專家普遍認為，這個計劃與劉華清的長期戰略雖稍有時間上的微幅差異，但基本上幾乎是完全相符。特別是水上艦艇和搭載巡弋飛彈或彈道飛彈的潛艇，使中國的威脅性大幅增加。具體而言，由現代級驅逐艦搭載SS- N – 22（Sunburn炙）超音速巡弋飛彈，以及可由潛艇發射的SS – N – 27B（Klub）或SS – N – 27（Sizzler）巡弋飛彈等，已成為對日本海上自衛隊或美國海軍真正的威脅。除此之外，更讓美國太平洋部隊神經緊張的是，中國現在開發中有「航空母艦殺手」之稱的陸基型反艦艇彈道飛彈（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ASBM）。 整體而言，這些能力稱為「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capability, A2/AD）」。一旦中國可以充分行使這種能力時，東亞和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具體而言，美國將面對從本土展開的美軍戰略投射能力明顯受到制約的情況。例如1996年爆發台海危機時，對於中國挑釁式的試射飛彈演習，柯林頓政府立即派出兩個航空母艦機動戰鬥群加以鎮懾。然而，如果今天發生同樣的事情，歐巴馬政府是否能像15年前毫不猶豫地將航空母艦機動特遣部隊派到這個海域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軍隊前述 A2/AD戰力，可以從空中、海洋和海底阻止美軍的遠征部隊的接近。如果中國的「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突破第一島鏈，藉由航空母艦等的投入而擴展到第二島鏈時，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將完全被納入中國區域封鎖的範圍。對美國及其盟國而言，此點正是最壞的發展狀況。但是，這恰恰是30年前劉華清上將所勾勒的海洋強國戰略的本質。 對於中國這般的動向，我們日本和台灣如果不能確保對這種「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的抵消力量、抑制能力，則第二島鏈內側海域將成為中國的內海。同時，中國的戰略目標絕不只是在第二島鏈外側與美國海軍互角，而必然還要確保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廣大海域的自由活動（即制海．制空權）。這個海域的戰略價值，正如蘇聯在冷戰時期將鄂霍次克海和巴倫支海（Barents Sea）列為聖域一般，等於是確保中國對美國的第二波核武攻擊能力。也就是說，如果在該水域部署核子潛艇，由其發射研製中射程達8000公里的潛射彈道飛彈（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SLBM），則美國本土的任何地點都將成為其打擊目標。為使此點成為可能，中國在提高飛彈命中精度的同時，現在還專注於建立航空母艦打擊部隊。 […]

安倍晋三 前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眾議院議員 前言 今天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本人謹從內心深切向以羅福全理事長為首的台灣安保協會諸位敬致謝忱。同時，在這個重要的國際研討會中，能與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共同發表基調演講，敝人感到非常光榮。 我過去曾多次訪問過台灣這個地方，每次在飛機降落時，我都有回到故鄉的感覺。除了祖國日本以外，讓我從內心有這種感覺的地方，全世界只有台灣。這次由於在本研討會演講的機會，讓我和我的家人能再回到熱愛的台灣，真是非常高興。 日本和台灣的連帶－對援助震災重建復興的感謝 方才提到對台灣的親近感，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覺。日本對台灣感覺親近的人很多，這是一種跨越世代的現象。現在這種日本人對台灣的情感更進一步得到深化。在今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日本得到台灣莫大的支援，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地震發生的翌日(3月12日)，台灣政府立即發佈捐助一億台幣，以當時的匯率相當於兩億八千萬日圓。其後迄今，台灣各界不斷將龐大的捐款送到災區，目前總金額已達約兩百億日圓。這是一個壓倒性的數額，而且現在這個數額還在繼續增加。同時，在地震發生後，台灣一支約30人的救援隊，立即進入宮城縣從事救助活動。此外，還有龐大的救濟物資從台灣陸續送到災區。在官方的支援之外，民間團體、企業界組成的志願團體，甚至包括小朋友們，整個台灣的捐款、物資和救援隊都不斷湧到災區。我們日本人對世界各地的支援和友情，不論金額或人數，都深深表示感謝。然而，對於給予如此眾多協助的台灣各位，還是會有特殊的感激之情。我做為一個日本人，而且是曾擔任過日本首相的人，基於對各位特別的感謝，因此更加高興地接受此次的邀請。 回想起1999年台灣中部發生大地震之際，當時日本也是先於其他國家派遣救援隊到台灣。此次發生3.11大地震，台灣迄今仍繼續不斷地支援日本，這種日本和台灣之間強固的關係和友情，更在歷史上增添新的篇章。對於台灣各位所展現的友情，日本人將永遠銘刻在心。事實上，根據台灣駐日代表處（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在五月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將近七成的日本人回答「對台灣感覺親近」。我認為，目前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即使從全世界來看，也是最親密友好的鄰居關係。此點對於熱愛台灣的我而言，更是感到無上的喜悅。 日本人在311地震所展示的價值觀 2011年3月11日對現在存活的日本人而言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在世界的歷史中，大規模自然災害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事例屢見不鮮。例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於1755年11月1日發生大地震，並引發海嘯和火災。以此為轉捩點，當時的大國葡萄牙走上凋落之路。即便在經過350年之後，現在的葡萄牙仍無法恢復昔日的輝煌。此外，因為11月1日是基督教的節日，這也使得葡萄牙對基督教的信仰大幅動搖。 相反地，日本的情況如何呢？雖然地震發生已經過近半年，但災區仍是遍地瓦礫，很多人被迫住在臨時住宅或避難所。死亡或失蹤者超過 20,000人，經濟損失約達16兆日圓至25兆日圓。重建無疑需要相當的時間。日本是否會因而走上凋落之路呢？我深信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因為日本人擁有高尚的道德性和堅強的心理狀態。 對於日本人在這樣的大災難中仍能有秩序地採取行動，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同時，看到親屬或朋友死亡、無家可歸、失去工作的災民．難民仍互相幫助的情景，使我重新認識到日本迄今為止培養的價值觀和潛能。 這次的地震成為日本國民必須面對的一堵高牆。在任誰都會陷入恐慌情況中，為解決核電廠事故而盡力的自衛隊、消防隊、員警以及地方政府官員，都讓日本國民感銘在心。他們向我們展示人類超越利害考量的價值。這讓我們在這次悲慘的地震中看到人性的光輝與未來希望的曙光。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戰後的日本令人感覺是遇事優先考慮利害關係，但在這次國家的災難中，日本國民一個人一個人以實際作為所展現的那種超越利害關係的心靈，今天已經深植許多人的心中。我想這樣的做法需要極大的勇氣，我堅信只要這樣的精神沒有淪喪，日本總有一天會重新復興。 震災復興、脫離通貨緊縮、朝向經濟成長 日本要從震災完全復興的關鍵，除了日本人強韌的精神力之外，還要確保有足夠的重建資金。正如我方才所說地，這次地震的直接損害估計最高達到 25兆日圓。若再加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所造成的大範圍破壞，則最終損害無疑將非常龐大。因此，如何確保財源將是一大課題。 菅直人政權考慮以臨時增稅來確保財源。新政權是否能將增稅的重建財源論轉換成實際政策還在未定之天，但永田町、霞之關的增稅派都已經開始準備，連我們自民黨的國會議員也有贊成增稅者。但我是一直強烈反對依賴增稅做為重建的政府財源。 如眾所周知地，日本在地震前即已持續著嚴重的通貨緊縮。目前名義上的國內生產總值與20年前的1990年代幾乎相同。這次地震對原本低迷的日本經濟簡直就是雪上加霜。除了莫大的損害之外，再加上對電力供應的不安，使得私人消費和商業活動仍然沒有完全恢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開始增稅，將會使國民的消費意願進一步低落，企業會逃到國外，如此將造成日本經濟不可逆轉的嚴重損害。如此一來，不要說重建會有問題，連經濟復甦也都會更加遙遙無期，更遑論要解決佔 GDP兩倍的龐大財政赤字，這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此種情況有如日本沉沒一般。 在此應記取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教訓。這場發生於1995年的大地震，日本單是直接受害金額即達10兆日圓。當時以我們自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權立即迅速處理，使得日本經濟在兩年後復甦而重回軌道。然而，此時對未來經濟抱持樂觀的論調開始出現，當時橋本政權即順勢調高消費稅。結果如何呢？當初認為此舉會增加稅收，但結果因消費減少、商業活動停滯，反而造成國家歲入核心的所得稅和公司稅大幅減少。我們絕不能忘記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目前是超黨派國會議員團體－「不增稅，另尋復興財源研究會」的自民黨代表。這個團體在今年六月通過一項反對增稅的決議，並已得到參眾兩院約 200名國會議員的簽署。這個超黨派團體主張確保復興財源的第一步是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締結政策協定，原則上由日本銀行全額購買日本政府發行的震災國債，實施所謂的「全數購買作戰」。藉由此一政策，即可能在不增加國民負擔的情況下，確保復興必要的資金。 這個「全數購買作戰」的效果不僅限於重建資金的確保。更重要的是，這是讓日本走上經濟復甦軌道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日本目前在國際金融最前線立於嚴峻的處境。日本正受到異樣匯率動向的擺\弄，因為儘管經濟景氣如此低迷，但日圓卻上漲到戰後最高值的水準。面對此種狀況，日本政府雖然也知道毫無效果，但卻一再採取單獨介入的處理方式。甚至有著名的經濟學者認為日本已經「束手無策」，只有舉白旗投降一途。看到這種狀況，日本國民會怎麼想？絕大多數的國民應該會對什麼都不做的政府和不負責任的專家感到憤怒。 日本若能實施前述「全數購買作戰」，藉由進入市場的日圓增加，我們可以期待會有抑制現在這種異樣日圓升值和嚴重通貨緊縮的效果。我們這個超黨派國會議員團體的目標即是由此出發。這次襲擊日本的地震雖然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我們不能讓它只是做為悲劇而結束。以3.11震災為契機，我們向公眾呼籲徹底顛覆震災之前日本政府與日本銀行一貫的政策。換句話說，我們的政策目標是日本應藉由徹底採取金融寬鬆政策，克服日本經濟．財政所面對的巨大困難，而與震災的重建同時地，讓日本經濟回到成長的正軌。 對於此點，日本財務省、日本銀行和與這些官僚組織接近的知名學者，又開始提出「(此種做法)將導致財政紀律淪喪，國債可能暴跌」或是「(此種做法)會造成快速通貨膨脹」等批評，但真的會如此嗎？我不認為會如此。防止財政崩潰的方法，要讓基礎財政收支對GDP的比率成為正數，而其要點是要提高名義上的 GDP成長率。此外，若慮及目前嚴重的通貨緊縮，單是進行相當規模的「全數購買作戰」，就有防止過度通貨膨脹的可能。在小泉政府時代的2003年，國家的基礎財政收支為負28兆日圓，但在我接任時藉由2007年的預算編成，在不加稅的情況下，成功地將其降低到負六兆日圓。 我們認為必須將3.11震災所帶來的危機化為轉機，藉由以整備基礎建設為中心的財政政策的有效整合，以及強力的定量寬鬆的金融政策，讓日本經濟回到成長的軌道。政府因為沒有錢而尋求由國民負擔的政策，其實不是一個有勇氣的政策，而只是缺乏想像力，將問題轉嫁國民的不負責任的政策。 朝向亞洲經濟的持續成長 日本強大經濟的復甦，除要有我方才提出的日本國內政策大轉換之外，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與經濟顯著成長的亞洲各國的關係。去年日本對亞洲的出口約成長30％，總額首次超過十兆日圓。在美國和歐洲財務問題惡化的情況下，原本令人擔憂亞洲經濟成長是否會因而減緩，但從中長期的觀點來看，亞洲經濟今後無疑仍將蓬勃發展。日本政府也預估，日本除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其國內生產總值在2030年將佔全世界的35％。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快速經濟成長造成新的經濟落差問題。如美國專家曾指出，中國官方宣佈其農村和城市地區的收入差距為3倍，但事實上至少超過 20倍以上，甚至最高差距有超過 60倍以上者。但這種經濟落差對台灣和日本等成熟的經濟社會也無法置之度外，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同時，區域內各國的經濟落差也呈現嚴重的狀況。如比較東協各國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新加坡和汶萊與最低的柬埔寨和緬甸，其差距約達 60倍。貧困是產生社會動盪、造成政治不安的原因。此外，社會動盪也是造成地區衝突和恐怖主義的原因。日本透過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的合作，一直在亞洲地區推動使該地人民藉由自己的力量，創造解決貧困環境的方案。我期望台灣和日本能將貧困和經濟落差定位為區域的安全保障問題，而在這方面加深雙方的合作關係。 強化美日同盟的角色－持續觀察中國 現在3.11震災也成為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以及美日同盟的重大轉機。眾所周知地，在這次地震發生後不久，美軍立即展開「朋友作戰」，而對日本進行支援活動。此次自衛隊和美軍共投入12萬人參與救援作戰，這是美日同盟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實際活動。3.11地震雖然是自然災害，但範圍約達500公里的海嘯淹沒沿海地區，許多地區遭受毀滅性的損害，這種情況相當於武裝衝突造成的結果。此時再加上福島核電廠事故，美國和日本判斷其情況接近「有事對應」的態勢而出動，可說是非常正確的決定。同時，美國和日本也完美地遂行這項任務。我認為這次成功的經驗，不只是對今後日本的安全保障，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但與此同時，美日同盟也面臨許多重大課題，而最大課題是兩國都陷入嚴重的財政問題。美國財政問題已到削減國防開支的最後階段。美國國債限額問題雖在八月初達成協議，但距離根本的解決還相當遙遠。日本也正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如果繼續放置而無法改善的話，很快就要被迫大幅削減國防預算。如此一來，由於裝備無法更新，自衛隊士氣必然低落，如此將使日本面臨非常嚴重的國家安全危機。為避免這種最壞的情況，在保障東亞安定的目標下，如何整備無懈可擊的戰力，對美日兩國都是共通的課題。 另一方面，亞洲各國近年來競相推動軍備的現代化。任何國家為防衛本國安全而擁有最低限度的武力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這個武力不能成為週邊國家的威脅。例如北韓的核武和飛彈的擴張，不僅威脅到亞洲，甚至造成全世界的危機。除了核武和飛彈的威脅之外，單是北韓政府自己承認的部分，就有17位日本國民遭到綁架，迄今仍有12位還在北韓國內。若根據民間團體的調查顯示，被綁架到北韓的日本人可能還有更多。日本必須向北韓表示這樣的事情絕對不被容許。 關於與北韓有堅強利害關係的中國，日本長年來一直期待其扮演角色，但現在尚未獲得充分的成果。中國領導人利用每一個機會，有限度地呈現其對北韓的影響力，但可以看出其似乎不想擔起責任。但客觀而言，中國對北韓來說是壓倒性的存在。例如，在2009年北韓的對外貿易中，就有高達 73％是對中貿易。中國的這個壓倒性的影響力，應為區域的安定、和平與正義而加以活用。 然而，中國是否能有效處理北韓威脅還在未定之天，而其自身卻採取可能導致地區不安定的行動。在過去 20年來，中國軍費快速增長，目前已達約20倍之多。特別是最近中國海軍力量的增長更為顯著。台灣就無庸贅言，對於日本擁有領土的東海，甚至包括南海在內的整個西太平洋地區，中國似乎都試圖將其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國係基於1980年代以來的「戰略邊疆論」而展開其軍事戰略。一言以蔽之，「戰略邊疆論」就是以國力決定邊界和專屬經濟區的立場，因此只要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其活動可能的地理範圍就會不斷擴大，這是極其危險的邏輯。聽到此點，或是有人可能會想起過去德國的「生存圈」的想法。 中國海軍勢力的增強是以1996年台海危機為契機。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我總會想起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其後蘇聯所走的道路。無論是1962年的蘇聯，還是 1996年的中國，都是在美國壓倒性的海軍力量前面被迫屈從，在蒙受這種「屈辱」之後開始強化海軍。然而，蘇聯其後走上什麼樣的歷史道路呢？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如何掌握這個歷史教訓。或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也擔心步上蘇聯的後塵，只是不能阻止人民解放軍的擴張。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中國過度的軍事擴張並不能獲得好處。中國並沒有擁有航空母艦的必要。同時，想要以力服人的行為，不只是增加巨額的財政負擔而已，也會使其失去區域各國的信賴，明顯損及中國的影響力。此點在他們最為重視的台灣特別是如此。 對於中國在南海採取強壓式的霸道行為，在去年7月的東協區域論壇部長級會議中，東協各國即顯現強烈的反彈。同時，美國希拉蕊國務卿公開表明支持東協各國的姿態。我認為當時希拉蕊國務卿應該是抱持著「如果讓中國在南海恣意妄為，那麼台灣海峽將不可能防衛」的強烈危機感。越南和菲律賓也開始為對抗中國的威脅而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同時，由於南海對日本也是關乎生死存亡的重要地區，因此我認為日本會為確保該海域的自由航行，而有必要與美國合作採取行動。首先，為讓有限的預算能做高效率的分配，日本必然會藉由技術的創新，強化海上自衛隊的戰力。其次，為讓美日同盟在發生不測事態時能充分發揮機能，日本會儘早承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最後，日本還必須重新審視「武器出口三原則」(即「不向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出售武器」、「不向聯合國禁止的國家出口武器」、「不向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或者可能要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出售武器」，但1976年三木首相提出對三原則對象以外的地區也不出售武器，1981年日本國會更通過《關於武器出口問題的決議》，此後日本一直實行禁止對任何國家出口武器的方針。)。日本民主黨雖然也終於體認到這些作法的必要性，但必須追求的是執行此一政策的速度。 日本無意成為武器輸出大國，也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更何況日本也完全不想回歸如中國經常指出的那種軍國主義。此點只要看日本迄今為止的實際作為即可明白。羅福全理事長數年前在日本的一場演講中指出，「在太平洋戰爭後，亞洲對日本採取嚴厲態度的只是一部分國家，大部分亞洲國家都期待日本對和平的貢獻。」。我從羅理事長的這個發言得到很大的鼓舞。我強烈地感受到，日本必須與這種有良知的亞洲鄰人攜手合作，同時將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做最大限度的活用，為今後亞洲的和平與安定，貢獻我們所有的力量。 結語－關於民主主義 談到這裡，我想大會給我的時間已剩下不多。明(2012)年世界各地將實施選擇政治領袖的重要選舉。彷彿是世界的政權選擇年。特別是占卜亞洲太平洋地區未來的關鍵選舉將陸續舉行，此時必將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揭開序幕的是明年一月的台灣總統選舉，接著是俄羅斯、美國和韓國的總統選舉。預測這些選舉的結果是干涉內政的行為，因此我對此不做任何發言。但我想指出的是，台灣或美國的選民都能依其自由意志投票選擇自己的政權，但相對於此，中國現在的政權也將於2012年下臺，新的領導班子即將誕生，這是已經決定的事。二者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國民並沒有選擇政權的自由。 選擇政權的自由是構成民主基礎的概念。同時，追求自由的想法是世界各地人們的共同價值。的確，民主非常煩雜，其過程曠日費時，甚至常使政治領袖綁手綁腳。然而，這就是民主，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制度。擁有民主這個共同價值的日本人和台灣人，對此應該有深刻的理解。我在任職首相期間，以重視自由、民主、基本人權和法治等四個價值為外交目標。亦即，日本應積極與擁有相同價值的國家和地區交往，但不是排他性的外交政策。我最重視的是將這些價值推行到更廣泛的區域。這個想法迄今仍然沒有改變。日本和台灣是擁有共同價值的重要夥伴。我們必須攜手將這些價值傳達到世界上尚未享有民主的人民手中。我堅信這是日本人和台灣人被賦予的責任和義務。 謝謝大會給我這個演講的機會。在此謹向以羅福全理事長為首的台灣安保協會各位成員，以及參加此次研討會的諸位先進深表謝意，同時也非常感謝能夠與明年一月參加台灣總統大選的蔡英文主席同台發表演講。我衷心冀盼能以今天的研討會為契機，讓台灣和日本的友好關係與政策合作進一步深化。謝謝！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本文發表於「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

菅義偉 剛才承蒙介紹，我是眾議院議員菅義偉。今天台灣安保協會主辦「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本人對舉辦如此盛會，表達由衷祝賀。而且承蒙邀請出席大會，感到無上的喜悅與光榮。 前次訪台 我在去年4月也曾經訪問過台灣，和今天出席的王金平院長、許世楷前駐日代表及馬英九總統進行會談。今年能夠再來台灣，感到無比的喜悅。 自我介紹、橫濱與台灣 大約5年前，我擔任總務大臣，襄助安倍總理大臣。日本的總務大臣是擔任廣播與郵便等情報通訊、地方自治、行政監督等工作。目前，我擔任日本眾議院的議院運營委員會的代表理事，懇請賜教。 我的選舉區在橫濱市，有日本最大的中華街，我和橫濱華僑總會有密切的交流，該會會長是出身台灣的施梨鵬先生。另外，橫濱還有橫濱中華學院，據說這是孫文先生提倡而設立的海外唯一的國父紀念學校。所以橫濱與台灣有很親密的關係，歡迎你們來訪。 對東日本大震災的支援 在演講之前，首先必須向您們深深致謝。今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震災之際，台灣派遣救援隊，運送救援物資，並且惠賜超過200億圓的捐款，金額高居世界首位，而且據說這是民間大家以小額捐款為中心所累積的捐款。馬總統說這是對於「1999年台灣中部的地震、2009年台灣南部大水災之際，日本快速支援的回報。」熱忱的支援令我們由衷感謝。 東亞的安全保障與最近的日本外交 日本剛好於2年前由我們自民黨政權輪替給現在的民主黨政權。詳細情形讓安倍先生說明，惟民主黨拋出日美中三角外交，使外交迷失了方向。沖繩的普天間基地移設問題使日美關係惡化，日中關係也因尖閣諸島周邊領海發生漁船衝撞事件等而引起惡化。 與台灣的友好關係也不例外，從安倍內閣以來，自民黨一直注重與台灣的友好關係。但遺憾的是，自從民主黨執政後，雙方國會議員之間的交流銳減。其實，「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這個研討會的主題，對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非常重要。 無可諱言的，中國的軍事力量對東亞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目前有1,000~1,200枚的短程彈道飛彈對準台灣，近年來為了確保東海和南海的海洋權益，也頻頻做出強勢的行為。面對這個共同的威脅，周邊諸國必須共同協力來應對。尤其是以自由、民主主義價值觀相同的台灣、日本、美國等的密切連攜，來應對擴張軍事力量的中國，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關安全保障問題，安倍先生會詳細談論，讓我說一些其他有關日本與台灣的文化交流等問題。 國民的意識 從民意調查可以明顯看出日本與台灣的國民感情非常良好。今年5月在日本所做的民意調查，對於「對台灣有親近感嗎？」的問題，有19%回答「非常親近」，有48%回答「比較上有親近感」，合計有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對台灣有親近感。關於「有信賴台灣嗎？」的問題，則有64%回答「還算信賴」，20%回答「非常信賴」，合計有84%的日本人對台灣寄予信賴。這比較二年前同樣的調查各增加10%。 台灣於2010年所做調查，問及最喜歡的國家是哪一國，答案為日本52%，與第二位的美國8%有很大落差；該調查也顯示，台灣最應該親近的國家為中國33%，日本為31%。去年我來台灣訪問時的會談中，對於二次大戰前長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的評價中，除感情上的評價外，客觀上的評價都肯定對基礎建設及農業整備等的貢獻，這對日本而言是很難得的感受。 經濟、觀光 經濟上也有密切的關係。台灣是日本排名第四的貿易夥伴，而日本是台灣排名第二的貿易夥伴。2007年成功\引進了日本技術的高鐵。民間的交流也很熱絡，每年雙方各有100萬人，合計超過200萬人往返於日本與台灣之間。去年雙方各在接近市中心的地方開闢羽田 ─ 松山機場新航線，比成田 ─ 桃園機場單程縮短二小時，相信往後的互相交流將會更加頻繁。 美術品公開促進法 此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將更加繁盛。今年3月，日本成立「海外美術品公開促進法」，這是為保護從海外借來的美術品不會被他人任意據為私有的法律。例如，如果在日本舉辦故宮博物院的展覽中，中國主張那些文化財是屬於自己的東西而訴諸訴訟的場合，法院不能夠將之扣押。因此，在日本也大有人氣的故宮博物館文物，得以在日本展覽的機會將可能實現。 展現歌喉 另外，還有一個日本NHK最受歡迎的節目「展現歌喉」，訂於10月2日在台北市的國父紀念館舉行。這個節目過去曾經在世界11個都市舉行過，後來因為預算關係，2005年以後就停止在海外舉行。有一位住在橫濱的吳正男先生熱心來函，盼望我擔任總務大臣時，能夠協助在台灣舉行「展現歌喉」。因此我上任後便開始檢討重新在海外公演之事，並指示NHK重新開始時在台灣舉行，所以這次能夠實現來台公演，使我非常愉快。 最後 日本與台灣有自由、民主主義等相同的價值觀，今後，日本與台灣以芳鄰的友誼，共同締造更密切的關係，這不但對雙方的發展，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與和平，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我也要向今天出席的諸位宣誓，共同為日本與台灣的友好關係盡力，來做為祝賀的演講。 譯者：侯榮邦（台獨聯盟主席特別助理）  *本文發表於「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蔡英文 民進黨主席 羅福全理事長、安倍晉三前首相閣下、王金平院長、從國外來參加這次會議的菅義偉議員、長島昭久議員、葉望輝先生，各位關切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的先進、各位貴賓們，大家早安！ 今天很榮幸應邀參加「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並致詞，要對於一直熱心關切台灣民主、和平與安全的主辦單位「台灣安保協會」及贊助單位「台灣民主基金會」表達敬佩之意。 台日關係與民主台灣 首先，因為有多位來自日本的朋友，所以本人要藉此機會再次的對日本民眾在311地震後表現出的冷靜、沉著以及災後重建的強烈意志與勇氣，表達最崇高的敬意。台灣人民在第一時間把對日本震災的關懷付諸於行動，民主進步黨也率先發起民間自發性的賑災募款。不論是台灣全國總計超過160億日幣的援助款，或是民間自發性捐贈的物資，甚至到後來日本網友串聯募款來台灣刊登廣告，答謝台灣人對日本的支援，這些感人的故事都讓東亞各國，甚至是國際社會深深的體驗到，台灣與日本人民的心其實是緊緊鑲嵌在一起的。 台灣人民對日本深厚的情感，有一大部份源自於兩國獨特的歷史紐帶跟人民之間密切的交流。但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二次大戰後，日本秉持追求和平的精神，不但打造了「made in Japan」的品牌而完成了傲視國際的經濟奇蹟，更在這過程中落實了令人欽佩的民主體制。台灣人民在思考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發展時，日本一直是最重要的參考對象之一。我們誠心的期待與相信，日本定能克服震災所留下的創傷，確立穩定的政治經濟體制，再次的製造日本奇蹟，重振往日光榮。 中國的崛起與東亞情勢 今天，台灣經歷過「民主化」的洗禮，正朝向一個更成熟的民主國度前進。在這個過程中，台灣面臨諸多挑戰，其中，由於中國的崛起，台灣位處這個變動中的國際環境的最前線，則是最嚴峻的挑戰。中國歷經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其龐大的生產能力與國內市場，儼然成為全球性的力量，其軍事力量的快速擴張，也強烈的衝擊了世界地緣政治的戰略格局，東亞情勢更是深受影響。 首先，「台海局勢」並未因兩岸關係和緩而出現真正的和平，迄今仍充滿不確定性。台灣國防部在7月公布的《國防報告書》中便指出，中國迄今尚未宣布放棄武力犯台，在沿海仍部署一千多枚導彈。中國本身也在今年3月公布的《2010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認為軍事鬥爭的主要任務還是以推進東南沿海方向「反獨促統」的大規模作戰準備。美國國防部在上個月發表《中國2011年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中更指出，中國2010年的軍事現代化以台灣想定為主的方向並沒有改變，台灣仍是中國主要的戰略方向，而且台海兩岸軍力持續向中國傾斜，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其次，受到中國奧援而能夠維持獨裁政權的北韓，因處於領導人的世代交替敏感時刻，不但開發核武，更頻頻的對南韓進行軍事挑釁，包括2010年南韓海軍天安艦遭北韓魚雷擊沉事件，造成多名官兵死亡；同年11月又發生延坪島事件，導致島上軍民皆有死傷。 至於「南海主權爭端」則存在已久，雖然中國在2002年與東協各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但並無具體落實，中國也持續在南海採取一連串演訓及海上維權行動，並在2010年3月將南海宣示為「核心利益」。同年7月底，中國更在南海集結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主力使區域內對立惡化，逼迫了美國不得不派遣航空母艦進入南海以避免衝突持續惡化。但中國仍持續驅趕菲律賓及越南籍之漁船，手段之強硬已醞釀成這些國家人民的反中情緒。 如何因應東亞的這些熱點與事件，是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最重要事項，也是東亞各國的共同責任。民主進步黨認為，針對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台灣至少可從下列幾個方向對區域發揮貢獻：第一，我們認為堅持公義的普世價值是讓區域內各國對等、實質交往的基礎。第二，我們應該鞏固與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重建並深化戰略互信與戰略共識，重視台美雙邊利益。第三，我們必須強化與以日本為首的亞太國家之多元性合作與對話。第四，我們會就各種傳統及非傳統型威脅的議題，積極參與區域安全事務，強化區域安全合作交流。 對於與中國的關係，我們主張在對等、互惠的原則下，通過多層次的對話，建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同時，我們期盼能以公民社會在台灣歷史發展中發揮正面作用的經驗，來關注中國公民社會之發展，促進雙方公民社會多層次、多面向之社會與文化的自主交流與對話。 換言之，對台灣而言，在處理區域性問題時，我們必須明確的支持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區域秩序，並在既有的國際規範裏解決紛爭。而在處理兩岸關係時，我們必須能夠兼顧美日及國際社會的利益，透過有一貫性的對話來追求穩定。但不論是區域議題或兩岸議題，台灣本身擁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機制，同時藉由公民社會的成長來促使中國能有好的政治改革，都是最根本的要素。 台灣的民主與中國的崛起 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1年公布的全球各國自由度評比，台灣被列為自由國家，但中國仍為不自由國家。台灣的民主自由是許\多前輩們努力奮鬥的結果，得來不易，也是台灣人的驕傲，更是台灣的共識。可惜的是，國民黨不論是在政黨交流的「國共論壇」，或是在馬政府進行協商而已經召開六次的「江陳會」裡，絲毫沒有討論到民主議題。國民黨政府多次提到我們可以與中國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共同來協助中國朝民主化方向發展，但反觀過去3年，我們擔心的是，國共「以黨領政」的平台，不但有可能造成台灣民主的倒退，同時對於中國的民主化也毫無貢獻。 就長遠的發展觀點來看，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穩定主要取決於中國是否走向民主化之路，中國民主化一直是影響我們兩岸政策進程及台海關係穩定的關鍵因素。民主與人權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應更積極的在中國民主進程上，助其一臂之力。只有當中國民主化，雙方才可能在相同制度的基礎上，穩定的互惠往來。 民主體制與東亞區域和平 唯有「民主體制」在各國持續發展鞏固，我們才能有一個真正和諧的世界。有更多的國家擁有民主體制，並能夠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我們就更能夠建構出可長可久，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事實上，民主體制與和平的相關性在國際社會已有廣泛的支持，並可歸類為規範性及制度性的兩種論點。 首先，就規範性論點而言，民主將促成爭端當事國容忍彼此之間的差異，而非強壓他國接受本國觀點；彼此之間在國際場域中進行良性競爭，而非採取鬥爭的手段；放棄武力，採取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能夠尊重自由，甚至更進一步保障自由。 其次，就制度性論點而言，因民主國家的領導階層受到權力上的制約，不容易憑一已之信念進入戰爭狀態，例如因為受到國會制約，或因輿論與媒體之批評所形成對政府部門之壓力，當民眾均認為戰爭浪費公共資源，也就不會將主動發起戰爭的權力交予政府領導人，因此，民主國家之間是鮮少發生戰爭的。根據美國學者道爾（Robert Dahl）在1998年出版的《論民主》一書中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間總共發生的34場戰爭中，沒有一起發生在民主國家中間。且民主國家之間，幾乎不會想到要打仗，也不會進行備戰。」 更重要的一點是，民主化也能促使正面的「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形成。伴隨著這種公民國族主義而出現的是一個更開放多元而且公正的政治體制，讓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能更進一步的落實，進而形成所謂的民主驕傲（democratic pride），使國家與人民不必依靠對自然環境或社會造成過度負荷的經濟成長或對外擴張來得到成就感，而能成為對地球村和平穩定、永續發展的一分子。台灣的經驗充分的證明這是做得到的。而且，台灣的民主，已經邁出了下一步，我們以理性的態度，對公共政策進行討論，讓台灣社會對各種的分歧能有更高的共識，讓政府能以更有當責（accountability）的方式執行政策。這是民主進步黨在2008年政黨輪替以後最重要的訴求之一，這也是我們對深化台灣民主的堅持。 中國的經濟崛起之所以讓人感到不安，是因為共產黨專政是一個集權政府，崛起後所衍生的領土式國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如果朝負面發展，對東亞區域甚至是全球和平與安全是不利的。再加上近來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加強對網路的審查與管控、逮捕更多網路部落客、維權律師、公民運動人士、藝術家等種種作為，都令人憂心。不僅如此，中國在國際上或軍事上也同樣展現強硬態勢，包括在東海、南海等問題上，以致於「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 實際上，此時中國領導階層必需思考的是，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能隨伴著穩定的民主政治改革，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決策過程透明化，而處理經濟發展所引發的社會矛盾能更周到、更普遍，中國就不需要擔憂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論點在國際場域中出現，取而代之的將會是更多的「中國機會論」。一個民主的中國才能嘗試形成將各種爭端提交國際調停或仲裁的內部共識，中國民主化的效果也可建構起東亞區域「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藉此解決東海、南海、台海方面的爭議。 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是聯繫在一起的，共和政體與啟蒙公民，加上各國平等友好相處，是實現和平的條件。民主國家受制於公共輿論或國內政治機構的監督與平衡，對政府啟動戰爭的決策產生了制約作用；其次，民主國家之間存在著民主標準和文化因素，彼此的共同特點是相互尊重、合作與妥協。 和平不能由一國吞併其他國家、統一世界的方式來獲得，任何國家都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國家的體制和政權，而只能通過各國普遍建立共和政體，彼此協商訂立國際法律而取得。亞洲國家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崛起與中國的民主化，因此，台灣應該形塑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以台灣的民主和經濟擴張力為利基，積極參與並推動地區性的整合，任何一件事情絕對都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全球化的現今，需要大家共同面對。 再次感謝主辦單位邀請我參與研討會並致詞，也向諸位遠道而來的貴賓，共同關切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的先進們再次致上崇高的敬意，最後，預祝今日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本文發表於「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王金平／立法院院長、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羅理事長、蔡主席、安倍前首相、菅前大臣、許前代表、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金平今天十分榮幸，能與各位國內外政治領袖與學者專家共聚一堂，共同關切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的發展現況。亞太地區是當前世界上發展最快速、最受矚目的重要區域，金平認為，各位的出席大會，不僅代表亞太區域的民主國家在民主自由與和平發展的具體實踐，更能促進彼此在區域安全合作上的友好關係。 事實上，亞太區域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軍力的快速現代化與軍費持續增長，已經對周邊國家造成相當程度的壓力。從中國大陸海軍艦艇多次進出釣魚台列嶼，乃至於近期以來南海諸島主權爭議引發的緊張關係，這些事件都明確顯示，由於中國大陸軍力快速提昇，在其戰略意圖仍具有高度不透明性與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使得亞洲各國在追求經濟發展與民主和平的目標之外，仍需對亞太區域安全與軍力平衡上謹慎因應，並投注必要的資源與人力，以維繫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台灣作為聯繫東北亞與東南亞間的重要樞紐，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面對中國大陸潛在的武力威脅，台灣的政經體制若能持續安定繁榮，將對亞太區域局勢穩定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長期以來台灣積極與美、日、歐盟各國進行對話交流，以尋求共同促進與實踐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的目標。 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曾經表示：「一個成功的台灣，是東亞乃至更廣大地區的一座燈塔。使台灣得以繁榮發展的穩定、和平的台海關係，更事關東亞區域各國的長久利益。」金平認為，在東北亞局勢上，台灣的對外關係可說是以台美、台日兩條軸線架構而成的安全保障體系。儘管台日兩國並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雙方長期以來的友好發展，在東亞的戰略格局上，是屬於唇齒相依的連動關係。金平深切期盼，當面臨東亞區域局勢變遷的挑戰時，各國間應深化合作與溝通機制，台灣絕對具有高度的意願與能力，能對東亞區域穩定做出更多的貢獻。 台灣若要持續扮演東亞區域安全的核心樞紐角色，首先必須要確定台灣能持續生存發展，否則一切都將淪於口號與空談。金平認為，台灣在未來發展的目標上，至少有下列三項重點：首先，台灣必須要能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如此才能確保台灣人民的權益，同時讓世人瞭解台灣建設的成果。繼2009年五月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成為觀察員後，展望2012年，我們將以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做為目標，希望透過這些專業性國際組織的參與，來確保台灣民眾的福祉與安全，並讓台灣的民主政治更為世人肯定，這些理念希望都能獲得美日友邦的認同，並進而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其次，台灣必須持續深化與美、日各國的政經互動，才能發揮穩定東亞局勢的功能。金平認為，台灣與日本可就推動台日雙方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構想進行思考與規劃，若台日自由貿易協定能順利在未來獲得落實，將可同時增進台灣與日本的經貿利益與國家安全，從而進一步提昇亞太區域的安全。 第三，台灣必須持續建構有效嚇阻能力的自我防衛力量，才能持續以民主自由的理念與中國大陸互動，進而促進中國大陸未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台灣長期以來尋求對美軍購，目的在於保護信仰民主價值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安全。因此，金平在今年一月赴美國哈佛大學演說時曾具體指出：「台灣必須擁有足夠的自我防衛力量，才能扮演東亞區域安全穩定的基石」。金平認為，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正大幅擴充並且快速現代化，首當其衝的便是台海軍力的嚴重失衡，因為台灣現有的軍事力量，已明顯無法在台海空域掌握優勢。對於台海安全的日益傾斜，金平呼籲美國必須體認到這項東亞局勢的快速變化，應對台灣繼續提供適當且充裕的防衛性武器，例如F-16C/D型或更為先進的戰機，如此方能對東亞區域安全發揮穩定的作用。 金平相信，透過今日研討會的舉辦，在座諸位專家學者，一定對於亞洲區域安全未來發展的方向，提出具體的建議與看法，研討會必有豐碩的成果。金平身為立法院長與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除了要特別為諸位的辛勤付出，表達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外，同時也將把諸位的真知灼見，當作政府最重要的政策與立法參考。 最後，金平預祝今天的會議成果豐碩、圓滿成功，同時也祝福各位與會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本文發表於「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這一本專輯是今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The Regional Security of Asia-Pacific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國際研討會的報告書。本輯期能使更廣泛的讀者朋友能一睹當天的論文與討論的主旨。 中國的崛起，逐步邁向海權國家已經造成亞太區域不穩定的新局面，進而提升區域內各國軍事競爭。台海和平已成日本、美國以及亞太國家所注目的焦點。美國以及亞太國家都在面臨如何調整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外交、安全戰略，以期能維持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定。針對這個議題，我們以為日本、美國在亞洲的外交安全的基本立場舉足輕重。亞太國家，尤其台灣應該深入了解日、美基本立場做為本身外交安全戰略的重要指標，這也是這次研討會的中心課題。 這一次國際研討會，我們有幸邀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來擔任主題演講者。他公開表示，日本將持續堅持日美同盟為維持亞太區域，包括台灣維持現狀的基本立場與承諾。因為安倍的自民黨是日本最大的在野黨，我們也邀請民主黨外交安保問題精英，前日本防衛大臣政務官長島昭久眾議員提出論文，進一步分析由於中國的崛起，日美在亞洲的外交、安全戰略的展望，他也進一步表明台海和平是日美同盟的核心價值。在他提出論文以後，長島受命出任日本新內閣主管外交與安全事務的總理補佐官而無法前來參加，而改由民主黨參議員風間直樹在會場上代讀討論。美國方面則由大家所熟識的葉望輝（Stephen Yates）提出對亞太區域與台海和平很精闢的論文。雖然他現在不任公職，但是他是長期以來美國的中國專家，他以長期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演變闡述，表示面對強大的中國崛起，美國「勢必無法對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視而不見」。 林霨教授（Arthur Waldron）未克出席，他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他的觀察：「中國對自己的人民並沒有分享任何權力，或是承認他們的地位與權利」，「中國不斷加強對付台灣的舉動並無任何縮手的跡象」。他在去年的研討會亦曾提出「我們的確看到反對中國主張的對抗聯盟正在成形，區域內的軍事平衡開始產生變化，亞洲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已經啟動。」，一年來印證了他的這段話。 此次大會，為了深入研討日本與美國提出的論文，我們邀請國內就台日關係、台美關係站在第一線的外交官、專家學者參與評論，提出對維持台海和平的戰略觀點與今後的展望。我們感謝他們提出精闢的見解，他們的論點充分代表台灣當前的戰略觀。 大會最重要的來賓就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蔡英文以「台灣民主與東亞區域和平」為主題為開幕演講，以為唯有「民主體制」我們才有真正和諧的世界，希望中國在經濟崛起後也能逐步民主化，共同營造東亞區域的和平。她的論點與安倍晉三表明日本與台灣是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重要夥伴，不謀而合。 從日本、美國提出的論說，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並不是一個亞洲的孤兒。亞太國家，尤其民主主義國家有形與無形中都是與台灣具有民主共同價值觀的夥伴，而且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很重要的一環。 在編輯過程中，正好歐巴馬政府重申1982年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的「六項保證」，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而且表明並無與中國事先洽商，深具歷史意義。雖然軍售內容仍有爭議，也印證了葉望輝的論點。 最後，我們借此機會再度感謝民主基金會以及各界人士鼎力贊助，本會同仁尤其秘書長陳國雄全力籌備負責執行，又有大家對台灣安保協會一貫的支持，才有這項成果，在此一併誌謝。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2011年世界中央委員會於9月9日在台北市舉行，針對當前國內外局勢及台灣獨立建國的任務，確認本盟短中長期的工作方針，並選出黃昭堂繼續擔任本盟主席。

影響台灣前途至鉅的『舊金山和約』至今已屆60年 由台灣國家聯盟主辦的「舊全山和約」60周年紀念座談會全台巡迴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