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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這條路，雖然猶未行透，但是我看到路尾是台灣共和國這個國家與世界其他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存在這個地球上。從台獨建國聯盟一個盟員兮角度來看，雖然台獨這條路會使講是真孤單兮長路；在這條路我看到未少意志堅強、腳步穩定兮同志。在這條路我亦看到一寡非常互人感動兮事蹟；這些意志堅強兮同志伊所表現兮毅力與勇氣，常常鼓勵我繼續行完台獨這條路。這條路兮盡頭就是台灣共和國。

楊宗昌 口述 李錦容 編寫 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權。憲法保障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理想，且為自己的理想做出最大的努力來促其實現。但是想不到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為著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促成台灣的民主改革、幫助台灣成立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反而遭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監聽、跟蹤和調查，造成在日常生活上許多壓力和困擾。那時期有很多兄弟姊妹們，先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調查和訪談。許多人都不便講出其經過和他們的故事，在此以楊宗昌記述於1970～1984，14年間前後總共24次受到聯邦調查局情治單位人員調查和接觸的個人經驗。 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台獨聯盟在美國的活動 1960～1970年代，美國政治單位和台灣的國民黨有一個合作計劃。這計劃就是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供給國民黨在美國有台獨主張者的名單，由國民黨供給可能有傾向共產主義的中國人名單給聯邦調查局。 1970年，台獨聯盟由美國本部、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歐洲本部和台灣本部五個本部合併成為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那時的主張與工作是群眾路線、總體戰和建國綱領。1970年，不但是世界性台獨聯盟的產生；同時當年三月彭明敏教授由日本台獨聯盟本部協助脫離台灣；四月二十四日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位同志勇敢刺殺蔣經國。因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對美國的台獨聯盟活動盟員相當有興趣。 報告資料的根據 這份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來源是根據兩方面的資料。其一是：根據美國國會於1966年通過一條“新聞自由法案”（The Freedom for Information Act）和1974年國會又通過一條“隱私權法案” （The Privacy Act）。頭一條是聯邦政府收集人民各方面的資料，同時人民也有權利知道政府所收集的資料；第二條是1974年，增加收集在美國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的記錄。但是我在與聯邦調查局所接觸的前十年期間，並不知道聯邦政府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在做我的記錄。因此我直到1980年才拿到我的資料。 第二根據是：台獨聯盟是一個秘密組織，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公開的活動。在這組織訓練下，我個人養成一項能夠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講很久的時間，且當他們離開後可坐下來把所有的談話做出完整詳細筆錄的能力。在此所採用資料有很多是我個人的筆錄。 那時代在美國有許多留學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同志們不但是他們的家屬在台灣受到國民黨的干擾；自己在美國受到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種種不方便；另一方面又受到聯邦調查局做出許多干擾。 聯邦調查局的首次接觸 1970年七月，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首次來訪。那年的四月，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位同志為了要停止蔣經國特務頭子繼續屠殺台灣人，才勇敢採取剌殺蔣經國的行動。案發的三個月之後，因為黃文雄與鄭自才是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保釋在外，所以聯邦調查局在支加哥的兩位資深工作人員James Foxe和John Mills來到我在郊外Brooksfield的住處。當時我剛好出去不在家，內人的妹妹阿基剛好在我家造訪，所以她開了門和那兩位工作人員談話。据他們的解釋並無什麼大代誌，因為楊宗昌先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工作，他們只是要來了解他所從事的事務，問阿基是否知道黃文雄與鄭自才先生是否可能計劃要來支加哥看宗昌。阿基一無所知無法回答，所以他們就離開。 一個月後，1970年8月我們已經搬到Arlington Heights。有一日我下班回家時看到屋外停著一部車子，車內坐著兩個人，我心內猜想這可能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果然不錯，不久就聽到有人按電鈴，開門後他們就拿出聯邦調查局的工作証給我看並要求進來坐。那時我無心理準備當然歡迎請他們進來做訪談。他們說蔡同榮教授是一位學者，在東岸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他們提醒我黃文雄與鄭自才雖然保釋在外但他們的行動是有受限制的，問我因為台獨聯盟的律師在支加哥，黃、鄭倆人是否會借著來找律師的機會向這裡的台灣人演講。我當然回答我完全不知道，且再進一步表示我也很想和他們見面，要求聯邦調查局若知道他們來的話煩請通知我一下。他們又繼續問我在支加哥地區台灣人活動的人名和這地區辦什麼活動。談了很久我完全沒把任何人的名字或活動資料給他們。那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非常失望且說：「以後若有一天在支加哥地區出現一個黃文雄與鄭自才，他們的上司說他都不知道，這樣不會很困擾嗎？」我回答：「若我不知道的事怎能幫你們的忙。」他們也無法再說什麼，只好離開。 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盟員沒有受到充分的訓練，我因為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沒有拒絕聯邦調查局人員進來我家。這是第一次的接觸。 台獨聯盟處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和我第一次接觸後的數年中，表面上好像已經不再和我接觸，但是實際上根據以後我所申請得到的資料，他們仍然繼續在暗中調查。1973年，我由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盟員大會選任為第一副主席，負責組織訓練部。我們感覺到有很多同志不了解如何應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所以組訓部就編製訓練的教材，讓大家充分了解這裡的人民基本權利。因此我們與聯邦調查局接觸時才能依我們的權利有效地做出適當的應對。 1975年，我第二次當選美國本部的第一副主席。繼續負責組織訓練，所以在1975年，根據聯邦調查局內部資料，他們也已經查出我的一些資料，如在我居處所設立的組織信箱也包括在他們的調查記錄裡面。在我個人資料檔案中，包括是不是有暴力的傾向、個人資料、和在獨盟的領導階層。在這資料中並無寫出我確實是在負責些什麼任務。當然我的生日、身高、体重、頭髮及眼睛的顏色，住址、汽車等細節都例在記錄中。 從1970年後，聯邦調查局直至1975年才再度來和我接觸。那時來找我的是一位會講台灣話的John Sullian，另一位是會講北京語曾在台灣住過的Gary Andersen。這兩位的主要任務是在和我做第二階段的接觸。在這第二階段接觸中間，一年之內共來找我五次，主因是1975年7月23日蔣介石死亡後，美國感到有迫切了解台獨聯盟的需要，所以更加緊接觸。 國民黨從政治交換中所期待的利益 1975年將介石死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很積極的在台灣人中間到處找人。他們想知道我們在募款是不是要買軍伙，獨盟工作者所賺的錢是否都用在台獨運動上，台灣獨立之後在美國的台灣人是不是就是要回去台灣領導新的政權；若是蔣經國再來訪美國時台灣人是不是會再度謀殺他；或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台獨聯盟的人去訪問時是不是會去。像這樣所有的種種問題，就無形中帶給大家產生一種大事臨頭的感覺，所以在1976年後他們曾經再度來找我很多次。 根據聯邦調查局檔案的資料，於1976年6月3日，蔣政權在美國的大使館接到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郵包。五日後，聯邦調查局的書信中，有人報告住在支加哥的楊宗昌可能是此事件的嫌疑犯，所以就開始積極追查那炸彈郵包的來源，查詢到底從那裏寄的，誰做的？這就是1976年代蔣政權的駐外機構大使館、領事館，在台灣國內用其特務，在美國借用聯邦調查局的力量來再進一步的壓迫台獨聯盟運動者的手段。但是，對這炸彈郵包案件調查結果的記錄中都顯示與楊宗昌無關。他們承認在調查過程中，甚至於還提起這個被嫌疑的人可能是持槍戒很危險的人物。但是經過數月的追查、跟蹤、查案，他們的結論是那個情報不正確，當然這些調查都是在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蔣政權的國民黨在台灣用特務，在美國利用聯邦調查局企圖做進一步迫害這些台灣獨立運動者。但是，台灣獨立運動者都能夠運用自己的技巧和智慧去應付、對付國民黨和聯邦調查局。這就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已經了解我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和我的接觸。 聯邦調查局收集的資料與案件的連帶關係 聯邦調查局對個人收集資料時，因為他們都是在暗中進行，當然那位被調查的個人大多是完全不知情。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頭一次會找到我呢？這原因自然就會干涉到蔡同榮主席。蔡同榮於1969年7月當選美國本部主席，半年後於1970年1月，世界性的台獨聯盟成立時，蔡同榮擔任第一任主席，就在那一年，勇敢的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所以於1970年6月，當蔡同榮主席從紐約市他所住的家裡打電話到我支加哥的家裡時就被聯邦調查局接聽，從我所得的資料，顯示他們接觸我就是從那一通電話所導致而來的。在1976年10月，有王幸男郵包爆炸案發生，所以次年，1977年2月之後，聯邦調查局又開始忙著找尋人包括我在內。從聯邦調查局對我的檔案資料指出，他們感覺到調查局需要使用一個亞洲人的調查員，所以除了Andersen以外於1977年，他們又增加一位Jim Won。同年八月，我又第三次被美國本部選出為第一副主席，繼續承擔組織訓練的任務。聯邦調查局一直對我問詢有關謝東閔爆炸案的事情，無論他們怎樣問我還是不能給他們任何的回答，他們問不出什麼東西來所以在失望情況下才放棄和我接觸。此後至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兩年半中，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和我繼續來往，我好像是平安無事。 接觸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從1977年他們放棄和我接觸後，我就沒再受到聯邦調查局人員的干擾，這並不表示我真的可以開始過著平安無事的日子。1979年正月，美國和中國建交，於那年的12月10日，國民黨設計高雄事件陷害台灣菁英，五日後美國很快就於12月15日，由台灣人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這組織包括台灣獨立聯盟、獨立台灣會、台灣臨時政府、台灣協志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美麗島週報社、台灣民主運動歐洲同盟、潮流、台美公民協會與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等等台獨團體。他們的主張就是對國民黨政權立刻採取全面持續性不容情的攻擊，直到這個罪惡的政權澈底地從這整個地球上消失為止，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心。 所以接下去在1980年後，在美國國民黨的辦公廳或是有關機構，尤其是中華航空公司，開始先後收到很多的武力爆炸威脅。親像王昇的兒子王步天在洛杉磯差點被炸死；高雄事件幫忙國民黨，王玉雲的小舅子李江林在洛杉磯被炸死。 種種代誌的發生帶至聯邦調查局於1980年2日又開始再次很忙碌，他們又開始和我接觸做出種種的訪問及拜訪。於5月23日，當時我是在支加哥一家工程顧問設計公司擔任經理，那天下午我的秘書用辦公廳的室內線電話告訴我有兩位男士要找我。我心內有數，因為之前聯邦調查局曾經找到我家，我就是不願意接見，現在有可能就是那兩位來了。所以我就對秘書講妳問他們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讓我知道。秘書很快就打電話回報，那兩位是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我就請秘書告訴他們：「沒事先約好時間楊經理不會客，請留下名片，回去辦公室後請給楊先生打電話約時間，他就會和你們見面。」 這兩位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採取威脅的態度。問我們公司另一位經理：「你們有沒做聯邦政府的的工作？」這位經理回答：「當然了，我們是在做公路橋樑，這都是聯邦政府的工作。」他們就講：「我要見你們的楊經理為什麼他不接見。」那位經理就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不接見。我告訴他：「我們的工作非常忙碌，我不願意用上班時間和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談論與我們公司不相干的事。請轉告他們回去後打電話約時間，我會用下班的時間和他們談，只要首先約好絕無問題。」 他們離開後，我馬上打電話到支加哥聯邦調查局總部找他們的上司Mr. Superville。我問他：「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要去拜訪人時，是不是要事先約好才去？」他回答：「是呀！我們都是這樣的。」我立刻告訴他：「剛剛有您的兩位部下，其中一位是David Webber來要求見面，我工作非常忙，請告訴他沒有事先約好就來是很不禮貌的，叫他不應該這樣做。」然後就掛斷電話。 第二天，David Webber就打電話來：「楊先生，你怎麼那麼兇，害我被我的上司大罵一頓。」我告訴他：「對呀！是你自己的錯沒事先約好，又不是我不見你，若你先約好在下班時間我們就可以好好談，你沒這樣做是咎由自取。」聯邦調查局的人假裝不知道人民的權利，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聯邦調查局的人存有害怕心理，尤其是針對台灣在獨裁体制下來的人民。但是當時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接受到相當的訓練，了解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對聯邦調查局的無理要求可以簡單應付。 處理聯邦調查局的干擾 1979年，美國台獨聯盟的代表大會第四次選我做第一副主席。從這一任開始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此後四年中全力為美國本部到各地募款，因為當時聯盟的開銷相當大，得到很多募款經驗。 1980年5月底，David Webber正式打電話約見。我就給他我的律師的電話請他和律師連絡安排，約定6月3日下午一點在郊外律師事務所會見。那天，我十分鐘前到達我的律師事務所，等那兩位聯邦調查局人員的訪問。一點鐘整還不見人，律師打電話告知他們楊先生已在事務所等待不知你們人在那裏。David Webber回答律師說，約見地點定在郊外，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上司不批準公家車子開出城，因為沒有車子所以不能來。我就請律師轉話：「今天楊先生誠心誠意準時來此等你們會見，你們既然失約不能來，以後免想要再和楊先生連絡，這是給你們最後一次的機會，是你們自己不守約，不應該每次都任意來打擾楊先生。」聯邦調查局人員答應律師，以後不會再打擾他的顧客楊先生。因為他們自己處理不適當，所以這時聯邦調查局要訪問我才會碰到困難，就此結束聯邦調查局支加哥總部的訪問。 對個人專業的影響 聯邦調查局十四年來調查中對我在專業上，以及美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長年來的政治活動是否有什麼影響，我願意以個人的經驗在此做一個說明。 […]

《台灣公論報》自創刊以來有幸為海外台灣同鄉所支持，並一直以”For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為使命營運至今。廿二年來，《台灣公論報》的每一頁記載著海外台灣人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斑斑血淚。期待海內外台灣人以《台灣公論報》「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精神為座右銘，使獨立建國之日早日到來，屆時與《台灣公論報》一起歡喜收割。

謝世忠◎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去年年底前衛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盧建榮先生所著《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一書，引起了輿論界和不少學生家長的注意。盧教授和筆者同於1980年代下半葉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唸歷史，筆者則專研人類學。建榮兄個性兼有敦厚與俠情，他給人機會，提醒建置反省的文化，但一旦發覺病疾太深，必不留濫情地直搗罪惡的心臟。多年來從建榮兄身上學習甚多，今天會有此一震動學術教育界的大作出版，基於對他的瞭解，筆者一點也不會驚訝。 大俠再度出擊，此番的四大焦點為：一、中學歷史科教科書大學教授作者的「懶惰的混」，二、教本寫書人竟又兼考試出題指揮者的「無理的混」，三、審稿人對盧氏自己撰寫之版本審議內容的「濫權的混」，以及四、眾博士同僚全然不知那用以溝通今古觀念，以及連線科際語言之「理論史學」、「敘述史學」、「新文化史」的「封閉的混」。一名大學教師或學院專業研究者難道不知應負責（不能偷懶隨便寫寫交差）、講理（不能不知寫了書本就不得出試題的避嫌道理）、公正（不能因身居審查位置，就任意宰殺受審者的心血）、及勤奮（不能不努力求知始終蓬勃發展的世界性學術）的道理嗎？上述的懶惰、無理、濫權及封閉等「四大混」，建榮兄在該書的副標題以「操弄」和「陰謀」兩個術語形容之。惟依筆者之見，若真是操弄與陰謀，那麼操弄者和施謀者必是知悉一切（例如充分瞭解「新文化史」的精髓），卻因心機使然，故意不支持正途。然從書中內容觀之，「四大混」似是一種根連的原生屬性。換句話說，這些不合格的教授多為習以成性之不唸書，不求新知，不知反省的一無所知者。他們根本不具已然佔據知識，再系統地施展操弄和謀陰技術的能力。簡單地說，這批被書局重聘為中學生寫書的作者，以及被教育部禮聘為教本審查委員的專家學者，身體內就流著「不行」的血液。 建榮兄指出台灣史學界有A、B兩軍。A軍能寫，因此被各方邀請著書立說，他們是「寫手」，B軍則多是寫不出東西的二流學者，但後者卻常是前者完作的審查人。為掩蓋自己的「不行」，B軍對A軍極盡挑剔刁難之事自不在話下。不過，對於A、B各自可成為軍團之說，筆者有不同看法。依建榮兄所述，今日台灣顯然充滿了許多具有「懶惰的混」原生特質的教本作者。他們是寫作者，按理應是A軍，然而，實際上這些人根本不行，是標準的假A軍。假A軍充斥的結果，就是真A軍的勢寡人稀。因此，假A軍是成群結隊的，他們的確是大軍團，而真A軍則極可能不成團體。我們看到的真A軍，或就只是月空下的一把孤劍。 假A軍加上B軍既是大宗，就表示絕大多數同屬寫史、編史、審史行業的人，長久以來均齊力遵循著一特定的價值觀念，那就是「混」！大家一起混出生活。很不幸地，這種默契十足的集體行為正是文化。換句話說，建榮俠影來去總一人，而他所遭逢者，卻是那不具責、理、正、勤諸精神的「四大混」幫龐然巨物。 自數百年前始，「華夏──中國」文化的千年深根陸續被轉嫁至台灣。從社會學式的角度視之，「華夏──中國」成員最主要的共同行動傳統就是逃難。這當然要歸結至戰亂饑荒大禍不斷，所衍生出來的中國人經驗。在東亞大陸上逃了兩千多年，無處可走之餘，島嶼羅列的海洋東南亞區，五百年來也成了另類的落難選擇地。台灣近如咫尺，來的人自然成批成群，其中還包括了1662和1949年兩次政府帶領的難軍難民。 到了台灣，不安定的心靈並未得到紓解撫恤。恐慌症和焦慮症不斷上身於島上不同個人或團體，大家就在驚懼四望的情景下，「混」到今日。混的文化至少有如下幾項特質：一心圖謀目的而全然不顧過程、家庭利益中心的不斷固化、對公義膽怯卻對不公不義縱容、模糊性的語言和行動特多、以及生活缺乏創意等。對台灣人而言，家是最小也是最大的暫時性安全場域。每天急急忙忙只求到家，中途公車擠沙丁魚、計程車司機超速蛇行、以及家戶商店的路障四見等，多數人均不以為意，他們的腦細胞培養不出質疑或抗議意識。個人拚命賺錢就為了家──自己和命根所依的妻兒（恐怕不包括父母），畢竟他們才是今世可信（即對骨肉與己當然利害連身的想像）與身後可靠（即保證可被長久祭祀供拜）的逃難夥伴。 在安全永不確定的情況下，無人堅持對政治領袖的高道德要求。貪者污者只要被認定可為大家找回安全，那麼他不只身旁總會圍繞著一群為求權位的簇擁者，更可在短時間內讓一般人忘卻污貪之事。為求得家庭的偏安，卻縱容污點領導人的吞錢有理，公義至此早已不知為何物了。因為怕事，怕安全被威脅的到來，人們往往採取灰色策略，將一切問題模糊化，不敢勇於面對。大人小孩只求安於現狀，前一刻講出一句較明確的話語，後一刻略受他人問疑，即開始否定原初的明確性，從而全力灰化之。這樣的一群人實難以指望其在生活上會有所創意。畢竟對土地常續信任的機制一天不建立，人們就不可能找到激發創造的動力。 不要懷疑，台灣和台灣人就是這麼一個景況。換句話說，近二十年來島上住民雖已接受了自主意識抬頭，以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公義等五大世界普同文化價值的充分洗禮，但迄今好像至多只看到形式上的成就，因為強根的逃難文化一直在內部製造反效果。建榮兄所揭發的歷史學術教育界「四大混」狀，正是此一特定文化展現的典例。 學者寫教科書不好好全程用心，卻只在交稿期限前一刻焦急如焚，繼而倉促抄湊而成。這就是只求「目的」（交稿）不重「過程」（按部就班用心寫作）。寫這類書有錢賺（總比寫無稿費的學術論文有「意義」吧！），錢全數要進入家庭安全場域，錢越多，逃難的資源就越豐沛。至於因隨便應付而交出的糟糕內容，那是他家孩子的事，與己無關。試問，這樣的作者如何承續執春秋之筆的史家精神呢？ 政治社會層面出現的貪污腐敗，又如何指望心虛的教授們出面筆伐之呢？懶惰和不知道理所在，正是他們的寫照。建榮兄書中出示了許多與其撰書之審查人語詞較量的例子。其中審查人表現濫權的證據，就是評審意見上老是在模糊用詞，說不出道理，舉不出實例，卻不斷否定作者。模糊是一種心虛。因為他們對「理論史學」、「敘述史學」、「新文化史」全然無知，所以更要合理化自己的封閉，進而打擊努力介紹新知的良心教科書編寫者。充塞著不安全的日常人生，驅使學者蜂進學校拿學位（因學位是賺取easy money的必要條件），之後就不需再讀書了（因學位不是接續下一步逃難得以成功的保障）。這些好面子的浮誇者，越是不求新知，就越反動，也越要壓制不甘墮落混水摸魚的孤光利劍。 建榮兄注定是一名寂寞勇士，因為他的書名已告訴了我們答案。《從根爛起》的「根」就是文化，就是傳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逃難意識加上行動，總歸一個字──「混」！混的文化圖構了今天的台灣，大家好像也適應得相當不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形式的改革放在門面，自己則繼續偷懶、不講道理、跋扈濫權、及萎縮求知，一心找錢並防堵別人的改革，一切都為了餵飽自己，準備逃難。建榮兄現在面對的是全面性的「華夏──中國」爛根文化（很不幸地，它越來越像被舊瓶重裝成了「華夏──台灣」文化）。認真的他正與混的文化相鬥。筆者百分百同意盧教授書中所論，卻也焦急他的處境。身為人類學者，筆者深知文化根深的厲害，也明白暗夜孤星即使光芒正確，卻也亮點有限。原先本文的主標題擬為「鬥不過文化的孤寂人」，但實在不忍，才改成現題。建榮兄知我，必能會心。筆者不敢宣稱自己為第二顆星準備伴亮好友，卻願以此文號召志士，用心想想「混的日子」有那麼好嗎？

高華山 最近去澎湖玩時，導遊說澎湖有三多──廟多、蒼蠅多、墳墓多。繞了兩天，確實看到很多墳墓。可說是「躺的人比站的人多」。想大概是以前政府沒有規劃，到處都是私墓，多年下來累積的結果。從「墳墓多」，讓我想起一串問題。 人口爆炸 1968年，Paul Ehrlich 著書The Population Bomb（華語譯《人口彈炸》）警告世人時，世界人口達35億。1989年，Paul and Anne Ehrlich 再出書The Population Explosion（華語譯《人口爆炸》）時，世界人口已達53億。現在2003年，世界人口已超過63億，而且以每月增加約600萬人的速度在繼續成長中。人口爆炸是全球性的問題，台灣當然也不例外。1945年日據末期，台灣人口約600萬。加上新移民，蔣介石時代「增產報國、反攻大陸」的人口政策，和人口自然成長，2003年的台灣人口約2300萬，在千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中人口密度高居第二名，僅次於孟加拉。過去60年，人口成長近4倍。活人口爆炸，死人口也爆炸。現在台灣每年人口出生約24萬，死亡約13萬。活人煩惱沒錢買房子住，死人驚沒地埋。活人一定會死，死人一定不會再活。所以死人口比活人口多。陽明山公墓早已客滿，靈塔（納骨堂）生意興隆，這是事實的寫照。 死、葬、埋 有生就有死，這是天註定。人要慶生，但也得好好的面對死亡。ALS病患，Morrie Schartz教授有個好主意，開個葬禮預演的Party。在這預演中，Morrie有機會先聽聽親朋好友們將在他的葬禮中講他的好話（詳情請見Mitch Albom所著Tuesdays with Morrie）。生老病死後，還要經過葬和埋，人生才告終結。如何葬、怎樣的葬禮儀式、如何埋（或寄存）、埋（或寄存、或撒在）在那裏，通常是當事人和其家人的決定。土葬、火葬、樹葬、海葬或…；佛教儀式、基督教儀式或…；要埋、要寄存於靈塔、要撒入太平洋或…，對死後的這些選擇反映出逝者和其家人的人生觀。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但這也是哲學問題、宗教問題，更是認同的問題。 認同台灣 幾年前，有次去打高爾夫球，在第九洞果嶺邊，有一束花和一點灰。聽球友說明後，才知道原委。有一位愛打高爾夫球的老先生，晚年經常到此打球。最近往生後，他家人照他的心願，將其骨灰撒在此紀念。這是個認同高爾夫的例子。很多第一代移民到美國，死後埋葬在美國。這反映出逝者和其家人認同美國，子孫計劃長住美國。台灣人埋葬在台灣，這反映出逝者和其家人認同台灣，子孫計劃長住台灣。 也有很多外國人埋葬在台灣認同台灣的例子：(1)八田與一先生：1886年出生於日本，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24歲到台灣，從調查嘉南平原水利狀況，到完成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大圳，灌溉面積達十五萬甲，造就日後嘉南平原一年三期稻作。在台三十多年的歲月，對台灣貢獻良多。1942年被徵召，不幸罹難。他和妻子外代樹合葬於烏山頭水庫。(2)明石元二郎：1918年7月就任台灣總督。任內延長教育年限，開闢專科教育，注重女子教育；保護森林，保持水土安全；修建嘉南大圳及開發日月潭發電計劃，促進台灣農業的發達，奠定工業發展的基礎。短短1年3個月時間的建樹，效應長遠，深得台灣人心。翌年10月病逝日本，卻遺言葬在台灣（楊碧川〈明石元二郎與台灣殖民統治心態〉，2003年1月《共和國雜誌》29期）。 反例當然也有。兩位蔣總統吃在台灣，住在台灣，死在台灣，又都是終生總統。但死後兩個棺柩都沒「落土」，在等有朝一日能依照逝者遺言，把其棺柩榮歸中國浙江故土。這可說是當事人和其家人「死也不認同台灣」吧！ 子孫的墳墓 進一步分析，墳墓是子孫的，不是逝者的。人往生後，或上天堂，或下地獄，或到西方極樂世界，或到其他我們人不認知的世界，大多不會呆在那小小的墳墓中。相反的，子孫不但擁有墳墓所有權，而且經由墳墓反映出他們對土地的認同、祖先的懷念、宗教信仰的看法等等，有的墳墓還能反映出他們的錢勢和社會地位。所以墳墓當然是子孫的，但大多也止於子孫。通常掃墓，大家都是掃夫、妻、父、母、或祖父母的墓。再往上溯祖先的墳墓呢？在那兒，可能都不知道了。若知道，可能也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大家都不熟識，難怪各地墓園有很多墳墓雜草叢生無人掃。現在如果你不知道你曾祖父母的墓在哪？將來你的曾孫們大慨也不會知道你的墓在哪吧！ 建立新的「台灣傳統」 既然墳墓只是子孫的，很大或過度華麗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尤其在人口爆炸土地有限的台灣，符合環保並能永續的才是上策。葬和埋的程序方法當然有其傳統，但是傳統也一直在演變。近年來，火葬和靈塔大為普遍就是明証。積極建立新的台灣傳統是當務之急。例如，推行符合環保觀念的火葬和靈塔。土葬時，墓基不宜太大，墓頂不宜太高，墓碑亦然。現在法律（行政院2002年公布的『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似嫌太大。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150公分，亦嫌太高。既然已規定，埋葬棺柩時，棺面應深入地面以下至少70公分，墓穴並應嚴密封固，墓頂超過地面太多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最重要的是──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應有整齊規劃的系統，便於後人找尋墳墓；公墓內應照法律規定確實劃定公共綠化空地，並種植花草樹木；公墓應有專人管理，定期整理環境。當墓園如花園時，先人和後人都可享受這優美環境。不論是佛教儀式、基督教儀式或…，葬禮都應嚴肅進行，尊重先人。當然在葬禮中，談先人軼事，說些笑話，很好；但五子哭墓（沒誠意）或美女表演（太不嚴肅）則不妥。很多傳統，有好的，我們要把他們留下；有壞的，我們要把他們剔除。我們要開闊心胸，積極去建立新的「台灣傳統」。

施忠男 獨立運動倒退 台灣在民進黨建黨後的幾年，氣勢上揚，好像臺灣獨立己在望，但民進黨越成長反而與臺灣獨立相去越遠。蔣經國點名李登輝擔任總統，救了國民黨，也救了「中華民國」。臺灣人說，臺灣人當總統了，讓他做做看。但李登輝當政不但降低了民進黨的 momentum（動量），也使臺獨的火炬黯淡。他的精力用在鞏固他的領導權，他講的話，他的政策誤導人民，讓人民分不清他是統是獨。他成立「國統會」，到康乃爾大學宣揚「中華民國」，他倡導本土化，卻任用不認識臺灣文化的人當教育部長。為了回報宋楚瑜支持他升任總統，幫助宋楚瑜當選省長，為臺灣留下亂源。他也幫助馬英九當選臺北市長，兩度打敗民進黨對手，助長賣臺集團氣焰。他當政時，很多政策太矛盾。等到他說出「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時，臺獨運動己經往後退十年。現在他要和臺灣人共同奮鬥，建立臺灣國，可惜他己不再是國家的領導者了。 兩個民進黨前主席向國民黨投降是臺灣自救運動的諷刺。一個被國民黨關了二十幾年，做了幾年「英雄」之後，變成國民黨同路人。一個曾經和他人合夥建立「臺灣革命黨」要革國民黨的命的人，一路從加州騙回臺灣，結果騙不到百分之一的選票，有如學生考試，成績幾乎掛零。他不但沒有切腹，還領乾薪，忝不知恥。這兩條變色龍誤導了不少有良知的臺灣知識份子。 民進黨政權 三年前民進黨嬴了總統選舉，陳水扁就任了「中華民國」總統。在國民黨餘孽的破壞、阻撓之下，種種改革都無法推動。「新政府」一點都不新，表皮新一點，裏面依舊，可謂「綠皮藍骨」。說什麼「政黨輪替」，人家幹了半世紀，沒有人在輪。民進黨是一票一票嬴來的，不是「輪」來的。連「中國」都不敢稱呼，還用「大陸」這種不清不楚的名稱。停建核四是阿扁選舉時開的支票，只是經泛藍一炒又再續建。有時做對了事情也道歉，讓人不知所云。去年十月十日的集會有一位高齡的旅日女臺僑應邀上臺講話。北京話、臺灣話講未輪轉，最後用日語結尾，意謂我很高興來此，祝大家好。僑委會張富美主委居然為這一句日本話道歉。同一句話如果是讓講英語不會咬到舌頭的馬市長用英語來講，媒體一定會歌功頌德一番。衛生署長涂醒哲的一生幾乎被李慶安鬥垮，控告李慶安誹謗，行政院長卻說李慶安是無心之過，害得涂醒哲要告也告不成。新政府不敢廢除多數臺僑所反對的「僑委會」，依舊利用僑委會繼續巴結老僑。而過去贊成撤銷「僑委會」的臺僑，現在被封為「憔物萎員」、「憔物故問」，不只諷刺，甚至還使同鄉會分裂，同志翻臉。過去外來政權用「同鄉聯誼會」來分化臺僑，現在的「僑委會」也有同樣的負面效果。同鄉組織「扁友會」，也可以買到「憔物萎員」，反而使臺美人對這些熱心的同鄉失去信任感。日本和韓國在中國投資也不少，為什麼他們沒有賺到「中國肺炎」，唯獨台灣賺到了？立委由台灣人選出，領臺灣的薪水，居然當敵人的代表，而政府對這種叛國份子竟然沒有懲罰。如果是在蔣政權的統治之下，高明見恐怕早就被槍斃了。 捨本逐末 世界地球村化，臺灣反而走不出去。政府官員怪中國打壓，所以臺灣走不出去。好像說我沒有錢，我也怪他人不讓我賺錢？台灣必須認清，中國不會放棄打壓臺灣，臺灣是不是就永遠走不出去了？中國的政府、人民都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像說謊，不要本錢。成了最好，不成也毫無損失。天天重覆這個說法就可擾亂臺灣，而且在臺灣也有很多人巴不得趕快將臺灣送給中國。像這樣裡應外合，說起來就更理直氣壯了。中國的領導人一定要堅持臺灣是中國的，否則會被以「不顧民族大義」鬥爭。共產中國從建國至今換了多少領導人了，誰敢動手侵臺？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就血洗臺灣，「兩國論」、「一邊一國」不是宣佈獨立嗎？為什麼還按兵不動？臺灣宣佈獨立就血洗臺灣是中國不敢打臺灣所用的藉口，讓自己找個階梯下來，同時保留一點面子。中國人愛「面子」，連日本人都知道，「面子」兩個字是通用的日文口語，源自中國。 每年九月，台灣照例因聯合國入會問題在紐約被羞辱，請一些小朋友如法泡製講些好話，反正是照例被否決，明年再來就是。北京趕國府出聯合國，坐的正是國府「中華民國」的舊椅子，他們沒有改名。臺灣要以「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豈不是兩個屁股爭坐同一個椅子？五月在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再度受辱，只以「觀察員」身分去看看場面都不准，還想要他們和我們玩？今年因為中國肺炎殺死太多人，美、日願意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入會，臺灣的官員也相當樂觀的去參加，結果還是跟往年一樣被拒絕，還被傲慢的中國官員加了一句：「誰理你們」。臺灣自稱主權獨立，但大國不將臺灣與「中華民國」畫上等號，除非臺灣人自己先勇敢的說出臺灣是我們的國家。除了正名為「臺灣」之外，還要制定新憲法，建立實質的新國家，不是換湯不換藥。 台美關係 美國任何有關臺灣的發言都會讓臺灣的媒體和專家費一番功夫揣測，恨不得當布希總統肚子裡的蛔蟲。華府只要一流鼻水，臺灣就猛打噴嚏。布希說過要防衛臺灣，讓臺灣人很興奮。他最近比較低調，媒體和專家競相做負面的評論。美國的國會相當支持臺灣，但國務院的官僚則不願多生事端，無事最好，台灣人也不要期待他們有大動作。前國務卿季辛吉曾說過，臺灣不獨立，中國不打臺灣，可以一起過數十年。這句話對不對，當然沒有人知道。只是，台灣人應該還記得當年出賣臺灣的正是尼克森、季辛吉這一幫人。克林頓前總統在上海提出「三不」，讓臺灣人十分生氣。但是中國用飛彈威脅臺灣時，派遣戰鬥艦群到臺灣海峽防止中國盲動的也是他。他的「三不」事實上比我們陳總統的「四不」「一沒有」還少了一不。只要美國強過中國，美國還可打臺灣牌，只要臺灣的獨立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就不會放棄臺灣。臺灣關係法強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和平」兩字束縛了中國的手腳。當然臺灣關係法只有在美國強過中國時有用。美國不會改變對臺政策，只有臺灣人有大動作，才能逼美國改變政策。 軍售 按照幾個美中公報，今天美國對臺軍售應該是趨近於零的時候，但是最近美國不斷施壓要臺灣買武器，因為這是大生意，除了正常商業利益之外，還有回扣。美國要推銷的臺灣不要，因為不夠先進，而臺灣有意購買的美國又不敢賣，怕一旦臺灣淪陷，先進的武器會落入敵人手中。顯然當年從越南淪陷學來的教訓記憶猶新。美國知道臺灣的將領心不在臺灣。而且，己經半世紀沒打仗了，只會紙上談兵。高科技戰爭，只有四肢發達是不夠用的。我的同輩當年考不上大學的現在也當上了台灣的將領，要領導台灣與中國作戰。事實上買武器只是政治上的意義，自己不會製造，買多少都不夠。汽車引擎都不會製造，又怎樣製造新式武器？研發武器的國防部中科院院長因貪污被判徒刑，像這種愛錢甚於愛工作、愛國家的人正是敵人收買的對象，我們又如何期待這種人為保國衛民而獻身？臺灣政府要求中國撤離臺灣海峽對面瞄準臺灣的四百五十粒飛彈，這真是癡人說夢話。如果敵人肯聽話，不早就讓臺灣走臺灣的路了？中國的蠻橫，目的正是要有驚死臺灣人，讓台灣人不戰而降。甘乃迪總統在強迫蘇聯撤離設置於古巴的飛彈時，依靠的是強大的武力，不是口頭的要求。 台美人 半世紀以來，我們參加過許多抗議遊行，發表過很多聲明，簽過很多抗議信。我們雖然不是原地踏步，基本上還是在繞大圈子。繞了半世紀，不可謂不久。最近幾年臺美人流行在每年五月舉辦臺灣傳統週活動，介紹臺灣的文化給美國的社會。各地的慶祝活動都做得很成功，我們也做得很有趣。我邀請同事來參加傳統週活動，有些人先問有沒有東西吃？我們必須思考，我們究竟影嚮了多少美國人，讓他們為臺灣說話？為臺灣寫信給他們的國會議員？我們完成了什麼？或者只是多製造了幾位「憔物萎員」？ 義和團的思想 「中國民主化，臺灣就可以和中國如何如何」，這種假設是不切實際的。中國人恨臺灣人就像中國人恨日本人，新黨恨李登輝。紅衛兵那一代的中國人成長於現在的社會，與台灣並無深仇大恨。中國的留美知識份子說李登輝是「叛國賊」，在陳水扁總統的照片上打叉，將臺灣傳統週的宣傳海報撕下，丟進垃圾筒。你聽不到他們反對共產黨專制的聲音，他們也不願意回中國，在中國過日子，可是他們卻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為天經地義，要台灣人生活在中國的統治之下。來美國呼吸過自由空氣，受過民主制度薰陶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心態，其他一般的中國人會善意的與臺灣人來往嗎？ 教育建國 國家認同以外，臺灣有向上提升不起來的基本原因：公務員貪污，教育工作者也貪污，警察也貪污，買武器也貪污，沒有一行沒有貪污。什麼樣的人民，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教育好國民，有守法的國民，法治的政府，才有光明的新國家。

陳金萬 接續8月3日「平埔鄉土情」系列活動，台灣平埔原住民協會在凱達格蘭文化館舉辦「拍布拉族大肚社歷史」研討會，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推祟大肚王為台灣史上最早反抗外來政權的英雄人物，其戰績輝煌，威名甚至遠傳歐洲。翁佳音表示，如果有人想要投資拍攝台灣史上的英雄，大肚王應該是最早也最能夠突顯台灣主體性的代表人物。 17世紀的大肚王統治中台灣15至27個社，出入皆有人為他抬轎，不同於一般部落的地方領袖。荷蘭人稱他為Keizer van Middag ，英國人稱為King of Midday，德國人翻譯為Keiser von Mittag，福佬語稱之為Quata Ongh（番仔王），原住民語為Lelien，綜觀字義可翻譯為白晝之王或太陽王。 《熱蘭遮城日記》記載：1661年6月3日前幾天，明鄭帶了2千人及30名荷蘭俘虜出發到島上的番社，想要試探一向對荷蘭人表示友善的大肚王是否有歸降之意。大肚王的臣民先提供鄭師士兵的索求，待鄭軍鬆懈之後率番丁突襲鄭營，並事先告知荷蘭俘虜以為應變。當夜發動攻擊，約有1500名士兵被殺，其餘躲入甘蔗園逃生，大肚王放火燒園迫使殘軍出來，予以殲滅。 此一戰役也記載於《諸羅縣志》及《苑裡志》等書，並在民間廣為流傳，直到近70年前才為人所淡忘。重新發覺這段史料的翁佳音稱它為，台灣史上最早反抗外來政權的光榮戰役，其紀念價值並不亞於霧社事件，是台灣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他考證大肚王之役的時間應為農曆的7月21日或國曆的8月15日前後。 被原住民打敗的鄭成功憤而遷怒於荷蘭人，於是下令把他們釘在十字架，又把懷孕的荷蘭婦女剝腹，取出胎兒洩恨。而大肚王的族人對鄭軍的抵抗並未停止，也從來沒有歸順明鄭，因而揚名於海內外。 翁佳音表示，他並不否認鄭成功是一位英雄，但是否為「台灣英雄」則是另外一個問題，至少對大肚王而言、對拍布拉族而言、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不是；而在台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對鄭成功來台的觀感也是驚嚇與害怕的成份居多，並非完全採取支持的態度，因為鄭成功所使用的方言與他們並無法溝通。 根據沙轆社族人的說法，明鄭為了中國軍事需求而採取橫徵暴揀及血腥陣壓的手段，才是引起族人反抗的原因，而沙轆社也因此而負上慘重的代價，差點遭到鄭成功的軍隊滅族，只剩下6個人逃了出來，再返回原地繁衍後代子孫。 大肚城文史工作室張麗盆表示，她從報紙得知有人想要學習中國電影「英雄」進軍奧斯卡的模式，來籌措鉅資拍攝台灣英雄鄭成功的故事，讓她感覺非常惶恐。她認為此舉不僅無法加強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聲望，恐怕更會引起國人對國家認同的混淆。抱持尋根的心情特地前來參加研討會的政大民族系講師王雅萍表示，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處理任何歷史詮釋的問題，都應該特別考量原住民族和少數族群的感受，才不會引起不同族群之間的爭議。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2010年之前，台灣憑自己的力量就足以擊退中國 如果中國打台灣，中國到底是會贏還是會輸呢？老實講，這個問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到台灣人的政治選擇。 在這裡，我要很直接的講：中國整體的軍事力量，確實是勝過台灣，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不過，如果中國要渡過台灣海峽來攻佔台灣，目前中國的能力不足，而且在2010年之前，中國也打不贏。這個評估，是在美國沒有直接軍事介入的情形下，台灣單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打敗中國的武力侵犯。 中國的兩棲作戰能力不足 台灣是四面環海的島嶼，如果中國企圖攻打台灣，這是典型的海島攻防戰。海島攻防戰要得勝的要素，首先必須取得優勢的制空權，而台海制空權的優勢，在2010年之前，是由台灣空軍所掌握，這是中國在2010之前無法攻佔台灣的主要原因。 另外，中國目前可以運送兩棲部隊進行登陸作戰的船隻，一次最多可以運送的人員不超過1萬5千人。在軍事學上，兩棲登陸作戰的攻擊者，需要有守軍的6倍兵力才會贏。台灣本島至少有15萬以上的現役守軍以逸代勞，中國的登陸部隊有贏的機會嗎？ IDF的空戰能力勝過中國的蘇愷27 講到制空權，大家是否知道「台灣的IDF打贏中國的蘇愷27」呢？ 沒有錯，蘇愷27是很好的戰機，是多功能的重型戰機，有空中作戰的能力，也有對地面攻擊的能力，載重量較大，作戰航程也較遠。不過，以防禦作戰為主要目的的IDF，在空中作戰的能力卻勝過蘇愷27，因為IDF有很厲害的天劍二型空對空飛彈，具有「射後不理」的性能，IDF的電子設備在較遠的距離就可以發現敵機，飛彈的射程也可以在較遠的距離先發射，發射飛彈之後可以馬上脫離戰場，以免遭受敵機的攻擊。中國的蘇愷27就是缺乏這種「射後不理」的飛彈，所以空中作戰的能力不如IDF。 「射後不理」飛彈，中100枚vs.台1400枚 另外，我來舉一個例子。兩年前，中國向俄羅斯購買40架的蘇愷30，同時也採購100枚很厲害的AA12飛彈，這和IDF上面的天劍二型飛彈同級，也是可以「射後不理」 (fire and forget)。當時台灣的統派媒體就大肆報導，宣稱台海制空權的優勢將開始向中國傾斜了。然而事實的情形是什麼呢？ 這種「射後不理」的中程空對空飛彈，全世界只有四種型別，就是台灣自製的天劍二型、法國的雲母飛彈 (MICA)、美國的AIM120、以及俄羅斯的AA12。當證實中國向俄羅斯購得100枚AA12飛彈時，美國馬上跟著宣布賣給台灣200枚的AIM120。而在此之前，台灣向法國買60架幻象2000時，前後一共採購了1200枚的MICA飛彈；另外，我們自製的IDF也配備有200枚以上的天劍二型飛彈。所以，這種優異性能的空對空飛彈，在台灣的武器倉庫裡已經超過1400枚，到底是中國要怕我們，還是我們要怕他們呢？ 2005年後，台灣的軍力優勢會被中國取代嗎？ 兩個多月前（今年7月），立法院長王金平帶團訪問美國，美國方面表示擔心，認為2005到2008年之間，台灣目前的軍力優勢會被中國取代，所以美國建議台灣，要提升軍事採購的速度。美國擔心台海軍事平衡的情勢可能會對台灣不利，在這一點，我們要感謝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關心。但是，我們也要了解，美國的關心也有包括促進對台灣軍售的商業因素在內，所以對中國軍事發展的威脅評估，難免會採取比較「膨風」的講法。 以實際的狀況來看，台灣目前有340架高性能戰機（包括130架IDF、150架F16、60架幻象2000），中國只有大約150架而已。以目前中國軍事發展的腳步來看，到公元2010年的時候，中國高性能戰機（包括SU27、SU30、J10）的數量要超過台灣，並非不可能，而是「阿婆生子，很拼咧啦」！ 另外，台灣的地面防空部隊，對於前來攻打台灣的中國戰機，也有很大的威脅。根據過去戰爭的歷史紀錄，地面上防空火力打下戰機的數量，是空中戰機打下的3倍以上，可見地面上準確的防空飛彈，比空中的戰機更恐怖。在台灣海峽的戰場，採取攻勢的中國戰機，無法得到他們防空飛彈網的支援作戰，但是採取守勢的台灣戰機，卻可以得到地面防空飛彈網的支援作戰。而且，台灣地面防空飛彈的性能屬於世界一流，飛彈網的強大是全世界密度第二高的，僅次於以色列。所以我的評估，在2010年之前中國無法攻佔台灣，這是有具體數字資料做基礎的分析。 當然！如果認定中國的軍事發展，永遠都無法建立起攻佔台灣的能力，我想這是在侮辱自己的理性，但是如果斷言在公元2010年之前，中國的軍事能力能夠攻佔台灣，這是完全的胡說八道。 中國的飛彈威脅 接著我們來談談中國的飛彈威脅。目前中國在對岸部署大約450多枚，據說2010年時會增加到1000枚。事實上，中國的M族飛彈不但準確度很差，破壞力也不大，這種短程的M族飛彈，與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完全不能相比。 以準確度和破壞力來分析，中國M族飛彈的戰場效果，絕對不及美國戰斧巡弋飛彈 (Tomahawk) 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中國可以對台灣打1000枚的M族飛彈，它的戰場效果也絕對不如發射100枚的戰斧巡弋飛彈。 以最近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來比較，不談其他上萬枚以上準確的精靈炸彈，單單戰斧巡弋飛彈就打了800多枚。所以打100枚的效果，雖然會對台灣造成某種程度的損害，但是要達到癱瘓台灣的效果，這是脫離現實的空思妄想。 單純以破壞力來講，發射一枚M族飛彈，等於是打5顆大砲。以823砲戰來講，當時中國單單對小金門就打了25萬顆大砲，等於是發射5萬枚M族飛彈，中國有得勝嗎？在這裡，我敢很負責任的講，中國M族飛彈的準確度還不如發射大砲，這種武器的戰場效果很有限，只是因為它的射程可以打到台灣本島，因此才成為「心理作戰」的工具。如果大家不要反應過度的害怕，實際上它的戰場效益不大。 中國對台動武有經濟上的限制因素 除了軍事上的限制之外，中國對台灣動武也有經濟上的限制因素。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成果，但是實際的失業率是20﹪以上，貧富差距很大；銀行呆帳超過40﹪，可能會爆發金融危機；官員貪污腐敗非常嚴重，社會上有普遍的民怨。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北京政府需要以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來維持局面。 想要發展經濟，就必須維持一個穩定的環境，如果發動台海戰爭，一定會引起外資馬上要撤離，沿海經濟會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失業人口也會快速增加，最後可能引起社會動亂。所以，攻打台灣可能會引發政權瓦解的危機，北京政權完全了解其中的利害關係，他們又不是笨蛋。 一旦攻台失敗，中國共產黨政權會倒台 而且，中國的人口是台灣的60倍，平時中國政府一再宣傳解放軍很強很勇，如果攻打小小的台灣，一旦戰爭失敗，人民平常所累積的不滿，就會完全移轉到執政者的無能身上，到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很可能會倒台。 另外在台灣這邊，如果在傾向台灣獨立的政黨執政之時發生戰爭，台灣的執政者一定會馬上宣布戒嚴，並且順勢以威權手段來清理台灣內部的附敵言論（統派言論），讓北京頓失在台灣內部的搖尾系統（統派勢力）。而且，台灣一旦遭受攻擊，所產生仇恨和敵意，應當會宣布獨立，並且與中國永遠疏離。由此可知，獨派政黨執政，北京對台動武的顧忌更大。 因此，除非北京政權已經走到「狗急跳牆」的地步，或是他們已經有十足的把握，否則的話，中國應當不敢莽動。 美軍介入台海戰爭的北京夢魘 另外一項更加嚴重的因素。中國打台灣，如果引起美國的軍事介入，這就是美國和中國的戰爭，雙方一定會斷交，美國很可能會順勢承認台灣獨立，並且與台灣建交。另外，既然美國和中國交戰，美國一定會對中國實施禁運與經濟制裁。目前中國一年對美國出超有1000億美金以上，相關產業的就業人口有幾百萬甚至是上千萬的工人會馬上失業，而且有幾萬間甚至幾十萬間的工廠要倒店關門呢？如果在戰爭之後想要恢復邦交，可能需要10年至20年的時間來修補關係。想到這些可能的悽慘後果，只要中國沒有百分之百的確定美國絕對不會軍事介入，北京豈敢發動台海戰爭。 台海情勢短期平靜，長期有隱憂 以目前的台海情勢來看，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足，而且內部的問題也很多，所以希望專心發展經濟，以便紓解內部的困境，這個意圖很明顯，因此台灣海峽要維持暫時的和平，應當是可以期待。不過長期來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腳步應當會加速進展，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也會加深。所以，中國是我們必須時時警覺、永遠提防的敵人。 而且，中國在裁軍的同時，反而增強海空軍的力量，增加快速打擊的空降部隊以及登陸作戰的兩棲部隊，這種建軍的方向，就是針對攻打台灣的軍事準備。這就是中國對台灣的最大惡意和敵意，也是我們必須徹底覺悟的現實。 中國發動台海戰爭的最可能時機 過去，中國一再恐嚇，如果「搞台獨」，他們就要打。而且也公開表明「長期不接受統一，也要打」。所以，只要台灣不接受「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北京就永遠有藉口來攻打台灣。當然，「台灣宣布獨立，中國就要出兵攻打台灣」，這個可能性我一直沒有排除。但是「可能」不等於「必然」，這需要以當時的狀況來詳細研判的。 我個人認為，在未來10年，中國攻打台灣最大的可能原因和時機，就是中國內部一旦發生重大的政權危機，為了要轉移人民的注目焦點，會去煽動民族主義的情緒，對台灣發動統一戰爭，這種可能性最大。 所以，如果認為中國受到一些客觀因素的限制，只要台灣沒有「宣布獨立」，中國就不會攻打台灣，這種想法太過天真。但是如果認為中國沒有任何的顧慮，可以對台灣隨便發動戰爭，這也是太過幼稚！ 台灣單獨抵抗中國兩個禮拜的外行話 最近有一個有趣的講法，強調台灣要有單獨抵抗中國兩個禮拜的能力，否則，如果美國要派兵保護台灣，時間也會來不及。其實，這個講法是在講給外行的人聽的。因為中國要打台灣，部隊和武器裝備的動員，以及後勤補給的整備，至少要3個月以上。而且，以目前的偵察技術，中國如果要發動一場有意義的渡海戰爭，至少在開戰的兩個禮拜之前，就會被發現。因此，只要美國有決心要保護台灣，事前就會做出外交上的反應，並同時進行預防性的軍事部署。所以，問題的重點是，在必要的時刻，美國有派兵保護台灣的決心嗎？ 五十多年來，美國以實際的行動來維護台灣的安全，賣武器給台灣，幫助台灣提升防衛能力來抵抗中國。美國的目的，是在維持一個與中國分離的、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台灣。在可見的未來20年，這種地緣政治的戰略結構不會改變，而且，中國要挑戰美國的實力也遠遠不足。所以，只要台灣人展現出捍衛台灣的堅決意志，美國要維護台灣安全的決心，並沒有改變的理由。 美國如何看待中國 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呢？《1998年美國東亞戰略報告》的內容指出，美國在東亞的政策目標，首先就是要預防出現對美國會造成戰略威脅的國家。在911恐怖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國防部在2001年10月發表的《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也指出，亞洲地區可能會出現「一個具有可觀資源的軍事競爭者」，為了因應可能的衝突，在西太平洋要增加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巡視時間，永久部署的航空母艦也要增加3艘至4艘。報告當中雖然沒有指明這個「軍事競爭者」究竟是哪個國家，但是除了中國之外，還會有誰？ 美國反恐怖作戰的意涵 […]

李學圖◎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波特蘭／溫哥華分會會長 坪林鄉民舉辦公投，以表達鄉民的集體願望，希望主管單位將坪林行控中心專用道開放為一般交流道。環保署長郝龍斌強硬表示「民意不能凌駕專業」。筆者不擬討論郝署長是否企圖以此壓抑人民對公投的訴求，但是我們應該探討由此而引發的一個嚴肅問題是：「民意不能凌駕專業」？還是「專業」應了解「民之所欲」？為此我們應該回答下列幾個問題： 1.顧主或社會大眾有無權力對專業人員表達他們的需求？及專業人員有無責任了解顧主或社會大眾的需求？ 2.若有，顧主或社會大眾的權力界限如何分界，才不會侵犯專業的獨立性？ 3.若有相互衝突的民意，專業人員應如何處置？ 第一，任何行業的「專業」，如醫生、工程師，他們的使命是要提供顧客或社會大眾最大效益（又安全又經濟）的產品與服務；他們授命應用龐大或重要的資源，當然有責任了解顧主或社會大眾的意向。為此，專業人員必須先了解顧客或社會大眾的需求；而「民意」就是這種需求的表現。在威權統治之下或民智未開之前，社會大眾不能表達需求時，專業人員就擔任社會大眾的發言人，代其界定需求。但這並不表示社會大眾把界定需求的權力永遠交給專業人員。隨著社會開放、人民智識提高，民意就能經由各種方式表達出來，公投只是其中一種。只要不侵犯專業性，社會大眾有權表達他們的需求，這是人民的權力。 這類事件不只發生在台灣國內。以美國為例，代表民意的國會，強勢主導環保工作；國會不但制定環保政策方向，更制定具體目標與完成時限。國會在 Clean Air Act 直接界定汽車排污降低量目標，而非授權環保機構制定。這種強勢主導專業的傾向，自1980年代以來更是有增無減 (Pual R. Portney, ed. 1990, Public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這個例子的引用是要說明「民意」表達需求的時代傾向。 第二，顧主或社會大眾需求的表達應以不侵犯專業人員的自主性與專業性為原則。當表達需求時，應該說我們「要的是…」，再由專業人員去尋求解決方案。不幸的是，一個非專業人員很難正確地表達真正的需求。就以坪林鄉的公投為例，難道坪林鄉民真正「要的是」交流道嗎？還是地方的繁榮？這種不貼切的表達，容易造成侵犯專業自主性的誤解，而導致專業人員拒絕聆聽民意的需求。不過，專業人員絕不能以這種不貼切的表達為理由，而拒絕民意表達的權力、或疏怠了解民意的責任。 第三，若有相互衝突的民意需求，專業人員應了解各種不同的需求，再從中求取最大效益。再以坪林鄉的公投為例，環保署認為行控中心專用道在坪林的處理，將會影響臺北的水資源。在這種情形之下，專業人員應了解兩市區的需求，以求最大效益。絕不能以相互衝突的民意，會造成「天下大亂」為由，拒絕民意表達的權力。 總之，專業人員應體察「民之所欲」才能不斷追求新知、善用社會資源、提供高效益的產品與服務。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中分部 我們之間沒有距離，只有同一信念 粘素真◎畫家 九月初六總統府前超過十五萬人的「台灣正名大遊行」，在歌聲、激動、喝采中完滿結束。這是台灣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遊行活動。整個過程和平而理性，顯現台灣的民主素養已趨於成熟，難能可貴。 我是第二車的車長。在台中往台北的路上，有幾位前輩，就已經開始發言分享，大家的情緒也慢慢的上升。到了總統府附近，到處是車潮、滿坑滿谷的人潮、旗海、如此壯盛的場面，讓每一個人的情緒都到達最高點。整個過程，雖然在電視、媒體都大幅報導、現場轉播，但是不身歷其境是無法體會那種震撼力和感動。同時也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凝聚力。人與人之間沒有距離，沒有厲害關係，只有同一信念，這是很難能可貴的。整個隊伍中，除了七大社團外，士農工商各階層、販夫走卒、成功的企業家、學生、家庭主婦、年輕朋友甚至於九十幾歲的老婆婆。構成莊嚴、有趣的畫面。因此這次的運動代表的是一個新主流民意的形成。 在豔陽下，冒著高溫，汗流挾背中，全世界看到了台灣的名字，搶鏡頭的政客們在遊行中消失了，因為沒有他們的舞台，因此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遊行活動。更大大的凝聚了台灣意識的腳步，也證明了團結的力量大。 我們走在三十五度太陽下拚正名！ 盧怡秀阿姨◎七十二歲 五一一正名運動為了中國肺炎的關係延期改在九六舉行。「海洋之聲」廣播電台有接不完的聽友打來的電話，台中獨盟分部也一樣報名參加的人真踴躍。台長益勝兄、「正名」工作委員素合姊忙的團團轉，但是他們忙的很開心。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及「海洋之聲」共有二十四部遊覽車，參加正名運動的人數約一千多人。我被派為第三車負責人，請同事的兒子張春谷先生做我的幫手。點名後，車準時九點向台北出發。車上坐著每一位都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因而很有親切感，當我問起車上的人：「我們要做香港第二嗎？」，大家同時發出聲音「無愛！」。 正名運動是為了台灣人行e出去國際社會，而努力的運動。時間過的真快。到達台北中正廟集合地點，下車後走路經過國民黨中央黨部，他們在裏面吹冷氣，我們走在炎熱的三十五度太陽下拚正名。我看著一位老阿媽坐輪椅由孫推車令人好感動。南北二路的隊伍真濟，有e團隊大叫「你是什麼人？」、「我是台灣人！」我也情不自禁回叫「我是台灣人！」、「台灣國萬萬歲！」，真正精神百倍。走到凱達格蘭大道目的地，左看右看人山人海。有人穿「台灣人站出來」的T恤，也有自國外回來的身穿「我是台僑不是華僑」的T恤。會場有洋人、有日本國會議員、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人數超過二十萬，二十萬足足有餘。誰說台灣人是一盤散砂？請看今日台灣人有多團結，心手相連台灣人出頭天。 阿輝伯出現現場開始致詞。心臟動過手術沒有多久的老人家，在大太陽下講話元氣十足，使台下的我們佩服。他為愛台灣這一塊土地站出來拚老命。我們應該更加勇敢地積極來拍拼，成功就在眼前。 台灣人啊！要繼續努力。台灣人才會出頭天。這是我的期待，是我的願望。 用民氣撞破那個「痟鬼殼」 張淑真◎推動母語教學 「人在做、天在看」，連台北的天空都受到台灣人的熱情加溫到「強強滾」，超過二十萬的海內外台灣人會師總統府廣場，擠爆了台北市街道，為的是要卸下「中華民國」這塊詭異的招牌，台灣要站起來走出去，大聲喊出：「Say Yes to Taiwan；Say No to China」。從中國肺炎禍延台灣，中國打壓台灣加入WHO 那種惡霸嘴臉，以及香港人被中國修改『基本法23條』的繩索套住脖子，而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怒吼抗議的一連串外在的因素激勵之下，台灣人有些覺醒了。本來九月一日截止報名的九六正名大遊行活動，竟然如火如荼報名踴躍。自發性的民眾，平常未見的、女的、年青的都出現了，直到九月五日還報名電話響不停。果然當天從台中往台北的路上大型遊覽車激增，也造成塞車現象。到了台北市從交流道往信義路上更是動彈不得，三十分鐘才走過紅綠燈，未到集合地點已見遊行隊伍，車上與路上的同心同情台灣人互為呼應，未到凱達格蘭大道群眾疼台灣的心已沸騰了。 台灣的苦情，台灣人的苦心，在民主先生阿輝伯的演講中得到發洩與傾吐，台灣用已經無存在的「中華民國」的名，茍延殘喘於世界。台灣必須團結一心，用民氣衝撞那個「痟鬼殼」。台灣要出頭天，台灣人要當家做主，台灣是台灣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阮的國家正名就是台灣國。 李登輝先生的聲音宏亮有力 曾文聖 九月六日一大早，就有許多人潮往台中美術館前等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中分部和海洋之聲共有24部遊覽車前往。我被分配到第一車。上車後看到許世楷教授和盧千惠女士一邊點名一邊收費，真是夫唱婦隨。副車長廖欽賢法官算人數，他和譪可親地問好大家，拜託坐同船的來互相照顧，完成今天的任務。又有熱心的兄弟忙著分發礦泉水。第一車很溫馨地出發向台北。 在湖口休息站，看到寫「屏東隊」、「萬巒隊」、「台南隊」等牌子，真是壯觀。他們一定透早就出門了。林子玉兄流汗找21車的礦泉水，林素合姊拜託人去福利社買，我則受託找陳堀煌兄要獨盟的旗仔，掌管千人糧餉的邱乾順兄先到中壢休息站準備好各車的便當數。我們在車上享受工作人員用心用意準備的飯。抵達凱達格蘭大道時，陳國雄兄先走進前找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隊伍的集合所，因為我們屬於第一大隊。不過隊伍已經進不去了。我們就拿著一面寫「台灣國萬歲」的大旗仔佔地而坐。雖然太陽燒燙燙，當中部總召集人的許世楷教授不動如泰山。後來，有很多人來拍照，我們這一車的人也都臨時當演員，好快樂。 讓我們感到榮幸的是，八十多歲剛動完心臟手術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為了台灣正名大聲演講，他的聲音像三、四十歲的人宏亮有力。現場也不斷回應。這時會場的氣氛幾乎達到沸點。 這一次，正名運動是成功了。正名的意義傳到台灣每一個角落，讓台灣人要正名的意願向世界傳遞出去了。謝謝這次工作小組召集人吳明宗、三位中委、林素合、邱乾順、陳國雄、馬榮慶、以及各車車長，他們備盡辛苦。我感謝你們。

李書璇◎《台灣日報》記者 長期活躍在海外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簡稱世台會），一直是旗幟鮮明的獨派團體，雖然經過許多政治迫害的苦難，仍是台灣人在民族形成及建國過程中海外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前總統李登輝日前應邀出席世台會演講時，說出中華民國改名「台灣國」，再度鼓舞世台會推動台獨浪潮，事實上，世台會去年在東京舉辦年會，當時陳水扁總統透過遠端視訊向大會致意，即拋出「一邊一國」的驚人之語，亦掀起政壇熱烈討論。世台會這樣一個見證台灣民主歷程的重要組織，在政黨輪替後，也面臨了階段性任務達成，重新思考深入方向的難題，甫上任的新會長盧榮杰，旅居德國近30年。兩個多月前，世台會在英國倫敦召開大會，同時改選會長，甫卸任全歐台灣協會聯合會理事長的他順利當選。他代表的正是一股繼續向上的改革力量，以及世台會生生不息的使命傳承。以下為記者與盧會長的訪談內容： 記者問：你們在國民黨執政時代與政府的關係相當緊張，直到民進黨執政後，才在1990年首次回到台灣舉行年會，此次世台會出動了數百人回台參與台灣正名遊行，世界都見證到這樣民主的成果；以您長期接觸國外政府的經驗，您認為外國人是怎樣看台灣的？ 把台灣的心 勇敢講出來 盧榮杰（以下簡稱盧）：這次的台灣正名運動，世台會動員了來自美國、紐西蘭、澳洲、巴西、日本等地共兩、三百人會員回國共襄盛舉，希望讓全世界都見證到台灣逐步走向民主，我發現台灣的民主，國外真的看得到；記得在1994年我和某德國某州的經濟廳長到韓國接受德國駐韓大使的招待，德國駐韓大使一見到我是個亞洲人，就問我是那一國的人，我回答：「台灣」，他馬上對著我說了一句話：「台灣應該要獨立。」當時我很深刻的感覺，其實問題不在於期望外國去承認台灣，而是台灣人民要自己開口說出「我是台灣人」，如果不說，國際又怎會知道呢？如果有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台灣人都說「我要一個獨立的台灣」，美國或其他國家敢不承認嗎？中國再反對有用嗎？所以我認為台灣老百姓應該學習把要台灣的心勇敢講出來。 問：世台會對於宣揚台灣意識有很大的功勞，不過你們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是一個非法組織，同時也受到政府及情治單位監視和打壓，當時世台會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 盧：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所有世台會成員一心只想救人，我們在零下20度的低溫中，執意到波昂去示威；讓德國人相當驚訝。當時我們在海外應該不至於被國民黨「作掉」，因此我們就一直四處奔走，找國際特赦組織來幫助遭到逮捕的黨外人士，像陳菊等等；那時我們要求國際組織向國民黨施加壓力，國民黨被迫將一干政治犯公開審判，才免去遭到判決死刑的危機。 教育下一代 我是台灣人 問：您認為目前台灣無法一舉達成正名的原因在哪裡？ 盧：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對國家定位無共識，我們世台會的工作是希望把國家共識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其中當然會面臨一些阻力，例如有些人懼怕中共飛彈的威脅而不敢主張台灣是個國家，但我們會盡量去說服。我們一直不斷的努力宣傳，我想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成效，而最好的方式其實是透過教育，教導孩子「我是台灣人」的觀念，世台會的工作就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將勇敢表示「我是台灣人」的比例增加。 問：台灣經過2000年政黨輪替，由民進黨執政後，世台會可以說已經達成階段性的任務，在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的同時，您接下世台會會長的位子，面對的將是和從前黨外時期不一樣的政治環境，您對世台會的任務有什麼新見解呢？ 盧：很多人以為現在台灣已經民主了，政權輪替了，我們的工作也幾乎完成了；但並不然，政黨輪替只是初步成果，事實上末端的工作才是最困難的；例如民進黨執政後，有些人認為世台會應該可以接受僑委會的補助，但我們還是堅持不拿，因為我們向來都主張廢除僑委會，將僑委會職權直接納入外交部；這是由於政府對於所謂的僑委認知並不明確，到底是台僑還是華僑？世台會認為僑委會不應該補助對於台灣不認同的僑民，因此應該廢除僑委會。 平反黑名單 還受難者公道 另外，配合現在嶄新的政治情勢，我將帶領世台會首先實行的，就是督促政府來「平反黑名單」。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因從事海外民主運動被列入黑名單，一直到解嚴後再經過三年，才把我的名字從各個情治單位的黑名單中消除；如今我想那些黑名單應該都已經銷毀了，但這對當時的受難者其實是不公平的，在當時的資料中，包括那些出賣民運分子，專打小報告的「抓耙子」的名單也都清楚記載，但現在卻因為找不到資料，而讓當時的抓耙子如宋楚瑜、馬英九、胡志強等人仍然在政壇囂張不可一世，要當時的受難者情何以堪？當初東西德統一的時候，嚴禁銷毀當時的一些秘密情報資料，並列下規定表示曾經擔任打小報告的人士不得擔任任何公職，連打掃街道都不可以；前一陣子一位德國議員被查出曾任「抓耙子」，馬上被撤除公職驅逐下台；我認為台灣應該向這樣的目標邁進，在我擔任世台會會長兩年內我會督促政府去找出任何這些情治資料的蛛絲馬跡，以還當時遭列入黑名單的民運人士一個公道。 還有一項工作是我會積極進行的，就是現在我們把主力都放在台灣，我將和主婦聯盟合作，讓海外台人利用一些時間，也許一個學期或兩個學期，回台灣到社區大學辦短期專業講座，希望將一些台灣的概念傳輸到社會，這是我們近期內就會著手進行的一項任務。 其實我想世台會的任務達成之日已經不遠，我認為當台灣能夠正名，就是台灣民主完成之時，這時候台灣文化已經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世台會就算解散也沒關係，因為我們長期追求的民主果實已經出現，我想這一天就快來臨了。 ＊本文原載於《台灣日報》，2003年9月29日的「政治綜合」版。

莊秋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創會者之一 十分感謝王康陸基金會邀請本人參加這次王博士受難十週年的紀念發表會。因為事前基金會董事長陳希寬兄有向我解釋說這次的紀念發表會既不是學術性的、也不是政治性的，所以我才敢答應來這裏發表。因為我是讀理工科出身的，深怕自己不夠理念性或政治性的學術頭腦，不敢用「腦」來講話，但自信尚能夠用「心」來講，所以就不客氣的答應。 今天我要與大家探討的有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討論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在建國運動中所扮演的前衛性角色，這部份算是延續我1999年1月27日試用「台文」所寫的一篇標題叫做〈台獨運動e前衛角色〉的文章，收錄於《海外遊子台獨夢──續》書中第182頁。第二部份是討論聯盟遷台後對整個獨立建國運動的影響及效果，選擇這話題的原因是因為遷台後我曾於1992年10月23日首次中央委員會中發表一篇〈台獨聯盟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收錄於同書中第158頁，當時的意思是藉著在美國運作的檢討，期待遷台後的聯盟改進。由於我本人雖然是第一屆中央委員，在第十五屆世台會闖關成功，但因其它原因沒有跟總本部回台，自然沒資格評論遷台後聯盟的運作，在此也只能說說個人的一般觀感而已。 台獨運動的前衛角色(avant-garde) 任何運動，不管是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或是革命運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寬度及厚度。運動很困難多方面同時進展，往往需要一小部份前衛性的突破，由此突破來帶動整個運動的進展。據我所知，過去在海外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WUFI) 一直努力扮演這前衛性的角色。1991年底聯盟冒著盟員會被關的危險，奮力遷盟回台的事實就是實踐前衛角色最好的証明。 其實更早期，在六○年代阮還是年青留美學生的時代成立WUFI的前身UFAI時，不管能力上是否做得到，當時就矢志要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可能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因此UFAI的成立，在當時確實可看做阮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行動。在七○年代白茫茫的白色恐怖政策下，阮在海外眼巴巴地看蔣家迫害咱島內勇敢的運動志士，甚至擴大到製造美麗島事件時，阮不得已採取一連串的激進行動，這應該也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行動。八○年代，配合島內日漸澎渤的民主運動，以鮭魚精神、用闖關回鄉的方式來突出黑名單政策的無人道也是前衛性的運動。當然了，由此演進的前面有提過的遷盟回台更是阮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行動。 除了聯盟在海外扮演的前衛角色以外，其他在台灣本土發生過的真濟事件，更是台灣人民主獨立運動中非常重要的前衛事件；親像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1979年發生e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的突破戒嚴、二二八禁忌、黨禁、五二○農民運動、鄭南榕自焚等等…，都是使運動提昇的前衛性事件。 事實上，聯盟遷台大多數的海外盟員基於客觀的現實不能夠隨聯盟總部回台，留在海外的盟員往往就美其名說是「理念遷台」或「前衛性運動觀遷台」等等來解釋。筆者當時就有寫過一篇〈聯盟遷台的意義〉的文章說明這點，該文已收錄於同書中第139頁。當時海外的盟員及熱心同鄉，希望島內民眾熱烈的響應「獨立做伙來、建國咱這代」的呼籲，使獨立建國很快的達成。當時總共有島內外十位勇敢的盟員為聯盟遷台欣然走入國民黨牢獄的事實，的確大大地鼓舞了當時台灣已經澎湃發展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及政治運動，終於促使鉗制黑名單惡政的『刑法一百條』於一年內廢除。1992年10月台獨聯盟果然堂堂正正的光彩的在故鄉（龍潭）首次召開了中央委員會。 WUFI總本部遷台以後，獨立建國運動的重心既已移入島內，海外的運動終於逐漸邊緣化，失去了前衛性的角色。可惜島內方面這種「理念遷台」的理想期待也很快的變成一廂情願，台灣社會複雜的、速食抄短線的價值觀不是很容易經由聯盟一次的遷台就可能撼動或改變的。尤其中國逐漸強大，向台灣施壓說一旦台灣要獨立就出兵鎮壓，強勢的國民黨政權也十分配合，用「中華民國」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創造性的模糊」理念來麻醉台灣人民，於是台灣的統派有了堅硬的靠山。獨派本來以為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期間中國試射飛彈時美國派兩艘航空母艦來台海而認為有美國做靠山，可是以後的發展則是Clinton的「三不」聲明及美國一再對李登輝先生提出的「兩國論」關切及施壓，一再的使獨派人士深感找不到靠山。在沒有靠山之下，這七、八年來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一直缺乏前衛性的行動，因此台灣人民對於建立一個新又獨立國家的意志力也就一直堅強不起來。 看到這種運動停滯的現象，善於做「台獨夢」的筆者才會在1999年試用「台文」寫了這篇〈台獨運動e前衛角色〉的文章。本文除了說明咱的運動因為漸漸失去前衛的引導而停滯不進的現象以外，更重要的論點是敦促漸趨邊緣化的海外運動組織繼續扮演前衛角色，甚至把獨立建國的前衛行動降低標準。例如把98年組30人的請願團回台向李登輝遞交抗議書，台南市首次舉辦「台灣國家認同公投」也都算是台獨建國的前衛行動。由此延伸，不久前一群回鄉的前留學生成立「台灣聯通」網站，最近有海外人士抗議師大管樂團指揮拿台灣人的納稅金到海外替中國宣傳的行動等等，也都可以算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前衛行動。由這些例子看，只要我們擴大想像空間，到處都還是有進行台灣獨立建國前衛行動的機會。 聯盟遷台對整個運動的影響及效果 前面已提過，由於我本人沒有跟總本部回台，自然沒資格評論遷台後聯盟的運作，在此只說說個人的一般觀感而已，更重要的是想拋磚引玉，期待島內同志的指教。依我的觀察，聯盟總本部遷台以後，面對不熟悉又很複雜的台灣社會，雖然有誠意要繼續扮演獨立建國運動的前衛角色也實在力不從心。請容我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1999年我寫〈台獨運動e前衛角色〉那篇文章時，正住在Wisconsin 的Appleton，常常有Iowa及 Wisconsin大學的學生像劉大元、謝良瑜、蔡宗希等學生盟員來訪問，我帶他（她）們到附近只剩觀光價值的湖邊燈塔觀光，順便使用裏面的便所。當他們問我到底目前聯盟在獨立建國運動中是扮演什麼角色時？我指著燈塔說：「就像那燈塔，新時代雖已不須用燈塔引船入港了，但其美觀依舊，把它維護乾淨，說不定有一天還需要它引船入港呢？況且提供遊客使用便所也很有價值吧！」，其實這種回答出自一個老盟員的嘴是帶有幾分悲愴的。 以上是到1999年初的檢討，經過四年多後的今日來看，台灣最大的變化當然是2000年統派（或說藍軍）的分裂才使民進黨的阿扁當選總統，可以說是拾到的政黨輪替。也因為是意外撿到的，所以常表現出患得患失的窘態，距離我們期待的真正的「政黨輪替」還很遠。民進黨執政的三年多來，很多本來屬於獨派的朋友也容入體制內分享「中華民國」，使台灣社會在獨立建國運動方面的前衛表現明顯弱化，甚至延伸到海外。試比較政黨輪替前後的海外僑社，本來矢志廢除僑委會的運動者，近來也多汲汲營營的想擔任毫無作為的僑務委員或顧問，由統派僑委會官員角度來看，這是過去無法達成的統戰台灣人變成擁護「中華民國」的大成就。好在這期間咱聯盟顯然繼續在逆流中扮演前衛性的角色，對接受R. O. C. 酬庸的盟員勸阻或除籍（WUFI的美國本部而已）。 幸而物極必反，台灣人民經過《台灣論》、中國肺炎、高明見等風波以後，獲得不少反面教材，才使獨立建國的信念逐日加強。無形中也使咱聯盟一向固守的理念獲得主流社會的肯定。在海外過去不曾熱心的投機客，在爭取僑務委員時竟然敢說過去是台獨聯盟的祕密盟員，高明見也敢說在海外時與台獨聯盟過從甚密。這使我們看破投機者的嘴臉以外，不妨把這些現象看做是對我們的鼓勵。說不定台灣這隻船已經需要這老燈塔引船入港的時候到了？這期間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李登輝先生角色的前衛性變化。 李登輝先生從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轉變成指導咱獨立建國運動最前衛的靈魂人物，使我對他過去的批判深感對不住以外，更加對他萬份感激與欽佩尊敬，所以我才以「當代的聖保羅」來尊稱他。他在今年7月20日於台南李友會所發表的〈對台灣地位、國家主權的我思我見〉演講中，坦承他擔任R. O. C. 總統期間還沒完全瞭解台灣國際地位、國家主權的複雜性，經近幾年來一再的研究及思考後才瞭解這台灣主權問題的嚴重，為此晚上都睡不好覺！可見我過去對他的批判應該不是無的放矢吧！最近在台灣聯通網上聽到李登輝先生向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十屆世台會的演說中說他將把餘生奉獻給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更加使我感動，於是決定雖然還在抵抗癌症的階段，也要回來參與台灣的正名運動，在此感謝各位給我機會在王康陸博士受難十週年紀念會發表一點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