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十一月十七日、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博士與世長辭。突然接此訃報讓我全身顫抖，無以名狀的喪失感充滿了整個空間，讓我無所適從。 如沒有黃昭堂先生等前輩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民主與自由，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不只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行動都被嚴格管制。當時就是有如黃昭堂先生的鬥士們犧牲奮鬥才有今日的台灣。 一九六○年、我的父親王育德與五名年輕人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如沒有黃昭堂的存在，此組織與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就無法持續到現在。 黃昭堂先生敏銳的頭腦、寬大的胸襟、幽默又開朗的個性，如大家長的領導風格讓大家能團結一致，也像一盞明燈讓大家在困難中保持著希望。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是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六○年代的當時要打倒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國民黨政府的野蠻統治，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即或如此，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卻日漸成長深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對台灣的民主化更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執政下，台灣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蛻化為民主主義的社會。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成最終的目標。一個多月前，來日本視察的黃昭堂先生與我們再度確認了建國運動的目標。 黃主席堅持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是「基於多數台灣人的意志建國，建立一個名為『台灣』，並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新國家」。 這卻成了黃主席的遺言。為了不辜負黃主席一生為台灣的奉獻，我們只有秉承此遺志繼續奮鬥。 （作者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靠近中午時，筱峰打電話告訴我，我一向最敬佩的黃昭堂主席因為手術打麻醉就沒再醒過來。心情難過得想大哭。痛心台灣有影響力的長輩從此少了他，很讓人感到寂寞，也擔心他不在了，台灣的民主發展、獨立運動是否還有人能夠像他一樣，以大氣度、大智慧的胸襟，繼續堅定不移的帶領大家? 年輕時不解世事，一次又一次的東京個人之旅，因為筱峰的介紹，要一些旅居日本的長輩接待我，因此認識了黃昭堂教授、許\世楷教授、盧千惠姐、毛清芬姐、黃文雄先生——等，之後回到台灣才知道他們都是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已經二十幾年回不了家，所以只要有台灣的鄉親到東京，他們都非常熱情的接待，渴望多接觸一些來自家鄉台灣的氣味及訊息。 認識他們以後，原本不太「政治」的我，變成了堅定的「台獨運動」的支持者。不論是黃昭堂教授，還是許\世楷教授，或是盧千惠姐、毛清芬姐、黃文雄先生——，他們對待別人的尊重，對台灣的深情，對台獨運動的奉獻犧牲，讓我非常的感動及敬佩。自己也下定決心，跟隨他們為台灣這塊土地盡份心力。 黑名單解禁後，因為玉山社出版工作的關係，與他們的來往更多，距離更接近。也許\同為台南縣北門一帶的同鄉，我心裡一直把黃主席當成自己的鄉親長輩，碰到工作上的困難，人際關係的困擾，經過他杭州南路的辦公室，就會去看看他，跟他談一談。他從來都是非常幽默的看待這些讓我煩心的事。三言兩語就讓我笑開了。 前一次去看他，他說起自己這幾次就醫的經驗。最嚴重的一次是他一個人躺在臨時病床，等了好幾個小時才有醫生來幫他看診。黃主席說的時候，語氣平穩，還帶點開玩笑的味道。我卻很痛心，為什麼沒有人知道，過去幫忙一下？當然我知道是因為他不想麻煩別人，讓朋友擔心。所以當下我要黃主席不要擔心麻煩別人，有需要請隨時通知我。 接到黃主席離去的消息，一整天的情緒平靜不下來。想起許\多與他及昭堂嫂聚會的美好記憶，想起有一年他們夫婦帶我去他任教的大學，安排我及昭堂嫂住在富士山下的學校宿舍，他自己在研究室過夜。第二天，我打開木窗門，看到至今難忘的紅色楓葉。 主席，願你與昭堂嫂再相遇，終於一起輕鬆愉快的生活！不再為台灣牽掛了！ 作者為玉山社總編輯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許世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代行主席 黃昭堂主席，與你認識實在很久了，至少有56年。當時我與林二創辦台灣大學管弦樂團，能拉小提琴的找來找去，在校內才找到一男一女，其中男的就是黃昭堂主席。人不夠，還對當年的師範學院借許\常惠、李淑德兩位。可見黃昭堂主席的愛好音樂，是年輕以來的興趣。 1959年底我去日本留學，遇著早我一年去的黃昭堂主席，他當時和一群台南一中的畢業生與他們以前的老師王育德先生，正在籌劃發行批判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雜誌。我經過他的紹介認識王育德先生，加入「台灣青年社」，就是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 雜誌印出來以後需要貼上地址紙條發送，黃昭堂主席負責印地址紙條，他印了25份。當時『台灣青年』雜誌是兩個月發行一次的雙月刊，25份地址紙條可以寄50個月，就是4年多，當場還年輕氣銳的會員就有人批評：你認為國民黨政權會存在多久？你想要做獨立運動做多久？結果，其實我們30幾年後才能回到台灣來，而且現在台灣還未完全獨立建國。 開始發行雜誌時，除了王育德先生以外都用筆名，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提案將雜誌內容著重於台灣的民主化，筆者都用真名。經過一番激烈討論，遂決定著重於台灣獨立，仍用筆名。這是一次使成員對台灣獨立意識更清楚的討論。黃昭堂主席一直用黃有仁的筆名，這是他過逝大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大哥所採用的，可見他的情深。 1964年2月，我們都還是學生，在東京Hotel Okura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訴求台灣獨立，出乎意外地有100多個日本內外記者出席。我記得有記者質詢時說：你們講的都是對，我們也贊成，問題在於你們手無寸鐵，而你們兩方的敵人中共和國民黨都有軍隊、金錢等，你們要以什麼方法戰勝他們？我記得黃昭堂主席和我們的綜合回答是，「力量是正義」、「勝者為王」，這確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是歷史上「正義就是力量」的成功\例子也多的是。果然到現在，台灣人民主化、掌握政權的經驗都有了，目前又迫近掌握政權的機會來臨。 1992年我們回到開始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致力於台灣獨立的普遍化。黃昭堂主席奮身奉獻，亦在此次總統選舉，於所有團體中率先正式表明支持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為候選人，一貫為此努力，這是他近期目標的遺志。 但是主席近來身體不適，遂於11月17日永眠。可惜不見目標實現而去世，但願留下來的我們，得為此努力，更為實現他一生心願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努力。 2011年12月3日

黃昭堂主席，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原台南縣七股鄉下山仔寮漁村的小康之家，家中擁有不少漁塭。他的父親黃賜川原在糖廠做包工，後來經營漁塭。 二二八事件那年（一九四七），他的父親因為擔任當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糧食委員，而遭到二十多位憲兵包圍他家，當時五、六名中國兵闖進屋內要抓他父親，他們問唸初中二年級的黃昭堂，他回答不知道，當場被阿兵哥毆打，他的父親雖然沒被抓到，但是躲了一陣子之後，家人拿出四十萬台幣和一部卡車向台南憲兵隊長「疏通」後，才安排他父親出面辦理自首，而逃過一劫。 除了二二八事件的見聞以外，當時台灣人被強制說北京話，以及在台南一中被強迫入黨等經驗，都造成黃昭堂日後對「中華民國體制」的反感。 在台南一中（初、高中）就學六年的黃昭堂，曾是王育德教史地的學生。台大經濟系畢業後，一九五八年役畢後赴日留學，在東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當時王育德先生也因其兄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被捕失蹤，輾轉逃亡到香港、日本。 一九六○年，在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的提議下，黃昭堂、廖春榮等六位東京大學留學生，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刊物，鼓吹台灣人意識，宣傳台灣獨立的啟蒙運動，成為日後海外最有組織力與宣傳力的「台獨聯盟」前身，黃昭堂也成為台獨聯盟的「第一代元老」，同時也是海外台獨運動三十多年來的核心幹部。他結合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與南美各地同志，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促成一九七○年代海內外台灣人的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一九六二年，黃昭堂即因參加「台灣青年」而被中華民國駐日領事吊銷謢照，為了延長在日居留權，他和「台灣青年」的同志相約，儘可能拖延不拿學位，而能全力投入台獨運動。 他在東大唸碩士三年、博士五年。在學期間，黃昭堂不但有妻小家室，又在一九六四年被推選為「台灣青年會」的第二任委員長，他深感責任重大，由於國民黨四處派人打聽秘密盟員，並發生陳純真洩密事件，加上他的家人也在壓力之下，不敢寄錢接濟他，使得他在種種困窘和壓力下，往往無法入睡，甚至半夜驚醒。 黃昭堂早期的讀書，可說是為了從事台獨運動而逼出來的，當時他認為應該將時間花在向留學生宣揚台獨理念和募款上，如果整天泡在圖書館實在有罪惡感，但是受到王育德的治學研究精神影響，加上他曾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認識哈佛大學出身的中國通，幾次與他辯論台獨問題後，他開始勤讀台灣史，也練就出一套「台獨運動」的破英語。 一九六二年他在日本得知台灣島內蘇東啟台獨武裝起義事件，逮捕了二、三百人。黃昭堂就以破英文，打字寄出人權救援信，向美國朋友求救，讓原本被判死刑的蘇東啟等三人，免於一死。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境：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 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與國家的建構（ state-making) 。 平心而論，台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 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裏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 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 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trans-ethnic Taiwanese identity ）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 fatherland ），也就是依據住民的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原載《台獨》月刊第59-60期 記載歷史事件的目的在求真，站在人民的立場，呈現歷史的原本面貌，並從中記起教訓，以免不幸的歷史悲劇重演。 我們可以原諒敵人，但是，不可以淡忘歷史。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二二八前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因為接受五十年異民族統治而懷念起大中國的六百萬天真的台灣人民，打鑼擊鼓、放砲舞獅、歡天喜地要迎接「祖國王師」， 終於「王師」來了，是一群又一群身穿棉襖、 腳踏草鞋、肩挑釜鍋的土匪軍隊、搶民食、佔民屋、辱民女，樣樣都來的土匪軍隊！ 而渴待與「祖國」人合作， 依循他們所標榜的三民主義所主張的地方自治來建立自已的家園的知識份子， 雖然也聽到一些「歡迎台灣人歸復祖國懷抱」之類的甜言密語， 卻迎來了囂張跋扈的「行政長官」陳儀和他手下貪污贖職的官吏們。 話說， 陳儀長官帶著上海幫、淅江派的嘍囉擁到台灣之後，首先是把日本人從台灣人剝奪過去的日產，大至工廠、森林，小至房屋、傢俱， 莫不揚言歸公，據為私有； 其次是沿用日本人剝削台灣人的諸種辦法，同時把台灣公庫所貯藏的米、糖、樟腦等重要物資， 一批一批運回上海出售朋分自肥，使台灣物價猛漲， 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倒閉、失業、貧困、傳染病一一來襲； 接著便帶著濃厚的優越感，以征服者的態度施行其軍閥的，特務的、貪污的、低效率的統治； 最不能忍耐的是：當台灣人要求履行三民主義給台灣人以地方自治時， 陳儀的答覆是：「台灣人過去受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沒有民主政治的訓練，不能與大陸同日而語。 」接著便嘲罵台灣人奴性根深，不識政治， 必須用強硬手段來支使才可以，當時民間流行看一首絕望的歌謠，內容是 — 台灣光復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橫蠻無天無地， 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儘管是這樣地痛苦， 如杲台灣人民還可當家做主，用自已的雙手來重建毀壞殆盡之經濟結構和重振敗壞癱瘓之社會秩序的話， 人民還不會怒氣衝天。 人民這樣子由期待而失望而思反抗。就在這個時候「阿山仔」和「豬仔」開始被用來稱呼代表著統治者的大陸人。 就在這個時侯，人民隨時都想發作，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二、 查菸肆虐燃怒火 原來陳儀和他的手下只知搜刮、不會經營！ 以致不能不高價出售其專賣的劣質香煙。 於是大陸藉的商人利用他們和把守港口的軍人和稅務員的特殊關係把貨美價廉的外國香煙走私進來， 終於致命地打擊了專賣局專賣的生意。 但是，陳儀的手下怎敢和走私的元兇對抗！就只好找找那些靠販賣洋菸度日子的小販下手， 一則可以虛應故事，二者扣押了香菸和售款可以飽入私囊作為外快。 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做起來是輕鬆而且偷快的，但是對菸販來說，卻等於絕了他們的生路。 為此，全台各地經常有菸販和小市民摩拳擦掌，怒視著專賣局局員把菸款沒收過去的場面。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專賣局的大陸人局員傅學通等六人帶著手槍和四個警員乘吉甫車前往淡水查緝入港的私菸不獲， 歸途經過大稻埕延平北路時，耀武揚威到處搜索盤問菸販。 當晚七點許在天馬茶房附近捉到一個來不及躲開的女販林江邁，沒收了她的香菸和鈔票。 林江邁是一個貧苦的寡婦， 全家人就賴她一人賣香菸過日子，貨款被沒收了如何生活？情急之下，跪地叩頭哀求發還貨款。 圍集旁觀的路人也異口同聲替她央求，但是，沒有人性的傅等一群人， 怎肯放已經入了口的羔羊一條生路，他們不但無動於衷，還急急忙忙地強把香菸一箱箱地拋上吉甫車。 林江邁急奔向前，準備奪回她一家人生計之所在的香菸。 一個警員用槍托猛擊她的頭部，使她當場頭破血流昏倒於地。 這些久已心存不滿的群眾， 眼看著一個無助的台灣女性遭受大陸人警員暴虐的打擊， […]

台灣和澎湖群島兩地的主權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屬於兩地的人民。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佔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屬於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体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現狀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老仙」從事台獨運動四十多年，不認同「中華民國」是必然的，但他並不排斥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積極支持蔡英文，對蔡英文說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也不排斥。他不能接受因「絕對台獨」與「相對台獨」的衝突而讓「統派」坐收漁翁之利，才出現「絕對台獨」代表人物包容「相對台獨」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