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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燦鍙著／前台灣聯盟總本部主席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自序/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 第三章 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第四章 提升台灣傳統文化的優質化 第五章　以人為本位的台灣文化重建 第六章　開創台灣新文化：確立新價值觀 自序 如果光看學歷，我是美國名校萊斯大學（Rice）的化工博士，有二十年的時間，在美國知名且唯一私立免學費的庫伯聯合大學（Cooper Union）化工系擔任教席，並當了系主任，所以也是大學教授。在一般人的印像裡，唸理工的人大概都是戇直而務實的。事實上，我大致也是這樣的人。早初，我的生涯規劃便是想當個與世無爭的學者，埋首於學術研究工作。以美國的環境條件而言，的確是做學問搞研究的好地方。 但人算不如天算。既然我是一個務實的理工學者，追根究底的治學方式，自然也會應用到我對社會的觀察上。在我的那個年代，台灣留學生到了美國，除了大開眼界，最大的改變，恐怕就是個人思想的自我覺醒。這種覺醒，因人而異，深淺有別。但最起碼每個台灣留學生都會感受到美國社會那種自由，開放的民主氛圍。看美國，想台灣，我油然興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深沉的悲憤。生為台灣人，我逐漸覺悟到對自己鄉土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要是台灣人不能突破外來政權的統治，如何對得起四百多年前冒死橫渡黑水溝的列祖列宗？ 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由於這種覺醒，我在美國毅然決然的參加台灣人獨立運動，使自己走上了不歸路。我不但參加了台獨聯盟，而且還擔任了十四年的台獨聯盟主席。嗣後台獨聯盟號召海外人士返台，我又當了遷台前後四年的獨盟主席。像我這樣一頭栽進搞台獨的同志為數不少。不過看起來，我倒成了「不務正業」的典型，不像黃昭堂、許世楷他們的專業本來就和政治有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海外黑名單同志前仆後繼的闖關回台，我以首謀內亂罪被起訴，在土城看守所關了十一個月，隨後獲得交保。出獄後，我發現闊別三十年的台灣社會變了。最明顯的是物質享受普遍提高，但道德水準卻日趨下降；有形建設到處可見，但無形建設卻乏善可陳；經濟發展雖有目共睹，可惜社會公德卻向下沉淪，令人憂心。 在我踏上故土時，台灣的環保運動已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不論是空氣污染、水污染或是興建焚化爐，闢設水庫等等，都可能因時因地而形成一項公眾論壇，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只是在喚起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自覺的時候，卻少有人去關切一項更嚴重的社會生態課題－台灣人的精神心靈污染。 猶記得蔣渭水在他那篇為當時台灣社會把脈的名文「臨床講義」中，針砭台灣人「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腐敗、、、、寡廉鮮恥、、、、。」他所指陳的這些症狀，現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竟連心靈都墮落了。一九九四年我到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參加當時台灣筆會會長李敏勇主持的「文學與政治」研討會，想不到我是唯一出席的政治人物，這是不是意味著政治人物只知道搞政治，除此之外對社會改造便是抱持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畢竟，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政治是最容易短線操作，立竿見影的；而文化則是需要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深耕，當然短視的政客是要敬而遠之的。因此不難看出，過去台灣發展經驗顯示，經濟的發展往往有量無質，民主的改革有架構而無內涵，以致國家的競爭力難以強勁的提升，更遑論文化的建樹了。 作為一個「不務正業」的台灣人，三、四十年來的覺醒，讓我深信，廿一世紀的台灣不只需要政治維新，經濟維新，更迫切的需要進行一場全民心靈改革的文化維新。只有透過這樣的心靈改造才能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根源，也只有融新匯舊與創新優質的台灣新文化，才能找得到台灣真正的出路。 這本小冊子的付梓，其中有一部份是去年我在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主辦的關懷台灣本土活動的講稿；也有一部份是我在其他場合的演講。我曾經在美國自我放逐了半個甲子，為台灣獨立運動奔忙，因此書也沒教成，台灣人運動卻成了我這一生最大的志業，其中的遭遇，既有困頓也有欣慰。對我這個老台獨而言，我始終堅信聖經上的一句話：流淚播種的，必將歡呼收割。正如我們常掛在嘴邊說的：愛拼才會贏。台獨運動從歷盡艱難險巇到實現政黨輪替，雖然看似大有斬獲，但實際上卻面臨了相當嚴重的瓶頸。當“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和台灣領導人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 ”時，台灣人運動已經出現最大的盲點，但政客們和許多運動者還不以為意，浸沉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自我意淫中，怎不令人痛心。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要深化台獨運動，那麼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是一項刻不容緩的最大課題，也是衝破台獨運動瓶頸的不二法門。基於這樣的認知，我謹將過去的幾場演講形諸文字，整理彙集成冊，藉供給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閱讀及探討。當然我更切盼這些文字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有關台灣文化重建與創新的論述出現，好為台灣文化的深耕，共同善盡最大的心力。 回到選項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一九九二年我在大家的協助下，終於突破黑名單的禁制，走出台灣政治的歷史監牢，再度擁抱闊別多年的台灣社會，歸根故土的宿願終於得償，心中的歡喜自然是不言而喻。 然而，返台的這整整十年當中，我貼近去感受台灣社會的脈動，心情卻是十分複雜，可說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台灣人的自覺，已經逐漸被喚醒；憂的卻是，自覺的幼苗，在尚未成蔭之前，又被嚴重污染。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者，我不禁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長期以來，無論是島內或是海外的「台灣人運動」，大部分都是把焦點對準台灣人所受的種種政治壓迫，所幸經過卅多年的打拚，的確創造了一個政治架構全然不同的台灣社會，使台灣人在政治上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彷彿潛藏在社會的種種鬱抑，一時之間完全被解放。這些束縛的解放，使得社會活潑充滿生機，但是卻也帶來很多脫序的亂象，甚至很多價值觀也因此而混淆起來。看到這樣的景況，才使我恍然大悟：台灣人運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一個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是的，當前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進行一場深度和廣度兼具的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運動。 不過，在從事這項論述之前，我有必要對文化的涵意和影響，約略提出個人的看法。文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是捉摸不到的東西。一般而言，所謂「文化」，即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形成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也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即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一種蘊含教養、品味、智慧、心靈和創意的結合體。好比要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既要觀看它的建築，市容和景觀，也要了解市民日常生活所展現的特定活動內容，包括民俗節慶，生活禮儀、藝文活動、生活涵養等。顯見一個城市的文化已經和城市的特質與市民生活品質，畫上相當程度的等號。再擴而大之，就是一個民族內涵的展現。所以文化有形形色色的形態，諸如：企業文化、享樂文化、年輕人文化、開車文化、政治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沓然雜陳，價值取捨因地而異，美國人介意緋聞，法國人則無所謂，甚至偏愛八卦。因此，什麼樣的文化，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有什麼樣的過程，就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有什麼樣的人民群眾，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府。於此可見，一個清廉政治文化的培養，並不單靠國家領導人的意志與修養，更重要的是端賴社會大眾共同建立的正確觀念，有以致之。 另一方面，從人類演進的歷史來看，今天我們所以能夠了解古早人的，幾乎都是靠他們遺留下來的價值觀、道德、思想與藝術的遺產，而不是端賴他們的經濟活動。譬如國民所得的高低、外匯存底的多寡、生產效率、統計數字、經濟效益、投資報酬率，這些數據可能有如過眼雲煙，當這個世代結束了，下個世代的人就忘記了。但是道德、文化、藝術的遺產，則會一代接續一代的流傳下去，影響深遠。因此西方人說：經濟是一種現實的力量，而文化卻是一種信心的力量（Economics is the Power of Reality，but the Culture is the Power of Trust）。可見文化的力量，比較長久而且深遠，而政治經濟力量則比較短暫而膚淺。 事實上，任何人類的經濟活動，如果沒有道德約束，就會變成爾虞我詐，強取豪奪，互相算計，如此生活就沒有什麼意義和品質可言了。而在經濟活動裡面，如果不能同時對文化、藝術有所提升，則經濟活動越頻繁的時候，就會造就越多銅臭味的人。甚至，當經濟活動脫離了道德與文化藝術之後，如果越興盛，反而社會奢靡成風，成為墮落與敗亡的催化劑。歷史上的迦太基興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迦太基覆亡：追求財富至上的國家悲劇 有一本書叫做「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寫的便是二二００年前「地中海女王」、「經濟大國」、「貿易大國」迦太基被羅馬帝國徹底毀滅的亡國經過。腓尼基人據稱是地中海沿岸最擅長經商的民族，二千多年前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王國，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史書上說，腓尼基的商人「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是一群「只知賺錢，沒有娛樂的工蜂」。他們除了追求黃金之外，還是追求黃金，不像希臘城邦把金錢用在創造文化上面，追求超越金錢與財富的精神文明。因此，雖然它的海軍強大，騎兵驃悍，軍力不遜於羅馬，但卻「因財富而心高氣傲」，「因榮華而失去理智」，以致陷入經濟的自大與自卑之中，經過三次布匿克戰爭之後，終於被羅馬徹底的毀滅，從地球上消失。 而歷史上的羅馬帝國，也是重蹈覆轍，走向滅亡。 我非常擔心，台灣這幾年來，似乎也有這種趨向：越來越重視功利，重視財富的追求，社會奢靡成風，到處充斥著浮華與墮落。這種經濟掛帥，財富至上的價值觀，是否也會讓台灣社會步上迦太基、羅馬帝國的後塵，令人憂心忡忡。 歷史的教訓使我們了解文化的重要是凌駕於經濟之上。然而文化建設這條路，自古迄今從來不是平順的坦途─它不能立竿見影，它像一株小樹，需要不斷地澆灌、培育和呵護。譬如教育，也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無形的建設。在經之營之的過程中是很難得到掌聲的，成效只能等待歷史的見證。尤其在功利社會裏，文化或藝術往往被誤解是裝飾性、欣賞性、宣傳性的事物或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甚至認為對經濟的發展一無是處，是只會花錢而不能賺錢的。當然，這種論調似是而非，不足為訓。在此，我要舉歷史上三個非常值得一提的顯例。這三個文化運動都強而有力的推動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第一個例子，便是歐洲在西元十四至十六世紀迸發的文學藝術上的復興運動（Renaissance）。其始於義大利的弗羅倫斯，而後幾乎傳遍於全歐洲。它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成就在於人文教育的建立，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創作的昌盛；天文、物理、醫學、技藝及科學方面的新發現，以及方言文學的發達等等。此外，它更透過思想啟蒙（Enlightenment）、宗教改革（Reformation）等運動，使原本封建的歐洲社會轉化成現代化有文明的公民社會。 […]

陳佳伶◎自立晚報記者 八年縣長五度拿下施政滿意度第一，贏對手15萬票創下歷史紀錄 立委陳唐山曾任兩屆8年台南縣長，在8年任期中有5年拿下施政滿意度第一名，在爭取縣長蟬連的選役中，更大贏對手15萬票，都是創下歷史紀錄。 有人說，生涯是需要規畫的，更何況是政治生涯更需要規畫。不過，對於陳唐山來說，對照他一路走來的生命歷程，只可以說，未必能照規畫來。 赴美留學因投入台灣人運動，被列為黑名單無法返台，甚至連父親病危時都無法返鄉，好不容易台灣政治環境有些改變，應邀返台參加國是會議，但是陳唐山因抗議只有他一人抽離黑名單而退出國是會議，之後又被阻擋再次返台。 陳唐山說，他從沒有想到過會有返鄉參選立委的一天，當選僑選立委後，任期還不到一半就又被提名參選台南縣長，一切的變化太快，讓他都傻眼。 在離台近30年後，陳唐山返回故鄉打出「回鄉的我」的訴求，溫文儒雅的風采，學者的風範，終結了國民黨在台南縣執政的歷史，在爭取蟬連縣長時，竟大贏對手15萬票，8年縣長任內連續五度拿下施政滿意度第一名，這些歷史紀錄都証明了陳唐山在台南縣的深得民心。 分析台南縣民支持他的原因，陳唐山認為西方民主風範的引進，競選期間他口不出惡言，不惡意攻訐對手，對縣府員工充分授權和尊重，對中央爭取建設經費態度積極，以打造科技大城爭取台南科學園區來說，台南縣和高雄縣最後以8比1的懸殊比數台南縣勝出，這與他過去在美國長期的參與社團運作、長期的口才訓練有關，將科學園區對台南縣的重要性和台南縣的配合度充分說明給評審委員了解，終能贏得青睞。 有人說：日久見人心，人更是需要相處才能知個性，陳唐山說，他簡樸的生活模式、對人尊重的處世原則，在不同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點點滴滴的累積，百姓會有所感受。 每次由台北回到故鄉台南縣，遇到街上過往的縣民，很多人都主動向他打招呼，高喊「陳縣長好」，在中央打拼時，各部會人員遇到他，也因為他縣長任內施政滿意度的超人氣，對他特別尊重，陳唐山說他心中總有特別的感動和感謝。 如何回報台南縣民的支持，陳唐山笑著說如今唯有更認真，更打拼，將立委角色扮演好。在科技委員會外，行有餘力致力於他很有興趣的外交工作，舉凡是美、日、澳洲等地外賓來台訪問，外交部總是會請陳唐山出席和外賓們暢談國際情勢，賓主盡歡之餘還為台灣拓展外交關係。陳唐山說，凡是對台灣有利的，他能做的就一定放手去做，不會推辭。 陳唐山看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表現 在民進黨內輩份很高的南縣籍立委陳唐山，雖是區域立委的新鮮人，但他觀察立法院生態複雜、對立委的表現，不時有高分貝批判的聲音出現，他說，每位立委不該忘了選民交付的任務，要隨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至於政府面對高失業率更應趕緊提出一套因應對策，振興經濟不該只是說說而已。 旅美29年的陳唐山，一直致力於台灣人運動，擁有國際視野的他，到立法院近一年來，冷眼觀察立法院生態，對立委的表現，他有自己的見解。 陳唐山坦言，區域立委250人，立法院生態複雜，黨派、派系林立，有專職立委，更不乏有事業的兼職立委，究竟立委的表現如何，社會上有不同的評價，但也有人直言，社會的三大亂源第一是立委、第二是學者、第三是記者，陳唐山認為，立委被人批評是社會亂源排名第一位，立委們真的該檢討。 陳唐山最近隨同立委前往美國訪問，在一場華府台灣同鄉會宴會上，面對部分同行者向旅美的台灣同鄉專撿好聽的說，他很不以為然。他一上台，就義正嚴辭的希望海外鄉親對立委的表現提出評論和批判，立委如果不好好做或是做的不對的地方，他要求海外鄉親直言無妨，以提昇立委的水準，不要浪費國家的資源，一席話讓在場者肅然起敬。 陳唐山並以最近時事提出批評，光是一件衛生署事件就喧嚷那麼大，對於立法院不時充斥八卦和口水，陳唐山很不以為然。他不客氣的希望大家能想想，當初選立委的職志為何，有沒有為同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民想想，督促政府提振經濟，提昇國家競爭力，為全國人民做些事情。 身為執政黨立委，陳唐山不諱言有時候必須要為政府的政策護航，但他認為，護航也要看情況，好的政策要護航，走不通或是不好的政策，身為執政黨立委就負有監督和提醒的責任，如此的政策才不會離人民的期待太遠。 對於政府的表現，目前最受百姓詬病的失業率高的問題。陳唐山認為，全球不景氣，台灣失業率超過百分之5，如此嚴肅的問題，政府應正視，由行政院提出一套行的通的辦法來面對，振興國家經濟不能再只是說說而已。 不過，陳唐山也分析，中國的土地大、有廉價的勞工、語言又通，文化、生活習慣也大同小異，加速台灣產業外移，反觀日本和韓國就不會那麼容易前往中國投資。對於台灣人民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現況，陳唐山認為對政府是一嚴峻的考驗，該如何修法因應，行政院應趕緊提出對策。 陳唐山還要再選立委 很多台南縣民關心，立委陳唐山將來如何規畫自己的政治生涯，陳唐山說，自己的身體狀況還保養的不錯，過去在美國近30年的歷練以及8年台南縣長的經驗，應該還可再選一屆立委，再多為選民服務。至於有人建議他再回鍋參選台南縣長，陳唐山說他從沒有如此的規畫。 陳唐山不諱言，培養年輕的人才是世界各國的趨勢，也因此放眼世界，年輕人才輩出。但是，他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有不同生活經驗和生活背景者參與，互相來彌補不足之處，以建構一個符合各年齡層需要的社會。 陳唐山說，他有旅美近30年的經歷，又當過二任8年的台南縣長的經驗，如果本屆立委之後，再選一次立委，應是合理的選擇。 喜愛打網球、慢跑運動的陳唐山，回到故鄉台南縣時，他經常迫不急待的換下西裝，身著運動衣褲，到網球場上去動動筋骨，或者乾脆一個人繞著市區慢跑或是悠閒的騎著鐵馬四處逛逛，也因此他很自豪的說自己的身體狀況還不錯。 陳唐山說，很多縣民鼓勵他一定要再選立委，絕對不可以就此放棄。他也自我期許能再選一次立委，再為選民服務。 最近，地方政壇也盛傳，陳唐山可能回鍋選台南縣長，甚至和陳唐山情同兄弟的台南市籍立委王幸男，在一宴會場合上當場提出，給現任台南縣長蘇煥智兩年的時間，看看民意反應如何，如果選民不滿意，就請老縣長陳唐山回來再選縣長的訴求…。 對此，陳唐山以四兩撥千金的方式回應掉，陳唐山說，是有縣民提起希望他再選縣長，但是他本人從沒有這樣的規畫。 ＊本文原載《自立晚報》2002年11月5日第8版。

盧建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誤中改革必敗的魔咒 我要從王安石變法談起。王安石欲變法圖強，在遭遇政治菁英和知識菁英雙重阻撓之餘，賈起餘勇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勇壯則勇壯矣，亦不足挽回改革失敗的命運。臺灣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歷史科大學聯考題型改易逾13年，一綱多本教科書新制起用滿3年。在這一連串改革帶動之下，歷史科教育變得只有愈糟，歷史知識的製作和流通機制只有愈加不健全！何以如此呢？這是《從根爛起》本書嘗試要解答的。我們好像受到改革必敗的詛咒，當年的王安石如此，今天的我們何嘗不然？ 在反王安石陣營中，有位曾鞏先生在與王安石爭辯過程中，早已指出改革必敗的癥結所在。可惜王安石聽不進去，我怕的是，千年後的我們改革派也聽不進去。曾鞏的看法很簡單。即令中央政府貿然推出改革政策，但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形下，一切全歸徒勞而已。曾氏認為王安石的財經措施需要強有力的行政體系支撐方可為功。但揆諸當時北宋政權只有一副千瘡百孔的行政機器，該機器效能之低落，於處理平常業務上早已捉襟見肘了，還復能擔當新政的繁複業務？所以，曾氏主張，先厲行行政革新作為爾後政治改革的張本。事實證明，安石變法的結果，就發生了曾鞏所預見的，效能低落的行政人員誓死抵制新法和新政。今天教科書的改革，也碰上一群高中老師誓死維護他們所熟悉的舊歷史知識，不願接受新的歷史知識這樣的事。走改革路線的教科書全部潰不成軍，率由舊章的教科書反而大受歡迎。這又重演一遍改革必敗的歷史。 改革的方案找不到合適的執行者，是安石所受的詛咒。但我們亦有與宋代不同之處。那就是改革的方案不見得比傳統的慣習高明，那是以壞的案子強人所難地去捨棄好的案子。有些高中老師不採用號稱有「新意」的教科書，不是在反對改革，而在反對新法反不如舊制這一點。亦即，同樣是反對改革，亦有如曾鞏之流並非為反對而反對，他是看到新的辦法不具舊制的優點，或說其中優點微乎其微，故而主張一動不如一靜。同樣是保守派，實有明智和死硬之別。 同理，同樣是改革派，亦有拙劣者搶搭改革列車，其所製作的劣質產品卻強要人買下。這是赤棉小孩身懷AK47步槍，其不造成改革的血海屠場才怪。改革是亟需的，但要一小撮無知之徒如同盲人反過來帶領一眾導盲犬踏上跌落火山之途般，領導神智清醒的人逼他們走上絕路。這是自殺，不是改革。焉有愈改愈壞的改革，這是反改革，比守舊還糟。近年來假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者掌握大權，我怕是赤棉小孩擁有AK47步槍，其不可怖幾稀！？ 我在上一世紀八○年代負笈美國看到人文社會科學各系在訓練學生如何從事真實報導社會事件，往往要學生品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邪惡的凡常：艾奇曼在耶路撒冷》和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的《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紀實》﹙一般通譯為《回憶錄》﹚這兩部書。在前者，這位女作家在報導德國納粹黨殺人魔艾奇曼所受以色列法庭的審判。法庭內殺人者死不認罪，法庭外民眾群情激憤，深恐法庭無罪開釋兇手。女作家反覆關照庭裡庭外種種非理性的作為，將人們事後猶不見平靜的心理，筆之於書。在後者，這位大史家在描繪國會議員同僚如何因平庸而使到手的革命果實落入野心政客手中的故事。女作家是受過納粹迫害猶太裔，大史家是身與革命的國會議員。他們一方面很易譁眾取寵而不為，另一方面他們對所報導的事，自己都有著置身其中的主觀位置，竟然卻能寫出被公認極具客觀的作品。鄂蘭因以同情理解的筆觸描寫施暴者，被她的同胞視為「猶奸」；托克維爾唯恐作品問世傷及同事感情，乃嚴命子孫不得出版其書。兩位作者都因不得脫身事外而從事寫作，卻懷抱不為同胞和同僚諒解的情操，只為「如實寫出所見」這個理想而自甘願受苦。 我自認不如上述兩位偉大的寫手，也沒有他們兩位自苦的高貴情操。我的同胞非常鄙陋，我的同行極為貪得無厭，我試著把他們的嘴臉給描摹出來。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書來寫醜陋的自我這一主題。這就不枉費我在溽暑揮汗寫這部書了。 序曲：政大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事件 2002年2月23日下午兩點許，兩輛私家轎車在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不期而遇。其中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張哲郎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龍騰出版社寫書的張元教授(任職清大)、為三民書局寫書的甘懷真教授(任職臺大)、以及為南一書局寫書的楊肅獻教授(任職臺大)和周惠民教授(任職政大)。另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的彭明輝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建宏書局寫書的盧建榮教授(任職師大)。一群人寒喧中，盧教授因某君透露得知，這一群人是為了7月大專聯考歷史出題方向事聚會而來。他一眼瞥過去，負責大考中心5、6年歷史科的清大張教授神情顯得極端不自在。午後春陽照在他那付眼鏡上，更照見他那不安的神色。 當時盧氏的內心震撼了一下，暗自忖度，為龍騰、南一、以及三民寫教科書的作者，何以可以參與大專聯招命題之事？這不是明擺作者兼出題者嗎？何以教育部可以任憑6家出教科書書店／出版社中，選擇其中3家作者命題有份，而另外3家作者命題無份呢？這種作者又兼出題者的作法，顯然有違大專聯考的公平性，而且又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嫌疑。這些教授全都博士出身，竟然會聰明到不知利益迴避。這種學商合夥共組生命共同體、知識 份子不知有所利益迴避之事，在10年教改期間不知發生多少，如今鬼使神差天可憐見教盧教授給撞見。公然向盧氏講今天聚會事的人，難道不知此事當有所隱諱嗎?這種公然違犯職業倫理卻不知避忌、而宣之於口的作風，象徵著臺灣國運「猖癃」，教改「萬衰」。 2002年2月23日的公然違犯職業倫理事件只是臺灣10年教改積弊冰山的一角。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事情10年來偷偷摸摸進行，從無間斷，只是罕為人所撞見罷了。領導教改的人正是這一群公然違法、卻自以為蒼生救星的教授，在他們菁英自專的倡導下，國家權力下放，交出教科書統編權，允許民間自由競爭。這些教授在6家書商爭食大餅之下也分得一分油水，讓自己的荷包鼓脹起來。可是他們賺的是當得利益嗎?從他們漠視聯考的公平性，敢公然以教科書寫手下海參與聯考出題機密，即此一端就暴露其心態之偏差，真是到了利慾薰心和不解人間尚有公平和正義為何物了。臺灣的教育操縱在這群宣揚教改，並著手寫教科書、又參與聯考出題的教授手中，可見這群教授的心已經鈔票化，一切向「錢」看了，他們自己活在黑暗心靈中卻在白晝到處要抓他們口中的傳統鬼。有他們在，臺灣的教育可說已從根爛起，這些腐爛的「根」又透過教育部制式管道和所屬書局校際網絡，時時召訓中學老師，而中學老師因緣進入暑期課程而受教於這群人，如此不上下交征利也難。腐爛的毒水就這樣傳染給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在課堂上理所當然傳遞給臺灣的未來希望──中學生，這讓臺灣的人才樹苗將來在抽枝發芽時都噴出毒來。 從根爛起，正是歷史科10年教改的重頭戲。這我得話說從頭了。 ＊本文原載自《從根爛起》一書。

蔡育臻    報導 日前數位歷任教育部長齊聚一堂，針對教改問題提出各方看法。基本上，部長們對教改的方向多表示肯定，卻也坦承在執行層面出現問題。 以下我們就幾個方面來觀察一下，造成教改問題的可能原因： 一、部長更替過於頻繁 教改推動近10年間，就更換了6任教育部長，一個部長平均上任時間只有1到2年，過於短暫的時間造成教改措施未能一致貫徹，歷任部長各有各的施政重點，再加上欠缺充分的交接、溝通，使得問題叢生。 例如，郭為藩為改善缺乏思考的傳統教學，而引進建構數學新理念，但吳京與楊朝祥接任後卻不知建構教學已在任內進行推動，因此更不會有檢視和解決問題的動作；林清江決定九年一貫新課程4年內實施，楊朝祥等繼任部長試辦後，雖然認為實施時間可能過於倉促，卻適逢執政黨輪替，因而持續依照規定將九年一貫在4年內推行，也使得配套不足的問題一一浮現。 二、單位權責劃分不清 自四一○教改運動至今10年，當時由李遠哲主持的教改會曾提出「教改諮議報告書」給行政院教育部提供建議，其內容是由31位委員從1994年到1996年期間，經過兩年的努力，每一個星期用幾個晚上進行小組討論，並到全國各地與教師、家長討論之後得到的結晶。 照理說，這樣的報告書應該是對教育當局有很大的參考作用，可是吳京卻表示報告書中未提出太多可行的方法，他說，「報告書如果有提供可行推動的辦法，他會那麼笨，不去做嗎？」，吳京指出，當時的教改會把教育部「踩在腳下」，是他在媒體上批評教改會之後，李遠哲才去教育部拜會他。他也認為教育部就是「教改部」，應該由教育部負起教改的工作，但在他上任時，教改會已運作多時，還常對教育部「督導」。李遠哲對以上言論的回應是，教改會完成的「教改諮議報告書」僅提供建議給行政院，再由教育部決定是否採用，他並未參與實際的教育行政工作，至於後來教育部推動的教改工作和「教改諮議報告書」中的建議有出入，他覺得非常遺憾。 由此可知教改會和教育部都想好好將教改推上軌道，教改會花了很多時間深入基層評估教育困境，教育部則苦思教育改革的可行性，如果能相輔相成，應能事半功倍，可惜評估者和實行者的權限不清、相互拉拒，對於評估後所得到的資訊又有不同的解讀，加上兩單位間的「溝通不良」，造成教改成效打折。 三、缺乏與基層的定期評估和檢討 有立委質疑建構數學的教法使學生的運算能力降低，雖然目前並無明確證據顯示，但是建構數學已實施六年，為什麼非得等到問題很嚴重時才被教育部注意到！吳京坦承，他根本不知道何為建構式數學，他是直到立委及媒體質疑建構數學的問題時，才發現建構數學課程綱要是在他任內公佈實施，而且在他歷次巡視基層時，也未聽見學校或教師反映有問題。楊朝祥亦指出，他任內也未有人反映數學教學有問題。這顯示許多教育新政的推行缺乏定期評估和檢討，使得基層老師的心聲很難上達天聽，家長的希望也容易被忽略，再加上新教學法的實行期都很長，只怕問題浮現時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四、解決問題是當務之急 當然教改也不完全是毫無成效的，目前已經在執行的改革就有廣設高中大學、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小班小校制及教育現代化等。現任教育部長黃榮村更補充說，教改會提出總諮詢報告書之後，美國政府到2001年才提出「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改計劃，因此台灣的教改計劃其實是走在美國前面的。 任何改革都會有陣痛期，既然執行出問題，就更不能停頓腳步，誠如部長黃榮村所言「必須面對並解決問題」才是當務之急。 教改施政比較表 西元 1994-1996 1993-1996 1996-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2 2002-至今   教改會 郭為藩 吳  京 林清江 楊朝祥 曾志朗 黃榮村 任期 2年 4年 1.6年 1.4年 11個月 1.8年 仍在職 下臺原因 期滿 任期屆滿 推動採認大陸學歷 因病過世 政黨輪替 隨內閣總辭 仍在職 升學制度 改良式聯招 ‧推薦甄選 ‧預修甄試 […]

楊碧川◎靜宜大學兼任技術講師 赤子與同胞 明石元二郎在1918年7月就任台灣總督，翌年10月病逝。短短1年3個月時間的建樹，不在立即效應，而在長遠的影響。 他一上任，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教化台灣黎民的問題。基本上他主張同代台灣人逐漸成為日本臣民，因此訓示部下「切須予以感化，俾得施行同樣教育。」最終內台渾然一體。 台灣人是被殖民者，不算是日本人。要教化台灣人成為天皇的「忠良的臣民」，為政者不可操之過急，首先要撤除語言、風俗、習慣等那堵無法踰越的高牆。教育是最基本的手段。當時尚無內台共學，對台灣人的教育體制混亂，明石延長教育年限，開闢專科教育，同時注重女子教育（1919年1月〈台灣教育令〉）。 明石和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樣，深知一旦操之過急地全面日本化，將刺激台灣人那一點僅存的自尊心。要讓台灣人同意被日本人統治，並且心悅臣服，不能只靠暴力。 日本人公務員、教師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使台灣人學生尊敬師長，才能漸漸培養出有日本人品味的台灣人。有教養的台灣人事實上在思考上、行為上及世界觀都已接近明治維新以後新一代的日本人。這才能達到「使台民與我同心」的長遠目標。 相對於明石總督，蔣介石父子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以制式暴力加上對台灣人精神上的凌虐為手段，台灣人儘管敢怒不敢言，但內心充滿了對「狗語」（國語）教育的痛恨。沒有人因為拒絕接受日本教育而遭受國家暴力的懲罰；相對地，接受北京話、中國化教育則是掛狗牌──「我不講方言」──進而被迫蔑視台灣人自己的母語及這塊土地歷史的永遠的傷痛。 明石期待把台灣人當作和他一樣的「天皇的黎民」；蔣介石父子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征服者的奴隸。口口聲聲「同胞」，可是那幫從中國大陸敗逃來的支那人，至今仍瞧不起台灣人。 也許明石多活幾年，可能會看到教育體制改變過程中的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但至少他的誠意是值得肯定的。明石及歷代台灣總督從未想到利用特務來控制教育，蔣父子的拿手好戲是，甚至隨他們逃來的敗民遺民當作人看待。台灣人受的是奴化教育。至今支那人反而倒過來指斥台灣人身中「皇民化教育」遺毒。 日本人從未教育台灣人蔑視自己的母語及自己生長的土地，即使被教化成支那化的台灣人，在蔣父子的眼中仍是奴隸，頂多不過是奴才罷了。李登輝、陳水扁是「台灣人民選」的總統，而不是支那人的「台灣總統」。 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已涵養成現代人，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即使不自比為日本人，有世界眼光，也不至以身為中國人為恥，因為台灣人至少保持了起碼的尊嚴。 取之台灣　用之台灣 明石總督頒佈「台灣森林令」，目的在保護台灣的森林不被人為的濫伐，保持水土的安全。至今台灣到處土石流、水患不斷，同樣是外來政權，日本人要根留台灣和永續經營；支那人卻是能搶就搶，隨時要讓台灣廢墟化。 要讓台灣人感動，必須拿出魄力，修建嘉南大圳及開發日月潭發電計劃，表面上促進台灣農業的發達，奠立工業發展的基礎，但最大的效果是收攬了台灣的人心。 台灣電力公司（日月潭發電）的3千萬圓資金，由總督府提供40％，其餘的60％由台、日民間資金承股。嘉南大圳當初興建預算4200萬圓，其中1200萬圓由總督撥款補助。一切成果都永遠留在台灣，提昇了台灣人的生活品質。 取之台灣，用之台灣，使台灣人從物質生活的改善與提昇，進而對日本統治心悅臣服。台灣人沒看到日本人興建工程偷工減料，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事實上是再一次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重新分配，各項工程更是弊端叢生，至今還在挖挖補補。台灣任何公共工程預算超低，回扣佔三分之一，這是「日本時代」聞所未聞的。 奉公精神 明石總督一生奉公清廉，即使貴為台灣最高統治者，仍舊無欲恬澹，例如他在朝鮮時代（1907~1913）的東京舊家，已經殘破漏雨，仍不肯動用公款修繕。當台灣電力公司的股票上漲，有人勸他擁有一些股票，被他當場嚴斥，他決不為一己之私而左右股市。 這種奉公精神是武士的本質，儘管明石滿腦子「天皇神國」，但絕不動台灣人的血汗錢去修築豪邸，他的家人仍舊租房子過日子。 蔣介石佔盡了台灣的名勝，據為一己的私人花園別墅，全台灣的資源就是他一家的私有。他的嫡傳宋楚瑜，更以貪污台灣人的錢在海外置產而自豪。 支那人50年的統治，徹底破壞了台灣人已被「皇民化了的」奉公精神。執法者玩法，老百姓只有走後門送紅包。至今70歲一代的台灣人，歷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體驗，奉公清廉的日本人官公吏和貪污玩法的支那人官僚的統治。 至今台灣人人以貪瀆為能事，選舉買票，民代官員包工程，甚至包娼包賭。將人民最起碼的尊嚴踐踏在地。守法不一定代表奉公，台灣人一向公私不分，唯我獨尊，唯有受過現代教育才能涵養一個人對社會、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進入近代市民社會，台灣人起碼懂得公私之分。明石對台灣教育的改進，奠定了一個有教養的台灣人社會的基礎。如今台灣人從一個「人」回到原始叢林社會的「野獸」狀態，濫用自由（即自私）甚於奉公。 明石總督的風範給在台灣的日本官公吏帶來一股清新風氣，提昇了日本在台灣統治的素質，也就使台灣人更加接受日本統治了。 遺葬於台灣 作為一個傑出的情報武官明石能策動列寧等俄羅斯革命家從內部撼搖沙俄帝國，事後，他把剩下的錢分文未動地退回給日本政府。他謙虛地自稱為一屆武夫，統治3百萬台灣人別無他策，一秉誠心而已。明石病逝日本，卻遺言葬在台灣，這是奉公精神的最高體現，比起蔣介石父子不願埋骨他們踐踏五十年的台灣，其胸襟截然對立。明石不見得愛台灣或台灣人，但至少表現出餘生埋骨台灣的精神。蔣父子把台灣當作剝削的過度之地，死後他們的幽靈仍在所謂「中華民國人」的身上借屍還魂，作為這些人糟蹋台灣及台灣人的精神象徵。 台灣人大概很少人會懷念明石總督，但對蔣父子的痛恨卻是不共戴天，同樣是外來統治者，一個想把台灣人教化為日本臣民，一個把台灣人當作反共炮灰和剝削對象，同樣站在歷史回顧上，立即涇渭分明。 以往對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歷史，大多著重物質層面的探究，僅以此演講對日本及支那統治台灣的所謂「殖民心態」，作一個精神層面上的比較。 ＊本文發表於10月26日舉行「元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先生紀念演講會」。

張維邦◎前淡江歐研所教授、歐盟研究協會理事長 討論未來十年，台灣永續發展的十件大事其實是環環相扣的。民主化是個台灣現代化的運動。民主還沒鞏固，在國際社會(Concert des nations)還沒有爭到一席現代化國家的法定地位，想要討論布希總統訪台或是陳水扁總統訪美，表面上看來，有點不切實際，甚至有點一廂情願，不過，將之當激發國人去思考台灣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尊嚴與現實國際社會的運作，勿寧是一種有意義的腦力激盪活動。 今後積極要解決的大事，應該是制定新憲法的大工程，離開了憲政的改革，台灣無從施展現代化國家的大業。唯有從根本憲政進行民主化運動，才有望塑造全民國家的認同新意識。目前的這部憲法是蔣介石在軍政、訓政中國時代，一黨專政量製的家法（而不是國家根本大法），連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承認的蔣介石家法（中共所代表的中國人），竟然將之套牢在台灣上，依然受制於專政的國民黨政權，不僅不合時宜，反而影響民主化憲政的運作，以致國家無法進行現代化的革新，更無法突破障礙，大幅度的提升國際競爭力。到底現代化的經濟與政治的革新息息相關。因此制定一部符合台灣永續發展所需要的新憲法，異常迫切，否則永遠自我綁手綁腳，事倍功半。 在制定憲政時期，讓人民參與建構一部新憲法，然後請憲法學者整理，讓新憲法留下一些具有彈性的條款，以利針對國家發展的需要，能夠定期讓人民針對政治人物違背民意精神的立法複決。瑞士除了代議制度外，還設計了直接民主（人民創制與公民投票）制度，如此實行才可望實踐主權在民的真諦。對於國會的立法，如果人民有5萬人的簽署，可以公投複決。 從獨裁專政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內閣議會成了政客討價還價的叢林世界，無法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因此可以考慮施行總統制，向人民負責（總統每4年大選或是設計特殊憲法條款牽制總統，使之無從濫用權柄，保障整體人民的權益）。當然對於媒體的濫用公器，也得研究人民的監督權。 但以目前國會的生態，要進行修憲或是制憲根本不可能，但是透過制憲的選舉訴求，一次又一次用國家施政力量向廣大的人民宣傳制憲的必要性，應該在8年內可以完成壯舉。有了一部現代化，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憲法，就可以透過國家教育與媒體系統加速度宣揚國家現代化（國家認同）的迫切性。 國家認同逐步共識，才能夠發揮國際外交，以嶄新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面貌，向國際社會訴求，也才有望突破邀請美國總統訪台，或是民主台灣的總統訪問友邦國家，否則處處受到杯葛。當然在推動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也可以將布希總統訪台及陳水扁總統訪問美國或是歐洲作為外交大工程的一環。 在制定新憲法時，必然得針對國土重劃，如何有效充分利用國土，以及透過教育系統進行新思想新思惟的建構，塑造新國民價值觀，藉以深化科技與廣佈創意文化，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國家新主人能夠創造國家國民新財富，才有望達成國民所得倍增，厚植國本，進而建設成富強的福利國家，否則只不過是一場紙上談兵，不切實際的文字遊戲競賽而已。 至於兩岸對談，應該配以獨統公投機制運作，表面上兩岸對談有其現實需要，其實國家安全，遠比商人利益的議題考量來得重要，連Adam Smith在18世紀提倡自由經貿之餘，都知道將國防安全列為國家首要的重大責任，何況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如果缺少國際強國的奧援，就算商人的商機還是會泡沫化。 兩岸對談應該要有操之在我的決心，而不是自我矮化，委曲求全的結果，將失去一切動力，要有全盤的沙盤作業準備，隨時都可以進行合法合理合情的對談，因攸關人民長遠的生存空間，隨時要有拒絕的魄力，這是一場生存與滅亡的對談，絕不可掉以輕心、以逸待勞，而不必將之當為非對談不可的陷阱。那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奴役、專政的長遠競賽，因此將兩岸對談列為最不迫切的大事，否則會讓中共及部份台商逼迫台灣投降。公民投票是主權在民的主要內涵，也是對抗奴役、專政武力威脅的重要工具，這也是談判的法理基礎，更可以展現出全體國民意志的政治智慧。 ＊本文發表於《新台灣總合周刊》，第58期。 ＊ 作者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歐洲聯盟協會理事長，於日前受世界歐洲研究協會邀請，代表台灣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第六屆世界歐洲研究協會理事長會議」。途中前往巴黎拜訪友人，卻不幸於巴黎時間12月2日下午，因心臟病及過勞而遽逝巴黎，享年65歲。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教授，一生致力於推動台灣與歐洲的深度交流、期透過宏觀的世界觀、國際觀，去促成各界思考並尋求台灣進步及生存的關鍵及意義。並積極希望透過教育的辯證省思，去教育、栽培年輕世代，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世界觀並關心台灣永續發展的智識菁英。

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 曾經名列黑名單、卻無論如何也要逆流回鄉的「鮭魚」裏，以公元紀年推算的「三年級生」折損率近年不斷上升。維邦是最近力盡身亡的一「尾」。12月2日在去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的途中，他取道巴黎，在老友Andrei Grachev（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發言人）的家裏心臟病發，雖然老友立刻招來數名醫生，還是急救無效。 在今天的台灣提起黑名單，年輕人多半不太懂得那三個字的歷史關聯和民主意義；年紀大些的人記得的恐怕也只是少數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事實上當年的黑名單很長，回鄉的鮭魚也遠比一般人所知道的多，只差沒有吸引媒體的「闖關」而已。維邦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批鮭魚裏的「三年級生」是很特殊的一群。剛剛懂事的時候看到了幾年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及其覆敗。之後，從小學到大學那段時間，經歷了另一殖民政權下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大學畢業前後那幾年又見證了象徵連最溫和的反抗也不為國民黨所容的「自由中國」事件。不但如此，出國的時機又是全球風起雲湧（只有台灣在政治上卻宛如一潭死水）的六十年代。這種個人生平和歷史變化的巧合，不可能不在出國的「三年級生」留下某種痕跡。當年參與海外獨立與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多數是學理工的人，遠多過被認為思想容易有問題的文法學子。這種分佈正好證明了時代影響的普遍。 對這批「三年級生」的鮭魚來講，出國留學是為了回國革命或改造，和學而居留的「學留」有別。因此，即使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不能回國，畢業就職後該不該買房子，也成了午夜自省和大家討論的議題。對他/她們來講，獨立和建國也不是同義詞。獨立只是最後的結果；獨立之前，還有一個艱難萬端、面相眾多的建國過程，來為獨立的目標累積條件。他們永遠忘不了親眼所見的眾多差距：被凌虐的故鄉和留學國之間政治上和政治以外的差距。 這批鮭魚回鄉後在不同領域各自努力、不求名利，知者不多（用多少有名的來測試：誰是王秋森？誰是黃呈嘉？誰是張維嘉？）。這正好證明建國工作必然也必須是多面相、多層次的長期工作，不可能每個人都是明星。他（她）們不是媒體會去注目的人物，他/她們做的工作和同「行」似乎相同，卻總是帶著所經歷的時代的影響和烙印：一種難以自抑的使命感和急切感。維邦正是這樣的一「尾」鮭魚。 正是這種建國觀、使命感和急切感，使他在瑞士留學時就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口頭禪是為台灣的長遠「發展」建立這個、那個「基礎」。台灣、基礎和發展壟斷了他一生的思考和行事，不論是留學時在歐陸各國遊學觀察，到奧地利去做博士後研究，到加拿大去教書，應聯合國之聘去中國顧問地方經濟發展，到日本（立命館大學）講學，或是—逆流回國。 如果維邦還在世，聽到我說他這條鮭魚「逆流」回國，一定嗤之以鼻。但他的確是逆流游回來的。他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立學院和蒙特利爾大學教書，有著優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城外城裏各有一處居所。如果厭倦了蒙特利爾，魁北克和法國歷史文化語言淵源深厚，交往密切，歐陸之外也可以到他地如中國、日本走走。何況1994年一帶，他已經不是一個棒球健將，而是一個心臟病纏身的人了。闖關回國不一定是在機場上演的。證諸許多「三年級生」的經驗，「闖關」有心裏和外在的許多種類。但維邦這尾鮭魚，這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還是等不及退休就幾乎不加思索地回來了。 他回國後的許多事跡，尤其是在淡江歐洲研究所所長任內和任後為歐洲和台灣的相互瞭解、聯繫和合作所做的許多奠基和發展工作，從學術研究到文化交流，從出版叢書到帶著中小企業和青年學子到歐洲多國的田野調查和實地互動，還有在財力和人力都極端困難的狀況下，使歐洲研究國際網絡的台灣這一環成長茁壯，使「世界」在台灣人的腦中漸漸不再只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縮寫。這些自然會有其他紀念文字來敘述。我心中迴繞難忘的還是他的性格和他的時代所加給他的宿命。 也許不只一個人會說，維邦在另一趟為台灣努力的旅途中逝世於他心愛的巴黎，是回國安身立命之後的死得其所，一個有其悲壯淒美的句點。但是，儘管死者為大，我還是要向維邦抗議。維邦，多少次我們談過：各種競賽裏，「壽命競爭」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多少次我們談過：雖然知識經驗和見識在某種程度內可以傳承（像你努力的培養歐研青年人才），但卻絕不能像銀行存款一樣的全數累積，遑論生息？你這一走所帶走的東西太多了。在這兩點上，由於你在工作上的痴狂，就其後果而言，你是有負於故鄉的。也許你在Andrei Grachev的玄關閉眼一去的時候，腦中在閃過心愛的妻兒的臉龐之外，也有某種悔恨吧，就像我們無力阻止你工作成狂的悔恨。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今年台日斷交邁入第卅個年頭，但我認為應該說成是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較恰當，因為台灣與日本間的關係，30年來繼續不斷。有一個評論家曾說，中國跟日本在桌上握手，在桌下踢來踢去，台灣與日本間則是在桌下握手。這個比喻我很認同。 台日斷交並不意味日本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在日中建交的共同聲明中，日本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但對於中國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說法，日本則僅表達「充分理解跟尊重」的立場。另外，在聲明中，日本表示堅持波茨坦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茨坦宣言中表示要遵行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中則指出日本戰敗後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所以現在台灣國際法學家有兩種看法，一是台灣應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另一看法則是應視對日和平條約才是最後的決定（因為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日本放棄了台灣，台灣必屬台灣人民，中國政府無權插手台灣）。兩種看法至今爭辯不休。 台日斷交固然是外交上的損失，但對台灣內政而言卻有所得。當初蔣介石撤退到台灣時，最大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陸，對台灣並沒什麼建設。但在1972年與日本斷交後，政府才開始思考如何在台灣生存，73年開始十大建設；1978年與美斷交後，又有十二大建設的推動，兩者皆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台日斷交後為維持雙邊關係，民間設有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但實則都有官方資助或參與。至於實務外交交流則透過1973年成立的「日華議員懇談會」進行，藉由日本超黨派議員盡量替台灣爭取權益。不過，大部分成員也同時是「日中友好協會」的成員。 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對美日下了許多功夫，日本對台相關組織也發生變化。如日本自民黨組成「日台友好議員聯盟」，民主黨也組成「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至於舊有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內，由於具有主導權的議員年紀已大，許多年輕一輩（多為當選四屆以內）的議員在懇談會架構之下，另組了「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加強對台灣關係。而年底以前，日本民間方面也有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要成立。 另外，活動上質的變化也逐漸顯露。現在日本政黨中除了共產黨、社民黨以外，大部分政黨對台灣都相當關心，如民主黨大幹部菅直人訪問中國時，明日地說應該讓台灣加入聯合國，他在中國說出這句話的確有影響力。而自由黨的小澤一郎則譴責中國動不動對日本施壓，要求日人道歉，並對台持續高壓，他公開批評中國不要太「靠勢」。 日本政治家也逐漸顯露出對台灣的相對友好，例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表示，日本支持台灣加入WHO，就具有指標意義；另外，日本外務省政務官水野賢因為台日斷交30年想到台灣致意，遭上級大臣否決後毅然辭官。我們在敬佩水野的判斷之餘，也應該了解水野其實已看到日本民眾對台灣的熱情；因為水野之所以這麼做，勢必讓親台的民眾拍手叫好，選舉時可能會得到較多支持。 日人對台灣觀感好轉有幾個原因，台、日經濟關係密切，日本是台灣第一大進口國，也是台灣第三大出口國；再者兩國人民往來密切，以2001年為例，中、日人民往來約150萬人次，台、日則達180萬人次；另外美、日、台安全防衛是互相依賴的。我常告訴日人，日本制定對台政策時應倒過來想：假設台灣被中國拿去，日本的政策該怎麼辦？屆時日本國土南邊軍力成本勢必大幅增加。 儘管日本對台灣日漸重視，但是台灣方面卻感受不到，認為日本仍是嚴重向中國傾斜。有人認為這和過去美國一直有意防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有關。美國知道台、日間有特殊關係，如果兩國太緊密，美國則無法獨占對台灣的影響力。不過，我認為台日關係的大步前進是可以期待的，未來首先要突破的是台灣要和日本變成普通的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不用特別親日或反日，未來在軍事、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往上，雙方應該會有更大的突破。 ＊本文原載《財訊月刊》，2002年12月號，由紀淑芳整理。

林俊憲◎台南市議員 由於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Depts/unsd/methods/m49alpha.htm#ftina將台灣稱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中國台灣省），消息曝光之後，今年5月11日在台灣舉行了「511台灣正名運動」遊行。 配合該台灣正名運動，本人查閱了聯合國網站，發現事實正是如此，而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名稱，來自ISO國際認證組織,將台灣代碼寫為TWN，看似Taiwan台灣的縮寫，而且，全名就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許多人，包括本人，原本看到TWN，以為指的就是Taiwan，以為台灣終於被國際承認，這時才發現錯了！又發現，台灣在亞太經合會APEC，以及世貿組織，用的名稱也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不是中華民國政府所聲稱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或是「台澎金馬TPKM」，而且地位視同香港和澳門。甚至中華民國的車輪牌護照，裡頭所使用的條碼，也是TWN（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因此，在台灣正名運動遊行過後，本人曾經寫信給聯合國以及ISO組織，告知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支那(China)的一部份，正式的名稱是Formosa。結果，寄給聯合國的信沒有得到回應，沒想到，竟然收到ISO組織的回信，當中說到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名稱，聯合國是根據ISO的規範，而這名稱，是台灣政府自己這麼使用的，ISO組織只是比照辦理！意思就是說，台灣被稱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是台灣政府的意思！信的最後還說，如果更改，會得罪台灣政府。 之後，本人又寫信給外交部以及總統府，告知這一件事情，要求說明理由並且對此事做適當的處理，結果，只收到對方的自動回函，表示會「儘快處理」，之後沒有再收到任何消息。然而，上外交部網站，卻看到首頁有一份聲明，表示對於台灣被稱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事情已經提出抗議，並且鼓勵民眾寫e-mail到ISO組織的信箱要求將台灣的名稱更正為Taiwan。不禁令人懷疑，外交部是否說謊？如果外交部真的已經提出抗議，為何至今尚未更正？而且還得到這樣的回覆。 本人另外將ISO的回覆信函轉寄給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Dr. Kiantek Sim，第二天收到Dr. Sim的回信表示，這樣的事情其實早已在預料當中，看台灣人民要痲痺到幾時！並且承諾台灣國臨時政府將代為處理這件事。 阿扁總統表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未曾統治台灣），明確向世界宣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另外，2000年美國就表示以Taiwan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台灣的友邦以及非友邦的捷克都表示贊成，沒想到2001年台灣的政府又用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的名義申請，結果跟往年一樣！又被拒絕！如果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申請加入WTO，可能核准嗎？為什麼會有以上這些問題？問題出在那裡？在於國號。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的名字，早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現在支那在聯合國當中使用的名字，仍然是中華民國。所以，台灣還在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名不正言不順，自己找死，難怪四處碰壁。 要同時治標又治本，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替台灣正名，要用就用自己的。臺灣就是臺灣，正式的名稱是Formosa。現在該做的，就是去中國化。把國號恢復為Formosa，包括護照的封面、政府機關、國營企業，以及駐外使館，再來是國內的政黨、組織、和團體，都必須去中國化。如此，替台灣正名，名正言順，才能讓台灣走出去。 　

蕭家惠◎嘉義大學教授 「國旗不等同於國家」平議 國民黨籍立委洪秀柱11月11日在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查「總統府組織法修正草案」時，批評國策顧問金美齡日前在高雄市為候選人助選時，說她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就倒胃口。洪秀柱說，像金美齡這種言論根本不夠格當國策顧問。 總統府祕書長陳師孟答詢表示，「不要把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國旗畫上等號。」此話一出，惹惱了洪秀柱，當場拍桌怒斥「可恥」，陳師孟則指出，他說「中華民國國旗不等同於中華民國」並沒有說國旗不代表中華民國。他表示，這不是在玩文字遊戲，因為對於很多熱愛台灣的人來講，中華民國只是目前、現階段的國家名稱。陳師孟說，很多熱愛台灣這個國家的人，真正熱愛的是國家本身，對於國號、國旗、國歌，他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並不表示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或是不為中華民國努力。 國民黨主席連戰同日透過幕僚指出，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以來，過去叫中華民國，未來也叫中華民國，國旗、國號都沒階段性問題。連戰又說，陳水扁宣稱他「心中有中華民國國旗，因為他隨身攜帶中華民國身分證，身分證上就有國旗。」 12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強調陳水扁總統應為陳師孟一席「國旗不代表國家」發言負起政治責任，並向國人道歉。因為那不僅只是失言，也是對憲法、國旗的不尊重及藐視。如果國旗可以改，請問陳總統是要將我們的國旗改成台獨旗？還是五星旗？ 按國號、國旗當然不是不能更改，如中國自帝王專制時代迄今，其國號、國旗不知歷經多少更迭、改換。近代以清朝為例，滿清稱大清帝國，以黃龍旗為大清帝國之象徵，迨大清帝國覆亡，民國肇建，國號改為中華民國，到了蔣介石政權潰敗流亡台灣，毛澤東之共產政權又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五星旗」為其國旗。 連戰說，中華民國國旗、國號都沒階段性問題。查中華民國國號自民國肇建迄今固未曾更改過（姑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國旗則不然。武昌起義後，民國前1年（1911年）12月4日，獨立之各省留滬代表在江蘇教育會開會，假定以「五色旗」為國旗。民國元年（1912年）1月10日，臨時參議會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取紅、黃、藍、白、黑五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咨請大總統頒行。時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以「不欲遽定之於此時，而欲俟滿虜既亡，可俟諸民選國會成立之後，付之國民公決」為由，函覆參議會暫予擱置並未頒行。但參議院於同年5月10日卻又決議通過「五色旗」為國旗。之後雖全國法定以「五色旗」為國旗，但孫中山等所謂「革命派」人士不但唾棄五色旗，不予承認，拒不敬禮，且一再加以抨擊。 民國14年（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翌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合法之中央政府，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當時其實是偽國旗）。民國35年（1946年），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民國43年（1954年）修正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始完成立法程序。 如此說來，洪秀柱怒斥陳師孟「可恥」，朱鳳芝大罵陳師孟「會不得好死」，老實說此罵應該送給孫中山、蔣介石，因為孫、蔣二人唾棄、抨擊、辱衊中華民國當時法定之國旗─五色旗。宋楚瑜要陳水扁總統為陳師孟不尊重及藐視國旗向國人道歉，則這些統派人士也該代孫、蔣二人向國人道歉，也該譴責在台北舉辦亞洲女足賽嚴禁觀眾帶國旗入場，沒收觀眾攜旗的台北市長馬英九。 事實上，民主時代之後今日，只要經人民共同決定，依法定程序修訂憲法，國旗、國號就可以變更，外國更改國號、國旗之國家屢見不鮮。 連戰指陳水扁總統「心中有國旗，因為他隨身攜帶中華民國身分證，身分證上就有國旗。」此言反足證陳總統恪遵憲法之民主素養，目前國號為中華民國，當然應心中有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之國旗，茍或他日經人民共同決定，依合法程序改變國旗、國號後，則他應忠於新國號及新國旗。 今天聯共反台之統派人士與熱愛台灣之獨派人士其統獨理念、立場截然迥異，但基本上都有可能導致國旗、國號的改變，統派罵獨派對於國旗、國號有自己不同看法的人為可恥、會不得好死，豈不是也在罵自己可恥、會不得好死？ 立法嚴懲不忠於國家的人 一個住在台灣，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在高級中學執教的教員，不時公然宣稱敵國入侵台灣就要立刻投降，時隔多時卻未受到國家的懲處，寧不怪哉！？難道台灣已經成為是非不分、正邪不辨、忠奸不究、法紀蕩然的國度？抑是該名教員有通天本領，有恃無恐？ 今年5月15日自由時報報導，台東高中學務主任陳清香在學校行政會議上，提出多篇自由時報社論，指言論立場明顯偏頗，在高中生思想未臻成熟階段，不宜接觸偏頗言論，以免影響獨立思考能力為藉口，管制自由時報進入東中校園。 又5月20日余文儀醫師在自由時報發表〈台東高中禁報風波〉大作中，指出陳清香主任素有強烈統派大中國思想言論，常藉授『三民主義』課程大肆奉捧宋楚瑜，並強力推銷統一主張。另有一位教員除與陳清香同一主張外，竟公然宣稱如果中國侵入台灣，他會立刻投降。 從自由時報之報導及余文儀醫師之陳述中，我們可以歸納為三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即自由時報是否對學生有不良影響問題、學務主任陳清香之領導作風問題和公然宣稱敵人來了就要立刻投降的教員之忠誠問題。 我們知道自由時報是國內關心台灣、胸懷全世界的媒體之一，與台灣新聞報、台灣日報等本土媒體同樣以宣揚台灣主流民意、維護台灣之自由、民主為宗旨，其思想、理念最為純正，這些報紙，學校當局鼓勵學生閱讀唯恐不及，對學生怎會有不良影響？哪像那些北京中南海傳聲筒的統派媒體，一年到頭都在唱衰台灣、美化中國、製造族群對立，以利中國併吞台灣才是！ 至於學務主任陳清香之領導作風，陳某還以為她仍存活在兩蔣獨裁專制時代，可以恣意查禁報章以箝制學生思想，實施「愚民教育」。依余醫師大作敘述，陳某常藉授「三民主義」課程大肆奉捧宋楚瑜。本來崇捧古今中外人物，乃個人之自由，唯身為在學校教忠教孝之教員，卻公然崇捧沒錢為其母修繕廁所門板，卻能以其子之名義在美國購置五幢豪宅，這種不忠不孝之人，則陳某之心態確實可議。 陳某是為女性教員，自然不是「東中」校友，當然不曾接受「東中」自由校風之薰陶。想當年以讓學生自由發展為領導作風之訓導主任（今之學務主任）劉靖國主任，由於被學生、家長、同事及歷任校長之肯定，得以連任二十多年，也因學校瀰漫自由風氣，才造就了許多傑出校友。因此筆者誠摯奉勸陳主任應以劉靖國主任為師，多尊重學生，爾後切勿再箝制學生思想，也不要公然奉捧品德操守有爭議之人物，以免在校園做錯誤之示範。 依據國際法、政治理論、歷史，及客觀事實，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美國總統布希4月4日在記者會稱台灣為「台灣共和國」，並表明台、中為兩個國家。布希這樣在他們的國家稱呼我們國度為「台灣共和國」，已清楚地標示了我們這個國度的身分。陳水扁總統也說：「台灣適合當一個獨立國家，這是事實，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接不接受，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又陳總統訪塞內加爾在接受法新社專訪時強調「國家是否存在，和是否被其他國家承認，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即使沒有其他國家承認，也不能否認一個國家的存在。」又說：「台灣跟對岸的中國一邊一國。」而中國一直在壓縮台灣的國際社會空間，聲明不放棄武力併吞台灣，在對岸有數百枚飛彈瞄準台灣，自然是台灣的敵國。住在台灣，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人，自然是台灣的國民，身為台灣這個國家的國民，就應該愛台灣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背叛這個國家，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美國電影「勇士們」敘述遊騎兵第七團第一營營長哈爾摩爾向部屬訓話說：「我們有的是烏克蘭人，有的是猶太人、日本人、中國人、印地安人…，但是現在大家都是美國人，誓死效忠美國（大意如此）。」但住在台灣這個國家的人，卻有很多人自認是中國人，不認同台灣，不效忠台灣，心懷敵國，豈不怪哉？ 如果做為台灣國民，又領取台灣優渥待遇，在校園擔任教忠教孝的教員，卻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反而想要混淆學生的思想，對台灣的教育做最壞的示範，甚至公然宣稱要投降，實在沒有資格擔任台灣的教員，而且應該嚴以懲處。 所以我們認為身為國民，尤其身為軍公教人員都沒有權利背叛這個國家、這塊土地、這個地區的2千3百萬同胞。 我們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每一個人都有遷徙的自由，也有選擇做那一個國家國民的自由。但在還沒有喪失這個國家國籍之前，仍應效忠這個國家，盡這個國家的義務，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當然得享這個國家的權利，但絕對沒有背叛這個國家的權利。 據中國湖南《瀟湘晨報》報導，原任株州市第二中學語文教師尹健庭，因為一句「讀書是為掙大錢、娶美女。」乃遭株州市教育局解聘，並規定株州市所有學校不能聘尹某為教師。按尹健庭說「讀書是為掙大錢、娶美女」，乃源自宋真宗〈勸學詩〉中兩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是過去中國人讀書的目標，唯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讀書目標有違他們的理念，因而嚴厲處分尹某，處分雖過於嚴酷，卻也可顯示他們的價值觀。 如今「東中」這位領取台灣優渥待遇，在校園擔任教忠教孝的教員，卻公然宣稱敵人來了就要立刻投降，對國家毫無忠誠觀念，混淆學生思想，對教育做最壞的示範，實在沒有資格擔任台灣的教員，我們呼籲林光輝校長應不予續聘以為懲處。如林校長沒有這種魄力，則教育部應該效法株州市教育局的果斷加以解聘。 在此強力呼籲：立法院儘速立法嚴懲不忠於國家的人。 ＊本文原載《財訊月刊》，2002年12月號，由紀淑芳整理。

一、現狀無法維持 有人說「台灣維持現狀最好」。我想假如現狀能夠永久維持，並且台灣成為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台灣有聯合國的保護傘，則我也贊同。但是面對霸權中國瘋狂的擴張軍備，而且瞄準台灣的飛彈急速的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跟中國雙方的軍力消長時時都在變化，單就這一點來說「維持現狀」不但是不可能，如此下去台灣將只能任人宰割，並將禍延我們的後代子孫。所以「維持現狀」是錯誤的想法，也是危險的想法。 二、走台灣自己的路 台灣因為尚未正名，現在只能算是半個國家，所以才會被人恐嚇，無所不至的被人打壓。因此我們必須突破困境、尋求出路，盡快擺脫被武嚇、被併吞、不安全的陰影，建造一個「能安居樂業，過著民主、自由、有尊嚴生活方式的光榮國度」。這是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共同的歷史使命，也是不能推卸的責任。「走台灣自己的路」就是達成上述目標的唯一活路。但是這條路上現階段佈滿了重重的險阻與障礙，需要全體台灣國人團結一致做政府的後盾去突破、打通。要台灣人團結，就必須先建立「以台灣做為中心思惟的台灣意識」。有了堅強的台灣意識，才能凝聚國家認同的共識，進而產生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去完成神聖的建國使命。 三、台灣路的第一段：建立台灣意識 建立台灣意識是「走台灣路」的第一段工程，也是第一道難關。建立台灣意識所面臨的障礙非常的多，其所牽涉的範圍非常的廣泛，例如體制上的各種束縛、法令規章的落伍、長年累積下來的人事包袱等等，把改革的力量綁得死死無法施展。若要跳脫舊有的框框、突破障礙，就必須仰賴政府的強有力領導，如能再加上民間團體自動自發的配合參與，則可形成強大的改革力量。茲將對於建立台灣意識有關的事，筆者以一介平凡老百姓，不顧學識淺陋斗膽的將個人所感覺認為最迫切而須即刻著手進行的事，列出七大項就教於諸位先進，並請大家為母親台灣一起來打拼。 (一)教育改革 1. 教育界人事的調整 建立台灣意識的首要任務在於教育，所以台灣意識的建立工作從教育改革著手是當務之急。自從政黨輪替以後，自從陳水扁總統宣示要「走台灣路」以後，仍舊在「走中國路」最明顯的部會首推教育部，因為其教育內容仍舊以大中國意識為中心，除了新增加的國小鄉土語言一點點教材外，其他很難看出有何種改變，明顯的背離了本土化教育的方向。雖然教育的改革所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但是我們可以從教育界的人事調整做起，包括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的教育主管人事做適當的調整，將教育主導權拿回台灣人手中，始能踏實的推動本土化的教育，儘速加強台灣意識的教育工作。 2. 教科書完全改編 (1)教科書內容以培養富有台灣意識忠於台灣這塊土地的公民，養成台灣民族原有的公義、誠實、勤儉、樸素、謙恭的美德為宗旨。 (2)以母語為主北京話為副，增加母語教材，減少北京話教材，將來以母語教材取代北京話教材，北京話將保留作為語文教學的單一科目。而注音符號也可以考慮逐漸取消，另規劃英文拼音來取代。 (3)編纂第二次大戰後的台灣史，做為小學五年級以上的歷史教科書，將歷史真相明白的傳授學生。 (4)更改教科書名：「國語」改名「北京話」。「國文」改名「漢文」或「中文」。 3. 教學法的變革 歡迎敬愛的老師們多多採用雙語教學，在日常教學中使用母語混合北京話來教學。各公私立幼稚園也請多增加母語教學。 4. 母語的進修 提升各小學教師的母語能力也是急待解決的課題。是否可由上級教育機關通令各小學，鼓勵其舉辦校內教師母語研修會，每週舉辦一次。或利用寒暑假，由政府主導開辦小學教師短期母語講習班，分批調訓，以利母語教學的推行。師範教育系統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也請多開設母語進修班。 (二)語言 1. 對「國語」這一詞的正確認識 台灣固有的語言是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這就是台灣的母語，也即是我們的國語。北京話並非台灣固有的語言，所以不能稱為「國語」。這一點請全體國人認識清楚，以後不要再稱它為「國語」。也請大家多用我們的母語交談，多唱我們的母語歌曲。尤其國家領導人、各縣市首長、文化局長等請帶頭示範，以便帶動使用母語的風氣。各電視台、各電台也請多多播放母語歌曲。 2. 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 現在還在爭論要採用通用拼音或者漢語拼音是毫無意義的事。這兩種拼音系統都是北京話發音的譯音。我們強烈要求台灣的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先正名後一律採用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如此做不但能跟國際接軌，還能減輕國小學童學習母語及英語的負擔。至於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筆者建議採用當地多數住民的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為原則，如：河洛人多的地方：採用河洛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客家人多的地方：採用客家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原住民多的地方：採用原住民各該族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 對於上述筆者的建議，教育部有可能搬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關於統一中外譯名音讀標準的訂定事項是國語會掌理事項之一」。而且「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工作屬於華語譯音拼音組」等規定來塘塞。如此將令人懷疑「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是不是永遠不得更改？一個「國語會的組織條例」是不是可以凌駕於國政大方針之上？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但是採用通用拼音好像已成定局？教育部已經在9月18日行文各縣市政府希望配合實施，研考會也有提鼓勵措施，採用通用拼音的縣市有獎勵經費可拿。在此筆者鄭重呼籲教育部及研考會，共同來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地名一般民眾日常大都慣用母語來稱呼，在這種情形下採用通用拼音有沒有背棄本土化？有沒有背離「走台灣路」的方向？假如不能翻案，我們的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一定要採用北京話發音的通用拼音，則請問：台灣還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或者是更像屬於中國的殖民地呢？ (三)正名 中華民國的字號在國際上行不通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台灣正名是為台灣拓展生存空間、繁榮國家、確保安全必走的途徑。除了國家正名以外，我們也主張下面各項的正名： 1.護照上面附印英文「TAIWAN PASSPORT 」請貫徹實施。 2. 駐外單位的名稱一律冠「台灣」名義，請外交部排除困難徹底執行。 3. 加入國際性各項組織，請用「台灣」名義。 4. 出國參加各項比賽（含體育、學術、藝文、技能、棋藝等等），其隊名請用「台灣」名稱，不要再使用「中華隊」等類似的名稱，這在國內尤其需率先實行。也請參賽的選手們能堅守立場，並應該以能在「台灣隊」名義下參賽，為台灣效勞為光榮。假如遇到隊名無法維護時，則寧可罷賽宣示我方的尊嚴，也不要屈服於統戰的屈辱之下改名參賽。這一次在韓國舉行的亞運，國外電視媒體所打出的我隊名稱是「CHINESE TAIPEI」（我們自稱「中華隊」），這個跟「CHINA TAIPEI」做比較，並無多大的差別。外國大多稱呼我們為「TAIWAN」，我們正名「台灣隊」是很合理的事情。以「中華隊」的名稱去參加比賽，不但很容易被外國人誤認為我們是中國的附庸以外，對台灣來說一點尊嚴都沒有，而競賽的勝敗也引不起國內觀眾的共鳴，我們的參賽，好像是在替中國做白工。 5. 台灣各地的路名、村里名、校名、銀行、公營事業單位等，冠上中國色彩的名稱的為數不少，令我們覺得宛若置身於中國境內。這種生活環境有必要加以改變。是不是可以請政府下令研究改名，或輔導各地方熱心人士籌組正名促進會，先做住民意見調查，經過該地區住民的公民投票決定新名稱，再報請上級機關核備施行。名稱變更後，相關各項證照的異動登記，則請各該主管業務之機關免費為住民服務。冠有下列名稱的，建議改名：中國、中華、中原、中山、中正、光復、光華、大華、興華、華興、五權、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介石、經國，以及中國的地名等。 (四)媒體 正常的媒體對社會教化及國政的扶助有其貢獻，當然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提升也有正面的功能。可悲的是台灣現在的媒體及媒體從業人員絕大多數可歸類於統派，這是媒體的畸形發展，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屬於不尋常的現象。不過在台灣，國民的民主素養尚待提升，以及價值觀不斷遭受統派媒體的嚴重扭曲下，也許這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我們期待媒體正常化的提早來臨，到時候將帶動國政的順暢，經濟的繁榮，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以及族群的和樂。但是這些都需要靠民眾對媒體的正確選擇以及努力才能得到。現在有台灣心的媒體正需要大家熱烈的支持，尤其更盼望有更多的廣告主們的光顧，使其壯大而成為社會安定的一股力量。 近來媒體最大的變化是統派電視政治性頻道的快速增加，並隨著產生了一大堆的政治觀察家及名主持人。成天的在唱衰台灣、抹黑政府、誤導大眾、腐蝕民心，恨不得早一天將政府扳倒。跟政府努力提升經濟反其道而行。大家對這種電視節目應該加以唾棄，也請民進黨及台聯立委遠離這類節目，不要淪為傳播毒素的花瓶。 台灣電視叩應節目為數之多，可以用氾濫兩字來形容，除了眾多名主持人之外，參加叩應節目的來賓個個都是專家學者之流，皆為一時之選，通曉天文地理、包山包海、學問精深淵博，真是酷斃了。開口謬論連篇、顛倒是非、講不完誓死不休，看了會吐血。電視叩應節目一點營養都沒有，其負面的影響遠大於正面的效應。奉勸民進黨立委及台聯立委，能拒絕引誘，避免成為散佈毒素的幫兇。讓有任務的統派民代及學者之流去唱獨角戲唱個夠。 11月12日國防部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以後，敵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繼續在我們的電視頻道播出？政客及媒體呼應敵人的言論有沒有收斂？針對這兩點能不能加以規範？請新聞局火速處理。 (五)撤除銅像、刪除遺像 孫文是和台灣不相干的人物。蔣家父子兩人是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實施世界最長戒嚴的統治者。這些人物的銅像早該撤除。莫非是歷史倒轉，或者認為台灣人好欺負，才又把孫文和蔣介石的遺像印在貨幣上面。這是對台灣人的重大侮辱，請將這種貨幣逐漸回收加以銷毀。 (七)慎防統戰交流 中國及在台統派政客對台灣最慣用的統戰用語是：「我們都是一家人。」他們所舉出的理由是，台灣、中國兩邊的人民屬於同文、同種、相同的文化，台灣人的根在中國，連關公、媽祖都是由中國來的（還好沒有說出佛祖的來源，不然台灣人豈不成為印度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是一句很動聽、能讓人心動的美麗謊言。到底「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探討，很簡單的加以破解。其一，中國佈署四百顆飛彈瞄準台灣，不時恐嚇台灣，這是同一家人不會做的事，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其二，台灣民族除了外省籍同胞以外，台灣人身上的漢族血統幾乎等於零。除了血統以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台灣民族在歷經數百年來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已經形成獨特的優質文化，其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人品素養、道德行為等皆和中國人大大的不同。台灣人和中國人並不同種，也不同文化，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 我們跟中國並不是一家人，我們是台灣人，這是跟中國交流時必先建立的心理防線。由於中國對我國的強烈敵意，國防部又於11月12日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今後台灣跟中國的交流，筆者認為應該以敵對國的模式來思考。第一，錢進大陸是資敵的行為，應予嚴厲禁止。第二，除了經貿交流以外，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儘量減少。請陸委會、文建會、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嚴格把關。下列就體育、藝文、觀光、宗教交流提出筆者的觀點： […]

李心怡◎新台灣周刊記者 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 被稱為「台獨之母」的國策顧問金美齡一向就是話題女王。當多數台灣民眾都知道這位白髮資深美女就是金美齡的時候，正是她冒著統派人士攻擊的劍影回到台灣為《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辯護之時。日前一句「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再度讓金美齡站上浪頭，而她的爭議性，其實只不過來自於「說出實話」。 拒絕中華民國 拒絕中華民國國旗 雖然住在日本，但是金美齡因為「愛台灣」，一年總要往來日本與台灣十多趟，尤其到了選舉期間，她更是頻頻回台灣義務為理念相同的候選人助選。這次回台，除了參加台教會募款餐會之外，也特地與前總統李登輝商討訪日事宜，為了讓李登輝能夠順利訪日，金美齡這次回台比往常低調許多。 但號稱「台獨小辣椒」的金美齡，想要低調也難。向來拒絕「中華民國」不假辭色的金美齡，再度拒絕「中華民國國旗」，表示「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不但惹來統派立委撻伐，更讓被統派立委視為眼中釘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也受到炮火波及。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對金美齡而言，絕對不等於「台灣」，而是代表一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在國際上等於已經滅亡的國家。金美齡一向對於國民黨所謂的國旗、國徽十分不屑，她總是說那是「車輪牌」因為討厭車輪牌，金美齡與先生周英明直到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前，都不願意拿車輪牌護照。 更何況，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她表示，每次從總統府走出來，看到國民黨大門口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向偉大的台灣英雄致敬」幾個字，便感到渾身不舒服，她只是如實表示出自己的感覺。 國民黨的黨徽 不等於台灣的國徽 陳師孟於立法院表示，「有許多愛國家的台灣人，對現在的國旗、國號雖然並不贊同，但都沒有任何減低或削弱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和忠心。很多熱愛台灣這個國家的人，真正熱愛的是國家本身，對於國號、國旗、國歌，他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不遵守目前的憲法和法律。」也是出自於坦白罷了。 對金美齡而言，既然「車輪牌」的國旗不能代表台灣，討厭國旗便不代表她不愛台灣。說到愛台灣，金美齡與周英明兩人寧願數十年忍受沒有護照之苦，也不願拿日本國籍，這種堅持當台灣人的決心，即連許多獨派大老也難望及項背。 金美齡也認為，中華民國現在這面國旗是國民黨黨旗，國旗的標誌是國民黨黨徽，現在時代改變了，「國旗、國號為什麼不能改？」她表示，大家應該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去探討國旗國號的意義。 一樣是老實說 陳、金卻受統派謾罵 這樣的想法，其實是許多台灣人民共同的聲音。許多台灣人正透過台灣正名運動，希望將國名更正為「台灣」，並將由國民黨黨旗、黨歌所充數的國旗、國歌，改為真正代表台灣的國旗、國歌。也因此，陳師孟11月11日到立法院備詢時，回答國民黨立委洪秀柱時說，「中華民國的國旗並不等同國家」。 金美齡一句誠實的表白，卻引來統派立委趁機報復，要求陳師孟下台。但陳依舊強調，他不會懷疑金美齡熱愛台灣的情操。 金美齡對於陳師孟因為她而受到波及，也覺得不好意思，但她也肯定陳師孟和她一樣都是堅持說實話的人。對於統派人士的謾罵，一向瀟灑的金美齡總是輕鬆地回答道，「沒關係，他們越罵，我越紅！」。 ＊原載《新台灣周刊》347期，200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