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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許世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代行主席 黃昭堂主席，與你認識實在很久了，至少有56年。當時我與林二創辦台灣大學管弦樂團，能拉小提琴的找來找去，在校內才找到一男一女，其中男的就是黃昭堂主席。人不夠，還對當年的師範學院借許\常惠、李淑德兩位。可見黃昭堂主席的愛好音樂，是年輕以來的興趣。 1959年底我去日本留學，遇著早我一年去的黃昭堂主席，他當時和一群台南一中的畢業生與他們以前的老師王育德先生，正在籌劃發行批判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雜誌。我經過他的紹介認識王育德先生，加入「台灣青年社」，就是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 雜誌印出來以後需要貼上地址紙條發送，黃昭堂主席負責印地址紙條，他印了25份。當時『台灣青年』雜誌是兩個月發行一次的雙月刊，25份地址紙條可以寄50個月，就是4年多，當場還年輕氣銳的會員就有人批評：你認為國民黨政權會存在多久？你想要做獨立運動做多久？結果，其實我們30幾年後才能回到台灣來，而且現在台灣還未完全獨立建國。 開始發行雜誌時，除了王育德先生以外都用筆名，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提案將雜誌內容著重於台灣的民主化，筆者都用真名。經過一番激烈討論，遂決定著重於台灣獨立，仍用筆名。這是一次使成員對台灣獨立意識更清楚的討論。黃昭堂主席一直用黃有仁的筆名，這是他過逝大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大哥所採用的，可見他的情深。 1964年2月，我們都還是學生，在東京Hotel Okura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訴求台灣獨立，出乎意外地有100多個日本內外記者出席。我記得有記者質詢時說：你們講的都是對，我們也贊成，問題在於你們手無寸鐵，而你們兩方的敵人中共和國民黨都有軍隊、金錢等，你們要以什麼方法戰勝他們？我記得黃昭堂主席和我們的綜合回答是，「力量是正義」、「勝者為王」，這確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是歷史上「正義就是力量」的成功\例子也多的是。果然到現在，台灣人民主化、掌握政權的經驗都有了，目前又迫近掌握政權的機會來臨。 1992年我們回到開始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致力於台灣獨立的普遍化。黃昭堂主席奮身奉獻，亦在此次總統選舉，於所有團體中率先正式表明支持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為候選人，一貫為此努力，這是他近期目標的遺志。 但是主席近來身體不適，遂於11月17日永眠。可惜不見目標實現而去世，但願留下來的我們，得為此努力，更為實現他一生心願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努力。 2011年12月3日

黃昭堂主席，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原台南縣七股鄉下山仔寮漁村的小康之家，家中擁有不少漁塭。他的父親黃賜川原在糖廠做包工，後來經營漁塭。 二二八事件那年（一九四七），他的父親因為擔任當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糧食委員，而遭到二十多位憲兵包圍他家，當時五、六名中國兵闖進屋內要抓他父親，他們問唸初中二年級的黃昭堂，他回答不知道，當場被阿兵哥毆打，他的父親雖然沒被抓到，但是躲了一陣子之後，家人拿出四十萬台幣和一部卡車向台南憲兵隊長「疏通」後，才安排他父親出面辦理自首，而逃過一劫。 除了二二八事件的見聞以外，當時台灣人被強制說北京話，以及在台南一中被強迫入黨等經驗，都造成黃昭堂日後對「中華民國體制」的反感。 在台南一中（初、高中）就學六年的黃昭堂，曾是王育德教史地的學生。台大經濟系畢業後，一九五八年役畢後赴日留學，在東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當時王育德先生也因其兄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被捕失蹤，輾轉逃亡到香港、日本。 一九六○年，在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的提議下，黃昭堂、廖春榮等六位東京大學留學生，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刊物，鼓吹台灣人意識，宣傳台灣獨立的啟蒙運動，成為日後海外最有組織力與宣傳力的「台獨聯盟」前身，黃昭堂也成為台獨聯盟的「第一代元老」，同時也是海外台獨運動三十多年來的核心幹部。他結合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與南美各地同志，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促成一九七○年代海內外台灣人的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一九六二年，黃昭堂即因參加「台灣青年」而被中華民國駐日領事吊銷謢照，為了延長在日居留權，他和「台灣青年」的同志相約，儘可能拖延不拿學位，而能全力投入台獨運動。 他在東大唸碩士三年、博士五年。在學期間，黃昭堂不但有妻小家室，又在一九六四年被推選為「台灣青年會」的第二任委員長，他深感責任重大，由於國民黨四處派人打聽秘密盟員，並發生陳純真洩密事件，加上他的家人也在壓力之下，不敢寄錢接濟他，使得他在種種困窘和壓力下，往往無法入睡，甚至半夜驚醒。 黃昭堂早期的讀書，可說是為了從事台獨運動而逼出來的，當時他認為應該將時間花在向留學生宣揚台獨理念和募款上，如果整天泡在圖書館實在有罪惡感，但是受到王育德的治學研究精神影響，加上他曾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認識哈佛大學出身的中國通，幾次與他辯論台獨問題後，他開始勤讀台灣史，也練就出一套「台獨運動」的破英語。 一九六二年他在日本得知台灣島內蘇東啟台獨武裝起義事件，逮捕了二、三百人。黃昭堂就以破英文，打字寄出人權救援信，向美國朋友求救，讓原本被判死刑的蘇東啟等三人，免於一死。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境：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 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與國家的建構（ state-making) 。 平心而論，台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 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裏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 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 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trans-ethnic Taiwanese identity ）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 fatherland ），也就是依據住民的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原載《台獨》月刊第59-60期 記載歷史事件的目的在求真，站在人民的立場，呈現歷史的原本面貌，並從中記起教訓，以免不幸的歷史悲劇重演。 我們可以原諒敵人，但是，不可以淡忘歷史。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二二八前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因為接受五十年異民族統治而懷念起大中國的六百萬天真的台灣人民，打鑼擊鼓、放砲舞獅、歡天喜地要迎接「祖國王師」， 終於「王師」來了，是一群又一群身穿棉襖、 腳踏草鞋、肩挑釜鍋的土匪軍隊、搶民食、佔民屋、辱民女，樣樣都來的土匪軍隊！ 而渴待與「祖國」人合作， 依循他們所標榜的三民主義所主張的地方自治來建立自已的家園的知識份子， 雖然也聽到一些「歡迎台灣人歸復祖國懷抱」之類的甜言密語， 卻迎來了囂張跋扈的「行政長官」陳儀和他手下貪污贖職的官吏們。 話說， 陳儀長官帶著上海幫、淅江派的嘍囉擁到台灣之後，首先是把日本人從台灣人剝奪過去的日產，大至工廠、森林，小至房屋、傢俱， 莫不揚言歸公，據為私有； 其次是沿用日本人剝削台灣人的諸種辦法，同時把台灣公庫所貯藏的米、糖、樟腦等重要物資， 一批一批運回上海出售朋分自肥，使台灣物價猛漲， 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倒閉、失業、貧困、傳染病一一來襲； 接著便帶著濃厚的優越感，以征服者的態度施行其軍閥的，特務的、貪污的、低效率的統治； 最不能忍耐的是：當台灣人要求履行三民主義給台灣人以地方自治時， 陳儀的答覆是：「台灣人過去受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沒有民主政治的訓練，不能與大陸同日而語。 」接著便嘲罵台灣人奴性根深，不識政治， 必須用強硬手段來支使才可以，當時民間流行看一首絕望的歌謠，內容是 — 台灣光復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橫蠻無天無地， 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儘管是這樣地痛苦， 如杲台灣人民還可當家做主，用自已的雙手來重建毀壞殆盡之經濟結構和重振敗壞癱瘓之社會秩序的話， 人民還不會怒氣衝天。 人民這樣子由期待而失望而思反抗。就在這個時候「阿山仔」和「豬仔」開始被用來稱呼代表著統治者的大陸人。 就在這個時侯，人民隨時都想發作，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二、 查菸肆虐燃怒火 原來陳儀和他的手下只知搜刮、不會經營！ 以致不能不高價出售其專賣的劣質香煙。 於是大陸藉的商人利用他們和把守港口的軍人和稅務員的特殊關係把貨美價廉的外國香煙走私進來， 終於致命地打擊了專賣局專賣的生意。 但是，陳儀的手下怎敢和走私的元兇對抗！就只好找找那些靠販賣洋菸度日子的小販下手， 一則可以虛應故事，二者扣押了香菸和售款可以飽入私囊作為外快。 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做起來是輕鬆而且偷快的，但是對菸販來說，卻等於絕了他們的生路。 為此，全台各地經常有菸販和小市民摩拳擦掌，怒視著專賣局局員把菸款沒收過去的場面。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專賣局的大陸人局員傅學通等六人帶著手槍和四個警員乘吉甫車前往淡水查緝入港的私菸不獲， 歸途經過大稻埕延平北路時，耀武揚威到處搜索盤問菸販。 當晚七點許在天馬茶房附近捉到一個來不及躲開的女販林江邁，沒收了她的香菸和鈔票。 林江邁是一個貧苦的寡婦， 全家人就賴她一人賣香菸過日子，貨款被沒收了如何生活？情急之下，跪地叩頭哀求發還貨款。 圍集旁觀的路人也異口同聲替她央求，但是，沒有人性的傅等一群人， 怎肯放已經入了口的羔羊一條生路，他們不但無動於衷，還急急忙忙地強把香菸一箱箱地拋上吉甫車。 林江邁急奔向前，準備奪回她一家人生計之所在的香菸。 一個警員用槍托猛擊她的頭部，使她當場頭破血流昏倒於地。 這些久已心存不滿的群眾， 眼看著一個無助的台灣女性遭受大陸人警員暴虐的打擊， […]

台灣和澎湖群島兩地的主權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屬於兩地的人民。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佔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屬於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体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現狀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老仙」從事台獨運動四十多年，不認同「中華民國」是必然的，但他並不排斥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積極支持蔡英文，對蔡英文說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也不排斥。他不能接受因「絕對台獨」與「相對台獨」的衝突而讓「統派」坐收漁翁之利，才出現「絕對台獨」代表人物包容「相對台獨」的畫面。

我與昭堂主席不是很熟稔，但幾次的近身接觸，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幽默、非常純真、非常自然的長者，跟他在一起，只有「如沐春風」四個字可以形容，其間感受最深刻的，當然是他那堅定的台獨立場與不移的信念，這樣的精神徹徹底底地感召了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台獨領袖黃昭堂〉一生奉獻漸成主流 高天生 2007/09/13 第599期 近來如火如荼展開的各項台獨相關運動當中，最為熱門的活動幾乎都圍繞在「公投入聯」議題上，因為以台灣作為國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現在進行式」。   美國國安會官員韋德寧公開宣稱：「台灣或中華民國（R.O.C.）在現階段都不是國際社會的國家」，在台灣政壇引爆軒然大波，但對長期從事台獨運動的菁英而言，這句話卻有醍醐灌頂的作用，正因為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所以他們努力一生的目標既非憑空捏造，也更具正當性。 社會偏安保守 獨運發展停滯 長期來，台獨運動最大的阻力，就是來自「中華民國」這頂大帽子，威權獨裁統治時，蔣家王朝為了鞏固統治權力，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台獨運動，許多人在海外往往因批評時政、關心台灣前途而被列入黑名單，只能在思鄉時垂淚唱「黃昏的故鄉」，宣洩有家歸不得的鬱卒情緒。 兩蔣過世後，李登輝繼任為首位台灣人總統，他在政治上進行解嚴和相關改造工程，黑名單也獲得解除，受政治迫害的冤屈則逐步獲得平反，但公元二千年政黨輪替以來，台獨運動卻遭遇停滯、尷尬困境，這一方面是社會人心冷漠，誤以為中華民國已是一個國家，且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都已執政了，現實與理念的糾葛不清；又面對海峽對岸中國的崛起，經濟快速發展，充滿許多虛擬的商機，不少人為了攫奪現實利益而衍生偏安、保守心態，不希望打破「現狀」，這種「迷思」，讓台獨運動的推展綁手綁腳。 對於「中華民國」被美國官方宣告不是國家，馬英九和國民黨人的反應是如喪考妣，露出被揭穿的心虛窘態，因為馬英九目前正在打一場復辟聖戰，計畫明年從綠營手中奪回中央政權，加上年底國會選舉早已勝券在握，馬英九和藍軍正在做中華民國「復國夢」的敏感時刻，美國卻先聲奪人告知「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夢醒時分，確實讓人感到特別寒冷、惆悵。 推動正名制憲 成為共同旗幟 相對的，獨派人士對此卻有如釋重負和找到新著力點的正面感受。長期以來備受獨派陣營敬重，真正的台獨運動領袖、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的心情和心態，就是典型案例，他們過去不求名利、權位，一生為台獨運動奉獻犧牲，如今在美國的「刺激」下，台獨運動不僅漸成社會主流民意，更多驅動能量也快速爆發出來，這對垂垂老矣的台獨運動菁英而言，正是此生最堪告慰的事。 九月九日，黃昭堂在自由時報政治新聞版發表「確立台灣主權｜台灣國家正常化」專論，這篇近三千字的論述內容，一方面統合李登輝、陳水扁對台灣主權運動的異見，同時對獨派內部的六種論述也有進一步整合的強烈企圖心，被視為是台獨運動重新出發的嶄新開端。 黃昭堂歸納獨派內部對「台灣獨立」問題，有六種看法。 一、台灣已經主權獨立，不必再主張台灣獨立了。 二、台灣已經主權獨立，其名叫做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三、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未定，但依人民自決的潮流，台灣主權應歸屬台灣人。 四、事實上台灣是一個國家，但尚待法理上的完成。 五、台灣是美國未編入領土的地域，台灣應向美國爭取獨立。 六、台灣已被當做中國的領土，或被誤解為中國的領土，咱應該發表（台灣獨立宣言）。 黃昭堂認為，各種主張，都可以繼續研究、深化，都可以繼續堅持，但彼此不要惡言相向，畢竟大家都是為著台灣的安全與發展。 對於未來的台獨運動和操作，黃昭堂建議以「確立台灣主權說」，來減少論述上的分歧和耗損，實際運動和操作，則以「正名、制憲、國家正常化」為主軸，希望「確立台灣主權的運動」成為新時代台灣人的共同旗幟，不同的獨派團體如「手護」、「入聯」等組織人員、目標重疊性高，大家期待能相輔相成。 畢生追求台獨 曾經流亡日本 一九三二年出生於台南縣鹽份地帶的黃昭堂，政治意識早在唸台大時就啟蒙了，當時他曾翹課幫許多黨外人士助選，台大經濟系畢業，當完兵後，一九五八年底到日本東京大學唸研究所，從此成為流亡日本的海外黑名單，也走上台獨運動的不歸路。 一九五九年，一群以台南一中校友為主的日本留學生，以王育德為首，開始募款、籌劃發行「台灣青年」雜誌，一九六○年「台灣青年社」正式成立，黃昭堂也積極參與其中。 一九六二年「台灣青年社」變成「台灣青年會」，後來又變成「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盟」，最後成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但不管名稱如何變化，黃昭堂都是備受同志敬重、心服口服的實質領導者、運動領袖。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黑名單中，黃昭堂、陳南天、黃文雄（刺蔣案）等被列為最高等級的暴力分子，也是最後解禁的一批人，黃昭堂遲至一九九二年才回到台灣。 在同志、好友眼中，黃昭堂是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堅持。返台後的黃昭堂，一直是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政黨輪替後，阿扁總統曾任命黃昭堂為有給職國策顧問，但黃昭堂堅持將錢退回，未支領分文。據透露，黃昭堂後來取得阿扁諒解，辭去國策顧問職，他反而與阿扁更有話可談，推動台獨運動的干擾也減少很多。 巧扮勸和角色 扁李最佳橋樑 扁李交惡、兩人關係持續低迷，黃昭堂一貫扮演勸和的石磨心角色，雖一再被雙方怨懟，李登輝還一度說出「屈服於權力」的重話，但黃昭堂認為兩位「倔強者」形同陌路，是台灣人的悲哀，不利於獨派內部整合和進一步推展台獨運動，因而即使備受煎熬，承受紛至沓來的壓力、掙扎，他還是不改初衷。 對於李登輝一些言行，如果有不同意見，黃昭堂往往與李當面爭辯到面紅耳赤，卻也在互相抬槓、針鋒相對過程，激盪出正面的火花，呈現兩人的真性情和真友情。 有人質疑，某些獨派人士扮演「說客」角色，是受阿扁請託，李登輝對此不堪其擾，因而不客氣給予對方難堪，但知情人士指出，黃昭堂的「挺扁」，並非「屈服於權力」或「被摸頭」，因為他是台獨運動老將，在風雨飄搖時挺阿扁，是為了挺一生的堅持和一貫的理想，如果不挺扁肇致本土政權崩盤，難道要期待親中的藍軍來實踐建國理想嗎？ 同樣的，當某些本土社團和獨派大老對李登輝有雜音，或重話批李時，黃昭堂也在第一時間上火線挺李登輝，公開強調：「老人的心情，不要粗魯解讀」。就是因為黃昭堂的「用心良苦」，獲得李登輝正面肯定，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九日間，李登輝出訪日本時，就特別邀請黃陪同。 再者，當謝長廷受困於「憲法一中」爭議時，黃昭堂也甘冒大不韙力排眾議，公開為謝長廷背書，痛斥部分人士將謝打成「統派」，悖離台獨建國理想，明顯與事實不符。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即使遭遇內部別有居心人士攻訐、質疑，黃昭堂仍然「為所當為，止於不能不止！」 力挺本土政權 公認的人格者 黃昭堂以個人的無欲則剛，建構了「人格者」的鮮明形象，同時，也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遷，適時推進台獨運動邁入嶄新里程。 長期觀察政治發展和社會脈動的資深媒體人指出，台獨運動所以因緣際會蔚成社會風潮和漸成民意主流，明顯與前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總統的強力支持有關，而在幕後扮演實際推動的核心人物，則是黃昭堂，除了對台獨運動理念的堅持，黃昭堂更在李登輝發表爭議性言論的第一時間出面雪中送炭力挺，而五月底訪日時，李登輝個人政治聲望也嚴重受挫，黃昭堂出面相陪，也有為李登輝背書的特殊意義，這與阿扁遭遇家族虛擬弊案和紅衫軍之亂，有下台危機時，黃為了不讓本土政權崩潰和挺一貫理想而挺阿扁，有異曲同工之妙用。 其次，手護台灣大聯盟的背後是李登輝為精神領袖，入聯大聯盟的幕後則有阿扁總統強勢主導，兩機構組織成員重疊，目標相同，但卻存在扁、李相互較勁意味，黃昭堂居間奔走折衝，不搶風頭，低調進行統合、協調，一切作為都是希望台獨運動的能量不要分散、抵消，相關人士受了黃昭堂行事作風和人格精神的感召，檯面上公開對嗆、較勁的操作，也多所節制。 永遠的革命家 獨運終成主流 黃昭堂以其一生犧牲奉獻的革命家精神，讓台獨運動遍地開花，在他七十五歲的這一年，又剛好扮演八十五歲前任總統及五十八歲現任總統之間的精神橋樑，種種命運與意志的角力激盪，促成一股新時代的主流！ 夫唱婦隨 流亡34年 黃昭堂太太謝蓮治於2004年9月6日過世前，黃昭堂幾乎到哪都帶著太太同行，在小林善紀的《台灣論》裡，他也被描寫為一個相當「疼某」的人，因此太太的過世對他的打擊相當大。三個兒子都住在日本，本來兩夫妻在台灣相依為命，但太太過世後，他回到家形單影隻，待在家的時間變得很短，少了太太的叮嚀，胃痛的毛病也經常發作。 年輕時的黃昭堂與謝蓮治是帥哥美女的組合，他們是與台大同學去爬七星山時認識的，黃昭堂說當時下雪路滑每個女生都有人扶，就是當時讀台大英文系二年級的謝蓮治沒人扶，他便一路扶她下山，兩人從此開始交往。謝蓮治家住台南市，黃昭堂讀台南一中時住的「北門寮」宿舍就與謝蓮治家隔著一條小河溝相對著，但兩人卻到了台北才相識。 謝蓮治是一個很安靜內向的人，跟大而化之的黃昭堂正是互補的個性。黃昭堂當兵時，謝蓮治還特地為了看他而參加台大勞軍團，當時他們就相約一起赴日留學，1958年結婚後，因為戒嚴時期國民黨規定夫妻不可同時出國留學，因此他們也沒去戶政事務所登記，直到隔年長子在東京出生後才登記結婚。 原本謝蓮治也就在東京大學文學部英文所攻讀碩士，但隨著第二個孩子出生，她便辦了休學從此成為家庭主婦。由於黃昭堂一輩子都忙於台獨運動，謝蓮治也跟著南奔北跑，並且一起成為黑名單，34年無法返台，連她父母過世都無法回台奔喪。 從小家裡有傭人的她也必須一肩扛起家事，並且為了洗小孩尿布而苦惱，當時黃昭堂提議賣掉結婚戒指來買洗衣機，並承諾將來買一個更大的戒指給她，不過，黃昭堂經常連收入都貢獻給台獨運動，因此一直到謝蓮治過世，那個更大的結婚戒指都沒出現過，黃昭堂也對此相當遺憾。（李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