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這本雜誌的先導－－「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其創刊號以「迎接獨立建國的新階段」為主題，深具傳承先人篳路藍縷，開拓新境界的精神。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這群學識淵博、致力於建國運動不遺餘力的學者，無不竭盡心智，提供無數寶貴的意見。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光陰荏苒，創刊迄今(1997年8月第34號)，已堂堂邁入第五個年頭。在此期間，我們一直堅持的理念，固然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不斷增加新內涵，但絕不曾媚俗趨利而遷就政治現實，或因內外環境的阻礙而鬆懈建國大業的職志。 一九八九年以後，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世界權力結構逐漸發生變化，中國正在圖謀取代蘇聯在東亞的角色，對於台灣的生存空間極盡打壓之能事。然而，當權的國民黨政府非但不思釐清台、中之間糾纏不清的主權範圍，反而不惜運用各種扭曲自我國格的方式，以確保其虛構的中華民國主權；其自稱是中國一部份的主權主張，已嚴重阻礙台灣人的獨立建國，也將為台灣帶來覆亡的危機。另一方面，在野的反對運動團體或政治人物，有的似已失去耐性，竟而懈怠喪志，有的則自失立場，同聲附和國民黨政府、或迎合討好那些始終在抵制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人，更讓我們覺得重新喚起獨立建國運動的信心和意志，已經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從這一期起，我們把這份刊物改名為「共和國」。新刊名之採「共和國」，容易使人聯想起柏拉圖的大著「共和國」(The Republic)。柏拉圖寫「共和國」的時候，正是古雅典政治最墮落的年代，因此便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的政治，他的立論影響後世相當深遠。當然，現在我們要效法的只是柏拉圖描繪理想國家的精神，因為在即將跨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非援引紀元前三世紀的政治社會所能類比；況且柏拉圖原著名稱politeis，亦有翻譯成「國家」或「共和制」者，和我們所追求的獨立國家，在政治意涵上也不盡然相符。要之，我們採用「共和國」為刊名，係因我們想藉由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來托擬我們追求理想政治的決心。更明確地說，是表示我們將更加鍥而不捨地努力，促使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名稱，未來將透過台灣全體住民的民主程序來決定，所以我們暫以通稱之「共和國」作為凝聚台灣人意志的大目標。 獨立建國大業千頭萬緒，舉凡體制、政策、政治過程、政治集團及人物作為、人民力量等因素，都與建國運動之間有或多或少的互動關係。同時，台灣共和國理念的周全和普及與否、意志是否堅定，也深切影響著建國運動的效率和品質。因此本刊深感作為建國理念的啟迪者與運動先行者的台獨聯盟，實在有必要在這個危疑不安的關鍵時刻，以嶄新的理論與思維，重新投入建國運動的行列。過去數十年來，我們踽踽獨行創建獨立運動的精神未嘗有一絲懈怠，在未來的建國大道上，我們更不會缺席！「共和國」的誕生，正是我們整裝待發的證明！

在一九六六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聯」於費城結盟之前，北美洲的台獨運動，隨著台灣留學生的增加，以各校園為中心的台灣同學會或同鄉會也陸續形成，但是他們大多不屬任何組織。

時在日本各校園內的台灣留學生相當活躍，東京大學內有黃昭堂、許世楷、周英明的「東大同學會」，明治大學有王育德（教授）、林啟旭、侯榮邦的「台灣明治同學會」、早稻田大學則有金美齡等人籌組台灣同學會組織「台灣稻門會」，現在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的羅福全、陳南天等，都是活躍分子。

我們要觀察幾個與台灣的情形接近的國家，從她們脫離殖民獨立建國以後的語言政策及實施的結果來勾勒未來台灣共和國語言政策的藍圖。

藉公民投票來解決高難度的政治問題已成為世界共識。公民投票具有其時代的意義，也吻合世界潮流，所以目前可以說是制訂「公民投票法」最適當的時機。此屆國代修憲若能使「公民投票」順利入憲，實為民主憲政的一大進步。

李界木／世台會會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在外交上收買小國，加強圍堵，讓台灣山窮水 盡；在經濟上則是促進交流，執行三通，使台灣對中國的依存度增加，台灣的資 金與技術，續投入中國的經濟洪流中，加速他們的經濟發展，厚植他們的財力， 進而增添軍備，加緊威逼台灣。中國以政治、軍力、經濟、外交環環相扣，節節 相連，步步進逼台灣。台灣要如何解套應付﹖尤其外交上如何突破瓶頸﹖值得深 思，也是台灣人人人應盡的義務。本人旅居美國政治中心的華府，將近二十年， 這二十年來一直從事人權、環保、外交的事務，現又為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簡稱世台會）的負責人（會長），實際著手推動「國民外交」，雖不是專業人才 ，但耳濡目染，對台灣的外交事務也略知一、二，在此提出些微管見，供先進與 決策者參考。 拋棄「一個中國政策」的陰影 戰前日本軍力，雄霸一時，戰後解軍，成為貿易大國；過去猶太人到處流浪，但很會作生意，掌控世界經濟大權，現今以色列建國，軍力雄峙四方。這些領土不大的國家，以經濟與軍力之雄厚為後盾，傲倨國際外交界。台灣若論軍力與經濟實力，跟這兩國相差不多，可是我們的外交地位就差一大截，為什麼﹖這是我們外交籠罩在「一個中國」的陰影之下所致。 「中華民國」的存在固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是因為「中華民國」意涵是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國際認知下，在「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之外的國際社會就無法承認「中華民國」，聯合國當然不能接受。而「中華民國」的統治縱使經過總統大選，憲法仍以中國為統治範疇，則其統治台灣依然是殖民統治或外來的「遷佔統治」，並沒有得到合法性，何況「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早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無異於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台灣政府雖然憲法的法統仍稱「中華民國」，但在國際上，「中華民國」已經是「註銷戶」，以這樣的旗幟做外交，如何能進軍國際，毃開聯合國的大門﹖ 使用「台灣」這個地理名詞，既代表身份又合人意，有何不對﹖何必硬要抬出「中華民國」來被中國打壓﹖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核武，有戰略武器，在安理會中有否決權，是亞洲地緣政治中的超級霸權者。台灣如何招架得住﹖ 但台灣政府昧於事實，仍以駝鳥作風，將頭埋在沙裡，一意孤行「一個中國政策」，而處處碰壁，就以台斐將斷交，「台灣同鄉會」可能成為「大使館」為例。今年一月廿七日台北市長陳水扁先生在世台會南非台灣同鄉會張會長安排下，接受約翰尼斯堡、首都普利托里亞（ Pretoria ）市長邀請到南非訪問四天。第二天晚上，由世台會南非分會邀請駐南非各國使節晚餐，並由陳市長向外國使節演講，介紹「台灣之民主發展困境及經過」。同時世台會南非台灣同鄉會也安排陳市長在約堡的金山大學對外公開演講。世台會南非分會的國民外交，使各國駐斐使館人員和南非政黨人士，正式体會到，除了「 R.O.C. 外交館」之外，還有一個純屬台灣人的世界性組織，一旦台斐斷交，「台灣同鄉會」可能成「大使館」。 以國為重，重視國民外交 既然政府受法統旳限制，很難發揮外交的功能，何不善用民間外交﹖ 國民黨執政太久，傳統外交官的心態，外交的重點與策略一直沿襲成性，時代在變，可是為官者，習以黨為國，高高在上，守成不變。台灣的外交決策過程，全被「忠貞」的黨務人員所包庇，黨務人員為高升，為奉承，一切以維持黨之執政為最高準則，卻將國事置於黨務之外，缺乏前瞻性與國際觀。就以本人親歷之幾件重要事件加以透視。 （一）達賴訪台： 過去國民黨只靠達賴兄長（二哥）嘉樂頓珠作與西藏單向聯絡的管道。嘉樂頓珠曾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閣員，他透過在台的舊友與蒙藏委員會合作，三年前曾安排達賴訪台，但被流亡政府發覺他與蒙藏委員會合作後而被革職。達賴訪台之事似乎就此而斷。 1995 年 6 月達賴到奧地利訪問，當時世台會會長林文德先生與他會面，並當面邀他訪台，達賴允應考慮。是年八月本人接掌世台會會務，立刻繼續連絡，西藏流亡政府經過慎重評估， 他們認為世台會係為 NGO （非官方）組織，不是政黨組織（許多政黨都曾出面邀請，包括民進黨在內，他們都避免），而且世台會是國際性的台灣人組織具有代表性， 於是他們提出達賴訪台的條件：1. 絕不能透過蒙藏委員會的安排，因為蒙藏委員會是羞辱藏人的機構； 2. 簽證不能刁難，他們大部分成員都持「印度」或「瑞士」發給難民身份之白皮書； 3. 要與李登輝會面（公開或私下均可）； 4. 接受「先譴部隊」的安排，也就是達賴正式訪台前二、三個月派遣三或四達賴部屬到台安排行程（意含先作觀察報告再經內閣會議最後通過）。 5. 安排拜會佛教團体。西藏流亡政府於 1995 年十月通過接世台會邀請， 達賴應允於 1996 年 6 月訪台，並決定四月派四人（外交部長、達賴秘書、駐日代表及美國代表處一名譯員）來台安排行程，並將四人的簽證資料及達賴作息及食物準備等資料寄達本會。本會為避免行前過早曝光，受到不必要的困擾與打壓，一直秘密進行，甚至本人去年（ 1996 年）一月及今年一月回台安排時，被「亞洲週刊」記者事後發覺，在美追蹤訪問時，我都加以否認。為了達賴訪台期間的安全以及會見李登輝一事，我們必須將進展情形告知總統府，並請求給予必要的協助。不幸，去年三月總統選舉時，中國以飛彈威脅，達賴訪台的行程因而被迫改期。 世台會為了促進達賴訪台的成功， 於 1996 […]

在本文裏，我們想藉著西方的學術研究成果來探討下列問題：什麼是「 浩劫」？是什麼因素促成浩劫？以及浩劫的歷史記憶對猶太人與德國人(3)的 　　民族認同(4)分別造成什麼影響？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黃昭堂 一、台灣領土的歸屬 中華民國不經台灣人的同意於 1945 年 10 月 25 日片面宣佈將台灣 歸入中華民國版圖，並將台灣人的國籍歸入中華民國。自此以後，台灣人 若要在台灣生存，必須接受這項規定。台灣人出國以後，若沒有取得其他 國籍，要出入台灣，必須使用中華民國護照。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中華民 國從日本取得台灣，在國際法上，並無任何條約上的根據。 1951 年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給中華民國一個享有對台領土主權的 機會，但是事實上該條約僅規定領有台灣的日本放棄台灣，甚麼國家對台 灣將享有主權，並無規定。 1952 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之日，中華民國 與領有台灣的日本締結「華日和約」，這是中華民國接受日本割讓台灣的 第二次機會，但是該條約也只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已。因此，國際法上， 台灣的地位是一個「歸屬未定的地域」。 曾經領有台灣的日本，於 1952 年至 1972 年之間，與遷移到台灣的 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卻一直未曾表明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日 本於 1972 年與中華民國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唯一 的政府，卻一直到現在未曾表明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 1972 年日中建交上海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表明台灣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不可分的一部分。日本充分理解並尊重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的立場」。充分理解尊重對方的立場，並不就是承認對方的主 張。1996 年 4 月，日本外務省加藤亞洲局長的參議院的答辯也重申這個 日本政府一貫的想法。） 日本一向的立場是「日本已經放棄台灣，日本無權也不便表明台灣歸 屬何國。」 由於中華民國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佔領台灣以後，繼續統治台灣 已經超過五十年。就「取得時效 (acquisitive prescription) 」這個問 […]

台灣文化學院社科所所長　李憲榮 　　香港的主權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 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中英聯合聲明中，明示在香港移交中共之後將以「一 國兩制」的模式，讓「港人治港」，香港成為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 離移交日期不遠，全世界的眼光集中到香港來，許多國家拭目以待，看看「一國 兩制」是否可行。 　　「一國兩制」其實不是專為香港移轉而設計，而是中共為統戰台灣而設計的。 中共統戰台灣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的「武裝解放台 灣」。第二階段是一九五五至一九七八年的「和平解放台灣」，中共眼見「解放」 不成，乃改以較溫和的「和平統一」，於是自一九七九年起進入第三階段的「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套用鄧小平的話：「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 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但是台灣不為 所動。正巧英國政府因新界租借地必須於一九九七年期滿時歸還中共，就在一九 八○年代初開始與中共商談歸還事宜。香港是根據一八四二年英國與清廷所訂的 「南京條約」由清廷將香港割讓給英國的，依國際法則不必歸還。但在兩國協商 過程中，中共以南京條約為不平等條約為由，堅持香港與新界在九七一起歸還。 而英國則因無新界及大陸供應飲水及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情況下香港無法繼續維 持繁榮，以及香港人民並不堅決反對回歸的考量下，終於接受「一國兩制，港人 自治」的安排。 　　香港只是不及一百平方公里的小島，現宗主國（即英國）可依國際法三原則： 和平談判居民不參與、顧及居民權益、不談判直接歸還，來處理香港。但依國際 法和聯合國對人權尊重的精神，上述三原則適用的順序應是：居民權益、和平談 判、直接歸還。但香港有別於其他適用此三原則的「小殖民地」，它的人口甚多 （超過五百萬，比世界上七十個獨立國家還多），如果其居民強烈要求以自決方 式來決定其前途，筆者相信會引起國際社會的支持，而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法範例。 　　不管怎樣，米已煮成飯，香港確定於今(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共，現在大 家所關心的是「一國兩制」行得通嗎？「一國兩制」牽涉多層面的問題。 　　先談法律層面的問題。中英聯合聲明經一般國際條約簽訂的方式作成（由雙 方政府代表協議和簽署並經雙方立法機關批准生效），因此是一項有法律約束力 的國際條約。首先遇到的就是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優先問題。關於此點，國際 法學界有多種學說，各國憲法也有不同的規定。一般而言，舊憲法大致傾向國內 法優先論，新憲法則傾向國際法優先或協調論。國際趨勢是傾向國際法優先論。 中共憲法並無關於國際條約與憲法關係的規定。至於國際條約是否優於國內其他 法律，中共憲法也無明文規定，但基於「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則，以及中共 近年所頒布的一系列法律（如涉外經濟合同法、民事通則、民事訴訟法等等）都 有優先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來看，國際條約優先是很明顯的。 　　中共憲法第卅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 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和香港基本法的法源。將來香港的地位和各種制度就根據三個法律：中英聯 合聲明、中共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九七後，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香港的法律制度基本不變，所以將來會有三種 法律體系：原有的法律（即以英國法為主的體系包括普通法、衡平法、條例、習 慣法、附屬立法等），香港基本法，和九七以後立法機關制定的新法律。在「一 國兩制」原則下，無論香港特區的自治權多高，它的法律制度不能是一個獨立國 家的法律制度，而必然是中共法律制度中的一部份。因此「區際法律衝突（即一 國內部發生不同地區不同法制的法律衝突）是無法避免的。這個衝突可能發生在 香港與澳門(後者將於一九九九回歸中共)，以及香港及內陸之間。在未制定全國 性的統一法律衝突法之前，可能會很複雜，終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中共憲 法六十七條規定）。 　　由於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根本大法」，一切香港原有法律和特區立法機關 制定和修改的法律與基本法抵觸者，均將無效。基本法既是由中共全國人大所訂， 其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所以實際上香港特區的法律適用和解釋將分別由特區 的法院和人大常委分別行使。而基本法同時屬於中共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香港特 區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一旦基本法產生疑義時，爭議兩造各以其法律體系的觀 點堅持時，又將如何解決? […]

王康陸博士從一九六五年到台獨大本營的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唸書起，很快就投身台灣獨立運動。從擔任堪薩斯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會長起，歷任台獨聯盟中央委員、宣傳部負責人、【台獨月刊】總編輯，一九九一年完成台獨聯盟遷台後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秘書長，到一九九三年喪生於離奇的車禍止，自始至終其豪情壯志堅定不移、無怨無悔地獻身台獨運動近三十年。 我們從康陸親友們追憶他的【王康陸紀念文集】編寫出這篇文章，來記述他的一生，以茲紀念。 ／林茗顯 編寫 康陸的家世 康陸的父母原籍台中州鹿港街。父親王永宗是抱來的獨子，少時喪父，家道中落，勉強讀完小學，先去當練習生幾年，賺了些錢後到台北苦讀於佛教團体辦的泰北中學，修習得高中程度。一九三四年舉家遷到當時的滿州國新京，在「蒙政部」謀得一職，擔任有關喇嘛教的調查研究工作。日本投降的前兩年棄職從商，戰後一年被誣為「戰犯」，結果以當時屬於日本籍為由辯護，並且花盡家財消災，險些被定刑。他在一九四八年返台，在康陸升大二那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母親王陳霞生了六子四女，是位勤勞、能幹，手藝好，樂於幫忙濟困，人緣甚佳的慈祥母親。在台灣時以打草笠以及替人縫衣服來貼補家用。到東北後，她除了靠那架從台灣背過去的手搖勝家牌縫紉機以外，還會用腦筋賺些錢，例如從台灣買熱帶蝴蝶標本，由日本訂購櫻木圓型鏡框，當地配玻璃面，黏成蝴蝶框出售。她在一九九０逝世，享年九十六歲。 康陸同時繼承了父親的文才與母親的好人緣。康陸的兄姐有嫁或娶「外省人」者，但親情濃厚，不影響其「高理想」的性情。康陸說：「我的家人，親情濃厚，卻都不善言詞表達。」 康陸的二哥和二姐嚮往舊社會的改革，留在中國未回台灣，而且在其父母返台之後，冒險潛赴「解放區」，獻身中國。三哥在康陸小學五年級時的白色恐怖年代，曾被保密局抓去坐政治黑牢，埋葬了十五年的大好青春。四哥、四姐與五哥現在都在美國，三家成員不是台獨聯盟盟員就是支持者。大姐、三姐和三哥在台灣。 出生北京城，大命不死 康陸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出生於冰天雪地的北京城，排行老六，家人叫他小陸，是家人心中的「小鹿」。 王曼珠，康陸的四姐，回憶康陸小時候： 「小陸天生頭大聰明，是個愛哭、善感、愛跟著哥哥姐姐到處玩的小孩。」 「三歲的時後，不會溜冰的小陸跟哥哥姐姐到北京公園溜冰，一會兒覺得無趣，自己要先走。三歲的小孩抄捷徑走結了冰的湖回家，沒想到噗通一聲掉到天寒地凍的冰窟裡，還好被路過的學生救起。」 五歲時，跟大三歲的哥哥康德去念書。得知康德念二年級，自己只能念沒有年級的幼稚園時，他吵著說「那我不唸幼稚園，要唸一年級。」當時他已認識幾百個方塊字，經考試，學校准許，所以他五歲時開始唸小學一年級。 回台灣才學台語 康陸自己說，在中國時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一九四八年回台灣，才開始學台語。回台初，就讀台北縣中和國小，在當時他的北京話當然比老師的好，也是演講比賽的當然代表。後來全家搬到台北市住，他轉讀並畢業於福星國小。一九五二年考進建中初中部，然後保送高中部。讀高中時，曾擔任過樂隊隊長，擅長的是低音喇叭。大約在他離世的當天傍晚或前一兩天晚上，筆者在聯盟辦公室的小隔間內，初次聽他在自己的小隔間低唱英文老歌，當時他好像剛與美國的同志為了郭倍宏參選台南市長事爭辯過後。他的歌聲帶深深動人的感情；我沒預料他唱得那麼好，當時我的感觸是：他已回台灣故鄉，但是他的妻兒留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到底那邊是他思念的家？ 康陸的北京話在早期台獨聯盟盟員中是很突出的。陳伸夫回憶說： 「他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朋友輩中無人能出其右，也許是這標準的『京片子』的印象，使他由小到大，甚至來美國留學後，仍常常的不是被誤認為是『外省仔』，就是被懷疑是國民黨的『抓把仔』。因為來美國之前他開口閉口都是北京話，今天他流利的台語是來美國後才訓練出來的。」 「十多年前他與蔡同榮兩人，經由有心人的引介，秘密地與時當監察委員的國民黨大老陶百川見面「溝通」，在對話的全程裡，蔡同榮以充滿著台灣土腔的北京話賣力以對，王康陸與陶百川則彼此用純正的『京片子』交談。事後，陶百川大為驚訝，想不到台獨份子，竟然有能與北京出身的陶氏操著完全相同的『京片子』的人物！」 愛一切自然事物，尊重所有的生命 『愛花、愛草、愛台灣』是王康陸的四姐追述康陸的一篇短文的標題。她說康陸小時候，喜歡在路上撿些稀奇古怪的樹幹石頭花草回家，凡是未經人工的天然物都喜歡。這七個字概略地描寫了愛花草、愛台灣鄉土的植物園藝博士王康陸的一生，是康陸踏實、愛自然、重生命的個性的很好的寫照。這樣的本性使他選擇了第一志願園藝系，出國留學也馬上選擇了台獨，這是一點也不偶然的。 她說康陸念建中初中時家裡搬家，養了好久的貓走失了，康陸很傷心，天天放學後騎腳踏車回舊家去找走失的貓。 康陸是一位勇往直前的台灣獨立建國的戰士，但他長得「瘦高、溫文」，是「非暴力」抗爭的倡導者。國民黨宣傳中，讓人聯想的所謂「匪特性」台獨份子，「生毛帶角，面目猙獰」，有如「洪水猛獸」的暴力成份，在他的身上是無影無蹤的，是與愛花草、台灣鄉土的他劃不上等號的。 康陸就讀建中的那段六年時間，從家門到校門，植物園是必經之地，這大概是本性與環境使他與植物結緣。他知道媽媽愛吃蔬菜，在紐澤西家的院子裡種得滿是小黃瓜胡蘿蔔蕃茄韭菜。 康陸不是多言的人，但是他喜歡孩子，會與孩子玩，講話幽默，會逗得孩子咯咯笑。他的幽默感是人人知曉的。張燦鍙的女兒惠君與惠琳說，「王康陸博士是我們最喜歡的王叔叔，小時候他常常到我們家」，「記得我們第一次到台北監牢去看他和父親的時候，他看到我們便說：『你們怎麼沒有事先告訴我你們要來，我正準備出去看電影呢！』 康陸是好父親，會帶兒子阿文上山下海玩滑翔飛機、看馬戲班、看棒球、到蘋果園採蘋果。一般人不愛教自己人學開車，阿文學開車則是康陸教的。他教孩子訴諸以理，阿文玩電腦到深夜不肯歇手，他輕輕講一句該睡覺阿文就乖乖上床睡覺。他們家人與家裡養的狗情同手足，是隻看到生人不吠而只想與人玩的長毛老狗。 康陸是美珠心目中的好丈夫。美珠說，康陸是一位守原則、有遠見、明辨是非、熱愛故鄉的台灣人，秉性忠厚，心胸寬大，對朋友家人從不苛求，對不同意見也都能虛心接納，因此結交到很多理念相同、能推心置腹的朋友。 康陸是阿文的好父親。阿文說，父親有耐心，講話是軟性的，但是堅定而親切，從未要求我完全依照他的話去做，他都是說明他的道理，以及為甚麼我應該照他的話去做；雖然父親為獨立運動已經夠忙，但仍然為家屬找出時間，幼時每年暑假帶他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兩次，有十年之久每星期六早上帶他去學小提琴。阿文說父親愛一切自然事物，尊重所有的生命，為了台灣獨立建國無懈無懼地奮鬥，未曾企求任何回報，只以奉獻於他所熱愛的斯土斯民為樂。 默默耕耘，不發號施令 有人說王康陸與陳南天是張燦鍙的左右手。一位是中英文俱佳的文膽，一位是進出台灣多次的、神秘的武將。許多台獨聯盟的文獻出自王康陸之筆，他頭腦冷靜清晰，分析與立論嚴謹，表達方式永遠心平氣和，以理服人。康陸的北京話說得字正腔圓，說台語福佬話時則有極輕微的「大舌」，然而當他專注於說出他的理論時，則出口流利、鏗鏘有聲，辯才無礙；但他不是口沫橫飛、大聲急呼的政客型煽動演說家。 他們兩人擔任台獨聯盟的專職，一起工作的時間很久。陳南天回憶說，秘書長（指王康陸）是辦公室的總管，但是他上班總比人早，辦公室沒有請工友，他看到地面桌上髒，就抓起掃把抹布清掃。他幾乎是每天早到晚歸，筆者也看過他提水為辦公室泡茶。在他的領導下，所有專職者都自動排班輪值掃地。何康美說，康陸的談吐就像修道者般地沉穩、認真而堅定；是能者多勞、默默的耕耘者，從不發號施令，但我們自然就跟著他做。張燦鍙說，「在獨立運動中，他的處理人際關係與解決困難的能力，可能找不到第二人。除了堅持不移與出眾才華之外，我最尊敬的是他的人格。他默默耕耘，從來不爭權，不爭名，任勞任怨」。許世楷任聯盟主席時，請康陸續任秘書長。他說康陸是一位負責、不出風頭、真正無私的秘書長。 台灣公論報與四腳官司 【台灣公論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在美國紐約市創立，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台灣公論報】創刊之前的最後一期【台獨月刊】（112期，6/28/1981）報導：「台灣人需要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長久以來，海外台灣人因為沒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而「北美洲的華人報社都有其各自的政治立場，或者是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傾向蔣家政權，在報導上往往故意忽略台灣人愛讀的消息、歪曲報導與台灣人有切身關係的消息；在言論上往往忽視甚或扭曲台灣人的願望」。「訂閱別人的報紙，不但要花錢，而且要受氣！正因為這個原因，長期以來，分散各地的同鄉便期待一份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報紙早一日出現。過去有人曾經籌辦這麼一份報紙，但可惜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辦成。台灣人對這一份報紙的期待，不但沒有因為這些失敗的嚐試而衰減。相反地，這個期待日益加強。」 當時要辦報，財政上、人力資源上、技術上的困難重重，但是台獨聯盟還是決定克服萬難創辦【台灣公論報】。創辦初期真是慘淡經營，不管是專職還是義工都常常忙到三更半夜。這些幕後英雄有老李、小李、清芬、康陸、南天等等，對那一段苦日子，羅清芬回憶時常流露懷念感動的神情。康陸是股東之一。當時擔任發行人的羅福全說，康陸「經常自動到報社參與校對，自費買點心鼓舞報社同仁」。 一九八五年公論報刊登了一篇讀者投書，罵高資敏是「一個講台灣話的四腳仔台灣人」，該讀者認為高資敏是國民黨的四腳仔。高資敏告【台灣公論報】誹謗，要求高額賠賞金，意圖關閉【台灣公論報】。當時公論報的律師團是曾任美國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律師的辦公室。雙方聘請的律師都是相當出名的，他們對訴訟的物色証人與資料搜集都花費極大的人力與時間，準備應對一場大戰。筆者當時剛好去紐約，所以順時前往華盛頓，在開庭時去旁聽了兩天，這是頭一次見識美國法庭的精彩運作。雙方律師舌槍唇劍，對証人質問的凌厲，跟電影上所見一樣，真叫人驚心動魄，覺得很過癮。最後公論報勝訴，誹謗不成立。判決大意是「四腳仔」是罵人的用語，但是誹謗罪不成立。 這一戰役的勝利，康陸功不可沒。康陸扛起重擔，協助律師找証人、準備資料、翻譯資料與文件，日夜進行不休。克拉克律師事後稱讚康陸的辦事能力，竟要他加入律師事務所。克拉克律師在追悼文中說，「我們失去一個親密的朋友和一個偉大的道德力量。王康陸是一位難得富有遠見、具有勇氣和同情心的人。」 遷盟回台 台獨聯盟的遷盟回台行動，陳銘城生動地描述如下： 「一九九一年，台獨聯盟為了突破國民黨的無人道黑名單禁令，以及完成遷盟回台的行動，兵分數路，以飛蛾撲火之姿，發動數波不同路線的闖關攻勢。 「在此之前，王康陸曾因申請回台奔母喪，而一再被駁回。陳榮芳也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中旬嘗試闖關回台探視住院中的母親，但是卻在桃園機場遭原機遣返。這一次的闖關行動，只有王康陸知情，他站在甘迺迪機場二樓的咖啡室陽台，目送陳榮芳走進飛往台北的登機門，但是他們都沒能完成回台探望母親的心願。 「同年十月，陳榮芳、王康陸、林明哲等人，再度計劃偷渡回台行動。這次的行動路線是走水路，不但需要相當勇氣，也需要良好的體力。陳榮芳一度反對曾長期罹患胃病的王康陸走水路回台，因為途中須搭乘小船在海中漂流數日，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和勝任的。但是王康陸卻堅持參與行動，並且克服了一切的困難，咬牙完成他的返台心願。 「在這次的船程中，船機曾經故障了二次，小船在風浪拍擊下船身搖幌得十分厲害。船艙內的同伴個個都因暈船而嘔吐得東倒西歪，祇見王康陸一再收緊了腰帶，陳榮芳等人即知王康陸的胃痛又患了，但是卻無法從他臉上看到一絲愁容與痛楚。反而會聽到他不時地哼一段英文老歌，來苦中作樂，鼓舞士氣；同時還幫船伕煮速食麵，讓大夥進食。 「當船隻逐漸靠近台灣海岸，第一次看到日思夜夢的故鄉，終於出現在眼前，王康陸首先興奮地叫醒同伴，他彷彿忘了暈船的痛苦，勇敢地站在船舷，凝望著「黃昏的故鄉」。這一幕深情的映像，至今仍時刻出現在陳榮芳的腦海裹。 「上岸時，王康陸、陳榮芳等人，就像許多偷渡客般，裝扮成釣魚客，頭戴斗笠，手拿釣具，打著赤腳走在海邊的石頭上，儘管腳底傳來疼痛，但是第一次踩在台灣故鄉的土地上，他們都高興雀躍地如同第一次到海邊戲耍的孩童般。然後跟隨漁民到附近廟裡去拜拜，即由車子接走。」 不招搖，不為人知 筆者雖然認識康陸很多年，但是常常是在開會時才碰面，開完會又各奔西東，很少深談。在聯盟遷台前後才更深入了解康陸，覺得他真是不簡單的人物，也由衷敬佩。台獨聯盟決定遷盟回台後，一天晚上，康陸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回台。我只是盟員身份不是中委也不是幹部，而這是幹部率先遷台的行動，我說讓我考慮考慮。 上黑名單者想遷台要先面對親情與事業的割捨，說容易，行則萬難，真能「放下」的人不多。我也不例外，當時我有小生意未完結，還有一位患過血癌的妹妹需要我幫忙。後來 Tina 又問我，我答應了。在答應時、林明哲和陳榮芳已經秘密回台，康陸首先在台北海霸王餐廳現身後進土城看守所；經過一段時間，林明哲又現身高雄又脫身，後在宜蘭被補遣送回美國。林明哲回美國後堅守保密的原則，即使對芝加哥的同志也未公開其回台的秘密管道。答應 Tina 後，一想到不可知的未來，心情難免七上八下慌亂不安。我去林明哲家問此去前程路線，他才告訴我是坐小漁船秘密回台，我問他不緊張嗎？他說從未坐過小船在汪洋大海飄搖過，而且面對茫茫不可知的前程，心情可想而知。他說在海上七上八下搖幌，心一橫，想「頂多一條命」，才平靜下來。誰不留念親情與事業？了解康陸為自己設計的回台行動，能不讓人折服？！ 為了台獨聯盟的遷台，康陸能放下妻兒與高薪工作，他明知自己為自己回台設計的是一條現身後直奔監牢的路，而不是被遣返美國，但就如陳伸夫說的，他「不招搖，不為人知」，這是他一貫的「決心與勇毅」的表現。而他的「決心與勇毅」並且「不招搖，不為人知」地實踐，正與他愛自然事物、愛台灣鄉土的一生是一貫的。簡單地說，他的勇毅、執著與踏實源自他對台灣鄉土真實的愛心，「他默默奉獻，未曾企求任何回報，只以奉獻於他所熱愛的斯土斯民為樂」。 仰德大道離奇車禍 […]

由於文學不只是反應寫作當時的文化、或者是政治權力關係而已，它 還隱含著規範性的暗示，也就是什麼是理想的生活（或政治關係），因此，作品 本身的論述就是力量的泉源 (Zuckert, 1995: 189)， 我們自然要嘗試著去挖掘 濁老明顯與隱晦的訊息：到底什麼是台灣人適切的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