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變之肇因、經過及其歷史意義
李天福 / 著‧廖進興 / 譯 ■前 言 我仍然清楚記得日本戰敗投降那時候，台灣民眾聽到消息後，歡欣鼓舞，喜氣飛揚的景像。一整天，全島完全籠罩在歡天雷動的喜氣之中。街道各角落播送著勝利歌曲，家家戶戶張貼著大紅黑字的標語，「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儀將軍蒞台」。晚上數千人參加了盛大的燈籠遊行。市內人山人海，喜躍的群眾像是剛被解放的人潮，佔據著街頭各角落，歌唱、歡笑、呼號、這確是台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偉大時刻。 隔天早晨，數千名學生、商人以及公私機關的代表，穿著華麗的衣服，聚集在火車站，歡迎祖國同胞的到來。歡迎的行列，緊密地排在街道兩旁，從火車站一直延續到市中心。歡呼的群眾，苦苦等了數小時，終於首次見識了祖國國軍的紀律軍容。他們穿著破爛不堪；污穢不整的卡其服，面容蒼白憔悴。疲憊的身軀拖著參差不齊的步伐，隊伍零亂，士氣散漫。隊伍中甚至有人撐著枴仗，肩上背著飯鍋，再夾雜著長短不齊的柴木。大多數歡迎的群眾感到沮喪失望，可是部份的人依然唱歌搖旗，但是面前通過的部隊，還是面無表情，默默不應。過了不久，群眾的熱情也逐漸冷卻了，他們只有靜靜地觀望著散亂的隊伍慢慢地往前推動。台灣人民看慣了日本軍人高昂氣概及嚴明的紀律，但是目睹眼前中國軍人裝備的落後，軍容的頹靡，歡迎的人群無不心灰意冷，失望透頂。 雖然如此，一些樂觀的台灣人仍然不願放棄其對祖國的期望，他們辯說中國對日抗戰多年，國力大損，軍隊配備不佳，士氣不振乃是不可避免。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建設中國乃是台人責無旁貸之職。因為這些似是而非的論斷，四處蔓延，群眾對中國人的失望與震撼也漸漸被收安撫平。接著來台接收的國民黨人，開始大力提倡「國語運動」，一般民眾亦急切地前往各地教堂、寺廟、公所，或是私人家庭補習「國語」。一股中國風瀰漫全島各地，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學說，四處流傳，赴中國一流大學研習也變成許多年青人最大的願望。台灣人民慶喜脫離日本統治，深深期待一個民主、和平、自由、繁榮的新時代即將來臨。他們天真地相信中國人大力宣傳的自由民主口號，認為與中國合併後，將可享受兩邊對等的地位，重建台灣成為安和樂利的國土。可是，陳儀1945年來台，僅僅幾個星期「狗離豬到」的口語已開始在全島各地流傳。國民黨來台，一年半後，台灣的經濟已接近破產崩潰邊緣，一直到1947年三月底，兩萬多名無辜的菁英被戮殺犧牲後，台灣人民才在惡夢中驚醒。建造一個屬於自己國家的台灣民族意識，也在一般民眾的心中生根滋長。 ■失落的樂園 1.陳儀及其幕僚 陳儀是國民黨政學系成員之一，1934～1941擔任福建省長期間，殘酷暴虐，造成民生經濟凋萎不振，但是因為得到蔣介石的信賴1945年後被派往台灣擔任行政長官。陳儀治台期間，政績敗壞，台灣的問題，由經濟重建變成潛在的內戰危機。後來陳儀被蔣介石召回中國，後來亦無公開表示懲處的意思。 在行政長官陳儀的左右，是一批封稱處長的內閣閣員。比較重要的人物包括礦工處、財務處、民政處，以及新聞處處長等等。這些幕僚有的曾經在法國及希特勒主政下的德國受過訓練，他們的才能雖然不錯，但是他們大多蔑視台灣人，極度崇拜西洋人，言談之間，似是而非，憂柔寡斷，全是一套三民主義八股。 國民黨高層官員的腐敗無能，不能体會民間疾苦，是導致國民黨在中國內地軍事、政治、經濟、急速崩潰瓦解的主因。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在中國境內長期遭受貧困的煎熬，來台之後立即採取「殺雞取卵」的方式，四處搜刮、詐奪不義大宗物質材料、工業成品、船舶車輛，或是工廠機械被沒收得手後不交還公家作為公共生產之用，卻經常據為私有，加以變賣換取厚利，或是棄之不用，任其荒廢。國民黨的接收人員根本沒有復興生產的熱誠。此批貪官污吏在內地時，即經常逼迫人民把金條、外國貨幣兌換金元券，許多善良的百姓，因此被剝削得赤貧如洗。來台後藉著嚴厲的政治控制以及經濟上的操縱又帶給他們許多貪污劫掠的大好機會。他們在中國時，政局不穩，前途渺茫，薪水低落，來台後，根本無法抗拒擺在眼前，輕而易舉，一夜致富的引誘。人言「老朽的頑狗，學不來新招」，他們來台之後所作所為，儘是在中國內地時惡行惡法的重演。 2.企業組合制度與牽親引戚 陳儀及其幕僚將日本人在台灣建立的會社企業結構改組。一個大公司行號或是會社均由許許多多個別的獨立經營的工廠，商鋪或農場聯合組成。舉例說，每一個獨立經營的紙廠，均變成台灣造紙公司的分工廠。同理，每一個製糖工廠，均是台灣製糖公司的分工廠。這些分工廠或分公司完全在總公司的控制之下，因此造成一種完全壟斷專賣的經營方式。 陳儀治台的制度及用人方式即依此形式進行，初期來台接收的官員，其親戚朋友均被聘任為各國營公司的經理、董事、監事或審計，支領薪水、獎金及「殖民俸給」。日據時期已在公司任職的台灣人技術人員被迫辭職，讓位給從中國來，沒有經驗及技術的「外省人」。高官的姘婦、無學無識的親友亦被聘任高薪職位，許多空缺職位不在當地尋覓有才能的台人上任，卻由尚居留在大陸被戲稱為「紙兵」、「鬼史」的中國人者掛著空名支領乾薪。在警察局靠著裙帶關係20歲不到的中國人被聘任主管，40多歲年資較高的台灣人同事卻當部屬。在工廠裡頭25歲沒有上過大學的中國人當廠長，50歲畢業自極優秀日本帝國大學的台灣人只當上副課長或工程師。 國民黨來台後，可以移轉或變賣的公產已逐漸消失。官方鼎力資助的是與其有私交的公司，許多公司在日本投降後根本沒有再開工的，卻照常向政府報領薪資。同時位居上位的高官彼此之間，互相勾結掩護，在材料供應、補助、運輸，以及營業許可登記的申請，處處給予方便通融。由礦工處管轄的12家礦工公司，每年接受政府20億台幣的補助。這12家礦工處管轄的公司均冠以「台灣」的頭銜，涵蓋了礦冶、鋼鐵、化學、印刷、電機、建築、玻璃、工礦補給、煤礦、窯爐、紡織、油脂等等製造業，農林處管轄的公司，同樣冠以台灣名義，包括下列幾個重要產業，農產、海產、茶葉、畜牧、鳳梨、木材。各個廳處長均掌握核發許可證件的權力。許多獨立經營，不歸屬上述會社的台灣商人、店舖主人、製造工廠、專業人員、農工人員申請營業執照時，即遭受百般刁難。但只要送上紅包，不必要的延誤即可避免。同時，證照多如牛毛，任何貨物的轉移、貯藏、內銷、徵信等等，均需許可證，由於遭受了從上而下層層的剝削，中產階級的台灣人，在陳儀來台不到一年，即接近破產邊緣。 3.商人買幫執政 國民黨人來台後，不知「建設」、「生產」為何物，心裡想的是如何從事買賣獲取暴利。公家機關的人員，不是辦事服務民眾的公僕，而是藉機歛財的生意人。二次大戰剛結束時，政府58%的貸款做為工業生產之用，28%做為商業流通交易之用。但在一年後（1946年11月），銀行貸款高達52億，一年之內共增加了二倍。 1947年元月，做為工業生產用貸款降至26%，給商業的貸款升至48%。貸款的目的已由資助生產，轉變為從事生意。同時，假如台灣商人不跟中國人合資經營就很難貸到款，不管貸款是作為從事生產或是商務買賣之用。大批貨物被官方從台灣運走，是人人皆知的秘密。行政院在日本投降後立即命令從台灣運出50萬噸糖至中國是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其他較小，零零碎碎的貨物包括明品、門鎖，從沒人看管的房子偷走的舊手錶，以及入夜後在街上偷來的水管，也被通通運至大陸。 聯合國難民救濟機構（UNRRA） 資助台灣的基金，也是中國人官員楷油致富的管道。外國觀察員估計，官方從UNRRA捐給台灣的肥料賺取一倍以上的價錢，當 UNRRA 獲知澎湖有飢荒的危機，立即準備以小艇運載補給品到此離台小島。雖然距離僅僅25英浬，但是小艇必須通過層層檢查關卡。據可靠的消息，每一檢查站均得抽取一份檢查，證照、許可的規費。在此設立檢查關卡的機關包括台灣海上警察及海關、安平檢驗局、安平海上警察及海關、澎湖海上警察稅務局、警察局、海軍警備隊等。一個在澎湖公家機關服務的「特殊」秘書，竟然能夠在上班兩星期後，寄回家15萬台幣的「儲蓄」。 4.操縱錢幣，百貨飛揚 政府官員不少是靠著經營黑市生意致富的。他們控制錢幣鈔票的發行量，並與遠在上海的鈔票市場一氣相通。通貨膨脹已成國民黨據台後，唯一的生產事業。 1945年11月，台灣銀行共發行大約30億債券。一年之後，台幣即貶值10倍。財政處長嚴家淦宣稱紙幣的流通量將不超過60億。但是過一年之後台灣銀行的紙幣發行量已超過150億，至1948年底台幣發行量已超過1,800億。日本投降時，15元台幣定以換取1元美金，至1948年， 3萬台幣才得換回1元美金。官方人員藉此浮動的貨幣交換率，從事各種非法活動，賺取厚利，一位美國官方代表氣憤地說：「這是背叛台灣人民的滔天罪行」。 大陸人關心的是如何詐財致富，他們根本不在意「建設台灣、復興本島生產力」的急切需要，根據台灣銀行貨物批發價格指數從1945年11月至1947年 1月之間，物價暴漲情形如下：一般貨物指數從3,323增至21,058；衣服從5,741增至24, 483 ；燃料從963增至14,091；肥料從129增至37559；建築材料從947增至13, 613。 由於受到層層剝削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島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急速降低。日據時代，勞工階級的薪資大約日幣一百元一個月，三餐吃魚吃肉吃蛋不成問題。國民黨來台後（1947年），每人每個月的薪資只有日幣25元，其中 9成必須用在食物上。中產階級的情況與勞工階級亦相差不遠。在薪資不足，儲蓄用盡時，一些人只好變賣傢私，甚至販賣女兒至娼寮，差遣小孩至街上叫賣香煙。 台灣各階層民眾的生計，一日比一日困難，整個社會已接近崩潰的邊緣，生活水平降低之後，教育道德水準亦逐漸低落。台灣民眾與中國人幾年相處，耳濡目染，深深受到他們的影響。不過幾年台灣人像是吃上了一貼慢性毒藥，很快也學會了貪污賭博以及其他與中國人不相上下的敗劣行徑。少年犯罪問題泛濫，包娼淫亂的風氣充斥社會各角落。社會腐化的程度前所未見。憂心的台灣人開始感嘆「再過幾年，咱們也變成中國豬了」。 5.瘟疫橫行 國民黨抵台後，許多台灣人在公家機關被無故解職，有的由於公司行號關閉而失業。就業問題很快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10萬多名被日本徵調至海外充軍的台灣民眾逐漸返台，加入求職行列，覓職就業的可能性，更是難上加難。第一波來台接受的中國官員抵達後，很快即湧進第二波接收官員的親友，第二波來的中國人慢慢占據了本來是台灣人擁有的職位。接著，又湧進一大批來自上海貧民窟的難民、苦力。第三波來的全是一些無親無戚目不識丁的浪漢。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通運日漸頻繁，中國人配合當地的台灣人開始在兩岸之間進行大舉走私生意，以籠絡賄賂手段，買通海關檢疫人員。 由於海關無法確實執行檢疫的工作，1946年的霍亂瘟疫的大流行，也就不足為奇，由於天候濕熱，霍亂的蔓延在南部特別厲害，得病後的死亡率高達80%。 UNRRA 得知瘟疫流行後，立即派遣所有醫生護士至瘟疫區，協助隔離病房、改善病院環境衛生。可是在瘟疫區的醫院裡只有一位中國人醫生及五位中國人護士參與防治工作，雖然在鄰近的省立醫院，有14位中國人醫生及30位中國人護士看護者15位病人，卻沒有人願意自動到霍亂病院協助。由於霍亂病院人手欠缺，衛生不佳，很多病人抵達病院後來不及急救，即病死在醫院後方的火爐或木屋旁。治療霍亂病病患的第一步，通常是由血管注射「林格溶液」。林格溶液本來是很容易配製的，但在霍亂流行最厲害的時候，一位中國人醫生突然宣佈把「林格液」轉移它用。UNRRA代表強烈抗議此措施將導致許多霍亂病患的死亡。想不到政府官員竟然回答：「霍亂病的病患大都是社會上貧困無依，可有可無的民眾」。 中國政府來台之前，全台灣在15年前才有一件天花的病例。到了1947年全島已有 4,193 個天花病例。短短五個月，三成七的病患不治死亡。1947年鼠疫開始在台灣流行，UNRRA 派代表至衛生署要求官員嚴禁醫藥走私行為，中國人醫生反辯說走私人員均有武器配備，中國人四萬軍隊無法禁絕幾個配帶武器的走私者，後來卻動用了全部武力去壓制不平的台灣人民。美國記者Jack Belden 說：台灣本有多位痲瘋病患分散全台各地，日本人來了之後，遂由政府補助把他（她）們集中在政府經管的麻瘋病患中心，以防傳染，中國政府抵台後，沒人願意去經營這個中心，結果一個個病人被遣送回家。根據UNRRA 統計，因此散落民間的麻瘋病患數達一千人。 6.法庭與官廳的對立 由許多保守派台灣人領袖組成的各縣市參議會雖然遭受官方強力的干擾與壓制，分別在1946年5月及12月向官方提出嚴厲批評。參議會列舉官方在5月中答應改善的違法濫權措施，不但未加改進，反而變形加厲。官方失了顏面之後，惱羞成怒，對特台人的惡言劣行更加厲害了。法院／檢察官與行政官員之間的對立關係亦日趨突現。台灣人律師在日據時代接受了嚴格的法學訓練，開始在法院企圖以中國人從未聽聞的法規法則爭取保障人民最基本的權利。警察的權限卻完全逾越法律的規範，完全由中國人官僚行政部門所掌控。從一開始官方與法庭之間的對立關係，就根深蒂固難以化解。民政處長，控制著民事與秘密警察。礦工處、農林處、新聞處的處長；鐵路局、公賣局的局長又分別控制著屬於自己局處的警察組織，雖然各自獨立運作，彼此之間互相鬥爭殘殺者，亦時有所聞。憲兵部隊之內亦是派系紛雜，明爭暗鬥，此外還有已故戴笠部下恐怖的特務部隊，日本警察的嚴酷百姓已恨之入骨，國民黨警察勢力之多之廣，及其惡行劣蹟比之日本警察，有過之而無不及。每一個分支的警察機關各自擴張勢力建立其特有型態，從事賄賂、勒索、壓制、恐嚇行徑。經常一個富有的台灣人遭致某一個警察單位的告發控訴之後，其他的警事單位立即跟進剝削、詐奪。 國民黨警察的可惡行為，可以下列這個人人皆知的例子應證，當時有位國民黨警察，把一位拒付賄款的台灣人毆打成傷，這位台灣人至法院撰狀告發這位警察的違法失職。法院首席法官隨即命令調查這位警察的不軌行為並派出法庭助理拘捕違法的警察到案。法院的助理10餘人至警局，被請喫茶後，即被鞭打搶劫，其中一人死亡，多人受傷。警方根本不理眾人的抗議及官方的命令，把這些法庭助理關閉了數天才釋放。這位違法的警察最後被判刑入獄，但是負責此案的台人法官亦被革職。後來陳儀的五萬援兵抵台，地位鞏固後，警察立即被釋放。台人法官逮被捕處死，其他與此案相關連的台人亦失蹤。 台灣民眾仍然堅定地，不時冒著生命危險，公開宣稱繼續爭取保障他（她）們的基本權利。台灣人的報紙繼續公開批評官方不當的措施。 顯然地大陸來的中國人對於這批長期被歧視台民的頑韌抵制以及他們對於爭取法律所規範的基本人權的堅持感到睛訝。國民黨人也終於發現台灣人並不是如他（她）們在大陸時所想像的溫馴無知，大多數台人是正義的，不容易受賄賂、威脅，拒付官方要求的保護費，並敢隨時舉發官方不正行為，每一個月被陳儀公開稱為「落伍」或「政治白癡」的台人不斷告發官方的詐取違法醜聞，官方與人民之間的對抗關係，愈加公開，愈加激烈。 7.民憤日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