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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總統制 制定新憲法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陳水扁總統就任兩年了，因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的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因此關心台灣、熱愛鄉土的阿扁支持者大都寄予很大的期待。 因為是弱勢政權，加上外面又有美國的壓力和中國的威嚇，因而兩年來八掌溪、核四、罷免總統等等事件，鬧得風風雨雨，再加上經濟的衰退，導致失業率節節攀升。對新政權有人同情、有人失望，我只是痛心，並沒有像其他過去熱烈支持阿扁的「死忠」朋友那樣走上極端，發誓以後「不問世事」。 陳水扁政府雖然標榜「全民政府」，依然掩飾不了弱勢也是事實。執政欠缺老謀深算，一切不能如願也值得同情。可是令人失望又不敢茍同的，有不少是來自總統的本身立場、觀念、戰略、作為等問題，令人無法作壁上觀。 以下是我在海外綜合這兩年來，從關心又熱愛台灣的關懷者中所得來的對陳水扁總統的建言。 一、最初聽到陳總統目前要以經濟、文化，將來要以政治與中國「統合」作為治國的目標，實在令人非常震驚。不管總統用任何意涵來解剖「統合」一詞，台灣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完全不同，近代文化更加迥異。雖然不能強求陳總統一定要繼承李前總統所倡言的「創造出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新文化」；當然更不必呼應中共最近幾屆黨大會所決議的「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但至少必須認識現在和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統合毫無建設性，以及未來與中國政治的統合作為治國目標也是死路一條。 二、為了維護台灣主權獨立，陳水扁政權一直抗拒中國的「一中原則」，僅此點即值得加以讚揚。但是綜觀兩年來陳水扁政府一直懾於內外的壓力，在政經方面頻頻向中國過分讓步，甚至向中國接近，並以打「中國牌」來引誘美國保衛台灣的戰略是玩火的行徑，萬望不要走火入魔。 三、民進黨及扁友會的人，大都過分自吹自擂阿扁的當選與立法院改選的勝利，是「新中間路線」的勝利。現在台灣只有統獨的對立，既無左右的對立，也未見左右在台灣形成任何的社會力，何來此不倫不類、不知所云的「新中間路線」。當然，也看不出阿扁有任何神通能夠「超越統獨」。至少，兩年來風雨飄搖的新政府，早已證明「新中間路線」是此路不通；又如何談超越政黨以及實現全民政府。何不表明放棄「新中間路線」，培育台灣意識，才能確保主權獨立，也是阿扁夢寐以求的兩年後勝選之道。 四、美日同盟至少可以確保今後亞洲卅年以上的安定，這是當今美日軍政界的共識。最近常常和台灣政經界人士談及台灣新世紀的安保問題，也得到了強化美、日、台三國的安保，至少可以阻止中華帝國的向外擴張，確保亞洲五年以上安全的共識。在當今美國世界戰略的重編以及日語世代健在的時刻，希望能早日在水面下建立美、日、台的安全保障管道，是執政者不可推卸的重責大任。 五、民進黨為了修改「台獨黨綱」，不斷地強調台獨是「票房毒藥」，又標榜以民意為黨意。陳水扁總統更強調以民意為治國之道，甚至有意讓「民意」來領導總統。既然如此順從民意，當然就應該表現在支持、推動「公投法」，或運用「創制、複決」兩權，以牽制立法院的坐大。核四問題就是敗在未能善用公投法。對付中國蠻橫不講理的「一中原則」，到頭來也只有祭出「公投法」。 六、時代倒錯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正是當今台灣政體曖昧、政局混亂的最大根源。訴諸民意、腳踏實地、制定適時適地的新憲法，確立總統制才是國家安全之道。 七、阿扁在選前主張超越統獨。國家安全為先，卻又講話不算話。法治國家裡，連公司洩密都難逃法律制裁。何況國家安全的洩密，大大傷害國家安全。本來國家機密與新聞自由是兩回事；可是陳總統卻將國安局洩密與新聞自由等同為魚與熊掌兩者擇一的問題。並引用名言，寧願犧牲國家安全而討好處心積慮一意賣國又設下陷阱的媒體，來維護莫名其妙的言論自由。不但食言，又以一國總統之尊，將國家安全看扁。 八、陳總統最近到處喊拚經濟，口號震天，連八吋晶圓也要拚到中國去。迦太基拚經濟，拚到成為羅馬帝國的香餌；威尼斯拚經濟，拚到成為義大利的海上博物館；香港人拚經濟，拚到的頂多是「一國兩制」。台灣早在一九三○年代就已經進入產業社會，經濟基礎並不亞於OECD加盟國家，台灣人天天喊拚經濟，而不拚文化，將來台灣會變成什麼？ 九、台灣的教育與媒體，完全掌握在「新台灣人」的手裡，台灣人可說「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半世紀以來，教育與媒體可說是「新台灣人」的聖域，不但李前總統時代針插不進、水灌不入；陳總統時代更不用說，反而成為媒體的「寵兒」而不得不處處討好媒體。一談起輝、扁兩位總統，必定被對方大喝一聲「完全不能比」。可是，我的看法不盡相同。阿扁唯一能「超越統獨」、「超越李前總統」之處，只有掌握教育與媒體。 十、海外扁友會的翻雲覆雨是我滯日近四十年來難得目睹的怪現象。扁友會會長一選出就大批同鄉會會長，又鬧內部分裂，黑函滿天飛，甚至飛入總統府。扁友會會長小題大作，終於告上日本法院，搞得烏煙瘴氣、滿城風雨，演變成在日台灣人長期、無謂的資源消耗戰。本來扁友會是扁迷俱樂部，招兵買馬，集結江湖勢力，支持扁、投扁是正確的努力方向。可是海外扁友會龍蛇雜處，專搞「鬥批改」，早已和原宗旨背道而馳。阿扁本尊若無法抑止扁友會的脫軌狂奔，將來可能成為心腹大患，亦將使海外台灣人蒙羞。 適逢新政府成立兩周年，台灣目前內有隱憂，外有敵犯，主權之獨立又未完全得到國際的承認，所以謀國、治國、建國之道，實異於現存世界各國。如何確立台灣的安定與安全，是今後全國上下最大的歷史課題。以上淺見，呈獻國人面前，與國人共勉，並用以祝賀陳總統就任兩周年之賀禮。

李勝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祕書長 今年六月世界足球賽在日韓兩國舉行，每場比賽都成了世界大事，兩支球隊的比賽，似乎代表兩國國力的較勁。尤以英國與阿根延對抗時，被比喻成福克蘭島的另一場英阿戰爭。得勝的球隊球員可成為民族英雄，失敗的則有如國家罪人。連觀眾也揮舞其本國國旗來為其球隊吶喊加油，充分凸顯出國家榮辱的意識，為這場四年一次的世界體育大事增加了不少緊張刺激的氣氛。尤以主辦的韓國隊首次進入四強，包括其金大中總統，舉國歡騰不已，韓國太極圖的國旗到處揮舞飛揚，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清楚知道這是首都在漢城的「南韓」而非首都平壤的「北韓」國家。 此次，中國球隊連連敗北，但也總算為能參加世足賽的三十二國球隊之一，他們仍覺得雖敗猶榮。他們是代表中國，因此無庸置疑，中國人民自然全力支持他們的球隊。但是，台灣的觀眾就有極端不同的反應，主要原因出在對國家認同觀念的差異。主張統一中國者，極希望中國隊贏球，為「中國人」爭光，而自己也自認是中國人為榮；主張台灣獨立者，見到中國隊輸球就大爽。如果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這些國家認同的分歧問題就不會產生。但是世界性的體育運動包括奧林匹克世運都不能與政治分離，尤其國家隊代表特定的獨立國，自然用各自的國號、國旗、國歌，其國家認同絕對清楚確定。只有台灣參加奧運會，用的名字是「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拿的是類似奧運標幟的隊旗，奏的是「升旗歌」，完全沒有代表國家的名義或象徵。如果有朝一日台灣能參加世足賽，不知如何教世人分別出「Chinese Taipei」是獨立的台灣國家，還是中國的台北？反而，被誤認為後者的成份較大，因為完全看不到Taiwan台灣的字眼。 因此，連台灣國內的人民在世足賽看到中國球隊時，也發生了國家認同的問題，有的將中國隊的輸嬴，當作自己國家的榮辱，卻沒想到自己到底是那一國的人？有沒有中國國民的身份？尤其是要問問國民黨主席連戰：他說的百分之百中國人，到底是指他自己的血統、種族？還是指他的國籍？他是在美國對只承認中國的美國人講的話，如果他在公開演講中向外國人講他家自己的血統種族來源？其作用目的何在？難道不會使人覺得突兀費解，甚至荒謬可笑？如果他說中國人是指「中華民國人」？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則這兩種「中國人」如何區分？那他應該說：「I am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but not peopl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縱使如此，更會是使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所云，連當過副總統的連主席都有此國家認同的混亂，無論他到底是疏失或故意，難怪台灣人民有的將「中國」視為自己的國家，做了假中國人而不自知，卻不願認同自己應該是台灣人，只有台灣才是自己的國家。 從一場與台灣無關的世界足球賽，都會凸顯出台灣的國家認定問題，可見，台灣國家正名是何等重要。國民黨統治台灣就開始製造出此國家認同問題，從以中國正統自居，至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詭辯，使台灣逃脫不出一個中國迷思，而迄未能建立台灣的獨立自主國格。尤以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將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早已名存實亡，不為國際所承認。國民黨矇騙台灣人，尚死鴨子硬嘴皮以「中國」或「中國人」，自欺欺人，又以反對台灣獨立為藉口，不准用「台灣」為國家正名。連在護照上要加印「Taiwan Passport」也反對，而外交部的中國意識官僚偷機取巧要改以「issued in Taiwan」欺騙新政府，更落入為「中國一部份」的陷阱。則以後也可由中國以「issued in Peking」發給台灣人民護照，中國不必費吹灰之力，就能輕而易舉將台灣併吞為中國的一省。 所以，台灣正名是關係台灣前途及命運的國家大事，如果「中華民國」的冒牌中國國號存在一日，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繼續存在。反而，將「中華民國」正名為「台灣共和國」，英文以「Republic of Taiwan」(加上Republic共和國始能與台灣僅被認為地區分別)，名正言順成為世界所共知的獨立國家，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迎刃而解。那時候參加世足賽無論是會外或會內賽，用「台灣」為隊名，就是代表台灣的國家隊，與中國隊相遇時，更能分清是兩個國家的國際級比賽，而非以中國地區隊對中國國家隊的「國內」賽，台灣人就再也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廖宜恩、廖淑娟、高勝助、蕭鴻銘、施正鋒、許訓評 2001年3月，您抱著對台灣數十年不變e熱情kah愛，返來台灣參加世界台灣人團結大會，一方面慶祝台灣人民翻倒國民黨殖民統治的週年紀念，另外一方面希望台灣人民會凍更加團結，早日完成建國e理想。誰知影，您竟然會在這款e行程中發病，然後「壯志未酬」就來先離開阮大家而去！敢講「勇士戰死沙場」是上帝乎您這款勇敢台灣人e安排！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台灣當籠罩在美麗島事件、林家慘案、陳文成命案e肅殺氣氛中，對阮這仔do到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e學生來講，到底要認同自己作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是一個真敏感而且需要勇氣e選擇。不過，在您這位台獨運動前輩e引領之下，阮攏成為名實相符e「台獨份子」。若無您和施忠男兄e精神感召，阮恐怕也沒法度在返來台灣了後，用kah您同款e熱情去推動台灣建國運動。 在OSU留學期間，深深感受到您和Ingrid姐對留學生kah同鄉e照顧實在非常e貼心，您e厝內定定是聚餐e場所，也是台灣同鄉會e「鄉訊」在油墨印刷時代e工廠。當台灣同學會欠錢e時陣，抑是島內「黨外人士」到海外募款時，您攏是出錢出力，永遠走第一！雖然您名列國民黨e「黑名單」，無法度返來日夜思念e故鄉台灣，但是您在美國猶原堅持理想、熱情行動，殷勤播種、沃水台灣e建國種子。如今，建國之花雖然尚未結果，但是，您也應該有看到它佇台灣四界佇生湠！ 5月25日，是您告別大家，返去天父身邊e日子。阮這e bat di Columbus享受您兄長般提攜kah照顧e後輩，干那會凍佇台灣遠遠祝禱，思念您對阮大家以及台灣e愛，繼續追隨您e腳步，願望您e理想會凍早日實現！ 廖宜恩、 廖淑娟、 高勝助、 蕭鴻銘、 施正鋒、 許訓評　敬輓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2001年在台北成立的317世大會(WTC)時、重要籌畫人之一的北美州婦女會會長曾瑛貴與夫婿劉俊宏也趕回台參加，俊宏的胃癌突然出現症狀，於是迅速趕回美國手術，或許已經太遲、繼續治療－年多似沒起色，我們本來計劃今年4月初去Columbus探望他的，但突然發現自已也患了鼻咽癌、必須迅速回台灣治療，沒能再見他一面就趕回台入院。在台灣的高醫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同病癌友，正感嘆癌疾是如此猖狂時，5月19日突然聽到俊宏已於18日過身！未能再見一面就此永別。 我於70年初搬去Ohio州的Cincinnati後、很快的就經由住在隔市Columbus (哥城) 的吳木盛認識了劉俊宏夫婦，因為我們都很關心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全美台灣同鄉會以及都很熱衷於台灣獨立運動，因此以後就時常見面及共事，而成為台獨聯盟內的莫逆兄弟，可說是在運動中一起成長、做伙老起來的同鄉、同工、及同志。卅年來我有機會瞭解及体會他長期為台灣奉獻的精神及為理想固執付出的人生，能在世大會陪擔任北美州婦女會會長的夫人接受阿扁的招待，某程度上已代表俊宏一生中奮鬥追求的理想已經達成。只是十分婉惜他不能再多活幾年，能看到更加向上提昇的台灣。 俊宏對運動的參與、大部份是不求報賞的義工及金錢上無名英雄式的奉獻，數十年如一日，很難能可貴。有頭銜的職位好像是同鄉會會長、人權會理事等等，但這些平淡的頭銜、在運動的早期也往往因之被列入黑名單，在90年代早期黑名單快完全開放以前、俊宏居然還是在最後一批黑名單中之一。因為他在哥城的熱心奉獻、長期為草根工作付出經營，使哥城的OSU大學的台灣學生運動源源持續未曾中斷，產生了不少今日台灣島內本土派運動的領導人物，像廖宜恩、施正鋒等人。 俊宏有一股擇善固執的「牛」性很少人能跟得上，反應在他一年多的治療期間，這期間他堅強的與病魔抵抗的精神更使我萬分佩服，也是我發現鼻咽癌後接受辛苦的化療及電療的靈感及勇氣的來源。俊宏已去！我將承繼他的精神繼續奮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自我命名的權利與正名 一般人往往以為名字只不過是符號而已，就好像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罷了，彷彿是沒有甚麼好計較似的，這是錯誤的看法。人有人名、族有族名、國有國名，它不只是用來給他人辨識用的標籤而已，更是用來告訴別人：「我希望你如此了解我」，也就是自我「認同」(identity) 的象徵。台灣的正名運動包含國名、以及住民的集體名字的確認，也就是決定大家是否要當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焠煉個人認同為集體認同的第一步。 一般而言，名字有「自稱」與「他稱」之別：自稱代表的是自我的肯定，而他稱往往是輕蔑的、甚至於排他性的。其實，命名是一種選擇的「權利」(right)，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自我命名的權利，決定自己喜歡被稱為甚麼，而非任憑外來者強制賦予的名字。只有那些沒有自我的人，才會不在乎自己的名字；統治者為了支配天真的被統治者，也會欺哄他們說：「不要太在乎表面上的稱呼」。由此可見，命名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權力」(power) 關係。 如果對於現有的名字不滿意，就有改弦更張的契機，希冀能透過改頭換面來達到除舊佈新的改革目標；而更改名字的時機脫不了認同、權利、或是權力關係的變動。改朝換代一定會帶來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名字變動的動機在於消除舊有政治勢力的遺跡，譬如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盡拆所有的日本神社，改建為中國人的忠烈祠。 如果是在外來統治君臨之際，名字的更易無非想要切斷被統治者的文化根源，因此，改名是同化政策的第一步；為了要說服被統治者接受新的人名、地名、或街名，統治者有時會煞費苦心說明原來的名字是多麼粗俗，大多數時候是蠻橫變動，譬如日本人將「打狗」改為「高雄」、國民政府將「大肚」變成「大度」、「草山」易為「陽明山」。被統治者相形見慚之餘，果真相信自己生下來就不如人，也就更容易接受殖民統治，甚至於急欲擺脫自己原本的認同，譬如日治時代的國語家庭；戰後，多少可憐的台灣人父母，自以為是為了子女的前途著想，即使自己操弄彆腳的北京話，也忍痛不願用母語污染下一代，同樣是被迫作自我同化的抉擇。 當然，在墾殖者所建立的國度裡 (setters’ society)，來到新天地的第一代移民，難免對自己的出生地有感情上的藕斷絲連，也會移植故鄉的地名來作紀念，譬如美國的New York、New England、New Orleans、澳洲的New South Wales、加拿大的York、Nova Scotia、或是台灣的潮州、海豐厝。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除了把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更把台灣當作是中國的翻版，舉目皆是諸如溫州、吉林等街名，走在街頭上，似乎進入虛擬的中國在台灣，彷彿非此無法達到臥薪嚐膽的目標。這種街道普遍被中國化的情形，完全與台灣的族群人口組成不成比例，反映的當然是戰後以來政治權力分配的失衡。 當家做主是恢復舊名、或是正名的最佳時機。如果我們同意Benedict Anderson (1991) 的說法：「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那麼，正名的努力代表的是一種集體想像，從事民族歷史的書寫；這時候，正名不只是決心要昨死今生、要消除殖民者留下來的記憶、要拆除舊政權殘留的遺跡，而且還是一種自信的自我宣示，要將台灣島上的所有住民鎔鑄為「台灣民族」，要為建構台灣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發出先聲，。 台灣人經過百年來的外來政權統治，終於能透過民主化的過程，達到當家作主的目標，實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即使台灣人因為面對恫嚇而尚未大聲喊出追求獨立的聲音，然而，大部分的人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顯中，主動表達了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立場，而主流民意也對於「一國兩制」表現的強烈的嫌惡，也因此，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唯恐被定位為「聯共反台」，不敢明目張膽主張統一並。 不過，台灣的民主體制能否終於獲得鞏固，還要端賴我們能否成功地面對三大挑戰：主權獨立國家的確立、國家體制的確立、以及政治民族的塑造。具體而言，也就是能否抵制中國的威脅、取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能否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打造合乎我們自己的制度；以及能否化解族群分歧、台灣住民建構為休戚與共的台灣民族。 簡而言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在向世人昭告：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台灣；我們不要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我們要親手擘建自己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制度；我們不是中國人或華人、我們是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台灣人。如果我們的自我定位不清楚，習於酖迷大中國的幻象、不自主束縛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以及堅持眩惑於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不僅無法自我救贖，國際社會也無法義助。 在下面，我們將分別說明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民國如何羈絆我們，再來討論環繞在這三個議題的「正名運動」。 貳、中國的羈絆 「中國」有歷史、地理、文化、血緣、政治、經濟、甚至於族群上的意義。首先，它可以指歷史上「華夏民族」居住的「中原」，地理上的「大陸」，也可以指文化上的「唐山」，血緣上的「祖國」，更指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又指經濟上的「華人經濟圈」（四小龍）。到底我們台灣人是如何看待中國？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只好在1949年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託庇於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霸權之爭，國民黨得以偏安台灣。在冷戰期間，國、共之間除了軍事上的對峙，又各自強調自己是中國的正統，兩個交戰團體儼然是世界上的兩個中國，一個是大陸中國、另一個是海島中國。不過，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從此，國際上大致是承認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 對外而言，中華民國是一種「自認為是巨人的侏儒」，因為國民黨政府卻長期對外堅持它代表整個中國 ，甚至於自慰式地硬拗一個中國就是指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叛亂團體。除非是談判上的漫天要價，以求在對方還價後獲得最高的均衡點，反則，這種沒有母國的殖民政權，根本是無法在國際社會上立足的，我們很難想像如果美國宣稱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國際社會要如何來訕笑。難怪，中華民國一向只能與過去採取種族隔離的南非等國相濡與沫。 面對這種中國正統之爭、以及認同的錯亂，美國政府在歷年與中國簽署的所謂三大公報中，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用法一向含糊其詞。根據『上海公報』(1972)：「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1993年從黑名單被解除後，我們夫婦到玉山神學院教書。每個月，我用日語寫『台灣 日記』到東京的『台灣青年』雜誌社，介紹離開三十多年的故鄉，以及與純樸有禮的原 住民學生朝夕相處的經驗，給海外同鄉及日本讀者。 有一次在台北遇到當時駐台灣的日本交流協會所長夫人梁井須美子，談敘中她提問神 學院的事事，並且好似知道很多我們的行蹤。對此正感到詫異時，她才噗嗤一笑說是從 雜誌『台灣青年』得來的消息。後來從總編輯的宋重陽得知，『台灣青年』不只送到日 本交流協會的圖書室裡，也寄送到研究台灣的各國大學圖書館。在那真實的消息被封鎖 的時代、在台灣人被逼不得出聲的年代，繼續提供有關台灣正確的資料、揭發外來政權 的殘虐，長達四十二年未曾間斷的『台灣青年』，將在這六月二十日出版第五百期為終 刊號，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1960年初春我在東京留學生的宿舍接到『台灣青年』深紅色的創刊號。當時的日本學 生，非常認真念書，熱中於如何重建戰敗後的國家，希望能為日本早日走入先進國的行 列盡力。所以當我看到『台灣青年』，知道有留學生關心台灣，憂慮著故鄉的前途，而 感覺興奮。它現在在日本古書店叫價三萬圓，是難於入手的寶物。 發刊詞這樣寫著：「這雜誌，與1920年在東京，由許願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的一群 人，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黃朝琴等人發行的雜誌同名。他們不只發行雜 誌，更組織新民會、啟蒙會，走入街頭做宣傳工作，甚至到帝國議會為台灣人民做請願 運動。他們的勇氣，嚐過的心酸流傳在我們的血脈中搏動著…他們為台灣人繼續了艱難 的戰鬥十餘年。」今天，把十餘年改成四十二年，再改一些名詞，則可以把同樣的文章 贈送給不求名利、為愛台灣忍受折磨，將人生的很大部分，許願在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 的台灣青年們。 創刊號光榮的第一篇由筆名耕英的廖春榮寫『有關台灣農業的一分析』、王育德先生 寫了『台灣語講座』與『匪寇列傳──朱一貴』。後來，繼續有黃昭堂寫的『台灣民主 國論』、許世楷的『台灣歸屬未定論』與『台灣民族論』、周英明的小說『烏水溝』、 林啟旭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等，足夠搖動外來政權的文章出現。接著，金美齡、羅福 全、侯榮邦、黃文雄、張國興、連根藤、張良澤、林建良等，在異國留學而心繫台灣的 優秀青年加入編輯陣營。日本人的宗像隆幸，在『台灣青年』中也長期擔任編輯委員， 他從未計較被分配的工作，與其他人共嚐辛酸、一起走過生死的境界。從他的身影，我 看到古武士高貴的情操與對正義的堅持。他們在學問自由受保障的日本、每週相聚一 次，在王育德先生的領導下，在相互切磋琢磨中，各自在政治、經濟、農業、文學、語 言、歷史展開台灣學的理論，找尋新生台灣國的基礎。 翻閱佔據書架三段的第一期到四百九十九期的『台灣青年』，我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們 抗逆著那個時代的潮流，秉持基於理性的信念，高舉理想俯拾實踐的落穗，推動台灣獨 立建國運動的脈動。自1960年開始的二二八紀念集會、抗議蔣經國訪問日本、要求以台 灣的名義進入聯合國、台灣政治犯救援活動、向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支 援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為美麗島事件展開簽名運動…，雜誌詳細地記錄著島內 外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的歷史。 終刊號最後的一頁不知由誰寫下句點。無論如何，沒有生命的將隨著歲月風化消失， 但是我相信，被一群熱愛台灣的年青人吹入生命的五百冊『台灣青年』，在這土地上永 遠流傳，成為台灣人共有的寶貴資產。

對混血的過高評價是危險的 與血緣論相對地，新民族論卻重視地緣因素（地域性的共存）。 Nation的地緣因素， 是民族的任何成員都會為祖國或國土(national territory)奉獻熱愛與忠誠，共同擴及抽 象性的廣大領域。因為在廣大的領域內，民族已不可能透過個人之間直接的人格接觸來結 合。相對於此，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能不斷以感覺上的體驗（即能夠用眼觀察 等），且並無多大困難就得以在其範圍內往來者，即指比較狹隘領域的鄉土(home country)，這可說是一個低層次的概念。將對鄉土的熱愛提高到對祖國的熱愛，始能從Volk蛻 變為Nation。 台灣的問題焦點在於中國人倡言的祖國包含台灣，而台灣人 所思考的祖國領域並不包 含大陸。中國人將台灣包含在其祖國之中，無非是為了能夠佔有、管理台灣的土地、人口 與物產，而絕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著想。這只要看過去十八年間，國民黨政府 對台灣人的壓迫與搾取就很清楚。萬一中共真能成功地「解放台灣」，其將加諸何種程度 的壓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中國人又無理地強制台灣人認同中國為祖國，並主張以中國為祖國時的好處，宣傳說 ︰「不要封閉在狹隘的台灣，將來能夠雄飛廣大的大陸，甚至可以當全中國的總統。」但 在此之前，必須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獻身。 此種中國人的說法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台灣人的立場為 何？有多少台灣人甘願為 「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犧牲生命？「反攻大陸」也罷，「統一中國」也罷，總之 ，祈願他們早日從台灣離去，這才是台灣人真實的心聲。至於「解放台灣」，不外是中共 侵略台灣的野心。對此，台灣人須覺悟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要加以防衛。台灣人對 中華民國的「復興」沒有興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躍進」也不會羨慕。台灣人最大的 願望是︰建立小而美的自己的祖國。 當然，我不否定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寄予深度的關心。因為大陸是台灣人祖先的出身地 ，是《梁山伯祝英台》或《陳三五娘》等傳說故事的舞台，也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是， 此種關心只不過是「熟悉外地」之首，絕不是如對母親一般的熱愛祖國。 為什麼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會形成如此的鴻溝呢？那是歷史與 現實使然。如眾所周知， 台灣Volk是因對動亂與飢饉的大陸感到厭煩，於開拓台灣成為自由與幸福的新天地時所形 成。在航海技術未成熟的時期，要以脆弱的帆船橫越充滿颱風與漩渦的台灣海峽，無非是 決死的大冒險。這種不願居住大陸而盼望渡台的心境，一定相當無奈。 台灣人被荷蘭人與日本人壓制而痛苦時，從未獲得大陸的支援。台灣雖在清朝與國民 黨政府時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支配之下，但卻被置於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約四個世紀的台 灣史中，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蔑視與隔離。 精神上的隔離引證自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疏離。荷蘭時代（一 六二四～一六六一）的台 灣經濟是以大陸––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而繁榮，與明清交替時期戰亂與疲弊的大陸 形成顯著的對照。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也確立獨自的經濟圈而與大陸對峙。 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較有交流，但也僅止於成為福建省殖民地的關係。日治 時代的隔絕更為徹底。在大陸持續戰亂之時，台灣則推進著資本主義的建設。國民黨政府 時代在「正統中國」的呼聲背後，台灣的「獨立」正日漸前進，這是任何人都一目瞭然的 。 流亡台灣的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排斥，提出如下的反擊︰ 「能對台灣主張優先權利者，只有原住民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不過是渡台時 期的先後而已。」 前半段的說法完全是歪理。這與美國原為印地安人的土地， 但其後大家處於同一條件 的情形相同。這在世界史上講得通嗎？我們所稱的台灣人，不但包含原住民，連荷蘭人與 日本人遺留的子孫也全都包括在內。後半段的說法是故意避開問題點。雖然台灣人是在日 治時代以前從大陸渡台，而中國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渡台，但本質上台灣人 以台灣為故鄉，同時也認為台灣是祖國。相對於此，中國人並不認為台灣是祖國，而僅視 其為征服地，最多也只是一時的避難地。中國人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幻想，不能在台灣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於2002年5月26、27兩日在華府舉行盟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主席及不分區中央委員，並檢討本盟工作之過去及將來的展望。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代表大會於5月26日選出楊英育教授為新主席，劉清白、謝若蘭、邱義昌及蔡靜輝為不分區中央委員，即日交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代表大會確定本盟將繼續在「抵抗中國霸權」、「廢除‵中華民國′」及「建立台灣共和國」等指標下進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本盟認為，建立及提高台灣人的台灣國家意識是當今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點。本盟認為俱有強烈台灣國家意識，台灣人才能堅決抗拒中國的政治、文化、意識、外交、經濟及軍事霸權主義。本盟更認為建立及提高台灣人的台灣國家意識必需由重組台灣人「共同記憶」開始。因而，本盟將以台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來從事重建台灣歷史及創新台灣文化的工作。 本盟認為，以堅銳眼光來透視中國統台戰略是建立台灣防衛策略的要件。台灣必需建立心理及軍備防衛策略，並在軍事國防外交上與美、日建立密切關係。本盟美國本部一向注目美國對中國軍事戰略並求深入瞭解。本盟在台總本部則對台、日安全關係已建立相當基礎。本盟將繼續擴展這種關係的培養。 本盟認為，台灣已俱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所有條件，但「中華民國」的存在使得台灣的國家定位含糊不清。不僅國際上無法認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分別，在台灣國內也因「中華民國」架構及其理念的繼續存在而使得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及自我定位繼續混亂。本盟將繼續推動「台灣正名」運動來達到「廢除‵中華民國′」的意願。 本盟認為，以人權為基礎的民主社會是我們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必要條件。本盟認為，制定台灣新憲法是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必經程序。 最後，本盟認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必需所有台灣人參與。本盟將繼續參與及支持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以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例來探討語言使用、階級、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何以越南能成功地從漢字轉變為羅馬字。本文指出越南羅馬字化成功有內在和外在二大因素：內在因素包含”具讀寫能力”和”反封建社會”的需求；外在因素包括”去中國化”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潮流。

日本人小林正成赴台觀光旅行已有十幾次的經驗。在此期間中透過友人的介紹而認識了當時留學東京大學的現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後來接受鄭教授的推薦加入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成為秘密盟員。 　　積極而好實踐行動的小林計劃於1971年5月中前往台灣散發鼓勵獨立運動的傳單而開始實驗利用大型的氫氣球裝入宣傳單，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即自動破裂而落地的裝置。富有技巧的小林不憚其煩地重複實驗的結果，終於成功了。 　　同年5月6日小林巧妙地將三個氣球與約三千張的小傳單帶入台灣。5月9日他在台北市中心的開封街找到一幢大樓的屋頂，成功地升上兩個氣球，本來計劃升上三個氣球，但於裝入氫氣時不慎掉落藥品，第三個氣球因而無法按預定的計劃上升。剩下的一千張傳單只好在北部各地的公共場所散發。但是，大膽而緻密的小林也因瞬間的疏忽在餐廳遺失了裡面裝有入國證件與獨立運動傳單的小皮包。這樣一來被逮捕已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地將剩餘的傳單拚命的到處散發。傳單已經發完了，到處逃避也不是辦法，因此他決定在17日回到台北市的旅館。不久就被警察逮捕，並於翌日被移送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 　　一般的政治犯都被關在地下室的囚房，但是小林卻被關在一樓的特別囚房。很巧合的關在隔壁的囚房正是謝聰敏。最初小林當然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因「台灣自救宣言事件」被逮捕的謝聰敏，經過兩人後來時常偷偷交談之下才知道實情。 　　「我把信藏在浴室垃圾桶底下，請你拿出來閱讀後一定要燒掉。」這是謝聰敏對小林的耳語。 　　但是小林沒有燒掉而把它藏在囚房盥洗台的下面，那是使用日文寫的兩張小紙片。 　　8月31日，小林將被遺返日本之際，謝聰敏及時以英文小字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同樣大小的六張小紙片，託小林帶出國外發表。 　　小林被釋放時把這兩封書信偷偷地帶回日本。 　　日本本部立刻將這兩封書信寄給在美的彭明敏，惟彭教授認為若將這兩封信發表，謝聰敏一定會再遭受殘酷的報復，所以發表一事應該暫緩為宜。 　　翌年3月18日，台灣傳來謝聰敏被判死刑業已定案的消息，因此我們決定將他的書信立刻發表。對此美國媒體無不大幅報導，紐約時報甚至將謝聰敏的書信全篇刊登。未知死刑的情報是訛傳，或是美國的媒體報導產生了作用，謝聰敏總算倖免於死。

許東明 啊，美國！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撞機事件，雖然雙方表現出形式上和平的解決方式，但是在已進行的談判裡，勢必仍有許多不可避免的衝突；與撞機事件相隨的，是中國大陸人民『美國情結』的再一次觸動，只是這一次大學校園裡的美國情結，讓我看到中國大陸不同世代對美國態度的差異。 一位歷經過文革時代的理工科教授激動地告訴我，毛澤東所說的『美國是紙老虎』是對的，中國大陸政府這次的處理太軟弱了，怎麼一下子就放美國機員了！如果是毛時代，肯定不是這樣的處理方式；中國大陸的態度完全沒有與美國一拼的決心。那位歷經文革時代的教授是五十多歲，相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三、四十歲知識份子的身上，雖然沒有那位老教授的激動，但也有遲早一戰的強硬心理準備。另一位75年出生、研究所畢業並已得到美國大學入學許可的朋友告訴我，跟他同樣情形的同學擔心如果中國大陸因為撞機事件與美國對峙嚴重，赴美讀書的簽證會因此受到一些限制？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歷史情仇實非一言可盡，而這也是長期親美的台灣所難以理解的；大陸電視媒體對美國公開的言詞抨擊、美國人瞧不起華人或是美國社會無非毒品槍枝充斥、美國小學生簡單的算數還要用計算機之類帶些不了解的偏見仍普遍深根於大學校園內。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近年來的發展，中國大陸人民不僅開始有一種幸福意識所產生的自信感，也期待中國大陸能夠掙脫歷史的挫敗成為世界真正的強國；美國的強盛過程，成為中國大陸參照的一個比較座標。事實上，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價值理念方面之間存在許多不同之處：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美國，早期所強調的是一個『大熔爐』的觀念，其所強調的是對於異質性文化的吸收與整合；而中國大陸則像是一個典型的大陸國家，有其既有的歷史遺產與價值體系，其所強調的是以既有的價值體系來同化其社會成員或者說作為社會支撐的基礎。另外，美國文化具有一種擴散性，這種擴散性當然是建立在政治、經濟較為強勢的基礎上，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就是最好的代表；而尚在向真正強國之路邁進的中國大陸，其文化觀並沒有足以擴散的環境，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中國大陸政府與人民特別在意自己在各方面是不是『世紀第一』或至少是『亞洲第一』；但其實『第一』的背後有許多的迷思，例如在除夕夜觀看中央電視台的新年聯歡晚會（是個聯播節目）早已是其春節過年的一向傳統，而這個節目極可能是全世界收視率最高的一個節目，但是這個節目除了在中國大陸之外，大概不會有太多的流行，因為民族色彩太過強烈；也就是，如果沒有與國際接軌建立共通語言並透過某些機制的運作，是很難具有擴散性的。 中國目前在走向真正強國的發展過程裡，與美國的軌跡相較，也面臨著一個嚴酷的挑戰；早期美國所強調的是『美國夢』的價值觀，只要你努力就可能成功的平等社會帶給美國人民辛勤工作的動力，也創造了一個繁榮富強的榮景；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社會卻是一個沒有社會價值觀失序的情形，沒有一個可以傳承的價值觀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而沒有可以傳承的價值觀也是肇因於中國大陸劇烈變動的歷史。向錢看是現今中國大陸社會的現象，也是其社會不同世代唯一的共通語言；歷經文革的世代，文革時期所鍛鍊出的一種堅忍，爆發在市場化的年代，傳統『鐵飯碗』的觀念早已成為一段遙遠的昨日故事，文革世代在市場裡攻城略池，有人憑其市場敏感性與努力成為新興資本家，但在金錢政治複雜的遊戲裡，文革世代卻也是貪污腐化最為嚴重的。而佔了中國大陸口四分之一的年輕人，更是原本就沒有父母輩『鐵飯碗』的觀念，物質的追逐、對名牌的崇尚與個人式的生活方式成為年輕人的主流價值。對金錢的追逐之外，似乎沒有一種價值觀是可以貫穿不同世代的。 記得一次在文化批評之類的課堂上，名氣極大的授課老師在講台上說著，『美國是文化霸權的詮釋者，我們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不能對美國的東西照單全收，我們也不能單以美國為中心……』記得當時爆滿的教室裡，還是有許多的學生低頭拿著GRE、托福的考試用書死背著單字，他們的舉動和老師講台上的大聲疾呼恰成諷刺的對比。美國之於中國大陸，實在有相當矛盾的情結；年輕人努力學習英文準備到美國追求他們的『美國夢』，更有許多人視美國為敵國，認為中國大陸與美國遲早一戰，這一戰的背後是打破美國世界警察的角色、對華人的歧視……。 啊，美國！這個中國大陸人民心中不曾終結過的心結！ 第一堂課的回憶 『老闆，可不可以放些country music？』在大學附近的酒吧裡，我聽到了客人這樣的要求，猜得沒有錯，又是一群英語俱樂部的成員；至少在北京，大學附近這樣的團體是不少的，通常這樣的團體會有至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跟這個團體的成員在一起，而這樣的團體也會以各種方式來鋪陳說英語的情境然後進行英語會話。客人的要求讓我想起我的第一堂課，那是一個清爽的早晨，我快步走著趕赴教室上英語課，博士生也要上英語課，這在台灣是較難想像的；而在路程中，遇到一個問路的小女生，她來參加北京大學所開設的英語訓練班，但不知道上課的教室在哪裡。一時之間，強烈感受到英語在這個校園裡的重要性。 九○年代席捲中國的暢銷書之一的『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裡，作者錢寧對英文之於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重要性所作的傳神描述，彷彿英語能力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外國教授或許或許會對中國學生的聰明和勤奮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們很難懂得，在TOFEL考場上，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那絕不僅僅是一場外語水平的競賽，而是一場命運的抗爭。』錢寧的描述也讓我想起一位中國大陸紀錄片工作者所曾經說過的，在中國大陸社會，就是龍生龍、鼠生鼠，龍不會變成鼠，鼠也沒辦法變成龍；可以想見在一個社會流動機制相對缺乏的社會裡，此地大學生會用台灣學生難以想像的拼勁來學習英語，英語不僅此地學生通往世界的一扇窗，更重要的是，許多中國大陸學生更想追求這扇窗以外世界的生活，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返國率其實是相當低的；有點台灣早期『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的味道。 在來中國大陸之前，對中國大陸學生的英語能力有一個粗略的印象，經過自我體驗觀察之後證明為真，那就是考試或是讀寫能力遠遠優於聽說的能力；我的大陸師兄告訴我，他們稱呼這種現象為『啞巴英語』－－能讀、能聽、能寫、但就是不會講，其實是不敢講。也正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李煬瘋狂英語能夠在中國大陸受到極大的轟動，事實上，李煬瘋狂英語就是逆向操作，用較瘋狂的方式打破心理層面對說英語的恐懼。雖然李煬英語瘋狂的場景我未曾親身體驗過，但就在我飛往北京的航程中，我在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卻看到李煬英語教學時熱烈場面的照片；那是一場在天安門的教學，不過從照片看起來簡直是一場群眾演講，照片裡的天安門被人群擠得水洩不通，而人群們則認真引領聆聽李煬的教學。 有趣的是，這個畫面和和天安門外『世界民族大團結萬歲』毛時代的標語恰成強烈對比。在我的觀察與理解裡，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社會價值隨著政權替換處於斷裂狀態的社會，就以英語來說，一本西方社會學者所寫的社會學教科書中曾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個紅衛兵因不滿英文老師的作風，於是率領其他紅衛兵到這位英語老師的房間，以這位英語老師擁有西方帝國主義象徵的英文書為由進行批鬥；即便九零年代初期，『中國可以說不』特別是對美日的極端民族主義也讓人印象極為深刻；然而，現今彷彿過去的意識形態與民族情緒突然間不存在，英語正熱烈地被中國大陸莘莘學子學習著。也像現今中國大陸的新世代，隨著經濟型態的改變，上一輩『鐵飯碗』之類的觀念根本不附存焉，雖然我們很難找尋出其新世代整體的新價值觀，不過，至少在大學校園裡，大學生們確實積極地透過各種方式嘗試與世界接軌。 在此過程中，英語不僅重要而且也扮演了多重的角色，英語是社會流動的工具、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雖然中國大陸留學生返國率不高，不過一旦回來，其地位卻是備受矚目，不僅外資公司歡迎有外國生活經驗的留學生，因為這些留學生在溝通上較沒有太大的文化差異，就連婚姻介紹網站裡希望對方有外國生活經驗為優先條件者更是大有人在，也許這就是英語所型塑的特殊社會地位吧。除此之外，英語除了塑造了一個獨特的空間，也造就了一個流動的空間；北大附近的『新東方』，可能就是一個最好的空間象徵，幾乎中國大陸所有要出國的學生都會到這家補習班上課，『新東方』也像是大陸學生到國外的跳板，就連美國『時代』雜誌某一期的專輯『中國的年輕人』，也得到『新東方』進行採訪。其實，北京大學也有針對社會人士所開設的英語學習班，許多人慕北大之名前來北大學習英語，我猜北大校園及附近恐怕是中國大陸英語學習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不過，這個因學習英語所形塑的空間背後，卻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空間，許多因緣際會認識的朋友，不是在等申請學校的回函，就是考完試之後閒閒沒事，然後他（她）們就逐漸一個個地消失在你的生活圈；因為飛機已載著他（她）們轉往另一個生活環境與理想，再相見的機率其實相當低。 中國大陸大學生現今的發展軌跡，讓我想起台灣十多年前『黑名單』樂團幽默的抗議歌曲『台北帝國』裡的那句『拿香拜耶穌』；當年對美國的崇拜之情，在現今的中國大陸複製，而即便中國大陸民族情緒再強盛，反殖反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擊不垮英語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