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東明
啊，美國！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撞機事件，雖然雙方表現出形式上和平的解決方式，但是在已進行的談判裡，勢必仍有許多不可避免的衝突；與撞機事件相隨的，是中國大陸人民『美國情結』的再一次觸動，只是這一次大學校園裡的美國情結，讓我看到中國大陸不同世代對美國態度的差異。
一位歷經過文革時代的理工科教授激動地告訴我，毛澤東所說的『美國是紙老虎』是對的，中國大陸政府這次的處理太軟弱了，怎麼一下子就放美國機員了！如果是毛時代，肯定不是這樣的處理方式；中國大陸的態度完全沒有與美國一拼的決心。那位歷經文革時代的教授是五十多歲，相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三、四十歲知識份子的身上，雖然沒有那位老教授的激動，但也有遲早一戰的強硬心理準備。另一位75年出生、研究所畢業並已得到美國大學入學許可的朋友告訴我，跟他同樣情形的同學擔心如果中國大陸因為撞機事件與美國對峙嚴重，赴美讀書的簽證會因此受到一些限制？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歷史情仇實非一言可盡，而這也是長期親美的台灣所難以理解的；大陸電視媒體對美國公開的言詞抨擊、美國人瞧不起華人或是美國社會無非毒品槍枝充斥、美國小學生簡單的算數還要用計算機之類帶些不了解的偏見仍普遍深根於大學校園內。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近年來的發展，中國大陸人民不僅開始有一種幸福意識所產生的自信感，也期待中國大陸能夠掙脫歷史的挫敗成為世界真正的強國；美國的強盛過程，成為中國大陸參照的一個比較座標。事實上，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價值理念方面之間存在許多不同之處：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美國，早期所強調的是一個『大熔爐』的觀念，其所強調的是對於異質性文化的吸收與整合；而中國大陸則像是一個典型的大陸國家，有其既有的歷史遺產與價值體系，其所強調的是以既有的價值體系來同化其社會成員或者說作為社會支撐的基礎。另外，美國文化具有一種擴散性，這種擴散性當然是建立在政治、經濟較為強勢的基礎上，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就是最好的代表；而尚在向真正強國之路邁進的中國大陸，其文化觀並沒有足以擴散的環境，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中國大陸政府與人民特別在意自己在各方面是不是『世紀第一』或至少是『亞洲第一』；但其實『第一』的背後有許多的迷思，例如在除夕夜觀看中央電視台的新年聯歡晚會（是個聯播節目）早已是其春節過年的一向傳統，而這個節目極可能是全世界收視率最高的一個節目，但是這個節目除了在中國大陸之外，大概不會有太多的流行，因為民族色彩太過強烈；也就是，如果沒有與國際接軌建立共通語言並透過某些機制的運作，是很難具有擴散性的。
中國目前在走向真正強國的發展過程裡，與美國的軌跡相較，也面臨著一個嚴酷的挑戰；早期美國所強調的是『美國夢』的價值觀，只要你努力就可能成功的平等社會帶給美國人民辛勤工作的動力，也創造了一個繁榮富強的榮景；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社會卻是一個沒有社會價值觀失序的情形，沒有一個可以傳承的價值觀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而沒有可以傳承的價值觀也是肇因於中國大陸劇烈變動的歷史。向錢看是現今中國大陸社會的現象，也是其社會不同世代唯一的共通語言；歷經文革的世代，文革時期所鍛鍊出的一種堅忍，爆發在市場化的年代，傳統『鐵飯碗』的觀念早已成為一段遙遠的昨日故事，文革世代在市場裡攻城略池，有人憑其市場敏感性與努力成為新興資本家，但在金錢政治複雜的遊戲裡，文革世代卻也是貪污腐化最為嚴重的。而佔了中國大陸口四分之一的年輕人，更是原本就沒有父母輩『鐵飯碗』的觀念，物質的追逐、對名牌的崇尚與個人式的生活方式成為年輕人的主流價值。對金錢的追逐之外，似乎沒有一種價值觀是可以貫穿不同世代的。
記得一次在文化批評之類的課堂上，名氣極大的授課老師在講台上說著，『美國是文化霸權的詮釋者，我們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不能對美國的東西照單全收，我們也不能單以美國為中心……』記得當時爆滿的教室裡，還是有許多的學生低頭拿著GRE、托福的考試用書死背著單字，他們的舉動和老師講台上的大聲疾呼恰成諷刺的對比。美國之於中國大陸，實在有相當矛盾的情結；年輕人努力學習英文準備到美國追求他們的『美國夢』，更有許多人視美國為敵國，認為中國大陸與美國遲早一戰，這一戰的背後是打破美國世界警察的角色、對華人的歧視……。
啊，美國！這個中國大陸人民心中不曾終結過的心結！
第一堂課的回憶
『老闆，可不可以放些country music？』在大學附近的酒吧裡，我聽到了客人這樣的要求，猜得沒有錯，又是一群英語俱樂部的成員；至少在北京，大學附近這樣的團體是不少的，通常這樣的團體會有至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跟這個團體的成員在一起，而這樣的團體也會以各種方式來鋪陳說英語的情境然後進行英語會話。客人的要求讓我想起我的第一堂課，那是一個清爽的早晨，我快步走著趕赴教室上英語課，博士生也要上英語課，這在台灣是較難想像的；而在路程中，遇到一個問路的小女生，她來參加北京大學所開設的英語訓練班，但不知道上課的教室在哪裡。一時之間，強烈感受到英語在這個校園裡的重要性。
九○年代席捲中國的暢銷書之一的『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裡，作者錢寧對英文之於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重要性所作的傳神描述，彷彿英語能力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外國教授或許或許會對中國學生的聰明和勤奮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們很難懂得，在TOFEL考場上，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那絕不僅僅是一場外語水平的競賽，而是一場命運的抗爭。』錢寧的描述也讓我想起一位中國大陸紀錄片工作者所曾經說過的，在中國大陸社會，就是龍生龍、鼠生鼠，龍不會變成鼠，鼠也沒辦法變成龍；可以想見在一個社會流動機制相對缺乏的社會裡，此地大學生會用台灣學生難以想像的拼勁來學習英語，英語不僅此地學生通往世界的一扇窗，更重要的是，許多中國大陸學生更想追求這扇窗以外世界的生活，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返國率其實是相當低的；有點台灣早期『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的味道。
在來中國大陸之前，對中國大陸學生的英語能力有一個粗略的印象，經過自我體驗觀察之後證明為真，那就是考試或是讀寫能力遠遠優於聽說的能力；我的大陸師兄告訴我，他們稱呼這種現象為『啞巴英語』－－能讀、能聽、能寫、但就是不會講，其實是不敢講。也正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李煬瘋狂英語能夠在中國大陸受到極大的轟動，事實上，李煬瘋狂英語就是逆向操作，用較瘋狂的方式打破心理層面對說英語的恐懼。雖然李煬英語瘋狂的場景我未曾親身體驗過，但就在我飛往北京的航程中，我在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卻看到李煬英語教學時熱烈場面的照片；那是一場在天安門的教學，不過從照片看起來簡直是一場群眾演講，照片裡的天安門被人群擠得水洩不通，而人群們則認真引領聆聽李煬的教學。
有趣的是，這個畫面和和天安門外『世界民族大團結萬歲』毛時代的標語恰成強烈對比。在我的觀察與理解裡，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社會價值隨著政權替換處於斷裂狀態的社會，就以英語來說，一本西方社會學者所寫的社會學教科書中曾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個紅衛兵因不滿英文老師的作風，於是率領其他紅衛兵到這位英語老師的房間，以這位英語老師擁有西方帝國主義象徵的英文書為由進行批鬥；即便九零年代初期，『中國可以說不』特別是對美日的極端民族主義也讓人印象極為深刻；然而，現今彷彿過去的意識形態與民族情緒突然間不存在，英語正熱烈地被中國大陸莘莘學子學習著。也像現今中國大陸的新世代，隨著經濟型態的改變，上一輩『鐵飯碗』之類的觀念根本不附存焉，雖然我們很難找尋出其新世代整體的新價值觀，不過，至少在大學校園裡，大學生們確實積極地透過各種方式嘗試與世界接軌。
在此過程中，英語不僅重要而且也扮演了多重的角色，英語是社會流動的工具、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雖然中國大陸留學生返國率不高，不過一旦回來，其地位卻是備受矚目，不僅外資公司歡迎有外國生活經驗的留學生，因為這些留學生在溝通上較沒有太大的文化差異，就連婚姻介紹網站裡希望對方有外國生活經驗為優先條件者更是大有人在，也許這就是英語所型塑的特殊社會地位吧。除此之外，英語除了塑造了一個獨特的空間，也造就了一個流動的空間；北大附近的『新東方』，可能就是一個最好的空間象徵，幾乎中國大陸所有要出國的學生都會到這家補習班上課，『新東方』也像是大陸學生到國外的跳板，就連美國『時代』雜誌某一期的專輯『中國的年輕人』，也得到『新東方』進行採訪。其實，北京大學也有針對社會人士所開設的英語學習班，許多人慕北大之名前來北大學習英語，我猜北大校園及附近恐怕是中國大陸英語學習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不過，這個因學習英語所形塑的空間背後，卻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空間，許多因緣際會認識的朋友，不是在等申請學校的回函，就是考完試之後閒閒沒事，然後他（她）們就逐漸一個個地消失在你的生活圈；因為飛機已載著他（她）們轉往另一個生活環境與理想，再相見的機率其實相當低。
中國大陸大學生現今的發展軌跡，讓我想起台灣十多年前『黑名單』樂團幽默的抗議歌曲『台北帝國』裡的那句『拿香拜耶穌』；當年對美國的崇拜之情，在現今的中國大陸複製，而即便中國大陸民族情緒再強盛，反殖反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擊不垮英語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