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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雄 阿母往生十年後，爸爸終於在五月三日凌晨「轉去」了。十年前我寫了一篇「刺客的阿母」紀念阿母去世(見附錄)，現在也想寫一篇紀念爸爸。除了個人的懷念，作為台灣現代史的一個切片，爸爸九十二年的一生橫跨日據時期和蔣據時期，許多經歷（例如一度蒙冤入監被囚）也頗有可記之處。 爸爸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新竹頭前溪邊舊社附近的湳雅。阿公種田並兼業土水師父，尤其以策灶出名，連中部地區也不時有人聞名聘請。阿媽是一位只有開拓墾荒社區（新竹開發較晚）才容易看到的堅強女性。她生了十多個孩子，都是自己接生的；生產後不過幾天，就又回到田裡工作。阿公和阿媽的影響不只可見於爸爸後來的土木與水利工程師生涯，也可見於他一生工作狂式的風格。 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 阿公一向痛恨日本殖民者，但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還是不得不讓爸爸去新竹第二公學校（後來的北門國小）讀「狗仔書」。家裡農事繁重，爸爸下課後都是直接走到家裡「田頭」，脫下制服摺疊好放在田邊，就下田做農。但他書還是讀得很好，六年都是第一名的班長。也就是因為他書讀得太好，在他快畢業時，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以及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就顯現出來了。 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 很多師長朋友都覺得爸爸如果不再繼續求學，就太可惜了，可是阿公卻不會容許。結果是一位朋友給了他五塊錢，讓他可以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爸爸當然考上了。既成的事實加上朋友動員長輩勸說，再加上公學校的日本校長穿著文官服掛著佩劍親自下鄉「拜訪」阿公，才使阿公終於讓步。 取得文官資格 台灣工商學校（後來的開南）是那時日本培養台灣中初級工商幹部的一家學校，訓練極為嚴格務實。像爸爸所讀的工科土木分科，就教工程計算所不可少的微積分，這是今天的我們所難以想像的。爸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到金瓜石礦公司工作一年，很快就被找回新竹州（轄區涵蓋今天的桃竹苗）服務。他從水利工程「技手」做起，因為表現優異，不到兩年就取得可以穿文官服的文官資格，那時新竹只有少數台籍文官，而爸爸當年才不過二十一歲。 這件事對阿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超越殖民意識的程度不一，當時日本技術官員中，的確有不少具有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他們在尋找幹部，敢用人唯才，既是長官，又是要求嚴格的老師。阿爸從此感染了他們的狂熱，加入了他們的現代化部隊。 內公館的大小姐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 也就是這個時候，爸爸認識了阿母。經過一段當時算是很現代的交往（例如他到阿母上班的地方等她下班，陪她散步回家），由共同的老師林玉音先生做媒人，他們結婚了。當時（一九三六年）爸爸二十二歲，阿母十八歲。這段婚姻之所以可能，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阿母是新竹「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內公館」的林家和北門外「外公館」的鄭家（鄭欽仁教授就是來自鄭家），是新竹的兩大家族。這時林家雖已衰敗，還是住在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房裡。內公館的大小姐會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工作，並且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 此後的九年，阿爸繼續投入透過水利建設，把台灣現代化的「使命」，足跡遍及今天的桃竹苗。家裡的照片簿裡有些他穿著文官服的照片，但在照片中和記憶裡，更多的是他和他的長官和部屬穿著綁腿爬山涉水的影像，以及他辦公室裡堆積如山卻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即使在他晚年，當弟弟開車去鄉下遊玩時，他還可以指出一般人不知道的鄉間小路，當然還有對路上各種工程的評語：這裡本來計畫怎樣，那裡應該怎樣，才算合格。(爸爸終其一生，始終不能瞭解，為甚麼國民黨來台以後的台灣，最簡單的馬路也舖不好。) 會爬山越溪的水圳 小時候的我還以為爸爸的狂熱就是工作的常態：經常出差，日夜從公，永遠曬得黑黑的，吃飯時還會抽出永遠隨身的計算尺和筆記簿來。但後來也隱約明白了阿爸的「使命感」。例如二戰後期，爸爸在苗栗銅鑼圈監工，有一陣子家裡也搬過去躲避空襲。他所監工的是他也參與設計的一項水利工程：利用高度落差，讓水下山，過溪又爬山，以灌溉本來只能種茶的旱田。 雖然是八歲時的事，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很多小事。例如，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村人介紹我是「那個讓水爬山過溪的耀輝仙的大公子」。又例如有一天，爸爸帶我爬到一處山頂，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這項工程的原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影像，也是生平第一次感覺世間有某種類似「昇華」的東西。這同時也是我第一次忘了為阿母感受的不平：爸爸是個「模範」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原封交給阿母，再要些零用錢，其他諸事就交給阿母，自己專心做他的工程去了。 石門水庫：從日據轉到蔣據時期 一九四五年台灣由日據改為蔣據，對爸來講，是個困難的轉變。沒什麼政治頭腦的他，簡單地以為「重歸祖國」後，他這個「技術者」可以更有發揮的空間。但他很快的就失望了。那時新竹州改為新竹縣，新竹市改為省轄市，縣政府（含桃竹苗）搬到桃園，他在建設局水利課工作，負責督導全縣八個水利組合（後來的水利委員會）。記得有一天，他臉色鐵青的回到家裡，坐到屋角不肯講話，好像還摔了東西。 經過阿母的婉轉探問，原因才浮出來。原來局裡被安插進來一些缺少專業的「野蠻人」，其中一個標準的中國官僚，為了開闢和裝飾同時可以喝茶看報的會客室，竟然把工程檔案搬到受風吹雨打的走廊。其他的國民黨官僚作風阿爸還能勉強忍受，這件事對他來講卻是件不可原諒的「野蠻」行為：那些檔案他和同事長年累月登山涉水蒐集來的，不是一般等因奉的公文。更糟的是他找上司抗議所得的結果，竟然是某種讓他不能瞭解的和稀泥和被「記點」的可能。這裡顯然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衝突。 石門水庫的先驅作業 那一陣，爸爸生平第一次長期的情緒低沈，但是他還是四處奔波調查各水利工程的受損狀況，擬定計畫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努力進行修護工作。讓他多少走出陰霾的是當時的水利局長章錫綬。章是個識貨的人，偶然從工程計畫看出爸爸的能力經驗後，簡直纏上了爸爸。這可以從阿爸所擔任的工作看出來。除了本來就是全縣各水利委員會的總督導，他還兼桃園大圳的土務課長。在美援計畫下，章錫綬成立了水利局桃園工程處時，爸爸又被拉去兼工務課長。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委陳誠、工務組長章錫綬）成立，水壩的美國設計人員所要求的資料，章也要爸爸負責提供。不但如此，水庫完成後，將有餘水。如果從楊梅開一條水路，將可灌溉湖口、新豐一帶的看天田。在因此所設立的湖口工程處，爸爸也兼了工務課長。因為身兼這許多職務，他還有一部專用的吉普車。 「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這麼多工作在那個電話稀少、沒有電腦的時代究竟是怎麼做的？我只記得那幾年家人很少看到他，也知道他除了開車到處跑之外，還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極為綿密的桃園大圳電話聯絡系統。此外就只能依賴想像了：官方的台灣戰後水利史當然不會去記載阿爸這一層次的人在幕後所做的「克難」苦工。 然而，儘管章錫綬給了爸爸機會（或說過度「剝削」了他），他最後還是離開了。心力交瘁是部份原因，但最主要還是蔣據時期帶來的新的「做事方式」。美援所支持的這些水利工程帶來的利益太大了，位置不高不低的他卡在中間，必須應付許多無關工程專業的壓力。這是他所無法習慣的；他懷念日據時期那種單純的「技術者」的日子，以及那時期比較「清氣」的現代化使命感。他辭職的時候，章找他去罵了一頓，還說了一套「機器必須滑潤才能轉動」的道理。爸爸說，雖然他相當欣賞章，他的回答是：「非常失禮，但是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爸爸的選擇是到私人的建國營造廠擔任總工程師。建國的老板陳金灶先生找了他幾十次，阿爸最後答應的條件是，他可以不管技術之外的任何事情。這裡當然也有經濟的考慮，當時的公務員待遇太低了，低得簡直要逼人尋找各式各樣的「外快」。私人企業就好得多；我們這個小家庭還第一次有了自己買的房子。 但爸爸的「建設狂」是他的宿命，不到三年（一九五四年），他又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這事起於同鄉鄭雅軒先生，當時是新竹市長。因為附近有空軍基地，二戰時新竹被轟炸得很厲害。道路破壞、排水溝淤積、路燈不亮…那時政府財政不佳，連公務員的薪水都常常發不出來，遑論建設經費。殘破的市容和機能就這樣拖了快十年，其間新竹還從省轄市被降為縣轄市。鄭市長「建設故鄉」的說詞打動了爸爸，答應犧牲收入，重下火坑，主持新竹市的土木建設，雖然他明白他所管轄部門只有技士、雇員、電工、事務和工友各一人，連他只有六人。 新竹市是有名的風城，道路不修，不但行走不便，風來時更是飛沙滿天，非緊閉窗戶不可，排水溝也淤積而形同廢物，火災時救火還會抽不到水。爸爸雖然是「技術者」，卻不乏想像力。他組織了義工隊，又沿道路說服居民出資一半，政府輔助一半，逐段舖路，種植樹木。舖過的路段起了示範作用，未舖的路段上居民起而仿傚。就這樣舖設了兩百多條道路。所需的費用真正的用「克難」解決，例如他買了一輛卡車，所需的沙石就由義工隊出力，到市郊的頭前溪採取，這種先這一段後那一段的舖路方式，一時傳為奇談。他就用這類「怪招」，在三年內讓新竹變成一個比較像樣的城市。 「建設狂」背後的偉大女性 這類的基本城市機能逐步恢復後，爸爸開始更大的計劃。例如從西大路末端建築一條到古奇峰，希望最後能把古奇峰、十八尖山和青草湖連成一個市民遊憩的觀光區。我自己的第一份高中暑假打工就和這個計劃有關：不是到市公所上班，而是和工人（很多是榮民）一起修策這條路。（這是非常勞筋傷背的勞動，若不是事關爸爸的面子，我多半不會做完整個暑假）。 這三年多裡，家裡已經有五個孩子，生活費外還有學費，經濟非常拮据。阿母在家事之外不得不開始替人家做衣服來補貼收入。 台灣夏季長，單單是用木炭燒熱的舊式熨斗就是汗流浹背的辛苦工作（我知道，因為我常是衣料折邊之後負責「熨邊」的小助理），這份額外的工作對她後來的健康有很壞的影響。這段時間，不時有私人營造廠來挖角，但阿爸都拒絕了，他不但是一個「技術者」，而且還是一個「建設狂」，這是我對爸爸的尊敬和佩服，永遠參雜著對阿母的不忍和同情的原因。 為鄒縣長兌現競選支票 阿爸的「十年計劃」執行了三年多的時候，鄒滌之當選了新竹縣長。選舉時前議長鄭玉田先生替鄒他想出一條很有吸引力的政見，也就是要讓新竹的自來水供水恢復正常。戰時的盟軍轟炸破壞了自來水系統，政府又無力無能修復。當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市民競相在水龍頭附近挖深洞，把水管儘量彎低，以爭取供水。地面如此，二樓以上的水龍頭更已空置十餘年。這個政見為鄒縣長拉到極多選票，但是，怎麼兌現這張支票？ 鄭玉田先生向鄒縣長建議請在建設上已經小有聲名的阿爸來承擔這個工作。謀定之後，鄒縣長向鄭雅軒市長要人，他自己則來說服爸爸。阿爸因為他的「十年計劃」尚未完成而猶豫過，但還是答應了。在某一意義上，鄭市長恐怕是樂於讓他離開的。爸爸的部門不斷向前衝，對他和其他部門不無壓力，但這還是對市長整體來講有利。另一些事則不然。例如新竹有不少老中央民代、老將軍和其他特權人物。阿爸舖路的時候，有些人會要求特別服務，例如「順便」舖舖他們家的巷道或車道之類。在他們的國民黨文化裡，這不過是小事一件，但阿爸當然不肯賣帳，而且還拒絕得不是很婉轉，結果壓力當然是轉到鄭市長身上，讓他在他們和阿爸之間很難做人。 十八尖山的日軍寶藏 一九五七年開始，爸爸在縣政府的新職是主管自來水和瓦斯的公用事業管理所。自來水問題十多年不能解決，可以想見這個單位需要多少整頓，而二戰後經費短絀更是一個問題。他開始一面整頓所務，一面全面徹底檢查全市的供水系統，另一面思索經費短絀下解決問題的另類「奇招」。他的奇招如下：他偶然發現，現今科學園區附近在日據時代有一個海軍訓練中心，設有一個人工湖以訓練水手操舟。 該中心戰事前曾有擴充的計劃，因為後來盟軍轟炸而中止。會不會有什麼建材留下來呢？一經實地調查，爸爸果然在附近地下以及十八尖山的山洞裡挖出大批水管、油管之類的建材。 這件事當時被民族晚報（或大華晚報？）聳動化為頭條的「十八尖山發現日軍寶藏」新聞。「寶藏」雖然解決了建材問題，卻也帶來了不少麻煩，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故意找記者寫新聞說爸爸私吞「寶藏」。這件事後文將另有敘述。那時幸虧鄒縣長有軍方背景，也知道恢復供水對他自己政績的重要，爸爸還是能全心進行修竣工程，從水源頭前溪開始，一路往市內修。 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 自來水系統終於修復完成。接著就是爸爸生平最得意的一天。之前幾天爸爸都派了宣傳車向市民宣佈將恢復正常供水，（尤其是二樓以上）久未使用的水龍頭必須關緊。可是經過十幾年缺水，很多市民顯然不相信，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阿爸也因此出了名，至今還有老輩市民津津樂道。 供水恢復正常以後，改善瓦斯供應，阿爸又申請美援輔助款津貼市民裝設水表和瓦斯表，公用事業管理所從此可以按表收費，提供進一步建設的經費。該所因此變成可以申請貸款的營利單位，人員和車輛都大幅增加。但是，爸爸的成就也正是他的災難的開始。 公共事業管理變成有收入的大單位，所長自然成為很多人眼紅的肥缺。但這一時還不是問題。以爸爸當時的地方聲譽(他在縣與市的成就都是其他縣市參訪觀摩的對象，他在扶輪社的匿名是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校長特別為他取的希臘海神Poseidon)，還沒有人敢動他。麻煩來自：第一，他被迫加入國民黨；第二，「有力人士」都競相想往他的單位安插人員；第三，公用事業管理所人多車多，國民黨縣黨部一到選舉都會向他要人要車要錢(協助報銷)。這些都是他所痛恨的，雖然有時勉強敷衍，但他的「不識相」已經得罪了不少人。 叢林裡的「Poseidon」 爸爸的這些困擾，鄒清之縣長任內已有，而在彭瑞鷺接任縣長後更形惡化。事情終於在彭籌劃競選連任時表面化：彭要他負責六百萬元的競選經費。爸爸告訴他，公共事業管理所不是私人公司，他不能這樣做。不但如此，為了前兩期自來水改善工程，公用事業管理所已經負債；當時還在為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以及第二期瓦斯改善工程的經費傷腦筋。彭瑞鷺聽了當然極不高興。其後阿爸就接到彭身邊的人他「多半做不久所長」的暗示和明示。當時升官調職都有價碼，最低的教員調職也要至少三萬，其他形式的營私舞弊不勝枚舉，選舉將到時，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在公用事業管理所這個有收入的肥單位，阿爸因為前述特殊因緣當了主管，卻還理直氣壯的不肯合作，而且不合作了七年之餘，還大談十年、十五年計劃，對許多人來講，已經到不可容忍的邊緣。 當時爸爸正在辦理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公共工程局來函說，政府只能補助一半，另一半必須向美援會申請貸款，但美援會堅持必須提高水費才願貸款。提高水費案提到縣議會時，馬上變成縣議員耍弄的題目。縣議會決議組成七人小組到各地水廠調查水費。旅行吃喝費用本來應由縣議會支出，卻要公用事業管理所報銷。這些費用竟然還包括到台北觀賞日本歌舞團的表演。怎麼報銷呢？ 禍起東牆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讀書，當時已經拿到美國大學獎學金，正在準備出國。那一天突然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說爸爸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用吉普車帶走。我極為驚訝，因為阿爸是最不「政治」的人，而且如果是政治事件，抓的人應該是我。我和當時讀政大政治所的謝聰敏來往密切，跟他去見過彭明敏教授，雖未直接參與，卻知道他在全國各地「擦火柴」，串連反蔣人士。而我自己也和僑生中有左派背景的人有些來往。如果不是政治事件，究竟是什麼？ 趕回新竹家裡後，才知道調查局的人到公用事業管理所搜索，沒幾分鐘就找到一堆單據，並把爸爸帶走。那時調查局(當然包括各地的調查站)還極為神秘，而這種神秘又加強了它的震懾威嚇作用。我努力找人詢問，以拼湊出事情的輪廓，但肯說話的人不多，有些甚至不敢和我見面。 拜託台北政大朋友的家長(政大有不少黨國人士的子弟)向調查局要求和阿爸見面，一時也沒有結果。 來自警總的司法黃牛 這段時間相當讓我困擾的是司法黃牛。我趕回新竹那晚，就已經有人上門招攬，其後至少應付了七批。我雖然不想用他們，卻知道不能得罪他們。這時我已經知道阿爸的事不是政治事件，如果起訴，應在新竹。這些人渣中有些人顯然真正掌握有力的特殊關係，即使不用他們，也不能激怒他們。應付他們的經驗必須找時間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出來，才能傳神。但其中兩人卻必須提一下。 這兩人自稱在警總任職。他們邀我吃飯(意即要我請客)。我想看看是否能從他們口中多問出些蛛絲馬跡，就和他們見面。見面後才知道他們有興趣的是前文所說阿爸發現的「日軍寶藏」。他們拿出當年的晚報頭條剪報，千方百計想從我口中套出阿爸究竟私藏了多少。意思是：如果和他們分享，可以保証阿爸沒事。我告訴他們，所謂寶藏其實是水管之類的建材，並不是他們所想的黃金之類，但他們顯然不相信。我不確知他們是否真是警總的人，但其中一人確實拿証件給我看，只是遮住名字。這兩人纏擾了我好幾次(有一次還多帶來一個「上級」助陣)，大概是因為沒有結果才放棄了。 制度性犯法的操控迫害手段 […]

這驚天動地的一槍，已經是發生在三十七年前的事件了。不過，我們卻覺得，這一槍的確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共和國》雜誌決定在「刺蔣案」三十七周年的這一天推出〈四二四刺蔣專輯〉，並順利連絡到該案的主角之一──鄭自才先生，對他做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專訪。

陳儀深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行刺蔣經國的主角黃文雄，2003年12月在吳三連基金會主辦的「自覺與認同」研討會發表〈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現身說法解釋他當年行動的動機、四個人自己（黃和他的妹妹晴美、妹婿鄭自財、賴文雄）籌劃執行的經過、為什麼要衝到2、3公尺的近距離開槍以及為什麼選擇棄保逃亡等，揭開許多重要的真相。不過，當時擔任世界性台獨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首任主席的蔡同榮，最近接受訪問已說明刺蔣這件事是經過組織內部商量，不是臨時起意，而鄭自財已經在替聯盟做事，黃、鄭兩人行動時使用的槍枝是陳榮成用聯盟的錢買來的（此事黃文雄並不知道）。 研究歷史事件除了需要當事人的自述或口述紀錄，最好還有檔案作為依據∕參考。茲將外交部已經解密的《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略作整理介紹，限於時間故詳論只能俟諸來日。 二、事發初期 1970年與蔣經國訪美同時，美國《新領袖》半月刊即刊登〈美國退出台灣──滿足北京要求？〉專文，提到尼克森政府已採取若干步驟，包括朝向美軍撤出台灣與台灣海峽等中共要求的方向，但美國政府顯然出於撫慰蔣，仍保持「堅定的外表」並不會率直以告。這可以作為蔣氏訪美並受到高規格接待的背景說明。 1970年美國時間4月24日接近中午時分，蔣氏一行人即將進入紐約的Hotel Plaza，32歲的黃文雄趨近開槍，被一位機警的警官出手推撞，子彈飛向蔣氏頭部上方，開第二槍時蔣氏已進入旋轉門；當一群警察蜂擁而上，一旁散發傳單的鄭自財跳進來營救，兩人遂被戴上手銬，送往警察局偵訊。第二天許多美國報紙均以頭版刊載此消息，《紐約時報》社論一方面認為這是「對本市市民的羞辱與難堪」而予以譴責，另方面討論台灣人的處境稱二十多年來受到來自大陸的政權「嚴重迫害」以及台獨訴求的一些正面描述。此外，《華盛頓明星晚報》亦稱此事件將中華民國的困境「戲劇式地暴露出來」，而且「台灣獨立將可解決北京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亦會為北京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鋪路。」 美國總統尼克森除致電蔣經國表示歉意，且透過駐台大使館向蔣介石總統致函表示歉意，檔案中附有英文版和中譯版函、電。外交部（部長魏道明）遵示代擬復電稿，奉核定後「以電報拍發駐美大使館轉致，稍後再將親簽之電文寄交該館轉遞。」處在第一線的駐紐約總領事俞國斌，稍後向外交部回報時說「台獨偽組織於（24日）當晚發表書面聲明，表示槍擊事件絕非代表該組織之行動，該組織堅決反對暴力」；「27日下午由（駐美大使館的美籍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陪同職與陸公使以正往見主辦檢察官，職復再鄭重向其表示我方反對保釋之態度。」不過，4月28日紐約刑事法庭法官決定，被控行刺的兩名被告，各以十萬美元保釋（但鄭自財因曾毆打治安人員，涉嫌妨害公務，加科保釋金壹萬美元），儘管《紐約時報》刊出一則台北消息：「憤怒的台北市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引渡」，但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且事件地點在紐約市，紐約州的刑庭具專有的司法權，不屬聯邦法院、更不屬外國法院。 三、法庭攻防與「黃鄭救援基金會」 在台獨聯盟方面，經陳隆志的老師Lasswell（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介紹，聘請芝加哥名律師Louis Kutner作為法律顧問∕辯護律師，雖然名氣很大但並不稱職，很快就把初期募得的10萬美金花光了，所以黃、鄭保釋出獄後就另找律師。據黃文雄說，最後決定的三個人都是很有進步思想的律師，其他幫忙的還有康大社會學教授Jay Schuman，他有一套篩選陪審團的方法，對辯方律師助力不小。 5月5日本案由檢察官正式向大陪審團提出，當日傳訊警方證人5人；檢察官此時的困難是對鄭自財的犯行缺乏當場目擊證人，不易確證其有同謀行為，若不能證明有兩人以上共犯，則黃文雄即不構成陰謀（conspiracy）行刺。在此之前，駐美大使館為協助檢方搜集證據，乃將台獨刊物《台灣青年》第105期所載〈今日的台灣──六月記〉一文中，所言欲暗殺蔣經國之文字一段譯為英文，請律師送交檢察官參證；此外，周書楷大使與俞國斌總領事先後電報略稱，有一位自稱Frank Tsai者於4月25日投函聯邦調查局，密告此次行刺事件係出於羅福全、周烒明及田弘茂三人之計議，但經外交部多方查詢此一Frank Tsai究係何人仍不得要領；5月12日檢方傳訊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出庭作證，陳榮成曾向聯邦調查局承認謀殺用之兩支手槍係彼購置而轉借鄭自財，應訊時說明係於4月16日送往紐約，價款係向台獨（聯盟）報銷。5月15日大陪審團以黃、鄭兩嫌犯圖謀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之罪，決定提起公訴，案由紐約最高法院刑庭受理。 關於「黃鄭救援基金會」，曾經廣泛向台灣同鄉發出〈救援黃鄭兩氏呼籲書〉，內容說到「這一次事件的發生實在是這一代台灣人共同悲劇命運的反映」，它訴諸同胞愛，並無觸及台獨理念或手段的問題，它最後說基金會成立之日，「在場十餘人共捐出一萬四千美金，並獲借款承諾幾近二十萬元，唯預計所需金額高達五十萬元，離此目標尚遠，時間亦極為迫切，因此希望各位於最短時間內慷慨捐助。」其次，5月2日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名義自賓州費城寄發之救援黃鄭「通訊信」，連同蔡同榮主席署名的英文信〈To all media: For Immediate Release, April 27, 1970〉在檔案中亦完整保留下來。 5月15日檢察官將黃、鄭二人提交紐約最高法院起訴以後，被告律師曾傳喚Wisconsin大學政治系教授Douglas Mendel出庭作證，希望針對刺蔣事件的政治背景有所說明，以強化其政治意義，但檢察官以其與本案無關為由反對之，且經法官核准檢察官之意見而作罷；被告律師又企圖傳喚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李格曼（Harold Riegelman）律師作證，詢以黃鄭在台之家屬有無被捕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向檢方施壓以維持高額之保釋金，仍因檢察官反對且法官判定反對有效而作罷。再者，被告律師要求法官減低兩人之保釋金，經檢察官反駁之後，法官宣判鄭自財之保釋金減低為9萬美元，黃文雄之保釋金則依舊是10萬元，此一宣判翌（5月26）日，鄭自財先被保釋，這9萬元係由紐約Public Service Mutual Insurance Co.出面提交法院，同時由下列數人向該公司提供抵押品：（1）蔡同榮提供的股票，（2）張燦鍙提供個人的儲蓄存款25000元，（3）黃呈嘉、沈雲夫婦以房屋抵押一萬元，（4）葉國勢以房屋抵押13500元。一個多月以後即7月8日，黃文雄亦被保釋出獄，保釋時除繳交保釋金10萬元，且因在美居留逾期，保釋後立被移民局扣押，並判決保釋金一萬元，所以多耽擱了半日多；保釋黃文雄的款項仍由上述提供鄭自財保釋金的同一家公司貸予，其抵押除原有（四部分）之外，還包括鄭妻黃晴美的銀行存款、張燦鍙本人的銀行存款以及張燦鍙之妻的銀行存款。 四、國民黨政府的對策 蔣介石的兒子──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在訪美時遇刺，是國際矚目的大事。由於美國各州司法獨立，本案完全歸紐約州管轄，中華民國政府或其代表在法庭上無任何地位，不得發言或提出主張，駐美大使館的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在紐約刑庭完成控告手續時雖兩次到庭，也只是提供檢方顧問意見的列席旁聽身分。行政院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對本案涉入甚深，曾在5月20日撰呈〈黃鄭案可能發展之研判及我方對策〉，其中說到「據我方律師估計，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可能訴訟尚未結案時已符合假釋規定，保釋出獄。」在政府對策方面，除了設法使兩犯不能保釋、協助檢方密查其他共謀之「叛逆份子」以外，對外宣傳應注意： （一） 在審判過程中避免任何可被曲解為影響美國司法獨立之舉動與言論；（故邀請「4/24救蔣之」紐約市警局探員James Ziede訪台之議宜暫緩） （二） 強調本案為單純之刑事案件； （三） 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 最後還建議：「鑒於本案最後量刑決難從重，我方似可考慮在陪審團決定有罪，而承審推事尚未判刑之前，由蔣副院長具名致函本案承辦檢察官請其對兩逆從寬議處。如此則世界輿論必加讚陽，另方面亦可使叛逆份子無以攻擊政府，且可使台胞明瞭政府原無台胞與大陸人之分。」 所謂由蔣副院長具名建議「從寬議處」的函件並沒有出現，倒是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建議並經過「審慎研究」之後，擬訂一份〈處理黃文雄暨鄭自財兩逆叛國案我政府應採態度選擇方案說帖〉，其中提出三種選擇方案：一是「採取寬容態度」，即如上述以蔣經國個人名義致函請求從輕判刑，此案之缺點是「任何縱容姑息之措施適足助長叛亂活動」；二是「採取嚴正態度」，繼續運用各種關係使黃、鄭兩逆未來之刑期能儘量達最高限度，並要求美政府設法在本案判決後或服刑期滿後，將黃逆文雄遣返，此法之優點是可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發生嚇阻作用，缺點是如處理不慎「可能引起國際人士對我之誤解」；三是「採取緘默態度」，在本案判決前後保持緘默，而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多方予以打擊，此或將使外界對政府立場諸多揣測，但實際上可收抑制叛亂活動之效果，而無損於國際間對我之觀感。由於「陸海光」會議要求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來文報行政院指示」，行政院（院長嚴家淦）遂指示「應選擇第三方案」，即一方面對本案保持緘默，一方面對台獨多方打擊。 五、餘波 黃文雄保釋後，竟獲紐約法院批准赴全美24處作政治性演說，國安局乃就此事函外交部「敬請參處」，外交部遂致電駐美大使周書楷「洽查報部」，周書楷的答覆是：「本館因法律顧問向法院力阻未果，復洽請國務院設法阻止，該院查問後復稱：依法保釋後並不能限制行動，惟需將行動報告法院，……故歉難為助等語。」 1971年5月4日法庭開始了證人作證的主要階段，當（5月3日才組成的）12人陪審團進入法庭之前，黃文雄突然承認去年大陪審團對他的指控──企圖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法庭宣布7月6日之後判決，黃文雄遂在繼續保釋之下離開；接下來針對鄭自財一連串的傳訊證人，其中任教於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堅稱，他不是受組織指示而置槍，他是為自己練習射擊之用，組織並沒有付還他買槍的錢。關於鄭自財審判案全部證人證詞共約950頁，其中鄭本人、陳榮成及賴文雄等三人的證詞佔一半，若要向法院洽購需每頁1.25元。 1971年7月6日原訂宣判之期黃、鄭二人均未到庭，延期之後二人行蹤仍然不明，總數19萬美元的保釋金乃被沒收。1972年3月外交部查知黃、鄭二人「潛往匪區」之說不確，鄭自財已在瑞典獲政治庇護並在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黃文雄行蹤成謎。1972年8月瑞典最高法院裁定並不阻止（美國政府之要求）將鄭自財引渡返美，9月4日晚上兩位美國警官護送鄭自財登機，在此之前鄭自財已絕食抗爭一段時日，身體虛弱不堪，故途經英國之際進入醫院救治，並向英國政府請求政治庇護；1972年11月26日英國初級法院仍判決交還美國，駁回政治庇護之請求，1973年4月16日英國上議院駁回鄭自財請求免於引渡之訴願案，理由是鄭自財與引渡國（美國）之間並無政治控制或統治之歧見存在，故鄭氏在美國所犯之「罪行」並無政治性質；6月14日引渡回到美國，8月8日宣判：企圖殺人處5年、私藏槍械處5年，合併執行不超過5年之有期徒刑。

陳育青 影像工作者 和自才伯相約在暗暝七時的WUFI總部會議室。信堂、維德、朝億坐在自財伯對面，他們各自準備了問題來採訪，旁聽的還有淑惠、妙子、秀珊和育青。 一個月前，我們曾相偕去登北大武山，自才伯驚人的體力和毅力教人印象深刻，當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前進在狹促的山徑，他舉步落足的沈穩、自信，讓跟從的人感到安心。我學設計，慣常留意造型色彩，暗暗讚賞自財伯的登山裝束配色十分得宜，想來是對「美」的敏銳所致。 簡單用完餐，眾人七手八腳沏茶、收拾、安排座位、設定記錄器材，空氣裡有一點點緊張的氣氛，因為接下來我們將與身臨歷史現場的自才伯再神遊一趟，也許是晚輩們離那段歷史最近的一次了。 三位主訪者的提問各有特色，維德從出身、背景、環境爬梳自才伯台灣意識的啟蒙與牢固；信堂對於訪談中的錯綜的人物關係很快理出重點；朝億資深記者的敏銳，一下就攫住關鍵的問題點。 錄音磁帶、MP3和DV影錄帶各自捲繞時間裡波動的軌跡，自才伯的神態平靜、語氣和緩，一個問題回答完，再講下一個。從極度渴望離開這苦悶島嶼的青年，一直談到極度渴望回歸這苦悶島嶼的中年。 有人說，藝術家把生命凝煉投注在作品裡，他們的創作表達了精粹的情感，無須言語解釋。自才伯陳述事件的經過往往清淡簡約，只有在提問者著意問起時，他才談些感受和情緒。我們的筆尖在紙張上匆匆划寫，心裡是驚濤浪，「事件」可能結束於某一個時間點，槍響已遠，影響猶在，不知道相同的問題，自才伯回答了多少次 ？ 眼前浮現自才伯的畫作。纏綿縈繞的思鄉之情化為帶有童趣的線條、幾何、色塊；驚心動魄的街頭抗爭，大多數人熟悉的是1／60秒搶拍的瞬間，而他選擇用油畫這樣需要時間堆疊、等待乾燥的媒材，一筆一筆的重構。訪談中，自財伯提起他編輯過的幾本雜誌例如英文刊物《獨立台灣》──-雖然我看到的資料照片，封面給遮去了一半，那舒朗的字體選用仍傳達出很有空間感、建築設計味道的編排。一直以來，社會運動的宣傳品並不首重美感，於是這幾份文件顯得很別緻。有種平衡是：智慧、勇氣、對人和環境的感受性豐富，又表達得節制理性。 三個小時的採訪將近尾聲，欲在這麼短的時間閱歷自才伯的一生委實太嚴苛，還有好多問題、好奇…相約再去山上走走。自才伯5月26日要在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台灣文創館辦畫展，咱作伙去高雄！

編輯室 雖然經過了37年，但是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事件」對於台灣政治發展之影響的相關研究還是嫌太少。首先，1970年事件發生後，台獨聯盟對外聲明此一暗殺事件與組織無關。再加上二位當事人在事件發生過後不久就棄保逃亡，導致整個事件所產生的政治漣漪，一直欠缺當事人的第一手說明，除了對於海外獨派團體內部產生一定之激盪外，對於島內黨外運動的影響，其實直接的影響有限。其次，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刺蔣案固然對於蔣經國個人衝擊甚大，但是國民黨政權也有意無意藉由此一事件詮釋其「催台青」政策的發端，進一步暗示蔣經國乃是一個寬容大量、願意進行自我反省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說，刺客本身是怎麼想的，而被刺殺的對象本身又是怎麼回應的，以及環繞在刺客、被刺殺者周遭的組織及團體又是怎麼因應的，這種多元、甚至對立的歷史觀點，對於還原及評價整個歷史事件極具重要性。 本期的《共和國》雜誌所規劃的「424刺蔣案」專題，即是有意彌補這兩個缺憾。希望透過鄭自才、黃文雄兩人的專訪還原37年前刺蔣案的歷史原貌，讓歷史回歸歷史。可惜的是，訪問當晚，黃文雄因為要照顧其生病的父親，所以，我們只訪問到鄭自才一個人。雖然，鄭先生的口述相當精彩，對於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確實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資料，不過，當然還是有遺珠之憾。《共和國》雜誌還是希望往後有機會可以進一步再訪問黃文雄等人。 此外，本專輯的另外一篇文章，則是由我們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所撰寫的。透過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這篇文章提供了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刺蔣案」對於國民黨政權的衝擊及其所採取的對策。而從解密文件中也可以看得到，國民黨在了解到「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後，一方面暗中施壓，「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外，另一方面則保持緘默，但也要「對台獨多方打擊」的作法。 最後，我們也轉載了兩篇分別由李筱峰和邱斐顯所寫的文章，前一篇探討「刺蔣案」的歷史意義，後一篇則著重於和黃文雄相關的事蹟，以彌補我們沒能親身訪問到黃先生的遺憾。

酥餅 或許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默默無名的部落客偶而上網，發現一個跨國大企業所做不公不義的事，決定寫好抗議信並把這件事披露在部落格上，沒想到不用多久的時間，參與抗議的部落格四處湧現，到處串連，抗議聲響徹雲霄，到最後，渺小的部落客們英勇的扳倒邪惡又巨大的跨國企業，小蝦米在電腦螢幕前輕輕鬆鬆的敲敲鍵盤，透過網路與部落格，戰勝了大鯨魚。 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可惜卻不完全是個真實的故事，我把它稱為夢想，一個有關部落格的夢想。 現實是，全世界每天出現成千上萬新成立的部落格，也有許許多多的議題在網路上串連，但是真的因此改變了世界的部落格與議題仍舊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不可否認的，部落格平台的出現，降低了成立個人網站的技術門檻，許多人因此由資訊的消費者成為提供者，但是當越來越多人都會使用部落格發表言論時，每個人言論的份量也隨之減小，很快的你我的部落格就這麼淹沒在許多其他的部落格之中。 夢想不能脫離現實，現實世界裡也不能沒有夢想，重要的是認清夢想與現實間的差距，並找出由現實走向夢想的可能路徑與方向。 部落格能不能實現「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要先討論什麼叫做「公民媒體」，以及什麼是公民媒體的夢想。公民媒體顧名思義就是由公民或是一般大眾所參與，發揮類似媒體報導功用的組合體。而公民媒體報導的內容則被稱之為公民新聞（Civil Journalism）或是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根據美國學者波曼（Shayne Bowman）和威利斯（Chris Willis）的研究，公民新聞與傳統新聞最大的不同有兩點，第一，傳統新聞採取的是先篩選再報導，報社的主管每天早上先開會選定報導題材（News Idea）再派記者出去完成報導，但是公民新聞運作的方法則是先報導再篩選，每天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部落格主撰寫新文章，之後透過互相推薦、聯播、書籤分享等機制將特定的文章篩選出來。 第二個不同點則是傳統新聞是由一群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以由上而下的方式製作產生，而公民新聞則大多是由一群沒有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一般人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串連形成議論。這兩個主要的不同點讓公民新聞有許多令人期待的夢想，與叫人擔憂的現實。 首先，公民新聞產生的方法無疑是民主的具體表現，沒有人扮演老大哥與守門員的角色，人人都有權參與，人人也都平等競爭，另外，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報導的內容與觀點勢必多元，這兩點都讓人們對於公民新聞與媒體有能力型塑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很深的期待與夢想。 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內容難免參差不齊，比較悲觀的人甚至認為，網路上流傳的謠言遠比事實多，再加上一般人並不像專業記者有充分的時間、能力、與資源進行查證，在網路或是部落格圈風行一時的串連，人云亦云的參與者也不少，最後，不可否認地，傳統媒體在公民新聞篩選的過程中，不管是對議題設定、曝光率或是價值判斷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對公民新聞抱有夢想時不可抹滅的現實。 在認清公民媒體與新聞的本質、夢想、與現實後，我們可以來討論部落格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中，透過網路社會運動，實踐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部落格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的應用（Application），它擁有所有網際網路的優點，包括低成本、即時性、與連結性，在大學時期我曾經參與反核運動，在那個時代，發展經濟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想法，為了推廣反核理念，我們募款製作反核戰報，製作費錢費時不說，一次只能印製幾百份，要把這幾百份戰報發送出去也是個大工程，但是在部落格時代，戰報製作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大幅降低，也很容易透過網路發送戰報與連結志同道合的伙伴，發送的份數也不受限制，但是即便是如此，部落格終究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不論是在實體社會或是在網路上，都有類似的要件。 首先，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有正當性，以發生在我自己部落格上的抗議Google將台灣稱為中國的一省（http://blog.roodo.com/subing/archives/519476.html）的正名運動為例，運動的正當性就在於「事實」，台灣的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台灣有自己的政府、土地與人民，選舉自己的總統、有自己的貨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運動的訴求要能引起共鳴，有人說英雄造時勢，我倒是比較相信時勢造英雄，Google正名運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許多網路使用者無法忍受每天使用的Google出現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因此，不需要大量的說服就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第三，要有清楚的目標，Google正名運動的目標很具體的要求Google稱台灣為台灣，移除中國一省的字樣。這樣的訴求，在活動開始後的第三天就得到Google的正面回應。但是不到一天的時間，某一方面的壓力馬上迫使Google又改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所幸在持續抗議與各方幫忙後，最後Google決定取消一切地圖旁的文字敘述，迴避稱台灣為台灣或是中國一省的問題，雖然結果與當初設定的目標不盡相同，但是最起碼Google的網站上不再有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這樣的結果大多數的參與者也表示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第四，要有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雖然我的部落格因為Google正名而受到許多注目，但是我要趁這個機會澄清，這個運動並不是我發起的，我真正的貢獻，應該就是將整個活動化為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 當初是網友暴貓先通報我Google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這件事，之後我發現在妙子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lifeshot）已經發起抗議活動，於是我改寫妙子部落格的抗議信，將整個抗議方式整理成簡單的三個步驟，降低參與抗議活動的技術門檻，讓更多人參與。 第五，要結合一切力量，在網路虛幻世界中的串連要是不能落實到現實世界，再偉大的夢想仍舊只是夢想，Google正名活動雖然始於部落格串連，但是在主要網站如南方快報（http://www.news100.com.tw）的加入後引起電視媒體的注意加以報導，最後立法委員質詢，外交部官員出面交涉，就連在舊金山地區的台僑都自動自發到Google的公司外示威抗議，就是這一連串在實體世界的實際行動，才真正改變一個跨國大企業的不當行為，絕對不是在電腦螢幕前敲敲鍵盤這麼簡單而已。 最後、要認清運動的成功絕非一人一己之力，所以平常就要發展經營，培養動員能量，部落格的即時性讓部落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報導與發佈消息，但是網友與串連網路的建立，仍舊是一步一腳印，長期耕耘的結果。部落格想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平台，首先要有能力成為一個動員的平台，集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平常就要有互動與對話，這樣當議題發酵的時候，才能真正發揮力量。 在Google正名成功後，我的部落格運用類似的原則與方法，陸續完成抗議WHO將台灣列為禽流感疫區、全球外來種資料庫正名、228全球接力秀台灣、中研院網站正名、與NOKIA網站正名等活動。 雖然部落格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但是只要有一顆熱切的心，一個值得實現的理想，一部具體的計畫與腳踏實地的經營，部落格無疑將成為在現實的土地中栽種夢想的耕耘機，也是實踐公民媒體夢想，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最有力的工具。 本文原載《聯合報》，2007/2/1。

林朝億 媒體工作者 2002年4月2日，《中時晚報》在頭版和三版，大篇幅刊載南非《華僑新聞報》的一則發現「華工支持革命，捐助三箱金條」新聞。但是第一時間踢爆這條假新聞的，卻不是其他跟起來瞎起鬨的電子媒體，而是一群由網友自動自發組成的「與媒體對抗」網站。當時立刻有網友第一時間連線到南非《華僑新聞報》網站查證，發現這是一條愚人節當天娛樂讀者的假新聞，豈料台灣的報紙居然以整整理二個版面，加上一堆不知所吟的「斑斑血淚當年華工受盡欺凌」文章報導此事。 這不是這個網站第一次踢爆台灣媒體新聞造假的案例。因為事後證明，只要有些疑似假新聞出現，就會有網友主動提出質疑、查證，甚至進一步發現為假。事實上，從它的名字最早是「與媒體對抗」到現在的「與媒體對抗」，就可以知道這個網站的成立主要是反映出讀者、或是泛綠的支持者對於當今媒體亂象的不滿所致。 八掌溪事件 2000年7月22日嘉義縣發生的八掌溪事件，部分媒體過度報導與炒作新聞，尤其不斷重複受難者的鏡頭，刺激了「與媒體對抗」網站的成立。當時許多在外獨會討論版的網友如LKK就指出，「中國大舜號（1999年發生的船難）死亡了幾百人，救援船七小時才到，獲得褒揚；臺灣死亡四人直昇機就慢了半小時，高層副院長之下，署長全部換，還被叫做棄車保帥，斷尾求生。混蛋的宋狗媒體」；「宋當省長，新竹尖石沖水九個人也是等不到救援，死掉。省府誰下台了？」 很快的，這股「反制大媒體！還台灣真面貌！！」的民氣集結起來，2000年8月他們立刻在「台灣茶黨」網站上成立了與「與媒體對幹」討論版。筆名路犁的站長是個深綠的支持者，90年代還曾在地下電台主持過節目。 他在回顧與「媒體對抗」的成立過程時指出，一個事件發生後，訊息的選擇相當重要，可以從負面或是正面報導切入。而民主化後的台灣，媒體的操作並沒有多大改變，思維方式還是不脫過去那種醜化民主人士的方式。只不過更細膩罷了。 由於這個網站，平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掛載網站上。甚至只要有跟台灣相關的外電新聞出現，就會有「外電組的志工」將它翻譯成中文，甚至還去電跟一些國外智庫專欄作家取得翻譯版權許可。有時候，熱門的討論議題，點閱率還可以破萬以上。這在台灣而言，除了色情、交友、電腦議題網站外，還是相當罕見的。這樣的規模，當然會有人質疑背後是不是有民進黨或是特定勢力出資呢？ 第一個公開捲入這個質疑風波就是名嘴劉寶傑。他在2005年11月14日的「火線雙嬌」節目講了一段話說，「民進黨雖然執政，可是他一直覺得他們在媒體這邊是弱勢，那所以他們其實成立了很多網站，你也知道說有所謂的什麼媒體對抗的網站…」。這段談話，立刻引起了網友的批評。有的立刻展開側錄，有的把這段談話逐字逐句的打下來，有的呼籲提告，然後，有人開始呼籲捐款。 隨後，劉寶傑則在回應媒抗管理者claireCLAIRE說，「對於我自己言語不夠精準之處，感到抱歉，我再次重申我無意說媒抗是由民進黨出資成立，我會在下次參加雙嬌錄影時，利用時間說明，這樣做，只是表達我個人負責任的態度，至於媒抗要如何處理，我表示尊重」。 雖然整個風波以劉寶傑在隔週的「火線雙嬌」錄影時公開澄清落幕；不過，這個事件相當有趣，值得關心公民如何透過網路進行運動的人注意：一、如果民事求償告訴真的提出，法院是可以接受未登記為法人的團體提出告訴？二、告訴如果是以自然人身份名義提出，因為網友多數是以匿名或筆名方式在網站上發言，屆時網友如何主張自己的名譽已經受損呢？三、網友雖是自動自發上網的，但是在跟劉寶傑對話時、甚至準備提出告訴前的準備動作，都在網站上公開公告相關步驟與想法，這種組織與紀律其實跟實體的公民團體相較，毫不遜色。四、這也是國內少數幾個案例，透過網際網路方式逼迫媒體或是媒體從業者選擇在同一個版面或是節目以相同篇幅公開道歉的。 匿名的網路文化 談到網際網路的「匿名」議題，媒抗站長路犁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他行事相當低調，偶而會跟部分媒體記者私下約見面。但是都不願意透露他的本名。除了公共電視在拍攝「回首台灣報業」影片時曾經露過臉外，他從來沒有意願在公開場合拋頭露臉。 談到為何要「隱姓埋名」，路犁說，因為他自己有些業務跟台北市政府有往來。不想，因此受到影響。同樣的，近年來許多泛綠的大型群眾活動，媒抗網友也都會發起「網聚」，主動動員報名參加。有趣的，這樣的「網聚」活動後，post上來的照片，也都大部分在網友臉部打上馬賽克。形成了一種，私下你會知道我是誰，我會知道你是誰，但是公開場合上我們都不會說破的網路文化。 至於媒抗的出資者是誰？路犁說，就是他自己和一小部分朋友罷了。媒抗的主機架設在他家裡，拉一條寬頻網路。偶而會有警察上門。花的錢不多，比起過去他常常晚上出去找朋友喝酒聊天而言，他跟他太太說，錢是沒有省下來，但是因為要管理網站，所以留在家裡的時間還比較多。

ANDRES LEO 夜雨失眠，寫三闋台語詩助酒…詩裡行間遣意舒懷，就麼隨雨滴瀝，諸款念想紛情盡皆落地流散吧。 清明 雨落未清心難平 Ho lok boe chheng sim nan pheng 事情親情擾凡性 Su-cheng chhin-cheng jiao hoan seng 行步沈重… KiaN bo tim-tang… 若海親岸起水湧 Na hai chhin hoaN khi chui eng 夜思人生得意時 Ia su jin-seng tit-i si 雨來即時澆夢醒 Ho lai kip-si ak mang chhiN 斟酒擱飲… Thin jiu kok jim… 明日猶是甘願癡 Mi-jit iu-si kam-goan chhi 隨人公媽隨人拜 Sh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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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聰德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台灣教授協會」（以下簡稱台教會）英文名稱為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TAUP），係由一群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大學教授，於1990年12月成立，以「結合學術界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之專業人士，以促進政治民主、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經濟公平、文化提昇、環境保護、世界和平」為宗旨，1995年進一步將消極的「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修正為積極的「致力實踐台灣獨立建國」。 台教會創始會員有83人，以後逐年增加，最多時曾超過400人，會員完全是本著知識份子的良心，關心社會、關心台灣前途而結合。台教會會員依專長和興趣分成人文、法政、社經、科技和環保五個學術分組，科技組設兩位召集人，其他各組各設一位召集人；也依地域分台北、桃竹、中部及南部四地區，各設一位召集人；會員大會為最高主權機構，其下設執行委員會，由會長、副會長、六位學術分組召集人、四位地區召集人、另由會長指定一位秘書長及兩位副秘書長所組成。會長、副會長和所有召集人皆由會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台教會設有秘書處，由專職人員、幹事及義工協助處理行政事務。 凡具備大學教師資格或研究機構相當職位者得申請加入台教會，新會員入會時，須取得會員五人以上介紹。創會之初，可能為了防止惡意人士滲透，會員入會之審查及程序相當嚴格費時。今年（2007年）的執行委員會已決議簡化程序，將提請會員大會認可通過。之後，應該可以吸引較多的年輕教授和研究專業者入會。 為實現其宗旨，台教會不僅舉辦學術性活動、發表政論性文章與白皮書，更積極地參與推動民主化、社會改造及正名制憲。台教會第十四屆（2004年）的會長王塗發教授在2004年11月6日的《自由時報》發表「台灣教授協會14歲了」一文，其中詳細列出台教會的許多重要活動，為達完整性，此處一併將2005和2006年較具代表性的活動也附加於後： 在主辦研討會方面 1991年的「台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1992年「國土規劃學術研討會」、1993年「媒體改造與自由民主研討會」和「體檢小學教科書研討會」、1994年「集會遊行法修正研討會」和「台灣憲草研討會」、1995年「海岸地區保護研討會」、1996年「族群政治與政策關係研討會」、1997年「公投入憲研討會」和「地方自治與國家發展研討會」、1999年「海內外台灣人國是會議」、2000年「中國文化在台灣檢討會」、2001年「大學教育之台灣主體性學術研討會」、2002年「台灣獨立理論與歷史研討會」、2003年「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學術研討會」、2004年「民間制憲論壇會議」、2005年「台灣媒體生態」座談會、「台灣國民主體文化的追尋」座談會、「從當前政局展望台灣憲政遠景」座談會及「台灣與西洋國家觀」研討會、2006年「外來劇與本國藝人權益」座談會、「轉型期正義」座談會及「 2006 台灣政情觀察期中報告」發表會。 在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或白皮書方面 1993年的「兩國兩制、和平共存」白皮書、1996年「反對中國侵略台灣的嚴正聲明」、1998年「反對強權侵害台灣主權宣言」、1999年「廢除國統會」記者會和「九九修憲還有什麼戲唱？」政情評論記者會、2000年「掃除黑金與民主法治」政情評論記者會、2001年「全民公投、立委減半」記者會、2002年「對親中媒體亂台的嚴正聲明」、2003年「公民投票民意調查發表」記者會、2004年「國會改革、立委減半」記者會和「守護台灣民主國際記者會」等、2005年發表「自由台灣世紀宣言」、「晶圓西進」記者會、「呼籲扁政府勿在WTO喪權辱國」記者會、「台大‧師大校長遴選與資格問題」記者會、「面對國家迫切危機──批判國親中國熱與政府公權力淪喪」記者會等、2006年評論「國共經貿論壇」記者會和「馬英九評論及張正修新書發表會」記者會。 在推動民主運動、舉辦遊行方面 1991年發起「一○○行動聯盟」並推動廢除刑法第一○○條、1992年發起「退報（聯合報）救台灣運動」、「廢國大、反獨裁」大遊行和「總統直接民選」大遊行、1994年推動「台灣人覺醒運動」、1995年舉辦「馬關條約一○○年，告別中國」大遊行和「媒體全面改造，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1996年發起「三一六反統一」大遊行、1997年主辦「二二八50週年追思夜省燭光遊行」、發起「公投入憲立法推動聯盟」、1998年舉辦「關切柯江會談，決志保台建國」大遊行、「台南市台灣前途公投」大遊行、1999年主辦「四一○公投救台灣」大遊行、參與「反黑金廢國大」大遊行、2001年舉辦「立委減半、黨產入庫」大遊行、2002年主辦「八吋晶圓延緩開放，根留台灣減少失業」大遊行、2004年發起「萬人牽手圍繞立法院」以推動「國會改革、立委減半」、2005年發起「228自由台灣全球行動」、響應326「民主和平護台灣」大遊行、2006年「318護民主反併吞」大遊行。 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不少台教會的領導成員被吸納入執政團隊，這些活躍份子無法再參與帶動會務，加上許多成員對本土政權的高度期待，甚至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台教會因此必須重新摸索定位自己。從2000年到2006年底，台灣人對本土政權的心情從先前的熱烈期許，轉為失望困窘，終又激發出人民自救的積極情緒。從執政團隊退下來的蔡丁貴教授，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爭取成為2007年的會長，確立回歸實踐台灣獨立建國的核心運動思維。 台教會的成員主要是服務於學研界的專業人士，不但學有專精，而且願意放下教授的身段走上街頭，以實際的行動來愛台灣。也因此，台教會受到社會的重視與尊敬，它在台灣建國運動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本身具有論述公共議題、傳播建國理念的能量，可以和民進黨執政團隊溝通，可以和島外台灣人團體連繫，可以在校園鼓吹學生運動，還可以和本土草根性的組織合作發動抗爭行動。台教會義不容辭可以為建國運動擔當有效的宣傳、溝通、協調的角色。 在蔡丁貴教授的領導下，台教會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開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雙方正在進行規劃「台灣民眾大學」，希望以這兩個團體成員共同的專長，直接參與貢獻台灣社會，發揮影響力。前不久，雙方也合作推動台灣共同旗幟，會同島內外主要台灣人團體，成功地達成共識：以「世界台灣人大會」所設計的旗幟為共同旗幟。此後，將鼓勵島內外台灣人團體和個人在代表或象徵台灣國家的場合，能夠廣為使用這個共同旗幟，來展現台灣和台灣人建國的決心。台教會也積極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及「908台灣國運動」合作推動群眾運動。台教會相信厚植草根性的組織是實踐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非常重要的工作，更願意和認同獨立建國理念的團體共同打拼。

詹文睿 留法巴黎第二大學法律系學生 本週二（2007年4月），有關中國外交政策及人權方面的表現，成為法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議題！在一場以關心蘇丹 – 達佛為主軸的聚會中，與會的多位法國總統候選人，一致的批判，過去的四年中，蘇丹政權屠殺了達佛地區超過二十萬人的事實，並且嚴厲的譴責了蘇丹政權背後的金主，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內媒體普遍不關心國際大事的情況下，國人或許不清楚蘇丹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夥伴關係，所以無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丹二十萬人被屠殺的關係，不過稍微清楚區域情勢的人，都知道，蘇丹每年所產生的石油，有三分之二都輸出前往中國，而換來的除了金錢，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的軍事裝備和國際上的支持！這樣的夥伴關係直接了引發了兩件值得國人思考的事情。 第一件，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達佛屠殺事件乃「蘇丹內政問題，外國不應干涉他人內政為由」，迴避各國的外交壓力，更不曾在國際場合上，譴責蘇丹嚴重忽視達佛人的生存基本權！這樣的態度，換個地區，不正和中國對台政策，不謀而合嗎？對中國來說，這些都是內政問題，那麼國人是不是該認真的思考，哪一天中國真的打算來 「 關心」我國時，我們會受到何等的待遇？ 第二件，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袒護邪惡的友邦，直接以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身分否決了聯合國對蘇丹的懲罰決議。這樣的做法除了間接的幫助蘇丹政權繼續進行國內的屠殺，更再次的指出聯合國制度的嚴重弱點，以及生命及人權在中國領導人眼中是多麼的卑賤與沒有價值的事實。這樣的國家眼裡，除了金錢與勢力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嗎？ 遠在台灣的國人，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屠殺，在國際上，引起了多麼大的震撼，也因為有了盧安達十三年前的一次種族滅絕屠殺案例，所以這個議題，正式的進入了法國總統大選的政治議題，以及民間普遍的關心與討論！回到法國，本週二，出席聚會的多位總統候選人中，以第三勢力的貝魯先生(Francois Bayrou) 和左派候選人華雅夫人(Segolene Royale) 火力最為猛烈！第三勢力的貝魯先生指出，如果這場屠殺不停止的話，法國應拒絕出席2008年的北京奧運，而華雅夫人也明確的提醒了國際社會，如果不在此時對中國施壓，國際將失去一個促使中國面對人權問題的最好機會！當然出席的眾多意見領袖們也沒有讓候選人成為唯一的焦點。如著名的哲學家Bernard Henri Levy 就在會議中，提出了抵制參與北京奧運的五個理由 : ㄧ、人權問題。 二、台灣及西藏問題，中國普遍的亞洲地區性或者國際問題之態度及侵略性格。 三、非人性的運動員訓練方式，傳承過去東德及蘇聯的惡例，違反奧運精神。 四、國際奧委會對中國的現狀不聞不問，形同支持專制政權的問題，也違反了奧運精神。 五、中國人民普遍缺乏物質，但政府卻忽視其需要，不斷的增加軍備，並大量的砸下相當於兩兆台幣的經費來，建造一個巨型的，虛假的面具，以向世界炫耀、洗腦的假奧運。 看到這樣的論述，筆者不得不佩服法國的民主，也實在是對國內，同樣在參選總統的政治人物感到不可思議和失望。對泛綠的候選人們，筆者要提醒，你們沒有國際觀的論述，也對你們不夠關心國際事務的事實提出抗議，更要求你們表態，面對2008年如果當選總統，是否有像法國政治人物一般的勇氣，抵制且拒絕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所舉辦的奧運？！ 對泛藍的候選人們，除了同樣的譴責外，筆者知道你們並不愚蠢，但是嚴重的是你們不願意去承認自己在走錯的路，所以希望你們由這件事情，提起勇氣張開眼睛，接受所謂祖國，中國的真面目，別再繼續做不利於台灣人民的終極統一惡夢。更別再以一慣的，誇張的，消極的，不符合比例的方式來回應，人民對你們的建議與期待！最後也同樣的要求你們表態，面對2008年如果當選總統，是否有良心，抵制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所舉辦的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