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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七日、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博士與世長辭。突然接此訃報讓我全身顫抖，無以名狀的喪失感充滿了整個空間，讓我無所適從。 如沒有黃昭堂先生等前輩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民主與自由，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不只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行動都被嚴格管制。當時就是有如黃昭堂先生的鬥士們犧牲奮鬥才有今日的台灣。 一九六○年、我的父親王育德與五名年輕人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如沒有黃昭堂的存在，此組織與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就無法持續到現在。 黃昭堂先生敏銳的頭腦、寬大的胸襟、幽默又開朗的個性，如大家長的領導風格讓大家能團結一致，也像一盞明燈讓大家在困難中保持著希望。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是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六○年代的當時要打倒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國民黨政府的野蠻統治，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即或如此，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卻日漸成長深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對台灣的民主化更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執政下，台灣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蛻化為民主主義的社會。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成最終的目標。一個多月前，來日本視察的黃昭堂先生與我們再度確認了建國運動的目標。 黃主席堅持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是「基於多數台灣人的意志建國，建立一個名為『台灣』，並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新國家」。 這卻成了黃主席的遺言。為了不辜負黃主席一生為台灣的奉獻，我們只有秉承此遺志繼續奮鬥。 （作者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許世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代行主席 黃昭堂主席，與你認識實在很久了，至少有56年。當時我與林二創辦台灣大學管弦樂團，能拉小提琴的找來找去，在校內才找到一男一女，其中男的就是黃昭堂主席。人不夠，還對當年的師範學院借許\常惠、李淑德兩位。可見黃昭堂主席的愛好音樂，是年輕以來的興趣。 1959年底我去日本留學，遇著早我一年去的黃昭堂主席，他當時和一群台南一中的畢業生與他們以前的老師王育德先生，正在籌劃發行批判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雜誌。我經過他的紹介認識王育德先生，加入「台灣青年社」，就是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 雜誌印出來以後需要貼上地址紙條發送，黃昭堂主席負責印地址紙條，他印了25份。當時『台灣青年』雜誌是兩個月發行一次的雙月刊，25份地址紙條可以寄50個月，就是4年多，當場還年輕氣銳的會員就有人批評：你認為國民黨政權會存在多久？你想要做獨立運動做多久？結果，其實我們30幾年後才能回到台灣來，而且現在台灣還未完全獨立建國。 開始發行雜誌時，除了王育德先生以外都用筆名，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提案將雜誌內容著重於台灣的民主化，筆者都用真名。經過一番激烈討論，遂決定著重於台灣獨立，仍用筆名。這是一次使成員對台灣獨立意識更清楚的討論。黃昭堂主席一直用黃有仁的筆名，這是他過逝大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大哥所採用的，可見他的情深。 1964年2月，我們都還是學生，在東京Hotel Okura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訴求台灣獨立，出乎意外地有100多個日本內外記者出席。我記得有記者質詢時說：你們講的都是對，我們也贊成，問題在於你們手無寸鐵，而你們兩方的敵人中共和國民黨都有軍隊、金錢等，你們要以什麼方法戰勝他們？我記得黃昭堂主席和我們的綜合回答是，「力量是正義」、「勝者為王」，這確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是歷史上「正義就是力量」的成功\例子也多的是。果然到現在，台灣人民主化、掌握政權的經驗都有了，目前又迫近掌握政權的機會來臨。 1992年我們回到開始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致力於台灣獨立的普遍化。黃昭堂主席奮身奉獻，亦在此次總統選舉，於所有團體中率先正式表明支持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為候選人，一貫為此努力，這是他近期目標的遺志。 但是主席近來身體不適，遂於11月17日永眠。可惜不見目標實現而去世，但願留下來的我們，得為此努力，更為實現他一生心願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努力。 2011年12月3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境：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 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與國家的建構（ state-making) 。 平心而論，台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 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裏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 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 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trans-ethnic Taiwanese identity ）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 fatherland ），也就是依據住民的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老仙」從事台獨運動四十多年，不認同「中華民國」是必然的，但他並不排斥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積極支持蔡英文，對蔡英文說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也不排斥。他不能接受因「絕對台獨」與「相對台獨」的衝突而讓「統派」坐收漁翁之利，才出現「絕對台獨」代表人物包容「相對台獨」的畫面。

我與昭堂主席不是很熟稔，但幾次的近身接觸，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幽默、非常純真、非常自然的長者，跟他在一起，只有「如沐春風」四個字可以形容，其間感受最深刻的，當然是他那堅定的台獨立場與不移的信念，這樣的精神徹徹底底地感召了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既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貧乏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貧乏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貧乏得只看到2012年，國際視野，更是貧乏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但是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它吧！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ECFA而言，執政的國民黨，說盡好話；在野的民進黨，盡說壞話。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利弊得失，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一九九Ο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乃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一九八七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愛爾蘭轉變值得我們省思，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學習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 大家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60年，既有過去的共同歷史，也有未來的共同利益，甚至共同體意識也已經形成了。因此，要解決目前困境，其實並不難，只要釐清幾個基本觀念，調整我們的態度，就能夠逐步培養優質的民主素養，進一步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 […]

做為一個總統候選人，我們最關心的是，她或他要將台灣帶往那裡？綜合以上議論，是在國際社會建立、並維持一個安定的新而獨立的新生國家，如此即她或他必須思考制定新憲法。筆者認為制憲與「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推進台日美實質上同盟關係、以及台、中關係國際化，來源都出自同一個基本思想，所以可以互 動並進，調整它們成為一個國家的大方向。

我們需要一個具有深刻國際觀，能在變化不息的國際政治中領航台灣於安全的總統。這是她或他的最優先責任，而也適合現今台灣中央政治分擔的原則，即總統較直接負責外交、國防；其他即交由行政院長處理。

民進黨乃是台灣人民實現理想之所託的本土政黨，不應仿效中國國民黨基於權力分贓的搭配方式。民進黨的副總統人選，應由出線的總統提名人以理念、互補、備位等考量因素自行挑選，不宜由他人充當喬太守來亂點鴛鴦譜。

侯榮邦 譯 寫於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會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台灣建國烈士在自由出版社被警隊包圍下，自己澆了汽油浴火壯烈自決。不覺中很快地已過了21年，如今想起來彷彿最近發生的事。 觀諸台灣獨立運動遭遇挫折的現狀。在這時深深感到若鄭南榕還存在的話…。他是言論自由的鬥士，同時也是站在大眾運動先鋒奮鬥的組織活動家。鄭南榕以兼備爭取言論與群眾運動的鬥爭，一一打破禁忌，實現了被認為不可能的壯舉。 1986年5月19日，鄭南榕在台北龍山寺號召約500人的民主化運動的活動家決定舉辦要求蔣政權解除戒嚴令的群眾運動。 他們被將近2000人的警察部長團團包圍，但為支援鄭南榕等人四周圍來更多的大眾。這是為反對戒嚴令的首次群眾運動，但也是黨禁狀況下為成立民主進步黨的前哨戰。鄭南榕等號稱該運動為綠色行動。誠如大家所知，後來的民進黨是象徵綠色的黨。2禮拜後鄭南榕被補入獄，坐牢8個月。他在繫獄期間，民進黨成立，鄭南榕在獄中日記寫著「台灣的政治問題若未解決，早出獄、晚出獄並無多大的差別，台灣只不過是一個龐大的監獄」。 1987年1月24日，鄭南榕被釋放，很快的於2月4日開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運動」。後來2月28日成為國家的和平紀念日，二二八事件中國國民黨屠殺3萬的台灣人，反而是鄭南榕卻想將其做為台灣人與在台的中國人和解的原點。他認為欲建設台灣成為和平民主的國家，須要大戰後與蔣介石占領軍一起從中國來台灣的人認為自己已成為台灣人、而與本來的台灣人攜手合作始得完成。鄭南榕的父親早在日本統治時代就從中國來到台灣，所以鄭南榕的身分證明書是「外省籍」即中國人。但是鄭南榕主張「自己是100%台灣人」，並於4月18日在數千人群眾的面前明言「我是台灣獨立的主張者」。當時只要主張台灣獨立在法定上即觸犯叛亂罪，所以鄭南榕是在台灣最早公然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物。鄭南榕發起「以和平的手段創造台灣為新國家」的運動，之後自11月16日起費時40日步行台灣一周訴求台灣獨立。 鄭南榕於1988年12月9日，在其發行的『自由時代』刊載當時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許\世楷博士起草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翌年1月10日台灣高等檢察處以叛亂罪嫌命鄭南榕出庭。他拒絕出庭，並從1月27日起以自由時代社為籠城。鄭南榕在籠城中曾經留下遺書，在他死後出版的『自由時代』之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專刊上以「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為題發表，其中有以下的記載。 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 台灣人與從中國來的人們之間有難於解決的遺恨。 但是，無論如何此遺恨非化解不可。 若不建立台灣國，台灣無法達成真正的民主化。 台灣須以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 必須依據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獨立。 這是我們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者還被禁止前往台灣的時代的事情，1988年7月20日鄭南榕先生首次來到日本，並訪問我，因此他的壯烈自決對我來說是件難於言表的衝擊。我認真思考他為何不選擇獄中鬥爭，而決心自決。詳細的情節請看載以「鄭南榕啊！您化為神。他啟示了解救人類之道」為題發表於『台灣青年』的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特集，若僅要舉出一點的話，我認為也許鄭南榕是為了化解台灣人與從中國來的人之間的畛域。當時，中國系的人的反應，只要聽到台灣獨立就是無條件表示拒絕，相信絕對非與中國統一不可。我認為在鄭南榕的思考中以為這是無法以言論與群眾運動來解決的。中國系的人口約占台灣人口的13%，現在希望「統一」的人已降到4%以下。 鄭南榕自決時，逢蔣經國死後由副總統李登輝繼承總統，惟實權被中國來的國民黨實力者所掌握，故被稱為「傀儡總統」。但是，由於鄭南榕的自決，要求民主化的群眾運動從而極為盛行，甚至未曾參與政治運動的大學生為要求民主化而展開絕食抗議活動。以此種群眾運動的力量為背景，使李登輝總統能夠急速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實現台灣獨立建國的方法 1986年9月28日，不畏國民黨的打壓所舉行的民進黨成立大會中通過民進黨行動綱領草案，首先揭載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人民自決的權利】的第一項「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的權利。基於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上的地位，自由追其經濟上、社會上以及文化上的發展」。11月10日第一次召開的民進黨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的民主進步黨基本綱領，也採納此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第一項。 但是中華民國的國名尚且未有變更，現在的民進黨卻稱「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而主張「維持現狀」。民進黨已經忘記初衷。鄭南榕在「遺書」中記載「建立台灣國，使台灣以一個獨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國家，豈能稱為主權獨立國家。國際社會只承認一個中國(CHINA)。過去有不少國家的領袖說「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若變更為台灣國，即能夠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 民進黨雖然取得政權執政8年，卻對中華民國不能變更為台灣國的原因做頗多辯解。例如，由於立法院被國民黨多數所控制所以無法做到。又若變更國名為台灣，中國威脅要以武力攻擊台灣。美國也反對台灣改變現狀所以有困難。藉口太多，影響所及，大多數台灣人也只好支持「維持現狀」。但是台灣人沒有理由認為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的現狀是無所謂的。如果能提出不受中國武力攻擊而世界各國承認台灣的方法，台灣大多數的人是會贊成的。若是鄭南榕的話，他將會尋求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之道，藉著群眾運動付諸實現。若是鄭南榕，他將不會因現狀而退縮，或許會說是機會來了。因為去年12月國際人權公約成為國內法，由國民黨占絕對多數的立法院通過，經馬英九總統署名，使其成為台灣的國內法，應該是實現人民自決的良機。若是鄭南榕，他會想出什麼方法呢？ 我也自己認真地思考過。我的想法是訴諸世界各國與國民是個好方法。幾乎所有的台灣國民希望將國名變更為台灣國，以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但因中國的威脅而不得不維持現狀的事實向世界宣示，為證明此事實致力收集台灣國民壓倒性多數的連署，以獲得世界各國支持台灣變更國名。因為台灣自稱CHINA，才使中國能說統一台灣為國內問題，所以有行使武力的權利。故台灣因而成為可能引發大戰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帶。台灣若成為台灣國，而中國對台灣武力攻擊，顯然屬於侵略行為，則中國很困難以武力攻擊台灣。這是與世界的利益一致，會反對的只有中國。尤其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過去都是殖民地，應該會同情台灣的立場。台灣要匯集壓倒性多數的連署決非不可能的事。去年，中國曾發生3個公務員欲強姦年青的女性，此女性用刀刺殺1人，傷害1人的事件。公務員們卻欲將全部的責任歸責於此女性，惟被網友暴露事實而引起連署運動，僅僅兩禮拜就聚集2億人連署。所以在左右所有台灣人命運的問題下，不應該不能收集台灣人民大多數人的連署。中國也不可能因為要阻止台灣的群眾運動而行使武力。 此連署運動若能成功，台灣的政治結構將發生根本上的變化。參加連署中華民國變更為台灣國的人不可能投票給「終極統一」為目標的中國國民黨。在連署運動當中，也可能出現為建立台灣國而參與政治的多數有志青年。民進黨若不變更「維持現狀」政策，他們或許\將創立新政黨。又民進黨若重回創黨的初衷，則民進黨員也應會與他們共同為建立台灣國而邁進。 若鄭南榕還在的話，雖未知將採取什麼方法，惟憑藉群眾運動，勢必將現在的危機轉變為台灣建國的良機無疑。 但是我能夠做的事僅止於提案而已。此提案命題為「使台灣成為世界各國能夠承認的真正主權獨立國家」，此漢譯文也一起刊載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的網站。

許世楷◎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一九八八年初夏在東京，鄭南榕來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與盟員會談，又到我家長談，他邊談邊抽菸，談到早上四點多，菸蒂堆滿一大盆菸灰缸；話題是如 何推進台灣獨立運動。他主張通過爭取「一○○％的言論自由」，來實現台灣獨立，我也贊成他的意見。但是鑑於當時的白色恐怖，例如林義雄家人遇害、江南被殺 等，一定避免不了流血。 同年夏天在洛杉磯，我們再度交換意見，其中一個焦點是台灣人團結與族群的問題。我主張需要面對四個族群間差別分裂之事實，由此認識、面對，謀求共識與真正 的團結。而團結應該以對祖國的認同為標準：認同台灣、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打倒白色恐怖、反對共產黨獨裁、中國侵略的所有台灣住民，不分族群都是台灣 人。向來自稱為「外省籍的台灣人」的鄭烈士，表示很贊同我的看法。這也是他後來刊載我的憲法草案原因之一。 第三次是幾個禮拜後在紐約見面，那是集合國內外台灣人有志建國者的第一次「台灣建國委員會」。鄭烈士當時拿到了我在一九七五年就寫好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到了年底，就接到鄭烈士的電話說《自由時代》這個禮拜要登載我的憲法草案。我答那是十幾年前的作品，我正在趕著修改，還是等一些時間刊載新的好。因為他堅 持，巡迴全國的「新國家運動」下禮拜結束，要配合以登載憲法草案做為結尾。我遂答應即刻傳真修改好的一半，當晚不睡修改後一半，隔天一早傳真給他。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刊登出來了，檢方以叛亂罪嫌疑約談，他公開挑戰說「要抓活的我是不可能的」！隔年（一九八九）四月七日，警察破門侵入出版社，鄭烈 士壯烈自焚，全國震撼！翌日《自立晚報》報導自焚案件，又賭注刊登憲法草案全文。當局恐引起更大社會公憤，不敢取締。至此，「一○○％的言論自由」終於衝 破了禁談台灣獨立的圍牆。 感謝鄭南榕烈士以身殉國！誓不能讓台灣自由民主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