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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丁蘭◎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創始人、張燦鍙之妻 『美國憲法』的起草人之一，麥迪遜曾就「權力分立」下過最好的註解：「不論權力來自於世襲，自封或是選舉，也不論權力是否掌控於一人，少數人或是多數人手中，只要獨攬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於一身者，都是一種暴君政體。」我的先生張燦鍙，在擔任台南市長的四年任內，因為三個司法案件，被起訴26年，在將近一百億的涉案金錢中，檢調單位動員大批人力，卻找不到任何貪污的金錢流向，甚至檢察官也不得不公開說明，張燦鍙沒有收受任何不法利益。沒有收受不法利益，卻被起訴26年，究竟是台灣的法律出了問題？還是台灣的司法制度出了問題？或者是說台灣的檢調人員，根本如同麥迪遜所說的「獨攬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於一身者」？ 台南運河案──戲劇性的演出 有70多年歷史的台南運河，代表府城繁榮的歷史，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人為的疏忽，慢慢變成一條臭水溝。過去二、三十年每位市長候選人的政見，都說要整治這條臭水溝，但是從來沒有人敢動手整治。張燦鍙上任不久，就極盡心力尋求解決，終於獲得前省政府宋楚瑜省長的批准，補助第一期運河整治的經費四億九仟萬元。 在無比興奮之際，他下定決心，一定要讓這個工程，成為府城人的新希望，成為府城發展的一個指標。在海外多年，參觀很多國家的河川整治及各種建設，他感覺到台灣的建設品質，遠遠落後。因此運河的整治，他格外的謹慎，曾經求教很多專家學者，也去請教當年整治宜蘭冬山河的前後兩任縣長陳定南和游錫?，甚至當時的經建會主委江丙坤還特別建議他去參觀日本北海道的小樽運河。 第一步，張燦鍙決定將台南運河的整治工程，開放國際公司來參加競標，希望以國際標準的專業技術與施工經驗，來確保工程品質。台南市政府團隊，專程到日本向多家公司說明台南運河整治的計劃，希望他們來參加競標，成功大學的姜教授也介紹在香港的一家美國公司，最後有四個公司正式參與競標。 為使評審能夠客觀，符合專家的水準，張燦鍙把市府業務單位提供的評審委員名單做大幅修改，一方面排除府內主管的名額，另一方面將遴聘委員的取向，由台南市擴及至全台灣各地，有些他從來不認識，是經過推薦介紹，或從他們專業的表現，特別去邀請他們來的，希望依照他們客觀的專業判斷，選出最好的公司承辦運河的整治工程。檢察官陳鋕銘反而指控他變更名單，是為製造對某公司─日建，有利的評審結果，這實在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推想，如果他真的有意要袒護某一家公司，大可不必更改委員名單，以他自己及市府的主管來擔任委員，更容易掌握最後評選結果，為何要到老遠的地方邀請不認識的人來做評審委員。 87年底省府核准補助第一期景觀、橋樑工程經費，規定在88年6月底之前，必須完成一切設計及招標的發包作業手續，否則經費要被收回（當時凍省在即），市府團隊在短短的六個月時間，不得不日夜趕工，全力以赴。很不幸地，這中間來自議會的壓力，輿論的批評甚多，檢調單位動作頻頻，不但到處調查、搜索、調卷，並經常透過媒體放話，報導偏頗的訊息。譬如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就有36天次媒體大幅報導，滿城風雨，風聲鶴唳，一個運河整治工程，在四面八方夾攻的艱苦中支撐進行。第一期景觀工程在90年1月20日完成，這個景觀工程只花了2億9佰多萬，是府城有史以來，品質最高，最具國際標準的一項工程。 運河整治終於美夢成真，不僅是府城休閒活動的主要中心，同時也帶動府城，特別是安平區的商機，參觀的遊客，絡繹不絕。可是一連串的司法糾纏與打擊，對張燦鍙及市府同仁，心中卻有難以表達的痛。我曾經建議在運河畔，建立一個紀念碑，上面刻著「為運河的整治，張燦鍙市長被求刑十二年」，希望讓後人會更加珍惜。 檢察官陳鋕銘以貪污瀆職罪起訴張燦鍙，說他與董美貞和許政雄「共謀並包庇」（既然是共謀，又何需包庇？），他們共同去運作給日本日建公司得標。主要是依據污點證人楊鼎玉和羅正方的說詞，他們說，在參加澳洲舉行的亞太城市高峰會議時（台灣有五個縣市代表參加），有一天在吃早餐的時候，他們兩人坐在鄰近的位子，聽到張燦鍙與董美貞、許政雄在討論要運作給日建公司的事，證詞與事實不符，而且互相矛盾。 那時候，張燦鍙與董美貞並不熟，是第二次見面，而且第一次是在市政府官方儀式上，董小姐是樹茂公司的董事長，樹茂公司獲得評審委員通過，擔任市府顧問，楊鼎玉是她的公司代表，負責監督新吉工業區的開發，在慶祝會上張市長向他們恭賀寒喧而已。趁著台南市政府團隊到澳洲參加亞太城市高峰會議，董小姐和公司員工也到那裡，同時介紹他們在澳洲的一些人脈，參觀他們的建設。董小姐一行人有他們自己的行程，他們與在澳洲訪問的台北市政府和台南縣長陳唐山也有接觸。後來，台南市政府新設立都發局，董小姐被聘任為局長，同時也辭去樹茂公司董事長的職務。 檢察官為了證明張市長包庇董小姐，運作讓日建公司得標，竟然透過媒體傳出，兩人之間有超越長官與幕僚關係的八卦，使一個原本沒有證據而起訴的案件，戲劇性地變成男女關係的緋聞案。檢察官說在監聽電話時，聽到兩人的親密對話，他之所以要引用這種關係，是為了佐證張市長確實有包庇她的原因。 檢察官更列舉許多與案件不相關的事情，証明張市長是個「壞人」，譬如在起訴案中，說張燦鍙甥女的丈夫財務倒閉而潛逃的事情，譬如稱讚陳定南部長當年在宜蘭縣執政的成績而指責張市長施政不當，是政黨輪替，體制外與體制內調適不良的例子等，簡直把起訴書當成個人專屬的政治評論。 同樣的，檢察官指控張市長包庇許政雄向日建公司索賄五百萬元，說許政雄是張燦鍙在美國擔任獨盟主席時的部屬，關係密切。這些都與事實不符，許政雄是在四年前張燦鍙競選台南市長時，自動來支持而認識，以前從未謀面過。他是留日，返國後在台南當教職，擔任市府的文獻委員會委員。市府與日建公司的溝通由他充當翻譯。由於他熱心文化事業，87年間曾經在張燦鍙所創辦的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掛名擔任執行長，是義務的性質，一年多後就辭去該職。 張市長是在檢方已著手調查數月之後，才由市長室的主任楊黃美幸得知有關許政雄向日商索款的傳聞，他曾就此事問過許政雄，許一口否認，他本人也一直向檢察官否認有此事。 89年5月29日陳檢察官帶領10位檢調人員，聲勢浩大突襲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翻箱倒櫃，把所有的帳簿、電腦資料，甚至競選時的許多舊資料，完全與運河案不相關，通通帶走，至今仍未歸還。89年6月1日，在聯合報竟然刊載說，調查許政雄向日建公司索賄的五百萬元，流向當時我擔任董事長的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聯合報刊載五百萬元的事一出，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大新聞，我在第二天由李勝雄律師陪同下，前往台南地檢署按鈴控告誹謗，要求徹底調查五百萬元的事，結果此事如石沈大海，一直沒有得到回覆受理。 檢察官辦案，不遵守偵察不公開、保密的規定，每次搜索都有大批媒體包圍，並透過召開記者會的方式，發佈偏頗的訊息，刻意製造一股「未審先判」的氣氛，使本案未進入真正司法程序前，即已無情摧毀張市長一生構築的清譽，政治前途也被橫加腰斬。對於檢察官不遵守偵察不公開的違法行為，張市長實在按不住心中的不滿，曾經數次召開記者會表示抗議，並列舉很多檢察官濫權違法的事實，具文上呈法務部長陳定南及監察院。監察院說在偵察中的案件不便干預，陳定南部長居然把檢舉報告送到台南地檢署，要他們調查，這種裁判兼球員、自己調查自己的辦理方式，當然沒有結果，反而加深他們對張市長的不滿，而加以報復。不久新吉工業區開發案，又追加補充起訴，張市長再被求刑7年。土地徵收案從頭到尾辦案的手段更非致張燦鍙於死地不可，其中張燦鍙曾經申請陳檢察官迴避，改請別人接案，也遭到拒絕。 整個運河案起訴書中，沒有具體的事證，只是所謂「授意」、「包庇犯罪」、「未予舉發」等模糊、憑空猜測的字眼，而入人於罪。而且為了加重對張燦鍙的起訴，竟說他共謀又包庇的奇怪邏輯。 新吉工業區開發案──斷人財路的反撲 台南市新吉工業區的開發，原屬於中央經濟部工業局的權責，擱置多年。經張燦鍙向中央爭取，改由地方負責開發獲准。 這是一項80多億的開發案，由協興瓏公司得標，樹茂公司由楊鼎玉負責、擔任市府的顧問，監督新吉工業區開發的業務。 由於工程一直沒有進展，張市長開始對開發廠商的開發能力有疑慮，乃召集市府的負責單位建設局長羅正方商量，要求確實檢討評估開發廠商的開發能力，必要時並應考慮與廠商解約的可能性。同時市府的顧問樹茂公司（都發局長董美貞為該公司的前董事長）也因獲悉楊鼎玉在開發案中的一些不當做為及前科累累的詐欺及偽造文書的記錄，而解除他擔任市府顧問的職務。 許多不利於董局長的傳聞，從此開始散播，楊鼎玉到基金會找我，告訴我說，張市長與董局長之間的關係密切，董局長阻撓他去見張市長並向他索賄等等，他出示某廠商匯給董局長公司的五十萬元的存據。同樣的說詞不久就有議員在議會公開向董局長質詢，市長室的小姐也曾接到類似電話。 張市長曾經就五十萬元一事，詢問負責新吉案的建設局長羅正方和都發局長董美貞，兩人的回答都說是楊鼎玉應該付給董美貞公司的工作費用。董局長也以同樣的理由回答議會的質詢。因為楊鼎玉透過關係找董美貞合作，希望以董美貞的樹茂公司名義，由他代表公司爭取新吉案顧問的資格，並承諾支付給樹茂公司前置作業的開銷。 新吉開發案的解約，市府沒收開發廠商的保証金二億元。後來從起訴書中，得知新吉案被解約後，楊鼎玉和羅正方數次自動到檢察官那裡作証，並成為污點證人。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新吉開發案的解約，就沒有這些污點証人出現在運河案和新吉案，是因為財路被斷絕了呢？或者是為開脫自己的犯罪行為而交換條件？ 很荒謬的是，檢察官從來沒有偵訊張市長本人有關新吉案的情形，而起訴他包庇董美貞收五十萬元「賄款」。檢察官辦案的草率，令人不寒而慄。如果說運河案、新吉案是檢察官發揮個人想像力，將假設性的推論擴張到無邊無際的地步，目的在証明司法權凌駕世間任何的價值體系，則緊接發生的土地徵收案，則是檢察官勇敢地跳進去當「事主」，挾怨報復，挖空心思不擇手段欲送張燦鍙入牢籠的古今奇案。 土地徵收案──制度下的犧牲者 一、秘密限制出境及列為被告： 張燦鍙於半年前即著手籌備，打算率領市府部分主管到美國紐澳良和堪薩斯訪問，進行城市外交，爭取台南市子弟交換訪問學習機會，以及企業互相優惠投資的商機。2000年4月3日張燦鍙從報上看到自己因為土地徵收案，被檢察官列為被告同時限制出境。事前張燦鍙從未接受偵訊，也從未被告知不能出境及被列為被告的情形，卻因檢察官的一道命令，把地方首長的施政計畫，瞬間全盤推翻，整個計畫已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外，更造成外國政府對台灣司法公信力的質疑。 行動自由是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除非經過慎重的程序，否則不能隨意侵犯，這是現代立憲國家的準則。台灣的司法制度，賦予檢察官如此大的權力，豈不與憲法抵觸？既沒有給當事人解釋的機會，就如同祕密般的剝奪人民的行動權。土地徵收案，孰是孰非，在未有全盤了解之前，單憑檢察官個人的臆測與觀察，就把地方首長當成重大經濟犯或槍擊要犯處置，合法嗎？合乎人權？ 二、土地徵收的標準何在？ 50年代，中央政府指令全台各縣市政府規劃公共設施保留地，做為都市計畫的藍圖，因此很多私人的土地被劃設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就不能自由開發使用。然而政府又沒有能力支付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龐大費用，有些土地都已成為供公眾使用的既成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滿，經大法官會議第400號解釋「對於既成道路，行政機關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補償」。 據營建署2002年的統計，全台要徵購的公設用地，經費高達5兆6仟5百億元，也就是說各縣市政府的年度預算，所有的事都不做，光支付這筆經費都不足夠。因此，各縣市政府只能逐年分期編列預算徵收補償。同時，中央政府又沒有制定相關的徵收條例，指示地方政府應如何徵收的統一標準，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必然發生孰先孰後的問題，無論如何徵收，都一定有人會認為不公，更會造成土地所有權人到處申訴，請求的現象。 就以台南市為例，待徵收的土地，高達2仟2百億元，依照目前逐年徵收的額度，需要3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張燦鍙上任之後，對土地徵收的問題，要求業務單位，依合法性、需要性、地區的急迫性以及公平正義上來考量，同時配合市府的財源辦理。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徵收，工務局依照往例，先將里民大會建議案，監察院交查案件，民眾提出告訴而市府敗訴案件，市長與民有約的人民陳情案件及議會議員建議案件等，共達175億元的建議案件，作先期的彙整。經市長與主任祕書，財政單位討論後，考量為市府財政困難，因此決議在不超過20億元的額度下，編列徵收費用，實際上最後也只編列13億1仟多萬元，佔市府總預算的4.9%，與前任市長上期預算的10.5%相比，還不到一半，確實是考慮到市府財政困難，不得不縮編徵收費用。 三、府會協商V.S.府會勾結 在市府預算初步編列時，對於議員受市民請託建議徵收的路段，為市府採納的部份約6億元。在市府編列預算審定的過程中，議會表示關心，基於民主程序及府會和諧，由府會聯絡人市府主任秘書林清堆出面，將編列預算向議會報告，議會方面提出一份修正的土地徵收名單，也就是他們之間協調，有部份議員的建議案撤銷，另增加其他部份，在行政單位及業務單位確認沒有超過原本編列的額度，遂編入年度預算。 檢方質疑，把預算編列事件送議會「屈從」他們的修改，檢察官可能不了解，從中央到地方，不論預算或是政策，都需要民意機關審查通過，才能據以執行。市議會是市府的監督機構，府會事前的溝通協調，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程序，以利市政順利推行。 值得強調的是，市府的土地徵收建議名單上，只記載路段及推薦人的名字，市府並不知道地主是誰，也不需要知道。就行政作業上，工務局確認徵收地段合法後，可逕自執行，也勿需向市長報告。檢方偵辦的3-37道路徵收案，市府編列預算定案的日期是4月23日。兩年多之後，因檢方大肆偵察辦案，市府才深入調查相關資料，也才發現市府對土地徵收的預算定案時的地主，並不是黃議長的女朋友張素真，而她購買3-37號道路徵收範圍內的多筆土地，日期都在預算定案之後的88年4月29日，4月30日，6月1日。同時，張素真與黃議長是在88年6月25日結婚。難道張市長有那麼神通廣大，去洞察他們私下的行為，又能預卜有人會從中謀取利益嗎？既然檢察官也承認張市長沒有得到分文的好處，卻控告他勾結他人，圖利他人，在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張市長這個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聖人，張市長不認為自己是其中之一，因為他確實不知道這中間的奧妙。 四、土地徵收案的權責問題： 就程序方面，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台南市土地徵收的編列，經過議會審查通過之後，業務單位再送請內政部核准，第一次遭內政部駁回，理由是該徵收的範圍內，尚有土地未做同時徵收，也就是所謂的跳躍式徵收，工務局作第二次徵收地段的調整，才獲內政部同意核准，經公告無議後，進行徵收，這些作業都不需要向市長報告，一切依法定程序辦理。 土地徵收是全國性的問題，在中央政府沒有規定指示地方政府如何徵收下，多年來都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宜措施，檢方偵辦台南市土地徵收，是否應同時檢查全國各縣市土地徵收的情況，以茲參考比較，包括陳水扁當台北市長，陳定南當宜蘭縣長時，他們是如何徵收的，以及台南市歷年來的情況又如何？ 中央政府於91年10月才由營建署與財政部主計處及各縣市政府協商，制訂草案，試圖解決此一都市計畫的歷史沈痾，也許台南市土地徵收案給了中央政府一個警訊，暴露他們未曾負起的權責，可是台南市府會多人因此案受害的冤屈，將如何平反？ 五、值得商榷的羈押權 90年4月17日上午9時30分，張市長赴台南地檢署接受偵訊。之前，檢察官已到市政府搜索並扣押資料，又傳訊多位單位主管，拘押參位承辦公務員。張市長為讓檢方順利辦案，使真相早日水落石出，特別指示所有單位要全力配合，譬如調查局南機組於4月3日給市府的公文，要求交出有關「台南市安中路3-37號道路」案的「內簽」資料。工務局在那份公文中說「查相關卷宗，並無發現有內部簽稿之資料，因內部簽稿並非掛號公文，無須歸檔，若有，或由土木課原承辦人員收存，因相關人員均已遭羈押，故無法當面向其查詢、確認。」在同一公文，張市長特別指示，不能以「並無發現」推責，遂要求主任祕書將所有資料送交台南地檢署。 張市長在赴地檢署應訊數日之前，特別指示市長室主任郭聰河再到業務單位調查資料，郭主任從他們得到的資料包括已經提供給調查局的主計室資料，及「3-37道路」第一次和第二次道路徵收計畫書，郭主任與市長室的另兩名祕書，依順序整理後，交給張市長於4月17日攜帶至地檢署，同樣的資料也一份給同日應訊的工務局長。 檢察官在4月17日確定要拘押張市長的預設立場非常明顯。陪同張市長到地檢署應訊，除了我，還有市府的多位主管和數十名支持者。張市長於早上9時30分進入地檢署，上午接受調查局南機組的偵訊，下午由檢察官陳鋕銘偵訊，大約在下午4時半左右，主任檢察官召開記者會，宣佈檢察官聲請拘押張市長，並稱在一星期之前，已有沙盤推演，甚至拘押張市長在籠裡的鏡頭，透過電視傳播海內外。晚上，由三位法官主持辯論庭，連續二十小時的疲勞轟炸偵訊、答辯，最後拘押的理由之一，竟是「檢察官之前二次搜索市府，均無法查扣相關內部資料，張市長遲至4月17日才突然提供，顯示其他尚未扣案之簽呈文件，確有煙沒之虞。」 很難想像的，檢調人員到市府找不到他們所要的資料，竟然懷疑是張市長藏匿。市長不是檔案管理員，市府所有的公文資料都由各相關單位保管。從上述公文的簽稿證明，很明顯的，若有可能涉及藏匿證據者，應該是「並無發現」的承辦單位，他們沒有被指控會煙滅證據，反而是積極尋找資料的張市長。 另外的理由是說張市長會串供及逃亡，既然所有人都已被傳訊了，不知道張市長會與何人串供。張市長會逃亡嗎？除了市長重任在身，及自認清白之外，十年前，在美國面對著首謀內亂罪，毅然闖關回台，這種飛蛾撲火，航向死刑的人，面對整個司法的草率，莫須有的指控，會逃亡甘受屈辱嗎？ 人權是一切民主的基礎，台灣司法的暴力，嚴重傷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前途、名譽，從張燦鍙的案件可見端倪。 台灣最近修法，期望降低檢察官的權限，但是台灣的法官與檢察官，能各自憑專業的智識，倫理，良心，公平處理案件，恐怕仍有一條非常漫長的道路。就以羈押權為例，檢察官在整個偵辦過程中掌握主導權，不斷透露不利於被告的單方面訊息，影響一般人先入為主的印象，在尚未正式審理案件的法官，恐怕也不能例外的受到影響。在幾個小時的辯論中，被告處於被動的答辯地位，尤其比較複雜的案件，法官不可能真正了解案情，附和檢察官的看法和要求，反而是便利自己、保護自己的一種選擇。台灣的法官與檢察官，從教育、訓練、社交，甚至居住都充分形成「自己人的生活圈和文化」關係密切，見解更為接近。更甚者，法官與檢察官是夫妻關係或親屬關係的，大有人在。偵辦張市長案件的法官的丈夫是台南地檢署的檢察官，相信自己的親人或朋友遠勝過相信別人是很自然的事。掌握人民生命、前途、聲譽的執法者，因成見、偏見、疏忽、濫權在所難免，可是台灣社會鮮少對他們揭發而受懲處，更顯示他們侵犯人權的嚴重性。 刑法訴訟法對圖利罪、索搜權、拘押權及無罪推論都已修改，但是對於受到不合時宜方式辦案的許多案件及受害者，政府卻遲遲未提出如何補償及救濟。人權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寫到這裡心痛如割，滿懷熱忱回鄉奉獻的台灣人，卻在家鄉遭遇人性最險惡殘酷的一面。

2002年底，李登輝前總統一則有關「吹台青」的談話，媒體曲解引述，成了李登輝首度批判蔣經國。一時之間，泛國民黨人群起反駁，不只外來權貴咬牙切齒，本地的附和者也挺身撻伐。李登輝從蔣經國傳承統治權力的一段足以反挫當前泛國民黨人排拒力量的歷史，泛國民黨人眼看著好像就可以弄出破綻。但是就在一場電視媒體的「二十一世紀台灣國家總目標座談會」中，經由李登輝自己的剖白，恢復了李登輝珍惜的「蔣經國、李登輝」傳承意識。而在他八十歲生日之際，對照他為國家獻策的熱忱更凸顯了他為台灣義無反顧的熱情，引證他發言的意理。 蔣經國不是不能批評，他的歷史地位並不只是「本土化╱台灣人」的這一段，也不是傳承給李登輝統治權力這一段可以總括詳論，還必須推溯到國民黨據台統治開始的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藉由地下權力的所作所為。李登輝基於權力傳承的特殊感情，他一直推崇蔣經國是可以理解的。他這樣的態度，「吹台青」的談話之不是批判蔣經國，其理至明。 與其說李登輝是在批判蔣經國，正確的解讀應該是他在批判許多台灣人政治權貴忘了自己的出身，在某種意義上出賣台灣，以附和外來統治權力的利益。李登輝自傲的是，他不會忘了自己是什麼人。他的「本土化、民主化」努力，相對許多被吸收在國民黨裡的台灣人，確實不一樣。李登輝的特殊語言風格，特別是他在使用被「國語化」的通行中文時，一種外來語彆扭更是常常讓他出狀況。如果心存曲解，就會衍生枝節。 「吹台青」不是在吸收台灣人嗎？不是在推動一種更積極的以台制台統治術嗎？當然是。國民黨的蔣體制統治台灣四十年，大體是戒嚴統治的時期。蔣體制中的蔣介石、蔣經國並不全然一樣。除了兩人的學養、性格差別外，也包括統治的形勢條件並不相同。蔣介石踏在血腥鎮壓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肅殺之後的基礎，他在從中國潰逃來台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異己肅清的環境，而且仗著美國前線、更在聯合國仍保有「中華民國」席位，可以大唱漢賊不兩立的統治權力無菌狀況，有著絕對的威權宰制條件；而蔣經國不然，他的統治權力必須面對國際條件的挫折，必須面對如何去除黨內權貴大老，還必須面對台灣──這個國民黨外來統治權力殖民的島嶼從歷史災難復甦出來的自我重建力量，這樣的力量挑戰了繼承蔣介石的他。當然這時候的台灣因為經濟發展而累積的社會形勢，改革重於革命，和平共存大於顛覆推翻。 蔣經國的「吹台青」政策，比蔣介石時代更加重視到台灣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不能不面對統治形勢的改變，只是蔣經國顯示了他比蔣介石更靈活的政治手腕。不用台灣人，能讓「中華民國」繼續存留台灣嗎？問題是，吸收台灣人在國民黨內續行黨國化嗎？還是透過民主改革經由選舉讓國家民權化？蔣經國在這樣的統治之路顯示他的歷史。真正完成國家民權化還是在他的繼承者李登輝手上呢。 但是，李登輝的改革之路平順嗎？國民黨人真正支持他嗎？「吹台青」效應產生的台灣本地出生的國民黨人真正支持他嗎？並不盡然。李登輝有感而發，一席「吹台青」的談話，批判有些人，他自豪自己的政治立場，應該從這樣的脈絡去理解。而事實上，李登輝的改革之路所以不平順，阻礙力量也來自台灣國民黨人。在李登輝的「台灣化」努力中，許多台灣國民黨人不斷表態的是「中國化」。 看看蔣經國掌權時期三位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台灣人：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三個台灣人、三種類型。他們都是蔣經國觀察的可能接班人，在蔣經國已思考與台灣人分享統治權力以求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能夠在台灣續存時，他自己準備了可能的接班人選。而且，是蔣經國決定「那個人」，不是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自己決定能否脫穎而出。 三個台灣人，三種類型，他們會帶領台灣走上不同之路。而他們三個人，也各有各的類型系譜，人說一種米飼百種人，同樣台灣人，同樣台灣國民黨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看看林洋港，他是黨外運動再興起時，蔣經國用來壓制當時台灣省議會的新興民主力量的台灣省政府主席。地方政府基層出身，擔任過縣市首長的選舉經驗，能夠大言不慚說台灣無人才，所以統治機構都是外來者的林洋港，在他之後是不是還有同類型的吳伯雄、吳敦義…等「林洋港們」。 這樣的人周旋在國民黨陣營裡，權力意識極強，但他們的權謀似乎僅用來糟踏台灣人。 再看看邱創煥，苦學出身，一副「沒有國民黨的栽培教化就沒有他」的表情和說法，常常讓台灣人覺得齷齪。但也只有他才會有「期待關愛的眼神」。雖然他也會吐槽，但還不至於像林洋港一樣能夠被有心人士推舉出來競逐高位傀儡。這個類型的台灣國民黨人，許水德也是。他們等權位，但不會顯示出搶權位的姿態。 而李登輝是另一類型。蔣經國在觀察林洋港、邱創煥之後，重用李登輝，從台灣省政府主席、副總統而總統，其中當有品評比較，也有一些讓李登輝引為知己的某些因素。李登輝是有社會意識的知識分子，雖然戰後歷史情境使他隱忍，但他畢竟是具有近現代文化性的台灣人。政治不見得是他選擇的路，但政治選擇了他。在國民黨外面的彭明敏無異於與他相互輝映，但貴族氣質的彭明敏是玉碎型的知識分子，而小康之家的李登輝是瓦全型的知識分子，會等待機會一展抱負。國民黨蔣介石時代曾想重用彭明敏而不可得，曾被彭明敏冒犯的蔣經國，後來不惜冒著風險重用李登輝，確有其獨到之處。 李登輝在國民黨時期的十二年總統期間，被視為「在虎口裡的總統」，讓他的體制內改革比彭明敏烙印了更鮮明的歷史，也讓林洋港、邱創煥相形失色。彭明敏能夠惺惺相惜，樂觀李登輝的成功，也顯示了台灣知識分子的情懷。反觀林洋港、邱創煥，差矣！李登輝一席「吹台青」的談話，應該從這樣的脈絡去理解，與其說是批判蔣經國，毋寧說是反省台灣人。在國民黨陣營，李登輝常常是孤立無援的，台灣國民黨人能為台灣硬朗起來的不多，扯後腿的更是所在多有。也難怪李登輝會有「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之嘆，雖然他現在追求的是「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作者為詩人、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

施忠男（譯）◎美國俄亥俄州哥城 本文譯自日本福音刊物《生命之光》月刊九月、十月號。是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日本人長原真先生在臺灣綜合研究院訪問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面談內容。面談之前，已先通知請教的三個問題：親近聖經，產生信仰的契機？受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o) 「武士道」的影響，請教對日本精神的想法？如何活用聖經的信仰於政治上？李先生說他很高興能談這些話。 魂的遍歷 我十四、五歲時，因祖母的過世，個人開始對人為什麼會死，死後到何處去，也因此現在應該如何活下去等問題感到關心。 我的自我很強。母親很照顧我，對這樣的母親我還很頑固的強行辯解。碰到的問題是這樣的自我應該如何治療？因此中學時代，每天早上決心做清潔廁所等令人討厭的辛苦工作。可是還是得不到解決。 最後，我在日本求學時，因學生從軍而入伍，我志願的是步兵。為什麼選擇步兵？因為我想：生死的境界、空間不是站在第一線才能知道嗎？我那樣的深思，人生是什麼？生死又是什麼？ 話少許回頭，回到我的舊制臺北高等學校時代。上英語課學到思想家 Thomas Carlyle 的 「衣裝哲學」Sartor Resartus , 因有困難，總想多知道一些，於是到圖書館尋找資料，也因此發現了新渡戶稻造先生的講義錄。那是收集自新渡戶先生對臺灣製糖公司幹部上課的講義。這份講義對讀「衣裝哲學」時有很大的幫助。 「衣裝哲學」中特別是主角從「永遠的否定」變成「永遠的肯定」，超越魂的苦惱的過程，對於思考「自我」和「死」的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從這本書知道，人的一生持肯定的態度，為人人效勞，是神所賜的使命。 死而後知生 戰後混亂和糧食缺乏的時代，我從過去唯心論的想法一變傾向於唯物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年的心靈是空虛的。從此開始熱心的求神，持續的求，終於被基督的愛所擄獲。 新約聖經Jacob 信的第二章說，「信仰而無行動，與死一樣」。所謂的宗教不是認識的問題，有信仰而無行動是不完整的。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流著贖罪的聖血。死後三日而復活。這裡有救濟，有耶穌的愛。我們放棄自我，神到心中時，我們才得救。救濟對耶穌來說是死的意思。 對於死的問題，孔子的思想是不對的。收集孔子言論的「論語」有肯定人生健全的一面。但是可從「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看到沒有否定的契機，對於「生」積極的肯定太強，因而孕育著危險的思想。 但是聖經的信仰不同，死而後知生。 「一粒麥子落地而不死，就不是一粒，如果死掉，應該會結出更多的果實」。這樣看透了死，生的意義才會出來。 領導人的孤獨 長原問：您說死而後知生的重耍，捨棄自己而生，這是李先生成為總統，參與政治的基本態度嗎？ 李答：這是基本想法的全部。當我碰到種種困難時，就用這種想法來前進。在「愛與信仰」的書中也寫過，有所謂的「觀音山的故事」(用手指指著從窗戶可以看到的觀音山)。我學生時代常爬觀音山，山頂非常狹窄危險，周圍就像刀切的絕壁。 當總統就是這樣的狀況，真的很孤獨，沒有一個人來相助。以前的中國，成為皇帝的人稱做「孤」，孤獨的孤，意即是寂寞。 但是會幫助的有一位，是頭上的神。是信仰，是神。 左右一國的命運孤獨的戰鬥時，具有足夠堅強站起來的信心最重要。那時候我會覺得神與我同在。 跟從神的領導 長原問：是否能請說明，祈求神所得到的指示的實際例子？ 李答：我擔任了兩任共十二年的總統，每天都是在鬥爭。必須讓與舊統治階級、舊思想之間的鬥爭平靜下來。和中國也有種種的問題，在我訪美期間，中國政府在臺灣海域進行飛彈射擊演習與陸、海、空三軍的大規模聯合演習，想定對臺灣的攻擊，曾經這樣的恐嚇過。 我碰到困難的問題時就讀聖經，這或許是一種很奇怪的做法也未知。我也祈禱，突然打開聖經，隨便用手一指，就很認真的讀那個章節，就好像耍從那裡提取什麼東西似的。 比如說，蔣經國總統過世後，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我升任為總統。任期屆滿時，接下來是否由我續任總統和黨主席在國民黨黨內引起很大的爭執。我本來是沒有政治野心的人，沒有想到所謂的政治鬥爭會那麼激烈。 在那時的爭執中，我淡然自處。我讀聖經，向神請示該如何做。當時出示的聖經是Isaiah書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五節：「我為了自己，而且，為了我的僕人大衛要守護這個城市，來救它吧！」 讀這些祈禱文時，我想：「對了，如果這是神的旨意，即使背負十字架也要做下去。不管多困難，為了臺灣，為了下一代的孩子來做」，於是我的心定了下來。 當我受邀在美國巡迴演講的時候，臺灣傳來了緊急消息，有一高中的禮堂倒坍，有許多孩子死亡。當時有許多已排定的重要行程，如果就此回臺灣就變成爽約。我當時也祈禱，應該怎麼辦？ 神教我應該回去。為此我對旅美的臺灣人說：「對我來說，臺灣人民第一，你們第二。在這樣的時刻我更應和在臺灣受苦的人在一起，幫助他們」。我清楚的告訴他們，隨即回到臺灣。 在這樣重要的時刻，能下定決心，是神的指示有以致之。 教育改革從新的教科書開始 台灣的教育改革，教科書是個問題。我在當副總統時讀了小學、中學、高中教科書的全部內容。特別是國語、歷史、地理教科書，覺得內容十分不好。 現在的臺灣人很可憐。學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卻不知自己的國家臺灣的歷史、地理。舉例來說，很多人知道萬里長城有兩千四百公里，卻不知道從烏山頭水壩算起，滋潤嘉南平原的灌溉水道總長度為一萬六千公里。 長原問：就是說只教導中國大陸的地理和歷史，卻沒教導臺灣本土的知識？ 李答：那就是現在的教育現況，教科書就是這樣。這樣的話台灣人對臺灣不會有沸騰的愛心，不會感到驕傲。這種教育使我們不以身為台灣人為傲，對這種情況我們不能不有所做為。 為了重新認識台灣，我動員了學者，請他 (她) 們編纂「認識臺灣」的教科書。但是，教育改革只有修改教科書也沒有用。老師的想法、教法不能不變，PTA 和老師的關係，家庭與學校的關係，不能不作整體的改變。 心靈改革 長原問：李先生所從事的改革中，有所謂的「心靈改革」，「心靈」是不是日本話所說的「精神」或「魂」的意思？ 李答：是魂，所謂心靈改革就是魂的換新。所有的人都有心靈，魂不能不變。但是這裡有更深的意義。 根據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記載，摩西將在埃及當奴隸的以色列人帶出埃及，但無法進入約定之地的伽南，因此在荒野徬徨四十年。 當時以色列人散散的，面對困難時就貪戀埃及的肉鍋。有人說不如回去當奴隸，也有人禮拜金牛。當時以色列人沒有強化對自身的 […]

去年五月五日，台中工作站在台中公園舉辦「台中公園正名運動」。沒多久，市長胡志強回函：「決定將更改中山公園為台中公園」。 一月才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台中27組，贊成並一起推動更改「中華民國總會」的名稱。十月，內政部同意正名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 為呼應511正名運動，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名，在台中動員四台、草屯六台遊覽車，參加台北「咱的母親叫台灣」的大遊行。 這些經驗的累積，使台中工作站決心2003年元旦要在台中舉辦「台灣正名運動So Easy真簡單」的活動。這是負責該活動媒體宣傳的賴靜嫻，想出來的主題，它讓這活動年輕、活潑、且是正面的。台中工作站幾位幹部，邀請台中民進黨黨部主委、基督長老教會中會牧師、教師聯盟會長，與他們分手接觸中部地區一百多個團體，成立「台灣正名運動中部聯盟」。每一個團體負擔經費五千元、動員以及分擔工作。自九月中旬每禮拜三由擔任執行長的民進黨主委陳大鈞主持工作會議。能成功地聯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縣，甚至雲林縣的團體，總召集人許世楷之功不可沒。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有許世楷擔任總召集人以外，吳明宗當執行長，林素合、黃山貞財務，賴靜嫻媒體，林子玉、黃碧祺總務等要職。除了這些人，黃明義與陳堀煌陪同吳明宗在活動前幾天，將公園外圍插滿旗仔。感謝他們辛苦做插旗仔的工作。當天，何秀玲坐鎮大合唱團中央，博士邱乾順會後帶領盟員清潔會場，李孟修、石泗村、徐喜美收回插在樹幹的旗篙。這些盟員是正港的台灣人。 最早到會場的是由廖大和領隊的草屯大隊。十點多就來起灶、削蕃薯，準備焄蕃薯湯。沒人命令沒人拜託，為著要給參加的會眾吃甜防寒，從南投，自己帶鍋準備蕃薯，提供免費的蕃薯湯。台灣人本來就是這樣相挺相照顧的民族。921大地震時，表現出的同胞愛，不就是與這同性質？排隊享口福的人，一定也領受了南投人的親情。第二早到的是由元日本兵許昭榮領隊的高雄隊。他們的隊伍最整齊、最有氣魄。在雜亂的現場，只有他們守規矩排在他們的位置上，看豬頭皮表演，欣賞合唱團唱歌，聽政治家講話。他們的青春，耗費在台灣社會最動盪的年代，背負著台灣的苦楚到現在尚未釋清。跟蔣介石敗退來台的榮民享受安樂，他們卻還為建立台灣老兵「魂鎮故土」一碑，苦籌著款項。對台灣，他們還抱有堅強的責任感。 以下請幾位盟員發表他們對活動的感想。 許世楷：總召集人不只操心出席人數、捐款的數額，也得為當天的天氣煩惱。感謝協力的所有人員、團體、以及天公伯仔，使我們在和諧溫暖的氣氛與氣溫中傳達出心聲。「重北輕南忘台中」的自嘲，其實也來自台中人過去在獨立運動或是在民主運動中，沒有凸出的表現或是不熱心招致的。希望這次活動能平衡台中人與其他地區人對台灣文化、社會、政治上的差距。 吳明宗：我們做了，就是對，就是有意義，就是成功。 李孟修：台上有很多人講很多有意義的話，如主席黃昭堂、立委蔡同榮、林國華但是下面的人沒有認真聽。太可惜。豬頭皮用搖滾樂邊唱邊說明「正名」，吸引少年人。活動結束後，看到盟員石泗村、徐喜美夫婦，民進黨黨工與陳大鈞做伙拆塑膠帶、收旗仔。下次，不要在樹幹用過多的塑膠帶綁旗仔，很難拆掉。 邱乾順：「咱的國家叫台灣」──理所當然的事，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感覺很好。已經不是國民黨執政，不必用激烈或是悲情的方式抗爭。看到很多團體、少年人、靜宜、東海大學的教授、不同層次的人參與，達到草根宣傳的效果。合唱團的指揮、唱的歌，真好真有意思。不必花很多錢叫大明星來，也不必用錢、用利、用吃的方法動員人來，因為那是無意義的事。光復國小操場的會，拖延過久，到湖心亭時，人散去。幸好，主持人主持得好。我向陳大鈞講：「辦得真成功」。至少有二、三千人參加，在台中是難得的大集會。 莊蕙碧：主要是很多人來，大概有一萬人。當天太陽高照又沒有椅子坐，很多人去坐在司令臺後面草坪。讓他們明白台灣與中國應該分開，就達到目的。這運動不是這樣就結束，需要有後續的活動。年輕人比較沒有意識，昏昏迷迷，不知道中國要來吞食台灣。湖心亭的民進黨婦女合唱團唱得真快樂。 何秀玲：台灣中部太久沒有什麼活動，需要有這樣凝聚國家認同共識的活動。沒有遊行感覺太可惜，不必走遠，走幾條路能帶動活潑的氣氛。我與來自南斯拉夫的夫婦講話。他們知道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國家、也了解李登輝發表兩國論的意義、強調台灣的名聲比中國好多了。他們鼓勵要繼續努力，需要教育孩子清楚認識自己的國家。南斯拉夫獨立也是經過很多苦難的。 林素合：自1994年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腳步走這麼快，實在太驚人。雖然需要打拼再打拼，我相信台灣正名不久就會成功。教師聯盟編的三千本手冊一掃而空，鄭順娘提供，印有「咱的國家叫台灣」「我的心愛台灣」的五千條頭巾也沒有了，所以人數至少有四、五千人。希望台中的公職人員能做火車頭帶人民走，不要讓人民拖著走。 賴靜嫻：元旦第一通電話的林先生說：「廣告做不夠，沒動用電台、電視、報紙…」。我說明在有限的預算、人力、時間內已經盡力。十二月初二在文化總會開正名運動團隊「挺李應元贈送蒜頭聖誕樹的記者會」；十八日總召許世楷、主委陳大鈞訪問市議會得到二十幾位議員的連署記者會；二十八日在立法院呼籲各黨支持正名運動的記者會；二十九日邀請記者參加日月湖「划向世界」的彩排。這些都出現在報紙以及電視上。另外，在自由、台灣、民眾日報做廣告。也印二萬份文宣、一千張海報、作一千枝旗仔。傳單由盟員到大坑、民進黨義工到有人潮的地方散發、連鄭順娘也自動來拿二百份去分給親友…。我平心氣和地回答他。 活動過後，又聽人指責：「媒體沒報我們的活動」。我非常地傷心。 盧千惠：活動前後，總有人講無濟於事的批評。受國民黨教育毒素的一些台灣人，變成「徛高山看馬相踢的人」。多數人還是會相挺相照顧，能感謝負起重擔的工作人員。該受指責的是寧願報王筱嬋而不願意報這種活動的媒體。大家豈不是常常這樣批評台灣的媒體嗎？ 大家辛苦了！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本首席經營學者」、「中華民國政府顧問」大前研一，日前出版《中華聯邦》，預測中國與台灣會在2005年統一。大前的看法大致是這樣的：台灣經濟再野走不下去了，而中國則有「無限商機」，因此，台灣若要「敗部復活」，除了要加速中國三通，更應該把握彼此的經濟交流蜜月期，不如接受中國的「一國兩制」條件，趕緊跟中國作政治結合，台灣人至少可以去中國當領班、工頭。我們以為，大前雖然大膽假設，卻犯了五項邏輯謬誤 (fallacy)四種的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以及三重惡毒用心(evil)。 謬誤一，是他對於「聯邦」的用法既含混又歧義，乍看之下好像是國協、細看之下又好像是邦聯，如果我們看他要我們想像而舉的例子，就有歐盟、美國、以及英國。從他所用的英文來看，如果是United Stated of ChungHwa，那就是「中華合眾國」，大概就是指美國式的聯邦；如果是Commonwealth of ChungHwa，那就是「中華國協」，類式的鬆散結合有大英國協、或是獨立國協。究竟是他對於漢字的用法迥異、還是對政治用詞駕馭不夠熟稔、或是他隨便說說罷了？他說中華聯邦是合眾國的形式，卻又說只是形式上的聯盟，台灣不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說三道四；他認為「一國兩制」是「兩個國家」，說是「保持現狀」，一副若無其事，所謂「和平統一」，就是要中國不費一兵一卒，在不知不覺中吃掉台灣。 謬誤二，是他對於現行政治個體的認識，只有想當然爾的程度，譬如說，他一面說大英國協／邦聯是聯邦制，另一方面又稱之為貿易聯盟。事實上，聯邦 (federation) 是國家內部相對於單一體制 (unitary system) 的一種垂直政治安排，聯邦政府與組成諸邦有權力上的內外分工；邦聯 (confederation) 則是國家之間的特殊結合，上面並沒有超位階的安排；而國協 (commonwealth) 只能算是感情的結合，沒有任何約束力。三者不可張冠李戴（見圖一）。我們關心的是在不同程度的結合深化下，如何捍衛台灣的主權，而不在計較用China（中國）、還是ChungHwa（中華）。 謬誤三，是他把形式上的聯邦制度與實質的地方分權混為一談，譬如英國是單一體制，近年面對蘇格蘭獨立的呼聲，不得不將權力下放 (devolution)；相對地，過去的蘇聯雖然標榜是聯邦體制，卻實行最嚴厲的中央集權。因此，即使中國願意走向地方分權、即使各地積極招商，然而，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要走向聯邦體制，因為發號司令的還是北京，不會是上海、或是廣州。此外，他對於中國內部少數民族自治區的了解，也是望文生義。台灣拒絕與中國結合，並不在於中國內部的權力分配，而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果真中國將會解裂，台商屆時倉皇逃跑、血本無歸、欲哭無淚，還能找誰負責？ 謬誤四，他到底是在講政治結合（中華聯邦）、經濟統合（中華經濟圈）、還是文化認同（漢人、華人）？三個面向雖有相關，卻不必然等同（見圖二）。他說，「中國的經濟體制類似美國的聯邦體制」，就是明顯的把經濟體制偷渡到政治體制，也就是要夾帶「一國兩制」。同時，他又犯了新功能主義者最常見的過度推廣謬誤，也就是期待經濟整合會擴及 (spill-over) 到政治結合。歐盟的經驗告訴我們，儘管東擴東歐反映出廣化的走向，成員國未必對於深化有所共識，特別是政治面向，雖然有人希望它變成聯邦國家，有人期待它只要維持某種獨特的 (sui generis) 歐盟體制，也就是介於國協與邦聯之間，當然，也有人主張它就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論壇、也就是國際組織。 謬誤五，他建議我們不要談「是否要與中國統一」，因為會造成內部分裂，不如談「如何與中國統一」，這在邏輯上真是本末倒置、大錯特錯，把手段放在目標的前面。就是因為內部對於國家大事的看法有分歧，我們更應該先透過公開對話、辯論，再來尋求可能達成的妥協、以及共識之道。如果百姓根本不想與中國統一，就沒有必要再去浪費時間精力去探討統一的方式，更何況中國是大黑洞，我們豈有商量要如何自殺比較划算的道理？ 誤認一，是他認為台灣與中國的糾葛只在於自尊，也就是延續國共鬥爭，因此相信台灣人很想跟中國統一，也就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比喻為夫妻吵架，勸我們如果要婚姻成功，必須「記得過去、原諒過去」。問題是，結婚的最大前提是彼此之間有愛情、兩情相悅而結合；是的，台灣人對中國沒有恨意，中國人卻對台灣充滿著敵意。對於台灣人來說，一天到晚文攻武嚇的中國，即使不是冤仇人，至少也是歹厝邊，地球之大，上天並未斷咱台灣人之出路，又何必沒志氣、投懷送抱？ 誤認二，他質疑，既然中國允許台灣保持自主，為何不結合為一？問題是，台灣的自主不須中國允許，台灣也沒有非要與中國結合的道理。他認為中國允許台灣人選自己的特首，就好像是寬大為懷的中國在向台灣作美人求婚，女孩子婚後可以與父母同住、不用冠夫姓，站在經濟利益的角度，頂多是自尊受損。竟然把中國人的惡霸娶親、覬覦財產，當作是台灣人的投懷送抱，此時的大前研一，儼然已經淪為魔鬼化身的淫媒。 誤認三，如果真如他所言，「民族國家已經走到了盡頭」，那麼，為何國際上運作的基本政治單位依然是國家呢？他說，大英國協下的加拿大、澳洲是獨立國家，沒有甚麼不好，卻要台灣不要去計較自己是不是國家，只要接受Taiwan-kei（台灣形式、台灣社群）就好，名稱並不重要。我們再回頭看大前早先出版的《民族國家的終結》，對於台灣人要追求自己的國家，已經表示相當不以為然，譏諷我們不如去併購太平洋中的小國好了。他一再主張台灣就接受「區域國家」、「地域國家」的身分，他說那不是省、也不是區，而是「自治體」；如果香港也是區域國家，還不是裹著糖衣的「一國兩制」！ 誤認四，他把歷史存在的族群等同於當前擁有國家，因此，蒙古、新疆、西藏被算是三個家，明明與事實不符，甚至於是替中國的霸權脫罪。再者，他眼中的中國只有沿海六個經濟區域，完全沒有考量到內部發展不均、以及分配的問題。不過，他自己也承認，中國的鄉下地方就像殖民地一樣，他如何保證，有朝一日，台灣的資金被搾光了，不會被當作另一個用完的保險套丟到垃圾桶，就好像當前的百業凋零的海南島？ 惡毒一，他居然說前總統李登輝比較傾向於統一，只是目前先專注於台灣的經濟、文化發展。 惡毒二，他除了把台商當作都是所謂的「外省人」（他的用詞是「當年從大陸來的人」），又惡意挑撥「本省人」只同意「外省人」暫住、反對其久居。 惡毒三，他認為海峽兩岸的緊張是美國造成的，特別是敵視中國的軍售說客，因此鼓勵台灣變成中國的第八軍區，用來和美國對抗。 大前研一看到東莞的台商企業，倒是說出真話，他們「心裡是台灣、政治上是中國」。他說得相當美好，「發現一覺起來，發現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國界消失」。我們擔心的是，在諸如大前之流的推波助瀾之下，台灣人誤信「政經分離」而失去了警戒之心，一夜之間，不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登陸，因為萬一台灣表面上還有政治的獨立，實質上卻失去了經濟自主，經濟命脈受制於人而被迫自我繳械。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讀了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這本書，我是一陣錯諤，像大前研一這位常到台灣、觀察台灣的經濟評論家，怎麼會寫這麼離譜的「書名」的書。他預言2005年台灣與中國會統一，他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會被他在書中所提倡的「中華聯邦」的概念替代。他認為中國與台灣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又原來就是同胞，所以會「基於中華思想建設一個整合的聯邦國家」，創設一個中華人的「中華聯邦」。 大前研一既然當了十年以上商業周刊等等台灣的顧問，又他的文章平易，種種複雜的統計數字也非常的深入淺出，對一般讀者一定會有相當的影響力，現在他開始主張「中華聯邦」，我們自然需要有所警惕。 他認為包含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在內的「大中華圈」，今後會變成亞洲經濟的支柱，希望無窮。其中，對中國投資最大的就是台灣。他認為陳水扁總統是主張台灣獨立的領導人，台灣企業只好表面上向政府表示效忠，卻暗中大力向中國投資。這些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率是7%，台灣是負成長，他形容這個現象是「抽台灣的血液，輸血中國大陸」。 以前的台灣，是由日本進口中間生產財回來台灣製造，然後再向外國出口，現在卻乾脆在中國製造，再向外出口，變成忽略了台灣這一個加工站。台商所賺到的利益，按理是應該拿回台灣，然而，他們往往為了節稅，把錢放在香港、或是百慕達這種租稅便宜的地方，台灣與中國大陸組成「中華聯邦」是難免的。 眼前，對於台灣企業的西進與「無國籍化」的現象，政府似乎已經擋不住了。不少的台灣企業家竟然嚴厲地指責那些反對西進的台灣政治家們，叫他們不要再阻擋西進。根據大前研一的看法，台灣的企業家正在迅速「中國人」化，他甚至於引用The Daily NNA的民調，認為台灣的老百姓有64%希望前往中國就職。其實他所引用的所謂民調，太離譜了。離譜的數字，難免導致離譜的預測。 他又由中國那一方來看，以為中國的政治指導者敵視台灣的人急速減少了，而地方政府也非常熱烈歡迎台灣企業的進駐。此外，由於軍方必須財政獨立，國防現代化的資金須仰賴武器輸出，而賺錢了以後的高級將領，習慣過著富裕的生活，就不想賣命為解放台灣而流自己的血，他們對台灣的敵意隨而減少。中國企業歡迎外資，當然更會張臂擁抱台灣的資金與技術。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大前研一判斷中國與台灣的結合方式可能轉化為柔性的「聯邦」。其實，他所謂的「聯邦」是相當混淆的概念。他一方面認為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由沿海六大經濟區域構成了「中華聯邦」，包括遼東半島、北京天津、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廈門福州、以及珠江三角洲。他的說法當然是一種比喻，然而，這種比喻比較像一般所謂的聯邦國家。 不過，他所提倡包含香港、台灣、新加坡的「中華聯邦」，他自己說是與大英國協一樣。由此可見，那是我們一般所慣稱的「國協」(commonwealth)，與「聯邦」(federation)迥然不同。 不論是聯邦、或是國協，這本書所主張的預測顯然是天方夜譚。由台灣的整個情勢來看，中國企圖獵取台灣的野心始終不變，戰術上或有懷柔手段，但台灣一旦入籠，其後就只能任其宰割，這是極其明顯的。 由於近年來台灣人本土意識愈來愈明朗，中華民國 →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中華民國的演進趨勢必定會演變到「台灣國」的地步。只要台灣的自主傾向能越來越明朗，就不怕外人的推波助瀾。

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台灣的外來政權自稱中國但被取代 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沒有推翻「中華民國」，但第二次大戰後的1949年10月１日毛澤東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蔣介石丟了國家，率領敗軍殘將寄居於聯軍暫允託管的台灣，但由於韓戰接踵爆發，以及冷戰結構之賜，得以在聯合國維持中國代表權到1971年10月。 1950年代後期，藍孟博（文徵）教授在東海大學授課，談到中國歷史上「正統論爭」在當代已無意義而且不需要，但未料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之處理及第2758號決議文，明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代表，…」 故「正統論」的合法政權之爭不意在二十世紀由「國際社會」的認定而改變；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看到的「因素」，至少我們可以說，歷史家從來就沒有認真檢討過這個「因素」。 台灣人民應以自決權擺脫中國糾纏 但必須聲明的：聯軍委託軍事佔領並不構成台灣的人民、領土與主權可以過渡給中國的原因；其次，「正統論爭」之所以在當代已無意義，是因為主權在民，人民有自決權，尤其在終結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聯合國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60）』第二條明白指出：「一切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不僅如此，聯合國的『Ａ公約』與『Ｂ公約』也以同樣的文字明白的表示。但主張中國霸權者卻以中國共產黨為後盾，「打著藍旗反藍旗」，要否定國家間所形成的「國際社會」認定的當代價值觀—自決權，並認為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表決台灣前途的權利。但中國大陸的人民並非台灣居民。（即使台灣居民而以「外省人」身分而不認為台灣人的「僑居者」，即在中國歷史上屬於僑置州、縣性質者，每打著五星紅旗在台灣各地示威，理應以外國人驅逐出境。）台灣人民應以國際社會認定的「自決權」擺脫中國的糾纏。 丟棄國號等國家象徵是泛藍黨的責任，不要嫁禍別人 話說回來，自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被逐後，國號以及另外象徵國家的國旗、國歌只能行使在台灣及附屬島嶼之內，但近來國際性的體育運動以及室內研討會早已被國民黨人禁止在台灣國內通行；前者有打著「中國國民黨」身分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後者有該黨立委吳克清在立法院所舉辦的「兩岸商業管理論壇」，「以美觀為由拆下國旗」（見2001年３月11日報紙）。 以上是泛藍黨系統在台灣國內終結「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該集團早已自動終結「中華民國」，蔣介石、蔣經國的後代章孝嚴在1991年立法院報告，謂國家稱呼有七種寫法（參考立法院公報初稿，1991年11月26日出版），該年對拉脫維亞用的不是國旗，而是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顯示這時不用台灣的名號已經不能在國際上生存的事實。 但泛藍黨卻口口聲聲要維護中華民國，一在擺脫政治責任，二者欺騙人民，三者混淆視聽，表面上主張中華民國是中國，而中國的「合法政權」已移轉到北京政權；如此，可以使北京順理成章取得台灣。這種陰謀，在這幾年生效，該黨餘孽與敗軍殘將紛紛投降北京政權；但明明白白的知道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不是由合法民主程序產生的政權，而且還是屠殺中國大陸各族人民的「赤色恐怖」的獨裁國家，但假「中國」之名而投效，振振有詞要「統一」；不僅是阿Ｑ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來日還可以列入「貳臣傳」。 話說回來，應是洗臉革新、反省自己的時候。這些年來若非台灣社會給的恩惠，尤其當過軍、公、教的人吃的是人民納稅錢，皆應該對這塊土地與人民有所回報。如果能知道中國史、台灣史，就知道「捨中國、就台灣」為必須走的路；唯能如此，在生活上安土重遷，在精神上獲得安堵，從此心安理得。 以「中國」為國號，是「近代」以後的事 有人動輒自稱中國人、華人；外國人看來甚是奇怪，每誤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已在上引聯合國的決議文看出「中國」兩字已是代表國號。 中國歷史上，「中國」一詞所指的大體上可以說與「中原」地域相若，為省篇幅不在此論述。但「中國」當做國號是近代的事。由於鴉片戰爭以後，清朝不能不進入國際社會，而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國名，只有朝代名，故面臨認同問題。梁啟超為寫這個「國家」的歷史，但不知其「國名」，故討論以「中國」為國名，梁又考慮：「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但還是決定用中國兩字，而其歷史稱作「中國史」。梁之討論此事是在1901年，即辛亥革命前十年，可見近代纔以中國為國名，而所謂「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猶如朝代之名，而後者目前已是「中國」，我人不必以此血淋淋的國家為榮，而應以台灣能建立民主法制的國家為榮。 以土斷政策，去「華人」等稱呼 有人自稱華人，或以此迴避中國人一詞，但若譯成外文，華人等同中國人；何必心虛而不敢自稱台灣人。 台灣人的祖先有來自明朝、清朝，當時「現代意義」的中國還未成立，豈能稱作中國人、華人？若以地域論來源，有人稱閩南人、客家人，在清朝文書中還有泉、漳、粵人及現在各種原住民之稱呼，而在今（10月25日）的立法院，泛藍黨的立委還搞分化，指為「漢族政權」，此原出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只能有漢族當政的構想，竟然否定自己參政之事實，不免自取其辱。若欲以種族劃分亦無不可，但漢族在學理上如何定義，政客們也應弄清楚。 有些政客有意稱自己是中國人、華人，其實是在指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政治人物或一般人民若盲從，會出賣自己。 二次大戰後自中國大陸移居台灣者甚多，「中國歷史」上有「土斷政策」，以現代意義來說，即以台灣為籍貫，共同建立台灣國，這是對本身最大利益；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專家，對這一點最是清楚。但歷史上有許多不認同者，南人被北遷，都落得很慘。 解構中國史、重建台灣史是時代潮流 現代的中國，將王朝時代被征服的民族與領土都納為己有；爾今被看成族群(ethnic groups)者是有其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民族而不是止於族群，他們要恢復他們的國家，如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時代，強制掠奪者必遭分裂與敗亡，這是中國的前途。 現在被定義的中國史範圍，包括現代「中國」意義之外的歷史上王朝都在內；以漢族觀點的「異民族王朝」，如元、清等等的民族後裔都在恢復他們的歷史。土耳其系的突厥的「國」稱作伊利（il），蒙古的「國」稱作ulus，他們本來都有自己的國，現在各民族在恢復他們的歷史，因此「中國史」在解構中。 台灣人民應團結起來重建一部屬於自己「國民的歷史」，這是找回自己在這塊土地上努力成果而架構起自己歷史的行為，而不是始終「喪失自己的歷史記憶」，而靠著「流寓（亡）意識」，停留在稱自己是隴西人、趙郡人、潁川人或泉州人、漳州人、粵人而自慰。總之，解構中國史、重建台灣史，是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時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編註：A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B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本文原載《台灣日報》，2002年10月26日「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六。

張燦鍙著／前台灣聯盟總本部主席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自序/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 第三章 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第四章 提升台灣傳統文化的優質化 第五章　以人為本位的台灣文化重建 第六章　開創台灣新文化：確立新價值觀 自序 如果光看學歷，我是美國名校萊斯大學（Rice）的化工博士，有二十年的時間，在美國知名且唯一私立免學費的庫伯聯合大學（Cooper Union）化工系擔任教席，並當了系主任，所以也是大學教授。在一般人的印像裡，唸理工的人大概都是戇直而務實的。事實上，我大致也是這樣的人。早初，我的生涯規劃便是想當個與世無爭的學者，埋首於學術研究工作。以美國的環境條件而言，的確是做學問搞研究的好地方。 但人算不如天算。既然我是一個務實的理工學者，追根究底的治學方式，自然也會應用到我對社會的觀察上。在我的那個年代，台灣留學生到了美國，除了大開眼界，最大的改變，恐怕就是個人思想的自我覺醒。這種覺醒，因人而異，深淺有別。但最起碼每個台灣留學生都會感受到美國社會那種自由，開放的民主氛圍。看美國，想台灣，我油然興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深沉的悲憤。生為台灣人，我逐漸覺悟到對自己鄉土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要是台灣人不能突破外來政權的統治，如何對得起四百多年前冒死橫渡黑水溝的列祖列宗？ 一生的志業：從事台獨運動 由於這種覺醒，我在美國毅然決然的參加台灣人獨立運動，使自己走上了不歸路。我不但參加了台獨聯盟，而且還擔任了十四年的台獨聯盟主席。嗣後台獨聯盟號召海外人士返台，我又當了遷台前後四年的獨盟主席。像我這樣一頭栽進搞台獨的同志為數不少。不過看起來，我倒成了「不務正業」的典型，不像黃昭堂、許世楷他們的專業本來就和政治有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海外黑名單同志前仆後繼的闖關回台，我以首謀內亂罪被起訴，在土城看守所關了十一個月，隨後獲得交保。出獄後，我發現闊別三十年的台灣社會變了。最明顯的是物質享受普遍提高，但道德水準卻日趨下降；有形建設到處可見，但無形建設卻乏善可陳；經濟發展雖有目共睹，可惜社會公德卻向下沉淪，令人憂心。 在我踏上故土時，台灣的環保運動已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不論是空氣污染、水污染或是興建焚化爐，闢設水庫等等，都可能因時因地而形成一項公眾論壇，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只是在喚起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自覺的時候，卻少有人去關切一項更嚴重的社會生態課題－台灣人的精神心靈污染。 猶記得蔣渭水在他那篇為當時台灣社會把脈的名文「臨床講義」中，針砭台灣人「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腐敗、、、、寡廉鮮恥、、、、。」他所指陳的這些症狀，現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竟連心靈都墮落了。一九九四年我到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參加當時台灣筆會會長李敏勇主持的「文學與政治」研討會，想不到我是唯一出席的政治人物，這是不是意味著政治人物只知道搞政治，除此之外對社會改造便是抱持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畢竟，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政治是最容易短線操作，立竿見影的；而文化則是需要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深耕，當然短視的政客是要敬而遠之的。因此不難看出，過去台灣發展經驗顯示，經濟的發展往往有量無質，民主的改革有架構而無內涵，以致國家的競爭力難以強勁的提升，更遑論文化的建樹了。 作為一個「不務正業」的台灣人，三、四十年來的覺醒，讓我深信，廿一世紀的台灣不只需要政治維新，經濟維新，更迫切的需要進行一場全民心靈改革的文化維新。只有透過這樣的心靈改造才能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根源，也只有融新匯舊與創新優質的台灣新文化，才能找得到台灣真正的出路。 這本小冊子的付梓，其中有一部份是去年我在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主辦的關懷台灣本土活動的講稿；也有一部份是我在其他場合的演講。我曾經在美國自我放逐了半個甲子，為台灣獨立運動奔忙，因此書也沒教成，台灣人運動卻成了我這一生最大的志業，其中的遭遇，既有困頓也有欣慰。對我這個老台獨而言，我始終堅信聖經上的一句話：流淚播種的，必將歡呼收割。正如我們常掛在嘴邊說的：愛拼才會贏。台獨運動從歷盡艱難險巇到實現政黨輪替，雖然看似大有斬獲，但實際上卻面臨了相當嚴重的瓶頸。當“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和台灣領導人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 ”時，台灣人運動已經出現最大的盲點，但政客們和許多運動者還不以為意，浸沉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自我意淫中，怎不令人痛心。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要深化台獨運動，那麼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是一項刻不容緩的最大課題，也是衝破台獨運動瓶頸的不二法門。基於這樣的認知，我謹將過去的幾場演講形諸文字，整理彙集成冊，藉供給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閱讀及探討。當然我更切盼這些文字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有關台灣文化重建與創新的論述出現，好為台灣文化的深耕，共同善盡最大的心力。 回到選項 第一章 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一九九二年我在大家的協助下，終於突破黑名單的禁制，走出台灣政治的歷史監牢，再度擁抱闊別多年的台灣社會，歸根故土的宿願終於得償，心中的歡喜自然是不言而喻。 然而，返台的這整整十年當中，我貼近去感受台灣社會的脈動，心情卻是十分複雜，可說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台灣人的自覺，已經逐漸被喚醒；憂的卻是，自覺的幼苗，在尚未成蔭之前，又被嚴重污染。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者，我不禁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長期以來，無論是島內或是海外的「台灣人運動」，大部分都是把焦點對準台灣人所受的種種政治壓迫，所幸經過卅多年的打拚，的確創造了一個政治架構全然不同的台灣社會，使台灣人在政治上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彷彿潛藏在社會的種種鬱抑，一時之間完全被解放。這些束縛的解放，使得社會活潑充滿生機，但是卻也帶來很多脫序的亂象，甚至很多價值觀也因此而混淆起來。看到這樣的景況，才使我恍然大悟：台灣人運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一個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是的，當前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進行一場深度和廣度兼具的台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運動。 不過，在從事這項論述之前，我有必要對文化的涵意和影響，約略提出個人的看法。文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是捉摸不到的東西。一般而言，所謂「文化」，即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形成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也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即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一種蘊含教養、品味、智慧、心靈和創意的結合體。好比要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既要觀看它的建築，市容和景觀，也要了解市民日常生活所展現的特定活動內容，包括民俗節慶，生活禮儀、藝文活動、生活涵養等。顯見一個城市的文化已經和城市的特質與市民生活品質，畫上相當程度的等號。再擴而大之，就是一個民族內涵的展現。所以文化有形形色色的形態，諸如：企業文化、享樂文化、年輕人文化、開車文化、政治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沓然雜陳，價值取捨因地而異，美國人介意緋聞，法國人則無所謂，甚至偏愛八卦。因此，什麼樣的文化，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有什麼樣的過程，就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有什麼樣的人民群眾，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府。於此可見，一個清廉政治文化的培養，並不單靠國家領導人的意志與修養，更重要的是端賴社會大眾共同建立的正確觀念，有以致之。 另一方面，從人類演進的歷史來看，今天我們所以能夠了解古早人的，幾乎都是靠他們遺留下來的價值觀、道德、思想與藝術的遺產，而不是端賴他們的經濟活動。譬如國民所得的高低、外匯存底的多寡、生產效率、統計數字、經濟效益、投資報酬率，這些數據可能有如過眼雲煙，當這個世代結束了，下個世代的人就忘記了。但是道德、文化、藝術的遺產，則會一代接續一代的流傳下去，影響深遠。因此西方人說：經濟是一種現實的力量，而文化卻是一種信心的力量（Economics is the Power of Reality，but the Culture is the Power of Trust）。可見文化的力量，比較長久而且深遠，而政治經濟力量則比較短暫而膚淺。 事實上，任何人類的經濟活動，如果沒有道德約束，就會變成爾虞我詐，強取豪奪，互相算計，如此生活就沒有什麼意義和品質可言了。而在經濟活動裡面，如果不能同時對文化、藝術有所提升，則經濟活動越頻繁的時候，就會造就越多銅臭味的人。甚至，當經濟活動脫離了道德與文化藝術之後，如果越興盛，反而社會奢靡成風，成為墮落與敗亡的催化劑。歷史上的迦太基興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迦太基覆亡：追求財富至上的國家悲劇 有一本書叫做「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寫的便是二二００年前「地中海女王」、「經濟大國」、「貿易大國」迦太基被羅馬帝國徹底毀滅的亡國經過。腓尼基人據稱是地中海沿岸最擅長經商的民族，二千多年前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王國，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經濟強國。史書上說，腓尼基的商人「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是一群「只知賺錢，沒有娛樂的工蜂」。他們除了追求黃金之外，還是追求黃金，不像希臘城邦把金錢用在創造文化上面，追求超越金錢與財富的精神文明。因此，雖然它的海軍強大，騎兵驃悍，軍力不遜於羅馬，但卻「因財富而心高氣傲」，「因榮華而失去理智」，以致陷入經濟的自大與自卑之中，經過三次布匿克戰爭之後，終於被羅馬徹底的毀滅，從地球上消失。 而歷史上的羅馬帝國，也是重蹈覆轍，走向滅亡。 我非常擔心，台灣這幾年來，似乎也有這種趨向：越來越重視功利，重視財富的追求，社會奢靡成風，到處充斥著浮華與墮落。這種經濟掛帥，財富至上的價值觀，是否也會讓台灣社會步上迦太基、羅馬帝國的後塵，令人憂心忡忡。 歷史的教訓使我們了解文化的重要是凌駕於經濟之上。然而文化建設這條路，自古迄今從來不是平順的坦途─它不能立竿見影，它像一株小樹，需要不斷地澆灌、培育和呵護。譬如教育，也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無形的建設。在經之營之的過程中是很難得到掌聲的，成效只能等待歷史的見證。尤其在功利社會裏，文化或藝術往往被誤解是裝飾性、欣賞性、宣傳性的事物或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甚至認為對經濟的發展一無是處，是只會花錢而不能賺錢的。當然，這種論調似是而非，不足為訓。在此，我要舉歷史上三個非常值得一提的顯例。這三個文化運動都強而有力的推動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第一個例子，便是歐洲在西元十四至十六世紀迸發的文學藝術上的復興運動（Renaissance）。其始於義大利的弗羅倫斯，而後幾乎傳遍於全歐洲。它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成就在於人文教育的建立，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創作的昌盛；天文、物理、醫學、技藝及科學方面的新發現，以及方言文學的發達等等。此外，它更透過思想啟蒙（Enlightenment）、宗教改革（Reformation）等運動，使原本封建的歐洲社會轉化成現代化有文明的公民社會。 […]

盧建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誤中改革必敗的魔咒 我要從王安石變法談起。王安石欲變法圖強，在遭遇政治菁英和知識菁英雙重阻撓之餘，賈起餘勇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勇壯則勇壯矣，亦不足挽回改革失敗的命運。臺灣在民主改革的進程中，歷史科大學聯考題型改易逾13年，一綱多本教科書新制起用滿3年。在這一連串改革帶動之下，歷史科教育變得只有愈糟，歷史知識的製作和流通機制只有愈加不健全！何以如此呢？這是《從根爛起》本書嘗試要解答的。我們好像受到改革必敗的詛咒，當年的王安石如此，今天的我們何嘗不然？ 在反王安石陣營中，有位曾鞏先生在與王安石爭辯過程中，早已指出改革必敗的癥結所在。可惜王安石聽不進去，我怕的是，千年後的我們改革派也聽不進去。曾鞏的看法很簡單。即令中央政府貿然推出改革政策，但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形下，一切全歸徒勞而已。曾氏認為王安石的財經措施需要強有力的行政體系支撐方可為功。但揆諸當時北宋政權只有一副千瘡百孔的行政機器，該機器效能之低落，於處理平常業務上早已捉襟見肘了，還復能擔當新政的繁複業務？所以，曾氏主張，先厲行行政革新作為爾後政治改革的張本。事實證明，安石變法的結果，就發生了曾鞏所預見的，效能低落的行政人員誓死抵制新法和新政。今天教科書的改革，也碰上一群高中老師誓死維護他們所熟悉的舊歷史知識，不願接受新的歷史知識這樣的事。走改革路線的教科書全部潰不成軍，率由舊章的教科書反而大受歡迎。這又重演一遍改革必敗的歷史。 改革的方案找不到合適的執行者，是安石所受的詛咒。但我們亦有與宋代不同之處。那就是改革的方案不見得比傳統的慣習高明，那是以壞的案子強人所難地去捨棄好的案子。有些高中老師不採用號稱有「新意」的教科書，不是在反對改革，而在反對新法反不如舊制這一點。亦即，同樣是反對改革，亦有如曾鞏之流並非為反對而反對，他是看到新的辦法不具舊制的優點，或說其中優點微乎其微，故而主張一動不如一靜。同樣是保守派，實有明智和死硬之別。 同理，同樣是改革派，亦有拙劣者搶搭改革列車，其所製作的劣質產品卻強要人買下。這是赤棉小孩身懷AK47步槍，其不造成改革的血海屠場才怪。改革是亟需的，但要一小撮無知之徒如同盲人反過來帶領一眾導盲犬踏上跌落火山之途般，領導神智清醒的人逼他們走上絕路。這是自殺，不是改革。焉有愈改愈壞的改革，這是反改革，比守舊還糟。近年來假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者掌握大權，我怕是赤棉小孩擁有AK47步槍，其不可怖幾稀！？ 我在上一世紀八○年代負笈美國看到人文社會科學各系在訓練學生如何從事真實報導社會事件，往往要學生品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邪惡的凡常：艾奇曼在耶路撒冷》和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的《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紀實》﹙一般通譯為《回憶錄》﹚這兩部書。在前者，這位女作家在報導德國納粹黨殺人魔艾奇曼所受以色列法庭的審判。法庭內殺人者死不認罪，法庭外民眾群情激憤，深恐法庭無罪開釋兇手。女作家反覆關照庭裡庭外種種非理性的作為，將人們事後猶不見平靜的心理，筆之於書。在後者，這位大史家在描繪國會議員同僚如何因平庸而使到手的革命果實落入野心政客手中的故事。女作家是受過納粹迫害猶太裔，大史家是身與革命的國會議員。他們一方面很易譁眾取寵而不為，另一方面他們對所報導的事，自己都有著置身其中的主觀位置，竟然卻能寫出被公認極具客觀的作品。鄂蘭因以同情理解的筆觸描寫施暴者，被她的同胞視為「猶奸」；托克維爾唯恐作品問世傷及同事感情，乃嚴命子孫不得出版其書。兩位作者都因不得脫身事外而從事寫作，卻懷抱不為同胞和同僚諒解的情操，只為「如實寫出所見」這個理想而自甘願受苦。 我自認不如上述兩位偉大的寫手，也沒有他們兩位自苦的高貴情操。我的同胞非常鄙陋，我的同行極為貪得無厭，我試著把他們的嘴臉給描摹出來。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書來寫醜陋的自我這一主題。這就不枉費我在溽暑揮汗寫這部書了。 序曲：政大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事件 2002年2月23日下午兩點許，兩輛私家轎車在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大樓停車坪不期而遇。其中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張哲郎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龍騰出版社寫書的張元教授(任職清大)、為三民書局寫書的甘懷真教授(任職臺大)、以及為南一書局寫書的楊肅獻教授(任職臺大)和周惠民教授(任職政大)。另一輛是由政大歷史系的彭明輝教授所駕駛，走出了為建宏書局寫書的盧建榮教授(任職師大)。一群人寒喧中，盧教授因某君透露得知，這一群人是為了7月大專聯考歷史出題方向事聚會而來。他一眼瞥過去，負責大考中心5、6年歷史科的清大張教授神情顯得極端不自在。午後春陽照在他那付眼鏡上，更照見他那不安的神色。 當時盧氏的內心震撼了一下，暗自忖度，為龍騰、南一、以及三民寫教科書的作者，何以可以參與大專聯招命題之事？這不是明擺作者兼出題者嗎？何以教育部可以任憑6家出教科書書店／出版社中，選擇其中3家作者命題有份，而另外3家作者命題無份呢？這種作者又兼出題者的作法，顯然有違大專聯考的公平性，而且又有圖利特定廠商的嫌疑。這些教授全都博士出身，竟然會聰明到不知利益迴避。這種學商合夥共組生命共同體、知識 份子不知有所利益迴避之事，在10年教改期間不知發生多少，如今鬼使神差天可憐見教盧教授給撞見。公然向盧氏講今天聚會事的人，難道不知此事當有所隱諱嗎?這種公然違犯職業倫理卻不知避忌、而宣之於口的作風，象徵著臺灣國運「猖癃」，教改「萬衰」。 2002年2月23日的公然違犯職業倫理事件只是臺灣10年教改積弊冰山的一角。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事情10年來偷偷摸摸進行，從無間斷，只是罕為人所撞見罷了。領導教改的人正是這一群公然違法、卻自以為蒼生救星的教授，在他們菁英自專的倡導下，國家權力下放，交出教科書統編權，允許民間自由競爭。這些教授在6家書商爭食大餅之下也分得一分油水，讓自己的荷包鼓脹起來。可是他們賺的是當得利益嗎?從他們漠視聯考的公平性，敢公然以教科書寫手下海參與聯考出題機密，即此一端就暴露其心態之偏差，真是到了利慾薰心和不解人間尚有公平和正義為何物了。臺灣的教育操縱在這群宣揚教改，並著手寫教科書、又參與聯考出題的教授手中，可見這群教授的心已經鈔票化，一切向「錢」看了，他們自己活在黑暗心靈中卻在白晝到處要抓他們口中的傳統鬼。有他們在，臺灣的教育可說已從根爛起，這些腐爛的「根」又透過教育部制式管道和所屬書局校際網絡，時時召訓中學老師，而中學老師因緣進入暑期課程而受教於這群人，如此不上下交征利也難。腐爛的毒水就這樣傳染給中學教師，中學教師在課堂上理所當然傳遞給臺灣的未來希望──中學生，這讓臺灣的人才樹苗將來在抽枝發芽時都噴出毒來。 從根爛起，正是歷史科10年教改的重頭戲。這我得話說從頭了。 ＊本文原載自《從根爛起》一書。

楊碧川◎靜宜大學兼任技術講師 赤子與同胞 明石元二郎在1918年7月就任台灣總督，翌年10月病逝。短短1年3個月時間的建樹，不在立即效應，而在長遠的影響。 他一上任，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教化台灣黎民的問題。基本上他主張同代台灣人逐漸成為日本臣民，因此訓示部下「切須予以感化，俾得施行同樣教育。」最終內台渾然一體。 台灣人是被殖民者，不算是日本人。要教化台灣人成為天皇的「忠良的臣民」，為政者不可操之過急，首先要撤除語言、風俗、習慣等那堵無法踰越的高牆。教育是最基本的手段。當時尚無內台共學，對台灣人的教育體制混亂，明石延長教育年限，開闢專科教育，同時注重女子教育（1919年1月〈台灣教育令〉）。 明石和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樣，深知一旦操之過急地全面日本化，將刺激台灣人那一點僅存的自尊心。要讓台灣人同意被日本人統治，並且心悅臣服，不能只靠暴力。 日本人公務員、教師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使台灣人學生尊敬師長，才能漸漸培養出有日本人品味的台灣人。有教養的台灣人事實上在思考上、行為上及世界觀都已接近明治維新以後新一代的日本人。這才能達到「使台民與我同心」的長遠目標。 相對於明石總督，蔣介石父子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以制式暴力加上對台灣人精神上的凌虐為手段，台灣人儘管敢怒不敢言，但內心充滿了對「狗語」（國語）教育的痛恨。沒有人因為拒絕接受日本教育而遭受國家暴力的懲罰；相對地，接受北京話、中國化教育則是掛狗牌──「我不講方言」──進而被迫蔑視台灣人自己的母語及這塊土地歷史的永遠的傷痛。 明石期待把台灣人當作和他一樣的「天皇的黎民」；蔣介石父子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征服者的奴隸。口口聲聲「同胞」，可是那幫從中國大陸敗逃來的支那人，至今仍瞧不起台灣人。 也許明石多活幾年，可能會看到教育體制改變過程中的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但至少他的誠意是值得肯定的。明石及歷代台灣總督從未想到利用特務來控制教育，蔣父子的拿手好戲是，甚至隨他們逃來的敗民遺民當作人看待。台灣人受的是奴化教育。至今支那人反而倒過來指斥台灣人身中「皇民化教育」遺毒。 日本人從未教育台灣人蔑視自己的母語及自己生長的土地，即使被教化成支那化的台灣人，在蔣父子的眼中仍是奴隸，頂多不過是奴才罷了。李登輝、陳水扁是「台灣人民選」的總統，而不是支那人的「台灣總統」。 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已涵養成現代人，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即使不自比為日本人，有世界眼光，也不至以身為中國人為恥，因為台灣人至少保持了起碼的尊嚴。 取之台灣　用之台灣 明石總督頒佈「台灣森林令」，目的在保護台灣的森林不被人為的濫伐，保持水土的安全。至今台灣到處土石流、水患不斷，同樣是外來政權，日本人要根留台灣和永續經營；支那人卻是能搶就搶，隨時要讓台灣廢墟化。 要讓台灣人感動，必須拿出魄力，修建嘉南大圳及開發日月潭發電計劃，表面上促進台灣農業的發達，奠立工業發展的基礎，但最大的效果是收攬了台灣的人心。 台灣電力公司（日月潭發電）的3千萬圓資金，由總督府提供40％，其餘的60％由台、日民間資金承股。嘉南大圳當初興建預算4200萬圓，其中1200萬圓由總督撥款補助。一切成果都永遠留在台灣，提昇了台灣人的生活品質。 取之台灣，用之台灣，使台灣人從物質生活的改善與提昇，進而對日本統治心悅臣服。台灣人沒看到日本人興建工程偷工減料，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事實上是再一次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重新分配，各項工程更是弊端叢生，至今還在挖挖補補。台灣任何公共工程預算超低，回扣佔三分之一，這是「日本時代」聞所未聞的。 奉公精神 明石總督一生奉公清廉，即使貴為台灣最高統治者，仍舊無欲恬澹，例如他在朝鮮時代（1907~1913）的東京舊家，已經殘破漏雨，仍不肯動用公款修繕。當台灣電力公司的股票上漲，有人勸他擁有一些股票，被他當場嚴斥，他決不為一己之私而左右股市。 這種奉公精神是武士的本質，儘管明石滿腦子「天皇神國」，但絕不動台灣人的血汗錢去修築豪邸，他的家人仍舊租房子過日子。 蔣介石佔盡了台灣的名勝，據為一己的私人花園別墅，全台灣的資源就是他一家的私有。他的嫡傳宋楚瑜，更以貪污台灣人的錢在海外置產而自豪。 支那人50年的統治，徹底破壞了台灣人已被「皇民化了的」奉公精神。執法者玩法，老百姓只有走後門送紅包。至今70歲一代的台灣人，歷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體驗，奉公清廉的日本人官公吏和貪污玩法的支那人官僚的統治。 至今台灣人人以貪瀆為能事，選舉買票，民代官員包工程，甚至包娼包賭。將人民最起碼的尊嚴踐踏在地。守法不一定代表奉公，台灣人一向公私不分，唯我獨尊，唯有受過現代教育才能涵養一個人對社會、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進入近代市民社會，台灣人起碼懂得公私之分。明石對台灣教育的改進，奠定了一個有教養的台灣人社會的基礎。如今台灣人從一個「人」回到原始叢林社會的「野獸」狀態，濫用自由（即自私）甚於奉公。 明石總督的風範給在台灣的日本官公吏帶來一股清新風氣，提昇了日本在台灣統治的素質，也就使台灣人更加接受日本統治了。 遺葬於台灣 作為一個傑出的情報武官明石能策動列寧等俄羅斯革命家從內部撼搖沙俄帝國，事後，他把剩下的錢分文未動地退回給日本政府。他謙虛地自稱為一屆武夫，統治3百萬台灣人別無他策，一秉誠心而已。明石病逝日本，卻遺言葬在台灣，這是奉公精神的最高體現，比起蔣介石父子不願埋骨他們踐踏五十年的台灣，其胸襟截然對立。明石不見得愛台灣或台灣人，但至少表現出餘生埋骨台灣的精神。蔣父子把台灣當作剝削的過度之地，死後他們的幽靈仍在所謂「中華民國人」的身上借屍還魂，作為這些人糟蹋台灣及台灣人的精神象徵。 台灣人大概很少人會懷念明石總督，但對蔣父子的痛恨卻是不共戴天，同樣是外來統治者，一個想把台灣人教化為日本臣民，一個把台灣人當作反共炮灰和剝削對象，同樣站在歷史回顧上，立即涇渭分明。 以往對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歷史，大多著重物質層面的探究，僅以此演講對日本及支那統治台灣的所謂「殖民心態」，作一個精神層面上的比較。 ＊本文發表於10月26日舉行「元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先生紀念演講會」。

張維邦◎前淡江歐研所教授、歐盟研究協會理事長 討論未來十年，台灣永續發展的十件大事其實是環環相扣的。民主化是個台灣現代化的運動。民主還沒鞏固，在國際社會(Concert des nations)還沒有爭到一席現代化國家的法定地位，想要討論布希總統訪台或是陳水扁總統訪美，表面上看來，有點不切實際，甚至有點一廂情願，不過，將之當激發國人去思考台灣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尊嚴與現實國際社會的運作，勿寧是一種有意義的腦力激盪活動。 今後積極要解決的大事，應該是制定新憲法的大工程，離開了憲政的改革，台灣無從施展現代化國家的大業。唯有從根本憲政進行民主化運動，才有望塑造全民國家的認同新意識。目前的這部憲法是蔣介石在軍政、訓政中國時代，一黨專政量製的家法（而不是國家根本大法），連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承認的蔣介石家法（中共所代表的中國人），竟然將之套牢在台灣上，依然受制於專政的國民黨政權，不僅不合時宜，反而影響民主化憲政的運作，以致國家無法進行現代化的革新，更無法突破障礙，大幅度的提升國際競爭力。到底現代化的經濟與政治的革新息息相關。因此制定一部符合台灣永續發展所需要的新憲法，異常迫切，否則永遠自我綁手綁腳，事倍功半。 在制定憲政時期，讓人民參與建構一部新憲法，然後請憲法學者整理，讓新憲法留下一些具有彈性的條款，以利針對國家發展的需要，能夠定期讓人民針對政治人物違背民意精神的立法複決。瑞士除了代議制度外，還設計了直接民主（人民創制與公民投票）制度，如此實行才可望實踐主權在民的真諦。對於國會的立法，如果人民有5萬人的簽署，可以公投複決。 從獨裁專政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內閣議會成了政客討價還價的叢林世界，無法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因此可以考慮施行總統制，向人民負責（總統每4年大選或是設計特殊憲法條款牽制總統，使之無從濫用權柄，保障整體人民的權益）。當然對於媒體的濫用公器，也得研究人民的監督權。 但以目前國會的生態，要進行修憲或是制憲根本不可能，但是透過制憲的選舉訴求，一次又一次用國家施政力量向廣大的人民宣傳制憲的必要性，應該在8年內可以完成壯舉。有了一部現代化，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憲法，就可以透過國家教育與媒體系統加速度宣揚國家現代化（國家認同）的迫切性。 國家認同逐步共識，才能夠發揮國際外交，以嶄新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面貌，向國際社會訴求，也才有望突破邀請美國總統訪台，或是民主台灣的總統訪問友邦國家，否則處處受到杯葛。當然在推動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也可以將布希總統訪台及陳水扁總統訪問美國或是歐洲作為外交大工程的一環。 在制定新憲法時，必然得針對國土重劃，如何有效充分利用國土，以及透過教育系統進行新思想新思惟的建構，塑造新國民價值觀，藉以深化科技與廣佈創意文化，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國家新主人能夠創造國家國民新財富，才有望達成國民所得倍增，厚植國本，進而建設成富強的福利國家，否則只不過是一場紙上談兵，不切實際的文字遊戲競賽而已。 至於兩岸對談，應該配以獨統公投機制運作，表面上兩岸對談有其現實需要，其實國家安全，遠比商人利益的議題考量來得重要，連Adam Smith在18世紀提倡自由經貿之餘，都知道將國防安全列為國家首要的重大責任，何況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如果缺少國際強國的奧援，就算商人的商機還是會泡沫化。 兩岸對談應該要有操之在我的決心，而不是自我矮化，委曲求全的結果，將失去一切動力，要有全盤的沙盤作業準備，隨時都可以進行合法合理合情的對談，因攸關人民長遠的生存空間，隨時要有拒絕的魄力，這是一場生存與滅亡的對談，絕不可掉以輕心、以逸待勞，而不必將之當為非對談不可的陷阱。那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奴役、專政的長遠競賽，因此將兩岸對談列為最不迫切的大事，否則會讓中共及部份台商逼迫台灣投降。公民投票是主權在民的主要內涵，也是對抗奴役、專政武力威脅的重要工具，這也是談判的法理基礎，更可以展現出全體國民意志的政治智慧。 ＊本文發表於《新台灣總合周刊》，第58期。 ＊ 作者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歐洲聯盟協會理事長，於日前受世界歐洲研究協會邀請，代表台灣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第六屆世界歐洲研究協會理事長會議」。途中前往巴黎拜訪友人，卻不幸於巴黎時間12月2日下午，因心臟病及過勞而遽逝巴黎，享年65歲。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教授，一生致力於推動台灣與歐洲的深度交流、期透過宏觀的世界觀、國際觀，去促成各界思考並尋求台灣進步及生存的關鍵及意義。並積極希望透過教育的辯證省思，去教育、栽培年輕世代，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世界觀並關心台灣永續發展的智識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