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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