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高一生：「我們像姘婦一樣」

二二八事件六十六週年前夕，國民黨榮譽主席刻正浩浩蕩蕩地率團訪問中國，並拋出什麼「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的十六字「箴言」。「箴言」？此刻的台灣，需要的是什麼「箴言」呢？日昨，在課堂上，筆者跟學生談到了高一生（一九○八至一九五四），一個優秀的鄒族菁英。高一生是原住民第一位師範生，一九三○年自台南師範學院畢業後，回到部落擔任教師與巡察的職務。受過現代教育且極具音樂天賦的他，除了努力提升族人教育水準之外，還致力於推廣農業新知、改善醫療習慣等。然而這樣一個充滿理想（甚至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熱血青年，卻在一九五四年二月被國民黨政府以「高山族匪諜判亂案」的罪名，判處死刑（肇因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阿里山鄉長的高一生，因收容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台南縣長袁國欽，而於一九五一年被保安司令部以「窩藏匪諜」、「貪污」等罪名逮捕。）當然，他所主張的「原住民自治」，才是國民黨心頭真正的大患。據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女士說，父親曾對她說：「（我們的土地）先給了荷蘭人，荷蘭人來了，就中國人；中國人來了，就日本人……我們像姘婦一樣，常常換，從來沒有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們要自治！」令人難過的是，像「姘婦」一樣的台灣，至今不僅仍未獨立，還有人爭相前往「上國」朝貢、獻媚。筆者跟學生說，高一生在獄裏寫給妻子的信中，有一封是這麼說的：「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取用縫紉車之前，我特別想穿妳縫製的衣服……山野和田地隨時都有我的魂魄守護著，水田千萬不要賣了。」學生聞此，莫不泫然。「水田千萬不要賣了」—在二二八前夕，謹以此箴言回贈連戰。（作者為教師，台中市民）

追求民主優質的台灣社會(中英對照版)

Pursuing Quality Democracy in Taiwan 2012/12/29 George T. Chang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邱吉爾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As an ardent promoter of Taiwan Independence, I have repeatedly asked myself “What is my ultimate concern forTaiwan?” ”What is […]

藍色新聞眼

值此東海局勢緊張、釣魚台問題正炙時刻，蘇貞昌訪日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但蘇這趟「民主和平繁榮之旅」究竟獲致哪些重要成果，卻在媒體有意淡化下被削弱了，實在非常可惜。觀諸蘇主席這次日本行，筆者認為至少具有以下兩點意義：一、蘇貞昌會見日本朝野各黨派眾議員，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與首相安倍晉三胞弟岸信夫的會晤，並獲得其友善回應：「討論亞太地區安全的時候，不可不論及台灣」；而在與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會晤時，也獲得該政治要角堅定的答覆：「日本的外交經貿政策，乃至於日本的安保政策一定要把台灣考量進去，目的就是要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這些具體的成果，都為台日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礎。二、相較於馬政府提出一廂情願式的、空洞的「東海和平倡議」，蘇貞昌此行提出「美國、日本、南韓、台灣民主同盟」的具體構想，把台灣的安全放在民主國家的縱線上，而這構想也獲得岸信夫的支持，他強調：「美國、日本、南韓、台灣基於分享共同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應強化民主同盟關係，如此可防止其他勢力引發這個區域的緊張。」此語清楚地區隔了「民主同盟國」與「野心中國」的敵我界限，對台灣的安全無疑形成多一層保障。凡此種種，對台灣而言，皆屬重大議題，奈何卻「敵不過」一個無能內閣的改組。這種「新聞眼」無法矯正，將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危機。（作者為高中教師）

誰沒禮貌？誰沒醫德？

若不是有人側錄、若不是拜網路之賜，我們無由看到陳前總統的近況與病況。為什麼陳順勝醫師（國內腦神經權威）不過是在看了影片之後，以他的專業發表看法（他認為扁罹患帕金森氏症候群），就立即遭來北榮的嚴厲反擊？指責他「透露病患病情、違反醫學倫理」。好一頂大帽子啊！這個手法跟日前清大學生陳為廷事件如出一轍：他們不就事論事、不談問題核心，卻將問題轉向「道德」問題，藉以模糊焦點。因此，在他們的操作下，陳為廷成了「沒禮貌」的學生，陳順勝醫師也成了「沒倫理」的醫師。這就是典型的打壓手法。媒體壟斷，是一個可受公評的議題，與「禮貌」無關；阿扁病情，也已是一個國際矚目的問題，與「違反醫學倫理」無關（更何況陳醫師對外解說病情有經陳總統及陳致中的同意）。讓一切攤在陽光下吧，讓所有的腥臊污垢都一齊被檢驗吧！

學測國文的封建遺毒

作者為高中國文教師又一屆的國文學測落幕了。一如以往，試題公布後，各報章媒體就競相分析試題的難易程度、文白比例與高低標，但這就夠了嗎？如果我們深入檢視歷屆的試題，當可發現，事實上它萬變不離其「老祖宗」──中國，以致我們的莘莘學子（今年十五萬多），仍必須在中國文學的框架下，競逐自己的未來。試看今年的試題，除了白話文部分讓人一新耳目（終於不再有「余光中」）之外，在文言文部分，除了選文不適切之外，選項中的文字敘述，更充斥著封建、酸腐的習氣。以第十一題為例，該文選自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然而羅大經是誰？《鶴林》又是怎樣的一本書？經查，羅是南宋人，他的治學主要是師法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一個專講「存天理、滅人慾」的封建主義代表人物，故其思想亦可見一斑。職是，在該文中出現了以「銀杯」、「瓦碗」來形容女性外貌的不當比喻，而文中的「主翁」更據以勸示其僕人：「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最後，僕人遂「悟」。不過最令人錯愕的是，對於這樣一篇不合時宜且充滿性別歧視的文章，出題者原該以現代的觀念，誘導學生思考與辯析，並設計出能釐清問題觀念的答案；孰料，出題者竟「順勢」導出「承恩不在貌」這個進一步強化封建思想的答案。都什麼時代了，還出現「承恩」這種字眼？教學生如何選得下去？恐怕出題教授的腦子裏都還殘存著「寵幸」的遺毒吧。此只是冰山一角，餘不贅述。筆者要說的是，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忙著去「解題」──解中國的試題與難題，但卻忘了停下腳步問一問：這是我們要的試題嗎？我們的問題究竟出在那？我們的學生一代又一代、一屆又一屆地「浸淫」在中國文學的試題中，為了升學不自覺地被馴化──甚至被同化──而不自知，這才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

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撰陳國雄整理節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之說明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2011年4月首度發表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協會曾編入2011年5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19期。2012年2月，防衛研究所第二度發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本協會也編入2012年6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23期。 2012年12月19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三度公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內容基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情況，針對人民解放軍在外交與安全決策過程中和政策協調上的作用進行分析，並重點關注人民解放軍的多樣化軍事任務、軍隊與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以及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中軍隊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等議題。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資料詳實且論述中肯。本協會重新校訂後繼續提供給關心國家安全議題者參考，冀望有助於對中國政策之討論。然而本期《台灣安保通訊》的內容豐富，囿於篇幅所限，無法全文刊載《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除了簡單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之外，僅節錄其中三篇專欄及結束語。淺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話說2011年1月，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訪問中國時，人民解放軍突然首度試飛新一代隱形戰機殲-20，示威意味濃厚。根據蓋茲的說法，在會談當中，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文官領導人似乎都對戰機的試飛表示驚訝」，因而蓋茲對中國的「文官治軍」表示擔憂。隨後蓋茲到訪日本，不僅提到殲-20的試飛，也談及2007年1月人民解放軍利用反衛星武器（ASAT）摧毀氣象衛星的試驗，還有2009年3月發生的中國軍艦及公務船對美國海軍調查船「無暇號」（Impeccable）的妨礙事件，他表示，這些跡象暴露出中國的文官領導層與軍隊之間缺乏溝通。很多觀察家也議論紛紛，懷疑軍力急速竄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否不接受「文官治軍」了？此外，近年來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發表意見時，不少內容都展現強硬的姿態，而且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也出現不協調的狀況，似乎人民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發揮的影響力有所增強。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0年發表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新角色》報告也指出，中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以及對外行動上「正在發生質變」，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外交政策「新的參與者」。其實，上述種種現象並非中國的「文官治軍」有所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角色依然牢不可破，只是中國政府的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的關係需要加強協調。也就是說，問題在於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要如何進行協調並加強協作。由於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事組織，並不隸屬於國務院（中央政府），儘管國務院下設國防部，國防部也接受國務院的領導，但國防部主要肩負的只是軍隊的涉外職能而已，幾乎不參與國防決策與軍事活動，因此兩者之間談不上有密切的合作與協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創建於1927年，解放軍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至於「黨」和「軍」之間的關係，鐵律就是毛澤東所提的「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也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此《中國共產黨章程》（2007年10月修改）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19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可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聖諭完全無可違逆。由此可知，篤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軍隊，這支軍隊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隊的開銷全部來自人民的稅金，卻由中國共產黨在指揮、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阻斷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任何其他黨派的執政可能性，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一黨專政」。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向來都是「以黨領政」，也「以黨領軍」。為了防止人民對「軍隊國家化」的常態要求，《解放軍報》和軍隊領導人都一再強調，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的主張，都是錯誤的政治觀點，對此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一旦台灣與中國統一之後，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所有政黨，都將成為共產黨政權之下永遠的在野黨，而「中華民國」的「國軍」，也將成為被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了。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體制下，有關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戰略等重大政策，當然都是由黨中央下決策。而且從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來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有2名中央軍委副主席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委員會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雖然在黨中央的政策決策過程中還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黨內高層當中，人民解放軍發表意見的機會卻有一定的局限。反觀中國在有關所有外交及安全政策的部門協調方面，乃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人民解放軍的影響力實際上有其局限性。因此筆者認為，有關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的發言內容，包括對外關係的態度及立場，都有黨中央的默許，代表的都是國務院的政策指標或意向，軍方不敢擅自逾越尺度。以下為節錄的三篇專欄與結束語。專欄一退役軍人發表意見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等單位都是人民解放軍的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的高級軍官和退役將校等，目前在中國國內媒體上踴躍地發表言論。由於人民解放軍正式發表的政策說明並不充分，因此不少媒體把這些軍事專家的發言視為軍方的政策方針。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羅援少將於1968年參加人民解放軍，自1978年起在軍事科學院從事戰略問題研究，曾經擔任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最近他就美國與一些亞洲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黃岩島事件以及尖閣諸島形勢等問題發表言論時，談及中國的應對方法應該包括採取軍事行動。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尖閣諸島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多次召開座談會談論相關問題。在羅援少將、楊毅海軍少將、徐光裕少將、王海運少將、彭光謙少將等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軍少將」們關於「為了捍衛主權不惜採取軍事行動」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但是這些「軍少將」大多並非現役軍官，而是退役少將。中國的軍銜原本屬於「名譽稱號」。儘管在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第48條）中規定，退役後在原軍銜稱號之上加「退役」字樣，但他們往往在退役之後仍然使用「少將」軍銜，因此退役少將的發言常常被媒體等作為「軍少將」的發言加以報導，而退役少將的發言未必代表人民解放軍的正式立場。一些軍事專家在每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上的發言，尤其受到矚目。全國政協會議被視為國政諮詢會議，退役海軍少將尹卓、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羅援少將等軍事評論家都是政協委員，他們的發言並無現役和退役之分，常常被作為「軍少將」的發言。但是，全國政協原本就沒有「軍方代表」，他們在全國政協中屬於各個專家委員會，其中尹卓是代表科技界的政協委員，金一南和羅援則是代表社會科學界的政協委員。政協委員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解放軍代表」不同，他們在全國政協的發言通常被視為站在專家的立場。我們認為，無論上述軍事專家是退役少將還是現役軍官，他們的言論活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或黨中央的意向。自2011年1月起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的劉源上將，曾經在《求是》等刊物上發表意見，他在談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論點的同時，還指出以「文攻武備為核心，在進行威嚇的同時做好實戰準備，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相結合的軍事鬥爭」，已成為共產黨領導軍隊的理論之一，敦促積極地開展言論活動。另外，羅援少將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2012年第21期）的採訪時，把自己稱為「理性的鷹派」，他指出：劉源上將認為現在應該「文攻武備」，而不應該是「文守武廢」，他還強調了自行開展言論活動的必要性。這篇採訪報導的摘要也被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總之，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軍事專家的言論活動，都是在所屬機關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有義務對調查活動的結果進行彙報。要是如此，他們的言論應該都是在黨的政策方針範圍內進行的。另外「軍少將」中，有人在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課，也有的在退役後擔任政府或軍隊相關研究交流機構的顧問等，與政策當局的關係比較密切。在2012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羅援少將還談及南海領土權的問題。他提出，為了展示中國的主權，應該以「軍事手段作為堅強後盾」，用「五個存在」突顯主權歸屬中國。第一個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等的「行政存在」；第二個是「法律存在」；第三個是「軍事存在」，要駐軍或進行巡邏；第四個是「經濟存在」，鼓勵漁業活動和資源開發；第五個是「輿論存在」，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主權。此後在同年6月，中國政府決定設置三沙市，並於7月決定設置三沙警備區。此外，同年9月，中國政府公佈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這正符合羅援提議的「法律存在」。目前，外界並不清楚人民解放軍對「軍少將」發言的參與情況究竟如何，但「軍少將」在退役之後依然與軍隊和政策當局保持著密切關係，因此他們的發言有可能涉及到中國今後的政策抉擇，因此應該對「軍少將」的言論活動予以關注。專欄二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提高警惕中國共產黨一貫對「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加以批判，近幾年來，批判的勢頭有增無減。尤其是2012年春天，幾乎每天在《解放軍報》上都能看到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評論。我們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黨軍關係的基本結構穩定，但由於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以及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中，軍隊採取了中立性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動向反應出過度敏感，提高了警惕性。在進行相關討論之前，首先要認清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軍隊，這一前提不容置疑。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捍衛共產黨政權。但如果軍隊不是黨的軍隊而是國家的軍隊，那麼，其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衛國家，而無須承擔捍衛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義務。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指出：「境內外敵對勢力」主張「軍隊國家化」，企圖「動搖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石」，並對此提高了警惕。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由於民主化運動而導致政權崩潰的先例不少，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中汲取了教訓，進一步提高了對「軍隊國家化」的警惕。例如，有些分析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取消了對軍隊的領導之後，導致當共產黨出現危機時，軍隊沒有伸出援手，從而使共產黨喪失威信，進而國家崩潰。此外，也有意見認為，在2011年發生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變中，「軍隊保持中立」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專業化發展，解放軍所處的社會環境也隨著經濟發展而迅速變化，軍隊內部有可能出現容易接受「軍隊國家化」觀點的可能性。如果軍隊持續被捲入政治，又可能與軍隊的專業化（即：更新先進武器、使軍隊具有更強的作戰能力）產生矛盾。關於這一點，《解放軍報》刊載的評論指出：在軍人價值觀呈現多樣化、軍隊組織實現現代化發展的狀況下，軍隊政治性「意識形態鬥爭日趨尖銳複雜激烈」，擔心軍人的政治意識變得淡薄。《解放軍報》還在另一篇報導中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部分軍官和士兵缺乏政治警戒心，導致「軍隊國家化」觀點「有一定的市場」。雖然很難想像在軍隊內部公開討論「軍隊國家化」問題，但黨和軍方領導人已經發現有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苗頭，因而提高了警惕。我們認為，2012年之所以轟轟烈烈地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其背景在於上述長期性傾向，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之前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2012年3月，前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事件發生後，黨內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激化，其影響波及到秋季召開的十八大。我們認為，在發生黨內鬥爭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和黨內團結，就需要軍隊保證服從黨中央、尤其是胡錦濤主席的命令，因而借助於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人民解放軍也自2012年2月起，在軍隊內部開展宣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該活動被視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破壞團結。這樣，就需要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及胡錦濤主席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需要禁止一切反對言行。此外，2012年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觀點展開批判，意味著黨中央的政治不穩定已經成為黨軍關係的最大危險要素之一。黨中央領導幹部團結一致是黨領導軍隊的前提條件，而黨內發生權力鬥爭，黨中央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的時候，軍隊亦難以決定自己的立場。因此，如果黨中央的領導層出現分裂，中國的黨軍關係將會最不穩定。中國的政軍關係是以黨中央的領導為前提進行協調的，如果協調的前提（即：黨中央的職能）不健全，必然會導致軍隊與政府機關難以進行協調。目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處於交接時期，因此可以說，黨中央是否能夠實現平穩過渡，是決定中國黨軍關係的重要關鍵。專欄三新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胡錦濤總書記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此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並公佈了黨中央的新領導班子成員名單。與此同時，新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也正式成立（參閱表8），習近平兼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並沒有繼續留任黨軍委主席。如果政權交接順利的話，習近平將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國家主席。而胡錦濤在2002年11月就任總書記時，只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直到2004年9月才升任軍委主席。因此，兩者相比較，習近平的體制建設相對比較順利。為此，我們可以認為，本次新老交接並沒有給現有的黨軍關係帶來重大影響，今後以習近平為中心的黨中央將繼續領導和指揮軍隊。另外，十八大之前召開的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范長龍和許其亮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兩位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也入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范長龍自2004年起連續八年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沒有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或四總部領導人就直接升任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媒體報導稱這是一次較為特殊的人事安排。而許其亮則是第一位來自空軍的軍委副主席。由於許其亮擔任黨軍委副主席，因此空軍不僅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席位，而且在黨中央軍委獲得了兩個席位（其他一位是空軍司令員）。由此可以認為，空軍在黨中央及軍內的發言權有所增大。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動向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也繼續留任。海軍在中央軍委依然占一個席位。被視為有望升任軍委副主席的常萬全繼續留任中央軍委委員，但有望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接替梁光烈擔任國防部長。解放軍四總部分別由房峰輝任總參謀長、張陽任總政治部主任、趙克石任總後勤部部長、張又俠任總裝備部部長。房峰輝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2009年10月舉行建國60周年國慶大閱兵時曾擔任總指揮。張陽原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從大軍區政治委員直接晉升總政治部主任，這是自1987年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楊白冰升任總政治部委員以來的人事調動。趙克石原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又俠原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本次擔任四總部領導人的四位全部來自各大軍區。包括當選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范長龍在內，五位高級將領全部都是從各大軍區領導晉升為軍隊高層領導層，這一點也受到各界關注。此外，原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和魏鳳和分別出任空軍司令員和第二炮兵部隊司令員。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今後人民解放軍將以總參謀部為核心，進一步加強聯合作戰能力。但由於中央軍委委員大多來自陸軍部隊，而且總參謀長也出自陸軍部隊，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今後依舊將以陸軍為中心。本次當選的中央軍委委員截至2012年11月，大多數為65歲以下的將軍。這也順應了近年來人民解放軍注重的新老交接的潮流。即使中央軍委把退職年齡設定在68歲，本次當選的大多數中央軍委委員也可能在今後10年繼續留任。結束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下，人民解放軍幾乎不可能背離黨中央的意志而執行獨自的政策。迄今為止，軍方接納共產黨一貫主張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基本原則，黨指揮軍這一基本結構也沒有發生變化。為了維護這些原則和結構，目前仍在繼續開展政治工作，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等組織制度依舊沒有改變。人民解放軍依然維持著「黨軍」的基本特性。此外，在黨中央決策過程中，軍隊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對於外交決策也不例外。總之，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參與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和實施過程。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的黨軍關係是在一黨執政制度下的極其特殊系統所致，而且軍方與政府部門間的政策協調也是目前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武裝組織，與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之劃分。為此，黨軍關係的穩定，並不意味著軍方與政府部門的關係的穩定。迄今為止，人民解放軍與政府部門之間幾乎不存在制度化直接關係。而且，軍方專業化提高了軍隊在軍事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黨中央認識到安全領域的範圍正在不斷擴大，因此要求軍隊執行多樣化任務。其結果導致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出現了政策協調這一新課題。其中尤其包括在日常的政策執行過程中，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有可能發生意見不統一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和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只有黨中央認識到事態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將其視為具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並正確地領導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時候，兩者間的政策協調才會發揮作用。中國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中國目前正在構建部門間的協調機制，推行制度化，而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取得一定進展的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尤其是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以及海洋安全領域。關於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通過立法，調整人民解放軍與以國務院為首的各政府部門的許可權和作用，推動政策協調的制度化進程。在海洋安全領域，實施海軍與海上執法力量的聯合演練，加強實際合作。換言之，上述問題都是黨中央認為應該解決的「重大政策問題」。海洋問題涉及到眾多政府部門，因此部門間合作與協調的制度化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但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中國將制定海洋戰略，而且《海洋基本法》的立法活動已經開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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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公務員？－－從《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談起

歲末天寒，值此台灣各方的整體表現亦漸走入「嚴冬」的時刻，日前又爆發了基層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的試題出現明顯傾中的情事，讓這欲墜的台灣猶如雪上加霜，教人憂心不已…… 公務員？誰的公務員？那一國的公務員？公務員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繼馬政府的「外交休兵」後，台灣的內政也棄械了嗎？公務員考試，國文科試題不考本國作家，卻考「楊貴妃」、考「長恨歌」？公民科試題不考國際形勢，卻考中共體制、中國總理、共產黨章？如此荒謬之事，台灣人又「放他一『馬』」了？日前，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博士出了一本新書，名為《許世楷與台灣認同外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台灣認同」這四個字。是的，「台灣認同」、「認同台灣」，身為一個「公務員」，許大使就是本著這樣的精神與態度，為台灣的外交創下了無數次破冰的紀錄。除了最為人所熟知的台日免簽證與駕照互換之外，書中又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驚濤駭浪：二○○四年，在美國舉行的ICCAT（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年會上，日本代表強烈譴責我們超額捕撈大目鮪，並扣還超捕的八千公噸；二○○五年，日本再度提案，禁止台灣鮪魚出口，並將漁獲配額刪減為「零」；後來雖然暫時化解這個危機，但二○○六年，大會決議將我們的配額由一萬四千九百公噸，縮減為四千六百公噸（據估計，此嚴厲之懲罰，讓我們的損失高達美金十九億二千萬元）；其後，或許因為台灣一直未遵照合約的規定，二○○七年，日本又在大會上提案，二○○八年將台灣的大目鮪配額由四千六百公噸，減為「零」公噸。面對這個幾乎已成定局的漁權危機，許大使發揮拚命三郎的精神，積極斡旋、奮轉劣勢，他立即打電話給當時日本的農林水產大臣中川昭一要求會面，但中川說：「該案已經定案，談也談不成，不要來！免得破壞友情。」但許大使堅定地說：「不行，一定要去！」就這樣，在許大使的堅持與以人格掛保證之下，全案最後竟能起死回生，逆轉勝！（按：時日本派赴ICCAT大會的官員已經上路，提案已無法變更，但許大使卻硬是把它「追回來」！）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身為一個公務員，許大使是以國家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並且為此拚鬥到最後一秒鐘──拚出了台灣人的精神，更拚出了公務員凜然的尊嚴！準此，我們再回頭檢視馬政府遴選公務人員的試題，能不感到悚然嗎？

台、美、日、中的軍事情勢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壹）話說釣魚台事件中的嘴炮自從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於今年4月16日公開表示購買釣魚台計畫之後，引發中國政府及民間的嘴炮四射，台灣內部也出現零星炮火。台灣保釣團體於7月5日搭乘「全家福號」漁船，在海巡署艦艇戒護下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手上拿的卻是中國五星旗，引發「聯中制日」的爭議。7月7日，總統馬英九針對釣魚台主權議題表示，「一寸都不能讓步」。8月15日，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封鎖，有7人成功登上釣魚台，最後全船14人都被日警依「非法入境」罪名逮捕後遣返。日本政府於9月11日正式購買釣魚台列嶼收歸國有，自此釣魚台爭議急速升溫，中日關係陷入谷底。中日兩國政府互嗆與抗議聲不斷；中國軍方的強硬言論連連；中國各大城市的遊行隊伍高呼「中日開戰」；中國總理溫家寶聲言「毫不退讓」；解放軍放話「鄭重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火」；中國民間的反日示威演變成攻擊使館、砸店毀車與趁火打劫；中國海監船頻頻接近釣魚島，並與日艦對峙；台灣一架F-16戰機掛載的一枚炸彈寫上「釣魚台是我們的」標語；在台灣的「九二三保釣大遊行」，統派團體手持中國五星旗高呼「兩岸聯手保釣」；台灣海巡署動員「和星艦」等12艘艦艇護衛上百艘漁船繞釣魚台一周，並與日方艦艇互噴水柱，連軍方也出動機艦策應。在此期間，美國明確表態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納入美日安保範圍，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赴關島海域進行軍演，美、日也舉行奪島演習；為了反制美日軍演，中國在四個軍區展開軍演，並進行東海實彈演習；美國派出兩個航空母艦（「華盛頓號」和「史坦尼斯號」）戰鬥群及一個陸戰特遣隊在東海和南海活動；中國也派出7艘軍艦穿越與那國島與西表島之間的日本鄰接海域。美、日、中的軍演磨刀霍霍，台、日、中三方也嘴炮連連，在台北市長任內曾經高喊「不惜一戰」的馬英九竟然不敢造次，反而拋出「東海和平倡議」，並一再重申不會和中國大陸合作處理釣魚台問題，他究竟在顧忌什麼？美國對釣魚台主權問題雖然聲稱維持中立，卻始終堅持1960年的「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範圍包括釣魚台。美國擺明的態度意在警告相關國家，如果要以武力奪取釣魚台，等於是向美、日同時宣戰。須知領土主權從來不是打打嘴炮就可求得，必須憑藉實力奪取。如果馬英九想要「不惜一戰」奪取釣魚台，就必須認清「台、美、日、中」的軍事情勢到底如何，以免誤判形勢而自取其辱。（貳）美、中海軍軍力對比美國智庫「戰略暨預算評估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曾經預測，中國到2020年就能阻止美國進入「第一島鏈」，但是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在今年4月7日出版的期刊以「中國的軍事崛起」為封面，內文標題「龍的新牙」文章則指出，至少在30年內，中國的軍力仍然還是一條「紙龍」。中國軍力到底被「高估」或「低估」，各界說法莫衷一是，然而有一點是不容否認，中國從1990年代展開的軍事現代化，尤其在最近5年來，的確看到顯著的成果，至少解放軍已經從小米加步槍的落後窘況，逐步邁向某種程度的現代化水準，情況如（表一）[1]所示。（表一）：資料來源為美國國防部公布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迄今為止，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成果的確頗為豐碩，也大大提振中國人的驕傲感，因而時常會表現出不可一世的姿態，但是在真正現代化軍隊的面前，中國仍有不小差距。就以中國雄心勃勃發展海洋戰略所需的海軍來講，中國海軍現代化水面戰艦只有14艘驅逐艦（1艘051B型、2艘051C型、2艘052型、2艘052B型、2艘052C型、1艘052D型、2艘956E型、2艘956EM型）和20艘巡防艦（10艘053H3型、2艘054型、8艘054A型）。若和美國海軍來比較，美國海軍艦隻的噸位比排在其後的17國海軍艦隻噸位之總和還大，有11艘核子動力航母，包括企業級（現役1艘）、尼米茲級（現役10艘）。美國海軍的主要水面戰艦有22艘「提康德羅加級」（Ticonderoga class）飛彈巡洋艦和62艘「阿利‧伯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飛彈驅逐艦，這些戰艦都配備「神盾作戰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反觀中國最先進、最近（今年8月）才服役的052D型，是號稱「中華神盾」052C型飛彈驅逐艦加強版的第一艘，所攜帶的飛彈數量僅為美國最先進驅逐艦的三分之二，其作戰系統也難以和最新型的神盾系統相提並論，由此可知中國海軍水面戰艦的實力與美國海軍之懸殊差距。另以水下的潛艦戰力來談，美國全部都是核子動力潛艦，現役有14艘俄亥俄級彈道飛彈潛艦、4艘俄亥俄級改裝型巡弋飛彈潛艦、49艘洛杉磯級攻擊潛艦、3艘海狼級攻擊潛艦、3艘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艦。中國海軍的潛艦部隊，核子動力潛艦有2艘094型「晉」級飛彈核潛艦、1艘極為老舊的092型「夏」級核潛艦、2艘093型「商」級多用途核潛艦、3到4艘不太完善的091型「漢」級核潛艦，目前估計現役的核潛艦為5～6艘，由於技術上的瓶頸，中國核子動力潛艦的列裝和掌握極為緩慢，而且不時出現各種問題；在常規潛艦方面，中國海軍有31艘現代化柴電潛艦，包括14艘039/039G型「宋」級、5艘041型「元」級、12艘從俄羅斯引進的877EKM/636/636M型「基洛級」（Kilo class）。持平而論，中國潛艦發出的噪音頗大，容易被偵測到，作戰系統也遠不如美國潛艦，戰場的存活率極為可慮，遠非美軍的對手。此外，美國海軍航空兵的裝備飛機約有2,700架，其中作戰飛機約1,600架，都是現代化裝備，但是中國海軍岸基航空兵的狀況並不理想，在上百架飛機中只有24架蘇-30MK2型戰機符合現代要求。根據俄羅斯海軍問題專家亞歷山大‧莫茲戈沃伊刊登在俄羅斯《國防》雜誌2011年5月號的專文指出，與美國海軍相比，中國艦隊顯得非常弱小。如果剔除海上核力量的話，中國海軍甚至遠遜於配置平衡、裝備精良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整體實力上僅接近於韓國海軍的水準[2]。也就是說，無論是現在，還是不遠的將來，無論是在近海，還是在遠洋，中國海軍根本不會對美國海軍構成任何嚴重挑戰。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戰略力量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簡稱USPACOM）是美軍的第一個聯合作戰司令部（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也是目前6個聯合司令部中最大的一個。司令部位於美國夏威夷瓦胡島H·M·史密斯軍營，現任司令為塞繆爾‧洛克利爾海軍上將（Admiral Samuel J. Locklear III）。太平洋司令部司的責任區域（Area of Responsibility）涵蓋一半以上的地球面積，延伸的海域北至北極、南達南極、東起美國西岸、西至非洲東岸，幅員廣達1億6,900萬平方公里，包括以亞太地區為主的36個國家，區域人口數占全球50%以上，貿易額則占美國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一。美國與各國訂有七個聯防條約，其中五個在此區域，分別是澳大利亞、日本、南韓、菲律賓以及泰國。太平洋美軍司令部有32.5萬美軍及文職人員，180艘軍艦，1,500架飛機。美國有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其中6個部署在轄下的太平洋艦隊；轄下的太平洋空軍部隊擁有300架以上的戰機，包括美國最先進的F-22戰機，已經成軍6個中隊的半數在此轄區；另外約有100架戰機駐在關島，轄下也有85,000名海軍陸戰隊，這是所有海軍陸戰隊的三分之二[3]。美國從21世紀初就開始增強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儲備，將距離台灣2,500公里的關島逐步打造成天王級的基地，部署有「洛杉磯」級攻擊潛艦、B-2隱形轟炸機和B-52戰略轟炸機、以及64枚AGM-86C空射型巡弋飛彈等等。一旦情勢需要，B-2或B-52從關島出發，可在4小時內飛抵台海上空，轟炸機從關島起飛後2小時發射AGM-86C型巡弋飛彈，能在1小時內打到中國領土。 2001年7月17日，美國國防部首度證實美國擬有台海防禦應變計畫，這套作戰方案就是存放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作戰計畫的內容是由美軍獨自和解放軍作戰，排除台灣軍隊參與，以免因為缺乏聯合演訓而自亂陣腳[4]。台灣可支撐戰力與戰略儲備一旦中國武力犯台，有人擔心台灣撐不到美國援軍趕到之前就被征服了。國防部長高華柱於2011年3月初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面對中國大陸第一波攻擊，國軍可以撐超過兩星期以上[5]，時間上綽綽有餘，因為美國航空母艦馳援台灣所需的時間，從日本橫須賀港或美國關島出發，2天之內即可抵達台海；從新加坡要2.5天；從夏威夷要5.9天；從美國西岸的聖地牙哥要8.2天。至於如果台灣海峽遭到封鎖時，台灣的戰備儲量有：在發電能量方面，燃氣、燃油及燃煤之發電機組將在2個月內陸續停止，但水力發電與核能可維持3年；戰備儲糧方面，食米7個月以上、雜糧3個月；戰備儲油有90天；後備軍人約有400萬。只要台灣有堅強的抗敵意志，中國就很難在短期內征服台灣。「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與「海空一體戰」（Air-Sea Battle）考慮到美國介入未來台海戰爭的可能性，中國研發一種新型的DF-21D反艦彈道飛彈（ASBM），宣稱可以攻擊趕來馳援台灣的美國航空母艦，這就是所謂「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的能力。其實解放軍並未具備精確定位及跟蹤航空母艦的能力，而且以非精準的彈道飛彈想要擊中移動目標的航空母艦，可能性也極低。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范布斯科克（Vice Adm. Scott van Buskirk）在去年初就曾經指出，號稱「航母殺手」的DF-21D型飛彈的打擊能力尚未獲得證實；DF-21D型飛彈並不是無法克服的罩門，也不會迫使美國海軍改變在太平洋的任務[6]。為了反制中國可能的「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五角大廈「淨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

「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開幕致詞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諸位貴賓、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謹代表台灣安保協會歡迎大家來參加2012年度國際研討會，大家來共同討論「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議題。在2011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們曾經提出，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一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上的影響力，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二十年來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成功的牽引東亞經濟起飛，如今是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在金磚（BRIC）四國中居首領先，近年來其外匯存底資助美國與歐盟債務危機功不可沒。但是中國崛起的另一個層面是在軍事上逐步提升對亞太周邊國家的擴權與進出，2010年以來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邁向海權國家，逐年提升與亞太周邊國家的爭執。導致美國在九○年代冷戰結束後，又一次重返亞洲。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內的東協區域論壇上，中國宣稱南海140萬平方哩為中國「核心利益」如同西藏與台灣。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對此公開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經解決各種領土爭議；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 2012年6月中國宣佈在南海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領域成立「三沙市」並派遣巡邏艇衛護這一區域，這一年來，中越與中菲之間在這個海域紛爭不斷，這一個月中國就釣魚台問題全面提升中日二國緊張。2012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第十一屆亞洲安全會議上宣示美國重返亞洲，準備在2020年，美國海軍船艦由目前50%增加至60%部署在亞洲，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和驅逐艦、濱岸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包括印度洋的亞洲軍演次數。潘尼塔並於6月5日到印度拜訪印度首相辛格（Manmohan Singh），表達美國在亞洲提升海軍佈署是基於「Rebalance」（軍事力量的再平衡）；針對中國擴建海軍，美國希望與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同盟及友好國家關係緊密化，並宣示美軍在這一區域的存在（presence）。6月4日，美國國防政策刊物「Defence News」（國防新聞）亦刊載潘尼塔稱日本為區域安全的「基石」，強調日本是支持美國非常重要的同盟國。潘尼塔國防部長在這短短數天內強調，從日本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美國決心提升同盟國的參與，並保證美國提升海軍力量，以維護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太區域安全。美國宣稱重返亞洲，美國與台灣的互動關係也有很清楚的交待。2011年9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對台灣58.5億美元的軍售時，美國重申「對台六項保證」。所謂「對台六項保證」是1982年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的承諾。其中最重要的第四項是「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也就是美國繼續對台灣提供必要的軍售。第六項更明白表示「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換言之，美國重申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綜合2010年以來由於中國崛起，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中國在2010年宣示南海為中國「核心利益」以來持續提升在亞太區域周邊海域的軍事力量。第二、美國重返亞洲宣示後，已具體地加強在亞太區域的軍事力量，期能維持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再平衡。第三、美國重返亞洲後，開始加強與印度、東南亞諸國、紐、澳、台灣、韓國、日本等同盟關係或新的信賴關係，逐步形成如同連線對中國的制衡力量。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並非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2005年美日同盟戰略目標所標榜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大國建設性角色。美日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在正式邦交關係的基礎上展開經貿、外交等互惠的關係。重要的是，勸阻戰略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對中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這兩年美國宣示在亞太區域擴大軍事力量，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所稱，是基於「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不希望因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佈署，而失去對中國制衡力量。就台中日三角關係而言，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到中東的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對中國而言，中國石油礦產的輸入也通過同一路線。胡錦濤曾擔憂「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表示中國進口的石油90%必需通過這一條航線，也是中國的生命線。進入21世紀，中國各項能源及資源需求升高，以石油為例，2003年石油進口為1億噸，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依此推算，至2020年時，中國進口石油將超過3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目前中國的能源及資源產地，絕大多數為中東及非洲地區，故在維護由南海通過麻六甲海峽至印度洋的運輸線時，成為中國海軍必須解決的問題。所謂「珍珠項鍊」便是一項中國的戰略佈局。自2005年起，中國利用軍事外交手段，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拖特港、緬甸科克島及柬埔寨西哈努維爾港等建立海外基地，以突破「麻六甲困境」。無疑的是由台灣海域連接南海一百四十萬平方哩的海域通過麻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的航線對日本與中國都是一條生命線。因此台灣是日本所不能輕易放棄的戰略性據點。從冷戰時代以來五十年，美日同盟是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在這一次中日釣魚台紛爭，美國對中國明確宣稱釣魚台是美日同盟所適用的範圍，其用意非常的清楚，不容中國對釣魚台使用武力。1996年以來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不斷提升同盟關係，台灣的戰略地位也深受其惠。綜合亞太區域的戰略局勢，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迎接新的時代。台灣如何展開新的「中國政策」不止關係到台海和平，也是整個亞太區域如何維持現狀及和平穩定的指針，深受美、日與亞太國家所關注。只要中國與包括美國的亞太國家之間在軍事上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便足以勸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始能維持台海和平。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立場，在今年又提出「一國兩區」的主張，在國際上引起台灣是否開始「傾中」的疑慮。民進黨以在野立場亦開始摸索，以維持台灣主權為出發點，希望展開與中國和平對話。另一方面，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歷經20年的互動發展，但是近年來台灣經濟是否因為過分依賴中國而使台灣經濟陷入下滑不振的困境。台灣過分傾中的經濟政策面臨重新調整的時候。我在去年台灣安保協會的國際論壇曾經提出一個見解：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是會以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要走那一條路？後者將使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個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也在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量，構築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任何國家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美國一再宣示重返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大環境中，台海的和平是維持亞太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同時，台灣也是亞太區域中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

聯合國與台灣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名譽教授一、被聯合國遺忘的台灣台灣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被聯合國遺忘的國家。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由五十一個國家開始，目前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這六十年來新增加一百四十國以上的會員，其絕大多數都是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地或脫離舊宗主國而獨立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獨立的國家，絕大多數是現代化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日本戰後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後，台灣在國際上地位未定，是二次大戰後的最大懸案。聯合國擁有崇高的理想，聯合國憲章反應人類社會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國際秩序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但是聯合國六十年的歷史也反應聯合國重大決議受制於大國干涉，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而未能執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規約。台灣問題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懸案，由於大國的干涉，始終無法尊重台灣人民大多數的意願或其表達意見的機會，顯然是忽視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與相關規約。二、台灣不屬於中國二○○七年七月十九日台灣的陳水扁總統代表台灣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正式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祕書處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然而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七月二十三日卻援用「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以「一個中國政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針對此事，美國迅即在七月二十五日向聯合國表達無法接受秘書長擴張解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而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美國在其台灣地位的非公開說帖（U.S. Non-paper on the status of Taiwan）中指出，「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事實上並未確立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該決議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在聯合國及所有相關組織的席次。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提及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There is no mention in Resolution 2758 of China’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除美國之外，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團，也相繼對聯合國處理台灣的歸屬提出異議。因此，2007年8月13日潘基文秘書長對美國提出承諾，聯合國在未來提及台灣時，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The UN no longer uses the phrase “Taiwan is part of China）。針對潘基文改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並無提出異議，日本、美國與西方國家此次在聯合國確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頗具歷史意義。三、聯合國國際人權法規和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按照聯合國所採納的國際人權法規（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自決權利被視為強化國際和平的量度標準並編入聯合國憲章中，為人權法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六六年聯合國民權及政權國際規約（the 1966 U.N.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

追求民主優質的台灣社會

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就來面對問題吧！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

產業回流創造就業機會振興臺灣經濟(3)

後續工作補充報告 2012.10.5 1.2012年4月19日的初步報告及8月7日提出的後續工作報告，已陸續傳送給相關的企業界老闆、企業團體、立委、行政院相關政務委員、各政黨及拜訪的人士。 2.(a) 9月26日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因基本工資月薪緩漲、外勞配額鬆綁，強烈反對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請辭獲准，其主委職位由原副主委潘世偉接任。 (b) 潘世偉接任主委後的發言，還算理性，令人感覺凡事可以溝通、討論與協商，以便共同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其態度與王如玄「凡事都沒有商量餘地」、鐵板一塊、一路「NO到底」的本位主義及強勢作風，完全迴異。 (c) 潘主委認為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是否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是否真的影響國際經貿談判及洽簽FTA，建議法務部、經濟部分別從人權法制、經貿角度釐清，研究脫鈎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法，他會扮演「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的角色。他同時也認知勞委會，不僅要照顧勞工權益，還要照顧勞動市場的供需。雖然這些談話與他擔任副主委時的發言不太一樣，但是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3. 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是否違反國際勞動規範？ (a) 脫鈎是否違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台聯許忠信立委說：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允許本外勞脫鈎 (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使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凡於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皆應受其約束。而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同）第7條之解釋問題，則應由文義、論理、目的、歷史及體系解釋探究之。 (Ⅱ) 第7條之「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由於我國並非締約國，認知上應解釋為「中華民國確認人人有權…」，依文義解釋，此處之「人人有權」究屬本國人或外國人，抑或須就本國外國人做合理區別，實難認定之。然由體系解釋觀之，第7條1項2款規定，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合理生活水平。其乃指我國人及其家屬既生活於台灣，須具有合理生活於台灣之水平方能符合本公約之規定；若外國人之家屬皆在家鄉而未生活於台灣，則合理生活水平應係指能使外勞本人及其位在家鄉之家屬具有合理生活水準。此由第7條1項2款並無如同第1款有「不得有任何區別」可知，本條應將「人」區分為本國人及外國人，方能維持本公約之整體一慣性。 (Ⅲ) 就目的解釋而言，外國工作者之工作權及生存權亦應受保障，而區分為本國人及外國人，使外國工作者領取之報酬僅需維持本人及其非生活於台灣之家屬之合理生活水平即可，將能廣開工作機會，並擁有較公平之工作環境，方能符合本條目的。 (Ⅳ) 綜上，第7條應區分本國及外國工作者為是，而允許本、外勞基本工資上作不同之規定。 (b) 國民黨立委吳育仁稱：世界貿易組織（WTO）並無關於勞動條件低，會受到制裁的規定；其他自由貿易協議（FTA）也絕大多數無納入關於勞動人權相關規範。 (c)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究員戴肇洋稱：「脫鈎沒有國際談判上的問題」。 (d) 沙烏地阿拉伯和菲律賓之前因兩國政府對最低工資談不攏，沙國暫停菲傭申請達一年。最近（9月30日）雙方已解決菲傭最低工資爭議，沙國同意菲傭每月最低工資400美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沙國的 GDP per capita（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是美金20,504；而台灣是20,101美金，兩國差不多）】。 (e) 但最令我困惑的是：勞委會過去反對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卻從來未提出任何制約工資必需掛鈎的條文字句。 4.南韓的「活絡企業回國投資方案」 (a)南韓政府今年四月推出「活絡企業回國投資方案」，又稱掉頭企業（U-Turn）方案，針對珠寶、飾品、成衣、鞋類、電子及機械等5項行業，分別建立行業別的「企業回國投資專案小組（Task Force）」，並在青島、上海設立返國投資服務台，發掘具體的返鄉需求。 (b)優惠措施： (Ⅰ)海外撤廠、撤資可免3~4年生產設備進口關稅。 (Ⅱ)金援40％的購地費。 (Ⅲ)提供建築、研究中心購買費15％補助。 (Ⅳ)新雇用員工每人可有每月60萬韓幣（約新台幣1萬5800元）之補助，最長6個月。台灣雇用外勞則想設法要多收就業安定費。 (Ⅴ)減免營所稅及個人所得稅。 (c)成果：至8月底，短短四個月，在中國青島的十四家南韓珠寶飾品業者，全數返回全羅北道釜山市產業園區設廠，將投資約24億新台幣，聘用3,000多個員工。全羅北道政府計劃以這十四家掉頭企業為起點，至二O一五年前分階段吸引五十多家企業，預估創造1.3萬個工作機會，打造年出口額超過約300億新台幣的珠寶園區。這些政策有助於南韓提昇短期經濟活力，同時亦會強化中長期成長的動力。 5.建議：台商回流，這2年是關鍵時期，原因是兩岸ECFA早收清單免稅優惠效益這2年才正要發酵；另外，中、日、韓可能在2年內完成FTA簽署。因此如何把握台商回流紅利期，這是關鍵的2年。美、韓政府吸引本國企業回國投資優惠明確，搶救經濟的積極作法及行政效率，台灣執政當局應借鏡學習。目前行政院提供的獎勵措施相當保守，執政當局招商引資力道應加大，要拿出更多的鼓勵政策，尤其我認為外勞額度鬆綁，及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鈎應一步到位，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政府要加把勁、加速進行、並限時執行，才能拼出台灣的有感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