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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中華民國合法領有台澎主權的理據，除了逐漸說不出口的「開羅會議公報」或台北和約，另一項說法是，戒嚴時期台灣人民乖乖納稅服兵役，不再反抗，不啻默認了現狀。這時候，好在有五○年代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六○年代接續的美日台獨運動組織，尤其一九七○年組成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ＷＵＦＩ），更長期標誌著台灣人的反抗。如今ＷＵＦＩ已經成立四十年了，我們對於它在艱難的時代所起的標竿作用，為台灣人累積的「相罵本」，應該要有滿滿的感恩。 雖然獨盟的主力始於海外台灣留學生，所謂「秀才造反」，但由於島內高壓統治，逼使海外獨盟走向「以打倒蔣家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要採用「有計畫地群眾起義的模式來達到革命的初步目標」。這種意識形態自然會鼓勵一九七○年鄭自財、黃文雄的刺蔣事件，然而獨盟領導階層基於「美國社會的價值」、「組織存續的考慮」等因素做了矛盾的處置，當然造成內部衝突、分裂的危機。其後一九七六年王幸男的郵包炸彈案，以及一九八三年中央日報和聯合報大樓等爆炸案的發生，也有類似的矛盾。獨盟內部的危機，還包括標榜社會主義革命理念的洪哲勝，在一九八一、一九八四年兩次競選聯盟主席失敗，進而離開另組革命黨；郭倍宏、李應元等雖然沒有跟著洪哲勝離開，但不斷對「中央」有嚴苛批判，一九八七年「學生組」終於出來擔負責任，由郭、李分別當WUFI-USA的主席、副主席。以上的政治經驗不論榮辱成敗，都有值得後代台灣人記取教訓的地方。 從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看，解除戒嚴、結束動員戡亂以後可以說海外獨盟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九○年代返台的獨盟只能為民進黨添加薪材，包括陳唐山、羅福全、許\世楷、蔡同榮、李應元等等都成為民進黨（政府）的要角；二千年以後獨盟繼續對民進黨「批判地支持」，相對於若干本土社團的暴進暴退，獨盟由於人才濟濟且經驗豐富，比較能把握中道，它發揮的是另一種意義的標竿作用。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10年3月10日。

台獨聯盟創盟40年來，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多是刺蔣案或謝東閔的郵包炸彈案，不過當年從事台獨運動，不論國內或海外，都涉及唯一死刑的叛亂罪，也因此獨盟內有不少祕密盟員，也有慷慨赴義的戰士，當然更有默默支持捐獻的無名英雄，今天就讓我們告訴您幾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海外台獨運動，是1960年代的日本台灣青年社成立之後，才開始走向組織化，當時國民黨政府透過日本警方，監控這些參與台獨的留學生，而其中最慘的就是這位負責組織工作的侯榮邦，因為他每個月都得向警方報到。 侯榮邦知道，隨時可能被遣返送到國民黨政府手中，當獨盟幹部柳文卿遭到強制遣返的事件發生之後，侯榮邦身上開始準備了兩樣東西，小刀和毒藥。 這條縫著毒藥的褲子，侯榮邦從未洗過，每個月向警方報到過後，他都告訴自己，又可以多活一個月，但能像他這樣隨時準備就義赴死的人畢竟不多，有人矇著臉參加獨盟會議，就連美國獨盟上街頭的遊行，也出現過這樣的畫面。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了獨立建國，這些人挺身對抗國民黨政府，引起了更多台灣人以金錢資助，其中有一位化名為井上魯鈍的人定期捐助資金，從5千、1萬到5萬，金額越來越大，一直到有一天台獨聯盟收到了一筆100萬的捐款。 原來這位來自台灣台南的醫師黃聰美嫁到日本後，就一直默默的幫助獨盟，在她過世後，夫婿伊藤邦幸依舊以井上魯鈍的名義捐款，為的就是有天能看到黃聰美的心願實現。 台灣獨立終究得回到台灣本土才有可能實現，就在解嚴後，海外獨盟人士發起返鄉運動，試圖打破黑名單的限制，有人硬闖、有人偷渡，當年人稱獨盟第一文膽的王康陸放棄了原本在美國的大好前途，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家園。 明知道這是一條通往監牢的不歸路，王康陸和其他盟員潛回台灣後，還是舉行獨盟台灣本部的第一次大會，那一天國民黨政府早就掌握消息，大批警力衝進會場，毫不留情的抓人。 飛蛾撲火式的台獨運動中，王康陸是典型的烈士，雖然他如今已撒手人寰，但他的精神與當年井上魯鈍的黃聰美一樣長存，而侯榮邦一心求死的意志，迄今還是台獨運動的典範，正所謂建國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民視新聞陳嘉爵、沈培智台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