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外交休兵對台灣國家主權的影響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一、前言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從結論上說,是放棄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必兵臨城下,使台灣漸漸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二千三百萬人從此喪失自由與民主,而淪亡在中國共產專制帝國的統治。 原因是國家主權的表現在「外交行為」;所謂外交休兵是放棄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二、國家的條件 國際法上典型的國家(主權國),根據1933年簽訂的「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陳隆志教授策劃的《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譯作「美洲國家關於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列舉國家要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的資格,即:一、永久的居名(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明確的領域(a defined territory)三、政府(government)四、與其他國家締結關係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對台灣來說,以上所列舉的第一到第三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有關第四點的外交關係的能力,簡單的說它的屬性是主權。所說的主權,不受其他國家的權力干涉,對內是最高,對外是獨立。對外主權表現在外交能力,如派遣使節權、條約締結權與戰爭權。[1] 如以國際法的觀點,從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逐漸萎縮、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流寓政權」(流亡政權)的心態,中華民國還像一個國家嗎?「外交休兵」的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見下文而自明。 三、「主權獨立國家」是通常國家的概念 通常所說的國家是指「單一國家」,另有「複合國家」(即「國家結合」,指邦聯或聯邦),與台灣沒有關係,在此不必討論。正常的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是,有許多人聽到主權或獨立,如同遇到毒蛇猛獸,而有一些媒體還助紂為虐,大肆撻伐。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不主張「主權國家」,當時的泛藍陣營與某些媒體也害怕聽到「獨立」兩個字。 話說回來「單一國家」的分類,尚有兩種;一是有十分的主權與否為基準,分為主權國與半主權國。半主權國在對內能行使最高權力,對外是主權受到制限的國家,普通指的是被保護國與從屬國。 二是對外,在國際法上能力(外交能力)受到制限與否為基準,分為「獨立國」與「非獨立國」。外交能力有者為獨立國,無者為非獨立國。非獨立國中,有被保護國與從屬國。[2] 國人受到缺乏常識的政客與媒體的操弄,竟然不敢追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般所說的「國家」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如此說來,台灣有否公民社會,令人懷疑。 四、2000年以前執政黨的國家主權問題 在談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下的國家主權之前,先看199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問題。九○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進步派」主張「兩個中國」時期,但被保守派、頹廢派的阻擾,而使問題混沌。 1991年5月1日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中共不再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內戰體制。錢復(在外交部長任內,1990~1996年)自此之後不談「一個中國」。 1992年是許惠祐與中國交涉,(即是後來馬英九堅持的「九二共識」問題,)為93年辜汪會談鋪路。在92年,國民黨政府也喊出「一個中國的陷阱」,以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93年9月21日《自立晚報》刊出錢復專訪,「我們不能再談『一個中國』」一文。但同月23日錢復以「被押解」姿態前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溝通,魏鏞堅持錢復必須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必須重申一個中國立場。結果發佈的新聞稿:「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改變」,中國目前處於分裂、分治狀態,台海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此新聞稿由魏鏞宣談,可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壓過外交部。台、中問題,又落到中國內戰體制;分裂國家、國共鬥爭(內戰)的情形。 再看陸委會的情形。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發表對台「白皮書」。針對這個問題,陸委會發表「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看法──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一文,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另行「建國」,因此產生「中國問題」。總之,這是「分裂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 錢復除了以上的主張之外,還使用「兩德模式」而不用「兩個中國」來敘述,用意在維護主權的對等地位。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受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撻伐;最近,李又重申1991年修憲以來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錢復與李登輝可以說是「進步派」,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但從國民黨內部、中國動向與世界局勢合而觀之,是失敗的;失敗主因還是中國國民黨「投降派」、「頹廢派(偏安派)」的杯葛而喪失時機。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在立法院答詢時仍不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3] 五、馬英九的主張 以上提到的是李登輝時代(1988~2000年總統任內)對國家主權的處理,李登輝在卸任前不到一年的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用意在維護主權;這一點可以與馬英九執政不到一年使主權喪失做比較。 接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受到國民黨、中國甚至美國的壓迫,被要求「維持現狀」。但在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意在脫中國化,但受到形勢以及其就職時所提出的「四不一沒有」綁死。但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失敗,本不是一蹴可及的。接著是馬英九的執政。 馬英九對「國家主權」的看法究竟如何,實際上並不是從他當總統後,「外交休兵」纔拋棄「國家主權」的。但因馬為競逐總統而政策傾向民進黨的主張,使綾線模糊,以此「障眼法」欺騙大眾。因此可以分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馬擔任總統之前的作為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1998~2006年)的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取締中華民國國旗;代之以十二面的中國五星紅旗,但警方不過問,未加以取締。國旗是國家的象徵,是法制的一部分,取締國旗,未受彈劾,也未受中國國民黨黨紀處分。 馬毋視中國的權力鬥爭、軍方抬頭、農民困苦以及對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壓迫和屠殺,盲目的要「盡一切努力」達成其「統一」的目標。[4] 馬假設台灣已經沒有「活路」,所以向中國尋求生存空間[5]。馬的「新思維」竟然是「九二共識」,昧於對「九二有否共識」之外,實際上也是放棄中華民國,不再談「一中各表」,蓋一中各表實是「兩中」。[6] (二)馬的外交休兵與國家主權 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是2008年8月4日、由行政院長劉兆玄陪同赴外交部演講,要一百多名的科長級以上外交人員聽他的訓示,這表示以總統的身分掌控外交,而背後的國安會的蘇起等人為幕僚[7]。 所謂「兩岸外交休兵」是在「兩岸架構下談外交」,自處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下而喪失國家主權,怎能如馬英九所說的,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 馬英九舉蕭胡會、連胡會、吳胡會與兩岸兩會復談為例,說是雙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即是放棄「一中各表」、也就是放棄中華民國前提下的協商;而昔日蘇起、馬英九之流還為此爭到臉紅脖子粗,無疑是魚目混珠的騙術。 但美國對此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美國聯邦議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在去年(2008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很清楚的說: 台灣政府的高官們為加盟國際機構,以不追求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說是這是追求實利的方法。[8] […]
理論與實際兼顧的台獨運動實踐家陳隆志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公元2011年11月17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一封來自台北的緊急E-mail,傳來黃昭堂主席過身的噩耗,一切來得很意外,令人無限感慨、非常惋惜懷念。 回想個人與昭堂兄初次見面,是在1954年進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時,他是經濟系的學長,大我兩屆。因為同樣是來自台南縣,又都是台南一中的校友,在台南北門區同鄉會的聚會上認識他,雖然是初見面,在言談舉止中可以感受到他做事求大格局,不拘泥小節的特質。 昭堂兄急公好義的個性使他年青的時候就投入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他與王育德先生創立「台灣青年社」(台灣獨立連盟日本本部的前身),他在日本長期奮鬥,我在美國打拚,雖然我們兩人分別在不同的所在、不同的領域努力,但是追求台灣獨立與建國的目標是一致的。 1991年7月昭堂兄不辭辛勞由日本來到美國,應邀在盛大的美東台灣人夏令營(在康乃爾大學舉行,約有2,500人參加)演講。個人則以「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對日和約》四十年後」為題演講,強調自解除戒嚴、李登輝先生就任為總統開啟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轉型,過去因《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法律地位一度未定的台灣,從此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須要台灣人大家共同努力打拚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尤其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 演講結束散會後,我們兩人進一步交換彼此對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研究心得,才有較深入互動的機會。昭堂兄說:「隆志,我詳細讀了你二十年前(1971年)出版的大作《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有一個非常深的印象是你的文章用台灣話或北京語讀,都非常通順。」我真感覺到昭堂兄是一位台獨理論難得的知音。他進一步講:「隆志,假使照你所講,台灣已進化為一個獨立國家,按呢,我就可以退休了。」我的回答是:「您還不可以也不能退休,還要為台灣的獨立建國繼續打拚。因為,台灣雖然開始進化為一個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就是建國的工作——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等等。獨立、建國是持續努力發展的過程,兩者密切關聯不可分。」 昭堂兄為人豪爽幽默,是台獨運動少數理論與實際兼顧的實踐家。他一生堅持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術研究,他以漢文、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文章,大多圍繞著台灣或台灣的國際地位的議題;他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作為他的「專業」感到驕傲,充分展現他對台灣強烈的使命感。 1992年因為黑名單的解禁,他終於回到故鄉台灣。1995年8月起昭堂兄正式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主席,開始扮演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火車頭的角色,走遍全台各地從事推動獨立建國的草根工作。2004年他擔任228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總指揮,成功串聯台灣人的力量與振奮台灣人的士氣,促使台灣本土政權勝選,繼續執政。2011年2月為了避免民主進步黨初選的衝擊,昭堂兄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率先表態支持蔡英文角逐2012總統大選,為凝聚本土陣營的力量盡心,凸顯他的智慧、眼光與氣度。 作為一個矢志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運動者,昭堂主席憂心國內沒有確立台灣國家主權的共同認識、沒有台灣國家國際地位的共同理論,影響獨立建國的推展。他私下曾對我說,有關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見解,眾說紛紜,百家爭鳴,影響台灣人的團結;他希望我能整合不同意見,成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論述。我對他表示,在言論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國家社會,這一個全體一致的理想,恐怕非常難於達成。不過,基於「台灣人共同來確立台灣主權」的信念,他採取主動,邀請大家坐下來,共同思考、討論,以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台灣國家主權地位」的共同理論。他所做的努力,肯定每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者、專家的智慧,就像是水桶的木片必須集合作伙才能成為水桶;他主動扮演「桶箍」(桶圈)團結眾人的角色,居中串緊每一個木片並且串連更多的木片將水桶作大,擴充台灣獨立建國的能量。他的用心、精密的思維與寬大的胸懷,令人欽仰。 昭堂兄於逝世以前已經領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雖然他離開世間令人萬分不捨,但是他愛台灣、為台灣奉獻的精神與情操,將永久是台灣歷史動人的典範。相信在天國安息的昭堂主席正在關心:在世間的同志、台灣父老鄉親、兄弟姊妹在什麼時候才能夠達成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目標,建立一個有尊嚴、有公義的民主、自由、重人權、立足世界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黃昭堂先生紀念文蔡英文 黃昭堂老先生,人稱『台獨歐吉桑』。也有很多人稱呼他『老仙』,這同時有日文「先生(老師)」及台語「老仙覺」的雙關意涵。這些稱呼,反映出他親切而有內涵的人格特質。 在同志與好友眼中,黃昭堂老先生是位人格者,腳踏實地,對人寬厚、從不口出惡言。他一直是台灣獨立與主權運動的先趨及實踐者,對於台灣獨立的理念堅持,始終不打折扣。但他會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遷,適時將台獨運動提升,邁入嶄新的里程階段。 在2008年我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儘管我黨齡甚淺,與街頭運動極少淵源,但他仍舊毫不吝惜地給我鼓勵和支持。在前幾年民進黨最困難的階段,我們所舉辦的重要活動,包括民間國是會議、公投聯署與所有遊行,黃昭堂先生都率先支持,或擔任發起人。在我決定參選2012年總統的初期,黃昭堂先生也是率先積極支持我的民主前輩之一。這些點滴回憶,我至今仍非常地感念,難以忘懷。 黃昭堂老先生常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他的一生幾乎都奉獻給爭取台灣主權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甚至包括他所有的學術研究,也全部都和台獨運動脫離不了關係。 他在1976年所寫的第二本台灣研究專書,是與彭明敏教授合著的《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他所闡述的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同時為了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這本書獨特之處,便是首創採國際法觀點切入詮釋台灣史,而這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該書的出版,對於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在理論論述上和國民黨政權的抗爭,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合法性基礎。 黃昭堂老先生對於「台灣人」的觀點,不僅涵蓋二戰前就生活在台灣的河洛、客家與原住民等族群,也包括1949年後移居到台灣的中國各省籍人士,這種超越時代卓見的包容性族群觀點,非常令人佩服。但很可惜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卻一再污衊台獨運動、製造恐懼動員選舉來鞏固統治,長期形成台灣各族群間的猜忌。 如今看來,他所主張的「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決定」等論點,已經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共識,甚至連他一生所對抗的國民黨政府,也必須服膺此一理念,不敢違逆。這更使人深信,只要立論正確、論述清晰,『知識即是力量』。黃昭堂老先生的真知酌見及過人見識,不僅造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也引領了民主運動的方向。 在2008年以前,黃昭堂老先生曾陸續接受前國史館張炎憲館長的訪談,主要是針對他在台獨運動努力的過程,從出生、求學、流亡海外、回台灣從事運動,是研究型的口述歷史。他表示,自己以前的日記被警方『沒收』了,因此僅能靠記憶來回答細節,恐怕會有所落差,但他又說「這也有好處,因為這樣不會記得別人的不好,所以我可以做大事!」我們從這小地方,就可以看見老先生的豁達大度與崇高人格。 可惜的是,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2008年後馬政府因親中的政策,國史館徹底把這段口述史計劃給腰斬了,這對台灣歷史記憶的累積,是項難以抹滅的傷害。但黃昭堂先生過去種種的貢獻、以及留給我們的深刻、美好回憶,絕對是我們後輩獨一無二的典範,以及台灣社會的重要資產。 昭堂老先,我們不會忘記您,也會努力地把您的理念傳承下去。願您能在天國安息,並在另一個世界為我們祈福。總有一天,我們會成功,會贏回國家的尊嚴,建構一個更公平正義、團結包容的社會!
黃昭堂永遠站在台灣國李登輝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近午,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快報,突然傳來昭堂先生遽逝的消息,一時之間,讓我不知如何去相信,眼前所出現這一刻的事實? 頓時,內心滿是刺痛的情緒,不由得舉頭問天:「上帝啊! 祢才剛給我病痛的考驗,怎會立即又給我痛失摯友的打擊?」 學者出身的昭堂先生早期留學日本,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並在日本教授國際政治史和政治學。雖說他是一位學者,但他念茲在茲的,卻是他自許為一生志業的「台灣獨立運動」;昭堂先生經常以幽默又帶有自信的口吻說:「台獨是我的專業」!可見在昭堂先生的心裡,推動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一直是畢生奮鬥的目標。就連他在日本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與台獨運動及台灣國際定位問題有關。 他一再主張,台灣的歷史應該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此,才能真正為台灣記錄下屬於真實的台灣歷史。這個觀點,與登輝的想法十分契合。換言之,就是昭堂先生與我,都是主張台灣史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台灣人史觀」上面,也就應站在台灣人立場來解釋過去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事實。 就以昭堂先生曾出版過三本書(「台灣民主國研究」、「台灣の法的地位」及「台灣總督府」)的故事來看,他的確是一個倡導以台灣觀點來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力行者。首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一書,對昭堂先生來說,有兩項特別意義,一方面除了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外,其獲得學位的過程也相當富有戲劇性。當時,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前,他因柳文卿事件而被抓進東京警視廳,因此,這本論文是從警視廳交出去的,這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的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本學界的肯定、重視,馬上就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這是東大出版會首次出版由外國人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一點也是他深以為傲的,當時東大給他的博士學位證書上,國籍一欄寫著中華民國,他立即退回證書,並要求國籍更改為台灣,否則絕對不接受學位證書。後來東大為此召開全校教授會議討論此事,結果接受了他的請求。以後,東大對於台灣來的留學生,學位證書的國籍欄上,皆尊重他們個人的意願。 第二本的台灣研究專書是「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上,所研究的主題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至少台灣的歸屬至今未定,所以要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此外,這本書的獨創之處,是他用國際法來解釋台灣史,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 至於第三本台灣研究的專書則是「台灣總督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書出版後,出版社立刻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史叢書」,這在日本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很少有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大部份的人都是站在漢族主義立場來寫台灣,還有不少的人站在日本人、中國人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果,研究台灣史的後繼之人,都能站在『台灣人史觀』的研究立場上,那要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意識價值,就容易許多了!」昭堂先生這席話,彷彿是給大家留下一個標竿,期待所有台灣人持續努力。 外界對昭堂先生的評價,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從不居功,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的堅持。即便是1992年擺脫「黑名單」的限制返台後,也一直扮演著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他全心全力投入台獨運動,風骨獨特,令人印象深刻;投入本土運動,既出錢又出力,並曾將擔任國策顧問的薪水,全數捐給台獨聯盟推展台獨運動,提攜本土社團幹部等晚輩更不遺餘力。「…過去整整五十年,有一半時間,我幾乎都是在做台獨運動,我覺得我的人生非常歡喜,非常成功,那是因為有機會讓我可以做人,我真歡喜!感謝!感謝!」這是出自他接受電台訪問時,最直接、最率真的口吻,令人動容!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聖經上是這樣的描述著,這也代表著昭堂先生一生為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所曾作出的努力。期盼所有的台灣人,也能效法昭堂先生,用滿心歡喜的精神,接續他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使命,讓他所遺留下的典範,永遠樹立於這塊美麗之島! 2012年元月
思念昭堂主席陳哲雄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一般內科主治醫師 照顧病人是我們醫師的楅氣。拾多年以來,能夠照顧昭堂主席的健康,不只是福氣,更是我醫療人生中最大的榮幸。 昭堂主席第一次來和信醫院掛我的門診是2001年9月。從病史的收集,全身理學檢查到安排檢驗,整理病歷,我花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詳細處理相關過程。蒙主席信任,我從那時起成了他全人照顧的內科主治醫師。拾年多期間,有多位和信醫院,台大醫院的名醫教授診治過主席,由我負責統籌全盤的醫療照顧。 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肺氣腫的治療,需要長期服藥控制。主席對於服用藥品,遵從性很高。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控制大多能符合治療指標。但是,他的體重問題這些年來一直讓我束手無策。身高175公分的他,從2001年9月的89.5公斤,曾一度増加到105公斤。有一年,台獨聯盟尾牙,他心情好,喝醉了。晚宴結束離席時,腳步一個不穩。體重不及主席一半的我,自不量力試着扶他,還差點被壓扁了。幸好,黃陽興兄在旁,幫助扶他上車,爲我解了圍。 體重的減輕最重要的是靠飲食的節制和運動的加強。這兩方面,主席都力有未逮。蓮治夫人過世後,主席的飲食更無法正常,朋友的邀宴,外食增多,是一個原因;主席以車代步,很少步行,也是原因。他常開玩笑說,他終身致力台獨「運動」,已經不需要其他運動。我和一些朋友鼓勵他游泳。他心有所動,但最終還是沒有去成游泳池。 照顧主席的前三年,我們之間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蓮治夫人過世後,我們亦醫亦友。內人麗卿和我及主席的好友康厚兄嫂,敏勇麗明夫婦及經常從美回台的瑞明、麗清夫婦,關心主席的生活起居。朋友中有人曾想介紹一位女性朋友,更貼心照顧他。但主席對已故的蓮治夫人深情有加,也不願他日成為他人的負擔,一直沒能促成其事。這段期間,他的一位姪女幫忙照顧生活起居,相當盡職,但多少有些不便。 個性樂觀開朗的主席,不喜歡麻煩別人,待人十分親切。每次門診時,都笑容可掬。「Hi」「Hi」的話語聲,讓人開懷。護理人員都覺得很窩心,也很樂意照顧他。有長期大腸息肉病史的他,每一兩年需要安排一次大腸鏡檢查。如發現有息肉,就作息肉切片檢查。他很擔心得到大腸癌,每次聽到息肉切片檢查良性報告時,會很開心。他曾是長年煙槍,因而導致慢性肺氣腫。爲了不讓辦公室同仁受到煙霧污染,毅然戒煙有成,加上藥物的治療,肺功能檢查已接近正常,不會上氣接不著下氣,演講時聲音依然宏亮。他血糖和血壓的長期控制也非常良好。 我原本期待能夠與主席有更長的亦醫亦友情誼。未料到他在接受全身麻醉內視鏡鼻竇手術以矯正眼睛肌肉失調,於手術結束後,發生意外,搶救無効。想到開刀前兩天,在國家音樂廳會面時他一如往常的笑容,讓人不敢相信他已在上帝的召返,離開人世,到他信仰的主的天國。主席的意外離開人間,讓我體會到人生的無常和醫學的有窮。每次看到主席長期盟友侯榮邦兄的落寞神情,我都會因爲作為一個醫師的無能為力感到內疚。也許,他已經在另外一個國度與蓮治夫人重逢,攜手再譜另一個世界的人生。安息吧!昭堂主席,你的人生已打過美好的仗役。你的親友和追隨者都會永遠懷念你。
亦師、亦兄、亦友 黃主席黃陽興 1992年主席自日返台後,近二十年間時相往還,經常與主席及夫人蓮治姐同遊或聚會,親炙其言行風範,對他的學養信仰,生活態度,人格特質,瞭解越深,敬仰日增。 主席一生堅持奉獻台灣獨立運動,至死不懈。在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由日返台後,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過程中,就台灣意識覺醒的強化上,他扮演了強勁有力的關鍵性角色。除了擁有原本深綠年長階層的認同,他以豁然大度的胸襟,更吸引了年輕族群的好感,影響他們作更深一層有關民族定位的思考。 我們難忘陳雲林來台,在馬政府一片卑躬屈膝,倒屐相迎的氛圍中,他在台北晶華飯店,從中午守候到半夜2點15分,以他的獅子一吼,向陳雲林呼喊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正氣凜然,結合主席悲壯豪邁的形象,已深植台灣人的心中,將全體台灣人熱愛自由民主的心聲具體呈現。這一幕,也成為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 主席為了強化與台灣最重要的兩個盟國──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數十年間,不遺餘力的策劃推動國家安全保衛實務。與兩國的政界、軍界及媒體,建立並維持長年深刻的友誼。他深信「德不孤,必有鄰」,凡是具有同樣民主自由信念的友人,就會凝聚彼此的共識,為區域及世界和平而做出貢獻。在他的長年努力下,日美眾多有識之士,都成為他的朋友,也成為愛台一族,這種無私精神的感召力,極為動人。 主席氣度恢弘,為人豪邁,不拘小節,又聲如洪鐘,顏如金剛。他直率爽朗,從不虛偽奉承。心中坦蕩,從未見他為個人私利作一計算。他極為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因此可以經由對方的角度思考,並且凝聚各方意見。他會為別人設想,不愛麻煩別人絲毫。主席愛才惜才,喜歡與年輕人交往,不會覺得與晚輩會晤、交談,是絳尊紓貴,所以年輕人都很愛親近他,包括我們家的兩個女兒。主席對她倆而言,就是個極具個性,率真明朗,富有智慧又有個人魅力的「阿公」。明明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卻展現了瀟灑堅定,溫暖又明快的生活風範,給年輕人上了一門珍貴的人格養成課程。 主席一生淡泊名利,不講究生活享受,隨和好款待。台北市寧夏夜市的小吃,他開心享用;半山中茶棧小飲,他也欣然開懷。極念舊又愛台灣。在陽明山上,他最愛國際飯店,因為那兒是他和蓮治姐度蜜月的所在;造訪澎湖時,提及那是他青年時期服役的地方,充滿舊日回憶;去汐平公路踏青,他就覺得那山景比日本箱根溫泉區的景緻毫不遜色。他就是愛台灣、戀台灣,甚至數次提及,日後要和太太一齊海葬太平洋! 蓮治姐是內人秋蓮台大外文系的學姊。在主席身列黑名單期間,深受專制集權政府的撻伐壓迫,蓮治姐溫婉堅強,撫育三個幼子。主席回憶過往,曾經說過自己是「無情的男性」。蓮治姐因氣喘身體欠安,常有氧氣不足情況。主席在她晚年時,出外經常帶著她,甚至與日本友人住友商社前社長岩永先生聚餐時,蓮治姐靜靜睡著了,主席也不在意。主席之不離不棄,沉默深情,讓我夫婦感念甚深。 主席猝逝後,我陪同他的三位公子,去北投故居整理遺物,發現他的座上及床頭櫃中,放的都是蓮治姐的多幅寫真,證實主席是一位「真性情的男子漢」,表裡如一,至死不渝。而他對台灣的大愛,更加如是!
憶 昭堂先兩、三事1月22日下午,這一天是農曆除夕,侯榮邦兄來電,我問他人在何處,竟然是在獨盟辦公室。他的寶眷在東京,沒有回家過年,諒是在為黃昭堂先生的紀念集之編撰事宜而操心。 榮邦兄給我一個機會,撰文悼念昭堂先,要我在25日交稿。他所以遲遲纔通知我,是因半年來我為內人惠美女士之病篤而奔波,她於去年12月28日逝世,今年1月15日告別式,到目前不論是思緒或生活仍舊一片混亂。 友人知道我失去我們台灣人「大眾的朋友」、又失去愛妻,倍感傷痛。在先室病危之際,我除了兩次到辦公室的靈堂向昭堂先行禮之外,無法參加告別式,因她的惡性癌滲透太快,醫生來不及搶救,我也措手不及。我所以提到兩人,皆是我的痛,而我的太太惠美也很敬重昭堂先,曾為他繪一張油畫像,他很滿意,常常稱讚他。 我總是稱他為「昭堂先」 黃昭堂先生,我總是稱他為「昭堂先」,在古漢語中,先或生都是指先生。『史記』中有「賈生列傳」,司馬遷尊敬賈誼,稱之為「賈生」,台人傳承古語,醫師稱作醫生,到近年纔漸不用。 又關於「先」之稱呼,常用在私塾的老師;我年少時,與新竹・樹林頭的榭水柳老師學三字經,人人稱他為「水柳先」、此等用語,其實在乾隆、嘉慶年間的學者趙翼已經為文討論過,實不宜在此引經據點。其實黃昭堂先生只大我四歲,我尊之,稱他為昭堂先。 有charisma的資質,但有學者細膩的一面 我什麼時候首次與昭堂先見面已經很不清楚,我在1968年到1973年赴東京大學進修,想是那個年代。他在1992年11月歸國後,充分發揮所具有的charisma的資質,善與大眾對話。他的學問成就,在台灣的情形來說是被群眾運動家的成就所掩蓋。也因為獨立運動者的角色,他很少臧否人物,但也曾經吐露真情。 他的性格有豁達的一面,但在思考上有綿密細緻的地方。記得1974年我再赴東京大學接受博士學位口試、以及以後每次赴日,總是受邀吃飯,在眾人之中唯獨他一人一一與我核對、檢驗台灣發生的事情,他也會提出某人給他的說法不同。當時我涉入考察事務很深,有一些事情是親自參與,當然知道當時民進黨派系帶給海外的偏見。他緻細的觀察台灣的政治發展情勢,並且會提出他的看法。 話說回來,有感於他的學術成就應介紹給國內,經他的同意,在他未能歸國時就由我主持的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通過,翻譯東京大學出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終於在1993年12月由稻鄉出版社出版。此書不但影響台灣史的研究領域,也深深影響獨立建國運動。 感謝恩師之情溢於言表 提到學問問題,昭堂先總是會提到他的恩師王育德先生。他經常提到台灣青年社的成立,王育德先生要他們努力查字典,用字嚴謹,以及在《台灣青年》寫作上嚴謹的要求。他認為學問的訓練皆來自王先生,到年老時仍是感激不忘。我親身的體驗是:有一年由張炎憲教授主辦的會,假台北市館前路的大樓,由我介紹昭堂先,然後由昭堂先主講,所講的是王育德先生的治學方法。他寫的稿很長,雖然給主講者的時間很長,但講不到講稿的十分之一就結束了。 對台灣國家安全的貢獻 (1)參觀日本海軍演習 昭堂先在日本的幾所大學講授有關「國際關係論」的課程。有一年我赴日時,與他討論國際局勢,他要將在東京大學講授的課讓給我。當然,這不是我能力所及。 他有許多學生成了將校,與日本海軍有淵源。我曾經開玩笑的問他,喜歡當什麼官,他說「提督」!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國會議員。我想所以要任提督,可以保障台海安全。 昭堂先先後成立「台日安保論壇」(1998年11月)、「台灣安保協會」(2000年6月),是極大的貢獻。如上文所說的,他與日本海軍關係良好,所以仍有許多年安排參觀日本海軍演習;我在2003年8月,也曾赴名古屋,登艦參觀,艦名叫「夕霧號」。 昭堂先不但與日本海軍有過往,他與美國的James E. Auer教授有同窗的交情,Auer教授本來擔任過艦長,為了追求他的太太改走學術的路。Auer教授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海軍的重建,被譽為日本戰後海軍之父。昭堂先曾經安排他在國賓大飯店演講,可惜知者少,聽眾不多。 (2)日本武官駐台 1972年日本政府因遵循「國聯主義」、即聯合國在1971年表決、驅逐蔣介石的代表(請參考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不再以蔣介石政權代表中國的政府,因此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從此以後,國家與國家身分的關係中斷,不再派武官駐台。有鑑於軍事交流與國家安全需要,據昭堂先告訴我,是因他的努力日本目前派武官駐台。 愉快的巴黎同行 與昭堂先共事最愉快的是巴黎之行。台灣與法國法蘭西學院所屬的道德政治科學院合作辦理「中法文化獎」。我與昭堂先以國策顧問的身分被派往法國,在2001年6月1日的「評議會議」,我們推薦「巴黎外方傳教士在台灣」的貢獻,有別於過去推薦補釘式的漢學者的業績。會議很圓滿,法國方面讚譽有加,說是能全體投贊同票,是以往所沒有的情形。當然,背後有一位功勞者是何康美女士,他將我與昭堂先的推薦文譯成法文。 昭堂先的夫人黃謝蓮治女士和我的內人隨行,他們兩位是私費,坐商務艙;我與昭堂先是公費,坐頭等艙。昭堂先很體貼,夫人身體不好,提議男女座位對調。還有,我們嫌旅館的早餐費貴,早上到外買吃的,夫人身體欠佳而晚起,昭堂先便為之備一份帶回。其體貼如此!巴黎之行,更暸解昭堂先之為人,在此無法一一陳述。總之,是愉快的巴黎之行。 追悼 故人,祇是列其行跡之一、二,這一位「台灣那想那利斯徒」將隨著台灣歷史記載,永遠存在於人們的心中! 2012年1月25日 農曆元月初三
懷念黃昭堂主席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去年11月16日午間,蔡立委同榮兄為籌組台灣公平選舉國際觀察委員會,邀集了黃昭堂主席等相關人士餐敘交換意見。席間,黃主席一如平常,神采奕奕,不覺有任何異樣。詎料,翌日中午,獲悉他因主動脈剝離而與世長辭。噩耗傳來,猶如晴天霹靂,令人震驚不已! 黃昭堂主席,為台灣獨立運動奔走發聲五十多年,早聞其名,心儀已久,可是我們兩人見面、相識、交往的機緣,卻來得很遲。2002年,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創立群策會,稍後開辦李登輝學校,期藉以提高台灣國家認同,建構台灣主體性,並培養台灣政治人才。我當時擔任群策會秘書長兼李校教育長,幸得機會邀請黃主席來校講課。其講題集中在台獨理論、台獨運動、國際關係,乃至美日安保等方面。由於他學識豐富、分析深入、見解獨到,對於學生的提問,常能畫龍點睛,饒富啟發,而且幽默風趣,他的課可說叫好又叫座,深受學生歡迎。尤其,日本李登輝學校常組團來台研習,都指名要聽黃主席講演,其受學生之敬愛,不言而喻。每次課後,我都向他表示謝意,並藉機交談請教,受益良多。 黃主席為台灣獨立運動獻心獻力,堅決追求台灣獨立建國。他認為台灣尚非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沒有自己的憲法,也沒有自己的國名,在國際上又走不出去,簡言之,在法理上尚非真正主權獨立。惟李前總統認為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祇是還不正常而已,要正名、制憲成為正常的國家。對於此種見解,黃主席則持保留的態度。有次,我在主持群策會主辦的研討會,他當場提出質疑,問我能否作個說明。當時我回答說,這兩種說法雖然不同,但是透過正名、制憲的途徑,以建立新國家的目標,並無二致。當然,這個問題討論起來就非三言兩語可以完結。黃主席最終表示能夠理解,同時也認為我們尚能自圓其說。他正直、理性、包容,不鄉愿、不含糊,讓我印象深刻。 黃主席對台聯推動ECFA要公投,支持甚力。2009年,馬政府宣稱,擬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英文簡稱ECFA)。當時民進黨與台聯合辦「民間國是會議」,經一致決議,可否與中國簽署此一協議,屬國家重大政策,應交付公民投票決定。未久,民進黨即先推動公投連署提案,竟遭公審會無理否決。隨後,台聯接續推動三波連署提案,亦均遭公審會蠻橫駁回。馬政府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直接民權,這種專制獨裁的鴨霸作為,令人不齒。在推動連署公投提案的過程中,我曾兩度拜訪請教黃主席。他認為此一協議如果簽署,對台灣將產生極大影響,應力爭到底,他並且自願擔任義工擺攤推動連署,在台聯舉辦的多次記者會或相關活動,黃主席均躬親參與聲援。他對台聯士氣的鼓舞,對護台行動的劍及履及,本黨同志深受感動。 這次總統及立委的大選,台聯早已決定,以大局為重,全面與民進黨合作,合作才有贏的機會。所以,總統支持蔡英文,區域立委也不提名,支持所有民進黨候選人,台聯祇期望爭取政黨票能跨越門檻,在立法院有席次組成黨團,與民進黨併肩作戰。由於立院議事運作,以黨團協商為主,真正付諸表決的比例較小,本土有民進黨與台聯兩個黨團合力參與協商,始能制衡親中的三個黨團。況且,如果蔡英文贏得大選,民進黨執政,宜唱白臉,而台聯則扮黑臉,相互配合,協助穩定政局,順利治國。對於此一全盤構想與作為,黃昭堂主席不但認同、肯定,而且相當支持。 陳茂雄教授曾在其大作〈從黃昭堂那三張選票談台獨〉一文中稱:「台聯黨全力支持蔡英文,以阻斷統派推動統一之路,又不提名區域立委,以免讓統派勢力漁翁得利,該黨只提名不分區立委,期待能組成立院黨團,一則推動台獨運動,一則對國際社會發聲,以彌補將要執政的民進黨對台獨運動只能做不能說的缺陷」。文末他特別引證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往生前,就基於上述理由對筆者在內的聯盟成員表示,他個人積極支持蔡英文參與總統、區域立委支持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政黨票)則支持台聯」。黃主席為台灣未來,為本土勝選,支持台聯爭取政黨票的思慮明晰,立場至為明確。 去年8月間,我到台獨聯盟拜訪黃主席,就當前大選態勢交換意見,並向黃主席提起,台聯自四月底開始利用週末分赴各地舉辦「棄馬保台」宣講會,預定到大選前舉辦一百場。經一次再次與民眾直接交談,深感因馬政府治國無能,民心思變。黃主席對台聯舉辦此種基層活動,相當讚許。他很關心台聯不分區立委的提名,甚至建議黨主席也應該列名,最好列在第三位,同時表示願捐貳拾萬元,作為我參選登記的費用。我將此款納入政治獻金,統籌運用。他的至情至性、關懷之心、溢於言表,我深受感動,之後我完全採納了他的建議,選舉結果,台聯得三席立委,在立院可以組成黨團,完全符合了黃主席的期待。 綜上所述,祇是追憶了與黃主席交往的三數事,從十年的交往當中,我發覺黃主席具有非凡的領導才華與人格特質。他正直坦誠,信守承諾,給人高度的信賴感;對人鼓勵以方,成事不居功,讓人同享榮譽;擅於溝通協調,化解歧見,建立共識;隨時展現信心,具強的說服力;擅於廣結善緣,又能堅守原則;懷有遠大理想,又能踏實向前;具有堅強意志力,沈毅不屈;尤其對這塊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的同胞深具愛心、疼心。李前總統曾經推崇他是台灣總統的理想人選,應係多年觀察所得的實話。 黃昭堂主席雖然離開了人間,但是我們對他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會愈發對他的懷念。他那種為斯土斯民奮鬥不懈的意志,大肚能容、處世圓融的風範,正直無私、成功不必在我的品格,以及煦日和風的笑容,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悼念 昭堂兄昭堂兄請安息。我與清芬這一生能夠認識你,與你做朋友、結為同志,是我們畢生的一大幸運,一個人生的喜相逢。 一九六○年八月我來到日本留學,當時台灣一黨專制的政治環境使我很苦悶,決定出國。抵達東京不久,在東京大學附近的青雲寮看到「台灣青年」誌創刊號,深受感動。當時我認識到台灣獨立之路將是一條漫長之路。我決心不回台灣,就決定去美國。 昭堂兄參與「台灣青年」創刊,在發刊社論中表示,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在有思想、集會、出版自由的日本,應該效仿一九二○年由台灣留學生在東京為台灣同胞的自由與幸福發刊「台灣青年」誌的精神、奮鬥、發聲。不久我們在台灣同學會第一次逢面,他是我台南一中,台大經濟系高我二屆的前輩,我向他表示我決定要到美國去,那時候他與蓮治是令人羨慕英帥的一對。到美國後我在費城參加當時美國台獨組織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終於在一九七○年,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後來加上南美本部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自始昭堂兄是如同大桶圈一樣促成大家大團結。「台灣青年」誌從一九六○年起成為海外留學生最重要的啟蒙運動刊物傳遍海外各地。當時在台灣恐怖統治下出國的留學生,有人接到「台灣青年」誌就怕在信封上留下自己指紋,竟以筷子夾起「台灣青年」擲進垃圾箱以免受累,這是現在的人無法想像的白色恐怖時代。在如此逆境下「台灣青年」誌成為帶動海外青年支持台灣獨立國的潮流。 一九七三年我因聯合國工作奉派到日本,曾經與昭堂兄就「台灣民族主義」爭論一番。當時聯盟日本本部論者以為一九四九年被國民黨,被中國人屠殺三萬台灣人精英,就是台灣民族論的出發點,這與一九二○年被日本人欺負的台灣人而產生台灣民族意識的覺醒一脈相承。我向他提出美國獨立精神是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nationalism。最後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一書,把我的主張歸類為「台灣國民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因為nation一詞可譯為「民族」、「國民」、「國家」,他最後提出結論:「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將是一個巨大的溶化爐,它會將四族群融合為一個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五十年來使他成為最徹底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播種者。 一九八九年清芬決心闖關回台灣的前夕,昭堂兄親自到我們家,非常誠懇的要清芬正式宣誓加入台獨聯盟,希望她能代表獨盟日本本部返台。這是我們不能忘郤的歷史時刻。清芬可以說是受到你的感召,從此之後你講的話,清芬都把它當作金科玉律。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與清芬到東京去參加在昭和大學上条講堂舉辦的黃昭堂告別式,我對昭堂兄的一段祭文如下: 黃昭堂主席你五十年來領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貢獻今日邁向民主化的台灣,做一同志,一友人,衷心感謝。………你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永遠的主席。 東京是聯盟發祥之地,一九六○年組織刊物「台灣青年」哇哇墜地誕生,當時留學海外的青年受到啟蒙。一九七○年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後來加上南美的台灣獨立組織完成大團結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你是這一個大團結的關鍵人物,「台灣青年」刊物是我們思想與精神之糧。 黃昭堂主席在一九九五年回國,在邁向民主化的台灣挺身領導聯盟發揮號召天下之聲,向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直率表達台灣應走之路的意見,承擔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見領袖。你特別引以為傲的一件事,就是指揮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由二百二十萬人「手牽手」由基隆到南端的恆春,長達四百公里表達「台灣Yes,中國No」守護台灣的大示威。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率先發表聲明,支持蔡英文民進黨主席出馬競選,也是他最痛快的一件事,如今回想,好像他要蔡英文接棒台灣應走之路。 回想黃昭堂主席五十年來一路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這是男性最高情懷,他一定過了很愉快的人生。十二月四日他與夫人移靈到他出生的故鄉,在台南七股海邊納骨安葬之際,海風徐來。我不禁口吟「千之風」的一節歌詞來思念故人,黃昭堂主席並非安眠於此地,他已成為千之風在守護台灣,黃昭堂是台灣護國之魂。 昭堂兄,請你放心,世界上任何走上民主化的國家,有時可能慢步向前,但是絕對不可能倒退失敗。你的一生在台灣獨立建國之路留下不滅的貢獻,你是這一條路上的里程碑,真多謝。
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奉獻一生的黃昭堂主席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我從年輕時就與黃昭堂一起從事台灣獨立運動50幾年。王育德先生因其兄長於二二八事件遭殺害後感受自己身邊的危險亡命到日本。1960年於東京和台灣留學生黃昭堂先生等5個人成立「台灣青年社」(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創刊日文誌『台灣青年』。台灣留學生大都是為逃避國民黨政權的恐怖政治而脫出台灣,所以屬於一種政治亡命者。當時我正在一雜誌社勤務,接受王育德先生之託後1961年夏天開始負責『台灣青年』的編輯,在此時認識黃昭堂。 參加台灣青年社的留學生逐漸增加,他們主張擴大並強化台灣獨立運動,遂於1963年5月設立中央委員會,推選黃昭堂為委員長。翌年1月,黃昭堂在東京租一間木造兩層樓的房屋設立辦公室,我搬入辦公室從事編輯事務及辦公室的管理。隨著工作的增加必要的開支也增加好幾倍,黃昭堂因為忙於募款足跡遍及台僑之間。1976年起黃昭堂就任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將每週課程集於一日授課,幾乎不影響獨立運動的工作。 我們同志都相信數年後即可達成台灣獨立而熱衷於文宣與組織活動,那是有其根據的。即,只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占有安理會與常任理事國之一席位的不合理情形不可能長久持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聯合國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以一會員國留在一般議席,則國際社會等同承認台灣與中國為不同的另一國家。如此一來,蔣介石政權就不能再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高唱「反攻大陸」,則中華民國不得不實施台灣化政策。 但是,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秘密派遣其特別助理官季辛吉赴中國與中國周恩來首相交涉,結果180度改變以往對「中國的政策」,並公諸於世。此突如其來訊息震驚世界,對後來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造成混亂。美國發表讓中華民國留在一般議席的方針,蔣介石政權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也力說「留在聯合國大會很重要,若留在大會,北京或許不會進來,縱使北京加入聯合國,我們也必要停留在大會」。以美國為中心的各國為阻止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即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替後聯合國驅逐中華民國(稱為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實際上為周恩來執筆)的通過而提出指定重要事項決議案(必須3分之2多數的贊成始得通過),但結果贊成55票、反對59票的4票之差被否決,其次的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獲得通過。 之所以形成此結果乃因蔣政權誇言「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而中國主張「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是聯合國的代表多數不知道其不屬任一國的領土,其實為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若知道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也許多數的聯合國代表會認為支配台灣的蔣政權應該留在一般議席。但是季辛吉接受周恩來的要求,約束「美國政府不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一事」,此外日本等國也接受相同的約束,所以完全沒有聯合國代表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當時若中華民國以一般議席留在聯合國,則台灣問題被視為國際問題而解決。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或許中華民國的國名早已變成台灣國了。由於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驅逐,蔣介石政權更加強化恐怖政治,繼續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使台灣的民主化大為遲緩。 為此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成為長期戰。黃昭堂認為應該給更多人經驗聯盟日本本部的委員長,自己轉為助理角色,與委員長時代一樣努力於募款等重要工作。黃昭堂雖不擔任委員長,只要他存在,組織內部不會產生派別,也未曾引起強烈的對立。黃昭堂不會考慮私人的利益,常常考慮周圍同志的境遇而推進運動,所以任何人都樂於和他協力共事。面臨重大局面被同志請託時,黃昭堂未曾躊躇而負起責任。 台灣人的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後,台灣的民主化快速進展,1992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遷台並設立總本部辦公室於台北市,1995年黃昭堂被推選為總本部主席。後來他也與在日本從事運動一樣希望由年輕一代來接任主席,自己扮演助理的角色,但是一直到2011年11月17日逝世為止,黃昭堂都未能擺脫主席的重任。黃昭堂主席不但奔走於募款工作,連他23年間的大學教授退休金等私財也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2004年2月28日「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由黃昭堂擔任總指揮,成功完成任務是他一生極為得意的大事之一,也是促成陳水扁險勝連任的一大關鍵。 黃昭堂未能親身看到台灣獨立建國而去世誠為一大遺憾。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於去世約一個月前的2011年10月12日出席聯盟日本本部的會議時強調「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50年來不變的目的,必定要使它實現。」這終於成為黃昭堂主席對我們的遺言。
黃昭堂主席與我1963年4月我以留學生身分抵達東京,在摯友羅福全住家接觸到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誌,頓時受到衝擊,卻由衷共鳴。其實在大學時代我就曾經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討論過在蔣介石獨裁恐怖統治下,台灣何去何從等問題,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唯一追求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台灣人才有幸福可言。 同年12月,我與知友林啟旭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與使命感,毅然投入台獨運動的行列,從此台獨運動成為我人生的一大部分。 難能可貴的是我擁有黃昭堂等值得敬佩的前輩和同志,他們不吝給我教誨與勉勵,豐富我的人生內涵,幫助我奠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1963年12月我與林啟旭以秘密盟員身分參加聯盟的忘年會,首次認識當時的委員長黃昭堂。在同志們盛情招呼敬酒下已有些醉意,黃昭堂又帶我與林啟旭去2次會,3個人相對暢飲,不覺中我醉了,是在日本首次酒醉,印象特別深刻。 1964年6月聯盟發生陳純真間諜事件,黃昭堂、廖春榮、許世楷、戴天昭等7人中心幹部被警視廳逮捕,在外面的周英明、金美齡、林啟旭與我等得到有心台僑和友好日本人的支援,從未間斷工作,照常發行《台灣青年》,更奔走於救援受難中的同志,我也因此暴露身分成為公開盟員,從此一生與黃昭堂結下不解之緣。 黃昭堂的政治意識已於大學時代開始萌芽,諸如為黨外政治人物助選,倒念國民黨發行的刊物,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等事例以及留學日本後積極尋找亡命日本的高中老師王育德就可證明。1959年間黃昭堂與王育德、廖春榮等6人徘徊於台灣「託管理」與「獨立論」後遂於1959年底確立「台灣獨立論」,並於1960年2月28日成立台灣青年社。當時黃昭堂認為「台灣人的85%會贊成台灣獨立」,從此他步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不歸路。 鑑於台獨運動者首要務需思想武裝及理論基礎藉以啟蒙台灣人及日本輿論,遂發行月刊《台灣青年》機關誌,影響了許多世界各地的台灣留學生,進而投入運動的行列者不在少數,其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不言可喻。 從事台獨運動黃昭堂深切瞭解必須具理論基礎,他開始研究台灣史,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1970年完成《台灣民主國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並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1976年黃昭堂與彭明敏教授合著《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同樣在上述出版會出版。值得一提的事黃昭堂在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中的國籍欄寫著中國,黃昭堂堅持改寫台灣,最後校方召開教授會決定接受他的要求記載台灣,為台灣留學生的開路先鋒。 黃昭堂不但是台獨運動的理論家,也是以身作則的實踐家,一生超過半世紀的台獨運動生涯中始終站在第一線,無役不與,幾乎所有大小戰役都有他的身影。具睿智樂觀、謙卑寬容、提攜後進、幽默風趣、無私奉獻、領袖風範的人格特質可說是瞭解黃昭堂的人們有口皆碑的。這使他獲得多數熱愛台灣的人們讚揚與敬重。黃昭堂與我共事近50年,成為親密的戰友,也成為莫逆之交。從他的身上學些為人處世的風範,學些人格上的修養,也分享到莫大的喜悅和榮耀。我喜歡以「稀有動物」來形容他,即瀕臨絕種,列為「保育」範疇之類,如今卻驟然消失,不勝唏噓。 黃昭堂台獨運動的人生留下的事蹟不勝枚舉,較為人所知的是為抗議美國與日本支援蔣介石政權於1966年7月5日起在京都國際會館附近展開為期3天的絕食抗議。美國首席代表為國務卿魯斯克,日方首席代表為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參與絕食抗議者為黃昭堂等7人。其次為1967年抗議聯盟中央委員張榮魁與林啟旭遣返事件,黃昭堂等7個同志在品川入國管理局對面展開為期7天的絕食抗議。在台灣則有立委蔡同榮為催生公投法發動的「公投絕食」有絕食10天的經驗。1968年3月發生同志柳文卿被遣送回台事件,黃昭堂率領9個同志趕赴羽田機場搶救不成被捕入獄,其為同志奮不顧身的義舉震撼日本社會,從此日本政府不敢再進行類似的強制遣送行為。 黃昭堂雖自嘲「我在製造政治犯,我也在救援政治犯」,事實上他投入救援患難的同志不遺餘力。早於1961年9月,台灣發生蘇東啟密謀發動武裝革命的「陰謀叛亂」事件,逮捕300餘人,蘇東啟等3人被判死刑,黃昭堂聞訊立即向國際人士及人權團體呼籲救援,經各方奔走,蘇東啟等人終獲免於死刑。1969年2月,黃昭堂經由秘密管道得知遭受全天候監控的彭明敏教授恐有生命之虞,立即組成秘密營救小組,由他負責籌備資金,與同志通力合作,終使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3日安全逃離台灣。1977年6月13日受郭雨新前省議員之託,從日本沖繩群島的與那國救援被栽贓的宜蘭縣前礁溪鄉長張金策與涉及阿里山事件的嘉義縣前縣議員吳銘輝,經由日本到美國出席美國國會舉辦的台灣人權公聽會。此外,聯盟努力促成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日本分部的成立,黃昭堂一直擔任日本分部的理事到1992年返台為止,對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968年發生柳文卿事件後,海外台灣人及運動團體無不義憤填膺,發奮圖強,呈現濃厚的團結氛圍。於是從1968年6月,《台灣青年》誌91期起成為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的台獨運動團體的共同機關誌。日本的台獨運動從「台灣青年社」歷經「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階段,迄1969年黃昭堂等人協調結合世界各地的台獨運動團體於1970年1月1日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即WUFI)總本部設在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台灣各設置本部,促成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1995年黃昭堂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他綜觀台灣的政治社會情勢,深知要獨立建國必須依靠各種團體通力合作,因而捐棄本位主義的思考,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呼籲獨派團體團結一致全力以赴。 黃昭堂從事台獨運動後就與台灣的家族失去聯絡,使他生活陷入困境,一直到在大學任教後,家裡的經濟狀況才好轉。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舉債生活,不免連累妻兒,有一次夫人打電話到辦公室說:「家裡沒有米了!」正在忙於工作的他回答說:「請食堂外送,月底還清好了。」1964年陳純真事件被捕時他和律師見面時,第一句話竟然是:「家裡沒錢買米,請先向聯盟同志調錢為我照顧妻兒!」由此可見,黃昭堂的人生中台獨運動優先一切。夫人性情內向不善於人際關係,或許她樂觀加上粗線條的神經,助黃昭堂成為高風亮節的大人物。 黃昭堂對同志朋友的交心用情很深,無微不至,他喜歡照顧人,尤其對弱勢者特別關懷,任何場合只要有他的存在總會覺得莫名的溫馨與安全感。而他也說過「除妻子對我默默支持外,還有很多朋友一直支持鼓勵我,成為我繼續推動台獨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我的人生很幸福。」 最後黃昭堂在回顧他的一生說:「聯盟最重要的資產是所有盟員無私的奉獻,尤其是長期無條件的奉獻毫無怨言。」又說「我的一生有機會從事台獨運動,覺得很有意義,我的人生價值正在於此,至今無怨無悔,尤其深信台灣獨立指日可待,更覺得『好佳在!我參與過』。」 無可諱言的,黃昭堂的人生是台獨運動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幸福的人生。黃昭堂一生的歷史也是台獨運動歷史的一部分。
中國的軍事崛起與民主台灣的安全 林成蔚 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且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據美國「外交」(10/11月號)雜誌最新刊的論文,經濟學者在試算GDP、貿易量、債權持有量的成長後,中國在2030年將毫無疑問超越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超級大國。美國將類似1950年代的英國,徹底的成為過去的霸權。這樣的推論或許\過於的低估美國經濟復甦的可能性及高估中國維持穩定經濟成長同時解決嚴重的社會失衡的能力,但卻再度的提醒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崛起會對國際社會帶來的變化。在經濟上,中國的製造能力牽動了世界各地生產鏈的變化,造成多數國家傳統製造業的蕭條,導致各國僱用關係的變化,失業率也不斷增加。外交上,中國提倡「和諧世界」與經濟發展的思維,使得冷戰結束後曾是國際社會共識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正逐漸地被獨裁政權或威權體制取代。為了強調國家發展與穩定,不惜扼殺社會內部對威權統治的批判,更對在失去平衡的發展過程中衍生之人權與弱勢問題,採取鎮壓的方式因應。 在軍事上,中國過去20年來的軍備擴充,使其擁有之軍事力量及投射能力超過了武力解放台灣及防衛國土之範疇。由於其軍事體制缺乏透明化,指揮系統及戰略意圖,更為東亞穩定與和平帶來極大的威脅。長島議員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身為防衛省前副大臣之經驗,精準的披露了中國對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的軍事戰略意圖及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觀察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曾經嘗試定位中國的崛起,也掀起了中國是否成為「修正型的強權(revisionist power)」或「現狀型國家(status-quo power)」之爭論。小布希政權在911事件之前,曾認為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及東亞所擁有的霸權與建構的區域秩序極為不滿,中國的崛起終將企圖挑戰美國以美日同盟為支柱所建構的亞太戰略秩序,試圖「修正」現狀。也因此,小布希政權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自911事件之後,中國不論在反恐、北韓核武、伊朗核武等議題上都與美國保持良性合作互動的關係。再加上部份學者檢視中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之數目與在各組織之參與方式後,主張中國並非一般「中國威脅論」者所指認之「修正型的強權」,而是「現狀型國家」。 其實,這兩種概念均有其界限,霸權的崛起是一種具有複雜層面且動態的過程,如何衡量這樣的過程並證明此一命題,本身便有其困難,再加上,就算能賦予「修正型強權」的定位,也無法解釋到「修正」的結果為何。「現狀型國家」也有類似問題,或許\新霸權的崛起不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秩序,但並不表示它不會形成新的規範或勢力,而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現有的規範與秩序。 長島議員在論文裡藉著引用中國領導人、海軍名將,乃至於檢視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戰力,清楚地勾勒出中國軍事崛起對東亞區域所形成的挑戰。更引用孫子謀攻之策來提醒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長期以來對海洋戰略的佈局。孫子在論述中提到何謂上等的軍事行動,亦即在「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前,所提到的是戰爭最上位目標:「全國為上,破國為次,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最理想的戰爭就是在不實際交戰的情況下,使對方完全屈服。長島議員表示,在觀察中國的長期戰略時,必須考慮這種把非軍事層次的謀略視為戰爭最上位目標與手法的思維,以及透過這樣的觀察可以為我們帶來警惕。 曾幾何時,軍事安全專家等爭論中國是否有發展航母戰鬥群或者是地對艦導彈能力之可能性,這些爭論,現在都已毫無意義。8月,中國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試航,以及2010年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證明了東風21D型地對艦導彈即將投入使用之事實,都是中國軍事崛起正逐漸「修正」東亞軍事平衡的事實。中國逐漸發展其軍事力量,是否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一般而言,軍事安全專家們在討論威脅時,常會使用的標準是「能力」與「意圖」。在能力方面,長島議員的論文已有充分的討論,不在此重複。但在意圖上則有一新動向值得探討。根據上個(8)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國戰機在6月底飛經釣魚台之後南下,闖入東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的國防部雖公開否認,但根據事後產經新聞的報導,在當天駐那霸的航空自衛隊的確有為了因應進入周邊防空識別區的中國戰機而緊急起飛。如果這些報導是事實的話,證明了中國不止已擁有繞行台灣周邊海域的能力,更展現出擁有類似空中作戰能力的意圖。也就是說,中國的軍事崛起不論在能力或意圖上,都已經在改變現狀。 面對這樣的狀況,長島議員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從日本在新防衛計畫大綱裡提倡以南西方面為主要考量的「動態防衛力」的整備,到深化美日同盟,最後到建構多邊架構或強化現有架構,並與中國逐漸形成多元的改革力量進行對話。這些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措施,也有很多目前台灣與日本在不必要挑釁中國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的合作。長島議員在結論中更提到,必須重視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才能有效處理東亞與西太平洋國家間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這樣的認知與戰略與民進黨執政期的論述與實際政策幾乎完全符合。台日兩國因台灣所處的特殊境遇,雖無法正式合作,但在維護美日同盟這個亞太地區的公共財時,卻可有許\多「不約而同」的合作。 反觀現在的國民黨政府,雖對美日同盟或東亞、亞太地區秩序在論述上與民進黨執政沒有明顯的差距,在實際上的作為確有極大的落差。日本提出「動態防衛力」的新建軍概念,國民黨政府對安全情勢的新挑戰卻只圍繞在軍隊參與救災等因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日本政局雖然有所動盪,但朝野皆有人士努力深化美日同盟。相較之下,國民黨政府在過去3年國防預算持續縮小,與民進黨執政時至少減少500億以上。在台海制空權幾乎流失的狀況下,卻傳出在國民黨政府指揮下的駐美代表處對爭取F-16C/D毫不努力。許\多台美軍事合作事項的腳步更是放慢。在美國及東亞各國都期盼能夠以多邊的機制來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時,國民黨政府卻一再的以密室交涉、黑箱作業、忽視國內共識的方式與中國協商。這樣的做法恐使民主台灣的籌碼極小化,更無益強化亞太公共財的美日同盟。 筆者要藉此機會呼籲日本以多邊及既有的國際規範為主軸的架構為平台,積極的協助台灣參與東亞的安全對話,台灣的參與不但有利於落實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同時也是對民主台灣的一種支持。落實民主台灣的參與,東亞的情勢才能相對穩定。鞏固民主台灣的存在才能使21世紀的新超級大國-中國-必須嘗試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現代國際社會所擁有的規範。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