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山林文化的洗禮布興大立◎玉山神學院講師 在四月十~十二日基督教的受難日、復活節裡,筆者分別前往新竹五尖、鎮西堡兩間泰雅爾教會培靈。鎮西堡教會是尖石鄉最後山的一間教會,從竹東大約要花三、四個鐘頭的車程才能到達,那天卻來了二十位的漢人住在教會,當中雖然只有三個基督徒,卻都參加了該教會週六的培靈會、以及隔日的主日禮拜。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會後向當中的一位陳姓小學老師說:「來到這裡深山的原住民部落,路途不但遙遠迂迴,而且路面凹凸不平,辛苦你們了!」他說:「布興牧師,別這樣說,我已經四次來到這裡,空氣很新鮮,山中的景色非常優美,我雖然是個佛教徒卻鐘愛這裡山中的教會,特別教會裡極具泰雅爾文化特色的設備、及其壁畫中有關泰雅爾族神話故事的神靈橋(彩虹)、射日的勇事、創生的故事、昔日生活用具等等,促使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邀友來到這裡接受原住民的洗禮。」 「接受原住民的洗禮」這句話,把我愣住而陷入沉思中,原住民有什麼好處讓漢人來嚮往?原住民有什麼優良的文化值得漢民族來欣賞抑或接受?那位陳姓老師為什麼特別鍾愛鎮西堡教會?原來教堂內有關泰雅爾神話故事的種種壁畫,是一位台灣知名的本土青年畫家邱若龍所畫的,堂內共有十二幅泰雅爾族傳統的神話故事之壁畫,每一幅畫都有一個泰雅爾的深層故事。起先由牧師或信徒講解給初訪者,後來知道的人就爭先恐後充當解說員,來訪者無論是原住民或是漢人,經過壁畫的「洗禮」後,多多少少、有意無意的成為泰雅爾故事的傳播者與解說員。 當我在欣賞那些壁畫、並讚揚該教會的牧者與信徒有如此的洞見,將泰雅爾族傳統故事文化畫在堂內、交誼廳的壁上,供人觀賞之外,也讓人述說使之被傳述時,阿棟優帕斯牧師很氣憤地說:「對於本教會那些泰雅爾族傳統故事的壁畫,有些牧師不表苟同,並建議廢掉而改畫耶蘇及其十二門徒的畫像,」接著他很堅定地說:「為了泰雅爾族的文化與基督教的信仰之結合,我們不但不廢除,還要藉著我們的信仰,繼續述說我們傳統的故事文化。我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喚起族人重視自身文化傳承外,另一方面讓越來越多來造訪的漢人朋友受到山林文化的洗禮。」 談到這裡,讓我想到住在台北「汐止花東新村」的一群原住民,當政府有意讓他們落居在「伯爵山莊」當鄰居時,該山莊住戶們將作意見調查來決定。嗨!台灣人正致力於族群和諧中,這些「伯爵」們對原住民還有如此種族歧視的態度。我們深感遺憾。然而,我們沒有權利責怪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受過「山林文化的洗禮」;我們也不會生氣,因為他們還不懂怎樣去欣賞原鄉人的本土文化。我一直認為,當他們願意嘗試體驗「山林文化的洗禮」、並且用心去欣賞台灣道地原鄉人的文化時,我相信他們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會改變。 正如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系一百多位學生們,在給伯爵山莊住戶的一封信中,如此寫道:「去年暑假特別為花東新村的原住民孩子辦了一次很成功的夏令營。……在那裡不管是大人或孩子,都有一些很明顯的特質:樂觀、友善、真誠、坦率,甚至是我們怎麼也學不到的與自然和諧共存、人與人互助分享等,這是原住民很特殊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而原住民也絕非像媒體給予我們的刻板印象中一樣,請問這些高雅的『伯爵』與『伯爵夫人』們了解多少?」所以,台灣人在過去四百年來,接二連三被荷蘭、西班牙、清代、日本、中國甚至西洋文化的洗禮之餘,我們豈非更需要台灣土生土長原鄉人那種與自然和諧涵養出來的「山林文化的洗禮」嗎?
亞洲金融危機的處方以及其對亞太經濟發展的啟示四月三日上午,在台灣國際關係中心 (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TIR) 和國際發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IDS) 共同主辦『亞洲金融危機的處方以及對亞太經濟發展的啟示』的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皆認為,台灣在目前東亞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中,表現特別優異,並且一致認為台灣應該有權參加國際金融組織。 這項研討會假美國國會參議院辦公大樓的會議廳舉行,首先由台灣國際關係中心主任蔡武雄致歡迎辭。他說,『亞洲金融危機』是當前非常熱門的議題,不只是美國國會、柯林頓行政當局、華府地區智庫、各國大使館,以及許許多多的意見領袖和一般人民都非常注意關心;台灣國際關係中心願意在這個時候提供一個思考解決的方向。 接著由國際發展研究所的執行會長莊六雄介紹三位主講人,他們對亞洲的金融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第一位主講人諾蘭 (Marcus Noland) 曾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事務高級顧問,出版了好幾本有關日本、韓國及亞太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專書,目前是約翰普金斯大學客座教授,也是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對這次亞洲金融的危機作一個通盤性的檢討,並預言中國人民幣勢必貶值,只是時間問題,快者年底,慢則明年初。 溫德 (Joe Winder) 曾任美國國務院經濟分析研究處的主任,亦曾派駐日本、德國、智利和東南亞國協國家的經濟事務外交官,現任美國韓國經濟研究所的副教授。他主要分析這次韓國和印尼發生金融危機的前因後果。 另一主講人吳榮義是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中興大學教授,亦是台灣駐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及其執行委員會的總召集人,他還擔任過台灣政府經濟部及其他部門的顧問。他主要討論台灣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穩定性角色,及台灣金融結構的健全。 與會者皆認為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可預知性』,但是也充分顯現了各國經濟以及政治結構上的問題,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尼和韓國,尤其是前者,它的政經勾結的嚴重性使得經濟改革根本無法推動。台灣是最穩定,未受波及的國家之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加上活潑的民主政治使得政府無法壟斷金融市場,或官商勾結為所欲為操縱台灣的經濟發展。 吳榮義特別強調,經濟問題應該從經濟面上來考慮,尋求解決辦法,不應該受到政治因素的無理干擾;不幸的是,台灣不是國際組織的一員,遭遇問題只能自己尋求解決。他認為以寶貴的「台灣經驗」應該可以對世界經濟發展做出更有效的積極貢獻。 莊六雄在結語時呼籲,國際社會有必要做一些調整,讓台灣能夠參與國際組織,特別是台灣在經濟上的傑出表現不應該被忽視,美國政府應該支持台灣,讓台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員。 同時蔡武雄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向文匯報記者強調中共不可處處打壓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和地位;尤其當台灣願意接受外國救急的呼籲,誠心誠意在經濟和金融方面加以援助。最近不少美國議員反對美國撥款給國際貨幣基金救濟印尼的金融危機,他們卻期望台灣能伸出一臂之力加以救濟。台灣當然應該受到國際上應有的尊重和尊嚴。尤其在幫忙IMF的救濟活動,使台灣成為IMF的一員應是名正言順,不容置疑。 蔡武雄透露參加這次研討會的來賓包括國際院前駐聯合國副代表費浩偉、前台灣科科長班立德、副顧問宋漢威及傳統基金會、大西洋協會等數個智庫的代表。各國駐美大使館也派他們的經濟參事參與研討會,其中包括韓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羅馬尼亞、芬蘭、庫羅亞西雅等國。
您所不知道的省政小朝廷李應元(立法委員) 有人說省長是最好當的官,因為省府錢多、人多、責任少。一旦出事了上有中央扛,下有縣市政府可推卸。但省府的編制到底有多龐大,資源有多豐富,說出來可能大家都會大吃一驚。 首先您可能曾有疑問,為什麼在新聞報導中常常可看見宋省長一下子在中興新村開會,一下子又跑到澎湖巡視地方建設,而兩者之間的時間竟是如此短暫,好像宋省長真有孫悟空騰雲駕霧的本事。事實上這是因為省政府交通處有一個編制五十多人的航空隊,提供宋省長飛航的服務,還不夠的話省農林廳也有直昇機可調用。這些現代交通工具,造就了一個勤政的現代孫悟空。而這麼充裕的資源,恐怕連行政院長都自嘆不如。 也許您經常收聽警廣的節目,但您知道他使省府的「傳聲筒」嗎?當政府已經宣示要將台灣建立成為一個科技島時,您知道省政府還有一個九十多人的「手工業研究所」嗎?過去台灣有嚴重的人口壓力,因此台灣省政府成立一個五百多人的「家庭計畫研究所」,不知道現在研究些什麼?竟然還需要如此巨大的編制。中央政府為使全國的資源能作合理的分配與規畫,成立經建會;省政府輸人不輸陣也成立一個經建會,一切朝中央看起。 即使您受過高等教育,關心國家大事,但您一定不知道省政府農林廳與糧食局的功能有何區別。但別洩氣,因為本來就沒人知道這兩個單位有何區別?到底要不要區別?糧食局在全國都有管理處,員工有一千多人,因為也沒什麼業務,所以糧食局台北管理處的大樓也充當省政府台北聯絡處。黃義交就是在此與台北的黨政記者接洽與周旋。 此外伍澤元在住都局局長任內貪污舞弊,也許您會責怪當時的省主席沒盡到監督之責。但住都局的辦公室在台北市八德路,天高皇帝遠,遠在中興新村的省主席實在鞭長莫及,這也難怪會出這麼大的紕漏。 有人說國民黨中央把省黨部主委換成連戰人馬陳庚金,為的就是牽制宋楚瑜。事實上省黨部比起省政府的田單黨部,實在算不了什麼;雖然省黨部有錢,但田單黨部的行政資源更有威力。因為省府官員同時兼任田單黨部幹部,這些官員在全國巡視業務、行使公權力時,同時就為其老闆打組織基礎。例如省衛生處透過全國二十二家省立醫院(連台北市境內都有省立醫院),建立省府在醫界的後援組織。又如省教育廳透過全省一百五十多所的省立高中,連成嚴密的文教後援網。 除此之外,省政府還有鳳凰谷鳥園、博物館、社教館、美術館、仁愛之家、銀行、自來水公司、鐵路局、台汽、港口、電影場、菸酒公賣局、唐榮鐵工廠等等,這些單位不只是侷限在台灣省境內,甚至延伸到北高兩市。說它是一個獨立的小朝廷,還有一點輕忽它。
精簡省府組織要落實李應元(立法委員) 據報載中央決策當局計畫凍省後省府將留四廳一處,包括農業廳、文教廳、民政廳、建設廳、及管理處。對於中央的這套精省計畫,本人認為有為德不卒的遺憾。因為既然已經凍結省長及省議會的選舉,若還賦予省府太大職權的話,那麼在缺乏民意監督又權責不相符的情形下,日後延伸的弊病會更頭痛。 首先本人認為農業廳沒有繼續存在必要,應該併入中央的農委會。目前中央的農委會與省政府農林廳疊床架屋的情形最為嚴重,精減這個行政層級不但可以減少這兩個單位的公文往返,也可以讓整個農政業務的權責更加清楚。過去一發生天災後,中央政府對於受損農作物的補助往往要經過漫長的公文旅行。受災農民先向鄉鎮公所申請,然後送到縣府彙整,再送到省府(不知道幹什麼),最後才送達農委會;補助經費則依此反方向,經過層層關卡才到達受災農民。這個流程花個一兩年是很平常的事。 此外省建設廳及其所屬單位也可精簡。目前建設廳及其所屬單位如礦物局、省度量衡檢驗所、手工業研究所、台灣省新生地開發處,這些單位的業務不是可以與中央合併以減少行政層級,就是沒有存在必要而應裁撤。如工業、礦業、商業的登記管理業務;水權、地層下陷等業務都與中央經濟部各單位重疊,這個行政層級應該要精簡。此外目前政府的施政目標是要將台灣建設為一個科技島,那麼手工業研究所應該沒有存在的必要。至於新生地的開發,應該就授權給各地方政府來辦理。 至於將教育廳改為文教廳,基本上本人贊成,但必須將目前一百五十所的省立高中及高職移撥給各縣市政府,只將特殊教育的啟聰學校、各地社教館、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留在新省府的文教廳。因為每個縣市都有其歷史、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而這些地方特色應該都是高中高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中學教育不應由省政府制訂統一標準,而應由各地方政府發揮自主性,因地制宜來編訂合適的教材。尤其是職業學校更應與地方的工商特色相結合,例如科學園區附近可以設立資訊專門學校、鶯歌地區可以設立陶瓷專門學校,三峽地區可以設立雕刻專門學校等等。 此外,據聞日後省府除了省主席之外,還要設置九個省府委員,並且是政務官。本人認為省府委員只要三至五人即可發揮其功能,名額太多反而讓省府委員一職淪為政治酬庸性質。況且台灣的政務官有全球最佳的福利,可以領退休金;一下子增加那麼多沒功能的政務官,恐怕民意也很難接受。此外目前規畫中的省諮議會議員為顧問或榮譽職性質,因不是全職工作,所以為無給職。這點本人贊成,並且要求嚴格落實,日後除了車馬費之外,絕不能再巧立名目支領各項津貼。 精簡省府組織的措施,就好像在減肥一樣,這過程可能並不舒服,但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這是不得不的工作,絕不能害怕損及少數人的既得利益而將凍省工作打則扣。當這個流線型的政府組織架構完成後,就好像減肥成功的人,不但會更有活力,也會更有效率。
我國的領海在哪裡?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頒布「領海及毗連區法」,其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為鄰接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領土和內水一帶海域。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及沿海島嶼、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台在內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基線向陸地一側的水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水。」針對中國政府領海法涵蓋台灣、澎湖之舉,台灣當局並未提出任何駁斥或嚴正聲明。 ■中國吃過界 台灣無所謂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國人大會通過簽署聯合國海洋公約,並公布「大陸領海部份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聲明」,將金門、馬祖、東引、烏坵劃為領海範圍。針對此舉,我外交部發言人冷若水表示,我們並沒有把中共當成另外一個國家,所以不認為中共簽署海洋公約是嚴重問題。 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的規定,各沿海國家可在其沿海設立兩百海浬專屬經濟海域,因此台灣、日本、印尼、菲律賓及中國之經濟海域勢必產生重疊。由於台灣無法加入聯合國海洋公約,再加上以上各國的「一個中國」的立場,它們只須與中國談判,而無與台灣談判經濟海域重疊的問題,台灣的海洋主權及漁民權益必然受到嚴重影響。例如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日本與中國簽訂「日中漁業協定」,雙方就兩百海浬經濟海域重疊部份,成立「共同暫定措施水域管理委員會」,範圍從北緯三十度四十分,向南延伸至北緯二十七度,涵蓋東海及黃海部份海域,雙方漁船可在此海域內捕魚及執法管轄。這塊海域是基隆及蘇澳拖網漁船的傳統作業漁場,根據農委會的資料,台灣每年約有五、六百艘漁船在作業,漁獲包括鯖魚、赤宗、馬頭魚、小管、透抽等高經濟魚類,總產八萬三千多噸,價值二十億元以上。所以說台灣漁民僅在這一海域就損失每年二十億元以上,而我外交部也僅能發表聲明:日本與任何第三者間的任何漁業協定,均不得侵害我國主權及漁民權益。 再如住於蘇澳東邊六十海浬的那國島屬日本領土,日本可以根據海洋公約主張該島所延伸的經濟海域,並以「中線」為準,則台灣漁船自蘇澳向東出海三十海浬,即已進入日本經濟海域,形成非法捕魚。又如台灣東南部海域,菲律賓亦主張專屬經濟海域,我國主權及海洋權益實已面臨非常嚴重之困境。 ■經濟海域重疊 啞吧吃黃連 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一日行政院審議通過「領海及鄰接區法草案」,送交立法院立法,該法在今(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才三讀通過,於一月廿一日公布實施。該法案大多參照聯合國海洋公約,規定自基線起至外側十二海浬之海域為我國領海範圍,鄰接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廿四海浬之海域為鄰接區,鄰接領海外側至距離領海基線二百海浬間之海域為專屬經濟海域;我國領海與他國領海重疊時,以等距中線為分界,專屬海域或大陸礁層與他國重疊時,依衡平原則以協議劃定,很明顯地,如果領海基線沒有劃定,以上這些規定毫無意義。關於此點,領海法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領海基線之劃定,由行政院訂之,並得分批公告之。」在行政院草案中,原有「歷史性水域」的字眼,在審議中刪除。至於「分批公告」顯然為劃定有效管轄範圍預留空間,我們可視之為「務實」作法,沒有將「固有疆土」或「歷史性水域」作為領海基線。 ■公告領海基線 有法難行 然而,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之規定,沿海國正式設定經濟海域範圍,除了象徵性之宣告外,必須經過三個步驟:(一)通過相關立法;(二)依領土範劃定領海基線,向外延伸兩百海浬為經濟海域,公告其外緣線的經緯度等詳細資料;(三)將此等資料送交聯合國秘書處。準此觀之,雖然早在一九七九年台灣當局曾經宣告兩百海浬經濟海域,但當時連領海法或經濟海域法草案都沒有,所以經濟海域的宣言根本亮無意義,執法單位或漁船在該海域捕魚都缺乏法律根據,今年初「領海及鄰接區法」之通過僅邁出第一步,政府要真正保護我國的主權及漁民的利益尚須儘快公告領海基線,並儘快申請加入聯合國。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行政院公告領海基線,至於加入聯合國則尚圖以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名義,如「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申請,實令人遺憾!
正確認識美國對台政策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日前外電報導,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在北京暗示,美國與中國正在研商一項涉及台灣問題的「第四公報」,這項事後查明係「引述錯誤」的烏龍消息,一度令我國朝野大為震驚。外交部長胡志強說他一整夜打了一百五十次以上的電話去查證,聰明絕頂的胡志強尚且如此「失控」,一般民眾更免不了「飽受虛驚」。然這些反應正顯示我國朝野對美國對台政策缺乏正確的認識。 其實,傳聞中的美國對台的「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及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早已毫無新聞價值可言。蓋遠在十六年前(一九八二)美國在「八一七公報」中便向中國承諾:(一)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認知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二)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並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上述所謂「新三不政策」,不正是「八一七公報」所衍生出來的結論嗎? 在一九九四年,柯林頓政府重新評估美國對台政策時,則以明確的文字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及須以國家身分為入會資格的國際組織之立場。在去年華府的柯江會議中,柯林頓總統在聯合記者會上還主動提出上述的「三不政策」。所以即使將來在「第四公報」中把三不政策形諸文字,實際上亦無多大意義可言。 誠然,現在我國較關心的是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八一七公報」中指出:「美中雙方都認識到對台軍售問題若不解決,將會嚴重妨礙美中關係的發展」,因之美國乃向中國承諾:「美國將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而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數量上將不超過美中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尋求最後的解決。」 其實,我國早已知曉,美國已不願意將尖端的近式武器出售給我國。美國的理由是,台灣現的精良武器已足以防衛台灣的安全,現在台灣的急務是先消化這些武器,倘連現有的武器都無法消化(操作),則再購買新式武器乃毫無意義。 但必須了解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係基於一個前提,即台灣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達成最後的解決,因之倘中國以武力犯台,則美國將改變其「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最近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指出,北京若對台動武,就變成國際問題。這表示,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保衛台灣安全的一貫立場毫無動搖。 吾人須知,沒有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永不改變的。冷戰的結束,讓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國是新興強國的事實,而為了維持亞洲的安定,美國乃決定與中國發展「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六月底柯林頓的中國行,就是此一新關係的具體表現。此次柯林頓將帶領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龐大訪問團前往中國,做長達十天的訪問,他是不會空手而返的,預料雙方將簽署多項協定。至於是否會有中國方面所稱的「新文件」出現,誰都不敢斷言。但無論「新文件」的名稱是「聯合公報」或「聯合聲明」,都可能涉及台灣問題,惟從美國現行的亞洲政策而言,美國不會犧牲台灣利益,國人不必杞人憂天。 要言之,美國當前對台政策的重點是,一方面以「戰略清晰、戰術模糊」的預防國防政策,維持台海的穩定;另一方面則敦促兩岸政府展開談判,達成最後的和平解決。美國政府已清楚的向我方傳達了這個訊息。美國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國防形勢有利於台灣,台灣應該有信心跟中國走上談判桌。 甘迺迪總統有句名言─「美國不會畏懼談判,亦不會因畏懼而談判」。我政府應有同樣的勇氣,在美國仍承認保障台灣安全的時候,主動向中國提議進行政治談判,在雙方互相尊重主權、平等互惠、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前途的原則下,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終結雙方的敵對狀態,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新時代。
美國的台灣政策─學習與模糊策略相處岡崎久彥◎前日本駐泰國大使 林茗顯◎譯 約瑟夫.奈伊在1998年3月8日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三點方案。毫無疑問的,台灣的潛在危機將演變成一項主要世界問題,認真尋求此問題的解決是必要的。在此認識下,奈伊帶頭面對此問題值得歡迎,尤其其方案觸及了最敏感的問題─幾乎是禁忌─台灣獨立。 然而,站在美國之外看,奈伊的意見具有一些危險涵意。他建議消除美國立場的模糊性,表明「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美國將不承認或防衛台灣」。 的確,自從本世紀起美國成為世界超強後,美國的模糊政策曾經是世界政治的禍端。在整個二十世紀內,美國是否會訴諸武力,對其它國家而言再三不斷地具有重要意義。基於對美國的動向持樂觀但有缺陷的認知,太多的國家測試考驗過其命運。 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渴望美國介入。如果德國早知道美國終將參戰,他們一定會躊躇猶豫開啟戰端。在這些事例中,美國的模糊政策是戰爭禍源之一。從另一方面講,去除模糊政策也可能是戰爭的禍因。假使美國針對保衛朝鮮半島的意願保持模糊,北韓可能不致引發韓戰。根據報導,沙旦胡生在波斯灣戰爭之前,也在同樣的錯覺下進行作戰。 模糊性質是美國民主生而具來的。美國的意向或意志並不存在。美國的意向來自總統、行政機構、國會、大眾媒体、尤其是民意的互相制衡;結合一起,它們導致美國的意向無法預測。 當奈伊寫「我們將不」,「我們」指的是什麼?當然這指的是奈伊與和他同心的朋友,也許也包括美國政府;但是不太可能包含國會和民意。即使是總統的承諾,也可能被國會推翻。 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在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的興敗榮枯中學得教訓,了解美國模糊性質之一二。但是一些無經驗的國家,比如中國,可能錯將文字當做承諾,在1995年,針對美國同意給李登輝簽證訪問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中國就是如此。 承諾無法兌現的事是危險的行為。特別是,當美國民意基於美國的基本價值觀理當支持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走向獨立,而迫使政府轉變立場,這種可能性無人能排除。在此情形下,奈伊的建議可能為中國帶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 最佳的維持世界和平之道在於解釋美國民意與國會的不可測,向其它國家明析美國民主的模糊的真本質。 比方,在1995年初,國務院應該說,「國務院不發簽證給李登輝總統,假使此決定不受國會高壓而被推翻」。有人堅稱事後的台灣海峽事件是簽證導致的結果。果真如此(我有些懷疑),上述的解釋應可避免此危機。 回顧過去,假使美國人曾如此解釋其模糊政策,也充分地警告大家未來美國行動的不可預測性,二十世紀的許多戰爭都可能被避免。這種措施對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金日成和沙旦胡生都有效。這是二十世紀的寶貴教訓之一。
台灣的自由能否守住?岡崎久彥◎前日本駐泰國大使 擁有十二億人口,每年經濟增長率近二位數並不斷擴大軍備的中國,是否為對亞洲和平及安全的一大威脅?這是談論中國問題時必然被提起的問題。 將威脅分為意圖與能力而檢討是個老套思考方法(ConventionalWisdom)。讓我們姑且依從這方法而先檢討中國的意圖。為這目的必須了解中國的國家目標何在。 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行動,在其動機中有國家主義是不容置疑的事。但問題卻在於這國家主義是什麼。 這國家主義若是如日、英、法等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獨立與尊嚴的話,那麼在國際社會上很少有發生摩擦的可能性。中國的國家主義卻不同。他們的國家目標在於恢復清帝國的版圖─除蒙古帝國外為中國史上最大的征服王朝的版圖。這大大地越過了確立民族國家的正常目標,但因為清帝國崩潰之過程委實太羞辱,這歷史性理由把恢復帝國版圖的意圖正當化為國家主義。 內蒙古、滿洲(東北)等地區已達成了漢民族化,但在西藏、新疆等地區則有民族自決這國際性倫理正與漢化政策衝突而產生人權問題。至於台灣,這地區從來沒有受過北京的統治而大部分住民不冀求統一。這情況是否能成為國家主義的正當目標,就成為溯及歷史、地理及文化背景的問題。 換言之,由中國而言是國家主義,國際社會的看法是帝國主義──問題在於此間的感覺上差距(PerceptionGap)。 從這觀點來看,中國的國家主義會影響到國際和平的地區只有台灣而已。而其今後之進展很有可能導致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不直視這國際問題而僅由一般性中國軍事能力或國內建設與軍事的優先次序等觀點談論中國之威脅問題,這是議論所以遲遲不會聚的原因。 事實上這情況的背後有中國外交的勝利。 中國一向主張台灣是國內問題,企圖阻止國際社會討論這問題。嚴格說來,中國企圖使各國承認台灣問題為純粹之國內問題的外交努力,實際並沒有成功。中國在三次的公報中使美國承認的,只是不追求(pursue)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政策而已。日本所約定的並不是要承認中國之主張,而是將之理解並尊重,如此而已。但,因中國堅決而明確地主張台灣為其國內問題,倘若對這主張有所違反則必會引起某種形態的摩擦或報復。在這種力量關係之下,各國外交官、學者和媒體只好迴避言及這問題。在這情形之下永遠無法觸及問題的本質,因此,本稿將中國之威脅論以台灣問題做為中心加以分析。 就大概而論,中國之軍事能力因未能及時現代化,可說相當微弱。不用說與美國軍事力比較,就與日本的戰力來做評比,倘若此時中國之海空軍與日本海空自衛隊在尖閣諸島(釣魚台)附近發生衝突,則日本之勝利祗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如果說真正的威脅是要等到中國能發動複數之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的時期,那將是二○二○年代以後的事情。就是說,在今後的二十年期間內,中國將不會帶來威脅。 然而,就台灣的立場而言,中國是眼前的威脅。假如中國宣布每月將以潛艇擊沉一艘台灣輪船或每星期向台北擊發一顆飛彈,台灣經濟和防衛台灣的士氣將因此而崩潰。在軍事上沒有有效的阻撓手段。 既然如此,中國為何不將之付諸實施呢?這是因為這樣一定會觸怒美國的緣故。由此可見,中國對亞洲和平的威脅,實際並不是單純的軍事力,而是與政治性、心理性要素有關的複雜因素。 美國並沒有承擔防衛台灣的義務。台灣關係法表明的只是在危機之際總統與國會要進行協議而已。但台灣人卻認為中國採取這種威脅行動時,美國將百分之百庇護台灣。倘若不如此,台灣不可能有今日之經濟繁榮和成功的議會民主主義。 美國是否在海外採取武力介入。這是第一次大戰以來二十世紀國際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對這問題,任何人(包括美國人在內)在未面臨現實前能說出明確的回答。而這曖昧性卻成了對中國的一大抑止力。由於這曖昧性是內在於美國民主主義的固有特性,將之去除是不可能的事。將之強行去除的歷史前例曾經誘發了如韓戰的悲劇。 但,若干一般性法則倒是存在的。美國祗幫助有衛國決心的國家。此外,如能於短期間內成效就比較容易介入。 台灣是否有堅決的自衛意志,這與美國防衛台灣的意志之堅固有相互關係。 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發生台灣海峽事件時,日本的電視連日播報了台北市民的反應。當初中國剛開始擊發飛彈時一般的反應是「非常恐怖」、「他們到底要做什麼?」但,美國航空母艦機動部隊抵達後,就有「用武力恫嚇民主選舉,這是不可饒恕之事」的反應。 這就是最根本的言論自由。美國航空母艦拯救了台灣的自由。而這自由在香港卻已永遠消失。因為沒有人願意以不必要的發言冒險,一般的香港人都閉口不言了。 僅靠發動兩隻航空母艦機動部隊就能使中國畏縮,可見兩國軍事力差距很大,因此介入能在極短時間內收效。 總而言之,今後遠東的和平與安定將依靠圍繞台灣海峽的政治上及心理上的平衡。然而,其背景到底還是通常戰力的平衡。如此,問題再度回到軍事力的均衡上。 至於通常戰力之均衡,在今後數年內台灣比較有利,因為包括一百五十架F16在內的台灣戰力現代化將接近完成階段。但,由於台灣國土狹窄有限,難免被以保持三百架蘇愷27為目標的中國逐漸追趕。 中國的目標以達到大略對等(roughparity)為足。中國大戰百回合而輸九十九回合也不痛不癢,而台灣則只輸一次就瀕臨危機。裝載武器以及雷達能力之差異等姑且不論,只在數量上比較,武力脅迫之心理效果已經夠大。中國之戰略原本就不在於武力之直接行使,而在於以使用武力的心理作戰奪取對方的戰意。中國大概會在二○一○年前具備足夠的軍事力,能施加這種心理壓力。 中國目前所做的政策判斷是,為了經濟建設必須有和平的環境。中國最害怕的是,現在軍事平衡尚居於劣勢時台灣宣布獨立,而被迫走上武力對決之途徑。 因此中國現在將一切外交努力集中於阻止台灣宣布獨立,並企圖使美國承擔勸阻台灣的角色。 但,這會越過美國所能承擔的範圍。美國雖然對台灣現政權施加壓力,卻不能在自由民主的選舉中妨害標榜獨立的政黨得勝。但,即使獨立黨派得勝也要抑壓獨立宣言,這是中國的外交目標,而他們企圖在這一點上獲得美國的協助。美國的輿論和國會立足於自由與民主主義──美國最根本的價值觀上。對中國這要求美國政府能順應到什麼程度,這是任何人都無話預測的。不能答應的事情萬勿答應,否則反而發生誤解而招致危機。 中國的這要求等於是要美國順應中國之意向,抑制台灣獨立直到中國有足夠的武力,能以心理脅迫方法迫使台灣屈服時為止。因此,除非同時確立一個明確的方針,能長期保持美.台在台灣海峽軍事力均衡上的優位性,美國以此做為長期戰略是很有問題的。 台灣問題向來處於兩個主張的均衡之上。一個是將台灣視為內政問題的中國之主張,另一個則為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問題的美國之主張。既然如此,倘若美國有意順應中國外交方針而壓抑台灣的獨立宣言──雖然這承諾可能伴隨不必要的責任與危險,而且很難保障實際效果──那麼其代價至少也必須是中國對台灣不行使武力的宣言。如此,美國的長期戰略才有整合性。倘若不爭取這代價而一味地接受中國之意向以壓抑台灣之獨立,其代價只是美國的商業利益──對於如美國這樣具有極高價值觀以領導世界的國家而言,這是多麼可恥的事! 姑息政策是否單以延宕危機為目的,抑或有所貢獻於長期和平與安定,這要看如何設定條件。 就日本而言,戰敗後已放棄了台灣,因此對其將來之歸屬以及應否獨立之問題沒有發言之立場,今後也不會有所發言。只是,反對行使武力並希望和平解決這一點上,日本可以和美國步調一致。
美國對台灣政策要三度犯大錯嗎?美國不可採行約瑟夫‧奈伊的提案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似乎從對峙開始大轉換為協調的樣子。當然吾人對此應該表示歡迎,也沒有人會有異議的吧。但令人耽心的是,做為美、中和解的交易工具,台灣將被犧牲。其徵兆見於前國防次長約瑟夫.奈伊於三月八日在華盛頓時報所發表的「環繞台灣的交易」論文中,明顯表露出來。在檢討該文之前,我們先回顧有關台灣問題的歷史。 ■中國因台灣海峽危機而轉變外交政策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以前朝向改善的美、中關係也一下子惡化了。其後,由於以蘇聯邦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恐懼「和平演變」(以和平手段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中國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獨裁體制,對外採取強硬的姿態,更加深了國際上的孤立化。 一九九二年,中國制訂了把南中國海劃入本國領域的領海法,以防衛海洋資源為名目,中國海軍進出於南支那海的幾個島上,引起與東南亞諸國之間的緊張。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引起中國的反彈,遂於翌月起反複軍事演習以威嚇台灣。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舉行第一次的民主的總統選舉,中國斷定這是推進「台灣獨立」的行為,便向台灣近海發射飛彈並反複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為了對抗中國對台灣的威嚇,美國便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近海,造成美、中的極高緊張,甚至有美、中戰爭的可能性。 一九九六年四月,美、日兩國為了對抗中國的威脅,柯林頓總統和橋本首相於東京會談,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這共同宣言中,提出為了保護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將強化日、美同盟的方針。 看到這樣的形勢,中國轉換了外交政策。因為一旦與美國發生戰爭,中國會失去一切,即使只因軍事的緊張高漲,就會使想靠外國投資而持續發展的中國經濟大受打擊。 首先,中國努力接近將中國視為最大威脅而強化協力安全保障的東南亞諸國聯合(ASEAN),誓約中國絕不會成為軍事大國,強調「對以經濟發展為最優先的中國而言,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不僅近鄰諸國,中國對世界諸多國家展開「協調外交」,努力加深中國的「和平主義路線」的印象。 中國最大的目標是和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改善關係。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菲律賓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協力機構(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時,中國的江澤民主席與柯林頓總統會談,雙方同意致力於「戰略性對話關係」與「協力友好關係」。這個「協力友好關係」是什麼意思雖未明確,但於同年四月葉爾辛總統訪問中國時,蘇俄與中國既已同意「構築戰略性的協力友好關係」,其後,中國與多數國家同樣地簽訂了類似這種旨意的共同聲明。 中國對美國的「協調外交」主要是對準美國的經濟界。美國財界認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潛在性市場,要求與中國的關係改善之聲頗高。多數美國政府的退休高官都成為財界與中國意向的代言人,做為所謂「新中國遊說團」而活動。根據李查德.巴斯泰因與洛士.曼羅合著的《不久即將開始與中國的戰鬥》(小野善邦譯,草思社刊)所稱:「新中國遊說團的中心人物,便是當過國務長官的亨利.季辛吉和阿爾.海格兩人。」由於這強力的中國遊說團,產生了美國漸趨與中國和解的氣勢。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江澤民主席訪美與柯林頓舉行會談,發表了美、中共同聲明。共同聲明中同意努力構築「建設性的戰略性的友好關係」,但在人權問題上,彼此確認兩國之間有很大的見解差異;在台灣問題上,中國主張「美、中關係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對此,美國只回答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而已。這次首腦會談之後,在白宮舉行了共同記者招待會,關於台灣問題,柯林頓總統主張「應由台灣與中國的人民以和平來解決」;江澤民卻說:「台灣的分離獨立或外國勢力干涉此問題時,可能行使武力。」 這共同聲明欠缺具體的內容,不可能帶來美、中關係的大變化。但其後,中國高高評價同意構築美、中兩國的戰略性友好關係之事,強調只要制止「台灣獨立」便有構築的可能。 ■接受奈伊氏提案便是台灣的破滅 今年一月,柯恩美國防部長訪問中國的前一週,培利前國防部長訪問了中國。聽說美國政府為了促進台灣與中國的對話,請他去和中國協議。 訪問中國之後又來訪問台灣的培利,會見了被視為將來強力的總統候選人-現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與民進黨許信良主席,大概說「你們遲早有可能取得政權。但獨立對台灣而言是破滅,若以為美國會來幫助那就錯了。」培利的意見是揭櫫「台灣獨立綱領」的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也不可實踐獨立。 三月五日訪問台灣的雷克前總統顧問(國家安全會議主席)於台北市舉行演講。也許是顧慮培利的發言引起台灣人的反感,雷克一再強調「美國絕不會犧牲台灣」;但又說「台灣不可引起與中國不必要的衝突」,暗中牽制台灣獨立,而主張台灣應該與中國對話。 然後於三月八日,約瑟夫.奈伊的論文發表了。四天後白宮發表了預訂於十一月訪中的柯林頓總統將提前五個月訪問中國。 去年十二月為止擔任國防次長的奈伊氏是對台灣問題推進美國的「曖昧戰略」的人物,但這次的論文卻一反過去,而主張「掃除環繞台灣的危險的曖昧性」,提出下列三項目: 一、美國明確表明反對台灣的正式獨立宣言。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則說服他國不要承認台灣,同時表明反對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 二、台灣如果誓約不宣布獨立,則美國對中國要求承認台灣加入國際機構與擴大在國際社會上的活動。並要求中國對台灣採取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 三、美國對台灣要求明確誓約不做正式的獨立宣言。 如果台灣接受了奈伊氏這般的提案,則台灣將失去未來的一切希望。 台灣特地誓約不宣布獨立,豈不等於宣布我國不是獨立國嗎?這一來,外國必會誤解台灣是哪國的殖民地或屬國。今後要與外國締結新邦交之路被堵,要入盟以主權國家為參加資格的國際機構也不可能了。台灣永遠無法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性安全保障機構。 而且將來中國的軍事力達到對抗美國的抑止力時,美國即使反對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到底可以期待什麼效果呢?到那時侯,台灣除了單獨作戰或投降之外,別無他途。 奈伊氏提案香港的「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制」合併台灣之後,中國一貫主張如此。奈伊氏雖說「交易」,其實是屈服於中國。 為什麼台灣非接受與殖民地香港的同等待遇不可呢?英國佔領香港的九一.七%是英國以九十九年期限借來的租借地。其期限至一九九七年到期,英國非歸還租借地不可。剩餘的香港面積只剩八四.八平方公里。只靠這些土地無法生存,所以英國只好聽從中國的要求,把這塊土地也「歸還」了,中國以「一國兩制」適用於香港,不是中國的讓步,而是為了中國的經濟利益。 台灣是獨立國家,不是殖民地。而且台灣一次也沒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為什麼台灣非合併於中國不可呢? ■「台灣獨立」是什麼? 奈伊氏對台灣的歷史與現實,毫無所知。到底奈伊氏所謂的「台灣獨立」是什麼意思?中國與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台灣獨立派,三者所謂的「台灣獨立」,指稱各不相同。 中國提倡「一個中國」。這「中國」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中國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完全是虛構的,非現實的。只是把台灣劃進中國的地圖而已。中國說「不許台灣分離獨立」。現實上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台灣,如何從中國分離呢?中國從未說明他們所謂的「台灣的分離獨立」的旨意是什麼,隨便揣摸中國從未說明的「台灣獨立」之意思,為何有必要去迎合它呢? 國民黨政權也和中國一樣提倡「一個中國」。但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於是國民黨政權主張中華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擁有主權。但這也是把中國劃進中華民國的地圖而已,完全是虛構的。最近,國民黨雖稱「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但是未正式放棄對中國的主權要求。 國民黨政權所說的「台灣獨立」,是指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的意思。國民黨政權實際統治的地方除了中國沿岸的小島(金門、馬祖)之外,只有台灣(包含澎湖諸島)而已。所以台灣一旦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則中華民國便消滅了。顧慮眷戀著中華民國的黨員,尤其是外省人的感情,國民黨還固執於所謂中華民國的國名。 台灣獨立派主張的「台灣獨立」是從「中華民國體制」獨立出來的意思。所謂中華民國體制是指在「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下,外省人支配台灣人的制度。國民黨政權是從外面進入台灣,以武力支配台灣人的一種殖民地政權。從殖民地支配體制下獨立出來便是獨立派所說的「台灣獨立」。但由外省人獨佔的「萬年議員」(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於一九九一年全體退職之後,同年舉行了國民大會的總選舉,翌年舉行立法院的總選舉,外省人支配台灣人的政治構造崩潰了。更於一九九六年舉行首次全國民直接選舉總統,台灣的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了。但「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政府」這虛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仍舊殘存著。 現在,台灣獨立派所主張的「台灣獨立」,就是要廢止這個虛構,確定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吻合現實,變更國名為台灣而已。因此,獨立派主張的「台灣獨立」是台灣內部的事情,中國不該多嘴。當然,美國及其他國家也不該插嘴。 ■美國犯了兩次台灣政策的大失敗 過去美國的台灣政策犯了兩次大失敗,使台灣人民受到甚大的禍害。 第一次的失敗是,聯合國戰勝日本之後,美國命令蔣介石佔領了台灣。其原因是一九四三年在開羅,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與蔣介石之間舉行聯合國三首腦會談時,羅斯福總統提議把台灣給與中華民國,而獲得同意。這不是蔣介石的要求。相反的,蔣介石的腦中已忘了在中華民國誕生之前清國就已割讓給日本的台灣了。羅斯福總統耽心蔣介石會脫走出聯軍的掌控,便想討好蔣介石的歡心。縱然如此,戰爭結果發生的領土變更,應根據平和條約而訂立,所以這個同意在國際法上是沒有效力的。實無必要令蔣介石佔領台灣。 一九四九年,美國發表了「中國白皮書」,明白記載當時蔣介石政權極度腐敗且行暴政,美國政府應該知道。令蔣介石佔領台灣,將使台灣人民遭遇何等悲慘,應該可以預想得到的。實際上,在蔣父子的獨裁政權恐怖政治之下,台灣人民呻吟了四十年以上。 美國第二次的失敗發生於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時候。 朝鮮戰爭時與中國作戰的美國國民的反中國感情至為強烈,所以美國政府為了阻止中國加入聯合國,便擁護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因為中華民國做為中國代表而佔了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議席,引起每年聯合國大會議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增多之後,美國就提案中國代表權問題為「重要事項」,須經過聯合國大會的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這「重要事項」的提案,須經過大會過半數的同意,但到了一九七一年,要通過「重要事項」的決議顯然有困難了。 於是尼克森政權勸蔣介石退出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若退出常任理事國,其瞬間,「中國代表權問題」就消失了。中華民國變成一般會員國,而中國加入聯合國當安保理常任理事國,問題就解決了。 試看當時代言蔣政權的台灣報紙,蔣介石似有意退出常任理國的席位。當時的蔣政權是在美國的軍事援助與美華共同防衛條約之下受到保護的,美國若稍加強壓力,則蔣介石便不得不放棄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但沒有好好把握台灣實情的美國,把驅逐中華民國的重要事項改提案為「逆重要事項」,投票結果失敗了。那時若叫蔣介石退出安保理常任理事國,而中華民國則代表台灣維持聯合國的一般席位,如是中國與台灣分別為個別的國家,國際社會早就公認了。 ■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台灣存在著名叫中華民國的國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個國家有二一六○萬人口,居世界一九三個國家中的第四三位;國民總生產額(GNP)二八六○億美元,佔第十七位;平均個人所得GNP為一萬三千美元,佔第二十五位。人口與秘魯或委內瑞拉相等,GNP與阿根廷或墨西哥匹敵,平均個人所得與西班牙或紐西蘭並列。 與中國比較的話,台灣的人口不及中國的五十分之一,但GNP比中國的三分之一還大,個人所得是中國旳二十倍。 台灣問題的解決,必須要讓國際社會以對等的主權國家接受這個國家,讓她參加國際性的安全保障機構,保護二一六○萬國民以血汗換來的自由與民主主義。 從國際法來看,把台灣隔離於國際社會是不當的。 蔣政權佔領台灣,與美軍佔領日本,蘇聯佔領滿洲(中國東北)是一樣的,都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由聯軍最高司令官發出的一般命令第一號。那不過是戰勝國暫時佔領戰敗國而已。 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的平和條約中,日本決定放棄台灣,但因聯盟國的意見對立,無法決定台灣的歸屬。為此,美國一向的正式見解是「台灣歸屬未定」,與放棄台灣的日本見解一致。 其後,國際法確立人民自決的原則,所以歸屬未定的台灣非適用這個原則不可。 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採決的國際人權規約,無論是A規約「關於經濟的、社會的及文化的權利之國際規約」,或B規約「關於市民的及政治的權利之國際規約」,其第一條同文揭櫫「人民的自決權利」,規定:「所有的人民皆有自決的權利。基於此權利,所有的人民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追求具經濟的、社會的及文化的發展。」 人民自決的權利是國際法中最基本的人權。以擁護人權為基本國策的美國,如果否認了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則國際社會將失去對美國的信任。而且又違背美國的建國精神,傷害到美國人自身。 再者,美國必須認知幾乎所有的台灣人民都不希望和中國統一。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揭櫫以談判達成「統一」,但要以「自由、民主、均富」為統一的條件。到底中國何時才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呢?誰也無法預料。平均國民所得相差二十倍的台灣與中國,何時才能均富呢?連想像都有困難。但看以這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統一條件,可以理解國民黨也不是真的想要和中國統一。國民黨不過是被蔣介石的遺產-以「統一」為國是-所束縛而已。 無論就現實來看,或就國際法來看,除了承認台灣加入國際社會之外,沒有正確解決台灣問題的方策。但為了使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首先非從台灣本身改變不可。 […]
對奈伊台灣方案的回應美國前國防助理部長奈伊 (Joseph Nye Jr.) ,三月八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專文,指出美國應改變對台灣的糢糊政策,建議華府宣示「不支持台獨」。該文於三月十三日又登載於國際論壇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李天福先生,台灣獨立聯盟的前身組織3F (Free Formosan’s Formosa) 的創始人之一,投書國際論壇報反駁該文。 關於「犛清對台灣的危險模糊政策」一文(登在於三月十三的意見欄),奈伊的三點方案的終極目標看來等於:要台灣放棄發芽茁壯中的民主,去接受中國的威權統治。此建議有些問題。 四分之三的台灣住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少於四分之一自稱中國人。台灣人的平均年收入是一萬三千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經過數十年和國民黨鬥爭,台灣人終於獲得言論、宗教等等自由。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些艱辛贏得的自由。不管從歷史或法律的立場,大部份台灣人不認為中國對台灣領土的要求主張站得住腳。他們認為,不管外在的軍事與武力的壓力,唯有他們自己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 假設像奈伊所建議,台北的執政者聲言放棄台灣獨立,而遭致中國攻擊,比方在2007年發生,台北那時就能仰賴美國幫助防衛台灣?這種情況是極可能發生的,只要看看西藏的歷史就明白。假如中國訴諸武力,美國願意不願意毫不含糊地承諾防衛台灣?無此永久保證,從台灣的觀點看,奈伊的建議很難看出有何實值意義。 如果台灣落入中國手中,台灣兩邊的海上重要航道將受中國控制。日本與韓國的生命線將受危害。美日安保條約的可信性將受嚴重破壞。前置的東亞戰略佈署將崩潰,迫使美國撤退至關島和夏威夷。遠東與東南亞的和平與穩定將受威脅。 真正會危害和平的是:美國的商業利益集團及其在政府與學術界的盟友寧願犧牲長期的美國國家安全和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自由,去換取短期的商業利益。美國應該放棄叩頭外交和姑息政策。唯有對人權(包括人民自決權)和東亞的安全作出明確的、堅定的支持承諾,才能在這區域嚇阻軍事衝突,最後並引導中國走進文明國家之列。
追思獨立運動的先達──郭榮桔先生在日台灣人實業家,又是長年支援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民主化運動的郭榮桔先生,1月6日於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病院永眠。享年77歲。在此謹致哀悼之意。 郭先生本來就有腎臟、糖尿病的宿痾,這次是為了白內障的開刀,預定1月5日入院,但是3日發現病狀有異而緊急入院,由於腦管梗塞,6日上午9點29分逝世。 郭先生於1921年在日本統治下的台南州麻豆街(現在的台灣南縣麻豆鎮)出生,州立台南二中(現在的台南一中)畢業後,負笈日本九洲,就讀久留米醫專(現在的久留米大學醫學院)。 1943年接受同仁會(近衛文前日本首相創設的軍屬醫療團)的聘請,預定遠赴日本佔領下的安徽省鎮江當醫官。之前為了向雙親告辭,由日回台。 告別雙親後,搭乘往赴中國的輪船,在港內遇到空襲警報,遂緊急下船。但是輪船竟然不久就出港。後來才知道該船被美國軍機擊沉,他撿到一條命。郭先生放棄赴華之念,在故鄉開設三安病院,自此從醫。 經過二二八事件,於1949年,蔣經國為其父蔣介石做先鋒赴台進行大規模的掃鄉,到處抓人,遂發生不少人被補的1950年麻豆事件。 先生於1948年結婚,次年長女誕生,但是感覺身邊的危險,於1950年離開雙親以及懷抱才八個月的長女的夫人,遠渡日本。這是由於恩師胡丙辛老師的努力,得到東京的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發行的日本入國簽證所賜之福。 在日本,他由台灣雞絲麵得到靈感,發明了世界最初的泡麵,託日本的綜合商社「日商」販賣。但是當時的日商尚未擁有食品販賣的手腕,郭先生遂決定自己去販賣。用油炸的泡麵製品,若因臭油埃遭退則必須補貨。這種物流與生產工廠設備,由於資本的短缺,郭先生不能應付,只有讓後續的日清食品公司專美於後了。 郭先生第一次成功的事業是洗衣連鎖店,這可能是郭先生各種活動初溯的資源。 其後,經過不動產、食堂經營等等的嘗試,郭先生喜獲轉捩點。那就是1974年醫療用藥品Laennec注射劑得到日本政府厚生省的承認這件事。這是郭先生與恩師長年來共同研究的成果:將胎盤應用到現代醫學。由於這個研究郭先生得到久留米大學醫學博士的學位。這個藥品針對肝臟疾病的治療、以及其他成人病、難治性疾病的治療也有效,現在也在臨床治療之場合,廣泛地被使用。以後又以胎盤為原料製造「綠胚」等等,郭先生透過販賣這些健康食品事業更加安定。郭先生又請令婿在美國紐約設立銀行,該銀行的事業以後也順利發展。 1960年,現在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的前身,台灣青年社成立,其留學生組織「在日台灣學生連誼會」於1963年成立。 以「活跳跳」為口頭禪,認為年青人是台灣明日之星的郭先生於1966年在東京都代代木的公寓租了一個房間(76年搬到西新宿)當做與留學生懇談的場所。這個地方遂變成留學生活動的據點。對當時的事情知之甚詳,自1977年以獨掌台灣學生連誼會機關報『台生報』的連根藤氏謂:「郭先生是1966年至81年之間,台灣學生連誼會最大的支持者」(『台生報』1994年4月號)。 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自1970年,財政走入困境,加之1973年由於一個不幸的事件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在這個困苦的時期,伸出支援之手的就是郭先生與至今不願被透露姓名的T先生。支援到1971年的郭先生的功勞,實在非常之大。在此謹致深深感謝之意。 「郭先生,長久以來真感謝、非常多謝!」 1972年美國總統訪中,繼而日中建交,給與在日台灣人大大的衝擊,以後在日台灣人的居留資格、國籍不知會變成怎樣,這種掛慮使國民黨派華僑總會的人士不知所措。「在日台灣人的法律地位委員會」應運而生,隨而「在日台灣同鄉會」也誕生了。郭先生被推選為會長,自此以後郭先生開始公開宣揚台灣獨立。郭先生連任十年的會長職務。 1974年歐洲台灣同鄉會呼籲聯合全世界的同鄉會告成,九月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參與這個過程的郭先生被選為第一任的理事長,以後連任六期、六年之久。在日台灣同鄉會對聯合會的分擔金額一概由郭先生個人負擔,他在東京都六丁目大道旁的公司辦公室也變成同鄉聯合會的辦公室了。已故王育德氏曾向我說:「海外台灣人之中,對獨立運動做經濟上最大貢獻的就是??先生。」 郭先生照顧了好多的留學生。由歐美、台灣來訪問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家、民主化運動定都必定造訪郭先生,而郭先生時常提供活動費給他們。因為來客太多,他在自己公寓的上層買了一個房間,專供來客住宿。台灣人事實太鬧熱,太吵了,下面樓的住民不勝其煩,甚至報警說郭某違法經營旅社。 郭先生與其說是談論風生,不如說是喜歡展開自己的理論。雖然向客人來一句客套話,「今天想聽高見」,但是由於希望推廣他本身的看法,又對遲遲不進展的獨立運動不耐煩,時常獨佔話題。哲學青年之氣猶存的郭先生的講話相當深奧,因而其內容似乎不容易被對方充分了解。因此之故,甚至有人誤以為郭先生是左派。 郭先生對己自律甚嚴。 長子小學校每月應繳的中餐費,竟然有時臨時被調用做前來求援的留學生的援助金。他時常照顧別人,家庭生活卻非常樸素。晚年也自己駕駛,從來沒有聽過他買了新車。換車時也是買中古車。為接待客人而圍圓桌時,總是「攜箸顧講話」。他並不是為健康在節食,他看到客人差不多了,才動箸。他希望讓客人多吃。那個timing是絕妙的,對方絕對不會覺察到。他不沾煙酒,偶而身處家不在的地方,就展現無可比美的嗜甜企圖心。其時就發出不好意思的笑聲,似是頑童。 郭先生是透過正式的手續赴日的。1960年以前曾兩次歸台。1970年代的不知甚麼時候,他的護照被國民黨政權拒絕加簽,此後就不能歸台了。慢五年於1955年才來日的夫人與千金,來日後才誕生的長子也是同樣的。 1992年歸台解禁,次年歸台的郭先生,算是離開故鄉三十三年才第一次踏上故土。自此以後,郭先生頻繁往來台日之間,他一方面擴張事業,另一方面為了促成獨立建國,而加強與各界的接觸。但是台灣社會的變化速度太快了,晚年的郭先生可能有一點焦慮。 「若不獨立,死也不甘瞑目」,這是他在家裡的口頭禪,實際上他逝世後,竟然不閉目。壯志半途而逝,不勝哀悼之至。 為了追思郭先生的遺德,2月25日在台北市,由彭明敏先生擔任主任委員舉行追悼儀式。 享有良妻賢母之譽的令夫人雪娥女史、在康乃爾大學與史坦福大學深造的長子太乙君、在美兼業律師與銀行家的令婿陳隆豐君、千金舺娟小姐,都是富有卓越才能的人物。他們必定會將郭先生所遺留的事業更加發展,郭先生在天之靈必定放心。 謹此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衷心禱告獨立運動大先達郭榮桔博士的冥福,同時謹誓更加努力實現遺志!
佩恩先生─ 一位目擊二二八事件的美國友人楊宗昌 / 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佩恩( Edward Paine )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美國加州,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初從事大眾傳播事業,一度在好萊塢的 CBS 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入伍美國空軍, 接受空軍預備軍官及空軍情報的訓練,結訓後派駐中國戰區;初為情報員,繼而為執行員,軍階晉升至少校。 駐外期間共兩年半,大戰末期由海外調回美國。 一九四六年退役後轉而服務於聯合國救濟復健總署(以下簡稱總署), 為總署分析經濟情況及撰寫報告,返回中國工作, 前後一年多,其中有一年時間駐在台灣,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及事變期間,一九四七年五月離開總署。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 總署的法籍主管正在上海出差,由佩恩代理之主管任務,那時他才二十七歲,是總署內最年輕的。 當時總署人員宿舍在北投,辦公室在台北市區, 事變發生後總署工作無法進行,為安全計,大部份人員住在山上。 佩恩那時與柯氏( George Kerr )同住在中山北路上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房子,他每日往返市區與宿舍之間。 事變之初,衛兵向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開槍,造成省府廣場上軍民對峙。 佩恩在附近聽到槍聲,駕著吉普車前往一探究竟, 看到有人受擊倒在地上(共六人),他驅車直入廣場, 無懼於群集的武裝衛兵,救助兩名受傷者(其他四名已死亡)。柯氏所著《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曾描述這段見義勇為的故事。 佩恩多年後回憶此事, 仍責政府如此槍殺請願者,罪大惡極,充滿「是可忍,孰子可忍」之慨;至於自己當時的作為,只稱是自然的反應而已。 後來由中國調來的大批援軍登陸之後,他目睹「國軍」以機關槍瘋狂掃射無辜百姓,不僅街道遺體滿地,而且河中浮屍無數。 有一次他從北投返台北時,正好跟在一軍車後面,那軍車上架著機關槍,沿途掃射。 後來軍車轉入一岔途, 但旋又由岔途的另一端出現在他後面,子彈從他頭上飛過,逼得他一路側身低頭開著他的吉普車,才免中彈。 佩恩於一九四六年四月扺台, 他因工作所需,對台灣歷史、資源、及二次大戰後的社會、經濟情況有深刻的了解。 也因此,他極為痛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 陳儀及其手下在台灣的橫搶直奪,使一個在短期內可以復健的台灣經濟,被摧毀成一片癱瘓,民不聊生。 在事變之前,他便已義不容辭地將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 以及中國官員視台灣為戰利品,待台灣人如屬下臣民的實情,轉告美國有關單位。 一九四七年四月返美之後至一九四九年二月, 佩恩自動自發地向報刊與民意代表,投書數以百計; 並應地方社團邀請,發表演說,闡述台灣的真實情況。 他風塵僕僕,來往美國東、西岸十次之多,到紐約、華盛頓,苦口婆心, 告訴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中國政府的殘暴及對台灣人民的蹂躝,並指出中國政府佔有台灣,執法無據。 (按:對日和約是一九五一年才在舊金山簽訂的, 日本放棄對台、澎的一切權利,但和約中並沒有註明台、澎主權的歸屬。 )他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國民黨援助,並極力支持二二八事變中台灣人所提的要求:將台灣納入聯合國託管區或暫由美國託管。 佩恩在台灣工作一年, 很是欣賞台灣地域的富美,也佩服台灣人民性格的優良(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趁機打劫,而且充分表現自治的能力)。目睹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辜受害,他基於人道立場, 挺身為台灣人打抱不平。 同時,他身為美國公民,由於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中**, 將台灣送給蔣介石,從而使蔣政權得以美國裝配的軍隊屠殺台灣人,使他覺得美國對台灣應負道義責任。 他到處奔走,竭盡個人財力,為的是將國民黨以特務組織治台的真面目公諸於世。 希望台灣不至於在對日和約中被正式的拱手送給中國。 基於同一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