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文章及刊物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專訪駐日代表羅福全安全利益台日關係共同基礎

唐詩◎台灣日報記者回國參加亞太區域會報的駐日代表羅福全昨天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日本輿論正敦促政府改變對中國態度與政策以及日本正考慮與美國強化伙伴關係的新發展；他也強調，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就李前總統訪日而言，羅福全則認為﹁中共對李前總統有意訪日過度介意的表現，是一件很不幸的事，而陳總統要訪日可能性並不大，但與日本首相森喜朗兩人彼此的溝通，他認為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以下是專訪摘要：問：當前對日工作方針與未來登展為何？答：去年我到任後日本即舉行大選，政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選舉中新的一代出現，戰後日本的意識形態政黨，如日本共產黨、社會黨慢慢消失，逐步走向兩大政黨之路，並進入新舊交替時代，未來我將儘量安排一些新的議員來台訪問，以了解台灣。其次，日本對中共在態度上、作法上正慢慢改變。比方說，日本給中國每年三仟億日元的援助，中國不但不領情，而且還把其中五分之二拿去給其他回家用。另一個例子是，去年七月中國調查船在日本海域附近巡迴，逕自進入領海卻未通知也引發日本國民不滿，因此近來輿論也在敦促政府，認應改變對中國的政策。再者，日本政府過去認為，亞洲的安全問題交給美國去操心，日本應專注發展經濟，並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但日本慢慢感覺到中國發展起來以後，在軍事勢力增加，對區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在小布希兢選時一方面把日本當作伙伴，一方面把中日定位在戰略上競爭對象的關係，日方也正在重新深思這樣的變化。我認為新的環境下，台灣和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並以此提昇交往的層次。當然這並不是我方一面倒的想法日方也在如此思考，就議員與兩岸來往而言，交往上並不會過份單純化。問：日本有無可能扮演兩岸的「第三者」，新政府在日進行「二軌」與北京對話的可能性？這方面會不會有所進展？答：日本人智庫人士與兩岸雙邊都有來往，但也許還未能擔任「第二軌道」角色，沒有成熟到這個程度，除了日本學者怕被貼上「親中」、「親台」標籤外，最大的關鍵還市在北京，除非北京方面能找到具有代表官方性質的適當人選，並且有這樣的意願，否則現在談這些還太壟統，但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問：李李登輝前總統今年訪日與陳總統任內訪日，可能性的評估？答：有關李前總統這件事，現在我要「百分之百」我才敢說，百分之九十九的話都不敢講，因為我是代表官方。不過我要一再強調的是，李總統訪日並不會造成任何政治上實質意義，只是一種象徵的意義，因此中國對此事過度介意，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不願在此促成此事的過程中發言，以免徒增新的困擾，像去年十一月中嶺雄校長有關的發言，結果是製造一個目標讓中共「打靶」，因此定位在私人訪問的性質的話，它不應該在日本造成軒然大波，也不致影響日本與北京的關係，只是中共看待此事太過情緒性。另一方面，日本也認為李前總統並不需要事先取得北京的諒解，日本人認為：私人的訪問為何須經國家間交涉？但陳總統訪日意義不一樣，要順利成行也比較困難，因為陳總統是現任國家元首；1月5日我在公開場合和森喜朗首相碰面時，除了與森首相寒喧外，也替總統向首相問好。我相信阿扁總統和森首相之間可能從「心」交往，「心可以通心」就好，雙方聯繫管道，依我看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國際人權研討會──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蔡明殿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這一個團體運用其力量來保護人類生命的價值，國際特赦組織給予因為種族、宗教或政治觀點而被監禁的人，實際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頒予諾貝爾和平獎時候的聲明。「國際特赦組織」(AI)的中文譯名時有受到誤解，事實上其聲援的工作對象是經嚴謹的篩選和求証，僅限於良心犯或一般稱為政治犯為對象。「國際特赦組織」的創始者本奈生(Peter Benenson)是一位英國律師，向來關切人權問題，並曾為不少政治案辯護。他看到當時的國際新聞，每日所見無不有關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被當地政府逮捕入獄受難的令人痛心的信息。時常思考，如何來營救這些人權受到侵害的陌生人。1960年的11月，葡萄牙在當時的獨栽者Salazar的統治下，有兩名學生在葡京里斯本，公然舉杯為自由而乾杯，為此他們被捕並判刑七年。這一則新聞觸發本奈生採取行動的動機，他想，葡萄牙政府有沒有可能在世界各方同時寫信的民間壓力下，釋放這兩名學生？他認為這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對各國同時進行。 1961年似乎對人權工作是一個很適當的年代，這是美國釋放奴隸和蘇聯釋放農奴的一百周年。本奈生找來兩位可能同意他的行動的人 – 貝克(Eric Baker)和布倫庫伯(Louis Blom-Cooper)，三個人一起發起「1961為特赦而請願」(Appeal for Amnesty 1961)，行動的目標有限但也很清楚，是要為因為政治觀點有異於政府而入獄者：尋求公平審判的機會；擴張受庇護的權利；幫助流亡的政治人士尋找工作；推動保護言論自由的國際組織。在倫敦的本奈生辦公室中，搜集並發佈他們認定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的消息，他們也向朋友推介這項活動，主要是律師、新聞界、政界和學術界人士，由此組成一個核心組織。1961年5月28日他們在當地報紙「觀察者」(THE OBSERVER) 全版登載新聞，呼籲大家為世界各國政治犯的釋放而行動，每一組的人都認領三位良心犯，分別來自共產集團、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各一人。這一則新聞在當日的法國報紙(Le Monde)登出類似版本，隔日美國的The New York Herald、德國的Die Welt、瑞士的The Joural De Geneve、丹麥的 Berlingske Tidende、瑞典的Politiken、以及荷蘭、意大利、南非、比利時、愛爾蘭、印度，甚至於在佛朗哥獨栽統治下的一家西班牙報社也冒著風險而登載。「觀察者」第一次登載出來八名被本奈生認定為「被遺忘的犯人」(The Forgotten Prisoners)，其中安哥拉的奈托醫師(Dr. Agostino Neto)是一位詩人，也是該國僅有的五名非裔醫生之一，但是他對改善醫療的努力卻因為政治活動而不容於當局。他在家人的面前被鞭打，未經審判即入獄；另一位「被遺忘的犯人」是羅馬尼亞的哲學家諾怡卡(Constantin Noica)，被判25年徒刑下獄的罪名是「陰謀違害國家安全」和「散佈對當局敵意的宣傳」；一位西班牙的律師亞曼(Antonio amat)，因為試圖組織反對派聯盟，未經審判而入獄三年；65歲的美國牧師瓊斯(Ashton Jones)，他因為幫非裔民眾爭取人權而在德州和路易西安奈州，有三次挨打和入獄；南非白人鄧肯(Patrick Duncan)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入獄；希臘共產主義和工會運動者亞必迪克羅(Tony Abiaticlos)因反對政府而入獄；還有匈牙利的樞機主教Mindszenty和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總主教Josef Beran。這些新聞發出後各地的反應很熱烈，信件和捐款湧入，隨之而到的還有數以千計的有關各國良心犯的訊息請求申援。這些個案被分配到各地的關心人士所組成的小組，讓他們「認領」特定的某一位良心犯，替他(她)的釋放寫請願信函之外，並設法與其家人聯繫、在年節時寄一點禮物或為家人生活費募款。每一小組還要設法寫信給獄中的良心犯，即使沒有回信也要繼續寫，期待有一封信可以達到良心犯的手中，讓他(她)知道這個世界並沒有遺忘他(她)，以之來鼓勵其堅決活下去的勇氣。「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其宗旨，後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的許多良心犯的遭遇上得到印証。這些眾多政治受難者之中的一位，後來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會長的柏楊先生，在綠島服刑的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全世界的會員寫了很多信件給他，但獄政當局扣留所有信件，只是有人傳話說有些來國外的信件。柏楊先生後來到出獄之前都未能看到這些信件，而他的刑期也未因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的聲援而減少一日，但是柏楊先生出獄後曾對「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說，在獄中知道各國人士寫百千封的信給他，讓他更堅強和安慰。副總統呂秀蓮、國策顧問楊金海等多人也曾被AI的全球會員所救援。「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認領政治犯延續到今日，仍是各國會員最熱衷參與的志願工作。其工作流程由各國的侵犯人權事件發生後，通報至倫敦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緊急救援組(Urgent Action Team)經調查並認定為「良心犯」之後，即編號以電子郵件、傳真或空郵發至各國分會的緊急救援聯絡人，由此再分發給志願寫信的會員或小組，依照緊急救援組的指示向各國領袖、法務部長、外交部長、警政首長或相關人士，寄出請願信函。一封請願信可以英文、本國或對方文字書寫，再以個人或多人簽名寄出。由倫敦的緊急救援組傳出的個案，必然都包括有當年的編號、國家、姓名和案情，然後有詳細的背景消息，通常是很新的該國政治現況的報導，對於研究國際事務的人很有幫助。然後，有一段建議事項，是提示會員寫信的重點和請願的方式。接著是受信者和副本寄送的地址，以及寫信的時限，通常是五、六個星期。之後，緊急救援組有可能再發出同案的接續聲援通告，有時情況危急或牽涉面很廣時，會有第三、第四次的通告。1999年中東帝汶的政情不穩，極多人命損折和動亂，維持治安的印尼軍方坐視民兵施暴，緊急救援組發出極多次通告摧促會員向印尼總統及軍方請願，要求確保居民的人權。台灣的蘇建和等三人案，在1995和1996兩年之中，共發出六次通告要求各國會員向總統和法務部長請願。這種多次聲援的策略，就等於一個人講話，講一次沒有回應，那麼就再講，一而再的講。人少聲小，那麼就再多找人，匯集更多的人更大聲的講，直到這些話有人聽到。在1975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一位工會幹部皮納瓦地滋(Julio De Pena Valdez)被當局在地下牢房裸體監禁。「國際特赦組織」得知他的情況後立刻發動全球會員為他的釋放寫信請願。事後他自己敘述：「當最先的兩百封信寄達時，獄警還給我衣服穿，再來兩百封信之後，典獄長跑來看我。當成堆的信件再來時，典獄長去找他的上級。信件繼續的寄到，一共有三千封之多時，連總統也被告知。然後信件繼續的寄來，終於總統告訴獄方將我釋放。在我被釋放後，總統找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面談話，他說：『一個工會的幹部怎麼在全世界會有那麼多的朋友？』他展示給我看，他所收到的一個堆滿信件的箱子。當我離開的時候，他將所有的信都送給我，到今天我還保藏著。」因為良心犯的情況會變動，有些短期內被釋放的當然可以消案，有些被判刑後正在服刑的，則由緊急救援的檔案轉入「行動檔案」(Action […]

國際人權研討會──由第三人權看台、中關係

副總統現場演講實錄大家早安！午安，因為快要十二點了。陳教授、李教授，總統府楊國策顧問、周國策顧問，各位學者專家，各位人權的鬥士，人權的愛好者，各位媒體的朋友！再過兩天，就是世界人權日，再過兩天，也是「高雄事件」二十一週年紀念的日子，再過兩天，也是陳水扁總統正式提名呂秀蓮，做他的政治搭擋一週年的紀念日，在這裡抱著很複雜的心情來跟大家在一起。南台灣的天氣很炎熱，南台灣的人情很熱情。但是今天一大早在台北，仍然跟大家關心政治事件，是台大法學院有舉辦一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動叛亂級匪諜案件審判補償基金會辦的，戒嚴時期政治事件的檢討會。所以一南一北，我在那裡有替今天這個會宣傳，在這裡也是要替台北那個會宣傳。證明說在本世紀最後一次的世界人權日，全台灣不分南北總動員，不論海內外，大家都大團結。因為我知道，今天主辦的單位這麼的多，有國內，有國外，有文的，有武的，有老的，有年輕的，有男的，有女的，大家都為了人權的事情要做一個深沉的思考。我以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總召集人的立場，也要來預祝今天這個會辦得非常的成功，並且會影響著今後我們的人權政策。本世紀的人權發生很重大的問題，兩次世界的大戰，已經證明是最大的殘忍及最大的失敗。人跟人應該要講道理解決問題，國家跟國家，也是應該用道理、正義來解決問題，竟然沒辦法以理性解決問題，需要以拳頭，需要以戰爭，證明掌管國家的人實在是無能啦！我時常說，若是政治人物一定要發動戰爭，才有辦法解決問題，最好先下台，不要發動戰爭。兩次的世界大戰，以及當中大大小的戰爭都證明，發動戰爭的人，他的目的都不能達成，甚至於都自取滅亡，希特勒是如此，許多的獨裁者發動戰爭，下場就是這樣。所以二十世紀的錯誤，不應該在二十一世紀重現。二十世紀除了戰爭以外，還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統治者為了要鞏固政權，傲慢的政權，爛用行政權利來迫害被統治者，就是人權的迫害。這對於在座各位，對於我們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裡面，有最深的體驗。到底在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之下，有多少人受到槍斃，有多少人冤枉被人家抓去關的，多少人受迫害的，可說是成千上萬。我一本書《重審美麗島》，十幾年前，就已經在研究說，回首滄桑黨外路，在反對運動裡面，成千上萬的人這樣犧牲下去。總是我們台灣人非常勇健，番薯下土不怕爛，遭受總總的迫害，大家無怨無歎，無走無行，照樣又繼續向前走。今天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民主，所有的人權，不是天上送來的，是很多很多人用眼淚、用血換來的。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有的人雖然沒有坐過牢，但是他們在島內、海外，為了人權拚生拚死，所做的犧牲跟奉獻，同樣有貢獻。過去叫做「黑名單」，我說不對，「金名單」，因為你們是台灣的良心，社會的正義，對抗不公不義，獨裁的國民黨時代，確實是一個良心，一個光明，一個正義，所以應該是入金名單，不是黑名單。為了這樣，十二月初十，就是後天晚上，在台北市國際會議中心，要舉辦一個有始以來很難得的，叫做「人權的感恩禮敬之夜」。由總統跟我代表全國的人民，邀請過去因為政治思想，信仰不相同而受迫害之所有的政治受難者，一同來參加這個會，並且接受總統跟我的頒獎，要代表全國向你們感謝，向你們致敬。這個消息，外國人聽到都說：「我怎麼沒有想到這樣？」昨天跟薩爾瓦多的副總統在一起，跟他說這個構想，他說：「啊，這實在有夠好的，是最有教育意義的！」讓大家來瞭解，過去我們怎麼樣受苦受難，盼望本世紀人權的迫害，在本世紀最後一次人權日，也就是後天做一個總結。盼望所有的領導者，所有下個世紀有權有勢的人，都要有一個覺悟，你的權勢是要來造福別人，不是來壓迫別人。我想這個世紀有人權迫害，下個世紀就有人權的光彩。所以在座各位，雖然沒有接到帖子，若是過去受到國民黨迫害的人權鬥士，也歡迎你們那一天，就是後天晚上六點半在國際會議中心，在台北，能夠來參加這個盛會。假設不能去的時候，不要緊，看當天晚上十點的台視，它會轉播整個過程，保證非常的感動。因為將過去重大的政治受難，這個迫害有錄影要播放，也要對於下個世紀人權的盼望，做一種說明，其中也有很多本土文化藝術的演出，非常的感動人。說到人權，今天有很多專家學者，都有很深的理念。我想簡單的跟大家說，人權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可能我今天要跟大家以這個角度，來談述人權的演變。我們知道，人權就是每一個人出生為人類，家庭的一份子，應該要受尊重、維護的基本權利。站在人的生存來說，可以說有生命權，因為若是沒有生命，一切都沒有，以人的身體；但是人如果只為了活著，沒有思想、尊嚴，也沒有意思。所以除了人的人身權以外，再來就要有他的自由權，包括行動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等等再加下去。接下來，也盼望人活在這個世間，有快樂、滿足，所以也變成有一個福利的權利。所以人權有很多的意含可以來解釋。如果站在人權的主體來說，也可以說有個人的人權，每一個人出生一定要保護他的人權。但是也有集體的人權，一群人，男人的人權，女人的人權，孩子的人權，少數民族的人權，勞工的人權，這可以說是一個族群，一個group。再來更大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甚至於全人類的人權。譬如說地球只有一個，上帝在創造人類的時候，一開始先創造一個亞當，後來又送他一個夏娃。本來以為兩個人永遠如此過著快樂的日子就好，結果夏娃吃了智慧的果實，哇！一轉眼，兩千年以來，現在人類有六十億的人。這六十億，每一個人有他的基本人權，但是六十億的人與人之間，民族跟民族之間，也有基本的權利。所以人權演變，由個人漸漸變成一群，再擴大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於全人類。我們現在知道，有的國家，因為比較沒有環保的知識，煤炭用得太多，結果二氧化碳太多，哇！整個溫室效應，影響到全球，所以還有一個整個的人權。在這個演變當中，我要跟大家介紹，人權分為第一代、第二代跟第三代。十八世紀以前，因為政治的自由思想，有盧梭的「民曰論」，叫「天賦人權」，這種的政治思想家，提倡說有政權的人，雖然讓你當皇帝，但是你的統治權，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才可以。所以開始加強每一個老百姓，就是被統治者個人的參政權、自由權、平等權，那是第一代的人權。這個人權的意義比較站在政治的層次，並且要來約束有政治權，有統治權的人，不能去侵略、干預每一個個人。十九世紀末期，演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漸漸社會主義就產生了，人不只是為了活下去，活下去以後還要發展，生存以外要發展，發展以外還要發揮，所以人的人權應該不是只為了某一種。再來是社會人權、文化人權，還有經濟人權就漸漸產生了，所以人權的內含會更加多。此時這個層次的人權，就變成不但要求統治者不能去干預被統治者，並且要求統治者有責任、義務來照顧被統治者。這是要求政府要用積極的行動，來保護、服務被統治者，這是第二代的人權。我要說第三代的人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又漸漸發現現在交通方便多了，逐漸的資訊、科技要聯絡起來更加的進步，人與人的關係不但越來越密切，國家跟國家的關係，國家的界線也比較薄了。漸漸會覺得說很多事情，因為地球只有一個，而我們是共生在地球上面，所以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邊界，不能說他一條線靠過來，就一定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兩邊就可以吵架。同樣的，海洋的地方也是這樣。所以全世界，地球上所有的資源，應該是大家共有的，因此更進一步發現環境權也好，能源權也好，等等這些，不是說這個國家的，那個國家可以吵架，大家要互相來維護，互相來重視，所以更加超越。第三代的人權，範圍應該更廣，這個人權完全超越過去的小規模，包括民族自決的權利。一群人，他的命運一樣，歷史背景一樣，他覺得不應該接受現有的統治者來統治的時候，有民族自決權，決定他們共同的命運。也是同樣一個種族，不能因為他的皮膚較黑，頭髮比較捲，所以另外一群就要欺負他，將他隔離，種族隔離。或是覺得這個民族太愚蠢，乾脆將他全部殺死，這都不行。這就是第三代的人權，已經更加超越了。接下來更廣的，就是我所說的環境權、生態權，因為我們共生在一個地球，所以地球這邊發生事情，另外那一邊也會受到影響。這幾年聖嬰現象，整個臭氧層的破壞，等等這些問題，便證明出地球只有一個，我們以後都是地球村，所以還有一個整體人類的人權。簡單而言，由第一代的人權，天賦人權的爭取，到第二代的人權，要求政府更進一步來維護每一個受統治者的生存、福利、經濟權、… 權等等，更加大的範圍。我想就看出一個未來，我們台灣生存、發展，永續發展的一個夢想。剛才李勝雄律師已經跟大家說到主權的問題。不要緊，台灣的主權，說到台灣的人權，我想從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人權的演變，來探討我們兩千三百萬人，人權比較薄弱的基礎在哪裡？現在有憲法在保護我們，憲法以外還有其它的法律，總是也欠缺一個總體的機構，專門真正來保護。過去的人權靠民間的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受難者，在座很多人都受過國家特赦組織的幫助，方能在槍口活下來。但是仍有一些其它婦女的團體，兒童的團體，勞工的團體，認為政府做得不好，站起來幫我們爭取，但是那比較消極。現在新的國際趨向，就是要求每一個國家，都要設一個中央級，有法律憑據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由政府本身編預算，立法院要通過，真正一個國家級的人權組織，永遠保護每一個人的人權。催生「國家人權委員會」，這也是陳總統五月二十日就職的時候說過，要人權立國，要將台灣的人權，跟所有國家的人權標準接軌，我們完全要國際。不但如此，我甚至於更加誇口，以台灣的人權，我們所爭取、演變、努力的成就，那個經驗本身，便是我們很優秀的 soft power 之一，就是我所說的「柔性外交」。我們過去受苦受難，今日可以享受這些，這個本身的經驗，就是台灣人很了不起的精神產物。所以我將人權、民主、和平、愛心跟高科技做為soft power，柔性國力的代表，其中將人權放在第一位，以台灣人的人權奮鬥史，爭取的過程，能夠分享給全世界。現在全世界知道我們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成年上萬人受苦受難，竟然沒有發動革命，沒有使用武力，能夠換得今日的安定跟和平，他們覺得我們是模範生，所以這是我們的柔性國力。如果我們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能夠快點誕生的話，全面性的確保每一個人的人權，那麼相信，我們真正就將它做一個階段。但是可以保護我們個別的人權，如果集體兩千三百萬人生存發展的權利，受到外來壓迫的時候，我們的人權並不完全確保。我想大家都知道，五十五年前，1945 年日本投降，結果中國國民黨的軍隊跑來台灣，「二二八事件」，然後戒嚴，然後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令，直到 1987 年，戒嚴令才解除，逐漸的才實行民主政治。這段五十幾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出來，不只是國內的問題，亦受到北京那邊對我們長期的威脅。今天我們可以關起門來解決島內的人權問題，但是如果沒有用共同的智慧，共同的力量來抵擋北京對我們的威脅，我們的人權仍然隨時面對挑戰。我相信這是大家更關心的地方。不過我要跟大家說，你們可以安心，因為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比較理性，比較合作的新的世紀。便是我所說的，二十世紀以戰爭，以非理性所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更多。所以大家有這個智慧，除非擦槍走火，不然預防性的外交，預防性的國防會做很多，我們有理由期待下個世紀，可以避免更多的戰爭。但是對於台灣海峽來說，我們本身要站對立場，方向抓準，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吞忍、最有疼心的民族，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去招惹別人，但是仍然堅持我們的基本信念，我們的集體人權，除了我的關係來說也是這樣。五月二十日新政府就任以來，陳總統所說的話都是非常的善意，非常的誠意，北京是不是對我們那麼的好，大家要看清楚。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受我們的影響，最大的影響，就是過去說話較傲慢，比較鴨霸。五月二十日以後，聽其言、觀其行，他會發現新政府跟舊政府確實不一樣，我們都以柔性來做立國的基礎。所以「北戴河會議」以後，中共也決定不使用武力來對付我們，會恐嚇我們，但是現在制定「以柔制柔」，用柔性來對付我們的柔性。因為我一再高喊「柔性立國」，陳總統也說「以柔克剛」，所以他才不好意思對我們太兇。但是也麻煩，「以柔制柔」不一定比較好應付耶！因為我們忽然間沒有敵我意識，忽然間迷失我們的方向了，腳步卻稍微亂了。 520就職以後，第一個月，大家對前途充滿信心，所謂「honeymoon」蜜月期，都誇獎。接下來奇怪了，開始都在嫌了，越嫌棄，嫌到好像台灣是住不得人的地方，好像不值得一毛錢似的。奇怪咧！怎麼那麼好，一轉眼卻變成那麼糟，這之間是不是中毒？為什麼忽然間對政府沒有信心？同樣是這塊台灣啊，為什麼一些人開始將財產移走，將戶籍遷走，把孩子送到國外？還記得二十幾年前，聯合國撤退的時候，也有一些人擔心得要命，說：「死了，阿共仔要來了，台灣不能住了，財產快點搬出去喔，妻小快點送出去喔！」包袱只帶一隻牙刷，因為美國的飯店，hotel 是沒有準備牙刷的。所以這些人準備隨時要走，口袋裡面放一個牙刷，叫做「牙刷主義者」。我想比較前輩的人還記得「牙刷主義者」。但是二、三十年過去了，當時將財產變賣出去的人，差不多把台灣的財產花光以後，說不定他的孩子在那裡受教育，有成就一些博士、碩士啦，但是可能很壞的也有一些。重要的是當他們回來台灣的時候，發現說當時不怕死，無處跑的，在台灣人越勇。噢！每一個人都發達，以前住的房子可能黑黑臭臭的，到後來都買大樓，反而他在海外，回來想要買個房子卻買不起。所以就得到一個結論，因為我們的祖先翻山越嶺，那麼遠的越過黑水溝，選擇台灣，就像《聖經》所說的，這是一個充滿蜜跟牛奶的好寶島，要讓她後代的子孫世世代代安居樂業的地方。我們祖先的選擇並沒有錯，全世界那麼多國家裡面，雖然我們的人口這麼少，面積這麼小，但是今天能夠創造民主的奇蹟，經濟的奇蹟，高科技的奇蹟。我們有十五樣產品是世界第一名，我們才兩千三百萬人，十五樣的產品世界第一名。我們的硬體資訊科技全世界第三名，第一名是美國，第二名是日本，那人口都比我們多得多，但是我們有這種能力，對自己要有信心。話說回來，我們要怎麼樣來接受歷史的考驗？二十年前「高雄事件」發生，相信在座有一部分人在現場，看「美麗島」這些前輩怎麼樣來對抗大軍壓境，怎麼樣來對抗很多不合理的威脅，跟事後的大逮捕、大迫害，眼淚也流乾了，但是新的盼望也已經實現了。我們沒有理由對台灣前途沒有信心，我們只要有良心，說良心話，做良心事；只要有疼心，對自己的人，對別人都有疼心，我們對台灣前途就有信心。我們共同站在自己工作的崗位，認真努力，Say YEs to […]

總統的執政聯盟與憲政體制（上）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壹、前言陳水扁自從贏得總統選舉以來，除了應付來自外部的挑戰外，對內為了要實現「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的競選諾言，由李遠哲、唐飛、到張俊雄，尋覓行政院院長人選的工作並不順遂。除非民進黨能成功說服選民，在明年的立委改選取得過半數席次，在未來的一年裡，我們看到的將是政治學上所謂的「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也就是行政、立法部門分別由朝野陣營支配。分裂政府不一定為弱式政府，因為在「雙元正當性」的安排下，行政、以及立法部門各有其民意基礎，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主導權（也就是認知、規劃、以及執行），畢竟還是在總統手上，而國會只有賦予合法性的立法權；此外，從美國的經驗來看，重大法案的通過，與政府分裂與否無多大的關聯。新政府在政權轉移之際所面對的試煉，大致可以從憲政體制、政黨政治、選舉制度、以及社會結構四個層面來看。首先，朝野政治人物在各取所需的詮釋下，對於當前憲政體制的定位仍莫衷一是，尤其是對中央政府部門間的權力關係仍有相當的歧見。其次，由於社會結構的解凍、以及政黨間的合縱連橫頻仍，大有醞釀政黨重組之勢，不只總統選舉三分天下，立法院也呈國民黨、民進黨、以及親民黨的實質三黨不過半，增加政策推動的困難度。短期來看，陳水扁政府若想避免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拉鋸戰，必須先要安內才能攘外，看執政黨本身是否能維持起碼的凝聚力，也就是如何馴服習於傾軋的民進黨各派系，以及如何約束黨籍立委。中期來看，除了憲政體制的合理調整外，選舉制度也必須適度改弦更張。我國總統選舉制度為採多數決，在三分天下的政治局勢下，值得我們探討是否有必要採取過半機制；另外，國會議員的選制、以及任期，也應考慮是否配合總統選舉，以拉近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利害關係。長期來看，社會結構上的分歧恐怕短期內無法強力改變，也就是族群、以及國家認同的差異，當鶴佬、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族的排列組合對上獨立與統一的糾結時，政治人物很難抗拒動員的誘惑。貳、憲改軌跡與憲政體制定位政治學界習於依據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立或合併，將憲政體制分為「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兩種標準型；台灣所慣稱的「雙首長制」，學術上又稱為「半總統制」、或「混合制」，為一種概略的統稱，只要是總統直選、加上國會對總理的任命有相當決定權者，通通都被歸到這類大雜燴。不論從行政與國會分合的程度、或是總統的人事權來看，『中華民國憲法』原本比較接近內閣制、或者至少是某種形式的雙首長制，宛如千變萬化的觀音應身：立法院可以藉覆議來對行政院長作有限制的不信任倒閣（57條），卻無相關的解散國會機制；內閣成員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總統任命（56條）；而總統雖然有權任免文武百官（41條），但是其提名的行政院長必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來任命（55條）。自從1991年第一次修憲以來，國民大會已將『中華民國憲法』作了六次增修條文式的修正。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修憲的努力，概集中於如何將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以憲政制度的調整來界定個別政治人物的影響力，尚未針對中央政府體制作通盤的考量。學術界對於當前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體制的定位，仍然相當分歧，即使各黨派同意所謂的「回歸憲法」，彼此對憲法文本的詮釋上仍有不小的差距，彷彿是羅馬神話中的兩面神，除了正看（總統制）、背看（內閣制）、還有側看（雙首長制）。不過，如果我們願意嘗試以兩個軸線來看，可以發現是朝總統制漸進調整。一般人認為第四次憲改 (1997) 是朝雙首長制走，我們以為是持續往總統制調整。首先，最關鍵的是總統對於行政院長的任命，不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55條），使中央政府不再有明顯的「行政雙元」尷尬。同時，也取消第三次修憲中，立法院對於總統免職行政院長的限制。再來是建立有限制性的國會倒閣權、及總統的解散國會權，用來補償立法院喪失的同意權；然而，由於立法院在倒閣後馬上要面對國會解散及改選的挑戰，只能算是化解僵局的機制，真正的目標在馴服立法院，並不能抵消總統人事權大增的事實，更不能說是朝內閣制走向。當然，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仍有藕斷絲連的內閣制遺跡：施政報告、質詢、不信任案。這些行政院仍必須面對立法院的有限箝制，往往被擴大解釋為法國式雙首長制的根據，學界甚至於主張既然國民黨仍掌握立法院的過半席次，應該仿效法國「左右共治」的慣例交出閣揆來，或至少作正式的黨對黨人事協商。然而，即使在雙首長制的範疇裡，總統與總理之間的權力大小並沒有固定的公式，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或期待，它可能以美國式的總統制、英國式的內閣制、法國式的半總統制面貌呈現。如果國人真的心儀純粹的法國第五共和雙首長制，必須了解它至少已經有五種運作的模式；即使執政黨未能掌有國會的過半數，終極還是由總統來決定是否要找反對黨擔任總理，共治與否並無制度上命定的道理，還要考量文化因素，政治情勢、不成文慣例、以及政治人物的考量，整體上還是有力總統。Lijphart (1992: 8) 指出法國式雙首長制並非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合成、也非介於兩者之間；不過，是否為「自動換軌」，學術界並無定論。我們以為，在不得已採取共治的情況下，法國總統頂多面對的是美國式的分裂政府。自從國會改選以來，由於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引入，原有的二元對立政黨秩序逐漸解盤，開始將台灣政治場域開始帶入三角（或多角）抗衡的局面。面對結構上日漸零碎化的國會，由於總統、以及立法委員的任期、選舉的時間不一致，任何總統當選人無法趁勝扭轉國會的少數席次為立法優勢。儘管如此，不管是總統制下、還是雙首長下的分裂政府，我們是否真的有必要擔心？事實上，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政黨以壓倒性方式贏得總統大選，也有可能輸掉國會選舉，尤其是選民期待國會能牽制總統之際，菁英若刻意以制度的設計來製造「整合式政府」，豈不與民意牴觸？不管如何，獲得39.11%選票的陳水扁政府是「多數政府」，不能稱為「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既然各黨在選前經過盤算後認為總統選制採「相對多數」(relative plurality) 對自己最有利，選後就不能反悔，一再以「絕對多數」(absolute majority) 的標準來挑戰陳水扁的正當性，畢竟，宋楚瑜、或連戰的票也沒有過半數 (36.86%、23.23%)；更何況當初如果採取絕對多數決，究竟鹿死誰手，誰也沒保握選民會如何作策略性投票。因此，即使陳水扁是坐收連、宋相爭的漁翁之利當選，若要以「二輪投票」來合理化罷免案，未免失之牽強。同樣地，陳水扁不能將相對多數當作是目前政治僵局的原因，因為它提供上台的絕好機會結構；如果當初改為絕對多數，未必就會有戰略三角的選戰出現。參、多數政府的執政聯盟民選總統當選後的第一要務，就是想辦法如何進一步擴大選舉獲勝聯盟，有效營造執政聯盟──執政聯盟約略可分為行政聯盟、以及立法聯盟；而立法聯盟是指行政部門如何透過協商來取得國會多數對法案的背書。由於陳水扁在三雄對峙下未能取得過半選民的託付，民氣不盡全然可用，復因親民黨的出現、政黨體系的鬆動，立法院已淪為由大小派系競逐「立法租」的叢林，總統被迫要與國會共同協商立法聯盟，這時，更突顯總統強與主導政策的重要性。我們根據民進黨可以操控行政聯盟的程度（或是分享政權、釋出資源的意願），將執政聯盟的形成以光譜的方式分為七種可能：選舉協調、政策合作、全民政府、大聯合政府、聯合政府、綠藍共治，以及虛尊元首。「虛尊元首」是指在內閣制之下，由掌控國會的多數黨來組閣，民選的總統被舁為聊表一格的國家元首，而總統任命的閣揆反倒成為行政首長。誠然，總統制直選與內閣制並非不可相容，然而，這樣的作法豈不往未修憲前的中華民國憲法回頭走？對於陳水扁來說，如果由國民黨組閣，幾乎就是要當虛尊元首。即使民進黨同意未來將所有的政治運作集中於國會、將政治權力的分配決定於三年一次的立委選舉，除了新黨外，積極參選總統的國民黨、或親民黨會答應一起修憲嗎？選民會罷甘休嗎？「綠藍共治」是指仿效法國的左右共治，由掌有國會過半席次的國民黨組閣，與民進黨的總統府分享政權，這是國民黨選後要求的「回歸憲法」。在總統、行政院、以及立法院的三角關係中，歷次的修憲已大致擺脫立法院、以及行政院對總統的掣肘，無形中已把行政院長變成總統的幕僚長。既然國會的生態並未因此回總統改選而有所變動，行政院長蕭萬長又何必下臺？國民黨本土派便質言，既然輸掉總統大選的戰爭，又何必去計較憲政爭議的戰役？「聯合政府」是內閣制的思考，由民進黨分別與國民黨、或是親民黨作正式結盟；在結盟過程中，彼此不只作人事上的分配、也要作政策協商，也就是「綠藍配」（江丙坤、黃主文擔任閣揆）、或是「綠橙配」（宋楚瑜擔任閣揆）。民進黨主張與國民黨結盟者，多贊成與尊李派本土立委結合；倒是施明德獨排眾議，強烈主張透過立法院長改選，結合親宋的劉松藩、或劉炳偉組「立院多數執政聯盟」。不過，民進黨內部多主張議題合作勝於形式上的結盟，因為牽涉資源的分配。果真要作正式結盟，既然行政部門是某種程度的「李陳體制」，民進黨在立法院的結盟對象應該是國民黨，尤其是親李的本土派，如此一來，立法聯盟才能與行政聯盟契合；如果以意識型來看，這種飛象過河的結合，除了要把立法院長王金平拉下來以外，並無助長期的立法穩定。「大聯合政府」是指在國家面臨內外挑戰之際，將各大政治勢力納入重大決策，尤其是針對爭議性高的政策，譬如修憲、核四、或中國政策，也就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以及親民黨願意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的「協和」。國民黨江丙坤建議由各黨推出最好的人、最好的政策來組聯合內閣，精神上接近大聯合政府。不過，協和可以採取非正式協商、或是成立諮詢式委員會的形式，譬如說過去的國是會議、或國家發展會議，不一定要成立聯合政府。陳水扁與連戰、宋楚瑜的圓桌會議則因陳、連會談的破局而徒勞無功；李遠哲主導的「跨黨派小組」因為在野黨的杯葛，超越黨派的公信力有待提高。「全民政府」是陳水扁向國民黨借將，雖未循政黨協商途徑，即使不是陳李體制的試金石，至少也比當年國民黨企圖延攬康寧祥、游錫昆、陳水扁、范振宗入閣還來得大方，因此可以說是民進黨尋求與國民黨淺嚐及止的試婚式結盟。雖與支持者原先期待的政黨輪替有所差距，但不論是由成員的政黨、族群、或是性別來看，和解的姿態初步獲得選民及媒體的肯定，社會上的重大勢力也多在人事上取得妥協。如果民進黨諸君有此國家利益超越政黨、派系的百川納海大量，應該不會自始對唐飛吹毛求疵。「政策合作」是指視議題與不同的政黨作個案合作，也就是聯合陣線式的結盟。在野黨甚至於可以同意與執政黨協商如何作全盤性的政策配合，卻不要求入閣；譬如英國自由黨在1977-78年與少數政府工黨所作的「協定」，以法案上的義助交換政策磋商。近年來，立法院的政黨藩籬漸鬆，只要不涉及權位、或是黨的基本立場，其他議題都可合作、或換票，譬如國民黨與新黨聯手封殺『公民投票法草案』(1995)，新黨倡議對抗國民黨的「在野制衡聯盟」(1995)，國、民兩黨的國大同意權合作 (1996)、第四次憲改 (1997)，國、民、新三黨聯合修憲凍結國大選舉 (2000)，以及國、新、親三黨的宗教直航案 (2000)。「選舉協調」是指在提名時作策略性聯盟，尤其是對於配合度較高的在野立委，在提名時故意禮讓某些席次、或是降低提名額度，適度釋出參選空間，譬如雙和地區被國民黨停權的的趙永清；也有可能是以放棄縣市長提名，來交換立委席次，譬如在台東、或苗栗。由於當前的政黨體系走軟，加上民進黨在地方上的滲透有限，不只無黨籍聯盟，連國民黨、或親民黨立委，都可以是努力串聯的對象，目前「安定政局聯盟」為是；張俊宏甚至於建議陳水扁替黨友助選。「在野聯盟」也表示未來可以結盟參選，可能為日後聯合政府準備，甚至於回籠國民黨、或三國歸晉。截自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出民進黨的底線是聯合內閣，陳水扁則偏好議題合作、最好是不要涉及人事交換，而由國民黨主導組閣式的共治，等於是將政權雙手奉給競爭者。相對的，國民黨自始開價為與民進黨共治，同時由本土派立委試探聯合內閣的可能，甚至於讓步到共襄盛舉式的大聯合政府，能取得多少資源算多少。親民黨的立場含糊，不願意觸及任何有令人做人事分贓的聯想，卻也不願斷然拒絕他黨尋求政策、或選舉上的策略聯盟。其實，反對黨時代的民進黨並非沒有聯合內閣的念頭，只不過，當時是掌心向上，難免讓支持者有恨鐵不成鋼之嘆；現在是掌心向下，站在連任固樁的考量下，最好是傭兵來加盟，豈有職位平白奉送散發的道理？同樣的，面臨立委改選的壓力，國民黨、親民黨沒有必要與民進黨結盟，尤其是在政策立場相左的情況下，聯合政府只會落人分贓人事的口實。國民黨本土派立委也未必都願意投懷送抱，因為民進黨最多是在提名上作禮讓，很難提供國民黨式的選戰挹注。除非是國民黨選前因提名競爭而告分裂，政黨間才有新的排列組合。究竟政黨間結盟的共同基礎為何？一般不外為了人事上的妥協、政策立場志同道合、或是意識型態相近，有時則為了杯葛共同的敵人。如果是建立在族群對立、或是被認知為族群動員的盤算，如此一來，造成的整體社會割裂，是局部政治結合所無法彌補的。由歷回修憲的過程來看，不管是菁英的訴求、或是民間的動員，多少是帶著省籍的族群角度來看。年初的修憲能快速完成，除了一貫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合作，新黨最後以政黨存亡考量而首肯配合，可見現有的政黨不願新興勢力出現；在國民黨內部因選舉失利而為「族群（或國家）認同」分歧所苦之際，「政黨認同」竟能首度明顯地切割族群認同，未嘗不是收穫。全民政府原可舒緩族群間的張力，卻因民進黨內部的批判而夭折。三家分晉的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在領袖高峰會議後，組成「在野聯盟」與民進黨抗衡；如果能由「和」到「合」，導向兩黨制發展，將有利朝野協商，卻被指為「新親中國黨」，無異將政黨結盟、族群認同、以及獨統定位強行連結。

兩岸軍力與台海和平

蘇進強◎南華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所主任壹、前言沒有國防，就沒有安全；國防安全是國家發展、生存的主要憑藉。這是中外古今，由來以久的普世價值。誠然，國防安全的定義與範疇，已因全球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國際局勢，而衍伸為廣義的「新安全觀」，但地球村的概念，固為人類共同的理想，其實現卻非一蹴可幾，在共產集團國家對區域安全仍虎視眈眈，第三世界國家內亂與內戰方興未艾的今天，敵對國家間的和、戰，仍以相對性國防戰力的威嚇與嚇阻為其互動的「權力」軸承，台海兩岸的局勢，何其不然？自從蘇聯解體，原以美國、蘇聯、中共為主所形成的全球戰略關係，即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東西兩大集團的冷戰態勢已告消泯。以往，中蘇邊境劍拔弩張的情勢，亦不復存在；整體而言，亞太地區大國軍力對峙的情勢，已趨於和緩，然而，由於美軍陸續將亞洲駐軍撤離或減縮，中共隨即以擴張軍備的霸權姿態，填補此一權力的空隙，雖尚不足引發新的衝突，但卻使亞洲各國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相對的，台海兩岸的「平時戰爭」（war in peace time）形勢，並未因交流頻繁而有所改變，「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如果中共武力進犯台灣」，一直是兩岸間唱和不休的政治語言，也是各國戰略家所關注的問題。中共當然有能力以武力奪取台灣，但是中共必須付出極高的軍事勝利（military victory）的代價與風險，不過，這並不能保證中共不會或不能在未來出兵台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戰爭的辯證，並非單純的軍事行動。貳、解讀共軍「世紀大演習」及國防白皮書的軍事、政治目的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甫告閉幕，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才剛剛結束訪問北京之際，中共軍方於十月十三日展開為期五天的「世紀大演習」，十六日則發布國防白皮書，重申對台動武的「三個如果」。「世紀大演兵」號稱為自一九六四年以來，演練層次最高、涵蓋範圍最廣，跨軍區、諸軍兵種聯合，且在北京、武漢、南京分別開設三個電腦網上參謀競賽的「大比武」，的確有其深遠的政治、軍事意義，值得我國進一步探索。就軍事專業層面而言，此一「大演兵」或「大比武」，可謂其共軍邁向現代化的總驗收，也是共軍從「人民戰爭」戰略兌變為「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乃至為面向海洋、面向國際、反霸權戰略思維的具體呈現。尤其，共軍近年來不斷強調信息戰，此一「大演兵」除了實兵演習外，長沙國防科技大學遠程教學中心，南京解放軍理工學院，更藉此通過全軍事信息網，進行共軍成軍以來首度的遠程同步教學，雖然可行性尚待檢驗，但共軍重視信息戰，並將之應用於國防遠距教學的用心，卻已顯現共軍的「軍事事務革命」（RMA）並非空口說白話且有具體的成效；換言之，此一與美軍、我國軍積極建立的C4ISR具有相對性功能的信息戰（資訊戰）架構，一旦落實於中共軍事體系，對共軍高科技戰力而言，無疑具有正面的提升助益。共軍此次的「大比武」，動員七大軍區（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的信息戰部門，演習區從北京郊外，內蒙至自渤海灣及東北吉林等地，演習課目以電子戰為主軸，包括登陸與反登陸、干擾與反干擾、空降與反空降、戰術導彈攻防、潛艦作戰，以及「三打」（打隱形飛機、打巡弋飛彈、打武裝直昇機）、「三防」（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等，雖有大半課目仍以傳統戰爭型態為想定，但亦可說極盡「科技練兵」之能事；而科技建軍、練兵、用兵，也正是共軍自一九九○年來「軍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可以預見的是，此次「大演兵」的成敗與結果，將可進一步確立共軍「科技化」的發展路向。從中共內部權力脈動的角度言，「大演兵」正是江澤民從鄧小平接班後，軍權鞏固的重要指標，江澤民接掌軍委會主席後，共軍國防預算可謂「翻兩番」，連年成長，一方面積極建立軍中擁江勢力，使共軍將領年輕化，藉世代交替，改變共軍「人民戰爭」舊思維，一方面藉小型、局部的演習、練兵，逐步提昇共軍戰力，並改變共軍經商「向錢看」的風氣；而「大比武」的軍區性競賽所展現的優劣績效，更可使江澤民更進一步藉軍區權力平衡，合理化鞏固其軍委會主席的權力，並彰顯其在「軍事現代化」的歷史地位，而共軍「軍事強人」將不復出現，黨指揮槍、共軍「講政治」及支持改革開放的基調，更將深化為中共政權穩定內部的「希望工程」。就國際戰略的觀點言，中共對「大演兵」的假想敵，並不稍掩飾的直指美、日兩國，雖然，在演習當中，朱鎔基以「微笑」訪問日本，表面上其化解自一九九八年十月江澤民訪日，因歷史問題而帶來的中日緊張關係用心至明，但實質上，也有化解日本政府對「大演習」所可能升高的「中國威脅論」疑慮的目的。實質上，這也正是中共一方面提升軍力，一方面又強調和平、反霸權的「戰爭辯證」。「大演兵」的媒體宣傳，對內可鼓舞解放軍士氣，鞏固江朱體制，為未來權力交替奠定基礎，對外則可嚇阻日本加入TMD、減緩美國佈署TMD進程的間接效果；而「大演兵」地區遠離東南沿海，對台灣而言也具有表面善意的表示，實質都是「軟調子，硬路線」的一石多鳥之計，甚至使台灣朝野對是否加入TMD產生分化的阻力，進而催化促進三通及政治談判，及壓制台獨的效益。「世紀大演兵」結束同時，中共第二本國防白皮書於焉公布，其內容可以老調重彈喻之，其對台武力恫嚇的論調並無任何改變，而其所謂的「反霸」、「反對外國對台軍售」等謬調，仍為「倒果為因」的強詞奪理，因為，其反霸目標為美、日，但其之所以反霸，實在於中共處心積慮的想顧盼自雄，稱霸亞太區域；其將台海局勢之責歸咎於美、日、台三方的互動，亦為「加害者」責備「受害者」的讕詞，具體而言，其反對我國加入TMD，實為「你不可以防禦，因為我要攻擊你」。另方面，我們也應認清中共將國防白皮書當作宣傳「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工具的意圖；換言之，中共國防白皮書的內容及公布動機，均與現代民主國家公布國防白皮書，藉以展現崇尚和平、國防透明化的目的不同。參、從「兩國論」後政治、軍事動態，看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地緣戰略自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導彈危機」，迄李前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將兩岸關係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前，台海兩岸並無明顯的相對性軍事動作，但在此期間，日、美安保條約「新指針」重新定義「週邊有事」，使台海的戰略地位再次受到舉世矚目。事實上，九七年四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前首相橋本即在東京針對安保條約宣言，展開會談，台海局勢即為重點，翌年一月，日本防衛廳將原本編制甚小的「情報組」擴編，置重點於台海週邊情報；七月，江澤民訪問華府，會談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架構雛型；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北京與華府簽訂「中美海上軍事諮商協定」，八月九日，柯林頓回訪北京，並在上海透過廣播節目宣示「新四不」；未久，江澤民訪日，但中日關係卻因江出言不遜而陷入低潮，日本朝野未承諾接受「新四不」；十月，辜振甫率團訪問上海，與汪道涵會談。兩岸關係似有峰迴路轉之勢；九九年七月九日，李前總統接受「德國之音」訪問，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台海兩岸軍事情勢升高，八月下旬，共軍戰機三度越過台海中線，經國防部查證係因天候因素而誤入雲層，且係單機飛行；但有關共軍在東南沿海演習傳聞不斷，迄十二月底計一卅九次，但經證實者為六次，皆為千人以下及後備動員演習。十二月廿五日，共軍向俄羅斯購買「現代級」軍艦通過台海週邊國際海域；三黨總統候選人先後分別發表「國防政策」，連戰為「積極防衛，發展遠距離飛彈」，宋楚瑜為「前進防衛」，陳水扁為「決戰境外，縱深打擊，立即反應」。二○○○年一月廿五日美國國防智庫蘭德公司發表「史文報告」，指陳我國官兵訓練維修能力不足，役期過短，兩岸軍力不平衡，二月廿一日中國公布「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以「三個如果」-台獨、外國勢力攻佔台灣、台灣長期拖延談判，做為對台動武要件，引起美國極度關切，廿三日美艦「小鷹號」以「試驗性巡航」經台灣海峽；三月，美軍航母尼米茲號、小鷹號「史坦尼」戰艦，多次巡航台海週邊海域；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先生當選我國第十任總統，中共宣稱對新政府「察其言，觀其行」，四月至五月間，美軍航母「小鷹號」由日本橫須賀母港，東京灣啟程至南中國海，展開「西太平洋防線」巡弋，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部布萊爾、美駐北京大使普理赫對台海局勢表示樂觀，並謂「共軍不願開戰」，五月八日，共軍在海南島舉行小規模演習，五月十三日，美「科學家聯合會」與國防資訊中心CDI，公佈共軍在東南沿海機場、飛彈基地衛星照片，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指控「美國有人利用衛星照片製造台海緊張」；五月廿日，陳總統就職演說，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重申「五不」，表達善意互動對話意願，五月廿五日，共軍宣佈將在福建沿海舉行七天火炮射擊訓練，六月十六日，陳總統在陸官校宣示「決戰境外」戰略；八月，外電報導，共軍曾於總統大選期間，以木板釘裝導彈模型發布「假演習，真威嚇」訊息；軍科院研究人員指稱中共油料儲藏不及一週，「根本不可能發動對台戰爭」。八月，中共召開「北載河會議」，繼續「察其言，觀其行」之對台政策，並將兩岸關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九月，我國國、親、新立委相繼訪問北京，錢其琛改口宣稱「一個中國原則」為「台灣與大陸都屬於中國」，九月八日美國同時宣布十三億美元對台四項軍售案（AIM-120空對空導彈、RCM-841反艦導彈、M109A5型155cm自走火炮及IMSG通信電子系統）。九月十九日，美國參院表決通過「PNTR」法案，給予中共永久的經貿易待遇；十月二日，美國防部長柯恩在華府宣稱「台海局勢已趨緩和」，美國將繼續遵守「台灣關係法」及三個公報，並謂中共高層承諾「不放棄動武，但目前無意動武」。從上述的動態發展，可知台海問題已非僅兩岸政府或「一個中國原則」所能涵括，美、日兩國對台海問題的關注，係基於亞太安全對其國家利益、國際安全、經貿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而有以致之。具體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每年經貿所得為其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七○，日本則必須仰仗台海週邊海域以為其對外貿易、能源運輸的「生命線」，而從地緣戰略言，台灣為東南亞與東北亞間的交界點，在西太平洋中，台灣同時瞰制兩條重要的戰略水道–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這兩條戰略水道，除為美軍在太平洋安全體系中之戰略要域外，亦為日本經貿活動的必經海域。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曾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麥帥亦曾以「太平洋中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來形容、強調台灣在此地區中的戰略地位。而自美軍撤離台灣後，美國的全球戰略雖曾在書面文件中刻意忽略台灣，但並無損於台海既有的地緣戰略地位。另外，台灣雖長年與新加坡有密切程度的軍事交流，但實質上，我國並無軍事盟邦可言，至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亦難稱「協防」，不過，卻具有「情境層次」（Situational Level）的安全瓣作用。總的來說，台海的安全，除長久以來，中共內部因素的制約與「躊躇」（pause）外，所仰賴的當是國軍的嚇阻力量，以及我國與國際間密切的經濟合作及其衍伸的政治效益。故而台灣的定位，必須將政治、經濟與安全議題連接起來，做全方位的思考，使之能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藉國際性的依存網絡，分散、減少風險以提高安全的效益。故而，我們在探討國防環境及國軍未來發展的同時，除了從兩岸的歷史及現實狀況加以考量外，萬不可忽視台灣本身的內在因素與亞太世界外在因素之間的互補性與關聯性。肆、兩岸軍力對比，威脅與嚇阻一、兩岸軍力與台海威脅長期以來，台海兩岸一直處於「平時的戰爭」（War in peace times）狀態。一九七九年代以後，美軍雖已撤離台海，但「台海中立化」的政策仍在兩岸的默契下繼續維持，雙方均以不超越台海中線的「邊緣藝術」（brink monslip）相互克制，使台海的軍事衝突不致發生，儘管如此，兩岸卻都不能保證台海的和平能夠穩定而持續。相對於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威脅，我國也務實的採取以台澎防衛為作戰指導的軍事戰略，所謂「備戰而不避戰，能戰而不求戰」的「最低嚇阻戰略」（The strategy of the minimun deterrent）。不可否認的，台海兩岸的兵力對比相當懸殊，台灣在面對六倍以上兵力，世界排名第二的軍事強國中共的威脅下，有相當充分的理由，保有一支能敷應海島國防需要的現代化武裝部隊。不過，威脅與嚇阻之間，並非僅以戰力的均勢相應才可保持平衡。就戰力比而言，中共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威脅台海安全最大的軍事因素，並非為數二百多萬的兵員，而是占中共國防預算比例僅15.5％的空軍，以及占8.6％的海軍。距台灣二百五十浬的大陸沿海十三座機場，部署有十五分鐘以內即可到達台灣上空，包括蘇剴廿七等機型的二百多架各式戰機，而其戰機總數達三千餘架；不過，大部（主力）戰機如米格十九等，仍須仰賴地面導航、戰管，且在天候良好的白晝，方可遂行作戰任務，其全天候及夜間作戰能力顯然不足。東海艦隊也可在四至六天之間進抵台灣，而其傳統動力的潛艇，雖已老舊，但仍可有效封鎖台海。不過，這並不表示，台海已有立即的威脅；因為，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而戰力也不是威脅的全部，以台海的海、空域條件言，中共不會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投入台海軍事衝突。再就中共的意圖而言，以「廢墟台灣」來懲罰台灣人民，對其「統一大業」並無利益可言，而一味以武力威嚇甚至採取「有限戰爭」，反有加速催化台灣邁向獨立的效應；另方面，台海的軍事衝突將使中共汲汲營營的「四化」，受到嚴重的滯礙；國際上對其戰爭行為，雖未必會出兵奧援台灣，但對中共的經貿制裁將可預見，因此，台海軍事衝突，對台灣而言可能產生宣布獨立或毀滅的後果，但對中共言，其風險成本，也非數人頭、機艦量化對比所可計度的。總體而言，在威脅與嚇阻之間，雖非均勢的平衡，但台海兩岸的相對戰力，也因彼此均對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而日益提升。不過，軍事現代化不能等同於軍備競賽，軍事現代化的意涵，非僅及於增購或更新武器系統，最重要的是人員素質的提升，與制度、組織的健全，故其另一意涵為專業化、科學化，此亦意味著軍人對戰爭認知的理性化，而更能謹慎從事。綜合所述，兵力總數高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共，與我國兵力的對比，極為懸殊。不過，吾人認為： 1.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 2.中共七大軍區，各司其責，各有其戰略任務，雖可相互支援，但其不會，也不能以全部軍力投注於犯台部署，目前，雖因前蘇聯解體，而減輕北方壓力，但潛在的威脅並未減除。 3.直接威脅台海者為中共南京軍區，其總兵力約三十一萬人，而國軍總兵力近四十萬人，如以近代戰爭中海島攻防所需兵力的對比六比一而言，國軍兵力與中共可用兵力相較並不盡然居劣勢。 4.依中共對戰爭的辯證，縱使七個犯台時機均不存在，或其宣示「不以武力犯台」，中共對台海的威脅將永遠存在，除非兩岸已實質統一或中共和平演變。 5.中共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或放棄經濟改革，而將國力投注於毀滅性的戰爭，去獲取無實質利益的「軍事勝利」。何況，台灣的地形也不容許傳統的登陸作戰。 6.宣布封鎖或象徵性封鎖、攻略外島、威嚇性導彈攻擊等有限戰爭方式，將為中共攻台時最大可能行動，其效益在可能迅速瓦解我方士氣、心理，而獲取政治上的利益。 7.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快速反應部隊的作戰能力，根據中共宣稱，這支為數約三萬名參加過天安門流血事件的兵力，有能力至「國內」各地區應變。 8.令人擔心且國軍必須採取有效手段防備的是，近年來大陸沿海民眾有計畫的偷渡來台，將是未來台灣海防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兩岸即將實施小三通，但此對台灣海防安全的利弊，有待進一步研究規範，一旦未有效堵遏，將成為中共非正規登陸作戰的手段之一。 […]

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

汪啟疆◎前海軍中將壹、前言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也是「允許繼續一個國家功能存在與運作的保證」。國家安全最大利益在「生存」，而隨同國際權益的多極化、地區性關係互動與彼此影響之日趨密切，凡政治權力、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力量，已不能成為威脅某個國家安全的絕對力量。因此凡是可能影響一個國家主權行使、國際權益獲得，其地理環境、社會結構、經濟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素質與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賴以生存的一切有形、無形力量，皆應視為「國家安全」所考量。基於「台灣」島嶼型態的特殊性，其對外的安全事務上，更易受週邊海洋環境的政治勢力、軍事勢力、經濟勢力與地略位置有所影響。而其對內的安全事務，諸如民主化、社會多元化、族群意識，階層利益等之協調融合，亦所含括於「國家安全」範疇。更何況國際社會每受區域利益者與國際現實–大國影響，趨勢使然；故國際（或地區）強權間對臺海或此一區域的海洋戰略所持的態度，也會影響台灣安全。本文雖從戰略著眼，就台海實務狀況作其探討，牽涉所及更不免於政略、經略、人文關係；並以地略位置與形勢作基礎，擴及地區性主要國家之可能觀點與利益互動，進而列述兩岸關係、戰略經營、海洋發展等觀點，申論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瞭解。貳、決戰境外的戰略思維 -不將戰爭帶到自己人民生存的土地從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現階段的接觸與對立，或是展望未來更迫切性的正面負面互動發展的可能，其合作空間和衝突因素都是同時存在。兩岸經由分裂分治的事實，或在現實面上的現況維持與因應待變，都需不容迴避的面對。但二十一世紀所產生新的政治、經濟、資訊環境、意識型態、價值觀、戰略現實及其拘限，都在變化，必須以建立新的思維和接觸模式，調整既有框架，創造符合時代和環境變遷下的兩岸關係。就一個新思維模式的思考方向上，陳水扁總統六月十六日提出的「決戰境外」戰略觀念，引起廣泛討論。總統在陸軍官校校慶致詞，就未來建軍備戰方向「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預警、爭取資訊優勢」及「決戰境外」觀念，論者輒以軍事觀點就戰略戰術各闡其義；個人則認為「決戰境外」應擴大視為是陳總統對國家整體戰略營建與運作的一個根本策略和指導。其著眼乃在「確保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防武力建設」，如何面對中共整體形勢就國家大戰略與軍事戰略提出基本的因應方策。一、「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策略）思維：是情感認知與新挑戰的出發: 率直的展現對台灣的感性思維。自政府遷台迄解除戒嚴，中華民國的大戰略與國家戰略方向始終偏向以反攻大陸及反共大業為國家戰略主目標，政經心軍與民生皆成為這主目標附屬的基本建設，台灣地略與戰略眼光落實在「復興基地」存在與向大陸投射的過客心態。直到蔣經國先生後期的十大建設、民主化、本土化，才將台灣與政府關係緊密紮結。當今不論執政黨、在野黨成員本身即生於斯、長於斯，對土地的感情深厚紮根，我們是這土地的孩子，台灣是我們的母親。「決戰境外」不能及於本土的戰略思維只是對這土地感情的萌發而已。「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範疇，在國土之外，是以政（政治對話與外交）、經（區域經濟與大陸經貿）、心（認知、認同、共識）、軍（地區軍略論壇、區域安全防衛、軍事交流互動）的國家戰略、策略運作，決戰國際，爭取輿國。 1.是保全本土完整的大愛台灣即是根和家園，我們不容戰火洗掠；戰爭的破壞比九二一地震更具整體的毀滅性，世界任何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將戰爭的毀壞帶到自己家裡。日本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著眼全民玉碎，但終仍放棄本土決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本土完整是任何謀國者的基本理念，決戰境外只是這理念的具體化。若因政治理念與政黨堅持，將雞窩、雞蛋、小雞都砸了，愛、希望、理念的意義何在？陳總統及執政黨之「決戰境外」涵義，似應具有：將調整國家與政黨多數與少數間的共同理念與政策，落實台灣本土生存實質與發展之共識，凡前所堅持的一些意識形態易導致誤判，挑起戰爭口實的堅持，而作相當約制和迂迴。 2.全面作戰概念重新定義就國家體制、尊嚴、存在與治國理念的貫徹，藉由歷史的回顧（日本、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國家戰略過程）與現實前瞻，「決戰境外」的大戰略形勢營建是一個具體的策略方向。在軍事上建立作戰縱深；在政治上展開階段接觸；在經濟上融入地區經貿體系；在安全上就整體地略戰略與多國利益中，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均衡力；在民主上尋求對岸的影響共識，藉由人民與人文接觸產生習俗、民族、血脈的感性包容；這是一個大戰略整體性的全面作為。此一柔性表達，即是藉由這些多渠道接觸、對談及戰力架構的互動制衡，應可跨越戰爭這最後、最殘忍、付出眾多生命與代價的手段方式。就若干問題的歧異，給予空間，求同存異，即使根本矛盾的無法解決，也不至各走極端；即以在中間路線上保留相當彈性，建立對戰爭約制的感性和理性。 3.是多元戰略營建的具體方策決戰境外調整的戰略構思是，我們的國家防禦一向針對中共威脅與反封鎖、反登陸等作戰狀況，但現時環境與中共的戰略思維模式的因應，則須著眼於亞太海洋戰略與海峽雙方戰力經營（中共以第一島鏈與一千浬海洋掌握，建軍與用兵範圍自然就包括了對台灣這海洋戰略位置的戰略壓縮與兵力投射）。我國的海洋戰略戰力營建與運用亦須相對因應外，對與我海洋毗連的亞太各國（含大陸）間，當賡由地略位置、政治、文化、宗教、經貿、利益的互動關係，做「多元性與變易性」的解析和瞭解。國家高層得就海洋戰略經營，強化大陸地略與經濟區海洋戰略佈局，建立部會共識。再舉日本為例，日本的海洋佈局原以強大的海洋經貿，營建地區經濟效益，形成經政互用；再由形勢需要，藉由整體性經貿，就地生產的實力，強化了地區影響。另以美、日兩個海洋國家的互動互利為例，戰略上因應日本安全及美國亞太海洋戰略需要，強化了日本區域海權影響力與海軍軍力投射範疇，成為美國亞太地區（海洋）勢力制衡與圍堵策略彈性佈局的防衛夥伴。今天台灣經濟情勢不能脫離包括對大陸市場的整體考量，亞太國家都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為國家目標，形成地區間的相互依賴。中華民國的國家海洋策略，應以日本海洋戰略的「經貿性、整體性、共步性、境外性」佈局做一參考。兩岸經貿關係由貿易來往，我已具二○○億美元利潤，已是一個事實指數。經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安定性密不可分。法國格里維認為「商業戰（經濟）對於最劣勢的艦隊（戰力）亦是一種最經濟（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為它直接打擊在敵方繁榮的根源需求上」。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國際地區關係來加以發展，是當前國家利益的重要著眼，決策單位似可在穩定因素下全盤考慮與大陸經貿的合作方策，商機如戰機，商場如戰場，這是經濟的「決戰境外，深入敵後（內）」，以商促政，以商促和，對我們如此，對中共也是如此。 4.逐步戰略統合的力量投射 -減低自耗理念整合：李遠哲博士近曾就兩岸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對立，提出兩點重要建議：「等到大陸經濟建設順利的發展……，民主自由的發展也能伴隨著大陸經濟而提升，到那個時候，兩岸的統一也才會有實質的意義。」「我們（台灣）應該回到一九九二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中國原則的共識」，國民黨連戰先生也提出兩岸曾在九二年達成共識，「不過，現在問題卡在我們這邊。」「今天執政黨還沒有這個基礎來接受這些事情，因為執政黨本身沒有共識，怎麼跟人家（對岸）談？」新政府成立後，對任何一個國家戰略理念、方向、政策都負有顧及國家利益、安全與全民福祉的政治責任，整合形成國策的確定性。預防性策略：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表示，美國所追求的最佳安全政策是要能夠「預防衝突的發生」「降低戰爭發生機率」，包括「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維持我國利益」，而提出「預防性國防戰略」。本文各章節已概括性列述兩岸形勢、中共戰略營建、危機衝突與和戰策略，即意圖探索對方可能戰略底線與反應，逐步統合正負因素與我之所能做為，作預防性的策略因應，以「任何必要行動」降低衝突，維護國家安全。全民國防：我國守勢作戰國防政策已形成「政經為前導、武力為後盾之總體戰」，面對中共強大威脅必須凝聚全民「生命共同體」的共識，落實全民國防，將民間力量轉化為國防力量，以在整體戰略上結合政府全面策略，發揮每一點滴的影響、每一徵候的預察、每一形式的反映、每一狀況需求的參予。使我們的政策方向、步驟作法，限制和條件如何，要付出代價如何，民眾如何配當，都能清楚明確，相互統合。二、「決戰境外」的作戰與戰術思維： 1.「境外」的「作戰」釋義境外是決戰時空上，作戰地境線之外的「戰場」範疇。另在經貿上的釋義，則是在領土之內，如李登輝政府就三通規劃的「境外轉運中心」之建構範疇。而在數字化資訊多維戰場時代，已經不存在境內、境外之說。 2.源頭攻擊（attack at source）「源頭攻擊」是在軍事衝突發生前，詳予研判敵方作戰關鍵與神經所在，基於戰力之有限性，以任務部隊（空軍反制兵力、特攻兵力、潛伏佈建）配備高科技武器與電子戰資訊干擾能力，將打擊力投諸其上。如對方的C4ISR指管通情資訊監偵系統、作戰偵搜與武器系統、區域空管中心及重點支援結構單位，若使之喪失或相當時間內喪失指通監偵與目標研析能力，癱瘓情報資訊傳遞，以利我軍奪得戰機與先制，止戰於境外。 3.前進戰場經營將未來作戰環境，敵之戰略目標，就其威脅導向之軍力數量，任務導向之不同性質任務及兵力間的戰鬥序列，針對「敵主、支作戰行動」，規劃各個可能「戰場」，就我軍利弊與作戰條件，先期經營掌控。作戰時，聯戰兵力之決戰時空以在地境線外形成戰場；將戰術與屏阻行動外延，爭取局部優勢，達成「戰力極大，反制及時，位置機動」的指管運作，將主戰場決戰遂行前置於國土之外。 4.有效威懾嚇阻美國後冷戰國防政策以「預防性國防」為第一線，「嚇阻」為第二線，「軍事衝突」（戰爭）為第三線且是最後的方法，而嚇阻與衝突即為戰爭的威懾與對決。一支攻勢防禦的兵力，具有把戰線帶往敵人的縱深位置去，以針對最具戰略代價的有效目標實施打擊，確然能落實「嚇阻」的有效涵義，而迫敵思考作戰代價。換言之最直接有效的兵力就是敵後佈建，及強火力、高機動、大空間、較高存活率的空中戰線或戰略、戰術飛彈戰線。國軍上述條件戰爭工具與載台僅包括了電戰、資訊能量、飛機和特種部隊。由於戰爭本質的殘酷，作戰若是在不對稱軍力下，以現代化兵力作具高威懾代價的作戰用兵考量，乃是將一支或多支空中攻擊（或特攻）兵力，遂行決戰境外。因為「反制、阻絕、密支」作戰任務的戰術空軍，在中共攻台先奪制空權的多批無預警持續攻擊襲擾下，它遂行防空阻絕作戰的消耗性、持久性、存活率與作戰效益都值得再作估算。而飛機本身是攻擊與反制戰力，飛機與飛機即使以一對Ｎ架的有生戰力交換，所構成的嚇阻仍是有限的。而於某些階段時間內（含作戰初期）針對即定戰略目標將火力壓迫向彼處，將可產生牽制並迫使對方的攻擊飛機轉用於防空阻絕，並迫使對方考慮（扺要一架或若干架達成任務）代價與影響，達成決戰境外的「有效嚇阻」。 5.戰略佈局「決戰境外」另一種涵義應是戰略佈局與用兵手段。國軍固安作戰計畫本「有效嚇阻，防禦固守」戰略構想，採「戰略持久，戰術速決」的作戰部署，以「阻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陣地內」為用兵手段，對強勢臨境的犯敵由參謀本部統合聯戰作為，行境外兵火力重層攔截，並以「反登陸」灘岸陣地為作戰依托。「決戰境外」將是就形勢運作，機動調整用兵先後與攻守轉換，指令行突穿攻擊的積極作為；而在佈局上著重拳頭效應與創造作戰選鋒。另在不具縱深的地略形勢下，採戰略展開，營建「作戰面」，以海軍部分戰鬥群之海上機動能量，將戰略面拉開、拉離本島（形成境外牽制），在計畫位置隱匿待機，形成決戰翼側；相對也拉大了敵人的作戰面，牽制其行動範疇，增加序列規劃與指揮的複雜性，產生利我於「境外阻遏敵軍攻勢」的戰機和空隙。海軍曾深入分析過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飛彈演習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以南北後退部署位置的戰略佈局與涵義，以及所形成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海洋據點架構。若台海危機再發生，就其徵候性及美軍情報預知能力，其層級反應應不會低於一九九六年；這「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投射、涵蓋、彈性互補的海洋戰略部署，可作為我戰略佈局的參考。國軍不奢求與美、日共同作戰，但在相關位置的部署與運動，即使是欺敵與佯動，也將影響敵人研判，對「境外」決戰的實質意義，產生加乘效果。 6.駭客任務就是資訊戰部隊整合運用。國內資訊技術、能力及民間資訊多維運用與研究，已臻世界一流水準。中共兵力營建走的是打贏一場高科技的有限戰爭，以我之資訊優勢，運用駭客任務干擾敵人導航、指管、情報、監偵、通信的資訊鏈路（C4ISR），而在全民國防中，將民間能量與人才以特種部隊編組運用，完成部署，是切應作戰，結合戰術行動的必要。 7.建軍與戰備要求境外決戰是架構，有效嚇阻是建軍願景，手段是將作戰線自海洋往前推（作戰機動的快速反應與兵力投射），將作戰面自本島向外展（戰略面的存在艦隊），將陸軍戰力作後盾依托（全民防衛體制、整體後勤、反登陸），藉由三軍聯合作戰，完善的全民國防運作，整合國家整體資源。因此，在建軍與戰備要求下，概須就「能戰而不求戰」，「防禦性嚇阻戰力」考量下列重點：整體規劃國家戰略政策，結合國內相對研究中心與軍種智庫，進行國防戰略總檢，據以接軌我全般軍事戰略構想與多個子計畫，統合聯戰理念。決戰境外（阻敵彼岸）權責屬三軍統帥指戰體系之計劃與實務運作。作戰層級扁平化，年內完成聯戰機制（體制），承接國家戰略體系作業，擴大國防總體運作，明確釐分各軍種、民防、海巡之戰備、戰訓組織重點。通用軍民資源體系，訂定標準化納管規範，構成整體鏈傳體系，完成雙軌運作，針對不對稱作戰與超限戰，營建動員徵用轉換及頻譜分配。陸軍與「全民國防」結合性機制運作的強化。海空戰術研發與投射，就「制空、制海、反登陸、制電磁」各項任務之戰場威脅，分析各個可能「戰場」目標、用兵範疇與戰術空間，遂行整體兵力之詳確作為。「整體後勤」三軍通用、專用整備與全民資源，修護能量之具體分工與隸屬體系評鑑。營建選鋒戰力之基點部署與境外部署（針對指定目標或重點目標用兵位置）。準軍事「聯盟」或非軍事資源之整備與協調連繫。貳、台灣的條件一、經濟體系的基礎面 […]

21世紀日本的遠景與台灣

田久保忠衛◎日本杏林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壹、前言面對即將來臨的21世紀，日本尚未提出大方向。其責任無疑地在日本人自身，但是，當日本表達稍微提示方向性的言行時，美國、中國及其他國家，就曾經提出「危險」的批判。這些批判中雖也含有值得傾聽的意見，但大多數的情形是，以依據對日本的誤解所做的批判，或有某種目的的議論為多。日本應該指向21世紀的目標是，蛻變為「普通的民主主義」。在經濟上，日本雖然成為大國，但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迄今尚不能把「自衛隊」稱為「國軍」，因此，體制本身變成異常的形態。日本最大的重點必須放在把這種異常的形態逐次改為正常的狀態，堅持日美安保同盟，以備包括台灣的整個東亞的危機。貳、「Handicap國家論」與「普通國家論」有關日本的國體，在國內也有各種議論而引起爭論，但是，大致可總括為二種。一種是所謂的「Handicap國家論」。這是進入1990年代後，外務省幹部所指出或主張的意見，最初，在1993年，當時的外務次官小和田恆先生在雜誌的對談中所陳述的見解，就是日本成為「具有正面意味的Handicap國家」的選項。在這種情形下，日本依過去的自己的行動、信條，雖然為了日本自身所屬的共同體、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也不參加「特定行動」，政府明確如此釐定。但是，「做為共同體之一員，可能被要求，為了善盡其責任，在其他領域必須付出更多更大的犧牲」。這是距今7年前的議論，小和田先生以後是否也有相同的見解則不得而知。但是，齋藤邦彥次官在1994年，藤井宏昭前駐英大使在1999年也各別表明相同趣旨的意見，因此，是否視為外務省首腦的想法具有一種共通性。從日本的報紙版面或論調來判斷，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兩報有相同的傾向。第二是，現任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先生在1993年發行的「日本改造計畫」中，說明日本的變革時所陳述的想法。正確地說，何謂「普通國家」？須有二個要件，其一是，把在國際社會認為應該的事情，做為應該的事情來善盡自己的責任。把應當的事情認為應當而應當實行。不提出僅能在日本國內才能通用的問題，或不以國際社會的壓力為理由而無可奈何地實行。尤其對安全保障。不必回顧波斯灣戰爭當時的環繞國際貢獻或PKO協力方案的爭論，一提到安全保障時，突然以憲法或法制為藉口的自以為是的理論就橫行起來。希望設法迴避國際協調的責任與角色。處在比任何國家都應該貢獻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的日本，不可能被允許，從國際貢獻的對象領域，排除安全保障。小澤先生主張，今後的日本，尤其在安全保障方面，不應該以僅在日本能通用的藉口，而採取迴避國際性責任的態度。提供國際貢獻時，仍有如果不改變自衛隊的性格，就無法動彈等多種疑點。但是，與「Handicap國家論」相對照，出現「普通國家論」的原因，對照國際情勢的變化來看是理所當然之事。雖然是粗略的印象，但以報紙而言，可判斷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兩報接近「普通國家論」。在兩論中，我贊成「普通國家論」。但是，由於小澤先生的主張有幾項疑點，而且，也處處可見曲解小澤先生的真意、或攻擊的議論不少，因而主張「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論」。就是擁有一般民主主義國家依據文民控制所保有的軍隊，必須沿著其規則來達成國際貢獻的議論。原來的日本並非「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而是「異常的民主主義國家」，因此，非把這種國體變成正常不可。參、「被保護國」與「軍事大國化」卡特前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保障助理布列辛斯基先生，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7年9~10月號，撰寫「歐亞大陸的地政學」，在其中把日本所處的地位，說成「美國的事實上的被保護國的地位」。布列辛斯基的日本觀是「對日本而言，美國是保護傘，在傘下，日本從荒廢的敗北，完全復興起來，再次培育經濟力，並以經濟力為基礎，漸進地取得世界主要國家之一的立場」。但是所謂美國傘的事實才是管制日本的行動自由，造成雖是世界性力量，卻是同時造成所謂被保護國的矛盾地位」。在記述上如此明確表達出來。美國本來就是承認多樣言論的國家，有各種不同的日本觀，並非不可思議，但是，布列辛斯基先生的看法，可否視為美國有識之士的真心話。他對日美安保條約，一語道破為事實上的「保護國條約」。只要固執於「Handicap國家論」，就不得不承認「被保護國論」。然而，日本人對成為「被保護國」也無妨，或變成美國的第51洲也沒有什麼不妥，能如此想通的人，可能並不多。有趣的是，美國除把日本視為「被保護國」而輕輕對待的看法之外，也有極端視為危險的傾向，其代表性的論者是季辛吉前總統特別助理，在現職時代的1970年8月舉辦外交政策說明會時，發表隨著中國強化軍事力，日本也會「軍事大國化」。從此之後，季辛吉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發出「日本在最近的將來軍事大國化」的警告。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無論如何，不能認為季辛吉先生的看法是美國的代表性見解，但是，這種誤解卻是非常普遍。在1970年，駐留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師史達克勃爾司令官，向新聞記者透露，美軍為了阻止日本的重新軍備，美軍今後至少也必須駐紮日本10年。此時，因該司令官使用「我們是瓶蓋」的說法，而使「瓶蓋論」獨自行走無阻。不提出所謂「軍國主義」或「軍事大國化」的任何定義，對日本的國內情勢，以一知半解的知識來簡單下結論的這種評論，距離事實究竟有多遠，只要了解日本的人應該立即判明。肆、「神的國家」發言與美國雜誌的誤解 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神道政治連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發言「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日本的一部大眾媒體報導宛如是危險的發言。「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等美國的有力報紙，刊出以日本報紙為樣本的報導，6月4目的「華盛頓郵報」，以「日本的國家主義」為題撰寫社論，說出日本的國家主義包括把日本的侵略主義擴大到亞洲，終於和美國發生戰爭的「對戰爭的神秘性、好戰性愛國主義的鄉愁」等，展開突然無法令人相信的小題大做的論爭。日本雖然有天皇與神相結合的一段時期，但是，是否由了解現在日本狀況的人撰寫這篇社論，頗為可疑。不是有和季辛吉先生的「日本軍事大國化論，共通的想法嗎?這種發言的特長是，當因對戰前的反動而大幅向左擺動的擺手，想稍微回到中心時，就展開所謂「危險的國家主義」、「軍事大國化」。「復歸戰前」等推測錯誤的批判。「華盛頓郵報」不在乎地把「神的國家」譯為「Divine Country」，就是完全不理解非一神教，也沒有教典的日本神道的證據。伍、須重估防衛政策如果日本邁向21世紀應該前進的方向是，「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時，將變成做為優先順序，應該重視什麼的評論。台灣的有識之士經常指出，必須恢復日本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為此所必要的是教育。只是，非設法改革教育不可的意見，雖然緩慢卻也在日本全國各地穩健地開始醞釀起來。我想把日本的一部左翼人士所主張的「危險」的內容做為問題。這些人把現在的日本的「異常」視為「正常」，把邁向「正常化」的健全動向視為「危險」而吵鬧而已。日本的政治家不糾正這種觀點的偏離真是遺憾。其最大的弊害在於安全保障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衛隊未被承認為軍隊。政府答辯的所謂「自衛隊被課於不得保持超過憲法上所必要最小限度實力的嚴格制約。並非以一般觀念所想的軍隊，但是，在國際上卻以軍隊來看待，自衛官相當於軍隊的成員」。這種內容真是意思模糊不清。其原因均在於日本憲法第九條第二項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的規定。如此一來，只要不修改憲法，自衛隊就必須忍受「非軍隊」的地位嗎？宛如一部分在野黨與政府所說:「因為自衛隊不是軍隊，所以不要有事法制」、「不要交戰規定」、「雖有集團性自衛權，卻不允許行使」等，產生難以理解的解釋。矯正這種「異常」不待修改憲法就不可能改變嗎？修改憲法需要困難的手續，因此，需要花費頗長的歲月。但是，現實上，應該修改現行憲法的輿論逐漸高漲，執政黨在野黨也均有必須整備有事法制或制定交戰規定的意見。與戰前比較起來，相反的矯枉過正，在「文民統制」上也明顯顯示出來。一般所謂的「文民統制」，就是意味著「職業軍人的軍方首腦，在政府部內的文民的指揮之下」的狀態。這種情形的所謂「文民」是，如日本的君主立憲制之下，就是指政治家而言。但是，實際上，掌握「軍政」、「軍令」的是防衛廳的內局。今天的日本逐漸走上一項一項修正這種「異常」的大潮流。陸、結語我想日本將緩慢地走上正常化的方向。否則就不能存活於21世紀的國際社會。雖然有部分的國家發出大聲批判危險的「靠右的傾向」，但是，日本國民已經開始理會「國際政治」。可說叫喊著「靠右」，而開始了解這些國家今後將扮演何種角色。在美國新誕生的政權，可能要求「強有力的日本」也說不定。以堅定的日美同盟，日本對東亞的和平與安全的安全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即將來臨。日本、台灣、美國共有相同的所謂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觀。這些國家共同分擔安全保障上的責任是理所當然之事。台灣的安全保障，首先由自國的軍隊、其次由台灣關係法、第三由日美安保條約來支持。日本、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有不可分的關係是自明之理。所謂的指針法扮演何種角色，日本走向「普通的民主主義國家」，我想從上述的文脈來說，對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上的意義。

看拼音爭論的邏輯與心態

江永進　新竹清華大學統計所副教授自馬市長掀起拼音大戰以來，贊成漢語拼音的意見，幾乎都以中國漢語拼音才有國際化為理由，以譯音方案是為了外國人的需要做理由，吾人以為邏輯上、論證上、心態上失之粗糙，難以服人。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為什麼馬市長去年宣佈使用注音第二式？去年的注音二式就可以國際化？今年的通用拼音就不能國際化？昨是今非，為什麼？政爭而已！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我們應該改用簡體字。馬市長講簡體字取代繁體字是「多慮」，因為「正體字在華人世界是強勢的」(中晚2000/10/11/4版)，吾人不禁戲言：為什麼？難道因為多一個「正」字？正字標記所以強勢？台灣媒體居然也可以將此種推論寫成大字！為什麼捨文字問題單就拼音來爭論？政爭而已！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有國際化，那麼熱心這種國際化的人，應該更加強力主張廢除ㄅㄆㄇ，因為ㄅㄆㄇ引起的無法國際化，嚴重得許多。台灣人出了國門，因只會ㄅㄆㄇ，沒有羅馬字無法查資料、看地名，而且，打電腦時26鍵的羅馬字輸入法也強過40鍵的ㄅㄆㄇ輸入法(台灣資訊應用能力大受威脅)。北市龍局長講什麼新鎖國，難道她看不出ㄅㄆㄇ的大鎖國？吾人認為，她應該用更大的勇氣、更大的力量，主張廢除ㄅㄆㄇ。耶穌說，「為甚麼看見你兄弟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為什麼捨大就小？政爭而已！北市林局長講，萬華譯名ManKa和漢語拼音不同，所以通用拼音無法國際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蓋ManKa是古早地名譯音，本來就和華語拼音譯名不同！這和拼音方案無關，不要一概而論！(當然，我們可以考慮使用古早地名譯音的政策。) 前部長楊朝祥，沒給理由直接結論說，譯名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用通用拼音，又說什麼「因為外國人學英語也未學音標，都是直接教育法」，因此表示母語教育不需要學拼音，暗示只需要直接教育法(《台灣日報》2000/10/13五版)。吾人不禁感慨，為什麼不主張英語華語教育只要直接教育法？為什麼主張跛腳的母語教育？如此明顯的矛盾大小眼，無人質疑？吾人只好相信，這是居心叵測繼續限制母語。某匿名前行政院教改會主要成員義正嚴詞說拼音方案應該用加權評分法，結果最後居然突然結論說，譯音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才用通用拼音(《中國時報》2000/10/12/5版)！評分標準還沒有討論，就先有結論，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方法和結論！就算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得到國際化項目的滿分，其他項目得幾分呢？通用拼音就完全無分？提個自己不用的方法，而且事先有結論，那裡還需要討論？換個推論過程：因為中國是一百分，所以譯名用中國拼音，如何？恐怕重點是他們要中國拼音，而不是什麼決策方法過程有缺失，不是通用拼音有什麼重大缺點。以路牌譯音的需要來講，馬市長這邊強調需要花費幾十億，用中國拼音一樣也要幾十億？而外國人又如何的看不懂通用拼音？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到台灣之前學過漢語拼音？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堅持沒有中國拼音不可？他們當然也看不懂古早地名的拼音，我們值得為這種外國人花幾十億？那些學過漢語拼音的外國人，目的應該是學漢字，為什麼不談繁體字差太遠，反而致力攻擊差別不多的通用拼音？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強力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曾部長、范次長也講，拼音爭論是被過度誇大。是的，被過度誇大、政治化了。譬如，馬市長威脅說，如果新政府執意要採用通用拼音，那麼台北市要採取「雙軌教育」；但是新政府並沒說要教通用拼音(雖然吾人贊成)，新政府只是要教母語拼音(這是源自舊政府時代的決策；但母語拼音未定)，馬市長為什麼如此反應過度？而且，馬市長的拼音教育，非常明顯完全沒有考慮母語需要，不知中國拼音和母語教育可能引起的衝突，不知通用拼音本來就是為減低拼音衝突的問題而研定，居然提出如此的政策。馬市長需要較好的幕僚，應該了解通用拼音才發言。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

給日本一個明確的訊息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日華議員懇談聯盟的副會張村上正邦參議員在與陳水扁總統會餐時面告陳總統、謂李登輝前總統在今年之內恐無法到日本訪問。隔天陳總統即在記者會上批評日本太過於在意中國的反應，也批評日本不該隨中國起舞。陳總統的批評馬上被登於日本各大報紙，產經新聞甚至還登在第一版。標題多數寫為「陳總統嚴峻的批判日本的對應」而事實上陳總統的對日批判也確實在日本引了不小的震撼。筆者認為現政權的確有必要給日本政府一個強烈而鮮明的訊息來表達我們的不滿。有一半台灣血統的日本政論家蓮舫女士曾形容，日本以「理」與「法」與中國交往，而以「情」來安撫台灣。日本政府的作法是給中國面子、給台灣裏子。而經常台灣總是面子裏子都沒得到。最近日本的元老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在其著作權及各報章雜誌上發表其與中國、台灣交往之五原則。其中強調台灣必須與中國和平統一，同時也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反對台灣獨立，並且要求台灣必須依照中國的同意僅速三通，和展開談判。筆者曾當面向其側近抗議此五原則完全不顧台灣人的意向與感情，充滿了事大主義與妥協主義的色彩，是標準日本式妻善怕惡的作風。他們極力辯解，謂他們的真意仍是為了台灣好云云。在過去的舊政府時代，我們多的是日語人材。而在日本政治人物交往時也充分運用了日語本身所具備的曖昧性、一切不明說、以心傳心，套句日本式的說法就叫「腹藝」，一切盡在不言中。這點對日式政治文化的深度了解卻經常反而造成對我們的不利。他們會以「情」來要求台灣體諒，，要求台灣讓步。而台灣持續讀對日本體諒卻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最終成了一個中國向日本施壓、日本向台灣施壓的連鎖反應。而由於政治慣性與惰性，這個方式始終存在。如今，現政權中日語人材缺乏，能了解日本政治人物「腹藝」的人材更是少之又少。這個事實有好也有壞。壞在難以建立真正的友誼，而好的一面卻正在於有打破過去政治慣性的口實。由於我們不了解其「腹藝」，所以一切「照步來」，同時也可以明確地表達出我們不滿與期待。這對台灣的對日外交不是個壞事。只是在打破此過去仲裁慣性之後，相互對對方深層文化了解與建立真正的友誼才是真正穩固台日外交的長久之計。

只有中國漢語拼音是唯一的標準？

江永進、蘇育德、劉俊秀、陳鄰安、洪慧念、范文芳、張國財◎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新竹師院教授四位語言學出身的中研院院士，投書主張，〈請以(中國)漢語拼音為中文譯音的唯一標準〉(《聯合報》2000/10/18/15版，)，該文分三節，第一節先宣傳中國拼音ｅ國際現狀，第二節舉例宣傳台灣若不採用中國拼音的後果，最後一節則是替台灣政府規劃主動被統一所需要ｅ步驟。我們深不以為然，試論如下。首先，中國的中國漢語拼音是國際標準，並不足為奇，但是請注意，那是中國地名人名的標準，不是用在台灣的標準。這些人所謂的國際標準，適用在中國，其實和台灣無關；超過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只是在作中國拼音「國際化」的介紹宣傳，與台灣拼音爭論無關。不過，這些院士倒也提出一些實質討論：如何在外國找中文資料，以及台灣人應如何用拼音去外國找資料。之所以難得，是因為其他支持中國拼音的論點，多錯誤假設譯音只是外國人的需要；台北市馬市長應該知道，台灣人也需要拼音。在外國找中文資料，需要看到底是誰在找、找什麼；此外，中文圖書資料應該是以中文書寫，查尋的目標應該是資料本身，而查尋只是工具，更何況拼音只是找資料的工具之一。從資訊觀點，拼音轉換(人、電腦)並不是什麼問題，方法多得很；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的轉換很容易，難道語言學家不知道？圈內人都知道，還有(免費的)自然輸入法，連連轉換也不用，不管通用拼音中國拼音，可以一起輸入(《自由時報》2000/10/11/41版；http://www.togetn.com.tw)。未來電腦語音輸入普及，甚至可以不用學什麼拼音就可以用聲音輸入，圖書館的查資料有何困難？科技人最怕「不懂技術的人將技術說成好像萬能」，這些院士則將沒有什麼問題的技術誇大為無法克服，難道院士級的語言學家如此無知？而且，就算四位院士所說的情況是真的，那麼真正嚴重無法國際化的其實是ㄅㄆㄇ，為什麼避開ㄅㄆㄇ的不能國際化？更重要的是，找資料的目的是為了使用資料，是不是外國的中文資料都用中國漢語拼音？其實，絕大多數資料是以漢字方式而不是以拼音的型態存在，那麼按照院士們的論點，如果資料多是簡體字，是不是台灣應該全用中國的簡體字？或者資料多是繁體字，他們是不是應該向中國主張台灣繁體字是唯一標準？如果有人連有簡單對應的拼音方案互換都如此誇大攻擊，困難大幾百倍的漢字繁簡互換呢？莫非攻擊通用拼音其實是廢繁體字大陰謀的前哨？他們未免將問題過度簡化、將漢語拼音的功能過份誇大了，而且雙重標準，避重就輕。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的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長年久住國外的四位崇高院士語言學者，明顯不知台灣拼音爭論的焦點，不知台灣的需要，或者故意忽略，以國外圖書館做名，鐵口直斷只有漢語拼音才可以找到資料，繼將此點等同國際化，又試圖將複雜的拼音爭論，簡化成「語言專業」一項。難道，母語學習的考慮就不是語言專業？歸根究底，這些人只是要逼迫台灣只能聽從「中國化等於國際化」的語言學家之言。其實，他們的意向很清楚，就是冠冕堂皇的「國語是統一的標準語」，在這個假設下，只拿中國漢語拼音方案做唯一的標準，不需要任何討論。如果容許我們開個玩笑，台灣乾脆不要國統會、陸委會了，只要國外圖書館決定中國統一台灣就好了。詳細思考四個院士的文章，其實暗藏了一個陷阱：如果我們採用中國漢語拼音，無形中默認「國語是統一的標準語」這個價值觀。原來不是單純討論拼音問題！母語受盡迫害的母語人，相信多元化的台灣人，情何以堪！這種被著語言專業外衣，真是令人感覺，處處陷阱，處處惡毒。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但是現在，有人隨便用偏頗國際化名義反對，必須要先說服我們，通用拼音的國際化程度到底是多低？為什麼較公平的語族需要考慮不應該，反而要聽從所謂「語言專業」在漢語拼音的基礎上調整字母的「小媳婦母語政策」？若按照他們定義的國際化，通用拼音還不足以妨害國際化，元兇應該是ㄅㄆㄇ，元兇可能是繁體字！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總而言之，這是文化、土地認同的問題，這是反壓迫的問題，這是台灣要不要改正過去錯誤壓制的語言政策的問題，這是台灣是不是要多元化的問題。我們無法同意四位國外院士找資料薄弱的理由。吾人不禁感歎，趨炎附勢是容易的。現在需要光的是奄奄一息的弱勢母語。

交往有圍堵圍堵中有交往

前台獨聯盟副主席李應元接受自立晚報專訪王珍瑜◎自立晚報記者 ■ 未來與FAPA互相配合共同打拚問：您將在這兩天前往美國出任駐美副代表，對於這個新任務，您對自己與駐美代表處有什麼期許？而在新政府上台後，FAPA又將如何發揮其功能？答：在這段時間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也可以說是已經「覺悟」了，以一個新人、一個外行人要跨足到一個新的領域裡，當然是一項新的挑戰，因為美國是一個大國，而台灣是一個小國，到了那裡難免會面對一些新的挑戰；這次到美國，我想我會全力配合協助程代表完成任務，因為程代表在美國有其名望，也極有經驗，他以部長之尊領導我們，其實是受到陳水扁總統的特別委託，在美國為台灣爭取最高的外交權益。不可諱言的，過去幾十年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和外交部駐美代表處因為意識型態不同，一直處在競爭與敵對的狀態，因此彼此幾乎鮮少往來，在許多的活動與主張上，雙方常常出現意見南轅北轍，甚至讓力量互相抵銷，後來到了前部長胡志強的時候，駐美代表處就開始與FAPA有些接觸，現在新政府上台，這也是長年在國外為台灣民主奮鬥的FAPA的朋友們所樂見的，大家態度上也出現了很大的不同，未來雙方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合作，整合彼此的力量。共同為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閒而打拚，我想我這次去，也可以在這方面作一些幫忙。問：據了解，由於中共方面不斷的向美國施壓，因此我駐外人員在華盛頓DC的活動，一直受到若干限制，情況到底是如何？答：我們的代表處是在華盛頓DC內，代表處的人員可以在當地進行各項活動，不過我們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正副總統、正副行政院長等和國家主權宣示性比較強的政府人員，到目前並不方便在當地出人，這是過去美國國務院方面的一項不成文的指示（instruction），不過據我的瞭解，到目前台美的實質關係，也就是整體的外交狀況很好，溝通的管道非常的暢通，雙方也都可以互相體諒，我認為新政府和美國的關係應該是很好的。問：新政府上台至今半年，但是陳水扁總統的大陸與外交政策一直備受在野黨責難，部分人士甚至明白的說陳總統「只聽英文、不聽中文」（意即只聽美國的話），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答：台灣是一個小國，這是一個事實，和美國要配合的地方還很多，所以我不知道他們說聽誰的話是什麼意思？陳水扁總統過去就聽過包括工商界大老、農民、工人、還有親民黨、新黨與將要見面的國民黨的話，阿扁總統確實是在傾聽社會中各種人的聲音，這樣的批評出自在野黨的口中，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立場，我可以理解，任何國家領導人一定要廣聽各種建言，其中當然包括各種語言，在野黨說陳總統聽英文，事實上這段時間他還聽了德文、日文，所以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過去美國內部，一直有所調的BLUE TEAM，據說都是一些比較友我的學者與我略專家，您的瞭解又是如何？未來您是否會與之接觸？答：過去在美國的學術與輿論界中確實有所謂的BLUE TEAM與RED TEAM之分，BLUE TEAM指的是比較傾向反共，對於共產國家態度比較強硬，而RED TEAM的人就比較親共，在行為與言論上比較傾向共產國家，對他們也比較友好。這是美國輿論與學術界有這樣的區分，最近特別是在對中國政策上，會有這樣的分野，但是這樣的劃分方式也會有謬誤，因為有些學者會因為各種情勢與時間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因此這樣的劃分並不是太精確，或許大家還不知道，過去台灣也有BLUE TEAM，那就是國民黨，未來我們在美國的工作，應該是讓各種層次的人都能知道台灣，瞭解台灣的處境，進而支持台灣，因此我們將不會特別去分誰是BLUE TEAM，誰是RED TEAM，都會一樣的去爭取去努力。問：過去兩岸問的互動，大體上都與美國脫不了干係，因此外界形容美中台三達的關係是一個橫垮太平洋的三角關係，雖然美國有「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必要的保障，但是中共方面也從美方取得了戰略伙伴地位與永久最惠國待遇（PNTR），就您的瞭解，未來美中台三邊關係走向將是如何？台灣又將會處於什麼樣的地位？答：講到美中台三邊的關係，那真的是一個大題目，如果真的要說的話，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應該是「交往中有圍堵，圍堵中有交往」，因此有一個新字叫做congagment就是engage和contantment商個字合起來組成的，我所謂圍堵，指的並不是對台灣，因為台灣大小根本沒有能力去侵略別人，而是對中國，從冷戰後美國感受到來自共產國家威脅，因此在韓戰後，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建立北從阿留申群島南到菲律賓、越南的防線以圍堵中共，一九七0年初期，尼克森和中共交往，而改變了世界的態勢，目的就是在「聯中制俄」，一九九0年蘇聯瓦解，從各種角度看，「聯中」的必要性已經沒有那麼重要。至於美中雙方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是因為在最近這兩年美中間發生了許多事，像是南斯拉夫使館誤炸事件等。讓雙方關係一度緊張，美國的智庫人士就明白的表示「有中國這樣的戰略伙伴，我們還需要戰略敵人嗎」單方面積極要去推動的，並不是中共在「大國外交」的思維下，因此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是柯林頓政府的要求，因此在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就表示要修正雙方的關係為「戰略競爭」關係，就是這樣的道理，我認為國與國要和平相處，在沒有戰爭之前，任何潛在性的預防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所謂的戰略伙伴關係，實際上只是一個口號，美中間並沒有因此而加深合作的可能。目前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威脅到區域安全的只有中國，孟子有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孫子也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得不察」，我們是一個小國，沒有侵略能力，只求安定、自衛，儘管我們處境艱難，但正是因為如此，讓台灣的民眾格外努力，父母都會盡力栽培小孩受教育，送他們到國外唸書，學習最新的知譏，幾十年來奠定了我們高科技產業的基礎，雖然我們在名份，也就是官方的外交上仍有困境，但是與各國的實質關係仍十分堅強，台灣是一九七o年美國「聯中制俄」政策下的犧牲者，當時的美國政府屈服放大的三角關係，而犧牲了台海間的小三角關係，因此才會有退出聯合國、美中簽署公報等事件接踵而至。 ■ 新時代、新世紀對台灣有利以三角關係來說，我們一定會受制於國際問的大戰略，但是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主權重新確定、網路無遠弗屆、經濟力決定一切的時代，土地大小不再是國家國力的象徵，雖然台灣小，曾經困苦過，但是我認為「最艱難的處境已經過去」，理論上這樣的新時代、新世界對我們有利。大家細想一下，以經濟力量來說，有誰可以挑戰美國、日本？但是美日等國為了要維護自己安全與利益，一定要設定一個「假想敵」，以現實的狀況來說就是中國，因此才會有美日安保條約的重新修訂，而台灣也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因此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在世界大戰略的改變後，台灣的地位將會慢慢被突顯出來，因此美目始終不願對條約中「周邊事態」的定義，向中共明確表態「排除台灣」。在這個科技經貿掛帥的新時代，台灣的電腦與網路產品遍及世界，以目前台灣的電腦產品就有十四項是世界第一，而其中還有部分的產量超過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如果控制了這百分之五十的出口，世界經濟就會因此受影響：台灣雖小，但是我們的農業仍生產過剩，高科技如此、工商年台灣大地震，遠在歐洲的飛利浦公司股價就會下跌，這是未來我們可以走出的方向與關鍵。問：既然美國在兩岸間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未來在兩岸談判，甚至是兩岸終局上，美方將會扮演何種角色？答：阿扁總統曾再三強調，目前的大陸政策仍以五二0就職演說為基礎，大家只注意到四不一沒有，與「共同解決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卻忽略了他也說必須要在「民主、對等與既有基礎之上」的前提，這樣的論述，深獲國內外認同。美國對兩岸關係確實有建議，但這並不一定是美國的意見，阿扁總統要考慮到的，不只是朝野各黨的意見，對於美國在兩岸間扮演的角色，當然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出來當調人，不過美國官方已經再三表明不會當調人，因為當調人很累，責任很重又吃力不討好，因此美方的態度是鼓勵兩岸談判，只要是雙方可以接受的，美國也都可以接受．原則就是要「和平穩定」。雖然美方的態度是這樣，但是我認為美國畢竟是世界超強，而且他在台海也有其利益，因此對於兩岸問題，美國不可能不介入，如果描述精確一點，應該是說美國一定會在西太平洋的政治棋局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論名稱是「調停者」、「仲裁者」都不影響這樣的地位。 ■ 李前總統早晚會出訪日本問：李前總統雖然已經卸任半年，但是他在民間仍然具有一定的聲望與份量，過去多位民進黨立委甚至要求外交部與他合作，共同發展台灣的生存空間，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答：事實上他已經在做了啊，像他卸任後前往英國、捷克，雖然是私人訪問，但是他仍有很高的代表性，儘管中共不斷的打壓，但是李前總統已經是台灣的代言人，李前總統是台灣民主的完成者，特別是在東亞地區道樣威權政治的環境內，他的表現非常突出，也因此他被尊稱為「民主先生」，對於道樣的尊崇，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也值得肯定，未來他的角色，我認為他應該會繼續為台灣的人民與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發聲。像這次他在捷克，被介紹以「來自台灣的李登輝前總統」，和哈維爾、達賴喇嘛等國際領袖平起乎坐，這就是我們平日求之不得的機會，李前總統去日本的事，我想他早晚都會去，根據我從日本方面的朋友傳回來的消息，日本政府發給簽證是遲早的事，一方面因為日本人對他非常的景仰，再者李前總統「民主先生」的稱號，在世界上名氣很大，在他卸任前提出的兩國論，儘管美國人不喜歡，但是他認為這樣做對台灣有利，因此要盡快讓國際瞭解，在前一陣子我與幾位海外的朋友去拜訪他，他自己表示執政十多年來，完成了許多艱的工作，唯獨對黑金與司法改革沒有完成，一直到現在他還會耿耿於懷，但總體來說，我認為是「瑕不掩瑜」，他的付出必然會在台灣歷史留下無可比擬的紀錄。問：過去在李前總統執政的時候，台綜院長劉泰英曾經聘請美國的卡西迪公關公司在美國國會穿梭，為台灣相關的議案遊說，未來新政府是否仍將聘請卡西迪繼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答：就我所知，原本台灣綜合經濟研究院劉泰英院長他們在美國委託的卡西迪公關公司的案子，現在已經被誠泰銀行林董事長等陳水扁總統的幾位友人接續下來，但是目前實際運作的狀況以及他們和新政府間的關係，我還不清楚，我想等到美國後，我會主動去瞭解。問：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陳水扁總統在贏得大選後，台灣獨立的呼聲與行動反而沉寂下去，對於這樣的現象，您如何解讀？再者，過去台獨聯盟在海內外前仆後繼的推動台灣獨立，在陳水扁總統就任後，台灣獨立建國的的理想是否還存在？答：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和香港完全不同，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陳水扁總統說了就算，我們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只要完成法定程序、經過總統公佈就可以施行，並不像香港一樣，在立法局通過後還要送到北京，經過老共的同意或批准，因此我認為陳水扁總統的當選，和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並沒有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一致。過去台獨聯盟所揭櫫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共分三個層次，一個是國際間主權承認，包括爭取國際認同、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第二個是憲政改革的層次，包括了國會全面改選、公民投票等；第三個則是公共政策的層面，像是國民意識的養成、公共建設的促進，把台灣建設成一個高生活品質的國家。在上述著三個層面上，第一個目標，目前還有待新政府去努力，在這個層面，陳總統就已經明確的表示，要繼續加強推動加入聯合國，因衛這是屬於國際主權的一部份；第二個目標則是和第一個目標一樣，目的是在建構一個民主的骨架，目前國會已經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我們甚至和平的完成了政權與政黨輪替，所以憲政改革這個部份可以說已經完成；至於血肉部份，則在第三個層次，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徒有民主的形式，卻沒有安和樂利生活的實質內容也是枉然，目前世界上許多自稱民主的國家，整體的狀況卻乏善可陳。在這樣的理念下我認為「名號」的部份，我們可以不需要那麼積極去改變它，這部份可以靠國民意識的培養與普及，進而促使國家意識形成，從台灣的歷史上，這樣的情況也不是第一次，最早是幾百年前的漳泉械鬥，接著是閩客械鬥，但是打來打去，到了日本人來的時候，大家又都變成台灣人，一起對抗日本；一九九六年中共打飛彈的時候，當時的民調也發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比率大幅提昇；現在新政府正在執行的掃除黑金、推動社區主義、照顧弱勢、環靜保護與推動加入聯合國等等，也都是建國三層次的一環，而且這些都是「現在進行式」。我認為每個社會運動在每個不同的時代，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去表達，但是執政的陳水扁總統不能不去考慮到其他人的想法，因此目前並不需要去苛責新政府在形式上的建國腳步已經放慢，另外像是過去我們主張的「公民投票」與「住民自決」，陳總統也要盱衡到兩岸間的互動，不過我認為雖然獨立建國之路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運動是個進行式，在完成之前，社會會不斷出現新的挑戰，人類的社會在這幾年來進步的突飛猛進，網際網魯、基因複製，都是後來才出現的，人的潛力既然無窮，因此對於現況我們當然不會感到滿意，雖然我知道很多內閣閣員大家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但是挑戰仍然是無限的，我們會以最大的努力去面對。 ■ 國際政治與科技戰略改變有利我方開拓邦交問：過去國民黨執政的外交部，曾經以金援外交來開拓我們的外交空間，當時他們所強調的是「邦交國的數目涉及到國際承認的問題」，未來這樣的思維與作法是否會改變？而到底我們邦交國的理想數目與最低限度應該要維持多少？此外您這次到美國，是否有可能邀請屆時已卸任的美國總統柯臨頓來台？答：邦交國的數目，當然是越多越好，我們不會定上限；至於下限，我認為那是一個心裡的感覺，我們只能說和任何願意與我們平等交往的國家交往，並盡最大的力量去和他們交往，到目前為止，我們和很多國家都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但是卻有很緊密的實質關係，未來在國際政治與科技的大戰略改變下，情況對我們越來越利，也會慢慢的改善。像這次陳總統去非洲，據駐地使館透露就有許多國家希望和我們建交，如果我們的經濟持續上升、政治民主也有所提升，要做到「近悅遠來」，讓大家樂意和台灣作朋友，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因此大家不要被邦交國的數目字所影響，只要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我們不排斥與所有國家加強交往、提高交流位階。我們並不排斥邀請美國現任或是卸任領導人到台灣來作我們的上賓，我們樂意積極邀請他們，特別是柯臨頓總統長久以來對外交事務極有興趣，雖然我們不喜歡他在上海說的新三不，但是對一個不瞭解我們的人，我們更要和他交往，讓他知道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與成就絕對值得世界領袖到台灣來做實地、第一手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