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從「美式英語」看「台灣拼音」:效法韋氏精神推動通用拼音陳潘美智◎旅居加拿大台僑 美國獨立後,韋伯斯特(N. Webster,簡稱韋氏)編篡字典、提倡美式英語。雖然當時受到親英舊勢力的極力反對,如今美式英語已經成為世界主流。一場類似的爭論也正在台灣演出,疼愛台灣的人應該效法韋氏精神,積極支持台灣通用拼音。 韋氏字典和美式英語 韋氏字典是目前世界上最通行的美式英語字典之一,於一八二八年在美國第一次發行。韋氏出生在當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的美洲大陸,成長於美國獨立革命的時代。他曾經為了參加獨立戰爭而一度輟學。一七七八年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後開始教學生涯。不久,他就發現兒童教材普遍忽略美國本土文化。在極度不滿的情形下,他開始編寫新課本,著重「宣揚民主理念,重視道德行為」的本土內容。他也發表有關教育、政治、法律的評論,大力提倡美國文化。但是韋氏最大的貢獻是他編篡的《美式英語字典》(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韋氏主張,語言的拼寫、文法及慣用法應以活的口語為基礎,不應該被人為規則所束縛。他認為美式英語優於英式英語,因為後者過於矯柔做作,許多字的拼法並不合理,必須改革(如英式英語用 center, draught, plough, mould, 美式英語則用 center, draft, plow, mold)。《美式英語字典》中搜集了很多美國人民的日常口語,因此遭受傳統人士的嚴厲譏諷和批判。 但是韋氏不斷努力,繼續提倡美式風格,為美式英語奠定了應有的尊嚴和活力。如今,美式英語已經逐漸取代英式英語,成為國際英語的主流。最近,連英國的「資格鋻定及課程管理局」也正式認同美式英語,宣佈捨棄不合理的英式英語的拼法。此外,一向採用英式英語的紐西蘭,也在紐西蘭教師協會的建議下,准許學生自由選擇美式或英式的拼寫法。 台灣「國語」和通用拼音 在漢賊不兩立的中華民國立國思想的主導下,多年來,台灣的「國語」教學都一直使用注音符號,以示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五八年開始使用的漢語拼音。前政府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甚至曾公開聲稱,台灣內部不需要羅馬拼音。長年以來,台灣缺乏一套標準的「國語」羅馬拼音制度,台灣的姓氏人名和地圖路標的羅馬拼音也因此混亂雜陳。 由於台灣沒有提供一套好的拼音方案給海外僑胞使用,近年來,一些僑胞只好跟著用中共漢語拼音,但是有些僑胞則非常不樂意。我們從海外看到台灣的專家用心研究出一套比中共漢語拼音更合理,而且兼顧到台灣內、外處境的通用拼音,心理都有所期待。但是,2000年10月30日教育部長曾志朗卻以「通用拼音走不出台灣」為理由,否決台灣最高語言政策專業委員會「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通用拼音決議,擬採用中共漢語拼音。我們作為海外台灣人,都覺得很納悶,因為我們盼望台灣政府能夠早日提供台灣「通用拼音」,給海外台灣人自由選用。我們對於曾部長這種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向中共高舉語言白旗」的台灣政務官,覺得十分「見羞」,曾部長也羞辱了台灣人的精神意志。 2000年11月15日行政院將曾志朗的公文「退回」教育部,請曾部長與專業的國語會委員溝通。但已經過三個月了,直到二月底的今天,據聞曾部長仍傲氣凌人地規避與國語會進行正式的專業溝通。讓人覺得他「該像學者的地方卻十足是霸氣官僚,該像政務官的地方卻又是不可協調的學者」。 台灣拼音設計更合理,國際化更可能 漢語拼音雖然已經使用有年,但是它有相當的缺點,而且也不是那麼國際化。加拿大人會中文的不多,懂得漢語拼音的更少。絕大多數的加拿大人不知道漢語拼音中,q 代表注音符號的ㄑ,x 代表ㄒ;因此無法掌握 Mrs. Qi ( 祁太太)及 Mr. Xu (許先生)的正確發音。此外,漢語拼音還要用到26個英文字母外的外加符號? ,如「女n ?」、「綠l ?」等。 事實上,通用拼音和漢語拼音的相容性很高,約有85%相同。漢語拼音中不合理和不自然的部份,通用拼音則加以改進。例如,通用拼音捨棄q和x不用,而以比較合乎自然的ci 和 si 取代。 更重要的是,通用拼音也兼顧到台灣大環境和本土化的訴求。美國著名的《客台語專刊》朱真一指出,他以最開放的心態試用許多的拼音系統寫作,發現通用拼音最順又好用,因此他用得最多。 效法韋氏精神,推動通用拼音 總之,從設計層面來考量,通用拼音比漢語拼音合理方便,因此它有國際化的可能。在拼音政策的決策中,台灣政府更應注意的是台灣意識的考量。「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李登輝總統和陳水扁總統的主張,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識。台灣應該有自己的語言政策,「國語」的拼音我們應該採用台灣通用拼音,台灣使用台灣通用拼音是理所當然的事。不能輕易放棄台灣的語言自主權,高舉投降的語言白旗。韋氏提倡的美式英語,雖然當時飽受親英舊勢力的譏笑及反對,但是二百年後的今天,美式英語已經取代英式英語成為國際英語的主流。台灣通用拼音比中共漢語拼音更合理、更包容、又符合本土主體的原則,我們應該效法韋氏的決心和毅力,堅持提倡台灣通用拼音。行之多年後,台灣通用拼音必能成為國際華語拼音的主流之一。
總統的執政聯盟與憲政體制(下)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肆、全民政府的實驗 陳水扁的全民內閣,經過一個多月的協調努力才出爐。細看這些部會首長的屬性,雖然人事主導者為陳水扁,卻明顯地有李登輝的痕跡,尤其是國家安全、涉外事務首長的安排,此外,主要的社會力量也多能獲得入閣的起碼徵詢,譬如說企業界、學術界、甚至於宗教界;與其說這是一個雜排軍般的聯合內閣,倒不如視之為由李登輝到陳水扁政權的「混合體」。在這由民主轉型為民主鞏固的關鍵時期裡,一切仍以政局穩定為最高考量,由於執政黨是國會的少數黨,無法強力採取「責任政黨政府」的模式;既然各個政黨的定位尚待選民認同,標榜跨黨派的全民政府自是可以被百姓所接受。 唐飛之所以雀屏,當然與穩定軍心有絕對的關係;唐飛與在野立委互動關係良好,一再表達心悅誠服接受以合乎憲法方式產生的政府,無疑早就給企盼執政的民進黨一顆強力的定心丸。近年來,國軍已大致朝向國家化大步前進,也多能矜守文武間的分野,參謀總長湯耀明選後立即表達效忠新任總統,即為明證。然而,在政權轉移之際,雖然軍人干政的可能已近乎於零,任何風吹草動將不免斲傷新總統的威望。當然,台灣近年來已調整過去大中國陸軍的建軍思想,海、空軍大有凌越陸軍之勢,尤其是在美國主導的「戰區防衛體系」下,空軍出身的唐飛應該有最佳的優勢,甚至於是嚇阻中國犯台的堅定磐石。此外,面對三黨鼎立的立法院,唐飛的立法整合能力也優於李遠哲。最重要的是,唐飛外省族群的身分,具有強烈的族群協和的象徵意義。 唐飛臨危受命組閣,大家心知肚明是過渡內閣,但截長補短,猜測他至少也會待到明年立委選舉結束,見習中的陳水扁嫡系人馬才會扶正。即使歷經幾個月來的茶壺內風暴,一般預期還要借重唐飛協助預算案通過,也就是最快在年底才會有人事變動。全民政府雖有憲政結構的擬行政雙元性限制,卻沒有註定要失敗的道理,問題在賓客之間的信任感不夠、以及黨政間的協調問題未決。如前所述,經過幾次修憲,行政院長已大致被實質降為總統府的幕僚長,內閣人事的主導權也非操於閣揆,即使府院間的分工尚未培養出默契、部會間的政策協調稍嫌不足,也未見唐飛明顯挑戰陳水扁意志。儘管當初彼此結合雖無預先作政策上的諒解,卻也沒有你死我活的零和情況。核四立場的南轅北轍,當然是唐飛請辭的引爆點;問題在總統府天威難測、甚至於有搖擺的跡象。在專業技術評估出爐後,剩下來的就是政策立場,毋須再耗費三、四個月來作政治決定。唐飛面對新上任的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再三抨擊,部會首長多又以總統府為馬首是瞻,若非對權位戀棧,就只剩「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走人一途。 究竟全民政府是敗於政策歧見、族群偏見、還是政黨內部的權力分配?陳水扁犯了George Washington一樣的戰術錯誤,原本全民政府的戰略是用來整合立院、同時排拒派系的需索,卻未能先取得同志諒解,以至於掠鱉走龜。總統身邊的人實不宜以「違背府院共識」的陰謀論來加以譴責,而諸多木馬屠城的絃外之音,只會使好不容易才要嘗試縫合的族群傷口更加撕裂。換上競選班底張俊雄為閣揆,即使節外生枝的府院間隔閡已排除,還有執政黨行政部門、立院黨團、以及中央黨部三角關係的定位問題。終極來看,除非總統府能擺平黨團、以及黨中央,內部政策立場的分歧就無法處理。 伍、政策的主導權 面對多黨林立的國會,陳水扁宛如回到三黨不過半的台北市議會,即使有意協商法案,也不知向誰尋求奧援,政府的效能大打折扣。政治學者面對這種拉丁美洲國家常見的結構性病痾,多視為水火不容的憲政惡夢。其實,分裂政府下的法案有其特色,也就是背後有選民對法案內容圓融的企盼,立法過程傾向事緩則圓。我們拋開憲政體制的選擇題思考方式,不妨從「新制度論」著眼,將分裂政府的現實視為學習政治整合的機會、而非執政的障礙,看總統是否能充分運用手頭上的資源、權力、以及策略來「吸納」國會。 既然國會、以及總統各自有民意基礎,行政部門在心理上不能期待國會對政策草案束手就範,因為後者多少也會稍事修改、擱置、甚至於杯葛,否則會突顯總統英明、或是國會放水,不利在野黨奪回政權,尤其是在野黨掌控國會之際。由照單全收、到原封撤回,就看行政部門聯絡溝通、營造合作氣氛的努力;如果總統一意孤行,即便是執政黨能掌有立法院的過半席次,也難逃民進黨黨籍國會議員的消極抵制。相對的,如果在野黨執意作非理性的杯葛,連沒有爭議性的法案也要擱置,受傷較大的還是立委自己。總之,最後的裁判是選民雪亮的眼睛。 總統若真想要把競選諾言以政策立法來實現,先要面對的是政策對話、以及權力分配。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政策的主導權在行政部門,因為不論是專業、資訊、或是資源的優勢來看來看,立法部門都望塵莫及,連總統制下的美國國會亦瞠乎其後。總統當然可以主動影響立法,除了有龐大的行政資源,更有民心望治作後盾,就看是否願意親自出馬來領導。只要用人不疑、政策立場清楚,陳水扁肯大可以視議題尋求合作,甚至於理直氣壯地直接訴諸民意。 如果陳水扁自我定位為「國家元首、政府首長」,在整合府院之間的基調之後,就應該親自向國會議員說明其政策推動的優先次序,不應躲在行政院長後面;江丙坤認為陳水扁站在第一線主導政策為「不輪不類」,我們以為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陳水扁既然缺乏李登輝的大家長威權,不可能再享有同樣的的聚光式立法優勢,當然要花更大的心血來向在野遊說其政策立場,所以不妨考慮將朝野溝通的機制加以制度化。因此,除了定期前往國會作國情咨文外,也有必要不定期邀請國會領袖前往總統府交換意見,包括立法院長、以及在野黨團領袖,而非只是象徵性的交流。即使在目前的憲法條文下,總統府與立法院並無直接的關係,陳水扁不妨成立非正式的國會聯絡室,根據國會生態機動調整,甚至於可以依各黨派系、次級團體的實力安排管道。 對陳水扁來說,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於蕭牆之內。民進黨一向有「派系共治」的不成文規矩,可以適用於人才甄補、候選人提名、以及重大決策。到底各派系是否輔選有功,陳水扁應該可以看出,各派系雖不甘心他出頭,但至少在選舉過程中表現中規中矩;各派系認為天下是大家一起打出來的,至少可以在人事、或資源上獲得分配。由內閣人事安排來看,可以了解他已在為四年後的連任作固樁的打算;由「國政顧問團」到全民政府,就有排拒黨內其他派系覬覦的作用,也就是如何加以收編、安撫、馴化、甚至於壓制,連包括施明德、張俊宏在內的美麗島世代的大老都要邊陲化。 短期而言,陳水扁思考的重點是如何駕馭派閥林立的立法院。面對立法院黨團,基本上是以他的嫡系正義連線為班底,收編福利國連線、新動力系、以及無派系黨籍立委組成所謂的「主流聯盟」。不過,這個鬆散的結合卻是以新潮流、以及新世紀為最大的對手,除了應付明年的黨內提名外,看不出有整合政策的能力,更不用說跨政黨的合縱連橫。如果說黨籍立委要面對行政部門的多頭馬車(府、院、部),往往有不知如何護航的苦惱,又有被各個擊破的苦惱,未來在立法的動員上,又如何動之以情? 由於民進黨外造政黨的性質,先天在組織上一直有雙元抗衡的張力,尤其是隨著公職人員越來越多,內造化的呼聲就難免越強。因此,外人過去往往也以「兩個半黨中央」來描述這種窘狀,也就是黨主席掌握的中央黨部、立院黨團、再加上修憲時的國大黨團。在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期間,我們又可以看到彭明敏競選總部與黨中央的齟齬,也因此,陳水扁在選前一度想親自出馬競選黨主席,以免重演自己人扯後退的惡夢。立委不斷的內造化喊話,無異是要把黨中央虛無化,而所謂的「弱勢黨中央」,彷彿是可有可無的政策研究中心,原本不用陳水扁過於擔心;選前一番「退出政黨活動」的說法,加上「全民總統」的自我定位,彷彿視黨為個人的包袱。 表面上,陳水扁雖然是民進黨籍的總統,對於黨綱上的政策立場一向不可置否。為了配合突如其來的總統寶座,組織上看似由總統、立院、黨中央三足鼎立的新態勢,陳水扁原本期待黨主席扮演協調整合的角色,也就是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嫌疑;然而,如果行政部門的政策走向對於黨綱不置可否,這種有違政黨政治的做法,黨又何必來背書?在襄助陳水扁贏得大選之後,民進黨主席林義雄選擇功成身退。 其實,憲政體制有相當程度左右政黨的組織架構,尤其是在朝總統制調整的路上,選上總統的人一言九鼎,政黨將只不過是競選機器罷了。因此,內閣制下的內造、外造走向爭議都是多餘的,抵不過擁有人事任命權、以及豐富行政資源的總統,長期來看,「以政領黨」是免不了的走向;不管是立院黨團(九人因應小組)、還是黨中央,任何人想與總統爭長競短,都會被支持者視為企圖掣肘。不管是「黨政協調會報」、或是「九人決策小組」,頂多是決策的參與,絕非民進黨中常會的集體領導。不過,陳水扁如果要成為黨的實際領導者,終究還是要想辦法以合理的決策過程來折服黨籍公職。 在自由式民主制度下,所有的內閣都是「選舉內閣」,陳水扁當然要為三年後連任的選票護盤,而民進黨更要為八年後的總統候選人產生未雨綢繆,因此,最基本的問題在政治權力的分配。而派系的競爭不只在立法院,更在縣市長的提名,因為這些百里侯正是未來有機會更上一層樓選台北市長、高雄市長、或總統的人;陳水扁不應只顧護送自己人、或結盟的派系上壘。繼任林義雄的謝長廷之所以出選黨主席,多少有倚黨綱以節制總統的意味;當他一再以黨紀伺候,暗示陳水扁不一定能獲得黨提名連任,也就是對陳水扁連任的最大挑戰。即使陳水扁不接受「黨魁兼閣揆」,最遲等打完民年的選戰,接班人的問題還是會再浮現。 在施明德企圖取代王金平立法院長失敗後,原本最有可能動之以情的國民黨本土派立委頓生疏離感。不過,既然各黨中央已多無力節制個別立委,陳水扁還是可以充分運用其內閣成員的多元關係,與立委建立多軌的溝通管道,甚至於設法去了解立委在各選區的改選壓力,如何作無傷大雅的地方建設支援。 陸、走出憲政運作的困境 在陳水扁學習如何擔任總統之際,整個社會對他表現最高的支持與期許,卻因核四風暴造成朝野僵局。在停建、以及續建核四之間,在野聯盟的杯葛可以用光譜的方式歸納為五種政治操作:立院提出能源法案來壓制行政部門、提不信任案、彈劾閣揆、彈劾總統、以及罷免總統。坦誠而言,政策成敗應由選民決定,除非將罷免改為行使複決權的公投;如果罷免案被詮釋為「欺負台灣人的總統」,徒增族群緊張的困擾。親民黨傾向於倒閣,希冀能將大選所得的票全數轉為國會席次;對於國民黨來說,罷免案的內耗衝擊較小。在野黨由法案著手的成本較小,共識也較易達成;從縮短工時案、公務員週休二日案、農漁業法修正案、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被進行所謂的「冷水雞毛」,儼然成為立法院的「立法局」。 面對在野黨的杯葛,陳水扁可以選擇不理會,因為政府癱瘓未必不利執政黨,反而可以藉機說服選民支持民進黨取得過半國會席次,甚至於動員百姓壓制選區立委,譬如抗議、或罷免。相對的,陳水扁也可以尋求妥協,只不過,政治人物還停留在內閣制的「比例政治」思考模式,要求權力分配,宛如用慣個人電腦的Dos系統,一時還不太習慣Windows的滑鼠,也就是贏者人事上全拿,只能在政策上讓步。這兩種分別稱為杜魯門、及尼各森模式;陳唐山採取後者,彭百顯、以及市長時代的陳水扁偏好前者。最後一條路是向大法官會議尋求奧援,也就是釋憲。 就程序上而言,在一切政治制度都亟待建構的情況下,台灣未來的憲政共識必須建立決定於John Rawls所謂的「不知的面紗」原則,不能因為角色易位而對制度的立場丕變;譬如當選的人希望是總統制,在野的人就主張雙首長制。民主體制若要真正獲得鞏固,即使菁英們無法就政治權力取得實質上的分配,擔至少要透過制度設計的共識,讓大家覺得都有公平的機會來取得政治權力。具體而言,不管將來由誰來參選總統,先要確定他將要如何來面對國會,不能老是採取漸進式的且戰且走態度,又要怪罪大法官會議的釋憲過於積極。 就實質面的爭議而言,不只涉及我們對當前憲政體制的認知,也取決於國人對未來體制的期待。如果說民主化象徵的是本省族群要求政治權力重分配的過程,而憲政制度的設計又有權力分配的效果的話,那麼,什麼是合理的分配原則與公式?在有嚴重社會分歧、或是在多黨制的情況下,到底是哪一種憲政體制比較有利在民主鞏固,政治學上並無學理上的必然道理,學者的實證研究亦無定論。拋開追求通則的學術使命感,我們毋寧相信一套好的憲政制度,必須能配合各國在不同階段的特殊需要。既然我們是正在建立慣例,就不能動不動以法國的雙首長制當無限上綱般膜拜,也不能將法國人的憲政慣例逕自移植。 從「國是會議」(1990) 到「國家發展會議」(1996),朝野對中央政府體制並無真正的共識。國民黨的主張大致是雙首長制。在野黨時的民進黨,除了含混地以「三權分立」來衝撞「五權憲法」的正當性外,其他憲政議題的立場並不一致。過去,民進黨有不少人主張反正選不上總統,但是在雙首長制下,至少可以趁國民黨在立院席次實質不過半的情況下,藉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來爭取入閣見習,甚至於認為攫取內閣的主導,是通向執政之路的終南捷徑。陳水扁既要參選總統,競選憲政政策白皮書主張總統制、或「健全的雙首長制」(即「偏向總統的雙首長制」),這可由新政府的內閣人事安排過程看出。海外及民間的制憲運動一向主張總統制,希望以強有力的領導者來帶領獨立建國。如果未來的國會能夠充分呈現社會上的重要多元代表 (族群、階層、地域、及性別),而全民的總統又能超越各種藩籬來面對內外難題,我們以為總統制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雖然總統制最大的特色是機構分立,卻要透過權力重疊來達成「制衡」。然而,如果總統與國會之間沒有任何實質的接軌,立法院光是憑著人事同意權、或彈劾權,在政策上根本彼此老死不相往來,國會又如何能牽制總統?有人建議讓總統前往國會接受詢答,我們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總統並不對國會負責,而是直接向選民負責,自不應再引入任何內閣制的機制來束縛自己。關鍵在立法過程的互動中,總統與國會的關係如何定位;如果我們不同意總統與國會是拳擊場上你死我活的對手、或是騎「前後雙座腳踏車」上的情人,至少也會同意兩者是並駕齊驅的馬匹。 既然要總統有權有責,就要考量如何提高其立法權,也就是立法過程的參與、甚至於主導。過去的設計是行政院長可以要求立法院覆議,若經出席立委三分之二維持原議,前者必須接受或下台;然而,在第四次修憲時,為了彌補立法院喪失行政院長同意權,因此把覆議的門檻降低為二之一。站在總統制的角度,政策的成敗當然要由總統負責,而且是在下回選舉中由選民定奪,國會不應可以輕易阻撓總統的施政,除非是作內閣制的思考。目前主動的覆議權操在行政院手中,沒有民意基礎的閣揆往往投鼠忌器,看不出有何實質意義。 為了讓總統放手一搏來履行競選諾言,起碼要有「總統否決權」的限制性立法機制,具體的做法是將覆議權轉換為總統的否決權。不過,國會反否決權的門檻必須提高為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國會的立法權僅止於形式上的賦予正當性,政策的主導權還是在總統,因此,只要總統擁有國會堅實的三分之一立委支持,就可以否決過半立委強行通過的法案。這當然不是獨裁,因為總統若想要主動推動法案,還是要說服多數或半數立委的支持;相對的,如果總統沒有否決權,要他去執行國會硬要通過的法案,卻又要他來負責,當然是不公平,即使是在野黨掌控國會之際。 然而,如果要使中央政府的運作更走向總統制,除了上述總統立法權的具體化,國會的權限應作通盤考慮,因此,假設我們同意擴大總統的立法參與,就要同時想辦法提高立法院的立法權,光是國大移轉而來的修憲、及人事權還不夠,遑論演為憲政怪獸;也就是說,我們希望總統能與國會相互制衡,卻又不希望立法院文為凌人詬病的「立法局」。具體而言,立法院應該有不折不扣的聽証、調查、及審計權;另一方面,國會要積極進行改革,強化立法程序、提高委員會的專業化、以及建立資深制度;最後,更要擴充國會的相關幕僚、及資源,譬如類似預算局的設立、以及助理制度的落實。 如果大家有意透過修憲來化解紛爭,未來只要增加總統的立法權(提案權),配套提高國會的立法權,再取消倒閣權、質詢權、甚至於行政院長等內閣制的遺跡,就可以堂堂進入總統制。政治學上最基本的道理是,授權的來源決定負責的對象。如果社會都普遍同意,民選總統有任命行政院長的特權,豈有要後者向立法院負責的道理?除非總統的人事權是虛的,然而,選民能接受這種詮釋嗎?在下一回的修憲裡,即使未能作通盤的憲政體制調整,至少也可以考慮廢掉夾在總統以及立法院中間、有責而又無權的行政院長,同時擴大總統府辦公室的功能。 在短期內,如果政治生態上的三黨不過半是常態,無法透過政黨重組來化解,而且「阿葉德」式的弱勢總統又與過去威權式領袖的期待有所差距,我們可以考慮在總統選制上採取比相對多數更高的門檻、或是絕對多數,鼓勵政治勢力在選前作結盟,以有效降低候選人、或政黨的數目,使總統當選人不再為選後的結盟協商所苦。 然而,總統選制可以人為製造絕對多數,卻也可以視為扭曲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圖,個別政治勢力的支持者願意接受嗎?此外,我們也必須重新界定總統當選人的條件,譬如說,我們希望選出最有人氣的政治人物(但有可能非常喜歡他的選民沒有過半)、嫌惡他的選民最少者(但有可能喜歡他的選民也最少)、或者是最中庸、溫和的人(但有可能支持者最少)?這些結果不一定聚合,我們必須在選前先求得共識,不能式反悔。 長期來看,總統制的運作若要避免憲政僵局,最基本的課題還是在如何強化各黨的組織與黨紀,不管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也不管是內造、還是外造的政黨。立委的選舉制度也要改弦更張:一方面要提高政黨比例代表的百分比,以他們來牽制區域立委,讓總統可以確保至少三分之一立委的支持;然而,卻又不能完全採比例代表制,以免國會多黨林立,讓總統不知如何來整合,眼睜睜重蹈拉丁美洲國家動亂的覆轍,則單一選區的引入也不可避免,以收斂政黨的數目。 如果總統遲遲不能倚賴政黨來當行政部門與黨團間的傳動軸,以組織、以及紀律來約束黨籍立委,起碼也要讓總統及國會的選舉時機、任期應一致,使總統與黨籍立委能充分體會到休戚與共,在母雞帶小雞的效應下,促成總統的選舉結盟能順利轉化為執政的結盟。各黨立委雖有調整任期為四年的共識,但是在未來總統有解散國會權的情況下,一時的任期延長,意義不大。如果我們真要朝總統制走,還是要廢掉解散國會、以及不信任案兩種典型的內閣制配備。 不過,如果執政黨連國會的三分之一的席次都沒有,而且又有三分之二的立委竟能結合起來要與總統唱反調,這時,唯一能訴諸民意來逼迫立委的,就是總統本身的魅力、或是民意基礎了,也就是總統要求公投。當然,可能併發的族群關係激化仍令人擔憂。 柒、結語 當國內族群有不同的民族認同之際,公民對於國家定位的訴求勢必衝突。因此,如何凝聚國家定位、以及民族認同的共識,也就是讓公民與民族結合為一,這是當前迫切的課題。David Miller (2000) 的建議是將「討論式民主」結合「共和國公民權」,也就是要求決策、或是權力分配能作公開而充分討論,彼此忍讓、修正自己的立場有關 (Uhr, 1998)。從核四案的決策過程來看,菁英之間的對話不足,選民只能憑感覺押注,族群動員雖不道德、卻是最為廉價。 我們原本以為「五權憲法」有其感情上至高無上的圖騰意義,是不可能觸碰的禁地,但在眾曰可殺的情勢下,國民大會竟然迅速被虛無化,也給我們通盤憲政設計的想像空間。平心而論,經過六次修憲,雖然未能達到制憲的程度,但是原本「五權憲法」及內閣制的架構已被大幅解體。未來的修憲如果能不再沿著「改革對抗保守」、或「本省對抗外省」的軸線,應該是著手進行通盤考慮,重新制定一套周延的憲政體制的時候。 我國近年來的民主化多採菁英協商模式,人民對憲改運動缺乏關注(也有可能菁英不願他們參與)。如果我們對於公民投票國家前途仍有疑慮,可考慮引入公民複決制度,尤其是在大法官會議的釋憲傳統尚未確立之前,將憲政問題訴諸民意、把憲改當作是一種全民尋求共識的過程,未嘗不人民之福。 回到基本面來看,選民最關心的還是政府的政策立場;務實與投機、堅持與頑固,差別往往在一線之間。
元旦咱的聯盟旗確實飄搖佇咱的天空我感覺驕傲和光榮 元旦咱的聯盟旗確實飄搖佇咱的天空 林益勝◎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中盟員 佇兩個月前,有一遍千惠姐真客氣地問我講:「益勝,你有法度用獨盟的盟旗做風吹,通好佇元旦辦活動咱來放風吹否?」 彼當時,我完全無經過大腦思考,真有自信馬上就回應伊:「有,我有法度。」也自按呢起,自彼時陣起,我頭殼底就不時浮現著’盟旗風吹’佇天頂,彼種逍遙美麗ga壯觀的景象。 雖然過去有幾na遍辦過盟旗的升旗活動,我都只是用傳統基本方式,將盟旗結佇竹篙柱仔將伊升起立空中。但是這攏會受材料ga地形的限制,無法度將盟旗升乎較高le,乎更加多人看著數十年來堅持不與邪惡、暴力的外來勢力妥協,不與處處打壓本土文化的殖民政權共謀,真正代表台灣人骨氣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做出展現勇氣的機會ga行為。所以如果,那用風吹來做HA意義ga效果就不仝了!另外,關於升旗的問題,盟員兄姐中也有誤論過,我接受馬榮慶老師的提議用氣球助浮的方式。 往往,一件代誌,若用講A總是卡簡單,莫名其妙擔任製作的我卻是大費心思ga精神。但是為著這個理想,ga寄望說會為自己有機會與獨立建國的前奏基礎工作,感覺光榮和驕傲。 親像很多年來年來,不曾缺席、職業性地參加台北街頭遊行ga抗爭活動相像的使命感一樣,所以我也盡了最大的心力將尹完成。 我想這應該也是每一個有覺醒的台灣人一致的共識與擔當,敢不是呢? 那無,那無生做這個時代的台灣人活著要幹什麼?敢講只是每天食飯、放屎、睏、生子、做一隻快樂的豬?管伊什麼國家的前途怎樣,管我享樂自身生命就好嗎? 今日雖然不是將獨盟的旗升向高高天空,乎真多人看著就感覺滿足,就等待明年獨立建國成功欲慶祝。實質上咱猶原繼續要做意識的宣揚ga文化的教育在民間、在社會人民之上。尤其佇這個曾經咱用全部的疼心甲晟養用殷切的寄望甲栽培,用選票支持成就伊的阿扁總統ga伊的新政府ve當乎咱寄望的時辰,咱台灣人需要更加自力奮發。親像大會相送的氣球所印:台灣人 徛起來。 2001年元旦升旗式後
想再聽見你的笑聲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仰望著夜晚的天空,我如’小王子’故事裡的飛行員,想再次聽你帶著幾分羞澀「哈、哈、哈」的笑聲。因為我不喜歡充塞在現今台灣社會,「嘿、嘿、嘿」這樣陰險卑鄙的笑。 回頭一想,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時間過得這麼快。你幾次來訪東京到我們的家時,李勝雄律師總陪伴著疲憊不堪的你,說:”他需要離開台灣,休息一下”。我知道在台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帶領在野黨的你的苦悶、辛酸、和沉重。你曾經說過”最感挫折的是受同志從背後打擊的時候,最怕的是跑在前頭回頭一看沒有人跟著的時候”。我能做的只是換新床巾,在茶机上擺放些許新鮮的花,希望讓你舒適的過安祥的兩、三天。不過,你一來,世楷和其他在日本的朋友,抓住機會促膝長談,談到三更半夜,未見你上床好好睡覺。世楷準備的日本酒喝完了,再來自己帶來的洋酒。你不只健談,酒量也驚人。我則暗嘆,新床巾,新鮮的花沒人欣賞。 我提起過鄭南榕來訪時說的話──他的父親十五歲時從福州來台灣,和江鵬堅的父親一樣。隨著,你就談起你小時候的事。”我現在還跑得很快。小時,家裡只有一支雨傘,家裡人多,下了雨,我就用最快的速度跑進涼亭仔腳,沿著涼亭仔腳跑到學校。你知道台北常常下雨,我的健腳是那時鍛鍊出來的”。”我從小很乖,看到家裡沒有錢,放學後把報紙摺成小三角袋仔,糊起來,拿去賣給賣土豆的老板。這是我自己交涉出來的”。你也說過:我很害羞,到現在還是不喜歡上台講話。有一次,在街上遇到父親,面對面也不知該怎麼樣,脫帽敬禮就跑掉了。說完,你「哈、哈、哈」地笑,笑出酒窩。 黑名單解除我們回來台灣時,你邀請我們到晶華大飯店,邀請函上寫著: 「為了感謝御夫婦的好酒及鮮花。」 噢,膨柑,我到那時候才知道你致意於我放在茶机上的花。 你,自有限的人生走入永遠的世界,我願靜靜的送你,因為我相信有一日我們能再相見歡於從地上望不見的國土。再見!
他留下了巨大的「腳步」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第一次和江鵬堅兄見面,是一九八七年夏天,在美國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當時鵬堅兄就任第一屆民主進步黨主席不久,我也剛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海外台灣人看到我們海內外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兩個台灣人組織主席同時出現,很喜歡安排我們兩個人並坐在一起,聖地牙哥的台灣同鄉會餐會將我們兩個人排成相鄰並坐;不多久在加拿大托倫都台灣同鄉的聚會,又是一樣的安排。 當時台灣仍在蔣經國強人統治下,白色恐怖氣氛未除,來到海外和「叛亂份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公然並坐在一起,是對國民黨政權一大禁忌的挑戰。我感覺得到鵬堅兄在公開場所和我並坐,心理上不是很安然的,但是他顯出那獨特具有親和力的笑容,和我握手坐下來。後來他常常來我東京的家,和我很熟悉,跟我講他的動機是,居然那麼多台灣同鄉希望看到我們並肩坐下來,雖然明知是挑戰禁忌,也要回應同鄉的願望。 他就任民進黨主席,在當時不是登上權力之座,而是等於從事「殺頭生意」,但是為了回應台灣人民的祈望,他願意犧牲自我接下來,其動機相似。他就是這樣的人,為了回應台灣人民,鼓勵台灣人民,會犧牲自我。 另有一件至今難忘的是,他為我們黑名單不能回國的海外政治亡命者,歌唱「黃昏的故鄉」一事。第一次在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聽到時,我們感動!我看到席上很多同鄉拭淚,包括我在內;以後再三聽到他歌唱它,感動有進無退。鵬堅兄性格豪爽的另一面,也具有如藝術家般的細膩感覺,他遇到我們,很快就能領悟我們迫切懷念故鄉的心情,所以所唱出的「黃昏的故鄉」獨具一格,震撼我們的心。 大家常說,一個人的一生,不在於其長短,而在於其內容。科學發達的今天,六十一歲辭世,未免是太匆促了一點,我們惋惜,我們「無彩」,「毋甘」!但是同時,我們還是覺得他為台灣人留下來的「腳步」巨大!
江鵬堅吾兄,天堂再見了!李勝雄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 將近三十年前,經共同朋友謝雲漢兄的介紹,初次見面聚餐即一見如故,成了比換帖兄弟更親密的知己。兩人無數次在國內外開會旅遊攏逗陣、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作伙辦案件做代誌,一起吃喝玩樂,也為美麗島高雄事件等不少政治案件並肩作戰。兩人間幾無秘密可言。 民進黨創立後,他踏入政界,由擔任創黨主席、立委到現今的監委,彼此從不中斷聚首。如此親密的至交,竟在學經驗正處顛峰尚未傳承之際,蒙主恩召,離世而去。正如陪伴他一生的愛妻,在前一晚送我及牽手到電梯時,向我們說:「他再不能跟恁吃喝玩樂了。」令我們強忍滿腹的悲痛。 鵬堅兄一生堅持理念,有時達於頑石不化至六親不認、只認義理的程度。尤其在他擔任監委開始,退出政黨、扶輪社以及一切交際應酬。只有在我們多年私交聚餐的場合才樂意出現。其實,他是非常受歡迎、熱情廣交、幽默風趣無架子的性情中人,只要有他在場,整個氣氛就熱絡起來,尤其在酒酣後,他意氣飛揚,引吭高歌之神態,更是豪氣萬千,魅力十足,其一代領袖才氣的吸引力更表露無遺。 他交友無數,瀟灑豪放、不拘小節,常和我在小吃店、路邊攤就無所顧忌地隨時隨地大吃大喝起來。但他頗愛惜羽毛,一生不貪不取,卻慷慨好施不落人後。如呂秀蓮留美回國,開始成立「保護妳」專線及拓荒者出版社時,我向他提及,他立即自動出錢出力幫忙到底。 我的朋友也算不少,但難得像鵬堅兄這種至交,同行同業又有相同志趣及愛台灣的堅定信念、公私大小事作伙一起。1984年他發起籌組台灣人權促進會,他當創會會長,我是執行委員之一,也當過第四、五屆會長。1998年民進黨創黨,他被選為主席,在金華女中大會受民眾歡呼慶祝時,我當大會司儀。許信良要闖關回台時,我與黃爾璇、顏錦福陪同他去機場,他不畏危險,在指揮車上帶領黨員與鎮暴部隊對峙;無數次的街頭運動,兩人可說是形影不離。而閒暇時,常常相聚一起,或討論時事、或開懷痛飲直至凌晨,與他同赴東京、大阪及漢城開會旅遊的歡樂趣味情景,歷歷在目,令我懷念不已,兩家庭亦互相往來,如同親人。正如他的名言:「做事時專心做事,玩樂時盡情玩樂」。 因為我在大四那年與牽手一同受洗成為基督徒,他生前常笑我說:「你還不能叫我信耶穌。」在信仰上尚未與他分享,使我常耿耿於懷。因此,他第一次入院開刀後,我每次去看他,為他祈禱,總帶些信仰小冊子,要他信耶穌。這次再入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他受洗,所幸在他離世前晚,得到他家屬同意,由義光教會許承道牧師施洗、高俊明牧師夫婦及我陪同,在其家人旁觀之下,完成了與我同一信仰的任務。因此,我能在悲痛之餘,勉強匆忙寫下此文,記念他這台灣一代領袖,且要向這位一生之至友說:「鵬堅吾兄,天堂再見了!」,也盼望他的家族及所有親友也能得到上帝的安慰。因為他只是從世上消失而已,從今以後在天上享受永遠的平安與喜樂,我們定會在天國相見。 鵬堅兄的一生有如提摩太後書四章七節:「我已經爭戰好的爭戰,已經盡跑走的路站,已經守所信的道理。」而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在天上。
悼念江前主席鵬堅兄典型在夙昔,風骨留人間 悼念江前主席鵬堅兄 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 最近我們才知道,江主席再度入院,豈料突聞噩耗,不勝哀悼。他方值壯盛之年,於台灣國家發展正需他這樣的領導精英之際,上蒼竟然讓他遽然而逝,真是眾神不仁,令人愴然唏噓。 我與江主席共事,記憶最深刻的是共同推動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成立,秘密組黨突破黨禁、護衛建黨初期民進黨艱困的黨務,以及卸下黨務後推動獨派溝通整合的工作。翻開昔日札記和照片,江主席堅毅、宏達而豪邁的談笑身影,猶歷歷如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立委增補選,高雄事件後辯護律師和家屬四位脫穎而出,江律師以戒嚴未解除僅擔任一屆立委為訴求,深獲社會稱讚。翌年他以立委身份即積極尋求建立台灣人權組織。一九八三年六月底,我被國民黨青工會會同教育部與警總迫害失去東吳大學教職,深感島內台灣人有仿效在美台灣人組成北美台灣人權會、台灣人教授會之必要。江律師於八四年九月初邀我深談其事,九月底舉行台灣人權促進會籌備會,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章程,而於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正式成立台灣人權促進會。江律師一再表示不希望台權會被視為他的「山頭」,所以堅持由非政治人物和學者主導其事,但當時尚處於敏感時刻,大家仍然公推他擔任首屆會長,而副會長、秘書長則分別由劉福增教授和林永豐醫師擔任。台權會成立後,發行專刊,辦理各種人權救援工作和研討會,對爭取台灣人權貢獻很大,創會和肇建初基的江律師功不可沒。 一九八六年六月,台灣島內祕密組黨活動經數次無影而終之後,終於結成超然於公政會之外的十人組黨祕密小組,其成員立委有江鵬堅、張俊雄、費希平,監委有尤清,省市議員有謝長廷、游錫?,國代有周清玉、政治犯有陳菊、學者有傅正和黃爾璇,沒有明定召集人。九月中擴大參與成員,完成黨名及黨章、黨綱初稿,而於九二八在圓山以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為掩護,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其後成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分組進行建黨工作,以費希平為召集人,江律師擔任組織組召集人,我則擔任執行長兼政策組召集人。因此得以與江律師同心協力從籌建台權會進而為建黨的高難度工作。同年十一月十日,民進黨在環亞飯店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中央黨部建制,江律師被推選為首任主席。民進黨於九二八突破組黨禁令,繼而於十一月十日再攻略一城,克服國民黨「可以籌備,但不准成立」的威脅。自此以後,江主席擔任任期僅能一年的首任黨魁,在危疑震撼中發揮對內調和鼎鼐、對外堅毅不拔的長才。原先擔心被派系掣肘的顧慮,也因為他不偏不倚的領導風格而獲讚許。 建黨未足彌月的十一月三十日,因許信良欲闖關歸鄉而發生桃園機場事件。於前一天下午江主席為此先趕赴中壢視察,三十日江主席因顧慮建黨未久,如迎機群眾失控,不但會遭受鎮暴部隊之害,民進黨且有被藉口鎮壓摧毀之虞,乃果斷親自率領全體幹部分頭進入機場和群眾之中,我們少數人即陪同他先到中壢許國泰服務處,然後驅車並步行到現場。當時交流道和機場道路已擠滿群眾,部份被軍警鐵絲網阻隔,官方不斷以消防水龍強壓和催淚瓦斯驅散群眾,直昇機低空盤旋撒下威脅傳單,江主席和我們一些人都與群眾共患難,民進黨的幹部從主席以下,都承受瓦斯和灑水的侵襲,他持著麥克風,揮去混合水珠的散髮,指揮若定。這個鏡頭不但使我們懷念首任主席,也應可讓後起的同志,體會建黨之艱辛,知所珍惜。最後,我們幾位被容許進入機場大廈,我們以電話與在日本陪伴許信良的友人連絡,獲悉成田機場未准許許先生登機,江主席乃決定宣佈和解散群眾的時機,終於結束一幕相當緊張但又有些荒謬的政治劇。也因為有此危機的體會,才使我淡然卸除不接任秘書長的堅持。嗣後一年,在江主席領導下,逐步完成中央建制,節節建立地方黨部,並推動一波一波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群眾抗爭運動,漸漸壯大民進黨聲勢,使之屹立於不敗之地,從此奠定黨的始基。 民進黨進入第二屆,我續任秘書長職位,江主席則退為顧問襄助姚主席,我們仍然合作無間,過從密切。迄至第三屆,我們都退出民進黨決策核心,江主席因感獨派理念有日漸淡化之勢,乃一方面出面組成台灣國際關係基金會,一方面主辦獨派溝通會(後改稱為建國研討會),分別在各地舉行會議,甚至遠赴馬尼拉和東京與尚無法返台的海外獨派人士舉行懇談會。該會辦公廳設在江主席律師事務所,第一屆由江主席主持,其後則分由姚主席等人分擔,到最後一次則再歸由江主席擔任。他因感民進黨獨派派系分殊化已日漸明顯,乃宣告停止辦理。在此期間,我因時間關係未能同意就任類似執行長的專職,但以義工身份全力協助其獨派溝通整合的工作。 江主席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領袖,不但具有豐富的法政經驗,而且有開闊的包容力和親和力,沒有不願屈居人下的的習性,於膺任領導者時,則博徵輿情,衡平斷事,其為一般成員,也能推心置腹,與他人合作共事,從其爽然答應許信良主席為秘書長、毫不矯情地與黨內後進競爭區域立委雖敗選而悠然自得,可以見到。他嗣後被延攬為監察委員,毫不遲疑地揭發舊體制時代諸多迫害人民的冤曲案件,表現超然公正之御史之風,甚至為他黨高層人士所折服。方今民進黨初次執政,正期盼其展佈長才,有所貢獻之際,竟然遽然長逝。撫今思昔,追懷他過去的勞績,給我們留下無限的感念與哀思。
懷念江鵬堅先生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美麗島高雄事件的公開大審,在消息封鎖的時代使台灣人大開眼界,看到一群的「政治犯」心裡在想甚麼,想把台灣帶到甚麼地方去。美麗島高雄事件的英雄榜排在台灣人的眼前,大審的公開是一個突破。又在那黑暗時代竟然有一群律師敢站出來,仗義為這群「政治犯」辯護,這是另一群的英雄榜。我認識江鵬堅律師的存在是透過這次的大審。 1987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為了與在台灣內部推行民主運動的人士建立半公開的連絡,成立了「台灣建國委員會」,江鵬堅、姚嘉文、鄭南榕、顏錦福……等重量級人物是主要被邀請的對象。我與江鵬堅律師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種場合。江律師為人率直、豪爽,我們非常投契。又我們都是嗜好杯中物的同好,當然借此更能互相交陪暢談。記得有一次在美國東部的馬里蘭大學開會時,晚上他要我跟他溜出去,到陳安和的公司。他看到排在商品架的玩偶,雙手抱起好幾個,哈哈大笑說「沒收,帶回去給孩子」,好像一個頑皮的小孩。 我因為是被KMT禁止回台灣的老台獨,要見台灣的朋友們,只得靠他們來找我。他跟洪貴參、李勝雄律師……等人,常常到日本來,我們透過來往交談之間增加友情。1992年在日的台獨聯盟盟員大舉回台,這也是靠他們這群律師的安排。在此之後,他很少到日本了。我問他,甚麼時候到日本,他回答說:「到日本幹甚麼。你們都不在日本了」,輕輕的一句話,使我深感他的友情真摯。 在台灣我們也常聚在一起。但是自他就任監察委員以後,要約他喝一杯,就變成非常困難的事了。據側面的了解,他是為要創立監察委員的風格,故極端地減少與外界「風塵」人物的來往。後來他得了大病,更少在外露面了。2000年2月29日台獨聯盟在國賓大飯店開了「台灣青年四十周年、台獨聯盟三十周年慶祝會」,那時他由於病況愈差,已經瘦得很,竟然拋頭露面來慶祝,使我們感激不已。 他就任監察委員,按照我的了解是要協助林義雄家族慘殺案的調查。但是到了他的逝世,還未能水落石出,這可能是他的一大憾事。 江鵬堅先生在台灣民主化的路程建立了偉大的成果,台灣史已經記上他的英名了。但是,做為他的朋友,失去他的寂寞感,是難以拂拭的。安息罷,江律師!
日本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但是過於自我虐待金美齡在其新著作中告訴日本人說: 日本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國家,但是過於自我虐待 金美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侯榮邦◎翻譯 日本人可以更有自信 世紀末期正漂著鬱卒的氣氛。在二十一世紀正要打開門扉之前連曙光也看不到。在這種情形下有異樣的評論家,金美齡氏的著作「生為日本人,幸福嗎」(海龍出版社)中說「日本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家,其最大的缺點是過於自我虐待,不能正確評價自己的國家,需要更有自信」。年輕時投身台灣獨立運動,三十一年之間,身為無國籍而嚐盡了心酸的她,對這個國家的現象似乎感到不可思議。現在讓我重新來聽一下滯日四十餘年的外國人的日本觀。 妳寫這本書的動機……. 我是台灣人。就我看來,無疑的,日本是一個和平、富裕而得天獨厚的國家。既然如此,竟然有許多人並不認為幸福,真的令我不可思議。不得不說的話累積了九年,期盼藉此機會加以具體化。 請具體的說明 具有經濟力是很好的事。貧窮是辛苦的事。有很多人因為貧窮而不能發揮其才能。例如開發途中的國家到處乞食而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如果生於日本,可能在良好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而發揮其才能,可惜為了維持一日的生活不得不用盡其智慧。 對日本這個國家絕望,而計劃創造獨立國家的中學生們的故事「脫出到達希望的國土」這本書據說叫好又叫座。就是說此論點引起不少日本人的共鳴。就我來說,所謂富裕,由客觀上看來可以說處於容易持有希望的環境裡。 由妳自己的經驗來說,是否日本人完全浸漬於自己本位的構造之中? 我一直沒有保護自己的國家。所以切親了解所謂國家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日本人有名為日本的這個完整的國家一直保護著所有的國民,早已成為習慣,因而未免過於蔑視國家的存在。 現在的日本人與統治台灣的時代,即戰前的日本人比較之下,我認為後者的日本人比較以身為日本人而感到驕傲,甚至有很多人抱有不違背這個國家的強力意識而營生。司馬遼太郎先生在「台灣紀行」也已經寫過了,現在可以印證的事例在台灣仍然留下很多。 我的母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位於總督府的建築物的斜對面。李登輝總統(當時)的民主化政策的成果,終於獲得返鄉權。初次歸台訪問母校時,昔日原貌的職員辦公室前面立有石碑,其中以日本語刻著「正直 堅強 賢淑」。因為我是戰後進學的,當時並沒有這個石碑。尋問之下,職員說:「那是日本時代雕刻的校規,戰後國民黨把它丟在後面的竹林中。新赴任的鄭美?校長重新把它立在原來的場所。雖然有人批評其過於親日,校長卻認為這所學校是日本人建立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歷史教育不可以滲入意識型態,壓小年輕人的意識與思考的空間務必戒慎,而堅持復建。」 我聽了說明後,對這樣具有見識與勇氣的女性已經在新生的台灣出現而感到膽壯與欣慰。而且對其端正的文言之訴求力量,使我重新認識日本留下給台灣的東西是何等的廣大呢。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時,你為什麼不顧中國開始飛彈實驗而回歸台灣呢? 在日本留學的期間我就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我的人生始終一貫反對國民黨政權,到這個時候若要支援國民黨的李登輝先生,可說是某種的背叛行為。思考再思考,得到的結論就是:台灣正需要他,雖然他屬於執政黨,惟他正想要改革執政黨,僅有國民黨支持他是不夠的,期盼他能夠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事到如今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又,當我獲得中國要向台灣發射飛彈的情報時,我切實希望待在被飛彈射擊的台灣。祖國正面臨危機的時候,在安全的日本悠哉閒哉是我做不到的。 對於去年春天總統選舉的結果…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這次的選舉是有關國家將來的重大的選擇。被視為有力的候選人之中,有偏向中國的宋楚瑜氏、李登輝氏的繼承者連戰氏、純粹的台灣人陳水扁氏。對我來說可謂賭注人生的選舉。如果宋楚瑜氏當選總統,我已經下決心不要做台灣人了。中國不斷地狂喊若是台灣宣告獨立不排除使用武力恐嚇台灣人,但是台灣人不屈不服,推翻了選舉前一般的預料,讓陳水扁氏獲得了勝利。這次的選舉對台灣人而論可以說是有關尊嚴與生存的重大關鍵之選擇。所以後來看到日本的選舉以及自民黨的亂象,讓我覺得日本人是那麼的傻裏傻氣呢。 那麼今後…… 我將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現在經濟上已經稍有餘力。這個房間恰好以新宿御苑為借景,不錯吧!我想把它開放為台日交流的社交場所。設立日本語學校是對次於台灣的第二喜歡的日本儘了些禮儀與奉仕。 日本人對於所得到的東西,要如何重視、要如何使用,應該要認真嚴肅去思考才對。在台灣,將日本傳統上的優美、勤勉、正直、規律、稱為「日本精神」,現在還有相當高的評價。 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台灣獨立運動 「為了台灣,希望繼續發言」 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屈辱為彈簧,一貫勇敢地活過來,現今令我的人生開始出現曙光。出生為殖民地的日本人,身為台灣人而成長,日本留學期間投身台灣獨立運動。撕破並丟棄護照,了斷退路。 「人們不能選擇在何地,如何出生,所以只有接受與生俱來的條件。到了自己能夠選擇的時候,要選擇什麼,要自主去選擇,或站在被選擇的立場,我認為要靠自己的努力而定」。 父親是普通的公司職員,母親是富裕的茶商的女兒。父親在年青時患了結核病,母親在娘家雖然很風光,但是在封建的大家族之中卻只是一位邊緣者。幸運的是我具有堅強的意志、語言的才能與洞察力。「我可以明確的說在某種意味上,幾乎僅具負面的要素,因此我一直努力將其轉變為正面的效果」。 留學生時代靠打功過生活。學生打工的日薪五○○圓時,我做通譯的工作則可得二○○○圓。工作獲得好評,努力爭取後續的工作。終於博得電通公司與博報堂的信任,「讀者文摘」的中國語的香港版之翻譯也由我一手包辦。語言學的磨練,同時也得到頗高的收入。與透過獨立運動認識而結婚的丈夫兩人不休不眠拼命地工作。 「我有任性的性格,奢侈而喜歡美麗的東西,又喜歡美食」她這樣地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她平常自覺為社會中的邊緣人物。現在她能夠肯定自己的人生與營生方式,並斷言有關自己的事她能夠負起一○○﹪的責任。而「有關國家的事,我一個人的力量不能有所作為。到底還能夠活幾年,發言還能夠繼續幾年呢。為了社會,為了台灣能夠做些什麼,盼望今後能夠在生活中不斷地思考」,她這樣地結束了採訪。 人物介紹──這一個人 金美齡 一九三四年生於台灣台北市。一九五九年以留學生身分來日。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英文系,七一年完成該大學研究所博士班課程。歷經劍橋大學客座研究員,早稻田大學英文系講師,JET日本語學校校長,現在為活躍的評論家。今年就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從大學時代就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撕破而丟棄失效的護照,到了九二年一直被封閉了歸國之路。 著作有「自己的人生 需自己去抉擇」、「世界第一富裕而幸福的國家,卻不知其可貴的不幸的人們」、「金美齡的直言」、共著有「關鍵在『台灣』!」、「不能自立的國家 - 日本」、「敵人是中國」、譯書有「七個中國」等。與丈夫周英明‧東京理科大學教授之間育有一男一女。 *本文摘自日本《每日新聞》2000年12月15日
專訪駐日代表羅福全 安全利益 台日關係共同基礎唐詩◎台灣日報記者 回國參加亞太區域會報的駐日代表羅福全昨天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日本輿論正敦促政府改變對中國態度與政策以及日本正考慮與美國強化伙伴關係的新發展;他也強調,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就李前總統訪日而言,羅福全則認為﹁中共對李前總統有意訪日過度介意的表現,是一件很不幸的事,而陳總統要訪日可能性並不大,但與日本首相森喜朗兩人彼此的溝通,他認為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以下是專訪摘要: 問:當前對日工作方針與未來登展為何? 答:去年我到任後日本即舉行大選,政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選舉中新的一代出現,戰後日本的意識形態政黨,如日本共產黨、社會黨慢慢消失,逐步走向兩大政黨之路,並進入新舊交替時代,未來我將儘量安排一些新的議員來台訪問,以了解台灣。其次,日本對中共在態度上、作法上正慢慢改變。比方說,日本給中國每年三仟億日元的援助,中國不但不領情,而且還把其中五分之二拿去給其他回家用。另一個例子是,去年七月中國調查船在日本海域附近巡迴,逕自進入領海卻未通知也引發日本國民不滿,因此近來輿論也在敦促政府,認應改變對中國的政策。 再者,日本政府過去認為,亞洲的安全問題交給美國去操心,日本應專注發展經濟,並協助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但日本慢慢感覺到中國發展起來以後,在軍事勢力增加,對區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在小布希兢選時一方面把日本當作伙伴,一方面把中日定位在戰略上競爭對象的關係,日方也正在重新深思這樣的變化。 我認為新的環境下,台灣和日本的關係應建立在安全利益的共同基礎上,並以此提昇交往的層次。當然這並不是我方一面倒的想法日方也在如此思考,就議員與兩岸來往而言,交往上並不會過份單純化。 問:日本有無可能扮演兩岸的「第三者」,新政府在日進行「二軌」與北京對話的可能性?這方面會不會有所進展? 答:日本人智庫人士與兩岸雙邊都有來往,但也許還未能擔任「第二軌道」角色,沒有成熟到這個程度,除了日本學者怕被貼上「親中」、「親台」標籤外,最大的關鍵還市在北京,除非北京方面能找到具有代表官方性質的適當人選,並且有這樣的意願,否則現在談這些還太壟統,但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 問:李李登輝前總統今年訪日與陳總統任內訪日,可能性的評估? 答:有關李前總統這件事,現在我要「百分之百」我才敢說,百分之九十九的話都不敢講,因為我是代表官方。不過我要一再強調的是,李總統訪日並不會造成任何政治上實質意義,只是一種象徵的意義,因此中國對此事過度介意,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我不願在此促成此事的過程中發言,以免徒增新的困擾,像去年十一月中嶺雄校長有關的發言,結果是製造一個目標讓中共「打靶」,因此定位在私人訪問的性質的話,它不應該在日本造成軒然大波,也不致影響日本與北京的關係,只是中共看待此事太過情緒性。另一方面,日本也認為李前總統並不需要事先取得北京的諒解,日本人認為:私人的訪問為何須經國家間交涉? 但陳總統訪日意義不一樣,要順利成行也比較困難,因為陳總統是現任國家元首;1月5日我在公開場合和森喜朗首相碰面時,除了與森首相寒喧外,也替總統向首相問好。我相信阿扁總統和森首相之間可能從「心」交往,「心可以通心」就好,雙方聯繫管道,依我看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國際人權研討會──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蔡明殿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這一個團體運用其力量來保護人類生命的價值,國際特赦組織給予因為種族、宗教或政治觀點而被監禁的人,實際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1977年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頒予諾貝爾和平獎時候的聲明。 「國際特赦組織」(AI)的中文譯名時有受到誤解,事實上其聲援的工作對象是經嚴謹的篩選和求証,僅限於良心犯或一般稱為政治犯為對象。「國際特赦組織」的創始者本奈生(Peter Benenson)是一位英國律師,向來關切人權問題,並曾為不少政治案辯護。他看到當時的國際新聞,每日所見無不有關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被當地政府逮捕入獄受難的令人痛心的信息。時常思考,如何來營救這些人權受到侵害的陌生人。1960年的11月,葡萄牙在當時的獨栽者Salazar的統治下,有兩名學生在葡京里斯本,公然舉杯為自由而乾杯,為此他們被捕並判刑七年。這一則新聞觸發本奈生採取行動的動機,他想,葡萄牙政府有沒有可能在世界各方同時寫信的民間壓力下,釋放這兩名學生?他認為這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對各國同時進行。 1961年似乎對人權工作是一個很適當的年代,這是美國釋放奴隸和蘇聯釋放農奴的一百周年。本奈生找來兩位可能同意他的行動的人 – 貝克(Eric Baker)和布倫庫伯(Louis Blom-Cooper),三個人一起發起「1961為特赦而請願」(Appeal for Amnesty 1961),行動的目標有限但也很清楚,是要為因為政治觀點有異於政府而入獄者:尋求公平審判的機會;擴張受庇護的權利;幫助流亡的政治人士尋找工作;推動保護言論自由的國際組織。 在倫敦的本奈生辦公室中,搜集並發佈他們認定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的消息,他們也向朋友推介這項活動,主要是律師、新聞界、政界和學術界人士,由此組成一個核心組織。1961年5月28日他們在當地報紙「觀察者」(THE OBSERVER) 全版登載新聞,呼籲大家為世界各國政治犯的釋放而行動,每一組的人都認領三位良心犯,分別來自共產集團、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各一人。 這一則新聞在當日的法國報紙(Le Monde)登出類似版本,隔日美國的The New York Herald、德國的Die Welt、瑞士的The Joural De Geneve、丹麥的 Berlingske Tidende、瑞典的Politiken、以及荷蘭、意大利、南非、比利時、愛爾蘭、印度,甚至於在佛朗哥獨栽統治下的一家西班牙報社也冒著風險而登載。 「觀察者」第一次登載出來八名被本奈生認定為「被遺忘的犯人」(The Forgotten Prisoners),其中安哥拉的奈托醫師(Dr. Agostino Neto)是一位詩人,也是該國僅有的五名非裔醫生之一,但是他對改善醫療的努力卻因為政治活動而不容於當局。他在家人的面前被鞭打,未經審判即入獄;另一位「被遺忘的犯人」是羅馬尼亞的哲學家諾怡卡(Constantin Noica),被判25年徒刑下獄的罪名是「陰謀違害國家安全」和「散佈對當局敵意的宣傳」;一位西班牙的律師亞曼(Antonio amat),因為試圖組織反對派聯盟,未經審判而入獄三年;65歲的美國牧師瓊斯(Ashton Jones),他因為幫非裔民眾爭取人權而在德州和路易西安奈州,有三次挨打和入獄;南非白人鄧肯(Patrick Duncan)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入獄;希臘共產主義和工會運動者亞必迪克羅(Tony Abiaticlos)因反對政府而入獄;還有匈牙利的樞機主教Mindszenty和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總主教Josef Beran。 這些新聞發出後各地的反應很熱烈,信件和捐款湧入,隨之而到的還有數以千計的有關各國良心犯的訊息請求申援。這些個案被分配到各地的關心人士所組成的小組,讓他們「認領」特定的某一位良心犯,替他(她)的釋放寫請願信函之外,並設法與其家人聯繫、在年節時寄一點禮物或為家人生活費募款。每一小組還要設法寫信給獄中的良心犯,即使沒有回信也要繼續寫,期待有一封信可以達到良心犯的手中,讓他(她)知道這個世界並沒有遺忘他(她),以之來鼓勵其堅決活下去的勇氣。 「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其宗旨,後來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的許多良心犯的遭遇上得到印証。這些眾多政治受難者之中的一位,後來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會長的柏楊先生,在綠島服刑的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全世界的會員寫了很多信件給他,但獄政當局扣留所有信件,只是有人傳話說有些來國外的信件。柏楊先生後來到出獄之前都未能看到這些信件,而他的刑期也未因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的聲援而減少一日,但是柏楊先生出獄後曾對「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說,在獄中知道各國人士寫百千封的信給他,讓他更堅強和安慰。副總統呂秀蓮、國策顧問楊金海等多人也曾被AI的全球會員所救援。 「國際特赦組織」創會時的基本工作 – 寫信和認領政治犯延續到今日,仍是各國會員最熱衷參與的志願工作。其工作流程由各國的侵犯人權事件發生後,通報至倫敦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的緊急救援組(Urgent Action Team)經調查並認定為「良心犯」之後,即編號以電子郵件、傳真或空郵發至各國分會的緊急救援聯絡人,由此再分發給志願寫信的會員或小組,依照緊急救援組的指示向各國領袖、法務部長、外交部長、警政首長或相關人士,寄出請願信函。一封請願信可以英文、本國或對方文字書寫,再以個人或多人簽名寄出。 由倫敦的緊急救援組傳出的個案,必然都包括有當年的編號、國家、姓名和案情,然後有詳細的背景消息,通常是很新的該國政治現況的報導,對於研究國際事務的人很有幫助。然後,有一段建議事項,是提示會員寫信的重點和請願的方式。接著是受信者和副本寄送的地址,以及寫信的時限,通常是五、六個星期。之後,緊急救援組有可能再發出同案的接續聲援通告,有時情況危急或牽涉面很廣時,會有第三、第四次的通告。1999年中東帝汶的政情不穩,極多人命損折和動亂,維持治安的印尼軍方坐視民兵施暴,緊急救援組發出極多次通告摧促會員向印尼總統及軍方請願,要求確保居民的人權。台灣的蘇建和等三人案,在1995和1996兩年之中,共發出六次通告要求各國會員向總統和法務部長請願。這種多次聲援的策略,就等於一個人講話,講一次沒有回應,那麼就再講,一而再的講。人少聲小,那麼就再多找人,匯集更多的人更大聲的講,直到這些話有人聽到。在1975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一位工會幹部皮納瓦地滋(Julio De Pena Valdez)被當局在地下牢房裸體監禁。「國際特赦組織」得知他的情況後立刻發動全球會員為他的釋放寫信請願。事後他自己敘述:「當最先的兩百封信寄達時,獄警還給我衣服穿,再來兩百封信之後,典獄長跑來看我。當成堆的信件再來時,典獄長去找他的上級。信件繼續的寄到,一共有三千封之多時,連總統也被告知。然後信件繼續的寄來,終於總統告訴獄方將我釋放。在我被釋放後,總統找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面談話,他說:『一個工會的幹部怎麼在全世界會有那麼多的朋友?』他展示給我看,他所收到的一個堆滿信件的箱子。當我離開的時候,他將所有的信都送給我,到今天我還保藏著。」 因為良心犯的情況會變動,有些短期內被釋放的當然可以消案,有些被判刑後正在服刑的,則由緊急救援的檔案轉入「行動檔案」(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