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真假中國人的嘴臉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企業大老應有的倫理與分際王永慶於去年(二○○一年)六月十九日的「解除戒急用忍」，「接受一中」的高分貝政治喊話，如同晴天霹靂，幾乎震撼了全國人民，也不禁使筆者懷疑他到底是否認識「接受一中」對台灣可能造成如何嚴重的災難。五月十一日(母親節前夕)，關心台灣前途的團體與個人約數萬人走出街頭要求「台灣正名」大遊行。其主要訴求是「我是台灣人」、「我的國家叫台灣」、「台灣是咱的母親」。本來「台灣正名」運動與政府要「拼經濟」、企業界大老要求儘速「開放三通」並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企業界龍頭王永慶卻在五月十九日向媒體強調「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是我們的，大陸也是我們的」，「台灣和中國大陸是同一國，是同一個民族都是中國人，就像兄弟姊妹是一家人，這個家庭都是大家的。」，「住在上海的人也是中國人」，所以「住在台北的人也是中國人，這是很自然的事」。王永慶又在昨天(五月二十一日)向媒體記者針對兩岸問題發表看法謂兩岸應該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來定位，這才是兩岸問題最佳的解決方式。同日，高清愿企業大老則認為兩岸既然都有共識認為經濟發展很重要，就該暫時撇開政治，讓經濟完全開放自由，五十年內不談政治，台灣國民所得很快就會達到二萬五千美元，股市馬上衝破7,000點。筆者懷疑王永慶、高清愿兩位企業大老未曾學過「政治學」與「國際法」，他倆對種族與國家的概念混淆不清，對文化與政治辨別不明。幾乎所有台灣人沒有人會否認其祖先是於明朝末期從中國（當時還沒中國這個名稱）移民來到台灣的，惟經過四百年歷代殖民統治的歷史，台灣人已建立不同於中國的獨自的文化與價值觀。正如同美國人不是英國人，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一樣，「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套上王永慶說的一句話，這是很自然的道理。試回顧戰後國民黨外來政權佔領台灣後，為了向我們灌輸中國意識，小學教科書裡就有一課「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他也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依據TVBS所做的民調同意王永慶的說法的人超過半數，對此筆者不會感到意外，也許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現在的地理教材教學生說「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京」，超過半個世紀的國民黨外來政權同一的意識型態與單一價值觀的毒化教育的結果造成今日台灣人對國家認同的混亂與危機。類似台灣以漢裔為主複數族群國家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雖然現在政治立場傾向中國，但是一九五九年，在就任總理的演說中曾強調下列三件事︰(一)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二)我們都是新加坡人。(三)一心一意為新加坡共同努力建立成為世界一流的國家。以上若依次將(二)、(三)的「新加坡人」改為「台灣人」，「新加坡」改為「台灣」，正是一針見血，最值得所有的台灣人借鏡。統派政客與媒體誣指這次「五一一台灣正名」大遊行是蓄意挑起族群對立。其實「五一一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對「台灣人」與「台灣國」下了如次的定義︰「凡熱愛台灣，認同台灣為自己的國家的人都是台灣人，都是台灣國民」。難怪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說他一歲多就來到台灣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企業龍頭王永慶要包山包海地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是我們的、中國大陸也是我們的，我們是同一國、一個民族都是中國人，就像兄弟姊妹是一家人。」，但筆者不相信王永慶不知中國配置四百多個飛彈瞄準著「一家人」，一天到晚文攻武嚇著「一家人」，未知王永慶要作何解釋。王永慶也很有自信的提倡「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就國際法而論，國際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過任何一個國家的兩個政府。「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一九四九年滅亡為止，一直有兩個以上的政府，兩個以上的國家，簡單的說，「中華民國」有史以來從來未曾統一過。國際人權公約的B公約第十二條第二項(遷移．居住出國歸國的自由)規定「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含本國）」。第四項規定「任何人都不能恣意被剝奪返回本國的權利」。因此王永慶要選擇中國的國籍，只要中國批准，我們也應該予以尊重，因為這是國際法上承認的權利。但是筆者要鄭重地喚醒他在行使其權利之際，切勿傷害台灣人的尊嚴，傷害台灣的國格，動搖台灣的國本。王永慶一手建立的台塑王國，創造數萬人就業人口應予以獎勵與肯定。但是他千萬不要忘記三件事︰(一)曾受到政府產業保護政策的恩惠、(二)龐大利潤主要源自台灣人民、(三)石化工業破壞了不少自然環境生態，高度的大氣污染，使人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人非萬能，行行出狀元，王永慶、高清愿兩位企業大老在社會具有莫大的影響力，故應嚴守其分際，不應該對其非專業的分野隨便或意圖講重話，以免成為社會不良的示範。這次王、高兩位企業大老要求政府儘速開放三通，似乎意圖隔海對中國放話，正落入中國「以商逼政」的陷阱。難怪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立刻隔海唱和，加以「讚揚」，並期待兩位企業大老代表政府與中國協商「開放三通」問題。不錯，打開經濟困境固然很重要，惟國家安全更加重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企盼王、高兩位大老以其專業的知識高瞻遠矚，以冷靜理智的態度，與政府協商配合，規劃整套策略，以謀求台灣在國際生存之道。醜陋的中國「客人」原定十七日要到台東縣議會拜訪的中國四川省教育學會訪問團，因要求議會卸下大廳所懸掛的「國旗」，結果遭到台東縣議會悍然拒絕，竟在未告知議會的情況下取消拜訪行程。過去層次較高的中國訪問團也曾經發生類似的事件而引起台灣人的公憤。顯然這就是中國人自我中心，軟土深掘的國民劣根性與本質的表現。是否此中國四川省的訪問團成員還迷迷糊糊地錯覺處於自己的國家境內，否則豈能對一個堂堂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做出這種違反常理，不守分際的要求。何況該訪問國是屬於教育界的團體，為何最起碼的「作客之道」也不懂，豈不會「誤人子弟」，你們中國人不會憂心嗎？基於維護國家尊嚴及國格，政府對這種來訪者，無論個人或團體應該立刻要求其離境。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於十七日在北京參加「前沿科學國際研討會」。李院長強調這次赴北京純屬開會，不會當兩岸（兩國）調人，惟據說他並未排除「看一些老朋友」。又據媒體報導前日鬧得滿城風雨的主角林毅夫表示如果有機會，很想拜會李遠哲，討論兩岸（兩國）經濟等問題。筆者不知道林毅夫是否為李遠哲院長所謂的「老朋友」，若是的話盼望不要看他，相信李院長老朋友多得是。何況以李院長的學術地位要看更有權威的經濟學家應不是問題，未必去看投敵叛國的林毅夫。電視畫面裡的林毅夫政府終於以政策決定林毅夫放行，法律風險自負責任。六月三日，國防部長湯曜明則嚴詞痛斥林毅夫投敵叛國。林因畏罪由其妻子陳雲英代表他返台為其父親奔喪。本來「林毅夫事件」(以下簡稱林事件)明明是涉及軍法前線投敵叛國罪嫌的單純事件，卻因政府最初處理不得要領、不夠嚴謹，讓統派政客及媒體有機可乘大肆渲染、撻伐政府的失態，並唯恐天下不亂地挑起族群對立，使「林事件」複雜化。國際人權公約B公約第二條第二項(遷移、居住出國歸國的自由)規定「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含本國）」。第四項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被恣意剝奪返回本國的權利」。若撇開林毅夫的叛國罪嫌不談，依其在電視畫面的言行可知他具有大中國思想，並且明確認同中國，我們應予以尊重，因為這是國際法上承認的權利。昨天(四日)晚上無意中看到電視映出林毅夫隔海遙祭亡父而跪地掩面痛哭的畫面，孝順固然是美德，惟自古忠孝難兩全，何況他冒著性命的危險，游泳渡海過中國投敵，難道沒有與親人生離死別的覺悟與決心？為何如此傷心欲絕掩面痛哭，實令筆者不解。這種電視畫面不禁令筆者憶起往事。一九六三年四月，筆者赴日留學，因認同台灣，且為忠實自己的思想與理念，加上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於同年十二月毅然加入台灣青年會(台灣獨立聯盟前身)從事獨立運動。一九六七年六月上旬忽然收到國民黨政權駐日大使館寄給筆者的一封信，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封信，一看信封的筆跡立刻知道是家兄寫來的，是一封開封的信件，內容大概是︰父親於六月一日去逝，預定於六月十五日舉辦葬式，延長葬式的時間無非是等你趕回台灣送葬以盡孝子之道。如果你身邊籌不到旅費，政府對我們很好，你可以向大使館暫借，返台才還就可以，趕快辦理手續回來勿誤為要，顯然是被特務脅迫下寫的。大使館的信函是寄到台獨聯盟辦公室，剛好宋重陽也是在辦公室，他好奇的問為何大使館給你信幹麼？筆者告訴他信函的內容後，毫不動聲色地默哀。家母也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離開人間，同樣不能看到最後一面。筆者並非自畫自讚自以為了不起。當時公開活動的戰友幾乎都有同樣的遭遇，黃昭堂、金美齡、羅福全等何嘗不是如此。當筆者獲知黃昭堂的令堂仙逝的消息時，帶了一束百合花到他位於方南町簡陋的住家，向擺在桌上的小小令堂遺像禮拜後，相互以默默的眼神相對面地坐著，筆者尋找不出安慰他的話，只看著他在沉思。

李登輝總統與阿扁總統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日本人對李登輝先生的尊崇我們知道李登輝先生就如同那一代的台灣人一樣，受日本教育也深具「嚴謹、刻苦」的「日本精神」。然而「日本精神」一語，其實在日本原本並不存在。此語由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口中所述，而最近逆輸入到日本來，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精神」一語反倒是一個重新發現自己的新奇刺激。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最符合這句來自台灣的「日本精神」一語之人物，非李登輝先生莫屬。李登輝先生不僅是日本人心目中，「日本精神」的代表，同時也是啟發日本人回頭來檢視自己的「日本精神」最大的刺激。　去年李登輝先生訪日就醫之前，日本政府遲遲不發給李先生簽証，當時研究台灣歷史為中心的日本人團體「台灣研究論壇」的事務局長永山英樹先生，主動發起向外務省靜坐示威抗議。當時有許多平時根本不曾參與過此類活動的學生，家庭主婦，大學教授們，也一起舉起牌子向外務省吶喊抗議，抗議日本政府對李登輝先生的無禮舉動。他們與在日台僑並肩作戰要求發給李登輝先生簽証，也要求日本政府以更尊重的態度迎接李先生來日本。這場抗議由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持續了三天，直到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發給李先生簽証。隨後「台灣研究論壇」又與「在日台灣同鄉會」共同發起迎接李登輝先生之活動。我們共動員了千人到關西機場迎接。其中有一半是日本人，他們揮舞著日本國旗及綠色的台灣旗。當看到李登輝先生的座車通過，李登輝先生搖下車窗向大家揮手時，許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熱淚。看到李先生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感動了無數的日本人。這種對外國前元首所表現出來的感情及敬意，在日本史無前例，相信將來也不可能再有。而何以李登輝先生如此受日本人敬重？何以他們會敬重一個外國元首超過自己的國家元首？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在李登輝先生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喪失已久的「武士道」精神。他們看到了一個兼具文學、史學、哲學素養、刻苦克己，有透徹豁達的死生觀，無畏無懼的「武士」就存在於李登輝先生身上。筆者認為這已足以解釋所有日本人對李登輝的感情。日本人敬愛李先生，期待李先生能喚起在日本社會失去己久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台灣有幸在李登輝先生領導之下完成了民主的程序，擁有李登輝先生本身就是台灣的驕傲。他身上所有的「武士道精神」其實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需要的堅忍不拔，平實無華，為公忘私的精神。希望兼備「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的李登輝先生，能引導後輩的我們，為台灣走出一條更有自信的路？給阿扁總統的諍言阿扁掌權後時有「走精」的言動與搖擺不定的政策決定，最糟的是中了統派的計跟著統派大喊「我們不要意識形態」，而讓強調台灣該堅持主權獨立的聲音被與「意識形態」劃上等號成為阿扁政權內的禁語，也解除了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武裝。相對的，統派則大肆地把台灣推向虎視眈眈的中國，他們要求接受「一個中國」，鼓吹「一國三制」，連阿扁都隨著他們的魔笛起舞唸起「憲法一中」的魔咒。阿扁的表現讓我們幾乎要相信「阿扁與江澤民的密約」的八卦新聞是不是真的？在政權交替之後，絕大多數的愛台灣派（有別於輸不起的愛中派）都珍惜這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果實，期待阿扁政權能成為賢而有能的安定政權。也因此愛台派人士大多相互約束不要太批判阿扁，對阿扁多鼓勵少責備，希望阿扁政權早一日上軌道來捍衛台灣的安全。然而這樣的好意顯然完全落空，筆者質疑阿扁政權四年下來台灣的社會還有多少「台灣意識」及捍衛台灣的決心。阿扁之所以做如此多取悅派的動作乃出於選票至上的條件式反射，這也許是以選舉家的政治人物的宿命。而只要在現行制度下選舉判斷民意的最善選擇時，我們無法批判政治人物的這種心態。筆者要強調的是阿扁顯然相當「靠勢」，仗恃愛台派只有「挺扁」，不會有其他選擇，因此他很放心地去追求統派的歡心。阿扁任由這群毫不關心台灣安危的統派予取予求，卻看不到支持他的愛台派心在淌血。此次的經發會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而好不容易歷經一個月的經發會爛劇才下幕，這些貪得無厭的愛中派又要求開「政黨協商會議」、「政黨高峰會議」。他們才剛剛取得了經發會決議這條繩子套在阿扁的脖子上就已迫不及待要摧緊它。可憐的是阿扁頸子上掛著被統派牽著的繩子還得意揚揚，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多少愛護他的人的心。相信許多愛台派是以「除了阿扁沒有其他的選擇」的心理在支持阿扁，認為只有阿扁能代表台灣的本土派，也因此大家以顧大局的心情來挺他。然而在政治上沒有絕對必要的人，一個政治人物經常在有「非我不可」的自滿心態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已接近終結。政治人物只存在一時，台灣卻必須永久長存。為了打贏下一場總統大選，放任以「台灣之子」自任的阿扁正當化統派向中國傾斜的口實，解除台灣人的防衛意識，那麼我們贏得選舉而失去台灣。世界上只要是民主國家，選舉就有輸有贏，除非獨裁政權否則沒有不能輸的選戰。同樣地，只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不得到人民同意而改變國家体制，獨立如此，統一也如此。因此，我們最該擔心的反而是以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來學樣的阿扁向中國接近，誤導台灣的方向及國際上對台灣的看法。以現在阿扁的表現來看，似乎誰來做都很難做得更好，也很難做得更壞。因「顧大局」為由而壓抑對阿扁錯誤政策的批判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知道不批判阿扁的荒謬政策，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下一場選舉固然重要，但台灣意識的推揚，強化台灣防衛意識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千秋之業。

海外看阿扁關懷又期待

確立總統制制定新憲法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陳水扁總統就任兩年了，因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的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因此關心台灣、熱愛鄉土的阿扁支持者大都寄予很大的期待。因為是弱勢政權，加上外面又有美國的壓力和中國的威嚇，因而兩年來八掌溪、核四、罷免總統等等事件，鬧得風風雨雨，再加上經濟的衰退，導致失業率節節攀升。對新政權有人同情、有人失望，我只是痛心，並沒有像其他過去熱烈支持阿扁的「死忠」朋友那樣走上極端，發誓以後「不問世事」。陳水扁政府雖然標榜「全民政府」，依然掩飾不了弱勢也是事實。執政欠缺老謀深算，一切不能如願也值得同情。可是令人失望又不敢茍同的，有不少是來自總統的本身立場、觀念、戰略、作為等問題，令人無法作壁上觀。以下是我在海外綜合這兩年來，從關心又熱愛台灣的關懷者中所得來的對陳水扁總統的建言。一、最初聽到陳總統目前要以經濟、文化，將來要以政治與中國「統合」作為治國的目標，實在令人非常震驚。不管總統用任何意涵來解剖「統合」一詞，台灣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完全不同，近代文化更加迥異。雖然不能強求陳總統一定要繼承李前總統所倡言的「創造出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新文化」；當然更不必呼應中共最近幾屆黨大會所決議的「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但至少必須認識現在和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統合毫無建設性，以及未來與中國政治的統合作為治國目標也是死路一條。二、為了維護台灣主權獨立，陳水扁政權一直抗拒中國的「一中原則」，僅此點即值得加以讚揚。但是綜觀兩年來陳水扁政府一直懾於內外的壓力，在政經方面頻頻向中國過分讓步，甚至向中國接近，並以打「中國牌」來引誘美國保衛台灣的戰略是玩火的行徑，萬望不要走火入魔。三、民進黨及扁友會的人，大都過分自吹自擂阿扁的當選與立法院改選的勝利，是「新中間路線」的勝利。現在台灣只有統獨的對立，既無左右的對立，也未見左右在台灣形成任何的社會力，何來此不倫不類、不知所云的「新中間路線」。當然，也看不出阿扁有任何神通能夠「超越統獨」。至少，兩年來風雨飄搖的新政府，早已證明「新中間路線」是此路不通；又如何談超越政黨以及實現全民政府。何不表明放棄「新中間路線」，培育台灣意識，才能確保主權獨立，也是阿扁夢寐以求的兩年後勝選之道。四、美日同盟至少可以確保今後亞洲卅年以上的安定，這是當今美日軍政界的共識。最近常常和台灣政經界人士談及台灣新世紀的安保問題，也得到了強化美、日、台三國的安保，至少可以阻止中華帝國的向外擴張，確保亞洲五年以上安全的共識。在當今美國世界戰略的重編以及日語世代健在的時刻，希望能早日在水面下建立美、日、台的安全保障管道，是執政者不可推卸的重責大任。五、民進黨為了修改「台獨黨綱」，不斷地強調台獨是「票房毒藥」，又標榜以民意為黨意。陳水扁總統更強調以民意為治國之道，甚至有意讓「民意」來領導總統。既然如此順從民意，當然就應該表現在支持、推動「公投法」，或運用「創制、複決」兩權，以牽制立法院的坐大。核四問題就是敗在未能善用公投法。對付中國蠻橫不講理的「一中原則」，到頭來也只有祭出「公投法」。六、時代倒錯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正是當今台灣政體曖昧、政局混亂的最大根源。訴諸民意、腳踏實地、制定適時適地的新憲法，確立總統制才是國家安全之道。七、阿扁在選前主張超越統獨。國家安全為先，卻又講話不算話。法治國家裡，連公司洩密都難逃法律制裁。何況國家安全的洩密，大大傷害國家安全。本來國家機密與新聞自由是兩回事；可是陳總統卻將國安局洩密與新聞自由等同為魚與熊掌兩者擇一的問題。並引用名言，寧願犧牲國家安全而討好處心積慮一意賣國又設下陷阱的媒體，來維護莫名其妙的言論自由。不但食言，又以一國總統之尊，將國家安全看扁。八、陳總統最近到處喊拚經濟，口號震天，連八吋晶圓也要拚到中國去。迦太基拚經濟，拚到成為羅馬帝國的香餌；威尼斯拚經濟，拚到成為義大利的海上博物館；香港人拚經濟，拚到的頂多是「一國兩制」。台灣早在一九三○年代就已經進入產業社會，經濟基礎並不亞於OECD加盟國家，台灣人天天喊拚經濟，而不拚文化，將來台灣會變成什麼？九、台灣的教育與媒體，完全掌握在「新台灣人」的手裡，台灣人可說「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半世紀以來，教育與媒體可說是「新台灣人」的聖域，不但李前總統時代針插不進、水灌不入；陳總統時代更不用說，反而成為媒體的「寵兒」而不得不處處討好媒體。一談起輝、扁兩位總統，必定被對方大喝一聲「完全不能比」。可是，我的看法不盡相同。阿扁唯一能「超越統獨」、「超越李前總統」之處，只有掌握教育與媒體。十、海外扁友會的翻雲覆雨是我滯日近四十年來難得目睹的怪現象。扁友會會長一選出就大批同鄉會會長，又鬧內部分裂，黑函滿天飛，甚至飛入總統府。扁友會會長小題大作，終於告上日本法院，搞得烏煙瘴氣、滿城風雨，演變成在日台灣人長期、無謂的資源消耗戰。本來扁友會是扁迷俱樂部，招兵買馬，集結江湖勢力，支持扁、投扁是正確的努力方向。可是海外扁友會龍蛇雜處，專搞「鬥批改」，早已和原宗旨背道而馳。阿扁本尊若無法抑止扁友會的脫軌狂奔，將來可能成為心腹大患，亦將使海外台灣人蒙羞。適逢新政府成立兩周年，台灣目前內有隱憂，外有敵犯，主權之獨立又未完全得到國際的承認，所以謀國、治國、建國之道，實異於現存世界各國。如何確立台灣的安定與安全，是今後全國上下最大的歷史課題。以上淺見，呈獻國人面前，與國人共勉，並用以祝賀陳總統就任兩周年之賀禮。

由世足賽看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

李勝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祕書長今年六月世界足球賽在日韓兩國舉行，每場比賽都成了世界大事，兩支球隊的比賽，似乎代表兩國國力的較勁。尤以英國與阿根延對抗時，被比喻成福克蘭島的另一場英阿戰爭。得勝的球隊球員可成為民族英雄，失敗的則有如國家罪人。連觀眾也揮舞其本國國旗來為其球隊吶喊加油，充分凸顯出國家榮辱的意識，為這場四年一次的世界體育大事增加了不少緊張刺激的氣氛。尤以主辦的韓國隊首次進入四強，包括其金大中總統，舉國歡騰不已，韓國太極圖的國旗到處揮舞飛揚，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清楚知道這是首都在漢城的「南韓」而非首都平壤的「北韓」國家。此次，中國球隊連連敗北，但也總算為能參加世足賽的三十二國球隊之一，他們仍覺得雖敗猶榮。他們是代表中國，因此無庸置疑，中國人民自然全力支持他們的球隊。但是，台灣的觀眾就有極端不同的反應，主要原因出在對國家認同觀念的差異。主張統一中國者，極希望中國隊贏球，為「中國人」爭光，而自己也自認是中國人為榮；主張台灣獨立者，見到中國隊輸球就大爽。如果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這些國家認同的分歧問題就不會產生。但是世界性的體育運動包括奧林匹克世運都不能與政治分離，尤其國家隊代表特定的獨立國，自然用各自的國號、國旗、國歌，其國家認同絕對清楚確定。只有台灣參加奧運會，用的名字是「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拿的是類似奧運標幟的隊旗，奏的是「升旗歌」，完全沒有代表國家的名義或象徵。如果有朝一日台灣能參加世足賽，不知如何教世人分別出「Chinese Taipei」是獨立的台灣國家，還是中國的台北？反而，被誤認為後者的成份較大，因為完全看不到Taiwan台灣的字眼。因此，連台灣國內的人民在世足賽看到中國球隊時，也發生了國家認同的問題，有的將中國隊的輸嬴，當作自己國家的榮辱，卻沒想到自己到底是那一國的人？有沒有中國國民的身份？尤其是要問問國民黨主席連戰：他說的百分之百中國人，到底是指他自己的血統、種族？還是指他的國籍？他是在美國對只承認中國的美國人講的話，如果他在公開演講中向外國人講他家自己的血統種族來源？其作用目的何在？難道不會使人覺得突兀費解，甚至荒謬可笑？如果他說中國人是指「中華民國人」？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則這兩種「中國人」如何區分？那他應該說：「I am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but not peopl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縱使如此，更會是使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所云，連當過副總統的連主席都有此國家認同的混亂，無論他到底是疏失或故意，難怪台灣人民有的將「中國」視為自己的國家，做了假中國人而不自知，卻不願認同自己應該是台灣人，只有台灣才是自己的國家。從一場與台灣無關的世界足球賽，都會凸顯出台灣的國家認定問題，可見，台灣國家正名是何等重要。國民黨統治台灣就開始製造出此國家認同問題，從以中國正統自居，至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詭辯，使台灣逃脫不出一個中國迷思，而迄未能建立台灣的獨立自主國格。尤以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將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早已名存實亡，不為國際所承認。國民黨矇騙台灣人，尚死鴨子硬嘴皮以「中國」或「中國人」，自欺欺人，又以反對台灣獨立為藉口，不准用「台灣」為國家正名。連在護照上要加印「Taiwan Passport」也反對，而外交部的中國意識官僚偷機取巧要改以「issued in Taiwan」欺騙新政府，更落入為「中國一部份」的陷阱。則以後也可由中國以「issued in Peking」發給台灣人民護照，中國不必費吹灰之力，就能輕而易舉將台灣併吞為中國的一省。所以，台灣正名是關係台灣前途及命運的國家大事，如果「中華民國」的冒牌中國國號存在一日，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繼續存在。反而，將「中華民國」正名為「台灣共和國」，英文以「Republic of Taiwan」(加上Republic共和國始能與台灣僅被認為地區分別)，名正言順成為世界所共知的獨立國家，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迎刃而解。那時候參加世足賽無論是會外或會內賽，用「台灣」為隊名，就是代表台灣的國家隊，與中國隊相遇時，更能分清是兩個國家的國際級比賽，而非以中國地區隊對中國國家隊的「國內」賽，台灣人就再也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悼念俊宏兄思念您對阮大家以及台灣e愛

廖宜恩、廖淑娟、高勝助、蕭鴻銘、施正鋒、許訓評 2001年3月，您抱著對台灣數十年不變e熱情kah愛，返來台灣參加世界台灣人團結大會，一方面慶祝台灣人民翻倒國民黨殖民統治的週年紀念，另外一方面希望台灣人民會凍更加團結，早日完成建國e理想。誰知影，您竟然會在這款e行程中發病，然後「壯志未酬」就來先離開阮大家而去！敢講「勇士戰死沙場」是上帝乎您這款勇敢台灣人e安排！回想八十年代初期，台灣當籠罩在美麗島事件、林家慘案、陳文成命案e肅殺氣氛中，對阮這仔do到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e學生來講，到底要認同自己作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是一個真敏感而且需要勇氣e選擇。不過，在您這位台獨運動前輩e引領之下，阮攏成為名實相符e「台獨份子」。若無您和施忠男兄e精神感召，阮恐怕也沒法度在返來台灣了後，用kah您同款e熱情去推動台灣建國運動。在OSU留學期間，深深感受到您和Ingrid姐對留學生kah同鄉e照顧實在非常e貼心，您e厝內定定是聚餐e場所，也是台灣同鄉會e「鄉訊」在油墨印刷時代e工廠。當台灣同學會欠錢e時陣，抑是島內「黨外人士」到海外募款時，您攏是出錢出力，永遠走第一！雖然您名列國民黨e「黑名單」，無法度返來日夜思念e故鄉台灣，但是您在美國猶原堅持理想、熱情行動，殷勤播種、沃水台灣e建國種子。如今，建國之花雖然尚未結果，但是，您也應該有看到它佇台灣四界佇生湠！ 5月25日，是您告別大家，返去天父身邊e日子。阮這e bat di Columbus享受您兄長般提攜kah照顧e後輩，干那會凍佇台灣遠遠祝禱，思念您對阮大家以及台灣e愛，繼續追隨您e腳步，願望您e理想會凍早日實現！廖宜恩、廖淑娟、高勝助、蕭鴻銘、施正鋒、許訓評　敬輓

痛悼俊宏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2001年在台北成立的317世大會(WTC)時、重要籌畫人之一的北美州婦女會會長曾瑛貴與夫婿劉俊宏也趕回台參加，俊宏的胃癌突然出現症狀，於是迅速趕回美國手術，或許已經太遲、繼續治療－年多似沒起色，我們本來計劃今年4月初去Columbus探望他的，但突然發現自已也患了鼻咽癌、必須迅速回台灣治療，沒能再見他一面就趕回台入院。在台灣的高醫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同病癌友，正感嘆癌疾是如此猖狂時，5月19日突然聽到俊宏已於18日過身！未能再見一面就此永別。我於70年初搬去Ohio州的Cincinnati後、很快的就經由住在隔市Columbus (哥城) 的吳木盛認識了劉俊宏夫婦，因為我們都很關心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全美台灣同鄉會以及都很熱衷於台灣獨立運動，因此以後就時常見面及共事，而成為台獨聯盟內的莫逆兄弟，可說是在運動中一起成長、做伙老起來的同鄉、同工、及同志。卅年來我有機會瞭解及体會他長期為台灣奉獻的精神及為理想固執付出的人生，能在世大會陪擔任北美州婦女會會長的夫人接受阿扁的招待，某程度上已代表俊宏一生中奮鬥追求的理想已經達成。只是十分婉惜他不能再多活幾年，能看到更加向上提昇的台灣。俊宏對運動的參與、大部份是不求報賞的義工及金錢上無名英雄式的奉獻，數十年如一日，很難能可貴。有頭銜的職位好像是同鄉會會長、人權會理事等等，但這些平淡的頭銜、在運動的早期也往往因之被列入黑名單，在90年代早期黑名單快完全開放以前、俊宏居然還是在最後一批黑名單中之一。因為他在哥城的熱心奉獻、長期為草根工作付出經營，使哥城的OSU大學的台灣學生運動源源持續未曾中斷，產生了不少今日台灣島內本土派運動的領導人物，像廖宜恩、施正鋒等人。俊宏有一股擇善固執的「牛」性很少人能跟得上，反應在他一年多的治療期間，這期間他堅強的與病魔抵抗的精神更使我萬分佩服，也是我發現鼻咽癌後接受辛苦的化療及電療的靈感及勇氣的來源。俊宏已去！我將承繼他的精神繼續奮鬥。

正名運動與民族認同的建構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壹、自我命名的權利與正名一般人往往以為名字只不過是符號而已，就好像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罷了，彷彿是沒有甚麼好計較似的，這是錯誤的看法。人有人名、族有族名、國有國名，它不只是用來給他人辨識用的標籤而已，更是用來告訴別人：「我希望你如此了解我」，也就是自我「認同」(identity) 的象徵。台灣的正名運動包含國名、以及住民的集體名字的確認，也就是決定大家是否要當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焠煉個人認同為集體認同的第一步。一般而言，名字有「自稱」與「他稱」之別：自稱代表的是自我的肯定，而他稱往往是輕蔑的、甚至於排他性的。其實，命名是一種選擇的「權利」(right)，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自我命名的權利，決定自己喜歡被稱為甚麼，而非任憑外來者強制賦予的名字。只有那些沒有自我的人，才會不在乎自己的名字；統治者為了支配天真的被統治者，也會欺哄他們說：「不要太在乎表面上的稱呼」。由此可見，命名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權力」(power) 關係。如果對於現有的名字不滿意，就有改弦更張的契機，希冀能透過改頭換面來達到除舊佈新的改革目標；而更改名字的時機脫不了認同、權利、或是權力關係的變動。改朝換代一定會帶來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名字變動的動機在於消除舊有政治勢力的遺跡，譬如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盡拆所有的日本神社，改建為中國人的忠烈祠。如果是在外來統治君臨之際，名字的更易無非想要切斷被統治者的文化根源，因此，改名是同化政策的第一步；為了要說服被統治者接受新的人名、地名、或街名，統治者有時會煞費苦心說明原來的名字是多麼粗俗，大多數時候是蠻橫變動，譬如日本人將「打狗」改為「高雄」、國民政府將「大肚」變成「大度」、「草山」易為「陽明山」。被統治者相形見慚之餘，果真相信自己生下來就不如人，也就更容易接受殖民統治，甚至於急欲擺脫自己原本的認同，譬如日治時代的國語家庭；戰後，多少可憐的台灣人父母，自以為是為了子女的前途著想，即使自己操弄彆腳的北京話，也忍痛不願用母語污染下一代，同樣是被迫作自我同化的抉擇。當然，在墾殖者所建立的國度裡 (setters’ society)，來到新天地的第一代移民，難免對自己的出生地有感情上的藕斷絲連，也會移植故鄉的地名來作紀念，譬如美國的New York、New England、New Orleans、澳洲的New South Wales、加拿大的York、Nova Scotia、或是台灣的潮州、海豐厝。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除了把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更把台灣當作是中國的翻版，舉目皆是諸如溫州、吉林等街名，走在街頭上，似乎進入虛擬的中國在台灣，彷彿非此無法達到臥薪嚐膽的目標。這種街道普遍被中國化的情形，完全與台灣的族群人口組成不成比例，反映的當然是戰後以來政治權力分配的失衡。當家做主是恢復舊名、或是正名的最佳時機。如果我們同意Benedict Anderson (1991) 的說法：「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那麼，正名的努力代表的是一種集體想像，從事民族歷史的書寫；這時候，正名不只是決心要昨死今生、要消除殖民者留下來的記憶、要拆除舊政權殘留的遺跡，而且還是一種自信的自我宣示，要將台灣島上的所有住民鎔鑄為「台灣民族」，要為建構台灣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發出先聲，。台灣人經過百年來的外來政權統治，終於能透過民主化的過程，達到當家作主的目標，實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即使台灣人因為面對恫嚇而尚未大聲喊出追求獨立的聲音，然而，大部分的人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顯中，主動表達了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立場，而主流民意也對於「一國兩制」表現的強烈的嫌惡，也因此，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唯恐被定位為「聯共反台」，不敢明目張膽主張統一並。不過，台灣的民主體制能否終於獲得鞏固，還要端賴我們能否成功地面對三大挑戰：主權獨立國家的確立、國家體制的確立、以及政治民族的塑造。具體而言，也就是能否抵制中國的威脅、取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能否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打造合乎我們自己的制度；以及能否化解族群分歧、台灣住民建構為休戚與共的台灣民族。簡而言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在向世人昭告：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台灣；我們不要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我們要親手擘建自己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制度；我們不是中國人或華人、我們是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台灣人。如果我們的自我定位不清楚，習於酖迷大中國的幻象、不自主束縛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以及堅持眩惑於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不僅無法自我救贖，國際社會也無法義助。在下面，我們將分別說明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民國如何羈絆我們，再來討論環繞在這三個議題的「正名運動」。貳、中國的羈絆「中國」有歷史、地理、文化、血緣、政治、經濟、甚至於族群上的意義。首先，它可以指歷史上「華夏民族」居住的「中原」，地理上的「大陸」，也可以指文化上的「唐山」，血緣上的「祖國」，更指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又指經濟上的「華人經濟圈」（四小龍）。到底我們台灣人是如何看待中國？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只好在1949年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託庇於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霸權之爭，國民黨得以偏安台灣。在冷戰期間，國、共之間除了軍事上的對峙，又各自強調自己是中國的正統，兩個交戰團體儼然是世界上的兩個中國，一個是大陸中國、另一個是海島中國。不過，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從此，國際上大致是承認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對外而言，中華民國是一種「自認為是巨人的侏儒」，因為國民黨政府卻長期對外堅持它代表整個中國，甚至於自慰式地硬拗一個中國就是指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叛亂團體。除非是談判上的漫天要價，以求在對方還價後獲得最高的均衡點，反則，這種沒有母國的殖民政權，根本是無法在國際社會上立足的，我們很難想像如果美國宣稱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國際社會要如何來訕笑。難怪，中華民國一向只能與過去採取種族隔離的南非等國相濡與沫。面對這種中國正統之爭、以及認同的錯亂，美國政府在歷年與中國簽署的所謂三大公報中，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用法一向含糊其詞。根據『上海公報』(1972)：「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

劃時代的里程碑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1993年從黑名單被解除後，我們夫婦到玉山神學院教書。每個月，我用日語寫『台灣日記』到東京的『台灣青年』雜誌社，介紹離開三十多年的故鄉，以及與純樸有禮的原住民學生朝夕相處的經驗，給海外同鄉及日本讀者。有一次在台北遇到當時駐台灣的日本交流協會所長夫人梁井須美子，談敘中她提問神學院的事事，並且好似知道很多我們的行蹤。對此正感到詫異時，她才噗嗤一笑說是從雜誌『台灣青年』得來的消息。後來從總編輯的宋重陽得知，『台灣青年』不只送到日本交流協會的圖書室裡，也寄送到研究台灣的各國大學圖書館。在那真實的消息被封鎖的時代、在台灣人被逼不得出聲的年代，繼續提供有關台灣正確的資料、揭發外來政權的殘虐，長達四十二年未曾間斷的『台灣青年』，將在這六月二十日出版第五百期為終刊號，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1960年初春我在東京留學生的宿舍接到『台灣青年』深紅色的創刊號。當時的日本學生，非常認真念書，熱中於如何重建戰敗後的國家，希望能為日本早日走入先進國的行列盡力。所以當我看到『台灣青年』，知道有留學生關心台灣，憂慮著故鄉的前途，而感覺興奮。它現在在日本古書店叫價三萬圓，是難於入手的寶物。發刊詞這樣寫著：「這雜誌，與1920年在東京，由許願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的一群人，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黃朝琴等人發行的雜誌同名。他們不只發行雜誌，更組織新民會、啟蒙會，走入街頭做宣傳工作，甚至到帝國議會為台灣人民做請願運動。他們的勇氣，嚐過的心酸流傳在我們的血脈中搏動著…他們為台灣人繼續了艱難的戰鬥十餘年。」今天，把十餘年改成四十二年，再改一些名詞，則可以把同樣的文章贈送給不求名利、為愛台灣忍受折磨，將人生的很大部分，許願在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的台灣青年們。創刊號光榮的第一篇由筆名耕英的廖春榮寫『有關台灣農業的一分析』、王育德先生寫了『台灣語講座』與『匪寇列傳──朱一貴』。後來，繼續有黃昭堂寫的『台灣民主國論』、許世楷的『台灣歸屬未定論』與『台灣民族論』、周英明的小說『烏水溝』、林啟旭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等，足夠搖動外來政權的文章出現。接著，金美齡、羅福全、侯榮邦、黃文雄、張國興、連根藤、張良澤、林建良等，在異國留學而心繫台灣的優秀青年加入編輯陣營。日本人的宗像隆幸，在『台灣青年』中也長期擔任編輯委員，他從未計較被分配的工作，與其他人共嚐辛酸、一起走過生死的境界。從他的身影，我看到古武士高貴的情操與對正義的堅持。他們在學問自由受保障的日本、每週相聚一次，在王育德先生的領導下，在相互切磋琢磨中，各自在政治、經濟、農業、文學、語言、歷史展開台灣學的理論，找尋新生台灣國的基礎。翻閱佔據書架三段的第一期到四百九十九期的『台灣青年』，我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們抗逆著那個時代的潮流，秉持基於理性的信念，高舉理想俯拾實踐的落穗，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脈動。自1960年開始的二二八紀念集會、抗議蔣經國訪問日本、要求以台灣的名義進入聯合國、台灣政治犯救援活動、向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支援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為美麗島事件展開簽名運動…，雜誌詳細地記錄著島內外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的歷史。終刊號最後的一頁不知由誰寫下句點。無論如何，沒有生命的將隨著歲月風化消失，但是我相信，被一群熱愛台灣的年青人吹入生命的五百冊『台灣青年』，在這土地上永遠流傳，成為台灣人共有的寶貴資產。

台灣民族論（下）

對混血的過高評價是危險的與血緣論相對地，新民族論卻重視地緣因素（地域性的共存）。 Nation的地緣因素，是民族的任何成員都會為祖國或國土(national territory)奉獻熱愛與忠誠，共同擴及抽象性的廣大領域。因為在廣大的領域內，民族已不可能透過個人之間直接的人格接觸來結合。相對於此，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能不斷以感覺上的體驗（即能夠用眼觀察等），且並無多大困難就得以在其範圍內往來者，即指比較狹隘領域的鄉土(home country)，這可說是一個低層次的概念。將對鄉土的熱愛提高到對祖國的熱愛，始能從Volk蛻變為Nation。台灣的問題焦點在於中國人倡言的祖國包含台灣，而台灣人所思考的祖國領域並不包含大陸。中國人將台灣包含在其祖國之中，無非是為了能夠佔有、管理台灣的土地、人口與物產，而絕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著想。這只要看過去十八年間，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的壓迫與搾取就很清楚。萬一中共真能成功地「解放台灣」，其將加諸何種程度的壓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中國人又無理地強制台灣人認同中國為祖國，並主張以中國為祖國時的好處，宣傳說︰「不要封閉在狹隘的台灣，將來能夠雄飛廣大的大陸，甚至可以當全中國的總統。」但在此之前，必須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獻身。此種中國人的說法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台灣人的立場為何？有多少台灣人甘願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犧牲生命？「反攻大陸」也罷，「統一中國」也罷，總之，祈願他們早日從台灣離去，這才是台灣人真實的心聲。至於「解放台灣」，不外是中共侵略台灣的野心。對此，台灣人須覺悟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要加以防衛。台灣人對中華民國的「復興」沒有興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躍進」也不會羨慕。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是︰建立小而美的自己的祖國。當然，我不否定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寄予深度的關心。因為大陸是台灣人祖先的出身地，是《梁山伯祝英台》或《陳三五娘》等傳說故事的舞台，也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是，此種關心只不過是「熟悉外地」之首，絕不是如對母親一般的熱愛祖國。為什麼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會形成如此的鴻溝呢？那是歷史與現實使然。如眾所周知，台灣Volk是因對動亂與飢饉的大陸感到厭煩，於開拓台灣成為自由與幸福的新天地時所形成。在航海技術未成熟的時期，要以脆弱的帆船橫越充滿颱風與漩渦的台灣海峽，無非是決死的大冒險。這種不願居住大陸而盼望渡台的心境，一定相當無奈。台灣人被荷蘭人與日本人壓制而痛苦時，從未獲得大陸的支援。台灣雖在清朝與國民黨政府時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支配之下，但卻被置於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約四個世紀的台灣史中，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蔑視與隔離。精神上的隔離引證自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疏離。荷蘭時代（一六二四～一六六一）的台灣經濟是以大陸––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而繁榮，與明清交替時期戰亂與疲弊的大陸形成顯著的對照。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也確立獨自的經濟圈而與大陸對峙。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較有交流，但也僅止於成為福建省殖民地的關係。日治時代的隔絕更為徹底。在大陸持續戰亂之時，台灣則推進著資本主義的建設。國民黨政府時代在「正統中國」的呼聲背後，台灣的「獨立」正日漸前進，這是任何人都一目瞭然的。流亡台灣的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排斥，提出如下的反擊︰「能對台灣主張優先權利者，只有原住民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不過是渡台時期的先後而已。」前半段的說法完全是歪理。這與美國原為印地安人的土地，但其後大家處於同一條件的情形相同。這在世界史上講得通嗎？我們所稱的台灣人，不但包含原住民，連荷蘭人與日本人遺留的子孫也全都包括在內。後半段的說法是故意避開問題點。雖然台灣人是在日治時代以前從大陸渡台，而中國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渡台，但本質上台灣人以台灣為故鄉，同時也認為台灣是祖國。相對於此，中國人並不認為台灣是祖國，而僅視其為征服地，最多也只是一時的避難地。中國人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幻想，不能在台灣 […]

語言、階級、與民族主義：越南「去中國化」之啟示（上）

以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例來探討語言使用、階級、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何以越南能成功地從漢字轉變為羅馬字。本文指出越南羅馬字化成功有內在和外在二大因素：內在因素包含”具讀寫能力”和”反封建社會”的需求；外在因素包括”去中國化”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潮流。

台灣民族論（中）

王育德 Super Volk的明與暗若僅以Volk的意義來說明所謂漢民族的「民族」時，稱台灣人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也無可厚非。但若將漢民族的「民族」設定為Nation，並對以台灣人立場為主體的思考遲疑不決的話，其愚笨錯誤莫此為甚。有部分台灣人與中國人一樣，喜歡自稱出身漢民族來表示光榮或優越之感，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此光榮或優越感其實已經進入歷史，僅能如「國王的新衣」一般自我陶醉。到清朝中期為止的漢Volk，的確曾擁有光輝的歷史與優秀的文化，就某種程度而言，當時的中國人無不覺得光榮之至，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我也認為漢Volk其實是世界史上罕見而偉大的Volk，堪稱為Super Volk。下面試述漢Volk之所以成為Super Volk的由來。第一，中國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擁有與歐洲一般大小的廣大領土，人口之多佔世界五分之一，富有燦爛的高度文化。漢Volk是在所謂亞洲生產模式的框架內，達成其自身的自律性發展，當現在的歐美先進國家還在野蠻未開化的階段時，中國已經達到光輝的頂點。我們可以由此深切理解，當眾多的中國人在懷念祖先偉業時，對於指南針、紙、火藥、印刷術都是出自中國發明而感到驕傲的心情。但所謂達到頂點，也就等於今後只有走下坡一途。愈走到頂點，人的想法就愈保守，改革就愈困難，且改革的餘地也很少。中國近代化––反映在他們心理上的是，屈服於歐美的奇恥大辱––的進展是何等的困難，此點若與日本的情形相比即可得知。歐美的衝擊也同時加諸在日本身上，但日本並非像中國是Super Volk，所以比較容易接受。日本也曾同樣高喊「攘夷」，但在鹿兒島砲戰（一八六三）和下關砲戰（一八六四）之後，由於認識到近代兵器的威力及其背後的歐美高度文化，他們即幡然覺醒而走向開國之路。中國也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運動者，似乎先於日本進行近代化，但那只不過是發自「中體西用」的不服輸想法，結果以失敗告終。繼而有康有為等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這是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運動，但是這也無法適用於嚴重動脈硬化的S uper Volk。Super Volk正因其Super之故，終於只能坐以待斃。中國人雖自豪在幾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即已發明指南針，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中國人利用它去探險新世界。據說，紙是後漢的宦官蔡倫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作成的，但是這與今日被大量使用的洋紙並無任何直接關係。同時，中國今日高達八十五％的文盲依然被忽視。自古以來，火藥的使用與中國人喜歡煙火有關，中國卻四千年如一日地使用於婚葬喜慶的餘興，而歐洲卻將其改良為武器，做為侵略中國的工具。至於中國的木版印刷是否可以與古登貝克（一四○○～一四六八）發明的活字印刷相提並論，亦頗令人質疑。在此，最大的諷刺也許是中國的民族革命精神。無論是孫文的三民主義或毛澤東的馬列主義，基本上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思想，而是從歐美直接輸入的政治思想。要言之，Super Volk的Super在其後的中國並未重現。第二，中國對自己是Super Volk引以自豪，但正因有不當的優越感，反而惹起禍害。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反省「中國近代化的失敗是由於自己的頑固與傲慢」，而將全部的責任歸咎於帝國主義的野心。承認近代化的失敗還算可取，因為甚至有人仍以「阿Ｑ的精神勝利法」而不願服輸。對於中國人之優越感的由來，東洋史權威和田清博士有這樣的分析︰「中國佔有亞洲東南部的肥沃土地，長年以來是東亞唯一的文明大國。與此相較，四周各國頗為貧弱且開發落後。一般來說，愈是遠離中原，氣候、風土愈差，物質愈缺乏，住民愈未開化。因此，已習於此的中國人自然會驕傲，而且相信自己是崇高的華夏上國，認為其他民族是卑劣的戎狄蠻夷，自我尊大而耽於所謂華夷思想。如矢野（仁一）博士所言，中國認為自己是天下而非國家。王者之德雖有厚薄，唯王化之所及全為其天下，不允許對立勢力的存在。居於八方的邊裔，只被認為是蠢拙的夷狄。因為這種想法，中國不承認有對等並立的國家存在，所以到近代初期歐美勢力東漸時，首先妨礙互相的國交融合，不久即導致中國的破滅。」（一九五○年，岩波書店發行，和田清著《中國史概說上卷》，頁一～二）中國人的優越感是由於其認真地相信日本人是秦始皇奴僕徐福的子孫，且至今仍主張對琉球的宗主權，甚至對華僑這種遠去海外的「親人」，也不知道要抑制自己的優越感。華僑與台灣人的情形相同，都是因在本土不能生活而不得不到海外謀生。現在國民黨 […]

陳水扁總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Is Chen Chinese or Taiwanese? 李天福 Li Thian-hok◎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國際外交負責人 On April 1,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was quoted in the local newspapers as indicating his desire to visit his hometown in China, the village of Kejiazhuang in Fujian Province（福建省）. “If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mainland, I would like to go to 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