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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及刊物


「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 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共和國雜誌

共和國雜誌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明石元二郎與台灣殖民統治心態

楊碧川◎靜宜大學兼任技術講師 赤子與同胞 明石元二郎在1918年7月就任台灣總督,翌年10月病逝。短短1年3個月時間的建樹,不在立即效應,而在長遠的影響。 他一上任,首先關心的是如何教化台灣黎民的問題。基本上他主張同代台灣人逐漸成為日本臣民,因此訓示部下「切須予以感化,俾得施行同樣教育。」最終內台渾然一體。 台灣人是被殖民者,不算是日本人。要教化台灣人成為天皇的「忠良的臣民」,為政者不可操之過急,首先要撤除語言、風俗、習慣等那堵無法踰越的高牆。教育是最基本的手段。當時尚無內台共學,對台灣人的教育體制混亂,明石延長教育年限,開闢專科教育,同時注重女子教育(1919年1月〈台灣教育令〉)。 明石和前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樣,深知一旦操之過急地全面日本化,將刺激台灣人那一點僅存的自尊心。要讓台灣人同意被日本人統治,並且心悅臣服,不能只靠暴力。 日本人公務員、教師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使台灣人學生尊敬師長,才能漸漸培養出有日本人品味的台灣人。有教養的台灣人事實上在思考上、行為上及世界觀都已接近明治維新以後新一代的日本人。這才能達到「使台民與我同心」的長遠目標。 相對於明石總督,蔣介石父子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以制式暴力加上對台灣人精神上的凌虐為手段,台灣人儘管敢怒不敢言,但內心充滿了對「狗語」(國語)教育的痛恨。沒有人因為拒絕接受日本教育而遭受國家暴力的懲罰;相對地,接受北京話、中國化教育則是掛狗牌──「我不講方言」──進而被迫蔑視台灣人自己的母語及這塊土地歷史的永遠的傷痛。 明石期待把台灣人當作和他一樣的「天皇的黎民」;蔣介石父子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征服者的奴隸。口口聲聲「同胞」,可是那幫從中國大陸敗逃來的支那人,至今仍瞧不起台灣人。 也許明石多活幾年,可能會看到教育體制改變過程中的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但至少他的誠意是值得肯定的。明石及歷代台灣總督從未想到利用特務來控制教育,蔣父子的拿手好戲是,甚至隨他們逃來的敗民遺民當作人看待。台灣人受的是奴化教育。至今支那人反而倒過來指斥台灣人身中「皇民化教育」遺毒。 日本人從未教育台灣人蔑視自己的母語及自己生長的土地,即使被教化成支那化的台灣人,在蔣父子的眼中仍是奴隸,頂多不過是奴才罷了。李登輝、陳水扁是「台灣人民選」的總統,而不是支那人的「台灣總統」。 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已涵養成現代人,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即使不自比為日本人,有世界眼光,也不至以身為中國人為恥,因為台灣人至少保持了起碼的尊嚴。 取之台灣 用之台灣 明石總督頒佈「台灣森林令」,目的在保護台灣的森林不被人為的濫伐,保持水土的安全。至今台灣到處土石流、水患不斷,同樣是外來政權,日本人要根留台灣和永續經營;支那人卻是能搶就搶,隨時要讓台灣廢墟化。 要讓台灣人感動,必須拿出魄力,修建嘉南大圳及開發日月潭發電計劃,表面上促進台灣農業的發達,奠立工業發展的基礎,但最大的效果是收攬了台灣的人心。 台灣電力公司(日月潭發電)的3千萬圓資金,由總督府提供40%,其餘的60%由台、日民間資金承股。嘉南大圳當初興建預算4200萬圓,其中1200萬圓由總督撥款補助。一切成果都永遠留在台灣,提昇了台灣人的生活品質。 取之台灣,用之台灣,使台灣人從物質生活的改善與提昇,進而對日本統治心悅臣服。台灣人沒看到日本人興建工程偷工減料,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事實上是再一次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重新分配,各項工程更是弊端叢生,至今還在挖挖補補。台灣任何公共工程預算超低,回扣佔三分之一,這是「日本時代」聞所未聞的。 奉公精神 明石總督一生奉公清廉,即使貴為台灣最高統治者,仍舊無欲恬澹,例如他在朝鮮時代(1907~1913)的東京舊家,已經殘破漏雨,仍不肯動用公款修繕。當台灣電力公司的股票上漲,有人勸他擁有一些股票,被他當場嚴斥,他決不為一己之私而左右股市。 這種奉公精神是武士的本質,儘管明石滿腦子「天皇神國」,但絕不動台灣人的血汗錢去修築豪邸,他的家人仍舊租房子過日子。 蔣介石佔盡了台灣的名勝,據為一己的私人花園別墅,全台灣的資源就是他一家的私有。他的嫡傳宋楚瑜,更以貪污台灣人的錢在海外置產而自豪。 支那人50年的統治,徹底破壞了台灣人已被「皇民化了的」奉公精神。執法者玩法,老百姓只有走後門送紅包。至今70歲一代的台灣人,歷經過兩個截然不同的體驗,奉公清廉的日本人官公吏和貪污玩法的支那人官僚的統治。 至今台灣人人以貪瀆為能事,選舉買票,民代官員包工程,甚至包娼包賭。將人民最起碼的尊嚴踐踏在地。守法不一定代表奉公,台灣人一向公私不分,唯我獨尊,唯有受過現代教育才能涵養一個人對社會、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進入近代市民社會,台灣人起碼懂得公私之分。明石對台灣教育的改進,奠定了一個有教養的台灣人社會的基礎。如今台灣人從一個「人」回到原始叢林社會的「野獸」狀態,濫用自由(即自私)甚於奉公。 明石總督的風範給在台灣的日本官公吏帶來一股清新風氣,提昇了日本在台灣統治的素質,也就使台灣人更加接受日本統治了。 遺葬於台灣 作為一個傑出的情報武官明石能策動列寧等俄羅斯革命家從內部撼搖沙俄帝國,事後,他把剩下的錢分文未動地退回給日本政府。他謙虛地自稱為一屆武夫,統治3百萬台灣人別無他策,一秉誠心而已。明石病逝日本,卻遺言葬在台灣,這是奉公精神的最高體現,比起蔣介石父子不願埋骨他們踐踏五十年的台灣,其胸襟截然對立。明石不見得愛台灣或台灣人,但至少表現出餘生埋骨台灣的精神。蔣父子把台灣當作剝削的過度之地,死後他們的幽靈仍在所謂「中華民國人」的身上借屍還魂,作為這些人糟蹋台灣及台灣人的精神象徵。 台灣人大概很少人會懷念明石總督,但對蔣父子的痛恨卻是不共戴天,同樣是外來統治者,一個想把台灣人教化為日本臣民,一個把台灣人當作反共炮灰和剝削對象,同樣站在歷史回顧上,立即涇渭分明。 以往對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歷史,大多著重物質層面的探究,僅以此演講對日本及支那統治台灣的所謂「殖民心態」,作一個精神層面上的比較。 *本文發表於10月26日舉行「元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先生紀念演講會」。

制定台灣現代化的根本大法── 新憲法

張維邦◎前淡江歐研所教授、歐盟研究協會理事長 討論未來十年,台灣永續發展的十件大事其實是環環相扣的。民主化是個台灣現代化的運動。民主還沒鞏固,在國際社會(Concert des nations)還沒有爭到一席現代化國家的法定地位,想要討論布希總統訪台或是陳水扁總統訪美,表面上看來,有點不切實際,甚至有點一廂情願,不過,將之當激發國人去思考台灣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尊嚴與現實國際社會的運作,勿寧是一種有意義的腦力激盪活動。 今後積極要解決的大事,應該是制定新憲法的大工程,離開了憲政的改革,台灣無從施展現代化國家的大業。唯有從根本憲政進行民主化運動,才有望塑造全民國家的認同新意識。目前的這部憲法是蔣介石在軍政、訓政中國時代,一黨專政量製的家法(而不是國家根本大法),連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承認的蔣介石家法(中共所代表的中國人),竟然將之套牢在台灣上,依然受制於專政的國民黨政權,不僅不合時宜,反而影響民主化憲政的運作,以致國家無法進行現代化的革新,更無法突破障礙,大幅度的提升國際競爭力。到底現代化的經濟與政治的革新息息相關。因此制定一部符合台灣永續發展所需要的新憲法,異常迫切,否則永遠自我綁手綁腳,事倍功半。 在制定憲政時期,讓人民參與建構一部新憲法,然後請憲法學者整理,讓新憲法留下一些具有彈性的條款,以利針對國家發展的需要,能夠定期讓人民針對政治人物違背民意精神的立法複決。瑞士除了代議制度外,還設計了直接民主(人民創制與公民投票)制度,如此實行才可望實踐主權在民的真諦。對於國會的立法,如果人民有5萬人的簽署,可以公投複決。 從獨裁專政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內閣議會成了政客討價還價的叢林世界,無法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因此可以考慮施行總統制,向人民負責(總統每4年大選或是設計特殊憲法條款牽制總統,使之無從濫用權柄,保障整體人民的權益)。當然對於媒體的濫用公器,也得研究人民的監督權。 但以目前國會的生態,要進行修憲或是制憲根本不可能,但是透過制憲的選舉訴求,一次又一次用國家施政力量向廣大的人民宣傳制憲的必要性,應該在8年內可以完成壯舉。有了一部現代化,符合台灣永續發展的憲法,就可以透過國家教育與媒體系統加速度宣揚國家現代化(國家認同)的迫切性。 國家認同逐步共識,才能夠發揮國際外交,以嶄新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面貌,向國際社會訴求,也才有望突破邀請美國總統訪台,或是民主台灣的總統訪問友邦國家,否則處處受到杯葛。當然在推動新憲法的制定過程中,也可以將布希總統訪台及陳水扁總統訪問美國或是歐洲作為外交大工程的一環。 在制定新憲法時,必然得針對國土重劃,如何有效充分利用國土,以及透過教育系統進行新思想新思惟的建構,塑造新國民價值觀,藉以深化科技與廣佈創意文化,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國家新主人能夠創造國家國民新財富,才有望達成國民所得倍增,厚植國本,進而建設成富強的福利國家,否則只不過是一場紙上談兵,不切實際的文字遊戲競賽而已。 至於兩岸對談,應該配以獨統公投機制運作,表面上兩岸對談有其現實需要,其實國家安全,遠比商人利益的議題考量來得重要,連Adam Smith在18世紀提倡自由經貿之餘,都知道將國防安全列為國家首要的重大責任,何況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如果缺少國際強國的奧援,就算商人的商機還是會泡沫化。 兩岸對談應該要有操之在我的決心,而不是自我矮化,委曲求全的結果,將失去一切動力,要有全盤的沙盤作業準備,隨時都可以進行合法合理合情的對談,因攸關人民長遠的生存空間,隨時要有拒絕的魄力,這是一場生存與滅亡的對談,絕不可掉以輕心、以逸待勞,而不必將之當為非對談不可的陷阱。那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奴役、專政的長遠競賽,因此將兩岸對談列為最不迫切的大事,否則會讓中共及部份台商逼迫台灣投降。公民投票是主權在民的主要內涵,也是對抗奴役、專政武力威脅的重要工具,這也是談判的法理基礎,更可以展現出全體國民意志的政治智慧。 *本文發表於《新台灣總合周刊》,第58期。 * 作者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歐洲聯盟協會理事長,於日前受世界歐洲研究協會邀請,代表台灣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第六屆世界歐洲研究協會理事長會議」。途中前往巴黎拜訪友人,卻不幸於巴黎時間12月2日下午,因心臟病及過勞而遽逝巴黎,享年65歲。張維邦教授,生前擔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教授,一生致力於推動台灣與歐洲的深度交流、期透過宏觀的世界觀、國際觀,去促成各界思考並尋求台灣進步及生存的關鍵及意義。並積極希望透過教育的辯證省思,去教育、栽培年輕世代,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世界觀並關心台灣永續發展的智識菁英。

一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 悼念老友張維邦

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 曾經名列黑名單、卻無論如何也要逆流回鄉的「鮭魚」裏,以公元紀年推算的「三年級生」折損率近年不斷上升。維邦是最近力盡身亡的一「尾」。12月2日在去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的途中,他取道巴黎,在老友Andrei Grachev(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發言人)的家裏心臟病發,雖然老友立刻招來數名醫生,還是急救無效。 在今天的台灣提起黑名單,年輕人多半不太懂得那三個字的歷史關聯和民主意義;年紀大些的人記得的恐怕也只是少數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事實上當年的黑名單很長,回鄉的鮭魚也遠比一般人所知道的多,只差沒有吸引媒體的「闖關」而已。維邦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批鮭魚裏的「三年級生」是很特殊的一群。剛剛懂事的時候看到了幾年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及其覆敗。之後,從小學到大學那段時間,經歷了另一殖民政權下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大學畢業前後那幾年又見證了象徵連最溫和的反抗也不為國民黨所容的「自由中國」事件。不但如此,出國的時機又是全球風起雲湧(只有台灣在政治上卻宛如一潭死水)的六十年代。這種個人生平和歷史變化的巧合,不可能不在出國的「三年級生」留下某種痕跡。當年參與海外獨立與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多數是學理工的人,遠多過被認為思想容易有問題的文法學子。這種分佈正好證明了時代影響的普遍。 對這批「三年級生」的鮭魚來講,出國留學是為了回國革命或改造,和學而居留的「學留」有別。因此,即使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不能回國,畢業就職後該不該買房子,也成了午夜自省和大家討論的議題。對他/她們來講,獨立和建國也不是同義詞。獨立只是最後的結果;獨立之前,還有一個艱難萬端、面相眾多的建國過程,來為獨立的目標累積條件。他們永遠忘不了親眼所見的眾多差距:被凌虐的故鄉和留學國之間政治上和政治以外的差距。 這批鮭魚回鄉後在不同領域各自努力、不求名利,知者不多(用多少有名的來測試:誰是王秋森?誰是黃呈嘉?誰是張維嘉?)。這正好證明建國工作必然也必須是多面相、多層次的長期工作,不可能每個人都是明星。他(她)們不是媒體會去注目的人物,他/她們做的工作和同「行」似乎相同,卻總是帶著所經歷的時代的影響和烙印:一種難以自抑的使命感和急切感。維邦正是這樣的一「尾」鮭魚。 正是這種建國觀、使命感和急切感,使他在瑞士留學時就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口頭禪是為台灣的長遠「發展」建立這個、那個「基礎」。台灣、基礎和發展壟斷了他一生的思考和行事,不論是留學時在歐陸各國遊學觀察,到奧地利去做博士後研究,到加拿大去教書,應聯合國之聘去中國顧問地方經濟發展,到日本(立命館大學)講學,或是—逆流回國。 如果維邦還在世,聽到我說他這條鮭魚「逆流」回國,一定嗤之以鼻。但他的確是逆流游回來的。他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立學院和蒙特利爾大學教書,有著優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城外城裏各有一處居所。如果厭倦了蒙特利爾,魁北克和法國歷史文化語言淵源深厚,交往密切,歐陸之外也可以到他地如中國、日本走走。何況1994年一帶,他已經不是一個棒球健將,而是一個心臟病纏身的人了。闖關回國不一定是在機場上演的。證諸許多「三年級生」的經驗,「闖關」有心裏和外在的許多種類。但維邦這尾鮭魚,這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還是等不及退休就幾乎不加思索地回來了。 他回國後的許多事跡,尤其是在淡江歐洲研究所所長任內和任後為歐洲和台灣的相互瞭解、聯繫和合作所做的許多奠基和發展工作,從學術研究到文化交流,從出版叢書到帶著中小企業和青年學子到歐洲多國的田野調查和實地互動,還有在財力和人力都極端困難的狀況下,使歐洲研究國際網絡的台灣這一環成長茁壯,使「世界」在台灣人的腦中漸漸不再只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縮寫。這些自然會有其他紀念文字來敘述。我心中迴繞難忘的還是他的性格和他的時代所加給他的宿命。 也許不只一個人會說,維邦在另一趟為台灣努力的旅途中逝世於他心愛的巴黎,是回國安身立命之後的死得其所,一個有其悲壯淒美的句點。但是,儘管死者為大,我還是要向維邦抗議。維邦,多少次我們談過:各種競賽裏,「壽命競爭」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多少次我們談過:雖然知識經驗和見識在某種程度內可以傳承(像你努力的培養歐研青年人才),但卻絕不能像銀行存款一樣的全數累積,遑論生息?你這一走所帶走的東西太多了。在這兩點上,由於你在工作上的痴狂,就其後果而言,你是有負於故鄉的。也許你在Andrei Grachev的玄關閉眼一去的時候,腦中在閃過心愛的妻兒的臉龐之外,也有某種悔恨吧,就像我們無力阻止你工作成狂的悔恨。

台灣、日本桌下常握手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今年台日斷交邁入第卅個年頭,但我認為應該說成是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較恰當,因為台灣與日本間的關係,30年來繼續不斷。有一個評論家曾說,中國跟日本在桌上握手,在桌下踢來踢去,台灣與日本間則是在桌下握手。這個比喻我很認同。 台日斷交並不意味日本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在日中建交的共同聲明中,日本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但對於中國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說法,日本則僅表達「充分理解跟尊重」的立場。另外,在聲明中,日本表示堅持波茨坦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茨坦宣言中表示要遵行開羅宣言,而開羅宣言中則指出日本戰敗後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所以現在台灣國際法學家有兩種看法,一是台灣應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另一看法則是應視對日和平條約才是最後的決定(因為對日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日本放棄了台灣,台灣必屬台灣人民,中國政府無權插手台灣)。兩種看法至今爭辯不休。 台日斷交固然是外交上的損失,但對台灣內政而言卻有所得。當初蔣介石撤退到台灣時,最大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陸,對台灣並沒什麼建設。但在1972年與日本斷交後,政府才開始思考如何在台灣生存,73年開始十大建設;1978年與美斷交後,又有十二大建設的推動,兩者皆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台日斷交後為維持雙邊關係,民間設有亞東關係協會及交流協會,但實則都有官方資助或參與。至於實務外交交流則透過1973年成立的「日華議員懇談會」進行,藉由日本超黨派議員盡量替台灣爭取權益。不過,大部分成員也同時是「日中友好協會」的成員。 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對美日下了許多功夫,日本對台相關組織也發生變化。如日本自民黨組成「日台友好議員聯盟」,民主黨也組成「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至於舊有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內,由於具有主導權的議員年紀已大,許多年輕一輩(多為當選四屆以內)的議員在懇談會架構之下,另組了「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加強對台灣關係。而年底以前,日本民間方面也有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要成立。 另外,活動上質的變化也逐漸顯露。現在日本政黨中除了共產黨、社民黨以外,大部分政黨對台灣都相當關心,如民主黨大幹部菅直人訪問中國時,明日地說應該讓台灣加入聯合國,他在中國說出這句話的確有影響力。而自由黨的小澤一郎則譴責中國動不動對日本施壓,要求日人道歉,並對台持續高壓,他公開批評中國不要太「靠勢」。 日本政治家也逐漸顯露出對台灣的相對友好,例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表示,日本支持台灣加入WHO,就具有指標意義;另外,日本外務省政務官水野賢因為台日斷交30年想到台灣致意,遭上級大臣否決後毅然辭官。我們在敬佩水野的判斷之餘,也應該了解水野其實已看到日本民眾對台灣的熱情;因為水野之所以這麼做,勢必讓親台的民眾拍手叫好,選舉時可能會得到較多支持。 日人對台灣觀感好轉有幾個原因,台、日經濟關係密切,日本是台灣第一大進口國,也是台灣第三大出口國;再者兩國人民往來密切,以2001年為例,中、日人民往來約150萬人次,台、日則達180萬人次;另外美、日、台安全防衛是互相依賴的。我常告訴日人,日本制定對台政策時應倒過來想:假設台灣被中國拿去,日本的政策該怎麼辦?屆時日本國土南邊軍力成本勢必大幅增加。 儘管日本對台灣日漸重視,但是台灣方面卻感受不到,認為日本仍是嚴重向中國傾斜。有人認為這和過去美國一直有意防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有關。美國知道台、日間有特殊關係,如果兩國太緊密,美國則無法獨占對台灣的影響力。不過,我認為台日關係的大步前進是可以期待的,未來首先要突破的是台灣要和日本變成普通的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不用特別親日或反日,未來在軍事、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往上,雙方應該會有更大的突破。 *本文原載《財訊月刊》,2002年12月號,由紀淑芳整理。

TWN不是TAIWAN

林俊憲◎台南市議員 由於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Depts/unsd/methods/m49alpha.htm#ftina將台灣稱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中國台灣省),消息曝光之後,今年5月11日在台灣舉行了「511台灣正名運動」遊行。 配合該台灣正名運動,本人查閱了聯合國網站,發現事實正是如此,而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名稱,來自ISO國際認證組織,將台灣代碼寫為TWN,看似Taiwan台灣的縮寫,而且,全名就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許多人,包括本人,原本看到TWN,以為指的就是Taiwan,以為台灣終於被國際承認,這時才發現錯了!又發現,台灣在亞太經合會APEC,以及世貿組織,用的名稱也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不是中華民國政府所聲稱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或是「台澎金馬TPKM」,而且地位視同香港和澳門。甚至中華民國的車輪牌護照,裡頭所使用的條碼,也是TWN(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因此,在台灣正名運動遊行過後,本人曾經寫信給聯合國以及ISO組織,告知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支那(China)的一部份,正式的名稱是Formosa。結果,寄給聯合國的信沒有得到回應,沒想到,竟然收到ISO組織的回信,當中說到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名稱,聯合國是根據ISO的規範,而這名稱,是台灣政府自己這麼使用的,ISO組織只是比照辦理!意思就是說,台灣被稱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是台灣政府的意思!信的最後還說,如果更改,會得罪台灣政府。 之後,本人又寫信給外交部以及總統府,告知這一件事情,要求說明理由並且對此事做適當的處理,結果,只收到對方的自動回函,表示會「儘快處理」,之後沒有再收到任何消息。然而,上外交部網站,卻看到首頁有一份聲明,表示對於台灣被稱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的事情已經提出抗議,並且鼓勵民眾寫e-mail到ISO組織的信箱要求將台灣的名稱更正為Taiwan。不禁令人懷疑,外交部是否說謊?如果外交部真的已經提出抗議,為何至今尚未更正?而且還得到這樣的回覆。 本人另外將ISO的回覆信函轉寄給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Dr. Kiantek Sim,第二天收到Dr. Sim的回信表示,這樣的事情其實早已在預料當中,看台灣人民要痲痺到幾時!並且承諾台灣國臨時政府將代為處理這件事。 阿扁總統表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未曾統治台灣),明確向世界宣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另外,2000年美國就表示以Taiwan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台灣的友邦以及非友邦的捷克都表示贊成,沒想到2001年台灣的政府又用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的名義申請,結果跟往年一樣!又被拒絕!如果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申請加入WTO,可能核准嗎?為什麼會有以上這些問題?問題出在那裡?在於國號。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的名字,早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現在支那在聯合國當中使用的名字,仍然是中華民國。所以,台灣還在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名不正言不順,自己找死,難怪四處碰壁。 要同時治標又治本,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替台灣正名,要用就用自己的。臺灣就是臺灣,正式的名稱是Formosa。現在該做的,就是去中國化。把國號恢復為Formosa,包括護照的封面、政府機關、國營企業,以及駐外使館,再來是國內的政黨、組織、和團體,都必須去中國化。如此,替台灣正名,名正言順,才能讓台灣走出去。  

國家的認同與效忠

蕭家惠◎嘉義大學教授 「國旗不等同於國家」平議 國民黨籍立委洪秀柱11月11日在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查「總統府組織法修正草案」時,批評國策顧問金美齡日前在高雄市為候選人助選時,說她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就倒胃口。洪秀柱說,像金美齡這種言論根本不夠格當國策顧問。 總統府祕書長陳師孟答詢表示,「不要把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國旗畫上等號。」此話一出,惹惱了洪秀柱,當場拍桌怒斥「可恥」,陳師孟則指出,他說「中華民國國旗不等同於中華民國」並沒有說國旗不代表中華民國。他表示,這不是在玩文字遊戲,因為對於很多熱愛台灣的人來講,中華民國只是目前、現階段的國家名稱。陳師孟說,很多熱愛台灣這個國家的人,真正熱愛的是國家本身,對於國號、國旗、國歌,他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並不表示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或是不為中華民國努力。 國民黨主席連戰同日透過幕僚指出,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以來,過去叫中華民國,未來也叫中華民國,國旗、國號都沒階段性問題。連戰又說,陳水扁宣稱他「心中有中華民國國旗,因為他隨身攜帶中華民國身分證,身分證上就有國旗。」 12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強調陳水扁總統應為陳師孟一席「國旗不代表國家」發言負起政治責任,並向國人道歉。因為那不僅只是失言,也是對憲法、國旗的不尊重及藐視。如果國旗可以改,請問陳總統是要將我們的國旗改成台獨旗?還是五星旗? 按國號、國旗當然不是不能更改,如中國自帝王專制時代迄今,其國號、國旗不知歷經多少更迭、改換。近代以清朝為例,滿清稱大清帝國,以黃龍旗為大清帝國之象徵,迨大清帝國覆亡,民國肇建,國號改為中華民國,到了蔣介石政權潰敗流亡台灣,毛澤東之共產政權又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五星旗」為其國旗。 連戰說,中華民國國旗、國號都沒階段性問題。查中華民國國號自民國肇建迄今固未曾更改過(姑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國旗則不然。武昌起義後,民國前1年(1911年)12月4日,獨立之各省留滬代表在江蘇教育會開會,假定以「五色旗」為國旗。民國元年(1912年)1月10日,臨時參議會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取紅、黃、藍、白、黑五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咨請大總統頒行。時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以「不欲遽定之於此時,而欲俟滿虜既亡,可俟諸民選國會成立之後,付之國民公決」為由,函覆參議會暫予擱置並未頒行。但參議院於同年5月10日卻又決議通過「五色旗」為國旗。之後雖全國法定以「五色旗」為國旗,但孫中山等所謂「革命派」人士不但唾棄五色旗,不予承認,拒不敬禮,且一再加以抨擊。 民國14年(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翌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合法之中央政府,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當時其實是偽國旗)。民國35年(1946年),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民國43年(1954年)修正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始完成立法程序。 如此說來,洪秀柱怒斥陳師孟「可恥」,朱鳳芝大罵陳師孟「會不得好死」,老實說此罵應該送給孫中山、蔣介石,因為孫、蔣二人唾棄、抨擊、辱衊中華民國當時法定之國旗─五色旗。宋楚瑜要陳水扁總統為陳師孟不尊重及藐視國旗向國人道歉,則這些統派人士也該代孫、蔣二人向國人道歉,也該譴責在台北舉辦亞洲女足賽嚴禁觀眾帶國旗入場,沒收觀眾攜旗的台北市長馬英九。 事實上,民主時代之後今日,只要經人民共同決定,依法定程序修訂憲法,國旗、國號就可以變更,外國更改國號、國旗之國家屢見不鮮。 連戰指陳水扁總統「心中有國旗,因為他隨身攜帶中華民國身分證,身分證上就有國旗。」此言反足證陳總統恪遵憲法之民主素養,目前國號為中華民國,當然應心中有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之國旗,茍或他日經人民共同決定,依合法程序改變國旗、國號後,則他應忠於新國號及新國旗。 今天聯共反台之統派人士與熱愛台灣之獨派人士其統獨理念、立場截然迥異,但基本上都有可能導致國旗、國號的改變,統派罵獨派對於國旗、國號有自己不同看法的人為可恥、會不得好死,豈不是也在罵自己可恥、會不得好死? 立法嚴懲不忠於國家的人 一個住在台灣,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在高級中學執教的教員,不時公然宣稱敵國入侵台灣就要立刻投降,時隔多時卻未受到國家的懲處,寧不怪哉!?難道台灣已經成為是非不分、正邪不辨、忠奸不究、法紀蕩然的國度?抑是該名教員有通天本領,有恃無恐? 今年5月15日自由時報報導,台東高中學務主任陳清香在學校行政會議上,提出多篇自由時報社論,指言論立場明顯偏頗,在高中生思想未臻成熟階段,不宜接觸偏頗言論,以免影響獨立思考能力為藉口,管制自由時報進入東中校園。 又5月20日余文儀醫師在自由時報發表〈台東高中禁報風波〉大作中,指出陳清香主任素有強烈統派大中國思想言論,常藉授『三民主義』課程大肆奉捧宋楚瑜,並強力推銷統一主張。另有一位教員除與陳清香同一主張外,竟公然宣稱如果中國侵入台灣,他會立刻投降。 從自由時報之報導及余文儀醫師之陳述中,我們可以歸納為三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即自由時報是否對學生有不良影響問題、學務主任陳清香之領導作風問題和公然宣稱敵人來了就要立刻投降的教員之忠誠問題。 我們知道自由時報是國內關心台灣、胸懷全世界的媒體之一,與台灣新聞報、台灣日報等本土媒體同樣以宣揚台灣主流民意、維護台灣之自由、民主為宗旨,其思想、理念最為純正,這些報紙,學校當局鼓勵學生閱讀唯恐不及,對學生怎會有不良影響?哪像那些北京中南海傳聲筒的統派媒體,一年到頭都在唱衰台灣、美化中國、製造族群對立,以利中國併吞台灣才是! 至於學務主任陳清香之領導作風,陳某還以為她仍存活在兩蔣獨裁專制時代,可以恣意查禁報章以箝制學生思想,實施「愚民教育」。依余醫師大作敘述,陳某常藉授「三民主義」課程大肆奉捧宋楚瑜。本來崇捧古今中外人物,乃個人之自由,唯身為在學校教忠教孝之教員,卻公然崇捧沒錢為其母修繕廁所門板,卻能以其子之名義在美國購置五幢豪宅,這種不忠不孝之人,則陳某之心態確實可議。 陳某是為女性教員,自然不是「東中」校友,當然不曾接受「東中」自由校風之薰陶。想當年以讓學生自由發展為領導作風之訓導主任(今之學務主任)劉靖國主任,由於被學生、家長、同事及歷任校長之肯定,得以連任二十多年,也因學校瀰漫自由風氣,才造就了許多傑出校友。因此筆者誠摯奉勸陳主任應以劉靖國主任為師,多尊重學生,爾後切勿再箝制學生思想,也不要公然奉捧品德操守有爭議之人物,以免在校園做錯誤之示範。 依據國際法、政治理論、歷史,及客觀事實,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美國總統布希4月4日在記者會稱台灣為「台灣共和國」,並表明台、中為兩個國家。布希這樣在他們的國家稱呼我們國度為「台灣共和國」,已清楚地標示了我們這個國度的身分。陳水扁總統也說:「台灣適合當一個獨立國家,這是事實,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接不接受,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又陳總統訪塞內加爾在接受法新社專訪時強調「國家是否存在,和是否被其他國家承認,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即使沒有其他國家承認,也不能否認一個國家的存在。」又說:「台灣跟對岸的中國一邊一國。」而中國一直在壓縮台灣的國際社會空間,聲明不放棄武力併吞台灣,在對岸有數百枚飛彈瞄準台灣,自然是台灣的敵國。住在台灣,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人,自然是台灣的國民,身為台灣這個國家的國民,就應該愛台灣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背叛這個國家,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美國電影「勇士們」敘述遊騎兵第七團第一營營長哈爾摩爾向部屬訓話說:「我們有的是烏克蘭人,有的是猶太人、日本人、中國人、印地安人…,但是現在大家都是美國人,誓死效忠美國(大意如此)。」但住在台灣這個國家的人,卻有很多人自認是中國人,不認同台灣,不效忠台灣,心懷敵國,豈不怪哉? 如果做為台灣國民,又領取台灣優渥待遇,在校園擔任教忠教孝的教員,卻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反而想要混淆學生的思想,對台灣的教育做最壞的示範,甚至公然宣稱要投降,實在沒有資格擔任台灣的教員,而且應該嚴以懲處。 所以我們認為身為國民,尤其身為軍公教人員都沒有權利背叛這個國家、這塊土地、這個地區的2千3百萬同胞。 我們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每一個人都有遷徙的自由,也有選擇做那一個國家國民的自由。但在還沒有喪失這個國家國籍之前,仍應效忠這個國家,盡這個國家的義務,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當然得享這個國家的權利,但絕對沒有背叛這個國家的權利。 據中國湖南《瀟湘晨報》報導,原任株州市第二中學語文教師尹健庭,因為一句「讀書是為掙大錢、娶美女。」乃遭株州市教育局解聘,並規定株州市所有學校不能聘尹某為教師。按尹健庭說「讀書是為掙大錢、娶美女」,乃源自宋真宗〈勸學詩〉中兩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是過去中國人讀書的目標,唯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讀書目標有違他們的理念,因而嚴厲處分尹某,處分雖過於嚴酷,卻也可顯示他們的價值觀。 如今「東中」這位領取台灣優渥待遇,在校園擔任教忠教孝的教員,卻公然宣稱敵人來了就要立刻投降,對國家毫無忠誠觀念,混淆學生思想,對教育做最壞的示範,實在沒有資格擔任台灣的教員,我們呼籲林光輝校長應不予續聘以為懲處。如林校長沒有這種魄力,則教育部應該效法株州市教育局的果斷加以解聘。 在此強力呼籲:立法院儘速立法嚴懲不忠於國家的人。 *本文原載《財訊月刊》,2002年12月號,由紀淑芳整理。

突破

一、現狀無法維持 有人說「台灣維持現狀最好」。我想假如現狀能夠永久維持,並且台灣成為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台灣有聯合國的保護傘,則我也贊同。但是面對霸權中國瘋狂的擴張軍備,而且瞄準台灣的飛彈急速的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跟中國雙方的軍力消長時時都在變化,單就這一點來說「維持現狀」不但是不可能,如此下去台灣將只能任人宰割,並將禍延我們的後代子孫。所以「維持現狀」是錯誤的想法,也是危險的想法。 二、走台灣自己的路 台灣因為尚未正名,現在只能算是半個國家,所以才會被人恐嚇,無所不至的被人打壓。因此我們必須突破困境、尋求出路,盡快擺脫被武嚇、被併吞、不安全的陰影,建造一個「能安居樂業,過著民主、自由、有尊嚴生活方式的光榮國度」。這是我們這一代台灣人共同的歷史使命,也是不能推卸的責任。「走台灣自己的路」就是達成上述目標的唯一活路。但是這條路上現階段佈滿了重重的險阻與障礙,需要全體台灣國人團結一致做政府的後盾去突破、打通。要台灣人團結,就必須先建立「以台灣做為中心思惟的台灣意識」。有了堅強的台灣意識,才能凝聚國家認同的共識,進而產生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去完成神聖的建國使命。 三、台灣路的第一段:建立台灣意識 建立台灣意識是「走台灣路」的第一段工程,也是第一道難關。建立台灣意識所面臨的障礙非常的多,其所牽涉的範圍非常的廣泛,例如體制上的各種束縛、法令規章的落伍、長年累積下來的人事包袱等等,把改革的力量綁得死死無法施展。若要跳脫舊有的框框、突破障礙,就必須仰賴政府的強有力領導,如能再加上民間團體自動自發的配合參與,則可形成強大的改革力量。茲將對於建立台灣意識有關的事,筆者以一介平凡老百姓,不顧學識淺陋斗膽的將個人所感覺認為最迫切而須即刻著手進行的事,列出七大項就教於諸位先進,並請大家為母親台灣一起來打拼。 (一)教育改革 1. 教育界人事的調整 建立台灣意識的首要任務在於教育,所以台灣意識的建立工作從教育改革著手是當務之急。自從政黨輪替以後,自從陳水扁總統宣示要「走台灣路」以後,仍舊在「走中國路」最明顯的部會首推教育部,因為其教育內容仍舊以大中國意識為中心,除了新增加的國小鄉土語言一點點教材外,其他很難看出有何種改變,明顯的背離了本土化教育的方向。雖然教育的改革所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但是我們可以從教育界的人事調整做起,包括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的教育主管人事做適當的調整,將教育主導權拿回台灣人手中,始能踏實的推動本土化的教育,儘速加強台灣意識的教育工作。 2. 教科書完全改編 (1)教科書內容以培養富有台灣意識忠於台灣這塊土地的公民,養成台灣民族原有的公義、誠實、勤儉、樸素、謙恭的美德為宗旨。 (2)以母語為主北京話為副,增加母語教材,減少北京話教材,將來以母語教材取代北京話教材,北京話將保留作為語文教學的單一科目。而注音符號也可以考慮逐漸取消,另規劃英文拼音來取代。 (3)編纂第二次大戰後的台灣史,做為小學五年級以上的歷史教科書,將歷史真相明白的傳授學生。 (4)更改教科書名:「國語」改名「北京話」。「國文」改名「漢文」或「中文」。 3. 教學法的變革 歡迎敬愛的老師們多多採用雙語教學,在日常教學中使用母語混合北京話來教學。各公私立幼稚園也請多增加母語教學。 4. 母語的進修 提升各小學教師的母語能力也是急待解決的課題。是否可由上級教育機關通令各小學,鼓勵其舉辦校內教師母語研修會,每週舉辦一次。或利用寒暑假,由政府主導開辦小學教師短期母語講習班,分批調訓,以利母語教學的推行。師範教育系統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也請多開設母語進修班。 (二)語言 1. 對「國語」這一詞的正確認識 台灣固有的語言是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這就是台灣的母語,也即是我們的國語。北京話並非台灣固有的語言,所以不能稱為「國語」。這一點請全體國人認識清楚,以後不要再稱它為「國語」。也請大家多用我們的母語交談,多唱我們的母語歌曲。尤其國家領導人、各縣市首長、文化局長等請帶頭示範,以便帶動使用母語的風氣。各電視台、各電台也請多多播放母語歌曲。 2. 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 現在還在爭論要採用通用拼音或者漢語拼音是毫無意義的事。這兩種拼音系統都是北京話發音的譯音。我們強烈要求台灣的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先正名後一律採用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如此做不但能跟國際接軌,還能減輕國小學童學習母語及英語的負擔。至於地名、村里名、路名、路標的譯音拼音,筆者建議採用當地多數住民的母語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為原則,如:河洛人多的地方:採用河洛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客家人多的地方:採用客家話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原住民多的地方:採用原住民各該族發音的英文譯音拼音。 對於上述筆者的建議,教育部有可能搬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關於統一中外譯名音讀標準的訂定事項是國語會掌理事項之一」。而且「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工作屬於華語譯音拼音組」等規定來塘塞。如此將令人懷疑「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條例」是不是永遠不得更改?一個「國語會的組織條例」是不是可以凌駕於國政大方針之上?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但是採用通用拼音好像已成定局?教育部已經在9月18日行文各縣市政府希望配合實施,研考會也有提鼓勵措施,採用通用拼音的縣市有獎勵經費可拿。在此筆者鄭重呼籲教育部及研考會,共同來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地名一般民眾日常大都慣用母語來稱呼,在這種情形下採用通用拼音有沒有背棄本土化?有沒有背離「走台灣路」的方向?假如不能翻案,我們的路標、地名的譯音拼音一定要採用北京話發音的通用拼音,則請問:台灣還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或者是更像屬於中國的殖民地呢? (三)正名 中華民國的字號在國際上行不通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台灣正名是為台灣拓展生存空間、繁榮國家、確保安全必走的途徑。除了國家正名以外,我們也主張下面各項的正名: 1.護照上面附印英文「TAIWAN PASSPORT 」請貫徹實施。 2. 駐外單位的名稱一律冠「台灣」名義,請外交部排除困難徹底執行。 3. 加入國際性各項組織,請用「台灣」名義。 4. 出國參加各項比賽(含體育、學術、藝文、技能、棋藝等等),其隊名請用「台灣」名稱,不要再使用「中華隊」等類似的名稱,這在國內尤其需率先實行。也請參賽的選手們能堅守立場,並應該以能在「台灣隊」名義下參賽,為台灣效勞為光榮。假如遇到隊名無法維護時,則寧可罷賽宣示我方的尊嚴,也不要屈服於統戰的屈辱之下改名參賽。這一次在韓國舉行的亞運,國外電視媒體所打出的我隊名稱是「CHINESE TAIPEI」(我們自稱「中華隊」),這個跟「CHINA TAIPEI」做比較,並無多大的差別。外國大多稱呼我們為「TAIWAN」,我們正名「台灣隊」是很合理的事情。以「中華隊」的名稱去參加比賽,不但很容易被外國人誤認為我們是中國的附庸以外,對台灣來說一點尊嚴都沒有,而競賽的勝敗也引不起國內觀眾的共鳴,我們的參賽,好像是在替中國做白工。 5. 台灣各地的路名、村里名、校名、銀行、公營事業單位等,冠上中國色彩的名稱的為數不少,令我們覺得宛若置身於中國境內。這種生活環境有必要加以改變。是不是可以請政府下令研究改名,或輔導各地方熱心人士籌組正名促進會,先做住民意見調查,經過該地區住民的公民投票決定新名稱,再報請上級機關核備施行。名稱變更後,相關各項證照的異動登記,則請各該主管業務之機關免費為住民服務。冠有下列名稱的,建議改名:中國、中華、中原、中山、中正、光復、光華、大華、興華、華興、五權、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介石、經國,以及中國的地名等。 (四)媒體 正常的媒體對社會教化及國政的扶助有其貢獻,當然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提升也有正面的功能。可悲的是台灣現在的媒體及媒體從業人員絕大多數可歸類於統派,這是媒體的畸形發展,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屬於不尋常的現象。不過在台灣,國民的民主素養尚待提升,以及價值觀不斷遭受統派媒體的嚴重扭曲下,也許這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我們期待媒體正常化的提早來臨,到時候將帶動國政的順暢,經濟的繁榮,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以及族群的和樂。但是這些都需要靠民眾對媒體的正確選擇以及努力才能得到。現在有台灣心的媒體正需要大家熱烈的支持,尤其更盼望有更多的廣告主們的光顧,使其壯大而成為社會安定的一股力量。 近來媒體最大的變化是統派電視政治性頻道的快速增加,並隨著產生了一大堆的政治觀察家及名主持人。成天的在唱衰台灣、抹黑政府、誤導大眾、腐蝕民心,恨不得早一天將政府扳倒。跟政府努力提升經濟反其道而行。大家對這種電視節目應該加以唾棄,也請民進黨及台聯立委遠離這類節目,不要淪為傳播毒素的花瓶。 台灣電視叩應節目為數之多,可以用氾濫兩字來形容,除了眾多名主持人之外,參加叩應節目的來賓個個都是專家學者之流,皆為一時之選,通曉天文地理、包山包海、學問精深淵博,真是酷斃了。開口謬論連篇、顛倒是非、講不完誓死不休,看了會吐血。電視叩應節目一點營養都沒有,其負面的影響遠大於正面的效應。奉勸民進黨立委及台聯立委,能拒絕引誘,避免成為散佈毒素的幫兇。讓有任務的統派民代及學者之流去唱獨角戲唱個夠。 11月12日國防部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以後,敵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繼續在我們的電視頻道播出?政客及媒體呼應敵人的言論有沒有收斂?針對這兩點能不能加以規範?請新聞局火速處理。 (五)撤除銅像、刪除遺像 孫文是和台灣不相干的人物。蔣家父子兩人是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實施世界最長戒嚴的統治者。這些人物的銅像早該撤除。莫非是歷史倒轉,或者認為台灣人好欺負,才又把孫文和蔣介石的遺像印在貨幣上面。這是對台灣人的重大侮辱,請將這種貨幣逐漸回收加以銷毀。 (七)慎防統戰交流 中國及在台統派政客對台灣最慣用的統戰用語是:「我們都是一家人。」他們所舉出的理由是,台灣、中國兩邊的人民屬於同文、同種、相同的文化,台灣人的根在中國,連關公、媽祖都是由中國來的(還好沒有說出佛祖的來源,不然台灣人豈不成為印度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是一句很動聽、能讓人心動的美麗謊言。到底「我們是不是一家人」?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探討,很簡單的加以破解。其一,中國佈署四百顆飛彈瞄準台灣,不時恐嚇台灣,這是同一家人不會做的事,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其二,台灣民族除了外省籍同胞以外,台灣人身上的漢族血統幾乎等於零。除了血統以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台灣民族在歷經數百年來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已經形成獨特的優質文化,其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人品素養、道德行為等皆和中國人大大的不同。台灣人和中國人並不同種,也不同文化,所以「我們不是一家人」。 我們跟中國並不是一家人,我們是台灣人,這是跟中國交流時必先建立的心理防線。由於中國對我國的強烈敵意,國防部又於11月12日宣示中國是我國的敵人,今後台灣跟中國的交流,筆者認為應該以敵對國的模式來思考。第一,錢進大陸是資敵的行為,應予嚴厲禁止。第二,除了經貿交流以外,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儘量減少。請陸委會、文建會、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嚴格把關。下列就體育、藝文、觀光、宗教交流提出筆者的觀點: […]

金美齡:「他們愈罵,我越紅」

李心怡◎新台灣周刊記者 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 被稱為「台獨之母」的國策顧問金美齡一向就是話題女王。當多數台灣民眾都知道這位白髮資深美女就是金美齡的時候,正是她冒著統派人士攻擊的劍影回到台灣為《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辯護之時。日前一句「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再度讓金美齡站上浪頭,而她的爭議性,其實只不過來自於「說出實話」。 拒絕中華民國 拒絕中華民國國旗 雖然住在日本,但是金美齡因為「愛台灣」,一年總要往來日本與台灣十多趟,尤其到了選舉期間,她更是頻頻回台灣義務為理念相同的候選人助選。這次回台,除了參加台教會募款餐會之外,也特地與前總統李登輝商討訪日事宜,為了讓李登輝能夠順利訪日,金美齡這次回台比往常低調許多。 但號稱「台獨小辣椒」的金美齡,想要低調也難。向來拒絕「中華民國」不假辭色的金美齡,再度拒絕「中華民國國旗」,表示「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就想吐」,不但惹來統派立委撻伐,更讓被統派立委視為眼中釘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也受到炮火波及。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對金美齡而言,絕對不等於「台灣」,而是代表一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在國際上等於已經滅亡的國家。金美齡一向對於國民黨所謂的國旗、國徽十分不屑,她總是說那是「車輪牌」因為討厭車輪牌,金美齡與先生周英明直到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前,都不願意拿車輪牌護照。 更何況,看到「車輪牌國旗」的「滿地紅」,金美齡就聯想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屠殺,當然越看越討厭。她表示,每次從總統府走出來,看到國民黨大門口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向偉大的台灣英雄致敬」幾個字,便感到渾身不舒服,她只是如實表示出自己的感覺。 國民黨的黨徽 不等於台灣的國徽 陳師孟於立法院表示,「有許多愛國家的台灣人,對現在的國旗、國號雖然並不贊同,但都沒有任何減低或削弱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和忠心。很多熱愛台灣這個國家的人,真正熱愛的是國家本身,對於國號、國旗、國歌,他們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不遵守目前的憲法和法律。」也是出自於坦白罷了。 對金美齡而言,既然「車輪牌」的國旗不能代表台灣,討厭國旗便不代表她不愛台灣。說到愛台灣,金美齡與周英明兩人寧願數十年忍受沒有護照之苦,也不願拿日本國籍,這種堅持當台灣人的決心,即連許多獨派大老也難望及項背。 金美齡也認為,中華民國現在這面國旗是國民黨黨旗,國旗的標誌是國民黨黨徽,現在時代改變了,「國旗、國號為什麼不能改?」她表示,大家應該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去探討國旗國號的意義。 一樣是老實說 陳、金卻受統派謾罵 這樣的想法,其實是許多台灣人民共同的聲音。許多台灣人正透過台灣正名運動,希望將國名更正為「台灣」,並將由國民黨黨旗、黨歌所充數的國旗、國歌,改為真正代表台灣的國旗、國歌。也因此,陳師孟11月11日到立法院備詢時,回答國民黨立委洪秀柱時說,「中華民國的國旗並不等同國家」。 金美齡一句誠實的表白,卻引來統派立委趁機報復,要求陳師孟下台。但陳依舊強調,他不會懷疑金美齡熱愛台灣的情操。 金美齡對於陳師孟因為她而受到波及,也覺得不好意思,但她也肯定陳師孟和她一樣都是堅持說實話的人。對於統派人士的謾罵,一向瀟灑的金美齡總是輕鬆地回答道,「沒關係,他們越罵,我越紅!」。 *原載《新台灣周刊》347期,2002年11月16日。

在困頓的路上,我將創造另一個驚嘆號!

各位我所敬愛的朋友: 聖經說,「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了!」這一次的選戰,我們已經盡力了?感謝所有朋友這幾個月以來的奮戰不懈,感謝我們過去所致力追求的民主改革,因為有民主,所以今天的市長選舉可以透過民主程序來選出,這是台灣的驕傲! 歷史是時光的見證者 作為一個台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我對能夠參選台北市長選舉感到驕傲﹔雖然最後結果未能出現驚嘆號,但我感到雖敗猶榮;在此,我也感謝所有的台北市民,也恭喜馬先生得到多數市民的支持。 英國首相邱吉爾說,「歷史是時光的見證者!」雖然選舉是一時的,但是,對一個偉大城市來說,任何一次的市長選舉,都應該是一種累積;一個有格局的領導者,應該檢視選舉過程中的不同意見,讓這些不同意見也能貢獻於偉大城市的更上一層樓! 畢竟,政黨可能輪替,市長也會更迭,而台北這座城市卻是永遠的。 永遠不變的進步改革 作為一個台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從黨外、民進黨到政黨輪替,從黑命單的階下囚到擔任政府官員﹔不變的是對合理政治與社會的想像與追求。 在這次的選戰當中,我們還原到民主運動的原點─拿著向日葵站在肥皂箱上,向市民訴說這個城市的未來;沒有媒體政治所帶來的滿天口水與八卦﹔儘管沒有萬人空巷造勢的激情,但卻有駐足聆聽與思考的人群;這就是一個政治人物的責任與挑戰,「to be or not to be, it’s a question」,面對是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媒體政治,我們該當如何?選擇順從或是以新的形式展現? 我選擇了一種樸質的方式,我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在眾聲喧嘩當中,我選擇了不停止的改革步伐;一如我對台北的城市改革一樣,我要以進步前瞻的觀點提出一種新的可能性! 關鍵時刻的台北路 這次的首都市長選戰當中,我們發現都會選戰的結構與氣氛已經開始改變;也因此,我提出議題為主軸的選戰,從士林多功能展覽會館到首都中央公園,都是對城市願景的具體政見。 雖然,選戰結果未能如我們所願;但是,我還是要公開呼籲,全球城市都在激烈的競爭當中,北京2008年申辦奧運成功、上海2010年爭取世界博覽會也獲得成功、漢城也走出了亞洲金融風暴的陰霾﹔未來的台北何去何從?這是一條充滿挑戰的台北路,希望馬先生在未來的任期當中,能夠踏實地面對這條充滿挑戰的台北路。 對我來說,作為一個永遠的改革者,用氣魄挑戰,向世界闖關,更是一條不會有句號的路途!我將再起,在這條困頓的路上;我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給我時間,我將創造另一個屬於你我的驚嘆號!  

黃昭堂:民進黨這次選不好是因為沒有堅持走本土路線

李心怡◎新台灣新聞周刊記者 我認為民進黨這次選得不好,最主要就是因為他沒有堅持走本土路線,而是光顧著要爭取中間選票,走所謂的新中間路線。 這次選舉結果看來,民進黨的本土票流失非常嚴重,我認為很多本土票並沒有投給民進黨,反而是因為失望就沒有去投票了。近幾年來,民進黨積極爭取中間選票,希望獲得中間選民的支持。但他在爭取中間選票的過程,卻忘了他執政的根基在於本土路線,放棄本土路線,又沒有順利爭取到中間選民,就變得兩頭落空。 民進黨應該痛定思痛,發現此一路線的問題根源。要擴大執政基礎,並不是從本土路線移往新中間路線,而是由擴大本土路線、增加本土選票著手,這才是根本的辦法。應該先穩固本土選票,再爭取中間選票。現在反而先爭取中間選票,自大地認為本土選票都是自己的基本票,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其次,最近的教師遊行、農漁會幹部遊行,也都讓民眾嚇到了,因此對民進黨有越來越嚴重的疑慮,民進黨應該好好讓政務更順暢,才能穩定民心。

黃昭堂:選後最根本問題是去中國化

吳行健◎open周刊副總編輯 李扁關係生變?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保證李扁會合作很長時間 扁政府選後最迫切課題,黃昭堂強調要加速教科書內容去中國化。 三屆北高市長選舉維持北藍南綠的既定格局,對扁政府有什麼衝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認為,縱然李登輝、陳水扁前陣子有些口角,但李扁合作關係仍然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因為雙方要相依為命。至於未來政局的演變,黃昭堂呼籲,民眾必需面對究竟是認同台灣或認同中國的基本選擇問題,應有套機制,舉行全島大辯論,討論台灣的真正出路。 從馬英九大勝的結果來看,是不是意味藍軍氣勢上漲?黃昭堂說,這一點雖與他的期待大不相同,但若以第三者觀察,連戰的聲望偏低,雖說立法院長王金平可能是一匹黑馬,但王金平長期在國會運作他本身的問題也很多,宋楚瑜很有能力,待人接物相當高竿,當初選總統獲得的高票,都是當省長時做散財童子所致,如今無財可發,還會有人情嗎?令人懷疑,還有宋楚瑜心裡的中國情結,也讓大家不太放心,如果宋能讓人感到他真正有台灣心而不是中國心,將來也許還有發動的機會。不過,連戰和宋楚瑜都應去除內心的中國情結,大家才會感到他們對台灣的真誠。 黃昭堂認為,外在國際大環境始終沒變,美國、日本一貫不希望台灣落入中國手中,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想拿走台灣的對立構造,也一直沒變,不管北京的口吻變得軟或硬。他強調,儘管如此,台灣人民必須維持獨立自主的心志,如果中國要打過來,不管在國內大家有什麼利害的對立,都一定要和好團結一致對抗中國。有關選後的政局演變,黃昭堂說,如果出現第二次的政黨輪替,也是民意決定使然,過去台灣在國民黨極權統治五十年以下,政治文化很難說變就變,必須經過種種的衝擊,才能正常化。他並憂心的指出,目前台灣的中國化現象有增加的趨勢,如果不去除中國化,台灣可能慢慢被中國吸引去,他內心很急的是,阿扁政府應加速改革教科書內容去中國化的步伐,因為影響下一代的認識。 至於阿扁總統因為推動農漁會金融改革遇到反彈和被李登輝痛批的問題,黃昭堂指出,政府推動改革,總會失血,但也會吃進補藥,有很多的新血產生,但若始終不改革,如同人體生病一樣,會慢慢失血,起先不會很痛,但拖到最後就倒台!改革若要成功,就得好好向民眾宣導其中利害,因為人民若不清楚就會誤會改革是革命,舉例來說,公務員退休薪資採18%優惠利息補貼計算,政府就應向民眾講清楚,此種做法不但剝奪社會福利經費,也違反社會正義。 *原載《open周刊》第78期,2002年12月11日~17日。

台灣「外省人」後解嚴時代的國家認同

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國La Rochelle大學中國暨台灣政治助理教授 危機、適應、多元化 在國外報刊的小角落,我們偶爾可以讀到,日本駐台代表處前,臺灣民眾對近來釣魚台事件的 立場做出了反應──燒毀日本國旗。同時,兩岸三地(中、港、台)也對此事件表達了措詞嚴厲的聲明。這種乍看之下的「共識」是否表示了台、中之間在政治立場 上的衝突與角力,在這一刻已一筆勾消?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炮轟之後,也曾引發一些台灣民眾的投蛋抗議,而見諸國外報刊一隅。這是否也意味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中國意識隨之復甦,進而展現對所謂「被西方人壓抑下的中國」表示支持? 也許吧!但是,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撰稿的外國記者,不見得實地去採訪這些示威者的想法,或根本沒有深入探究其本身省籍的問題。而他們真的是「台灣人」嗎?緊接著,我可能必須追問,什麼是「台灣人」? 平心而論,示威群眾心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是無法 並論的。在群眾組成上,他們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所謂的「外省人」。對這些「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工黨」的一小撮人來說,中國的壯大是其終生的宏願,也深以身 為中國人為榮。但是對台灣本土的居民卻也因此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疑慮。觀念上的鴻溝,似乎也越來越深。 上述兩例,是我要申論「國家認同」的楔子。 近五十年來,台灣許多改革與爭議都與「國家認同」有極密切的關係。張維邦教授曾經以法文 寫了一封信給我。文中,他精要的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今在台灣所發生的國家變遷現象:一個想像的國家(失去大陸統治權之國民黨的國家)→另一個 悄悄萌芽的國家(在台灣出生、成長下台灣人的國家)這兩股思潮在近五十年來彼此角力,相互影響。 戰後渡海遷台的外省人自然不可能與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對這塊土地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想法,卻一直都在彼此互動之下「相互影響」(interaction) 。我特意用「相互影響」這個詞,是因為這個概念對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四大族群 目前,台灣學者將台灣的人口構成分成「四大族群」:原住民、鶴佬人(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 基本上,名稱的「定名」是很有影響力的選擇,也是意味定名者對被稱呼者最直接的想法。這 四大族群的名稱,並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國民黨政府以前使用的名稱(閩南人、山地同胞…)正逐漸被知識份子重新正名,這可能是因為受到美國「政治正名運 動」(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影響。也是九○年代台灣知識份子跳脫制式框架,以較遠觀的角度,對過去的概念重新反省。 「外省人」這個名稱也同樣受到台灣建國運動變遷的影響,因此,在外省人遷台五十年後,這個「外省人」的稱號,也可能變得不再適用。 這份研究報告的目的是解釋: 1.「外省人」這個名詞源起與發展的政治意義。 2. 了解外省人的思想邏輯與國家認同的多元化情感。 3. 瞻望「外省人」這個族群與名稱。 在1989年時,外省人佔台灣人口13﹪,鶴佬人73.3﹪,客家人12﹪,原住民1.7﹪。再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外省人口佔12.74﹪。 事實上,很難確定在台灣有多少外省人。因為,要介定誰是外省人不是那麼容易。此外,在1945-1955年間,自大陸及離島遷台的外省人數目,因為眾多的複雜原因,所以詳細數字我們難以知道。在我的博士論文的開端,我會針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期間(自1988年1月~2000年5月)發生了前人難以預料的一系列改革。台灣,這個歷史上被視為漢族邊緣文化的蕞爾小島,如今卻蛻變成一個萌芽的新興國度,讓「外省人」有很錐心刺骨的「認同危機」。 但是,外省人在台灣並非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族群。在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後,外省人的政治權力 開高走低,但在行政系統內仍然保有不容輕視的影響力。所以,他們的認同危機一直含有很濃厚的「政治糾葛」。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在危急的情況下,外省人會支 持一個越來越強調台灣認同的「中華民國」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深藏在許多人心中,但誰會說出來?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國家忠誠是不是一個問號?這是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最重要的糾葛。 2000年,唐飛將軍不支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但他還是接受了行政院長的任命,這位外省人睿智的選擇,能夠提供我們答案嗎? 為了尋求解答,我們不得不做一個非常仔細,中立而不激情的一篇研究。 我在臺灣的生活經驗 第一次赴台做專題研究是在1992年春天,1993年春天又去了一次,但直到1994年8月才有幸在台灣做長期的研究。翌年(1995年)我報名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班。 1994-1999年,我在台灣同時進行我的中文學習、工作與研究。(而對台灣來說,這段時期正是政治的轉捩點)雖然這種三頭馬車式的工作方式,給我很大的壓力,但在過程中,我卻逐步發現,這三項同時進行的工作對我從事的研究有「相輔相成」的助益。 我的工作,不見得和我進行的研究有關,但利用工作之便,使我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和形形色色的台灣人溝通、交流,進一步了解台灣認同的多元複雜情況。 因此,對我個人而言,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最重要的來源,是我在台灣五年實際生活經驗的點點滴滴累積而來的。 首先,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基層政治分析員的工作。隨後轉至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台北分部做研究員。合約期滿後,為了繼續我尚未完成的研究,留在台灣,我先後在不同的機構及學校教授法文。之後,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新聞組組長的工作。 至此,我已收集了包羅萬象的豐富資料,我想,也該是我暫時歇腳,打道回國的時刻,以開始我博士論文整理為文的工作。 幾個月後,我重返台灣,再續未完成的研究與教書工作,同時專研我的中文。 在這五年間,台灣人的熱情好客讓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學生、老師、教授、阿兵哥、職業軍人、退伍老兵,計程車司機、小吃攤老闆、博物館職工、記者、作家、藝術家,各政黨的擁護者、市府官員、外交人員、立委,及總統幕僚等等。 這五年間,我更在台灣許多不同的角落生活過,甚至包括了眷村。在眷村的居住經驗,豐富了 我的研究,也是我五年台灣經驗中,極為重要的收穫。這個與台灣民眾實際接觸與實地居留的在地經驗,讓我吸收到許多與官方說法不同的言論。而這也是我許多外 國朋友的共同想法,而且欣然有不同的言論可資比較,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台灣。而這種文化的自由,讓我們衷心覺得,過去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汗的先驅 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雖然一到台灣,外國人可以很快,很容易的看到台灣社會的多元現象﹔但其背後,對國家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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