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晶圓廠赴中國投資對台灣影響與衝擊

一、台灣IC工業的重要性台灣是全球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重鎮，而IC是其電子產品的關鍵零組件，產業關連效果大，附加價值高，屬於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是台灣目前的生產主力，亦可說是台灣在國際間最具競爭力的策略性工業。台灣IC工業完整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以科學園區為核心之產業供應鏈和產業群聚效應所產生的整體效率，已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典範，這也是今天台灣IC工業能夠保有強大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台灣IC工業總產值在全世界居第四名，僅次於美﹑日﹑韓。IC設計業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名，晶圓代工產值及技術則居全世界領先地位，IC封裝也居全球第一。整體而言，我國IC工業在全球的影響力遠超過韓國及日本，僅次於美國。二、中國的IC市場近年來，中國快速吸收台灣資訊電子業者的資金，已成為全球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基地，中國的IC市場以及IC工業，由於台商的貢獻，正在成長中。根據Gartner公司的分析，2001年全世界半導體市場值1,861億美元，中國市場120億美元，佔全世界6.45%，遠小於美國和日本，也比台灣市場還小。 Gartner公司預測2005年全世界市場為3,307億美元，而中國市場為280億美元，佔全世界8.47%。我們估計台灣屆時市場應已被中國超過，但差異不會太大。目前中國的IC 有90% 以上是依賴進口，中國加入WTO之後，開放市場更是局勢所趨，中國的IC工業估計比台灣落後十年以上，中國不會為了要保護前往中國投資的IC工業而以關稅障礙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傷害其成品工業的。況且IC的終端客戶並不是一般廣大的消費大眾，且具有輕﹑薄﹑短﹑小之特性，空運非常方便，因此未必要在接近市場當地製造，才能取得中國市場。赴中國投資晶圓廠就能受其保護，以取得中國市場，只是中國吸引外資的策略說帖。三、八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對台灣的衝擊經濟是台灣的命脈，政治的籌碼，台灣下一波高科技產業升級所帶動的經濟效益尚未顯現，IC產業顯然仍是台灣未來五年至十年的重要經濟基礎。八吋晶圓廠是台灣目前的主力，十二吋晶圓製程技術仍未大量驗證是否具有經濟效益。目前中國最想要的是八吋晶圓廠，並非十二吋晶圓廠。二○○○年中國國務院第十八號文件顯示，IC產業為其發展重心，而上海、北京、深圳、蘇州更是全力爭取IC產業進駐。如果現在台灣開放最具競爭力的八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無疑是幫中國建立目前最缺乏的IC工業生產體系，也就是幫中國建立完整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產業群聚效應，包括人才的培養及經驗傳承的累積，甚至將資本市場活化起來，以挑戰台灣目前IC產製中心的地位。中國的八吋晶圓廠建立起來之後，由於供應鏈之關係，台灣的IC封裝、測試，甚至IC設計就可能更快速移往中國。台灣留下的可能就是一個殘缺的、自認為技術領先的、專門幫歐美大公司代工的十二吋廠產業，這絕不是我們樂於所見的IC工業。四、企業全球化經營絕不等於企業中國化企業全球化經營絕不等於企業中國化，IC工業如果刻意專注於中國市場，其實就是在限制自己全球布局的空間。正如自由時報二月三日社論所言，現在台灣的中國熱，是建立在「中國將是世界經濟火車頭」與「台灣將會被中國打垮」的兩項迷思之上。台灣目前是全世界晶圓代工產業最強的國家，晶圓代工是需要很複雜的製程和管理技術的，第二名的新加坡還落後一大截。台灣非常有機會持續保有IC生產競爭優勢，供應此一重要零件給予全球資訊電子公司，基於國家整體利益考量，八吋晶圓廠赴中國投資，此刻並無迫切性，應審慎評估、有效管理、延緩開放。所謂「去的早不如去的巧」，先卡位未必先贏。台灣晶圓代工廠可以先設行銷據點，對中國的IC設計公司提供代工服務，並藉以瞭解市場，才是根留台灣的作法。晶圓廠赴中國投資對台灣的衝擊一﹑請簡單說明一下IC工業的重要性。答：IC是3C產業(computer/ communication/consumer)最重要的精密零件。IC工業的產業關連效果大，附加價值高，屬於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是攸關台灣國家競爭力的策略性工業。二﹑台灣的IC工業在世界地位如何 ? 答：全世界有IC生產製造能力的國家估計應不超過20個，有較完整的產品開發﹑生產製造以及週邊工業支援體系的國家更是在10個之內。台灣IC工業總產值在全世界居第四名，僅次於美﹑日﹑韓。晶圓代工則居全世界領先地位，IC設計業僅次於美國，居第二名，IC封裝產值亦居全球第一。整體而言我國IC工業在全球的影響力遠超過韓國及日本，僅次於美國。三﹑從需求面來看，台灣國內IC市場地位如何? 答：台灣由於是全球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重鎮，許多產品產量都居世界第一，因此對於IC的需求量一向很大，過去一直居全世界第三名，僅次於美﹑日。近年來由於資訊電子產業很多工廠移到中國，使得中國的IC市場需求，有超過台灣的趨勢。目前雖然系統設計以及IC之選用採購權仍掌握在台商手上，然而隨著資訊電子廠商的研發已有在中國落地生根的趨勢，台商此一掌控權，日後未必能確保，然而如果晶圓製造能夠留在台灣，對於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以及產業競爭力將有莫大保障。四﹑請解釋一下所謂的IC工業體系。答：請參閱下面二個圖表。傳統的IC工業是垂直整合型的，例如美﹑日﹑韓各大IC公司，同一個公司涵蓋了產品開發﹑晶圓製造﹑測試，甚至於IC封裝。晶圓委外代工的觀念創始於台灣，目前則風行至全球，這是一個產業分工的觀念。晶圓廠兼具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特色，IC設計則為技術密集產業。此外IC工業之週邊支援體系也是很龐大的產業，例如潔靜室之興建﹑設備﹑化學品﹑氣體﹑晶圓材料﹑光罩…….等等，而穩定的水﹑電供應以及有活力的資本市場尤屬必要條件。 IC產業分工概況公司性質工作流程範例 IC產品光罩晶圓封裝測試產品無晶圓廠之IC公司(或稱設計公司) 威盛凌陽聯發 ★ ★ ★ 光罩製作台灣光罩台積電 ★ 晶圓廠代工台積電聯電 ★ ★ IC封裝/測試矽品日月光 ★ ★ 有晶圓廠之IC公司(簡稱 IDM) […]

Republic of China–混淆的名稱，台灣的悲哀

林昌明　李正修　溫昆達　何旻凌◎中山大學　財管所　企研所我們是四位從台灣到匈牙利的國際交換學生，去年11月初的時候，我們利用學校的假期到瑞士去旅遊，但是由於我們不合適的 “Republic of China”護照，讓我們受到很沒有尊嚴的待遇，這實在不是我們台灣這經貿大國所應有的”國格”，以下就將這整個過程做一詳細的描述。有簽證卻無法入境　凌晨五點跳下行駛中的火車 11月1日(2001年)傍晚我們一行四個人從匈牙利布達佩斯坐火車出發前往瑞士蘇黎士，約在2日(星期五)凌晨5點時火車從奧地利進入瑞士邊境，瑞士的邊境警察上火車查護照和簽證，就在睡夢中我們被叫醒，我們四人之中有兩人持有瑞士簽證，而另外兩人則只持有申根簽證(因為我們從駐匈牙利代表處得知從10月1日起台灣人持申根簽證就可以進入瑞士)，在檢查完後其中的一位長官就命令邊境警察把我們帶下火車，他持的理由是我們兩個沒有瑞士簽證，那時我們也覺得納悶，於是我們就跟他解釋說我們是台灣來的，從10月1日起台灣人持申根簽證就可以進入瑞士，這消息還是從台灣代表處證實得來的，況且前陣子我們的同學也是持申根簽證就可以進入瑞士，不過我們的解釋並不被接受，那個邊境警察說我們的身份並不適用，堅持將我們帶下火車，我們也只好很無奈的收拾行李跟著下車。當我們走到車廂門口時，發現火車已經開始開動了，不過那些邊境警察不顧我們的安全，竟然叫大家從車廂往月台下跳，那時我們都背著重重的行李，跳下月台時大家都癲癲頗頗的，差點摔倒，那時室外的溫度約為零度，大家身體不自覺的發抖；後來我們兩位沒瑞士簽證的同學被帶進不同的兩間訊問室，所有的行李都被打開逐一詳細的檢查，最後再把我們帶上火車遣送出瑞士回到奧地利去，在其間的過程，我們還是一直試著解釋台灣人持申根簽證進瑞士的合法性，甚至請他們打電話到瑞士的台灣代表處，希望他們求證一下，結果他們根本不理會我們的解釋與要求。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不是泰國，更不是中國到了最後，我們被警察帶上往反方向的火車，在車上時，那位執勤的警察就要寫遣返單之類的文件，我們在一旁看著他在單子的國籍欄上寫著”China”，我們才知道我們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大陸的偷渡客，所以我們馬上糾正他說”We are Taiwanese, not Chinese. It is different.”，說了好久，他才勉強改成”China / Taiwan”，甚至之間還一度把我們聽成來自泰國(Thailand)，我們還是一直說這並不正確，我們並不是來自『CHINA』，最後他報告他的長官，他的長官跟我們說”I know you are Taiwanese, but you live in China.”，我們簡直是氣炸了，重申”We are different state.”慢慢他也覺得有異，就拿出一份文件查了一下，發現台灣的確是在免簽證的名單上，接者他們又把我們的護照拿過去詳細檢查，看看是否是假護照或是假簽證，檢查了很久很久，確定找不到任何問題後，才終於悻悻然地在我們的護照上蓋了入境章，不過他們什麼話也沒說，只說了一句”Oh, It’s a new rule.”了事，連一句道歉的話語都沒有，甚至就不理我們了。我們當然對這樣的錯誤以及態度感到很不滿，我們也跟他們說明我們已經約好朋友在蘇黎士相見，因為這種不應該的錯誤讓我們的行程完全延誤了，我們感到很不高興，也一再的表達我們的不滿，可是他們仍然一付事不關己的態度，就在邊境的一個車站(Buchs)，他們叫我們下車，也不告訴我們如何坐火車回蘇黎士去，他們整隊人員就搭別班火車離去了，也不給我們任何的交代與安排，留下我們四個無助的台灣人在一個莫名其妙的車站獨自摸索。台灣護照沒有任何台灣字樣　更讓外國人難以辨認事後我們回想起來，瑞士的警察一看到我們的護照就把我們當作CHINA來的人看待，以致於我們遭受到這樣不應該受到的待遇。在歐洲，來自『CHINA』這個地方給他們的感覺大多是很不好的，舉凡治安、偷渡等問題，很多都與他們有關，但是我們台灣人卻要受他們的連累，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以台灣人的國民所得、生活水準以及國民素質，卻被當作大陸人一樣對待，甚至還被懷疑是偷渡客，原因何在？答案就出在那本護照上，以我們發生的事情為例，當我們極力要說明我們來自台灣的時候，卻赫然發現整本護照上沒有任何台灣的字眼，找了又找，最後才勉強在出生地上發現有Taiwan的字樣，但是如果你是台北市或是高雄市出生的就更慘了，出生地上只會寫Taipei City或是Kaohsiung City，這時你要真是發生這種事情，那真是連解釋也解釋不清了！而另外一方面，外國人根本沒幾個人搞的清楚ROC跟PRC有何不同，很多歐洲人都知道台灣，也對台灣的印象不錯，但是看到我們的護照，若是我們不解釋，一定第一個覺得我們是從中國來的，這時候他們就會多了很多的戒心，舉例來說，在我們進出匈牙利與奧地利邊境的時候的時候，一出示這本護照，由於被誤認為是中國來的，護照與簽證就會被多檢查幾次來看是不是偽造的。或是在刷卡退稅的時候，一看到這本像是中國來的護照，信用卡也常常被多確認了幾遍，遇到這種時候，常常是有苦難言，說也說不清楚。支持更改護照封面　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所以以下有兩點是我們想要積極訴求的：第一、支持更改護照封面並且直接加註台灣：我們知道外交部決定更改我們的護照封面，不過國內卻有一些民意代表或是統派色彩濃厚的政黨極力反對，我想這些人由於是特殊的身分，出國時往往會有禮遇，是不能體會我們這些小老百姓持這本”Republic of China”護照的辛酸的，以在國外換旅行支票為例，在銀行兌換旅支時，通常要出示護照，而他們常常會以為我們是大陸人，在收據單上國籍欄會標明的是China，也會給予我們特別的”關切”，我想我們要追求的只是一個合理且有尊嚴的待遇，讓外國人知道我們是從台灣來的而不是大陸來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第二、請外交部門知會瑞士當局：我們並不奢求道歉，只是希望既然他們有這個美意讓我們享受這種權利(持申根簽進入瑞士)，就要確實的去執行，必須要確切的通知在第一線的執行人員，不要連已經實施的規定都還不知道，而且連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護照都搞不清楚，既然我們已經遭受過這種不合理的待遇，只希望往後不要有類似的事情再發生，讓無辜無助的台灣人又再度受到傷害。

台灣民族論（上）

台灣人現在已發展成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民族。台灣人基於「民族自決原則」，有權利公開主張台灣獨立。本文試圖以科學的根據來論證台灣民族的形成。筆者將先對「漢民族」的實質加以考察，探究部分台灣人難拋此念的原委，再釐清台灣民族的定義，最後展望台灣民族主義的未來動向。「漢民族」不是民族首先，我要考研所謂「漢民族」這個語彙。中國人常自稱「漢民族」，台灣人也相信自己屬於「漢民族」，而日本人也如此認為，且常以優雅的形容詞稱讚中國四千年悠久的歷史及偉大的文化。但是，到底「漢民族」的確實內涵為何？讀者曾認真思考過嗎？「漢民族」一詞中的「民族」是何意涵呢？是人種(Race)？Volk？或是Nation？在此，我們也許可先確定漢民族不具人種的意義。通常人種分為白色人種、黃色人種及黑色人種等，其中漢民族屬於黃色人種，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我們不知中國人在何時如何發覺自己是黃色人種，但中國人曾蔑稱白色人種為「紅毛番」，黑色人種為「黑鬼」，即已建立獨自的區別方法。此點可由歷史得到證明。自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八四二年）以來，由於遭到慘痛打擊，中國人對白色人種產生敬畏之念。另一方面，隨著洞悉黑色人種被白色人種當作奴隸後，愈對其產生輕侮之心。對於同為黃色人種的其他民族，中國人亦會直接表現其優越感。他們大體上認為，日本人、朝鮮人或越南人是中國人的後裔。就最近的「黃禍論」來說，其他的黃色人種或許會認為這是無聊的臆測或反彈，但中國人一定會自鳴得意地認為︰「當然如此﹗」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虛妄的說法，但這種人對中國大概不甚瞭解。中國人始終深信自己是上天的選民，這是無法以常識想像的。嚴格地說，人種概念是依遺傳起源的身體特徵之一定組合來分類的。用以辨識的遺傳特徵，有眼睛、頭髮顏色及形態、鼻型、身高、頭蓋指數等，從而分為印歐人種(Caucasoid)、蒙古人種(Mongolaid)以及黑色人種(Negroid)三種，此點大體上合乎白色人種、黃色人種以及黑色人種的通俗分類（但膚色最黑的印度人屬於印歐人種，美國印地安或愛斯基摩人屬於蒙古人種）。當然，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和安南人等，都屬於蒙古人種。然而，遺傳上被認為不會改變的身體特徵，有時也會因環境與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有所改變，此點已在對夏威夷日裔移民子孫的研究中獲得證明。如柯羅曼(W. M. Krogman)所說︰「人種不是生物學上被明確定義的實體。現在只能認為那是暫時性的定義。人種具有通融的可塑性，可因時、地、環境而有所改變。」（一九五八年，東大出版會發行《社會學講座五︰民族與國家》）因此，我們不應有人種偏見。 Volk與Nation 那麼漢民族的「民族」之意是否為Nation？大部分的人似乎都這樣沿用。遺憾的是，這是錯誤的看法。漢民族的「民族」絕對不是Nation，而是Volk。也許很多人首次聽到Volk這個名詞。日語將其譯為「基礎集團」，這是取自德語的專有名詞。不過，由於一般人都認為此一譯文語義生硬，大多使用原文。有時亦以「民族」的譯詞代用，但必須加以註明。例如︰「在提及古代的民族問題之前，對所謂『民族』一語應力求瞭解。今日我們使用古代以及中世紀之間的所謂『民族』一詞，其實是Volk之意，而不是Nation。那麼，為何明知有這種區別，又一再使用容易使人混淆的『民族』一詞呢？這是由於至今尚無完整的慣用語彙之故。因此，基於如下的理由而不得不使用民族一詞。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並不存在Nation，此點必須加以說明。唯在現階段，與其說以前沒有民族，不如說以前就存有Volk，以此種結構上的變化來掌握Nation，才能正確釐清其間的差異。第一，與其說從無變為有，不如說以前就有Volk，它因完成結構上的變化而成為Nation。第二，Nation當然是以言語、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共通性中表現心理上的同一性格為基礎，從而產生一個集團，但何以分散性很強的Volk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整合呢？這是因為存有一種推動之力將Volk整合成Nation。隨著 Volk與Nation的涵義日益明確化，也能藉此釐清其間的關聯……」（一九五二年、岩波書店發行，歷史學研究會編《歷史中的民族問題》–歷史學研究會一九五一年度大會報告，藤間生大︰〈古代民族問題〉）連藤間教授這麼著名的歷史學者都在應稱Volk的場合也改稱「民族」一詞，且認為並無不妥之處，因此一般人不知Volk概念，而將其與Nation相提並論，當然也無可厚非。但確切地說，Volk和Nation在涵義上是不同的。不過，對Volk與Nation的不同與其關聯性，在前述藤間教授的引文中雖已明示其概要，但仍須做更詳細的說明。在此，筆者不得不大幅引用論著，以闡明一個新的概念，讓讀者能充分瞭解。「民族(Nation)是在基礎集團(Volk)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人類在出生之後，同時就成為『民族』的一員，並在其中滿足種種的欲求，與同類們透過共同的言語與風俗習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融入集體的感情，並透過人類漫長的歷史漸漸深化。從所謂原始共同體的階段到現今的民族，其具體的演化過程與原因尚存在許多對立的觀點…… 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還未形成現今的民族。所謂封建，顧名思義是以各地的領主諸侯為中心，細分為許多自給自足的地域，從而人民也各自對這些地域強固地保持其特殊性與封閉性。當然，各地域的上層之間互有交涉，當時基督教和拉丁語超越今日的民族框架而具有普遍性，但下層的大眾並非如此。其次，在中世紀的身份社會中，上層與下層階級的共同體意識還不充分。當然，中世紀的領主或武士與農民的關係，若與奴隸制社會相比，確實階級間的關係已較接近，但上層與下層之間仍存在很大的斷層，全體都為一個民族的集團意識，還停留在未發達的階段。如此，中古歐洲以地域的分別及階層的分別，而區劃成水平和垂直兩方面的階級，故民族的文化共同體還難於成立。」（一九四七年，《哲學研究》第三百六十二期，臼井二尚︰〈民族發達の諸段階〉，頁二十四）停留在此階段的所謂未發達之潛在性民族，一般都稱之為Volk。Volk是繼部族階段之後，統合幾個部族而形成，其中包含不少方言的差異，唯其全體並非十分明確，而是從做為一個共同的民族集團逐漸凝聚而成。總之，Volk可以歸類為對應於封建制度階段下未發達的民族。「近代的歷史，即是此種Volk打破地域與階層障礙，落實明確的統一共同體的過程。封建體制因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而逐漸步入崩潰之途。商品超越以往封閉的框架，為對應這種狀況，使當時不過是形式上存在的國王與新興商人因需要而相結合，以抑制領主諸侯的權力，樹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在經濟上，其規模即相當於國民經濟(Volkswirtschaft)的範圍。由於此種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不得不排除過去地方的封閉性，禁止地方的稅制或貨幣等，在廣大的範圍內建立同一性。而為消除各地方言的差異，從而廣泛地普及新興的國語，也是在這個時期…… 但必須指出的是，統治中央集權國家的是君主王朝，人民只不過是此王朝或國王的被統治者而已。…… 正如米雀斯(R. Michels)所指出的，『對民眾來說，路易十四時代所謂的祖國概念，只是王朝國家和忠愛王朝的義務之還原。』此處所反映的即是『朕即國家』(Ll Etat, c’est moi)的著名說法，可見民眾還欠缺自覺性的民族意識。Volk還不能充分排除階層性或垂直性的障礙。 […]

針對「新護照加註台灣」一事之聲明

北美洲台灣學生社　2002年1月20日外交部日前公佈「新護照加註台灣」之版本，創下主權國家自我矮化為「地區」之世界首例。本社對於此事表達極度關切，在此提出聲明。推動「新護照加註台灣」一事其本初衷乃是因為「中華民國」的英文名稱 (Republic of China)容易在國際上被誤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而造成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國人在海外旅遊及入、出境通關檢查時不必要的困擾及麻煩。對於外交部在便民考量下研議於新護照加註Taiwan，海內外國人多持贊成態度。意外的是近日外交部公佈的版本，所加註的英文竟然不是單純的「Taiwan」（台灣）一字，而是「Issued in Taiwan」（在台灣核發）。換言之，原本會在國際上被誤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我國護照，在外交部的改版後將可能被誤認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台灣地區核發」。一本容易一眼即辨識的台灣護照(Taiwan Passport) 與在台灣核發 (Issued in Taiwan)是完全不同意義的。當國際社會已日漸把台灣當成是一個擁有主權的民主國家來對待時，外交部宣稱自己的國家為「台灣地區」的舉動，不但矮化了台灣國家主權及國格，讓人誤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區，更是幫助了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不正確說法。對立法院院會通過，中華民國國號的英文官方名字為 Republic of China，因此護照封面中、英文國號應維護其正確性，不得增減任何文字的決議，台灣學生社深表遺憾。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憲法上並沒有規定英文國號，加註台灣並無違憲的問題。北美洲台灣學生社是一個以『推動台灣學生關懷台灣本土，建立自由、平等、民主國家』為宗旨的跨校性留學生團體。本社基於關懷台灣及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建議外交部取消「Issued in Taiwan」（在台灣核發）之決議，單純加註「Taiwan」（台灣）一字。

省籍意識與鍾肇政的鄉愁（最終篇）

四：追尋「台灣文學」的過程鄉愁的啟航與苦苦的追尋從1957年文友通訊創刊開始，到其後1961、1962年鍾肇政主導的兩次「文友聚會」，與1964年《台灣文藝》創刊，1965年〈台灣文學獎〉的頒佈。這一段期間一般論文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式微的年代，由歷史來看鍾肇政當時的心靈世界，「台灣文學」在其心底，正是有如初生嬰孩巨哭呼喊的時代。而第二代作家在1970年代在鄉土文學之名引領風騷後，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省籍意識凝聚於第二代作家內心，本省外省作家各個回歸於屬於自己的鄉土，「台灣文學」四個字要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才正式逐漸與第一代作家在省籍意識的基礎上統合起來。其後，第二代還有某種宣戰的對抗統治者的狀態，不僅對執政者攻擊，還壓倒第一代的台灣文學鄉愁者，像葉石濤就被罵慘了。甚而在解嚴十多年後，對外省人的同性戀、色情頹廢等等文風，一副毫不避諱而擴大省籍衝突的作一番尖銳的批判。 1984年鍾肇政與《蘭亭書店》合作，有一個綜合日據時代以來的整個《台灣文學全集》計畫，來代表「台灣文學」終於獲得第二代作家以降的認同與正名。鍾肇政說終於能正式打出這個堂堂正正的鮮明旗幟。誠然是充滿血淚與倍受壓抑的心情寫照。（此計畫後來仍未成功。）雖然經過了光復後台灣文學的斷層，1955年鍾肇政因其個人不斷退稿的遭遇，凝聚了台灣文學四個字。這些遭遇，與台灣文學斷層的原因，來源一致。以現在的講法，都是因為外來的統治者，恐怖統治，扼殺本地語言與異民族的日語表達工具的發展，並且壟斷文壇、岐視本省人所致。台灣文學意識的啟航鍾肇政在日據末戰爭快結束了時期，漸漸知道自己與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有某種模糊的漢民族客家人意識，但是並不認為自己是支那人，而確定自己是日本國民。也不知道戰爭會結束。其對於未來沒有希望與憧憬的。當日本兵之前，盡量以逃避兵役為目標，能走的職業，大概是教師一職。在當日本兵時，因為戰友沈英凱之故，於世界文學上剛剛啟蒙，放棄古典和歌的研究。往後成為台灣文學的領導者後，其自言當時充滿著驕傲與無知，又無前人引導，因此對日本文學也看不起，也以為書局中標榜台灣文學的雜誌是屬於日本文學，毫無興趣。光復後，他知道自己原來也是支那人，熱烈學習祖國語言，希望盡快的在精神上語言上回到祖國，建立強大的祖國。但漸漸知道祖國真如日本人講的科技落後，此刻，他希望台灣的技術結合祖國資源，使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然後，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支那人，比日本人宣傳的還要壞。台灣同胞與祖國來的外省同胞的衝突越來越大，眼見貪污腐敗，形成了省籍意識。於是「狗去豬來」「四腳的」「張科羅」種種講法都普遍存在當時台灣人心中。雖然如此，一方面必須在統治者淫威下生存，一方面又要洗刷自己被外加皇民的污辱，日語被壓抑，日據經驗成為原罪。以此心理基礎，來看二二八後，其也閱讀新生報上「橋」副刊的台灣文學論戰，究其實，這不是一種文學派別的論戰，這是來自台灣為主體的反抗外來壓制「本地」意識的論戰。「台灣文學」會成為戰場，實際就是省籍意識的問題。原本，台灣人普遍的肯定自己日據時代的文學經驗，自動的希望台灣文學要回歸祖國，成為祖國優秀的一支。因為省籍意識發生變化了。而且外省人也不信任你提出「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動機。認為已經光復了，有必要提出這四個字嗎？或許，鍾肇政以一名文學青年苦苦學習祖國語言還看不清此局面。不過，種下了「台灣文學」四個字的種子，是確定的。1948年11月，他為模糊的作家之路，選擇考入台灣大學中文系。苦苦的學習以白話文寫信，但是要寫正式的文章，還必須先打日文草稿。對於「台灣文學」四個字似乎還沒有鄉愁的意味。對於中國文學的認知也同樣的是很觀念性的。不過他也知道五四白話文運動與利用中日對照版本猛啃三十年代作家作品。另外，他並未放棄以日文吸取世界文學的養份。在中央政府遷台前，台灣人一直關心的是，中國的內戰不要延燒到台灣。對於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一直關注者。隨著二次大戰結束，獨立的新國家不斷出現，台灣似乎只能嚮望愛爾蘭的作法。但卻是因為二二八，都只能將這些嚮望埋藏於心。真正的反抗者大都逃到國外，島內是不敢多言的，喊喊自治聊勝於無。也有另一條路，是期望產生新的紅色政權，再解放台灣。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人面對的是懷有「中國人」的民族傷痕的大陸同胞，卻只會欺壓「台灣同胞」的大陸人，在50年代中國政權合法化穩定化的殺戮與「中國皇民的奴化」教育當中，台灣的未來，一直是當代台灣人思考的、鄉愁的一部份。鍾肇政在1951年開始寫作，就很自然的知道自己是屬於台灣文學，這心情一如1935年代，許多台灣人雖然以日文為發表工具，但總發表於凸顯「台灣」兩字的雜誌。一開始寫作，他就希望能寫出「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悲哀」，寫出名為《台灣人》的作品，這是以前述省籍意識造成的狀況。1951年的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的認知，與1955年的差異在1955年已是退稿專家自居。此時沒有伙伴，對於自由中國文壇大勢有所瞭解，終於凝聚了建設台灣文學的志向。並且筆者尚未知道是什麼原因，這一年暑假快結束時，他卻激起了要寫「台灣人」的熱情，當然我們知道他真正實踐時，還要再累積十年不間斷的自修自學、含辛茹苦、鄉愁啃心。當然他也夢想，希望如日據時代台灣人有自己的刊物。這是1949年後，台灣在政治上被壟斷了，文壇也被祖國來的人所壟斷，一個對文學有興趣的人的自然反應。台灣文學的鄉愁就是這裡開始的。也才會有1957年在《文友通訊》不斷猛喊鼓吹「台灣文學」的情況產生。此刻鍾肇政似乎是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才那樣拼命的喊，比較起1965年代，這時幾乎是毫無顧忌。值得大書特書的幾次「文友聚會」《文友通訊》這裡集合一批寄生於自由中國文壇的台灣作家。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雜誌。事實上他們明明是自由中國文壇圈外的渺小台灣作家。若是要擠進中國文壇，完全是一種競爭的心裡。後來要拿他們的獎，也是一樣動機。事實上他們是看不起中國文壇，也是滿懷恨意的。一般認為《文友通訊》旨在聯絡友誼，不過當然他們更希望有自己的雜誌與結成一個社團。1957年第一次的「文友聚會」，廖清秀說應該是值得台灣文學史大書特書的。廖清秀講的並不誇張，因為他們在從事危險的連結台灣文學界的工作。這次文友聚會，實在可以台灣本土的反抗團體視之。要羅織罪名，是很容易的。而且《文友通訊》結束後，還辦過兩次「文友聚會」。這可說是鍾肇政設法延續下去的台灣文學正式組織社團前的第一步工作。或許有點像日後民主政治運動的一個沒有黨名的黨。而後的文友聚會，一次是1961年在鍾肇政家中，一次是1962年在陳火泉家中。由於有更多年輕人加入，更形壯大了。故產生了1962年聚會後，陳有仁喊出「『台灣文藝』是到自立的時候了」「該是台灣文壇獨立的時候了」（請參考附錄五，陳有仁致鍾肇政信函）。陳有仁個人或許不會對他講的話有深刻的認識，就像是他小時候，聽到父親說「中國人褲袋這樣大個」。表示記憶了祖國的人貪污，但是卻沒有繼續思考下去。他不會懂得父親將台灣人在語意上與中國人列為兩個範疇。但是主導文友集會的鍾肇政卻是很敏感的。完全不與陳有仁的「敲邊鼓」的言談予以呼應。避免「獨立」的意涵受到注意。由此可證，鍾肇政集合純粹是本省籍人士的文學活動。其發展是很可預測的，內心需求也可以予以肯定。而這個聚會，在1963年就停辦，主因是在陳火泉家中那次遭受情治人員「包圍」所致。讓鍾肇政哪敢再辦呢？直到1964年，吳濁流辦《台灣文藝》前有兩個集會，算是新一代的與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大集合。往後更因為〈台灣文學獎〉（後更名〈吳濁流文學獎〉），靠評審、頒獎典禮，這些台灣作家的集合才細水流長。除在雜誌上以外，在日常交誼上，有了水乳交融的情誼的發展。或者也因為《台灣文藝》的創刊，才讓鍾肇政更看清台灣文學該作個集體展示嗎？而有次年的《台灣作家叢書》的計畫。台灣文學鄉愁的決戰年代 1964年鍾肇政參與了《台灣文藝》的命名，原來的建議是「台灣文學」，雖然鍾肇政後來講無所謂，一樣都標舉了「台灣」兩字，但仍可想見其對「台灣文學」四個字的嚮往。接著，應吳濁流之邀，又設〈台灣文學獎〉。這兩個堂堂正正的名稱，一時間，在暗淡的台灣文學的歲月中，吸引頗多對「台灣」兩字的純潔的愛好者。比如談到《台灣文藝》是神聖的名號。也有發表頗具危險意涵容易讓有關當局誤會的講法，認為台灣的地理歷史像北歐的波蘭「被兩大國挾在當中不時受其困擾，文壇方面亦表現的很明瞭。」連外省人也在其上發表了無新意的看法，卻代表掙脫不了的需要有中國普遍性的看法與地域性的疑慮。幸未釀成，如同「橋」副刊引起的台灣文學的再一次論戰。畢竟這是台灣人主導的雜誌吧，其他外省人甚至統治者，或許也是不屑顧於此刊物的。論及此，不免感念鍾老稱為「台灣文學巨人」的吳濁流，徹底支持與堅持鍾肇政所提的雜誌與文學獎的命名。而鍾老念及此，是否也倍增對吳老的懷念與知遇呢？為何我認為1965年《台灣作家叢書》的出版是其與中國文學決裂與中國文壇決戰的年代呢？這只是基於他編此書，遭逢了台獨的指控，而使其遭遇最危險的年代。但也是因此他被迫提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的年代。前此，我也說這套書是對外省人示威。這或是一種阿Q的心態嗎？不過，這套書儼然存在。我也相信鍾肇政在人生上不得不被迫作他第一次對台灣文學的界定表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時，相信他在內心裡，會呼喊著「才不是這樣認為呢。馬鹿野郎！」另外，我也認為在這一年，他也凝聚了「台灣人的命運」與「台灣文學的命運」，故開始執筆1951年以來所想望的，他的生命主題《台灣人》，也等於說與中國人正式的決裂了。遭受打壓與瀕臨險境對於台灣文學，台灣兩字的鄉愁，有一個軼事是1968年10月，鍾肇政在台灣電視台改編《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沈淪》，想在電視上打出「台灣人」三個字，不過還是走不通，被改成「黃帝子孫」，鍾肇政事後甚覺一股鳥氣。所以說鄉愁之慨，就是此種道理。可想而知，鍾肇政不想關心政治，或再不懂政治，也不會不知道「黃帝子孫」取代「台灣人」的意義吧？這事情也反映出鍾肇政個人的人格特質，以客家話來講就是「死硬頸」。在1965年經歷過《台叢》與《台灣人》事件後，人家越是打壓他，他越是堅持，想辦法對抗。鍾肇政說當年假如他被傳訊，他將會抗辯說山東人、上海人都可以，怎麼台灣人不可以？現在講的好像理直氣壯，可是我知道他當時是很怕的。結果在1970年1月彭明敏逃出台灣後，4月又經蔣經國在美遇刺，更牽動了情治單位的神經，雖然鍾肇政在前此幾年間接連得到國民黨幾個「文學大獎」。他再度被打成台獨份子了，並發生許多退稿封鎖的情況。這就是鄉愁的代價，不可謂不高。此刻，他的好友葉石濤也是得到嚴密的監視。當時莫名其妙，稿子一連被退，毫無發表空間。他們分析原因，總是無解於統治者的把戲。本文實在無意，鑑定其為台獨份子，實際上，他不是。不過，我相信他是贊同的。1956年與鍾肇政一起當日本兵的戰友摯友沈英凱帶來了消息：「台灣共和國大統領廖博士向新就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致賀。」鍾肇政回答說「台灣有這樣的人啊！那我們還是有希望的。」可見其並不排斥台灣人的獨立運動，且是拭目以待的與抱著光明希望的。這是與最好的朋友才談得到的消息，且要拉到遠離屋外的池塘邊，才敢悄悄的講出來，可見其省籍意識的界定實在是超出省籍的。五：結語不論是鍾肇政講過什麼，他卻沒有否認他追求台灣文學立足世界文壇的雄心，他是一直一直往「台灣文學」這條路上直直的走。我相信，追求自主與獨立的台灣文學，這才是一路以來鍾肇政、葉石濤的真實的選擇。就算是漢人的概念，認同中華民族，擁有中國國籍，還是不妨礙其建立台灣文學的獨立自主的目標與台灣文學繼續的壯大。一方面與中國的作家，也就是與在台灣的外省作家競賽，然後遠遠的拋開落伍的中國文學，擠身於世界文壇。台灣文學在日據時代已經建立起來。後人可自由的將此傳統指向任何範疇。鍾肇政選擇了獨立自主。並繼續確立台灣文學的獨立自主之路。在創作上，以作品來紮實他的選擇。他說「有鮮明的旗幟（指台灣文藝），火力卻是內斂，深深地讓它隱藏在作品的實踐裡；如果有火光，也是作品本身放射出來的」這就是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最佳寫照。鍾肇政說「台灣文學是什麼，就是台灣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就台灣文學四個字，不必穿什麼本土、鄉土的保護般的衣服。什麼是台灣人，鍾肇政給東方白的信說「凡是讀此篇（指隱有二二八題材的）不哭的，不是蕃薯仔。」鍾肇政說「凡是有志於文學的，都應該要有一部《台灣人》」。感嘆，台灣作家實在是承載著許多的血淚與掙扎。鍾肇政的台灣文學的鄉愁，實在有苦苦的啟蒙後代台灣意識與精神的。如今，台灣作家都不分前人後人，一同保護這四個字的神聖與獨立了。而且，尚有此看法「台灣文學比政治還早獨立，遠在日據時代就是獨立的」這樣的充滿自信的文學史詮釋。也有「中國文學不應當外國文學來看待，他應該是屬於台灣文學的一環，當作台灣文學的一部份來考量。」經由政治的開放，獨立自主這一點上已經達成了，鍾肇政的台灣文學鄉愁似乎解放了不少。不過，在進入世界文壇經由嚴格的考驗之前，台灣文學還需要台灣人普遍提高文化水準與文學教育，前面似乎還有很長的路。獲得世界文壇的承認後，就如同美國文學之於英國文學般，無須通過中國人的承認了。現在，鍾肇政的使命感、歷史證言的鄉愁感似乎淡薄了，或者說他也覺得該回到更廣闊的文學世界與真正的心靈的故鄉吧！作品，永遠有個下一部。僅祝鍾老挑戰成功。（本文連載完畢）

承認原住民的族語跨出一大步

布興．大立◎玉山神學院院長正當台、日的民眾駁斥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聲稱：「台灣與中國同為一民族，因此將會與香港的結局一樣。」約二、三千位的台灣原住民族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三十日，分別在全國的東、南、西、北、中等考區，參加國家所舉辦的「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筆試及口試』考試」。田中真紀子的「結局一樣」論調，與族語能力認證考試，雖然巧合性地湊合在一起，但是國家承認原住民族的族語，而空前地將之納入社會民族教育考試機制，不但很成功地駁斥田中真紀子的謬論，也很高興地看到國家終於開始正視與面對原住民族存在的事實了。過去，由於移民性民族在歷史上的錯綜複雜，加上舊政府原住民政策的失當，以「推行國語化運動」為名，進行消滅原住民族的語言，傷害了原住民族的自尊心，使原住民在台灣民族中成為自棄又自卑的民族，是社會的邊緣人。今天，拜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生態之賜，原住民族的尊嚴、身分、地位亦正提升中。掌管全國原住民族土地經濟、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等事務的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不但在政策執行上要以原住民族的自主性、利益為優先，而且在心態上也要有政黨輪替的改變，也就是說，原民會當局不要成為像過去那種專為某個政黨服務的機器，要成原住民同胞的公僕才對，不是嗎？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推動的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從推動到籌備，乃至於今天實施認證考試，在短短的一年裡，要把十個族群二十多種不同的語系分類、劃分，其工程之浩大，不可言喻。然而，由於首次實施認證考試，難免有些欠妥之處，諸如在認證人員的遴選及其本身的語言能力上，遭人質疑；在試卷上的字誤與詞句顛倒百出；以及地方鄉鎮公所的配合與推廣不力，使大多數的原住民不知情，影響了主事者預期的效果。但在喚醒重視原住民族母語情份上，我們對原民會在運用公權力，以搶救族語之政策執行的效率，給予高度的肯定。語言是一個民族生命的命脈，也是創造文化的基礎。雖然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但是基本上它是作為該民族身分的最後一道堡壘。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他的語言，他就喪失了作為該民族身分的象徵符號，同樣的，人一旦沒有了民族身分的象徵符號，他就很容易被其他的民族所同化。今天之所以還有十族的原住民族，是因為他們還擁有自己的語言。我們可以說，原住民族的母語是其身分的命脈，保障母語是捍衛自己族群的生命。原住民族的母語，也是創造原住民族文化的基礎。語言是文化的結晶，沒有語言的文化，是沒有生命的文化。因此，母語是促使文化擁有其生命，以再造文化的內涵，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學者保羅．田立克主張：「語言是創造文化的基礎」。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基本上是新政府團隊承認原住民族原來是台灣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貫徹陳水扁總統與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之政策的第一步，也是讓原住民邁向自治又自主的願景，跨出了一大步。尤其是，當國家如此一改過去不敢承認台灣原住民族的政策，積極而有效地推動承認原住民的族語，乃厚植台灣建立一個新而獨立國家最雄厚的資源。

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

一、誰是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新政府從去年五月二十日上台以來，一路跌跌撞撞，難以全力施展，深究其原因，除因新政府欠缺中央執政經驗之外，有一大群虎視眈眈、「逢扁必反」的敵人環伺，處處抵制掣肘，實乃主因。誰是新政府的第一號敵人？毫無疑問，是立法院國、親、新三黨組成的「在野聯盟」；誰又是新政府的第二號敵人？「統派傳播媒體」是也！這兩大敵人如何「修理」新政府，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及聽到的，所以，可謂為新政府首要的「顯性」敵人；然而，新政府也有一個大號的「隱性」敵人，這個敵人雖屬「隱性」，但它對於新政府之實質危害性，實際上未必小於「在野聯盟」加上「統派傳播媒體」。只是，它的破壞動作，在外觀上較不易被察覺，故筆者稱其為「隱性敵人」；然其破壞力不容小覷，故筆者稱之為「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至於誰是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請先看兩個例子。二、「八掌溪事件」與「阿瑪斯號漏油事件」新政府成立以來所遭受之眾多危機，除核四停建案最為慘烈之外，「八掌溪事件」，著實重創了陳總統的民意支持度，此一個事件，並導致了總統府秘書長游錫下臺以示負責。其實，相信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八掌溪事件」是行政機關執行面上的問題，完全非關高層之決策，雖然，這是一個事關人命的緊急事件，但是，倘若任何第一線執行的工作皆須請示最上級長官方能進行，那麼緊急事故之處理時效將無從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絕無法順暢運作，這是任何有管理概念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尚且，「八掌溪事件」中，相關單位公務員的相互推諉及不知權變，究竟應責怪甫上任幾個月之新政府新首長的領導，還是應歸咎於國民黨政府五十多年來執政所累積的迂腐習氣？亦有待推敲之處，唯不論如何，此事件應已給新政府一個警示，即：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文官系統，實有大加整頓之必要！其次是「阿瑪斯號漏油事件」。此事讓「在野聯盟」與「統派傳媒」於核四案暫告落幕之際，尋得能沿續攻擊新政府之議題。該事件之責任歸屬，原應由「阿瑪斯號」及所屬船公司全部負責，但非常離譜的是，災害發生了二十多天，等到媒體開始批露時，環保署長才獲得通知；更誇張的是：直到署長南下指揮，相關環保單位才知應如何善後，最後致使環保署長揮淚下臺。此事件中，環保單位延誤救災的原因，究係基層單位反映遲鈍？通報系統效能不彰或不肖官員刻意隱瞞拖延？實為外人所無法得知。但是此事件與「八掌溪事件」有一個相類似之處，即問題同樣發生在文官系統上！由此二事件，我們可以非常確定兩件事：一、文官系統之執行成效良窳，與新政府的政績表現，息息相關！二、文官系統之中，仍存在著一股強大反動的勢力，這一股亂流，即筆者所稱的「新政府的第三號敵人」－舊官僚！三、甚麼是「舊官僚」？所謂「舊官僚」，指的就是公務機關之中仍認同舊政府之文官。國民黨執政五十年以來，與共產黨相同，徹底地實施「以黨領政」、「國家國民黨化」，並將「黨」的觸角伸入所有有監控必要的團體，所以在過去，舉凡個人及團體，無論屬政治界、工商界、教育界或是文化界，要想在台灣出人頭地，就必須和國民黨掛勾，與國民黨同流合污。其中，「黨化」最為嚴重的，自然非文官系統莫屬。因為國家機器的任何細微動作，均需依賴文官系統始能運作，倘無法掌控文官系統，就不算真正掌控國家。因此五十年以來，國民黨以軟硬兼施的手法，徹底控制了整個文官系統。譬如：於各行政機關之中設立國民黨黨部以就近吸收及監控黨員；要求公務員基本資料須填報黨籍以為日後升遷之參考；行政機關中遍設所謂「人二室」以考核公務員之思想忠誠表現等等；另一方面為討好公務員，國民黨總是先推動公務員的福利政策，而後才會想到勞工及農民。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的文官體系將事務官分為委任（一職等至五職等）、薦任（六職等至九職等）及簡任（十職等至十四職等）三類，國民黨深度介入文官系統之結果，致使中央單位的簡任文官（可以說即高階文官）中，保守估計，在十一職等以上，幾乎沒有不是國民黨籍者。是以，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所接收者，不是一個可以力行行政中立的文官系統，反而，是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一群「伏兵」！四、舊官僚難為新政府所用以筆者觀察所獲之結論：這批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伏兵」舊官僚，根本難為新政府所用。換言之，新政府若想要有一番新作為，其實只能另請高明；想仰賴這些舊官僚進行改革，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些舊官僚人人身上都背負著沉重的包袱：重甸甸的「心理包袱」、「政策包袱」及「人事包袱」。 1.舊官僚的「心理包袱」所謂「心理包袱」，是指舊官僚的「意識型態」及「忠誠度」有問題。舊官僚因長年接受國民黨的「大中國」思想教育洗腦，致其意識型態呈現「反本土化」之傾向，故只要是本土人士當家做主，他們都無法認同。加上，舊官僚介入政治太深：在國民黨長年的指揮控制下，原應保持行政中立的文官系統必須大力動用行政資源，配合參與國民黨的輔選工作，而輔選一旦成功，自然就成為輔選文官之晉升階。久而久之，舊官僚已融入國民黨龐大輔選機器之中，與國民黨形成所謂「共犯結構」的關係，此次政黨輪替，對於舊官僚而言，無異晴天霹靂，其心理調適上之困難，實可想見！據筆者之觀察，自從去年三一八陳水扁當選總統以後，公務機關中即陷入一種十分詭譎的氣氛中。由於舊官僚再公務機關中勢力龐大，佔少數的新政府支持者，不敢喜形於色；佔大多數的舊官僚突然禁聲，不敢再像選前，毫無忌諱批評民進黨，只有零星怨嘆聲；用一句成語形容：「如喪考妣」，最為貼切。直到接近五二○時，舊官僚們，總算開始接受敗選的事實。其中若干屬機會主義者，算準新政府於文官體系之中鮮有班底，遂立刻作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假意向新政權效忠，試圖尋找仕途之第二春；屬死硬派者，則開始沉潛，和「在野聯盟」暗通款曲，準備必要時來個「裡應外合」，處心積慮想讓新政府提前垮台。「機會主義者」求的是升官利己，「死硬派」則唯恐台灣不亂，新政府不趕快下臺。所以，舊官僚既然背負著這種「心理包袱」，新政府還能用他們嗎？ 2.舊官僚的「政策包袱」舊官僚之中的高階文官，都是在國民黨「以黨領政」之時代下，一步一步升上來的，因此，國民黨過去實施之政策，無論好壞，這些人若非曾參與草擬政策，就是曾參與實際執行。換言之，國民黨過去種種的爛政策（如：財政部開放民營銀行讓財團向社會大眾合法吸金，再隨便放款給黨籍民意代表花用，最後則拿國庫的錢填補爛銀行亂放款所產生的呆帳；推行跛腳的「電業自由化」，讓台電繼續壟斷發、輸、配電，維持低效率發電，再來向人民抱怨缺電，核一核二核三廠蓋完了再要求要蓋核四廠；公營事業先自由化，再民營化，造成公營事業尚未民營化就先失去競爭力；經濟部輔導工業升級只管給錢補助廠商卻從來不追蹤廠商到底把錢「投資」到哪裡去了，導致錢補助了一大堆，產業卻沒有升級），坦白講，與這些高階文官絕脫不了關係，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傾覆，換言之，這些現任的高階文官也有相當程度的「貢獻」！誠如訴訟法規中對於曾參與同一案件審判的法官設有「迴避」制度，以免其堅持己見，損害人民之權益一般，既然過去國民黨的許多拙劣政策，這些舊官僚都參與其中，基於「人類天生不易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的天性，舊官僚即使沒有意識型態的問題，要期待他們能對於其以前所費心草擬或辛苦執行的「政策」加以檢討甚或非難，是違背人性、難以期待的事。經濟部長林信義為了核四案，遭遇到經濟部內、能源委員會及台電內部極大的抗拒，即為最好之例證。相信新政府的各部會首長於下達命令時，尤其在該命令係對於過去政策有所質疑或意圖改革之場合，一定有遭遇幕僚單位強力抗拒的經驗！ 3.舊官僚的「人事包袱」公家機關工作穩定且待遇不差，故俗稱在公務機關上班猶如捧著「鐵飯碗」，就是因為如此，早期國民黨剛來台灣時，一方面公務員之任用制度不完備（『走後門』的機會甚多），另一方面公務機關幾乎為外省人把持，而外省人常基於照顧同鄉為由，一旦機關內有職務出缺，就趕快介紹親朋好友進來，不多久，本省籍公務員也沾染上這種習氣，加上上級長官之指示交辦以及各級民意代表的請託關說，造成幾十年來，公務機關之中遍佈著靠關係進來的聘用人員、雇員、工友以及「臨時工」。因為這些人員具有特殊的人事背景，且非依其能力或專長進用，故導致機關內到處冗員充斥、人事考核難以落實的現象。近年來，隨著公務機關任務的不斷擴充，公務機關的「支援單位」、「衛星單位」也越來越多（譬如：承辦專案計畫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顧問公司；承辦大型開發案的工程公司、顧問公司；經常業務往來的法律事務所或會計事務所等），這些「支援單位」與「衛星單位」為與公務機關（業主）維持長期良好的業務關係，也成為舊官僚安插人事的對象，其安插人事之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直接安插到該機構或公司非負責該公務機關專案之部門；第二種則是安插到該專案部門，更方便照顧（有時甚或到公務機關內上班）。更誇張的現象是，國民黨政府用政府之經費捐助了幾個財團法人，如：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表面上成立這些法人是為了服務產業界，實際上這些法人在另一方面亦「壟斷性」地承接政府機關的許多委辦案件，如此一來，這些法人財源充裕、員工即能衣食無虞，遂成為非常適合讓舊官僚安插人事的處所。舊官僚一旦在這些法人中安插了親朋好友，為了保障其繼續衣食無虞，就必須讓這些法人能夠永續經營，而使其能夠永續經營的最好辦法，自然是「保障」這些法人繼續承接政府機關的委辦案件。如此惡性循環下來，所犧牲的，不僅僅讓公務機關及上述法人團體之人事管理考核難以落實；各機關單位內冗員充斥、行政效率不彰、委外辦理之各種計畫的採購過程也弊端叢生，尤其是委辦計畫之品質低落，形同白白浪費了每年數十、數百億的預算！舊官僚既背負著如此沉重的「人事包袱」，自然難以期待其能落實人事考核、裁撤冗員、公正辦理各種委外辦理計畫之採購、認真監督委辦計畫之執行而提昇公務機關整體之行政效率。至此，舊官僚難為新政府所用之事實，應甚明確！五、如何整頓舊官僚？ 1.處理舊官僚應該只有一種做法，就是盡量撤換掉新政府上任以來，各部會已陸續對於所屬高階文官進行調動。從調動的結果來看，可知新政府高層已意識到舊官僚之存在，對於新政府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同時，高層也應該明白，若未能有效整頓或壓制舊官僚，新政府將不可能發動任何改革性作為。新政府究竟應如何來整頓這些舊官僚？依筆者淺見，處理舊官僚應該只有一種做法，就是盡量撤換掉！因為依據筆者上述之觀察，舊官僚不能避免地背負著沉重的「心理包袱」、「政策包袱」以及「人事包袱」，要期待此等人改投明主，猶如緣木求魚，尤其是國民黨甫失政權，然於國會中「在野聯盟」尚掌握多數優勢，故諸多舊官僚仍殷殷期盼三年之後國民黨或親民黨能夠奪回政權，所以在這幾年期間，必虛予委蛇，能不配合的，就不配合，能夠拖延的，就盡量拖延；對於有害新政府的事，則與「在野聯盟」暗通款曲，必要時，再來個「內神通外鬼」，對於新政府而言，豈不痛哉！ 2.拔擢「適當人選」要盡量將舊官僚撤換掉的前提，就是須有適當的人選能接替之。所謂「適當人選」，依筆者淺見，應具備兩項條件：即「專業能力」及「忠誠度」。何謂「專業能力」及「忠誠度」？我想毋庸筆者贅言，讀者應能體會。讀者或會質疑，在現今之文官體系中何來這麼多「適當人選」？筆者當然明白，事實上可能這種「適當人選」為數不多，然而，為數不多，原屬必然，且儘管為數不多，新政府仍然必須努力去發掘。因為發掘新人才是想要儘速擺脫舊政權陰影所必須的基本功課。新政權能否站得起來，挺得下去，長遠而言，新人才的發掘成功與否應為重要的關鍵因素。至於，如何去發掘「適當人選」？恐怕，須依賴若干體制外的管道，總之，此應為新政府各位首長須各顯神通之處！ 3.發掘可用者，務必安排至適當之職位，必要時甚至予以破格擢升發掘「適當人選」之過程，自須予以相當程度之「測試」，始能確認。發掘人才既如此不易，安排適當的職位，使其能充分發揮，整個發掘「適當人選」的工作才算完成。但是，往往在「安排適當職位」時會遭遇到一個問題：即此「適當人選」之職等尚不足以擔任該「適當之職位」，筆者以為，此時有予以破格任用之必要，因為（一）就合法性而言：按照公務員人事法規的規定，薦任人員（六職等至九職等）升任較高職等之薦任缺，可以「權理」之方式行之；簡任人員（十職等至十四職等）升任較高職等之簡任缺，也可以依「權理」之方式行之。然而，欲調升薦任人員佔簡任缺時，除將該簡任缺改為機要缺後予以「機要任用」外（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一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九條，通常用於任用非公務員佔非主管缺如主任秘書、參議），亦可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代理」之方式（可代理主管職務）先權宜為之，亦不違法。是以，「破格擢昇」所指之情形，主要是指「權理」、「機要任用」以及「代理」等三種情形。據了解，此三種情形在人事實務上，皆有前例，新政府遇有必要，自然可以依法、援例辦理！（二）基於行政效能之考量：現行文官制度常為人所詬病之處，就是升遷制度僵化，如：八職等者至少必須作滿二年才能升九職等、九職等者至少需作滿五年才能升簡任十職等；同時，升遷順序之排定，也是先考慮年資（年資可以反映到個人之積分上），再考慮到能力，與民間企業靈活管理人事以追求公司最大營運效能之做法，大相逕庭！因此，真正有才能的公務員，無法如同在民間企業一般，迅速獲得拔擢。基於行政效能之考量，短期間內，新政府應大膽破格擢昇有才能者；長期而言，應徹底檢討修正現行之文官升遷制度。（三）基於政治安定之考量：摒棄舊官僚，拔擢新人才，原為政黨輪替後之必要措施。五十多年來，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像是病了幾十年的人，新政府於短短的四年內，想要讓這個病人的病情有所起色，一定要使用「特效藥」，也就是用能迅速發生效果的方法，如果老是囿於行政機關慣常的思考模式，如何能展現特效？所以採取若干的「破格擢昇」，甚至援用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之規定，引進不具公務員考試資格之優秀人才，於短時間內幫助新政府度過難關，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式。新政府不必害怕被人批評破壞現行體制，只要所採手段是合法的，僅僅違背了過去國民黨政府沿襲下來的行政慣例，嚴格而言，不算破壞體制。幾年前李登輝初掌政權之際，為了收編軍權，起用蔣仲苓運籌軍方人事，也被外界批評為嚴重破壞體制，不過，從後來的結果看來，李登輝不這麼作也不行。相同的道理，新政府初掌政權，當然也免不了需要在人事方面大肆改革一番，並沒有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4.「適當人選」不足時，寧可起用「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倘若「適當人選」眾多，足敷使用，當然最為理想，然而客觀的事實並非如此。由於「適當人選」絕對不足，不得已，還是需要使用若干「非適當人選」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作。此時由於忠誠度之考量，寧可優先起用「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當然，是否態度中立一點，尚須加以測試，更不待言），同樣地，必要時亦應予以破格擢昇。破格擢昇這些人尚有一個優點，即吸收這些人成為忠誠的「適當人選」。 5.「適當人選」及「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均不足時，方以技術性之調動來減低舊官僚對於新政府之傷害倘若「適當人選」及「態度中立的專業人員」均有不足時，則免不了必須使用「舊官僚」。依筆者之建議，應盡量避免將舊官僚留在其原職位上。因為將舊官僚留在其熟悉的職位上，相對地對於新政府所可能產生的風險也較大，調換職位，可適度地減低其對新政府之傷害可能性。六、結語各位還記得單小琳嗎？就是阿扁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任內從教育局長被拔擢為副市長，但阿扁競選連任時卻「恩將仇報」替馬英九站台的那個人嗎？她，就是最典型的「舊官僚」！忘恩負義的舊官僚！殷鑑不遠，切勿輕忽：一、舊官僚為新政府之隱性大敵。二、舊官僚難為新政府所用、因其背負沉重之「心理包袱」、「政策包袱」及「人事包袱」。三、新政府之當務之急為發掘可用之「適當人選」以取代舊官僚。四、「適當人選」不足時，優先起用心態中立之專業文官。五、「適當人選」及中立之專業文官均有不足時，應以技術性之調動減低舊官僚對新政府之傷害可能性。最後，僅提供一個如何使舊官僚「現形」的簡單方法：直接問他對於別人指稱公務機關內充斥「舊官僚」的看法如何？倘若「平和地」回答：公務員哪有區分什麼「新官僚」或「舊官僚」的，都是在替國家做事！這樣，這個人尚待進一步觀察；但是，假如他的反應激動而劇烈，或對於提出「舊官僚」這種說法者大肆批評，這個人一定是舊官僚準沒錯！因為他已經「對號入座」了！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劃分亟待改弦易轍

王塗發◎台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內政部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辦中央與縣市長當選人座談會，各縣市新科縣市長一片叫窮聲，齊向中央要錢，咸盼調整統籌分配稅款，以解決地方財政困難。針對此項要求，行政院宣稱統籌分配稅款新制將在年底前提出。而主計長林全則表示，將針對統籌分配稅款採兩階段進行，並使二十一縣市與直轄市立足點平等。這是正確的方向與作法，我們希望扁政府能儘快兌現這張支票。根據一九九九年六月公布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辦法，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整體分配比率，北高兩直轄市占百分之四十三，縣市政府百分之三十九，鄉鎮百分之十二，其餘百分之六為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而直轄市與縣市鄉鎮則各有其不同的分配公式。直轄市係依營業稅額、人口、土地面積及財政能力來分配；縣市係依財政需要與財政收入之差額（占百分之八十五）及營業稅額（占百分之十五）來分配；鄉鎮則依其人事費（占百分之八十五）與基本建設需求（占百分之十五）來分配。目前這種「一國兩制」的分配方式至少有三項極不合理的問題，第一、北高兩直轄市的人口約占全台的百分之十九弱，土地面積僅占百分之一點二，竟分配到百分之四十三，而其他縣市鄉鎮才分配到百分之五十一。第二、兩直轄市的營業稅額雖然占了百分之四十四左右，但這是因為各公司總部設於直轄市所致，真正生產的工廠大多設在地方縣市，以致「汙染在地方、稅收歸中央與直轄市」。第三、鄉（鎮、市）作為直接統籌分配的對象，實有害縣市地方自治財政權力的行使。就拿台北縣與台北市來比較，台北縣土地是台北市的八倍，人口比台北市還多了將近一百萬人，但台北縣的年度預算六百七十億元，僅為台北市一千五百八十八億元的百分之四十二。台北縣有公務員（不含教職員）約一萬二千人，是台北市約二萬八千人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平均每個公務員服務的居民數，台北縣為二百九十五人，是台北市九十五人的三點一倍。台北縣幅員廣闊，面積是台北市的八倍，但消防隊員卻不到台北市的一半，每逢水、火災，就疲於奔命。兩個縣市的居民按同一稅制繳納所得稅，但所受到的身家安全保障卻有天壤之別。然而，納莉颱風的考驗，台北市受創的損害程度竟遠比台北縣還嚴重。這樣的市政竟然還能受到媒體高度的肯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台北縣工廠林立，是工業大縣，但公司總部大多設在台北市，故汙染在台北縣，而營業稅收則大多歸台北市與中央。難怪每逢地方環保抗爭，民眾就指責工廠之設立是「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從以上的財政收支劃分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問題來看，未來調整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應先解決上述三大問題。首先，直轄市與其他縣市不應有所差別，應按相同的分配準則來分配。其次，營業稅額之貢獻比率，應按各縣市所轄各企業的工廠產值比率來計算，俾使汙染與稅收歸在同一縣市內。各工廠之產值比率或許不易精確計算，但可間接推估，例如，假設每個員工的報酬係按其對公司的貢獻產值來分配，則每個工廠對公司的產值之貢獻比率即可按每個工廠的員工薪資報酬所占的比率來計算。最後，統籌分配的對象應剔除鄉（鎮、市），以免破壞縣市地方自治之財政權力。

黨營事業的「貢獻」

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國民黨的朋友常說，我們不能抹殺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不錯，國民黨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貢獻，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值得好好討論。首先，我們來看看國民黨拿什麼去做黨營事業的本錢。假如國民黨拿的是自己的資本，而又不用特權去賺錢，那麼我們可以說，黨營事業對經濟是有貢獻的。可是國民黨真的拿自己的錢去做生意嗎？首先，我們要問，國民黨用誰的錢去做第一筆生意？假如沒有黨營事業，那麼國民黨的正當收入，只有黨費及個人捐贈而已。以現值計，國民黨的平均黨費收入應不會超過一億；而捐贈呢？除非是回報國民黨已經輸送過的利益，被國民黨要求回贈，否則純粹的大筆的黨務捐贈幾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國民黨一年約要現值六十億的黨務費用，有選舉時可能還要加倍，所以每年平均八十億到一百億之間應是一個合理的估計。國民黨的正當收入與支出之間差距如此之大，我們要問，國民黨當初到底是拿誰的錢來做生意的？國民黨的母雞很會生雞蛋，那麼母雞是怎麼來的？假如母雞本來就是台灣人民的，台灣人民自己養，可能生更多的雞蛋呢。偷人母雞的竊賊，還奢談什麼貢獻呢？第二、國民黨黨營事業的起家與蓬勃發展，靠的是經濟特權。國民黨的經濟特權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獨占權，講明白點就是徵稅權。國家允許的獨占權，觀念上與徵稅權無異，但是實質上對經濟的損害比政府直接抽稅更糟糕。大家都知道菸酒公賣局是國營的，它的功能是透過菸酒獨占，充實國庫，所以是屬於財政部。最近因為要加入ＷＴＯ，所以要把公賣局的獨占權還原為徵稅權，這是獨占權等同於徵稅權最好的說明。差別的是，由政府獨占時，有時還會顧及民主疾苦，不會一味以稅收為目的，調高售價。私人或政黨擁有獨占權時，則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價格調高到它的最大利潤為止。國民黨就是利用獨占特權，開了很多這種具有徵稅權的「公賣局」。國民黨的「公賣局」向台灣人民抽得最露骨的稅，遠的有「外匯買賣稅」。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省物資局替國民黨出面，一邊用不到新台幣二十五元的價格獨家向國庫購買美金外匯，一邊以一美元兌六十到八十元新台幣的價格賣出，每一美元賺了三十五到五十五元的價差。這與抽稅沒有兩樣。在那資本缺乏、自由市場利率偏高的時代，本金三年就可以滾一倍。假如那些價差錢滾錢滾到現在，一定是一個天文數字。比較近的則有「證券融資稅」。二十年前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授予黨營的復華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的獨占權。復華證券公司運用公營銀行的資金，做無本無風險的獨占生意，賺取利差。假如進出的利率差是三％，一百億就可以賺三億，一千億可以賺三十億。像復華這種公司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又在那裡呢？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向人民抽稅的方法，還包括與公營企業共同投資具有獨占性的企業。傳統上，由公營企業來經營獨占事業較為名正言順。所以，國民黨與公營企業合資，搭獨占的便車，跟著公營企業一起抽人民的「稅」，像與輔導會合開瓦斯公司、與中油合開石化公司就是。另外，黨營企業也會與公營企業在同一產業內，各自成立公司，瓜分市場。形式上似有競爭，事實上是價格不變、服務相同，公營、黨營一起聯合壟斷，各自收「稅」。票券市場開放前的中興票券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以上所說的比「黨庫通國庫」更厲害。因為這等於是把國民黨的贓手，直接深入人民的褲袋裡？可以說是「黨庫通民褲」。這些稅，還沒進到國庫以前就被國民黨劫走了。第三、國民黨靠的第二種經濟特權是「五鬼搬運權」。這是到國庫裡去搬錢，最明顯的方法是把補助黨營事業的預算放在部會預算裡。不過這種方法太粗魯，已不流行。最普遍的方法是讓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承包政府的業務。國民黨的黨營企業橫跨二、三十種行業，幾乎沒有什麼不能做的。政府的營建工程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包，政府的電力工程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攬，政府的印刷可以由黨營事業來承印，公家的疫苗可以由黨營藥廠來供給。黨營事業做政府的生意，除了搬運公產以外，最大的負面貢獻是破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法則，造成扭曲與浪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好處之一，是在這個制度之下，社會一致的以購買低成本的東西，去製造高價值的東西，來作為經濟行為的準則。黨營事業介入各行業的結果是，政府單位一方面必須向黨營企業購買高價的產品或服務，另一方面必須向黨營企業供應低價的原料。黨營事業這種對價格制度的破壞及其連鎖反應，對台灣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難以估計的。第四、黨營事業對於台灣經濟的另一「貢獻」，是形成台灣經濟特權共犯結構。國民黨五鬼搬運的特權，對於民營企業是一個很壞的示範。資本家相繼圍繞在國民黨周圍，希望分到一杯羹。國民黨為了培養民間政治盟友、為了防杜競爭的壓力、為了增加日後被清算的困難，也為了掩飾它徵稅與五鬼搬運國產的惡行，釋出部分利益與資本家共享。於是國民黨與資本家合開公司、大家入股分紅，與特權資本家「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讓特權資本家在可以「抽稅」與五鬼搬運的行業裡分一杯羹。這使得黨營事業對台灣經濟的破壞與扭曲更形擴大。至於涉嫌利用內線交易、大炒股票、坑小額投資人，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很遺憾的說，靠傳統行業、內銷及服務業起家的大部分檯面上的資本家，多是這個共犯結構的成員。國民黨的黨營企業假如真的對台灣有什麼貢獻，那就是使得台灣的中小企業主，在黨營、公營、及國民黨的資本家經濟盟友特權的壓縮下，存活空間微小，不得不帶著手提包，走遍天涯海角，兜售台灣勞工製造的產品，創造出另一片天地！國民黨用半買、半強佔的方式侵占的國有不動產，容易察覺也容易估計。但是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特權掠奪的利益，及其對台灣經濟造成的傷害，則不易察覺，更難以估計。以一年八十億到一百億的黨務支出估算，國民黨五十年來至少花掉了四千億至五千億。國民黨的黨費與合法私人捐贈，只能補其九牛中的一毛而已。假如國民黨還有坊間所說的五、六千億黨產，那麼加上已經花掉的四、五千億，就有一兆元進了國民黨庫。對於偷盜所得，不管是否已經花掉，依公平正義原則理應一律追回。如今台灣人民只要討回國民黨用剩下的、找得到的黨產而已，國民黨應該偷笑才對，怎麼還好意思談什麼貢獻呢？

宋楚瑜的選舉語錄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這次選舉口水戰中的語錄不勝枚舉，極盡造謠、扭曲、中傷、欺騙之能事，今撿幾句宋楚瑜選舉語錄以饗諸位讀者。（一）「李登輝執政十二年犯兩大錯誤政策，一為戒急用忍、一為凍省」。據可信資料顯示：目前在中國投資的台灣廠商約有四萬家，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約有五十萬人，財政部今年三月公布台灣匯入中國的資金累計一千二百億美元。台灣在中國投資金額佔我國對外投資金額的四十%左右，台商在中國投資金額佔中國外來投資的第四位，僅次於香港、美國及日本。如同大家所知，近年來資金外流中國激增，對國內投資產生排擠作用，引起工廠大量關閉，失業率因而不斷上升，對台灣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若沒有李登輝氏的戒急用忍政策，不要說產業「根」不留台灣，恐怕連「土」也留不住。據報導李登輝氏認為戒急用忍政策有其階段性效應，且在兩年前即有意重新調整該政策。最近陳水扁政府召開經發會時，做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結論，何時實施，將產生何種效果，有待關注。宋楚瑜唯恐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卯足全力反對凍省，緊抱「中華民國」的神主牌，企圖矮化台灣成為中國的地方政府。但是，開口卻是親民、愛民，閉口卻是疼惜台灣、熱愛台灣，其愚弄選民，騙取選票極為明顯自不待言。（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據筆者的瞭解，這句話是出自蔣經國氏。一般而論，的確，攸關國家重大政策，若犯了錯誤是件嚴重的事，如果沒有興票案，宋楚瑜講這句話應無問題，不過國民黨對興票案雖然不聲請再議，但高檢署因發現新證據已發回台北地檢署重新偵查。遠在國外的國民黨興票案委託律師莊柏林（國策顧問）聞訊後表示：興票案不起訴的判例是開司法倒車的惡例，就好像公司會計拿了公司的錢去做私人投資牟利，還不算犯罪，那麼以後侵佔、瀆職、貪污等罪名就都不成立。而所謂新證據包括宋楚瑜聲稱沒「侵佔」國民黨的錢，既然沒有「侵佔」的事實，為什麼要有「還錢」的動作，宋楚瑜把二億四千六百萬元放在法院，還給國民黨，這完全違背常理。所以宋楚瑜講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難免令人聯想對其興票案的貪污罪嫌疑正當化之嫌，甚至也有企圖脫罪之嫌。（三）「『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吾黨就是親民黨」。十月十日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當天，親民黨在選舉造勢集會中，宋楚瑜唱「國歌」作秀，當他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後，立刻喊出「吾黨」就是親民黨。眾所周知，中華民國的國歌昔日就一直被指摘為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國民黨無奈之餘，乃牽強曲解而指出「吾黨」為「吾民」或「吾國」之意。近年來國民黨已分裂兩次，即新黨與親民黨從國民黨出走而成為「三K黨」。十二月一日選舉後，勢必出現第三次的分裂，以及政黨重組現象，屆時國民黨與親民黨諒必會展開孰為正統、法統的爭奪戰。宋楚瑜的確棋高一著，先聲奪勢，將中國國民黨的「黨歌」擅自據為親民黨的「黨歌」。（四）「沒有蔣公就無台灣民主」。十月三十一日為蔣介石一百十五歲的冥誕，宋楚瑜前往大溪慈湖和頭寮陵寢謁陵時，說出上述這句話。歷史告訴我們一九四五年大戰終結，蔣介石外來政權軍事佔領台灣，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數萬台灣菁英被屠殺，一九四九年中國淪陷，蔣介石政權流亡到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歷經蔣介石、經國白色恐怖統治，犧牲了無數的台灣菁英。蔣經國晚年深知反攻無望，開始起用一些台灣人著手本土化政策，但是基本上，本土化政策仍然是中國人統治台灣人的模式，當時萬年國代和立委一直未曾全面改選即是最有力的證明。今日台灣的自由、民主完全是李登輝前總統執政十二年的心血結晶與貢獻，那來「沒有蔣公就無台灣民主」的說詞呢？

中國武力犯台無法得逞

陳國雄◎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台灣國家安全的重大危機，就是國防信心的危機。長期以來，台灣民眾誤以為台灣的軍力「不堪一擊」，如果主張台灣獨立，一定會引起中國武力犯台，一旦中國武力犯台，台灣就會敗亡。因此，如果認同台灣是唯一的祖國，則無異是自殺的行為，這種國防信心幾近崩盤的情況，乃是造成「不敢認同」的主要因素，導致國家認同分歧的重大危機。不僅如此，由於國防信心的匱乏，也進一步削弱國民的抗敵意志，嚴重影響國家安全。但事實上，台灣的國防力量堅強，中國武力犯台難以得逞。根據絕大多數國際權威國防專家的評估，在公元2010年之前，台灣具有台海制空權的優勢。許多國人都不了解，台灣的IDF對付中國的蘇凱-27綽綽有餘，幻象-2000也足以剋制中國新購的蘇凱-30，這些都是鐵的事實。台灣是四周環海的海島國家，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企圖攻打台灣，首先必須爭取優勢的制空權，否則無法支援海軍爭取制海優勢，以便順利運送登陸部隊。何況戰場難度極高的兩棲登陸作戰，攻擊者必須擁有六倍以上的優勢兵力，始有軍事上的「勝算點」，中國兩棲登陸作戰的運載能量不超過一萬人，對台實施登陸作戰根本毫無勝算。整體而言，目前台灣掌有台海制空、制海優勢，但由於中國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預估公元2005年至2010年之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會取得優勢。然而將公元2005年至2010年之間視為海峽雙方軍事平衡逆轉的說法，乃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度可以順利達成，一則是台灣新一代兵力的建軍工程停滯不前。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是否能夠順利達成，中國必須面對自身財政壓力與科技瓶頸的挑戰，而台灣的建軍計劃卻肯定不會原地踏步，如果簡單的認定中國的軍力在公元2005年之後就能逐漸取得優勢，未免太過天真。事實上，雖然中國正在從事軍事現代化，但是台灣的建軍工程也在持續提升當中，雙方都維持著動態性平衡的步調。舉例來說，今年4月，美國批准售台8艘潛水艦、4艘紀德艦、12架P-3C反潛機。另外，美國也在近年內售予台灣許多先進的通訊設備及聯戰系統。這些軍備陸續完成戰備之後，台灣在軍事上的優勢，至少可以維持到2015年到2020年之間。因此，只要我們有抵抗中國軍事侵略的決心與意志，台灣的國防安全穩如泰山！儘管中國在海峽對面部署了300枚左右的短程彈道飛彈，對台灣造成威脅，然而吾人也必須了解，這種短程的M族飛彈，與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完全不能相比。美國攻擊伊拉克、阿富汗的戰斧巡弋飛彈，其命中率超過百分之八十，但是中國M族飛彈的命中率，卻只有350分之一而已。這種「不準確」的彈道飛彈，破壞力並不大，每枚M族飛彈的破壞力，等於砲轟5發砲彈。若以八二三砲戰為例，當時中國對小金門砲轟了25萬發以上的砲彈，等於是打了5萬枚的M族飛彈。儘管如此，中國在八二三砲戰並無法獲勝，可見這種「不準確」武器的戰場效益有限，只堪作為心理作戰的工具而已。大體上來說，在未來的15～20年，中國若想武力犯台，在軍事上必須承擔極大的失敗風險，值是之故，中國豈敢冒然發動台海戰爭，而台灣人民又何必畏懼中國的口頭恫嚇呢？除了軍事因素之外，中國所面臨的內部因素與國際因素，都令中國難以對台灣動武。在內部因素方面，由於中國本身的經濟落後，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造成東南沿海與西部內地之間嚴重的失衡現象。目前中國的城市失業人口超過2,000萬人，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向城市的盲流有1億人以上，國營企業陸續下崗人員的失業問題也危及社會穩定。在此當口，如果發動台海戰爭，外資必將遽然停滯並迅速撤離，沿海經濟勢必遭受重大打擊。此外，中國對外貿易四大航線有三條需要通過台灣海峽，國內南北大宗物資的調度也仰賴船運經由台灣海峽，一旦台海戰火波及，航道無法自由通行，中國本身的經濟必然嚴重倒退，失業人口急速竄升，造成社會動盪，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固。在國際因素方面，由於台灣位居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間鎖鑰，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台灣海峽也是國際自由通行的水道，每天約有500艘的各國船隻通過，以及包括國際與國內航線約1,000個民航班次飛越，並非中國可以恣意封鎖的場所，如果中國製造台海戰爭，必定引起海權國家如美國與日本的強力干預。另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四周環繞著宿敵國家，二次大戰之後，先後與韓國、印度、俄羅斯、越南發生軍事衝突，與日本存有世敵仇恨，中國對台動武，即使僥倖獲勝，也必定損失大部分精銳部隊，元氣大傷之餘，很可能會引來宿敵國家的侵凌，配合邊疆地區的分離主義，乘機削弱中國實力，屆時中國將會面臨肢離崩解的危機。凡此種種，都是中國不敢冒然發動對台戰爭的箝制性因素。台灣的軍備實力足以捍衛國家安全，中國武力犯台無法得逞，根本無需畏懼中國的軍事恫嚇。台灣人民應儘速建立堅強的國防信心，並徹底展現捍衛台灣的抗敵意志，才能夠促使中國認真思考動武的代價是難以承擔的損失，因而不敢發動台海戰爭。誠如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所言：「軟弱反而會鼓舞敵人發動原本不可能發動的戰爭」，祈求和平的人豈可不知此中道理。

九二無共識一中是絞索

阮銘◎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國民黨連戰一派剿李狂賭的一張「王牌」，叫做「九二共識」，在十月底由連戰親自打了出來。連戰罵李登輝、李遠哲是「民進黨同路人」，罵陳水扁「不用功」，就因為他們不認這張寶貝王牌。翻開一看，不對了，原來連戰打出的是一張假牌。「九二共識」從何而來，非來自一九九二年兩岸協商、乃二○○○年連戰敗選之後，請安徒生童話裡的裁縫縫製的一襲「國王新衣」。所以與其稱「九二共識」，不如叫「○○新衣」更準確。「五二○」前後，連戰脫光身子，穿上這襲「○○新衣」，從歐洲跑到美國，到處演講，為「中國」國民黨「正名」。他「大聲說出中國兩字」，解釋道：這「中國」國民黨「代表」的是「全中國人民」！原來他不是「代表」中華民國兩千三百萬國民，要去「代表全中國」十三億了！這就是連戰的「有容乃大」。而這「○○新衣」，正是他配合共產中國《聯合反獨鬥爭綱領》，用來欺騙台灣民眾、鬥爭陳水扁政府的隱形武器。連戰穿起「○○新衣」招搖撞騙，是他個人嗜好。簇擁連戰的一群誇耀「新衣」漂亮，也是奴才本性。本無需理會。今天連戰狂到硬要李登輝、李遠哲、陳水扁都脫光身子去穿他那件「○○新衣」，表演給共產黨看，那可是有損主權、國格的「大是大非」，非「說清楚、講明白」不可了。連戰騙人薄瑞光一眼看穿第一，歷史上根本不存在「九二共識」。有位「用功」的美國人，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不像連戰「用功」縫製假新衣騙人，而去「用功」研究兩岸協商歷史真相，發現事實上九二年根本不存在所謂「一中」共識。他在美僑商會告別演講中說:「沒有九二共識，只有雙方同意在事務性商談中擱置主權及一個中國歧見的協議。」任何一個「用功」研究過九二年兩岸協商及來往函件的人，都不能不得認同這位美國人一樣的判斷，因為這是事實判斷，不是「意識形態」判斷，而事實只有一個。連戰的「意識形態」能縫製出「○○新衣」騙人。卻縫不出另一個歷史事實來遮掩自己的裸體。然而他硬要光著身子逞兇，在第二天《中央日報》社論中，狠巴巴批判薄瑞光並攻擊「扁政府基於偏狹的意識形態，誤導美方認為九二年沒有共識，嚴重性等同於廢核四，兩者都是對國家信用的嚴重破壞」。還真有位相信連戰「○○新衣」的老實記者，老遠從華盛頓寫來一篇《最後的天鵝之歌》，諷刺薄瑞光受誤導，幫扁政府在「共識」、「協議」上玩文字遊戲。誰知薄瑞光「用功」到家，在華盛頓找到這位記者「說清楚，講明白」：九二無共識是歷史事實，「九二共識」才是騙人的文字遊戲。連戰玩文字遊戲也不高明。一曰「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這是小學生也通不過的玩意，有共識就該「一致認同」，無共識才需「各自表迷」。二日「一中原則有共識，一中涵義無共識」，世界上哪兒有無「涵義」的「原則」？借用登輝先生一句話，這樣的政治學博士真笑死人。一邊一國改變不了的事實第二，連戰縫製「○○新衣」之目的，在以「一中」謊言抹煞兩岸國與國關係事貿，與他的國民黨「全中國」化相配套，作為聯共反台、叛李打扁，「消溶」台灣主體、台灣主權，充當共產中國霸權統一台灣的「馬前卒」。所謂「兩國論」，就是指出民主台灣（即中華民國）與共產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一國，存在於台灣海峽兩邊。道是一個簡單的事貿，與「意識形態」無關。無論你信仰自由，信仰共產，擁護柯林頓，追隨江澤民；都改變不了這個簡單的事實。所謂「一中」，不管你「憲法一中」、「九二共識一中」，都是安徒生童話裡那件子虛烏有的「國王新衣」。民主台灣現行憲法，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通過、一九四七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附加《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共產中國現行憲法，乃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歷經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修改通過、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度修改通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三度修改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分屬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互不統轄、制度各異的獨立主權國家在各自統轄的國民中施行的兩部毫不相干的憲法，哪裡有什麼「一中憲法」、「憲法一中」？誰認同「憲法一中」或「九二共識一中」，誰就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否定一部、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獨立主權國家中否定一國。「中國」國民黨連戰一派稱中共認同「九二共識」並不否定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憲法之存在，純屬欺人之談。難道中共肯自我否定中華入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存在嗎？當然絕無可能。所謂「一中」，只是共產中國絞刑架上準備絞殺民主台灣（即中華民國）的那根絞索。你伸長脖子套了進去，唯一前途是一命嗚呼，世界上再不存在擁有兩千三百萬自由國民、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自由國土、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東方典範。第三，所謂「一個中國」原則，毛澤東講得很坦率，就是「一個吃掉一個」。那時候，蔣介石的「一個中國」要反攻大陸，吃掉「毛匪」。毛澤東的「一個中國」要解放台灣，吃掉「蔣幫」。不過毛澤東知道自己沒有力量吃下台灣，所以才「等一百年讓後代去解決」。鄧小平性子急，等不及一百年。他同美國卡特政府一建交，就把「台灣歸回租國」提上議事日程，定為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他寄希望於同蔣經國談判「和平統一」。連戰否定蔣經國路線蔣經國呢？他認識到美國同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同中國建交、聯中抗俄，「反攻大陸」已絕無可能。蔣經國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回應鄧小平「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統一；另一條是拒絕鄧小平，走自己的路。假如選擇了前一條，中華民國早已不存在了。蔣經國的偉大，正在於當他身處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時刻，果敢地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方針，拒絕了鄧小平的「一中」統戰，把立足點從中國主體轉移到台灣主體，走上「革新保台」的本土化、民主化之路。連戰以「代表全中國」對抗本土化、民主化，不承認國民黨曾是外來政權，是對蔣經國革新保台的背叛。外來政權在台灣是歷史事實，無關價值判斷。外來政權可以做好事，如彭定康在香港。本土政權也可以做壞事，如神學士在阿富汗，研究歷史必須尊重史實。一九四九年共軍打敗國軍，國民黨帶著中央政府和國軍剩餘部隊渡海「播遷」台灣，叫台灣為「反攻大陸」的軍事基地，實行戒嚴統治，難道不是「外來」？正因為台灣存在「外來政權」的「威權統治」，蔣經國才需要以「本土化」終結「外來政權」，以「民主化」終結「威權統治」。也只有在終結外來政權威權統治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不分省籍、族群。人人平等，主權在全體國民的現代自由民主國家。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就是在蔣經國奠定的，「本土化」、「民主化」基礎之上，完成了終結外來政權，建立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寧靜革命」。連戰否定「終結外來政權」，否定蔣經國、李登輝的本土化、民主化路線，以「代表全中國」的聯共反台路線取而代之，是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妄圖把民主台灣套進共產中國的「一中」絞索。第四，連戰以「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國民黨去迎合「一中」原則，恐怕還有一個麻煩。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總裁帶著國民黨「播遷來台」之時，在北京還留下一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首任主席李濟深，當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現任主席為何魯麗女士。連主席若渡海回去「代表全中國人民」同這位何主席相撞，一個共產中國的全國政協裡就有兩個「中國團民黨」和兩位「黨主席」。何主席會不會學這邊宋主席，也同連主席發生誰是中國國民黨「正統」之爭？假如共產中國媒體獲得特准開放，「全中國入民」一定樂於欣賞這兩個「中國國民黨」的口水戰。第五，連戰一派詭稱不接受所謂「九二共識」，不套進「一中」絞索，就無法打開兩岸「僵局」。這是故意抹煞歷史，從李登輝時代的兩岸政策急遽倒退。一九九八年十月辜振甫共產中國之旅，是對「一中」絞索的重大突破，回國後接受立法院質詢，不分朝野都給予高度肯定。九八突破，其一是明確國家定位，只出民主台灣（即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存在於世界的事實，不容共產中國抹煞。辜振甫說：「我方引據歷史事實與法律觀點，明確突出兩岸不相隸屬的政治現實，彰顯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將成為今後兩岸討論國家定位的分水嶺」。為什麼辜振甫說是「分水嶺」？因為過去兩岸對話，國家主權分歧是模糊處理的，採取「主權擱置」或「各自表述」，對台灣國際處境不利。一九九八年是第一次在兩岸對話中明確定位中華民國是與共產中國不相隸屬的自由民主國家。道是對「一中」絞索的歷史性突破，也就是事實上的「兩國論」。其二是以台灣舉世公認的民主成就，反制共產中國的霸權統一。辜振甫說：「大陸必須民主化，我們才會和他們談統一問題。意即中共在放棄一黨專政、國家現代化之後，才有談統一問題的空間。本人曾表示，如目前情形下勉強談統一，也將對鄰邦造成威脅」。這兩項九八突破，民主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國家定位，和民主台灣不能同共產制度的中國談統一，是全國絕大多數國民不分黨派、不分族群、不分省籍的國民共識。連戰以「○○新衣」否定已成為兩岸關係歷史分水嶺的九八突破，否定不分朝野各黨各派均予肯定的國民共識，是大開歷史倒車，必遭選民唾棄。試問掙脫國民黨外來政權枷鎖的自由國家的自由國民。誰願意把自己再套進共產黨外來政權的絞索？連戰哪裡懂中國人民？第六，連戰咒罵李登輝維護本土化、民主化路線是「去中國化」，好像他自己多麼「中國化」。連戰哪裡懂得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同台灣人民一樣有理想，愛自由、求生存、謀發展，卻掙扎在共產專制枷鎖之中。共產黨獨裁者以飛彈瞄準台灣人民、以子彈對準中國人民，兩岸人民命運休戚與共。真正愛中國的台灣人不會去幫共產黨兩岸統吃，而應當用自己獲得自由與發展的經驗去幫助中國人獲得自由與發展。李登輝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就是要把民主台灣建設成為發揚中國優秀文化的現代東方文明中心，以促進中國向自由民主演變。連戰把本土化、民主化同發揚中國優秀文化對立起來，稱之為「去中國化」，借用他自己的話，叫「荒謬，無知」。李登輝的「經營大台灣」，同「建立新中原」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確立了台灣主體，才有可能自由自主地開放兩岸和全球的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讓台灣成為像古代希臘一樣的現代文明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