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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 一、來台之前的蔣介石 還記得這句口號嗎─「勵行國父遺教！」？ 差不多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應該都還記得這句口號。這是當年蔣介石經常掛在嘴邊，也要台灣人齊聲吶喊的一句口號。在那個政治口號震天作響的時代裡，大概沒有人知道那位宣稱要「勵行國父遺教！」的蔣介石，曾經在孫文去世的五個月前數度違抗孫文的命令，遭孫文通電斥罵。 孫中山斥罵蔣介石 我們就先從這段歷史說起吧！時間在1924年，地點在中國的廣東省。當時孫文領導的國民黨採「聯俄容共」的路線，以廣州為根據地，圖謀北伐。大約在該年9月間，擔任大元帥的孫文將大本營移到韶關(在廣東省北境 )，決計督師北伐。命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兼廣東省長，留守廣州，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此時擔任黄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雖然不是位居要津，但因為掌管黨軍軍校，握有些許\武器資源，因此就出現不聽指揮的情形。大概在10月間，孫文命令在黄埔的蔣介石，將一批先前向俄國訂購而已於十月初在黄埔起卸的武器運送到韶關去。沒想到，蔣介石敬違命不從，經孫文再三催促，蔣介石仍再三推諉，不依命將武器運到韶關。於是孫文通電責問蔣介石，為何對他的話不理不睬，究竟留那些武器在身邊有什麼用途。甚至進一步指責他以一個士官學校、保定軍校出身的軍人，全然不知世界大勢…。為了徵信，以下摘錄孫文責問蔣介石的信函原文，10月16日的信函，這樣寫著：「槍械運韶，既未辦到，盡交汝為，而條件今又以環境變遷，無施行之必要。然則此械兄究以何用為最適宜？請詳細考慮，以告我為望。」這封信最後還用這樣的話結尾─「萬勿河漢吾言」；另外10月下旬的一封信中，用詞更不客氣：「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而以其師承為一成不易也」(詳見《國父全書》頁844)。 電文中所說的「河漢吾言」，講成白話就是「藐視我的話」，講重一點，就是抗命的意思。 蔣介石違背孫文的情事，不只一端。以下再舉一個例子： 蔣介石主張販賣鴉片徵稅充餉 我們知道，中國近代受鴉片之毒害甚深，所以孫文在1912年(民國元年)3月2日通令其全國禁絕鴉片，內容說：「鴉片流毒中國，垂及百年，秏財損身，浸淫不止，種姓淪亡，其禍蓋\非敵國外患所可同語。方今民國成立，炫耀宇內，發憤為雄，斯正其時。若於舊染錮疾，不克拔滌淨盡，雖有良法美制，豈能恃以圖存 ?當由內務部轉行各省都督，通飭所屬官署，重申種、吸各禁，勿任廢弛。務使利害大明，屏絕惡習，共作新民」…。即使到了1924年(民國13年)孫文侷限在廣東ㄧ隅，受經費困拙之苦， 也不允許\革命政府用「寓禁於徵」的籍口，販賣鴉片來籌措經費。是年12月14日，孫文北上，途經天津時，接受拒毒會教士的訪問，就北方政客所倡議的，「鴉片公賣，寓禁於徵」乙事，徵詢孫文的意見，孫文堅決反對，他說：「邇來有以謂今日我鴉片復興，遍地皆毒，不如法律正式允許\煙土之營業，以『充裕餉源』。此等主張，絕對不當。『即使為一時權宜之計，均為民意之公敵』。 孫文講完這段話的三個月後病逝，號稱要「勵行總理遺教 」的蔣介石，立刻建議公賣鴉片以增稅收。蔣介石在他的「國父」去世的4個月後(1925年7月11日)秘密上書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其中說：「查廣東各項稅收，照現在狀況，年祇一千八百萬元。然潮、梅南路，必於三個月內肅清之，全省統一以後，至少可徵收一千萬元，鴉片實行公賣，寓禁於徵，辦理得宜，至少可收入一千萬元。」 蔣介石在1928年號稱北伐成功\、完成統一之後，鴉片的種植自然就隨著他的「革命」事業而更加推廣了。所謂「寓禁於徵」的政策，鴉片其實「禁」不住，「徵稅」倒是最實際。每擔抽稅1200元， 以1931年國產、進口共30萬擔鴉片來計算, 則一年國民政府可由鴉片抽的稅達36億元。1935年７月１日起，又實行「寓禁於徵」累進稅，以六個月為一期, 每擔加稅50元。曾經代理廣東省禁煙特派員(1937年)的蕭覺天曾指出，蔣介石對鴉片, 是要統制運銷的。凡鴉片商把鴉片運到蔣介石設立的漢口「禁煙督察處」, 就要由公棧收買。貨款由(陳立夫主持的)農民銀行, 以四十五天期款付給。公棧買進鴉片後, 即斟酌各埠銷路, 分運到設有分公棧的地方, 按定價售與當地土膏行, 以現金提購承銷。 1932年間，蔣介石的特務要角、「軍統」頭子戴笠，與蔣介石的「換貼」弟兄、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共同籌組大運公司，經銷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和販賣煙土(鴉片)，謀取暴利，來補貼龐大的特務活動經費。杜月笙販賣鴉片的銷售對象還包括美國，美國毒品局就曾記載：中國人董海翁是杜月笙與美國犯罪集團海洛英買賣的主要聯絡人。一方面又兼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的保鑣兼司機；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也記錄：大量的中國海洛英,是利用外交途徑走私進入美國的；美國財政部的看法是：董海翁是蔣介石的代理人，負責安排將毒品送到美國之各項事宜」。(詳見《宋家王朝》頁354)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後，鴉片種植的面積大增。1914年到1919年，中國種植鴉片之面積， 佔耕地的3%；但是1929年到1933年，鴉片種植面積佔耕地面積之比率已達20%。種稻的稅收入每畝才5元，種鴉片的稅收入每畝達30元，除山西、浙江省外，各省政府不但不再查禁種植鴉片，而且還有東三省(張學良所轄)、四川省等許\多省分，鼓勵或強迫人民種植鴉片；四川有些地方政府，且對不種鴉片的農民，課以「懶稅」。(詳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207) 這位宣稱要「勵行國父遺教」的蔣介石`，如此背叛其「國父」禁絕鴉片的「遺教」，真是諷刺至極！ 「反反共」與「反共」，他都對！ 其實，我們只要觀察蔣介石的一生，我們可以發現，當他的「國父遺教」有助於他的權位發展時，他一定會「勵行國父遺教」；一旦對其權位的追逐有所不利時，他就背叛他的「國父遺教」，或者修改「國父遺教」了。以下這個例子，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 話說1922年秋﹐在中國廣州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於孫文的主導下﹐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5年春﹐孫文病逝﹐國民黨陣營中有關「容共與否」的路線之爭搬上檯面。反對容共的「西山會議」派﹐後來被迫離開廣州國民黨陣營﹐另立黨中央。路線之爭初啟﹐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因在黨內資歷尚淺﹐地位未尊﹐乃倒向主席汪兆銘 (精衛)一邊﹐公開擁護汪主席的「要革命的﹐向左轉」的號召，於是表態批判「反共」的人士。1925年9月13日﹐蔣介石甚至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上﹐發表這樣一段「反對反共」的談話─ 「總理容納共產黨的同志加入國民黨﹐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針的﹐絕不是隨隨便便是了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參加共產黨。這是什麼理由？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目的﹐都是一樣的﹐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能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 蔣介石在說完以上這段話的半年後﹐態度丕變﹐忽然開始「反共」﹐爆發「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與主席汪兆銘形同對立﹐進一步掌握更多軍事實力，進一步乘勢北伐。1927年春，掌握軍事大權的蔣介石已經不再理會武漢的黨中央(此時國民黨黨中央已遷到武漢)，而揮軍急取金融中心的上海。勢力發展到南京﹑上海後﹐公開違抗還在聯俄容共的黨中央﹐開始雷厲風行地「清黨」﹐捕殺成千上萬的共黨人士﹐並釀成「寧漢分裂」，開始他的「反共抗俄」的歷史事業。 蔣介石這次對共黨人士的雷厲風行的大整肅，比起一年多前不許\人家反共的態度，真有天壤之別。在短短的一年半載之間﹐蔣介石的態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可知其改變的主要原因﹐不是認知態度或思想觀念的改變﹐而是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 政治人物基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在政策或言行上儘管前後矛盾﹐但前後都各有一套「理論基礎」。當蔣介石不反共的時候﹐反共的人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都是「假的」﹔當他要開始反共了﹐則不反共的人也違背「真正」的三民主義了。「真」「假」之間﹐完全存乎政治權力的轉變﹐而不是對知識思想的認知。因此﹐說穿了﹐這種自圓其說的「理論基礎」﹐實則只是一套如Henry Tudor所說的「政治謎思」( Political Myth)(或譯「政治神話」)而已。 蔣介石這場對左翼人士的大屠殺，連在台灣的一位僧侶證峰法師(林秋梧)都有感而發，寫下這首題為〈聞蔣介石彈壓勞農階級有感〉的七言絕句： 「階級猶存不勝悲，餓莩橫溢大江湄。 可憐十萬頭顱血，空換青天白日旗。」 青天白日旗果然被蔣介石染得滿地紅。這場腥風血雨的大屠殺，種下了往後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之間的深仇大恨，後來也使得我們台灣長期背負國共鬥爭的歷史包袱。 「曠世偉人」的另一面 這位被孫文指責「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的一介武夫蔣介石，最後成為中國政治的主宰者。孫文一定萬萬沒有想到，他會被這一介武夫所主宰的政權尊稱為「國父」，而這一介武夫更以「國父」的繼承者自居，拿孫文的招牌來贏取一國之尊的地位。孫文也萬萬逆想不到，這「一介武夫」最後躍居成為「一國之尊」的過程，是在孫文死後處心積慮地，紛紛鬥倒孫文原先所屬意的幾位繼承人、紛紛鬥倒許\多黨內前輩，才獲致的。孫文如果地下有靈，知道連他所屬意的第一號代理人(代理大元帥)的胡漢民，竟然也落得遭蔣介石幽禁過(1931年3月1日，湯山事件)，不知會作何感想？ 俗話說「官大，學問大」，其實也可以說「官大，權大，人格就完美」，取得一國之尊的地位的蔣介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台灣受過蔣家洗腦教育的台灣子弟，心目中的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簡直「堪稱一代完人」。可是「一代完人」的背後，隱藏著太多不堪入目的歷史！ 我們可曾知道？這「一代完人」，年少時曾經是一個手氣闊綽的賭徒，無論玩雀牌或是撲克，輸了總不肯離開賭桌，直到贏回來為止；而且這「一代完人」，年輕時還有經常逛窯子的習慣，用台灣福佬話說，他年輕時很喜歡上酒家或妓女戶「開查某」。 談起他的風流韻事，更可以打壞電腦的鍵盤而難盡述。暗的不說，在日本讀士官學校時，和戴季陶「共用」一個日本女人造成蔣緯國的生父成謎，也不必說，光是「亮相」的「蔣夫人」就有四位，分別是： 一、元配毛福梅，也就是蔣經國的生母，蔣介石除了打她之外，雙方互動關係很小。 第二位叫姚冶誠，出身風塵，蔣介石在尋花問柳時認識，1912年被蔣納為妾。 第三位是陳潔如，1921年結識，陳氏懂俄文，蔣任黄埔軍校校長時，陳潔如常在一起，幫忙翻譯、應酬。可是1927年9月，蔣介石突然要杜月笙安排陳潔如赴美「考察」。臨行前給她十萬元大洋，還囑咐她「好好學習，回國後可以更好盡到總司令夫人的職責」。陳潔如天真的出國了，就在赴美的旅程中，在船上聽到廣播，蔣介石在報上登了啟事，內容說「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兩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原來這個時候的第四任「蔣夫人」即將登場了。 第四任就是宋美齡，蔣認識宋美齡是在1922年，經過蔣介石的熱烈追求，宋家提出條件，必須一妻一夫，而且要信基督教。因為一妻一夫的要求，所以蔣介石才有登啟事與前面三位「蔣夫人」撇清關係之舉。蔣介石也自此時改信基督教。為了追女人，就可以改變「信仰」，這還叫做信仰嗎？這種態度，跟前面所述政治觀念的丕變，如出一轍。 諷刺的是，擁有三妻四妾的蔣介石，在30年代還發起「新生活運動」，儼然成為道德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