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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一般所謂主權（sovereignty），有對外、以及對內兩個面向：對外來說，主權代表其他國家承認上述權威，也就是「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對內來說，主權意味政治實體在領土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是「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Biersteker & Weber, 1996: 2; Brennan, et al.: 307）。Fowler與Bunck (1995:5) 分別稱之為「對外獨立」（external independence）、以及「對內至高無上」（internal supremacy）。至於「原住民族主權」（indigenous sovereignty、aboriginal sovereignty）的內涵，大致是被刻意做內部主權的限制性詮釋（Corntassel & Primeau, 1995; Maaka & Augie Fleras, 2000）；而Brennan人（2004: 315、319）更是直截了當指出，既然外部主權不可分割，關鍵在於內部主權的水平（分享）、垂直（從屬）分配。不管如何解釋，主權代表著對於領土的擁有、以及土地的所有（Sanders, 1991: 186）。 一般而言，領土分為已經有主之地（occupied lands）、以及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 territorium nullius、或是vacant lands）；前者的主權可以透過征服、割讓／轉移、或是支配而取得，後者的主權則可以透過發現、開發、或是有效佔領來取得（Jennings, 1963; Slattery, 1991: 200-201; Kerr, 1991: 11-12; Macklem, 2001: 113）。在所謂的「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由發現、征服、開發、到同化的過程中，墾殖者的國家往往以原住民族的社會是無主之地，來合理化對於原住民族主權的攫取；歷經墾殖者的巧取豪奪，原住民族逐漸喪失傳統所擁有的土地，儼然是陷於主權國家架構之下、動彈不得的民族（entraipped nation）。 不過，隨著規範性理論的抬頭，國際社會對於人權的保障不敢明目張膽忽視（Cochran, 1999; Risse, et al, 1999），特別是自從1970年代開始，原住民族運動逐漸嶄露頭角，而國際法也漸次重視包括「集體權／群體權」（collective rights/group […]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美國本部副主席 從2086期（10/4/05）公論報念到自Taiwan News轉載的謝里法兄寫的專論〈獨立的迷惑與獨盟的抉擇〉。該專論提醒遷台後的「台獨聯盟」（獨盟）其盟員進入政府機關領導階層的不當，而給獨盟不少的批判及鞭策。對獨盟的盟員更有如下的嚴峻批評： 「（獨盟成員）令年輕時代堅持下來的建國運動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勿寧說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理想的背叛，對生命的踐踏」。 謝氏的批評雖有所據，但做為堅持四十年的一個盟員，念到如此冷峻嚴勵的批判時，心情實在無法度不「沈重」。雖然已封筆多時，也不忍繼續沈默，於是再提禿筆，敘述一些個人感想及回應。 獨盟遷台後，筆者自認已不再有年輕時代的生命力為獨盟遷台後的新階段出力，於是逐漸退休到第二線。但仍繼續關心獨盟的運作，一直小心的搜尋、仔細的閱讀所有與獨盟有關的資料，特別是「盟外」人士有關獨盟的文章及報導。 其實遷台後的獨盟能見度並不高，因此外界有關獨盟的報導及評論也不多，就我的回憶，比較嚴肅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今春自稱「流氓教授」的林建隆教授來美為FAPA巡迴募款時提出的對獨盟的建議，他認為今後在美州的獨盟應轉化成FAPA屬下的「獨盟」；第二次就是這次謝里法兄所寫的這篇對獨盟的批判論文。林教授的建議比較複雜，不便評論，在此只對謝氏的批判發表些感想。 或許真的有些獨盟的盟員（包括筆者） 感到台獨運動的階段性任務 （倒蔣建台） 似己完成，但筆者未曾念到有任何獨盟的領導者曾做過此種論述，唯一由盟員寫出來表示此種見解的文章恐怕只有筆者約半年前所寫的拙文「獨盟成立五十週年感言」。該文有一段如此寫：「（獨盟，也稱WUFI）成立時的目標是運用所有可能的一切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 目前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說在WUFI的努力參與下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來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只靠WUFI來完成的。」假如謝氏有親耳聽到「有國策顧問認為獨盟的階段性使命已經完成」這也只能代表該國策顧問像本人一般的見解而己，不見得就是代表整個獨盟已經「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 其實帷幕並未曾拉下，近年來多次的正名群眾運動、228手護台灣運動、及最近挺軍購護台大遊行，那一次不是獨盟站在攻堅的前衛性角色所促成的呢？ 至於正在「分享中華民國」的少數盟員 （或前盟員），或許他（她）們誤信了加入難得出現的「本土」政權來共同努力是一條有效的建國道路，他（她)的做法應只是像本人寫的文章一樣，只是表現其個人的見解及判斷而已，未必代表獨盟己拉下運動的帷幕。不久以前，當獨盟主席發現走此路是誤判時，他也堅持的辭退了。 獨盟遷台後的能見度無法提高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個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獨盟及其多數的盟員，其個性、其人生觀、其價值觀以及其相對的處世能力並不符合多數的台灣人及台灣社會，有人甚至稱獨盟成員是台灣人當中「瀕臨絕滅的品種」(endangered species)，由這種人群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在白色恐怖年代奮力推動「倒蔣建台」的革命運動或有可能，但當蔣家外來政權有形的迫害消失後，要與其他新興的台灣人政治團体競爭、搶奪政治權利時其能力就相形見絀了。試舉一例來說明，本來十分專業十分認真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獨盟成員的黃爾璇教授，雖然很稱職的、很盡責的擔任完一屆，下一屆就被善於權謀操作的邱永仁取代掉了，近日報載邱立委經營的醫院有騙取建保費之嫌，鬧得沸沸揚揚。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如此，海外不也差不多？試看當今海外與台灣「本土政權」關係密切的單位，全球民主聯盟也好，各地商會也好，僑務委員會也好，當今在這些海外團体中活躍的人士有多少是過去白色恐怖年代的拼命者？ 要一條廋弱的老牛拖重車，只是嚴峻的鞭策恐怕是不夠的。本文只在表達個人感想，並無意辯駁謝里法兄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