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的將來岡崎久彥◎日本前駐泰國大使 時間過得很快,距離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只剩下兩年半而已。 2004年大選之前,我曾經在論文中寫道,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選舉而已,而是一場攸關台灣的民主主義能否存續下去的選舉。 我在此重申我當時的看法。那就是,我認為台灣人民對於追求台灣人固有的國家認同傾向,未來只會逐年增強而不會減弱。如此一來,至少有一部份認同中國的國民黨支持者,理當會逐年減少。 這樣的看法究竟是否正確,因為時間還沒到,所以還不得而知。但是,國民黨本身懷有這一層憂慮卻是不爭的事實。 不儘是台灣,歷史上不論是哪一個國家,最初實施的民主主義通常都是短命而終的。亞理斯多德就曾經說過,民主主義是最短命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民主主義是歷經幾個世紀,試錯誤之後逐漸修正的結果。美國的民主主義則是拜英國之賜,充分活用英國的經驗而有了好的開始。儘管如此,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也發出警訊表示,民主主義本身具有自我毀壞的性質。當今,中南美洲各國等也毫無例外的,在實施初步階段的民主主義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軍事政權或獨裁政權。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很可能會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以某種形式畫下句點,實在令人擔憂。 但是,結果陳水扁總統贏得選戰,台灣的民主主義得以存續到現在。只不過,非常遺憾的,2004年的選舉似乎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基本的狀況還和當初一樣並沒有改觀,所以我現在不得不再說同樣的話。 我認為情況反而更加的岌岌可危。在此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想,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大。 中國的威脅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這個問題也經常被討論。但是,問題在於,每經過幾年屢次提出來討論時,都會發現中國的威脅均較前增大了。 一國的國防預算在十幾年內,每年增加10﹪以上的,歷史上並不多見。188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處於臥薪嘗膽期的日本,雖然擴張軍備的情況也相當激烈,但是當時是因為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的一步步向東發展,所以日本不得不與時間競賽。1897年以後的德國也曾經在短時間內急速擴大軍鑑的打造。但是,這兩個例子最後都是把國家帶進戰爭。 所以我認為,值得參考的是,冷戰時期尤其是古巴危機之際,蘇聯鑑於美國武力之大而被退縮後的蘇聯軍備擴張。但結果是,原本就有缺陷的蘇聯經濟,雖因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獲救,卻無法支撐80年代的軍事擴張,最終走向自我瓦解的道路。不過,中國的經濟現在還有能力支持軍事擴張的行動。 我想起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我所尊敬的一位蘇聯專家曾說:「這簡直就是古巴危機」。 實際上,中國積極加速軍事擴張是在台海危機之後的事。雖然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是每年國防預算成長10﹪,可是經過通貨膨脹的調整,每年實質成長率在10﹪以上是在1997年以後的事。台海危機以來,中國念茲在茲的是終有一天將與美國在台灣海峽對決。因此,不難想像中國卯足了全力要讓軍隊加速現代化。從1997年到現在已經過了8個年頭,已快到呈現結果的時候了。 誠如美國的國會報告指出,中國的國防預算,如果按照其他國家的算法再加上一些項目的話,可能是公開數字的2、3倍。這幾乎已成了國際間的常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的國防預算應該比日本還多吧。 日本現在所擁有現代化海空軍通常兵力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這是1980年代每年增加5﹪以上國防預算的結果。如果那個時期每年增加10﹪以上的國防預算的話,我想日本就有能力擁有航空母艦機動部隊了。 中國究竟把那麼多的國防經費用在什麼地方呢?軍事專家們做了許多揣測。但是,那充其量只是揣測而已,真正的實情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龐大的軍事擴張費將用於預期會發生的下一場台海危機,這是無庸置疑的。 冷戰時期,我曾研究過蘇聯,同樣是研究這方面的先進告訴我,蘇聯所公布的數字根本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一種宣傳。國防經費的明細是國家的最高機密,在共產黨獨裁政權之下,根本不需要公開審核國防預算。所以蘇聯根本不需將國防經費的內容對外界、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在此,又讓我們想起了中國至今也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已被遺忘的事實。 順便一提,國際間常有人在討論,要將中國拉攏到國際社會的政策之一,就是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裁軍的基礎就是建立軍事互信的機制,當然它的前提是要確保軍事的透明度。不過,我一向認為要在東亞地區,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果真的要裁軍的話,必須具備一個絕對的前提。那就是,即便是謊言或宣傳也無妨,每一個國家都要強調自己的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才行。如果彼此都主張做為愛好和平的國家,軍備並非具有攻擊性的,而只是防衛性的,那麼下一個階段,就要展現軍事的透明度。也就是互相亮出雙掌取得互信,開始交涉將防衛目的以外的不必要的軍備一一裁減,或者是將已部署的兵力撤離。 可是,中國始終揚言不放棄以武力來解放台灣,北韓也揚言要將首爾變成火海。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真的將軍事透明化的話,那無異是將武力犯台的軍備與作戰計畫公諸於世。對此,台灣方面就會加以因應,必須嚴陣以待,做好防衛的必要態勢。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軍事透明化反而導致擴軍行動,而無法成為裁軍的契機。 中國因應日本等國的要求,公布了國防白皮書。儘管這份白皮書的內容與世界各國的白皮書還相差甚遠,但是,日本認為這是中國軍事邁向透明化的第一步,因此也表示肯定之意。不過,只要台灣問題還存在一天,大概中國永遠無法滿足外界對她邁向第二步的期待吧。 也就是說,中國只要一天不放棄以武力犯台,中國就不可能做到軍事透明化,也不可能與外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或是裁軍。 有關中國的動向,其次讓我關心的就是,中國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 其中表明,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時,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也就是說,動武成了國家的義務。至於什麼時候才算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則完全由中國單方面在判斷。 假如,判斷和平統一喪失的可能性的尺度是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現在在台灣,支持獨立與支持維持現狀的人佔絕大多數。相對的,支持統一的人數佔多數的可能性,未來也幾乎是等於零。考慮到這一點,那麼,情況不就變成了已具備中國對台動武的條件了嗎? 『反分裂國家法』的問題點在於讓台灣難以做好戰爭的早期警戒工作。一般而言,戰爭這種東西原本是緊張氣氛逐漸升高,最後才到下達最後通牒的地步。但是,『反分裂國家法』實施以後,單憑中國片面的判斷就可以決定,則簡直等於已經發出最後通牒的地步了。 更有一件事也讓我關心的就是,最近中國政府頻頻對國民黨等在野黨主席展開招待外交發表共同聲明,但卻無視於由民主程序所選出的台灣代表,也就是陳水扁總統。 綜觀以上的內容,今後台灣勢必要存活在兩種可能性當中。一是,中國可能排除美國的介入或在美國介入之前就懷著以武力壓制台灣的念頭,毫無預警地動用近十年來不斷建軍的武力。另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國會憑恃國民黨等在野黨的支持,對台灣進行脅迫。 如果台灣遭武力壓制或者屈服於脅迫,那麼台灣的民主主義將不復存在。或許會變成香港一樣,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民主主義受到保護。但是,那只有被保障50年的期限。在民族發展的歷史上,50年是瞬間即過的。那麼短暫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變成一黨獨裁的過渡期。 此外,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現在台灣所存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民主主義。對於瞭解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日本人、美國人而言,應該沒有人希望活在目前的香港那種民主主義之下。因為,不敢違逆他國意向的政府,再怎麼說那是無法代表民意的。我們不喜歡香港那種民主制度,但沒有立場,也不該叫台灣人民要忍耐、遷就一點。 想到這些,為了守護台灣的民主主義,希望能由一股目標正確而堅強的勢力維持政權。那就是,在危機存亡之秋,不逢迎中國的意向的勢力,而且也不屈服於中國脅迫的勢力。 中國的壓力不會事先發出警告,手段也不透明。在這個條件下,一定要事先設想各種可能發生情況。最壞的情況是如同美國國會報告書所指出的,中國很可能會發動高度電磁脈衝攻擊、癱瘓電腦網路以潛入台灣的特殊部隊發動攻擊造成混亂之際,再採取政治的、軍事的施壓動作。為了與之對抗,最基本的就是要確保領導階層與國民之間的溝通與通訊聯絡。不過,在這之前,必須有一個不受脅迫、不輕易聽信流言、擁有堅強意志的政府。只要對中國存有絲毫逢迎意思的政府,則一定無法對抗來自中國的壓力,如果對中國逢迎的話,那等於是意味著台灣的民主主義的滅亡。 那麼,到底要到什麼時候,台灣的民主主義才能穩定呢?這就要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確立了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意識,認為只有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台灣未來的時候。 到了那個時候,或許台灣的政治就會變成維持現狀派與獨立派這兩大勢力,或兩大政黨的形式。 乍看之下,這非常類似目前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對立形式,但是本質還是不同的。 因為,那兩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台灣人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而且,一般來說,其中有一個民主主義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將來。 在那種情況下,雖是維持現狀派,但是只要條件都齊全的話,照理說不會反對獨立,他們只是在考量周邊國際關係的現實,認為維持現狀才是最明智的選擇,只有這一點與獨立派有所不同而已。 這麼一來,則有可能形成兩大政黨政權輪替。不過,不無爭議,即對於維持現狀派的人而言,一旦被獨立派奪得政權宣佈獨立的話,那結果不就一切都完了嗎?可是,如果到了那種情況的話,其實有沒有宣佈獨立,早已不是重大爭議了。 其實獨立派也深知,如果無法明確地獲得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的話,即使宣佈獨立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有人常引用台灣的現狀就是獨立的狀態這樣的理論。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的將來由台灣人決定這個觀點已經形成了個共識。所以是不是要正式宣佈獨立,其實,只不過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 屆時,獨立也罷,不獨立也罷,台灣的民意都會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美國是民主主義國家,也是重視輿論的國家。像台灣這樣擁有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優良國家,等到絕大多數的國民希望從中國大陸分離出來的情況更明朗的時候,美國的輿論和國會是不可能不加以支持的。像現在,各項選舉得票都呈現五五波的結果,難怪美國會採取目前的態度。 一旦,美國國會決定應該尊重台灣的民意的話,那麼美國政府與中國之間在聯合公報上所達成的合意,都將會變成白紙寫黑字的一張紙而已。 總而言之,等到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對於自己身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有堅定的信心與信念時,內政和外交的問題也自然能迎刃而解了。
228雜記何詩敏 「…像詩敏這樣才20出頭歲的年輕台灣人,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他所成長經歷的台灣社會是解嚴後的,看似甚麼都可說可做,但卻似乎少了環境所逼之下所產生的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 每逢228的時候,這一句話就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看看身邊的人,228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年之中的國定假日。背後的意義,228發生的前因後果,對這些人來說,也只不過是,這天死了很多人。 今年的228,可預見的,還是各個政黨舉辦自己的活動,每個政黨有自己不同的描述,加上各家媒體「貓站在鋼琴上摔倒了」式的報導,之後就是一連串的口水戰。 我說:何必勒。 228的活動,站在台上的,應該是受難家屬,再來是台灣的主人。為什麼主持的竟是那些政客。等他們講完話,這些真正的主人,才在台下感動的直說,終於有人重視這件事情。 228將到的時候,還蠻想要放逐自己一段時間,就像當時要從美國回台灣之前,背著被包,帶著相機跟電腦,定了機票就走,回到家也不用整理行李,因為過沒幾天又要出去了。 這樣放逐自己,只是想去找尋一些東西。一些我不知道是何物的東西,或是應該說,存留的精神。 在美國有很多228相關的活動,奉獻的人有各式各樣,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政府相關人員所主持的。這些人不是台灣學生,或是台美人第二代年輕人,就是當時被列入黑名單的台灣人。因為同是台灣學生,所以比較能清楚台灣學生對228的相關感覺。但是台美人第二代,與當時被國名黨拒絕入境故鄉台灣的台灣人,他們的心境路程,很想去感受。 台灣的活動似乎缺少這樣的人文與感情。請不要讓台灣的歷史,那份沉重的歷史,只存留在台灣島外。 了解228的人,知道228的恐怖。不了解228的人,至少知道228經歷的痛苦。 自三年前的手牽手護台灣之後,個人覺得,台灣人民才開始重視228這件事情,才開始重視228相關的活動。只是,個人覺得,大部分的活動都是本末倒置。大部分都是客人當主人,主人當客人般的舉辦活動。 「台灣各個與228相關的活動,不應是受害者坐在台下,感謝政客的施捨!」 了解了受害者的傷,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家庭,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受害者的後代,因為228的事件,影響了他們的生命。有多少人願意去感受他們的心境!?更有多少年輕人去注意到,228事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如何影響台灣人。 中華民國執政黨決定在228降半旗。馬英九今天代表了國民黨向228受難者致歉,但228之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黑名單呢? 這些對已逝去的英靈都是種侮辱。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 請中華民國之下的政黨重視台灣人在228之後,所要求自己當自己的主人,獨立於不受任何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 台灣的年輕人,我們不需要環境所逼之下來產生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因為這代價太高了,已經有我們的兄姐前輩們為我們走過這一遭。是時候了,台灣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愛惜,來保護! * 後記:這篇文章,算是這幾天來的心情總結,因為處在的地方敏感,所以無法長時間在電腦前寫作,只能一段一段的把自己的記憶與感覺紀錄。在無法為228這天做出任何事情,無法為台灣獨立運動作出實質的行動,希望能以文章來做出一點貢獻。
紀念二二八至少應知道要紀念多少人涂醒哲◎國策顧問 228是國殤日,每年到了228,總令人心生哀愁而又充滿希望。50年來228成為禁錮臺灣人心的圖騰,甚至在1980年國民黨還以謀害林義雄的母女來加強228的恐嚇效果。但50年來228事件也成為鼓舞臺灣人的阿拉丁神燈,228使臺灣人認清中國官的醜惡,228使臺灣人對所謂的「祖國」死心,228使臺灣人心生不能不獨立建國的壯志。 每年228,人民一再重複要求歷史平反,希望能找出首惡份子,找出應該負責的加害者;希望能找出國民黨迫害臺灣人的真相,並找出當年的受害者。但這些卑微的願望年年落空,在國民黨執政時,年年閃避、年年說謊,一直到今年,在民進黨已執政近6年,才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確定蔣介石是228悲劇的元兇。此報告無疑引起蔣家後代的不滿,也無疑會在泛藍媒體上引來一大堆的討論,以圖沖淡228事件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衝擊。 但歷史總要釐清,真相總應大白。如果不知加害者為誰,那受害者要如何去原諒?要原諒誰?如果不知受害者為誰,如果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要去追思懷念,對象何在?因此,在蔣介石是元兇的結論出來後,蔣家後代及國民黨應謙卑接受,誠心懺悔,以求寬恕。而全國民眾也應更進一步要求政府及各政黨再接再厲,追查元兇以及此次事件的幫兇,好好還原歷史真相。化膿傷口若不打開,就無洗清、恢復健康機會。 最簡單的方法莫如學習南非,南非黑人多年來受到白人殖民政權的迫害,死傷無數。在南非黑人曼德拉總統取得政權後,他們展開加害者自首運動,只要自首,說清楚當年他如何迫害黑人,則完全除罪,藉此可以洗滌加害者的罪孽,也撫慰受其加害之受害人之心。但如果在自首免罪期間不自首,而經有人舉證屬實,則處以重刑。這種方式可以讓整個國家揮別過去悲情,族群融合昂首邁向未來。 至於受害者部分,由於有的家屬餘悸猶存,由於有的家屬不願再去碰觸傷痛,由於有的家屬也已亡故,由於有的家屬從小不知其父兄死於228,還以為是到南洋經商,加上後來大人一再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很多當年的受害者至今仍然含冤未明,甚至連有多少受害者都不清楚。因此,政府應以鼓勵的方式,寧濫勿缺,請國人就其所知的親朋受害經歷說出來,再藉由學者的抽絲剝繭,釐清事實,按證據的多寡及可信度依確定、可能、疑似分類。在全民提供愈來愈多的資料後,確定個案自然增加,這才是追思受害者最具體、最有意義的工作。
陳水扁總統的「廢統論」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放了整整一個月的試風球,陳水扁總統終於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方式,正式將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運作終止,同時,也終止相關『國家統一綱領』的適用,算是暫時化解美國的疑慮。 其實,國統會原本是李登輝總統任內所設置的空殼機構,而國統綱領也是用來虛應大中國主義者的空中大餅,因此,民進黨上台以後,即使對於當年揭櫫的台獨黨綱沒有認真履行的意願,也沒有義務去奉行競爭對手的國家定位最高領導原則。 回顧歷史,蔣經國當年在體認反攻無望以後,儘管堅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三部政策,不過,一旦打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針,就已經表明放棄蔣介石所採取的漢賊不兩立零合對峙。儘管李登輝一開頭主動表現西和的傾向,也就是在片面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兩邊歧見之際,還試圖以「一國兩府」來交換對岸承認台灣為對等的「政治實體」,不果,才有日後的「兩國論」,國統綱領也就被束之高閣了。誰知道,陳水扁在就職典禮之際作繭自縛,喊出「四不一沒有」,又把國統綱領請了回來。 純粹從選舉的考量來著眼,如果廢統只不過是阿扁用來突顯馬英九「終極統一論」的工具而已,逼得馬英九必須接受台獨也可以是百姓的選項,然而,他並未積極超越自己的「一邊一國」底線,依然在「兩個華人國家」的框架裡頭打轉,壓根而沒有進一步推動獨立建國的姿態,更談不上要鞏固深綠支持者。如果說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只不過是望梅止渴的奶嘴,為何陳水扁在這個節骨眼要敲鑼打鼓、昭告天下呢? 如果媒體的報無誤,陳水扁當年之所以會畫地自限,主要是因為誤信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傳話,才會上了中國領導者的當。果真如此,或許阿扁耿耿於懷的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中國,因此,此番的廢統動作,並非為了國內消費,實際上的聽眾應該是中國。換句話說,導致廢統論的是來自外部的因素,特別是一再選擇對他視而不見的中國。 問題是,指著禿驢罵和尚的外交政策,往往免不了會有流彈打到一旁的道士。照說,共和黨的小布希即使對於外交決策再如何不再行,總也比起民主黨的柯林頓來得好。然而,在連任以來,國務卿萊斯對於亞洲事務生疏,連帶地不只對於台灣陌生,連日本都有強烈的疏離感,因此,對於台灣海峽的爭端,為了反恐而焦頭爛額美國,總是不願意有其他不確定的熱點出現。在表面上,美國當然不敢公然介入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不過,當民進黨主政者的中國政策表現出彷彿是搖擺不定的時候,國務院對於「保持現狀」的焦慮是可以預見的。 其實,從立委到總統,陳水扁對於中國一直呈現著相當務實的態度,也就是希望能簽訂和平條約。因此,儘管蘇起舊酒新瓶所建構的「九二共識」近日被李登輝說穿了,不過,民進黨人士所關注的並非「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的文字遊戲,而是能否繼續庇蔭於中華民國體制之下,也就是「兩個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到底台灣的老百姓願意為國家定位付出多少代價。 政治人物對於敵視國家可以故意含混其詞,當然沒有必要當宋襄公。然而,對於自己的友人,如果不能明確表明變動的範圍,即使總統親自上陣說明,也沒有辦法令人掌握其意向,這才是美國最難以釋懷的。對於支持者來說,大家關心的是究竟阿扁是玩真的嗎?這恐怕是陳水扁最大的致命傷,難道,這是律師的職業性格使然?
檢視國統綱領–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回應鄭欽仁◎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陳水扁總統在春節之日表示,台灣應該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認真思考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適當時機,以彰顯台灣主體意識。筆者認為廢除該會與綱領是適合時、空背景:要長痛不如短痛,沒有勇氣不會有將來,何況美國對中國的姑息政策保不住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繫鈴容易,解鈴難」 60年來,台灣主體意識一直受到內、外勢力的打壓;國統會與國統綱領一直被譏為雞肋、盲腸,早應廢除。在國是會議召開不久,國民黨突然蔑視在野聲音要成立國統會及制定國統綱領,筆者當時曾對「與會人士」勸說,表示「繫鈴容易,解鈴難」,必會給將來帶來困擾。今日果不出所料,統案不但被敵人咬住,還被國賊利用,「打著藍旗反藍旗」,隔海唱和。由此看來,廢除該案對國內的平靖是有必要的。 對內的情形如此;對外來說,中國利用美國商人對美國政府「以商逼政」愈來愈嚴重,美國政府已向中國傾斜,在犧牲小國的心態之下,其對台灣之危害未到頂點之際,台灣總統斷然決策是有必要的。 陳總統的發言應是對WHA中國野蠻行為的回應。陳總統在春節發表談話之日,正是台灣媒體刊載兩天前的1月27日世界衛生大會在中國的操弄下排斥台灣而招羞辱的情形,陳總統的廢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恰好是一個適時、適地的回應。 在WHA的大會上,友邦貝里斯在該執委會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促進台灣參與WHO相關會議及疾病管制機制,竟然遭到拒絕而提案不能列入議程。 值得國人留意的,在禽流感流行可能升高之際,WHO應對台灣有適當禮遇才對。台灣在對抗傳染病的能力與對抗禽流感所做的疫苗培植與防範之能力,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在國際互助合作下,台灣可以貢獻世界,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無能應付疫病侵襲時,說不定台灣還能拯救中國人的傳染死亡。 WHA的非人道行為,背後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所領導的中國;此次作為,由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沙祖康在場督陣,甚至揚言提案成立,在執委會表決時,要使台灣零票而下不了台。以上事件發生在過年前,更表示中國政府不顧台灣人的死活之惡毒行為;但可笑的是在另一方面,台、中雙邊卻又以春節在際,包機直航掩飾了這種惡毒行為。但在這時間上,陳總統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是對應行為,沒有挑釁可言。 美國帶來的困境 美國在WHA會議上並沒有支援台灣,而是貝里斯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杭特女士發表強烈聲明,指該會秘書處的決定不將提案列入議程是違反WHA的會議規則。 美國的優越感,不時趾高氣昂的「指導」台灣,美國與中國聯合壓殺台灣在外交上做為一個國家的生存空間,即使台灣有充分的武備也無法生存。如此,使台灣成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不時有被認為「國內問題」而被侵略的危險。中國對台灣發表「反分裂國家法」也就是在這樣背景之下產生的。雖然美國一度表示關心,但也無法阻擋該法的公佈,這表示美國的力量有限,不能阻止中國獲得侵略合法性的企圖。 中國共產黨要「和平演變」? 今天我們對「國家統一綱領」有回顧的必要。該文件劈頭就說:「中國的統一,…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但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對我們是無意義的。外國人不能擅自決定我們的歸屬。 其中又主張:「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大陸地區…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所需要的嗎? 1992年8月1日國統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即是對「一個中國」各自主張,這是北京所要的嗎? 又「國統綱領」主張以自由、民主、法治等去統一中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和平演變」,中共能容忍嗎?「和平演變」是美國的主張,以台灣的國家立場想不會去玩這把戲,但以一個台灣國民來說,會同情中國人在極權統治下的遭遇,這是台灣國民不久前才經驗過的。話說回來,北京政權要批判台灣廢棄對中國統戰的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真是匪夷所思。 最後我要說的,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台灣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應該保持大國風度,對小國要尊重是一個國家,不要頤指氣使。美國應該與亞洲民主國家共同制定安全保障策略,不是單方面的獨斷。 陳總統以總統的身分贏得人民的信賴非常重要,這一次事件,在這寒冬裡陳總統已經生火,大家也準備取暖,不應突然滅火,讓大家失望。 目前馬英九、蘇起、蔣孝嚴與王金平之流的國家目標背叛了台灣人,不能共同「外禦其侮」反而擾亂國人視聽。國人自蔣家統治以來便無寧日,不時被推入波濤洶湧的險境,但也步步克服,創造民主政治。過去遺留下來的障礙,國人憑著經驗必能克服,不再為不同國家認同的政客所操弄。目前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雖然會受中、美的打壓,但長痛不如短痛;今天沒有勇氣,來日沒有將來。也乘機告訴世界,台灣是有國格的國家。統派今天與敵人唱和,噪音不斷,雖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附記) 一、陳水扁總統對國統會、國統綱領的談話是在春節之日(農曆元月1日,國曆1月29日)於台南縣麻豆國中設宴款待地方人士的致詞。 二、世界衛生大會召開的情形有較詳細的報導,見2006年1月29日台灣日報。該報指出美國沒有發言支持。該報又在2月2日報導:美國國務院主管國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柏格納(JeffreyBergner)在1月27日函覆53位聯邦眾議員的信,重申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參加國際禽流感會議的立場云云。 *原載台灣日報2006/02/08-9
片片詩篇的召喚一九四七年在台灣島內發生悲慘的二二八大屠殺,外來政權對台灣人施加殘酷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使很多台灣人徹底覺醒,台灣必須獨立建國。移居國外的菁英以及留學生,紛紛展開台灣獨立運動,而在整個獨立運動的過程中,台獨聯盟是幾乎囊括全部的主流團體。 雖然結合世界各地獨立團體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成立於一九七○年,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在美國和日本的獨立團體就已經展開獨立運動了。經過半世紀的犧牲奮鬥,聯盟的同志有講不完的故事,章章感人肺腑,片片都是詩篇。 有人青春年少就投身獨立運動,如今垂垂老矣,有人雖然老當益壯,但也有人已然消逝,令人唏噓!他們的精采故事不僅是聯盟的歷史,也是台灣人的資產,如果不卡緊整理,將有失傳之虞。 人不是鐵打的,人是有血有淚有七情有六慾的血肉之軀。能夠安逸享樂,誰會選擇顛沛流離?二次大戰之後的台灣社會,一般人的學歷普遍不高,可以出國留學的學子,大多擁有家業豐碩的背景,如果他們學成之後,頂著碩博士頭銜回來向當權者靠攏輸誠,誰不能吃香喝辣呢?但是很多台灣人菁英的抉擇卻偏偏相反,結果成為無法返鄉的黑名單,即便父母亡故都不能返家祭拜,甚至有人還必須犧牲家庭和性命。 四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三十美元,卻長期每個月寄五十美元給台獨聯盟,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在支撐他們的奉獻?為了在New York Times刊登彭明敏教授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廣告,需要四千美元廣告費,大約是當時一棟房子的價款,一位在醫學院教書的台灣人教授,卻不惜向學校借貸募款不足的一千多美元,再從薪俸中分期攤還,到底是什麼樣的動力在鼓舞他的付出?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被列入黑名單的留學生,每個月到東京出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為何必須隨身攜帶自殺用的小刀和氫酸鉀粉?他當時的心境是什麼?這些屬於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不見得個個驚天動地,但都是悸動人心的旋律。他們無怨無悔,大家都是「歡喜做、甘願受」。 我們想撿拾這些詩篇故事,我們想留下他們令人動容的映象,我們打算製作他們的歷史影片。這是屬於台獨聯盟的故事,也是台灣人的歷史。 為了永久流傳這些無價的寶藏,我們衷心期盼前輩盟員,趕快翻出可能已經褪色的照片或歷史文件,把你們感人肺腑的故事,忠實的用筆寫下來,或是用錄音記錄下來,寄來給《共和國》雜誌,讓我們以專欄方式陸續發表,讓大家重溫片片詩篇的記憶。
悼念劉明修先生陳明裕◎在日臺灣同鄉會前會長 在日本政、學界人脈甚廣,才學及人柄均深受尊崇的劉明修(伊藤潔)教授於1月16 日逝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黃文雄委員長立即為文悼思,惋惜之情猶在耳際,誰知又接到次男尚高君2月3日不幸因車禍身亡,34歲英年早逝之惡耗傳來,真是太意外也太令人難過。教授是我們致力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先輩,早期的情形黃文雄先生較為熟悉,其追思文中多有陳述。個人近年來也因種種機緣有幸與他們有些接觸,謹在此略述一二追懷故人。 劉教授不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同志,早在1960年代就加入的大前輩,更是革命導師。在林建良醫師及我擔任「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他在杏林大學擔任教授之時,也是洗腎度日飽受病痛折磨的時期,但憑其對台灣的熱愛,常常不顧病痛積極參與活動。最令我們憂心,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9月6日,台灣舉辦手牽手心連心的正名大遊行,日本也於東京大阪同步進行,東京方面是日本時間下午2時28分先在大久保公園大家手牽手、高呼口號之後,至鬧區新宿遊行再至西口公園於台灣時間2時28分(日本3時28分)再度手牽手,齊呼台灣正名、反對中國侵略併吞等口號。伊藤教授堅持要參加,當時他的健康情況不佳,我們再三勸阻無效,最後決定以推輪椅行進。為慎重起見當天由次男尚高君推輪椅率先報到。隨即披掛上陣。這是我與尚高君初會面,隔年2月28日大遊行,教授的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他的堅持與不屈不撓意志下,毅然再度走上街頭。 隨著健康狀況更加的惡化,舉凡「在日台灣同鄉會」或「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活動,如果不能自已搭電車赴會,就由尚高君推輪椅過來,也因此我們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位文質彬彬、謙遜有禮的青年,可惜因自身負有職責,無法抽空與他進一步交談。父子相繼辭世,再也無法看到推著父親輪椅連袂參加活動的身影,世事無常,令人唏噓,也令人懷念。 常常聚會難免會拖到很晚,黃文雄先生總是不放心讓他一個人抱病摸黑回去,教授一向不願麻煩別人,我們經常不顧他的婉拒,找人開車送他回去,有一回由我與張伯寅醫師開車送他,沿途談天說地,也提到他出生於宜蘭太平山麓,自小就接觸台灣美麗的大自然以及善良純樸的民心,森林系畢業後,如願在故鄉太平山林場就職,更加深對鄉土關切及愛護之情,但也親耳日睹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種種惡形劣跡,美好山河被無情摧殘,純樸人心被污染扭曲,也許這就是促成他這位有為青年決心告別父母親友,離鄉背井,赴日苦學並加入台灣建國之列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子弟在日本苦學並非易事,1964年抵日後,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明治大學法學部碩士、最後拿到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其求學過程中,刻苦耐勞,每天深夜駕著大卡車為柏青哥店送「 景品」,沒有休假日的艱苦工作,持續到在二松學舍擔任教授為止。 去年年底健康更加惡化,黃昭堂、宋重陽、廖建龍等先輩們相繼去探病,皆擔憂可能拖不了多久,後來,黃文雄先生偕我去探病時,意外的,當天他精神特別好,非常健談,我們抵達病房時他正在向室友上課,內容當然是「台灣獨立建國」、「打倒中華民國體制」,一見到面立即帶我們去會客室開講,從過去的軼事談到臺灣現狀,最憂心也是最痛心的仍是國內的亂況。聊到天快黑還堅持要親自案內參觀這所杏林大學附設醫院,劉夫人說這一天真是難得愉快的一天,也沒想到才沒多久就接到辭世的訃報,哀哉。 劉夫人靜女士勤儉持家,長期照料公公接著又照顧夫君,任勞任怨,典型的具有台灣美德的賢淑女性,是教授的宜蘭同鄉,二位都有很重的「宜蘭腔」,非常好聽也令人印象很深。兒女各自成家後都住在附近,內外孫都很喜歡找阿嬤玩,享受手煮的台灣料理尤其是宜蘭菜。 劉教授留下許多著作和論文,對國內政界多所建言、他一直默默地對台日外交作出許多貢獻。長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耕耘在付出,辛苦了!您未完成的工作將由許許多多認同台灣國的人繼續奮鬥。
有受害者,怎麼會沒有加害者?《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朝日228紀念館」館長阮美姝女士應「台灣研究論壇社」之邀,於2月22日在東京文京區Civic Hall作228事件的專題演講並舉行《孤寂煎熬四十五年》(日文題名:《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及《漫話二二八》(日文題名:《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女士在新書發表演講中,將自己的一生及寫書的經緯過程作了簡短的介紹。她的父親是在228消失的台灣菁英阮朝日(1900-1947)。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阮朝日正因為氣喘病發作,在家養病。三月九日他的好友醫學博士施江南突然莫名其妙被捕失蹤;三月十二日,阮女士回家探望父親,由於當時時局十分混亂,每天都有人失蹤不見,所以也勸父親避避風頭,但父親回答「我又沒有犯罪為什麼要逃呀?」。然而話才剛說完,阮朝日就被五名便衣人員帶走,就此一去不回。 音訊全無的父親到底在哪裡呢?每天都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四處尋找打聽,一直到二十年後阮美姝在東京神田的舊書店翻到一本王育德先生所寫《台灣》,阮美姝才覺悟到父親可能真的已經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了。 阮女士的尋父之旅是從母親過世後才開始。原因是顧慮到父親的失蹤後視政治為禁忌母親的心情。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後的種種傷害,除了親友的疏離之外,阮女士本身自己到目前為止仍常受莫名的恐懼及害怕之苦。演講中數度因而嗚咽。 「為什麼無辜的人會突然不見?」,即使在戒嚴令解除之後,還是有很多受難者家屬無法從國家暴力的恐懼中站起來。這種痛苦與無奈不是局外人所能体會的。 阮美姝也介紹了《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畫作者張瑞廷自告奮勇作畫,途中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慘狀超越想像而無法作畫的過程。從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台灣青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還不夠的一面,這也是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將此事件當成禁忌,禁止談論更嚴禁探索真相,爾後更以制式說法掌控解釋權,怪不得至今社會上一般民眾對事伴的了解有限。 經過阮女士多年的資料蒐集,總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1992年才終於知道父親阮朝日被羅織以「陰謀叛亂首要」,「利用新聞社散播不實消息」之罪名,在沒有任何審判及辯護,更沒有告知家屬的情形下,在被便衣帶走的數日後便喪生在「國家暴力」之下。 阮美姝也指出有很人搞不清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文明及台灣菁英的徹底謀殺 ‧白色恐怖:1950年到戒嚴令解除期間,以不公正不公義的審判對 言論思想的抹殺。 阮美姝也指出推算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她的研究,許多受難者都很年輕尚未結婚,當然也就沒有像阮女士一樣的後代可以出來指証。而父母又已經往生。所以到底有多少二二八冤魂是未知之數。 最後,阮女士也說很多人被誤導,以為日本時代的台灣人過得很痛苦,其實並非如此,就有如電影「跳舞時代」的歷史鏡頭,印證當時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與進步。 主辦單位的永山英樹會長表示:二二八是當時台灣先進的文化水平和落後的中國造成的摩擦衝突,也是中國人企圖消滅台灣文明的手段,日本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的狠毒與野蠻。歷經台灣的日本時代,國民黨時代的阮美姝指出一個事實:中國人的話不能信。國民黨外來政權為了掩蔽自已的滔天罪行,製造出許多理由,其中一項就是把責任推給日本,阮女士說「千錯萬錯就錯在日本人教台灣人守法。」 阮女士最後說,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世紀的三大屠殺事件之一;歐美對過去的屠殺都已經作了清算,然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到目前為止卻還停留在「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況。這種不公義的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台灣目前的政治現狀十分令人難以了解。親日‧仇日,親中‧仇中的混在,都令想要了解台灣的日本人十分困惑。要了解目前台灣的政治現狀,就不能不知道二二八,二二八是台灣六十年來的縮影及象徵。阮美姝女士的新書將能夠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台灣目前社會的矛盾與衝突,及增進日本社會對台灣的了解。
台大史的補白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台灣智庫法政部副主任 各位老師、各位前輩,大家午安。我要報告的論文題目是「戰後台灣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以台灣大學為探討中心」。我為什麼寫這樣的文章,主要原因是今年(民國九十四年)是國立台灣大學改制的六十週年,校慶時間是在十一月十五號,就上個月。台大在四六事件時,有些校友逃亡到中國大陸,這次台大校友會總會長孫震到北京去邀請校友回來,但又因為他們身份敏感,有了一些刻意的安排,使他們在校慶日後的時間十一月二十八日才能回到台灣。在報紙一角有這樣的新聞。雖然四六事件已經是將近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現在台灣政府和台大當局在看待這段歷史與過去的校友,似乎還是不能坦然面對。另外,台大今年出版的《校史稿》(《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我看了一下內容,覺得裡面有些問題。例如,台大應該是日據時代台灣高等教育的結晶,它基本上由三塊組成,一個是台大校本部,即台北帝國大學;一塊是台大醫學院,最早是總督府醫學校,歷史比台北帝國大學還早;還有一塊是台大法學院,前身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它的歷史也比台北帝國大學早,台灣光復後才廢校,併入台大法學院。這是台大的校史,要完整交代的話,要把這三部份寫清楚。特別是對白色恐怖的研究來說,戰後台大校園內非常活躍的學生,很多來自台大法學院,其實本來就是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對台大法學院的歷史交代不清楚,是校史的一大疏失,必須要加以補充。 身為台大的校友,基於上述台大校史有關的因素,我想要寫這篇文章。另外一個原因來自家族的歷史記憶,這是因為家父曾群芳在台大法學院就讀時,也參與了當時的反抗運動,所以追溯這段歷史對我來說,是做後輩、做子女的,對於父親年輕時想些什麼做些什麼的好奇心的滿足。 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第一,這篇文章我應該有第一手資料,要花多一點時間跟長輩們多談一下過去的事情,不過沒有充分時間準備,文章就必須出來了。另一方面是,我從小跟父親就很少談論白色恐怖,因為父親總不願意多講。我有現成的當事人可以現身說法,卻老是從別人口中知道有關他的事,找到機會套他,才能慢慢拼湊出歷史的圖像,這是我寫作時也感覺比較遺憾的。但也許寫出來了以後,父親看了如果不高興說我寫錯了,這樣我才有機會多挖點資料出來。我寫出來有問題的話,請大家多多指教、提供意見,這樣才有可能校訂錯誤或發掘出新的史料。 日據時代,矢內原忠雄先生把台灣的高等教育與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做了比較。英國在印度設立了十幾個大學,日本在台灣只設立幾個高等學校,但是跟印度不同的是,台灣的高等學校是由殖民者獨佔,不管是台北高商或台北帝大,日本人都佔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名額,但是日本人在台灣的總人口只有四十幾萬人,而台灣的人口是六百五十萬,日本人僅約佔全台人口的十六分之一而已,所以可以看出日據時期的高等教育對台灣人是相當不平等的。在此一背景下,台北帝大與台北高商的學生對於此種不平等、受歧視的狀況感到相當不平,反壓迫的民族意識,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萌生出來。 再者,戰後台灣學生聯盟的組成、二二八時期台大、省立師範學院學生集結圖謀軍事反抗,或四六事件前的三月二十九日台大法學院操場營火晚會等學生的動員,可能也跟日本高等教育的經驗有關。日本在大戰末期實施軍國主義教育,調了所有的大學生去當學徒兵,所以在二二八時,有很多台灣年輕人都義憤填膺,主動參與武裝行動,都和具有基本的軍事訓練有關。 再一點,在日據時代,雖然日本殖民政府是反共的,但是它對大學自治仍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例如高木友枝在主持台北總督府醫學校時,就有校園自治的觀念,而以此來抗拒台灣總督府對校園的干涉。台北高商的《政治經濟學》課程教材之一,就是《資本論》,學生接觸左派書籍很平常,上課也常跟老師討論。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還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親密伙伴關係中,當時的台灣大學生所接觸的跟中國有關的政治符號,有可能是〈義勇軍進行曲〉、是〈國歌〉、而無論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新民主主義,都是帶有中國意象的政治符號,他們都一併接受。但是沒一兩年,國共內戰就開打了,相當多的台灣大學生對中國的政治敏感度不足,而且對於國民黨在台灣的治理感到失望,所以對中國共產黨就會寄予同情和充滿期望,也因此中共的地下黨在台灣的高校中,能夠吸引到有理想的青年的參與。 戰後初期的台大是個很活潑的學校。例如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時,醫學院有許強教授領導的罷診抗議行動,主要原因是台大在接收帝大醫學部時,因為人事、經費的安排,使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某部份的職員工作權益受損,沒有納入台大編制,當時就形成台大醫學院對校方的抗爭,其他學院的學生也來聲援,希望藉此爭取大學的民主化。從我們現在看來,這樣的觀念和行動也是令人感到驚訝的。另外,台灣省立基隆中學學生在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遭到軍警鎮壓,當時的省參議員顏欽賢還特別請台大的學生代表詹世平替基隆中學學生聲援。由此可見,當時台灣高校知識份子在社會當中的形象是很正面的,而且深受倚重。由台大法學院和台大分別發起的抗議澀谷事件遊行與抗議沈崇事件遊行,我認為即是出自於台灣大學生對於過去殖民經驗的反彈,抗議澀谷事件旨在反日,並且凸顯台灣的主體性;抗議沈崇事件則旨在反美,而希望與全中國站在一起,希望台灣的學運與中國大陸學運能夠同步、同聲一氣。 我的文章舉證了台灣光復到中央政府遷台期間的三個政治事件,一是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看其中台大學生反抗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勇敢表現;其次是四六事件,當年(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號在台大法學院操場的台北市中大學生營火晚會,決議成立全省性的學生聯盟,引起台灣省主席陳誠的恐慌,所以他才決定在四月六日派兵鎮壓師院和台大,先下手為強,以避免學生聯盟的形成;第三是一九五零年代中央政府對地下黨學生工作委員會的鎮壓。台大法學院支部在當時校園裡的活動力是相當活躍的,法學院支部在書記葉城松、張璧坤相繼逃亡被害後,台大的學生運動才沈寂下去。根據我看到的資料,由孟德聲、胡佛、俞寬賜等右翼學生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在四十三年曇花一現後,要一直到五十二年才再有聲音微弱的青年自覺運動,反而是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由香港和澳門留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才為日後七零和八零年代的台大學運開展了新的歷史契機,不過這已是另一個完全不同於五零年代初期左翼運動的脈絡了。 以上是我對戰後初期台大歷史的研究,其中可能帶有一些揣想的成分。在座各位前輩許多人都是時代的見證者,希望大家多提供資料給我們後輩,記錄保存台灣歷史的工作,讓我們來做。 (本文為作者在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人權與政治事件探討(歷史面)」場次宣讀論文時之發言記錄)
請問陳水扁總統,與中國統合的目的是甚麼?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根據媒體報導(《自由時報》2005/12/24),陳水扁總統日前在台北賓館宴請總統府顧問,呼應前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專題演講的看法,再度主張參考「歐盟統合模式」,這是陳總統在2001年元旦總統文告提出「統合論」以來,又一次嘗試以歐盟模式來架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比起先前的提法,陳總統此回的論述更為周延,也就是強調歐盟在統合過程中所呈現的四大原則、精神價值,也就是主權、對等、民主,以及和平;而陳總統更特別指出,歐盟的統合過程只是一種參考模式,並非唯一的模式,也不是台灣未來要走的最後模式。這樣的說明,堅持國家主權的獨立,讓國人稍感安慰。 不過,我們也必須提醒陳總統,自從「統合論」出爐以來,國內外輿論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關心。對於國際友人來說,如果台灣追求陳總統所謂的由文化統合、經濟統合、到政治統合,本著自決、自主的原則,他們自然不方便置喙,不過,究竟在東亞、亞洲、甚至於全球的戰略佈局,必定會對台灣有所保留。尤其是在軍購遲遲無法定案之際,台灣不只是要面對中國的經濟磁吸、外交封鎖、以及軍事威脅,很可能又要在國防軍事上被邊陲化,也就是被摒棄於美日安保體系之外,將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造成無法彌補的重大傷害。 對於國人來說,如果「統合論」只是與中國虛與尾蛇的權宜之計,也就是寄望對方能因此承認台灣的主權獨立,或許可以諒解陳總統的委曲求全。然而,在甚多國人的國家認同仍然依違於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文化統合、經濟統合、以及政治統合並非線性的發展,而是三叉之戟,最終還是會回到政治統合的目標,因此,如果只是貪圖一時的苟安,卻讓百姓以為陳總統的絃外之音是要與中國統一,恐非陳總統所期待的吧!
和解難共生 內閣應走自己的路李心怡.林修卉 《新台灣周刊》記者 獨派人士多認為,內閣不宜時常更換,更重要的是國家主體意識、本土化要加強;台聯則建議,應廣納各黨派人才,謙卑執政。 民進黨縣市長選舉挫敗後,內閣異動的傳聞不斷,不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頻頻釋放泛藍組閣的訊息,立法院長王金平也對外表示,總統陳水扁曾向他談到內閣改組的三個選項,包括行政院長謝長廷留任、在野黨組閣及民進黨其他人士組閣。不過,獨派人士多認為,內閣不宜時常更換,更重要的是國家主體意識、本土化要加強。而台聯則建議,應廣納各黨派人才,謙卑執政。 金美齡:選舉本有輸贏 不必垂頭喪氣 我是認為最好不要換閣揆,行政院長一直換並不好。換一個院長,很多施政又要重頭開始,這樣很不好。 選舉責任也不是謝長廷一個人的責任,選舉本來就有輸有贏,像日本,很多地方也是在野黨執政,但人家執政黨在中央也一樣做得好好的。民進黨不應該選輸就垂頭喪氣的,而是應該更認真,做給人家看。 如果要調整內閣,我認為有幾個人千萬不能換,例如農委會主委李金龍,我跟他接觸過好幾次,他真的很認真在推廣台灣農產品外銷,現在台灣農產品在日本很受歡迎,利潤也很高;教育部長杜正勝很努力推廣教育本土化以及本土意識,也絕對不能換;,目前高鐵正接近完工階段,交通部長最好也不要換,讓對政務熟悉的人繼續做比較好。 黃昭堂:內閣不宜常換 以免影響安定 我認為內閣不需要換,內閣首長經常換人會造成不安定感。政府施政本來就有成功的部分,也有失敗的部分,如果一遇到失敗就換人,那麼會造成內閣常常在換,政局也會很不安定。 其實,也沒有人會那麼天才,都不會失敗。施政也需要時間,才能顯現成果,我認為謝長廷的施政能力很強,從他在高雄市的政績就看得出來。雖然高捷有失誤的地方,但也不能否認他在高雄市的整體政績是不錯的。 我也不認為部會首長有需要更換的人,像最近外界點名應該要換的姚文智、杜正勝等人,我都覺得他們做得很好,尤其是教育部長,我曾當面向總統建議,千萬不能換掉杜正勝。有的人喜歡某些首長,有的人不喜歡某些首長,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因為某些人不喜歡哪個首長,就因此換人,人才不能亂丟、亂糟蹋。 我覺得,問題是應該加強國家主體性,而不是換不換內閣的問題,這是整體結構性的問題,不是換內閣就能解決的。 *本文原載《新台灣週刊》第509期,2005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