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陳明裕◎在日臺灣同鄉會前會長 在日本政、學界人脈甚廣，才學及人柄均深受尊崇的劉明修（伊藤潔）教授於1月16 日逝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黃文雄委員長立即為文悼思，惋惜之情猶在耳際，誰知又接到次男尚高君2月3日不幸因車禍身亡，34歲英年早逝之惡耗傳來，真是太意外也太令人難過。教授是我們致力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先輩，早期的情形黃文雄先生較為熟悉，其追思文中多有陳述。個人近年來也因種種機緣有幸與他們有些接觸，謹在此略述一二追懷故人。 劉教授不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同志，早在1960年代就加入的大前輩，更是革命導師。在林建良醫師及我擔任「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他在杏林大學擔任教授之時，也是洗腎度日飽受病痛折磨的時期，但憑其對台灣的熱愛，常常不顧病痛積極參與活動。最令我們憂心，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9月6日，台灣舉辦手牽手心連心的正名大遊行，日本也於東京大阪同步進行，東京方面是日本時間下午2時28分先在大久保公園大家手牽手、高呼口號之後，至鬧區新宿遊行再至西口公園於台灣時間2時28分（日本3時28分）再度手牽手，齊呼台灣正名、反對中國侵略併吞等口號。伊藤教授堅持要參加，當時他的健康情況不佳，我們再三勸阻無效，最後決定以推輪椅行進。為慎重起見當天由次男尚高君推輪椅率先報到。隨即披掛上陣。這是我與尚高君初會面，隔年2月28日大遊行，教授的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他的堅持與不屈不撓意志下，毅然再度走上街頭。 隨著健康狀況更加的惡化，舉凡「在日台灣同鄉會」或「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活動，如果不能自已搭電車赴會，就由尚高君推輪椅過來，也因此我們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位文質彬彬、謙遜有禮的青年，可惜因自身負有職責，無法抽空與他進一步交談。父子相繼辭世，再也無法看到推著父親輪椅連袂參加活動的身影，世事無常，令人唏噓，也令人懷念。 常常聚會難免會拖到很晚，黃文雄先生總是不放心讓他一個人抱病摸黑回去，教授一向不願麻煩別人，我們經常不顧他的婉拒，找人開車送他回去，有一回由我與張伯寅醫師開車送他，沿途談天說地，也提到他出生於宜蘭太平山麓，自小就接觸台灣美麗的大自然以及善良純樸的民心，森林系畢業後，如願在故鄉太平山林場就職，更加深對鄉土關切及愛護之情，但也親耳日睹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種種惡形劣跡，美好山河被無情摧殘，純樸人心被污染扭曲，也許這就是促成他這位有為青年決心告別父母親友，離鄉背井，赴日苦學並加入台灣建國之列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子弟在日本苦學並非易事，1964年抵日後，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明治大學法學部碩士、最後拿到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其求學過程中，刻苦耐勞，每天深夜駕著大卡車為柏青哥店送「 景品」，沒有休假日的艱苦工作，持續到在二松學舍擔任教授為止。 去年年底健康更加惡化，黃昭堂、宋重陽、廖建龍等先輩們相繼去探病，皆擔憂可能拖不了多久，後來，黃文雄先生偕我去探病時，意外的，當天他精神特別好，非常健談，我們抵達病房時他正在向室友上課，內容當然是「台灣獨立建國」、「打倒中華民國體制」，一見到面立即帶我們去會客室開講，從過去的軼事談到臺灣現狀，最憂心也是最痛心的仍是國內的亂況。聊到天快黑還堅持要親自案內參觀這所杏林大學附設醫院，劉夫人說這一天真是難得愉快的一天，也沒想到才沒多久就接到辭世的訃報，哀哉。 劉夫人靜女士勤儉持家，長期照料公公接著又照顧夫君，任勞任怨，典型的具有台灣美德的賢淑女性，是教授的宜蘭同鄉，二位都有很重的「宜蘭腔」，非常好聽也令人印象很深。兒女各自成家後都住在附近，內外孫都很喜歡找阿嬤玩，享受手煮的台灣料理尤其是宜蘭菜。 劉教授留下許多著作和論文，對國內政界多所建言、他一直默默地對台日外交作出許多貢獻。長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耕耘在付出，辛苦了！您未完成的工作將由許許多多認同台灣國的人繼續奮鬥。

《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朝日228紀念館」館長阮美姝女士應「台灣研究論壇社」之邀，於2月22日在東京文京區Civic Hall作228事件的專題演講並舉行《孤寂煎熬四十五年》（日文題名：《台灣二二八的真實──消失的父親》），及《漫話二二八》（日文題名：《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日文版新書發表會。 阮女士在新書發表演講中，將自己的一生及寫書的經緯過程作了簡短的介紹。她的父親是在228消失的台灣菁英阮朝日（1900-1947）。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阮朝日正因為氣喘病發作，在家養病。三月九日他的好友醫學博士施江南突然莫名其妙被捕失蹤；三月十二日，阮女士回家探望父親，由於當時時局十分混亂，每天都有人失蹤不見，所以也勸父親避避風頭，但父親回答「我又沒有犯罪為什麼要逃呀？」。然而話才剛說完，阮朝日就被五名便衣人員帶走，就此一去不回。 音訊全無的父親到底在哪裡呢？每天都抱著一絲絲的希望四處尋找打聽，一直到二十年後阮美姝在東京神田的舊書店翻到一本王育德先生所寫《台灣》，阮美姝才覺悟到父親可能真的已經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了。 阮女士的尋父之旅是從母親過世後才開始。原因是顧慮到父親的失蹤後視政治為禁忌母親的心情。受難者家屬在事件過後的種種傷害，除了親友的疏離之外，阮女士本身自己到目前為止仍常受莫名的恐懼及害怕之苦。演講中數度因而嗚咽。 「為什麼無辜的人會突然不見？」，即使在戒嚴令解除之後，還是有很多受難者家屬無法從國家暴力的恐懼中站起來。這種痛苦與無奈不是局外人所能体會的。 阮美姝也介紹了《漫畫　二二八事件》的畫作者張瑞廷自告奮勇作畫，途中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慘狀超越想像而無法作畫的過程。從中也可以看出目前台灣青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還不夠的一面，這也是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將此事件當成禁忌，禁止談論更嚴禁探索真相，爾後更以制式說法掌控解釋權，怪不得至今社會上一般民眾對事伴的了解有限。 經過阮女士多年的資料蒐集，總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1992年才終於知道父親阮朝日被羅織以「陰謀叛亂首要」，「利用新聞社散播不實消息」之罪名，在沒有任何審判及辯護，更沒有告知家屬的情形下，在被便衣帶走的數日後便喪生在「國家暴力」之下。 阮美姝也指出有很人搞不清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不同：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文明及台灣菁英的徹底謀殺 ‧白色恐怖：1950年到戒嚴令解除期間，以不公正不公義的審判對 言論思想的抹殺。 阮美姝也指出推算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她的研究，許多受難者都很年輕尚未結婚，當然也就沒有像阮女士一樣的後代可以出來指証。而父母又已經往生。所以到底有多少二二八冤魂是未知之數。 最後，阮女士也說很多人被誤導，以為日本時代的台灣人過得很痛苦，其實並非如此，就有如電影「跳舞時代」的歷史鏡頭，印證當時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與進步。 主辦單位的永山英樹會長表示：二二八是當時台灣先進的文化水平和落後的中國造成的摩擦衝突，也是中國人企圖消滅台灣文明的手段，日本人不太理解中國人的狠毒與野蠻。歷經台灣的日本時代，國民黨時代的阮美姝指出一個事實：中國人的話不能信。國民黨外來政權為了掩蔽自已的滔天罪行，製造出許多理由，其中一項就是把責任推給日本，阮女士說「千錯萬錯就錯在日本人教台灣人守法。」 阮女士最後說，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世紀的三大屠殺事件之一；歐美對過去的屠殺都已經作了清算，然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到目前為止卻還停留在「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情況。這種不公義的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台灣目前的政治現狀十分令人難以了解。親日‧仇日，親中‧仇中的混在，都令想要了解台灣的日本人十分困惑。要了解目前台灣的政治現狀，就不能不知道二二八，二二八是台灣六十年來的縮影及象徵。阮美姝女士的新書將能夠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台灣目前社會的矛盾與衝突，及增進日本社會對台灣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