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擇善固執的思想家與革命者黃昭堂兩週前黃昭堂主席談笑風生的提及需要安排開刀的來龍去脈之訊息,昨晚手機行事曆提醒我這件事,原本想趁今日北上開會後探望他,不料在一場會議中接獲電話,當下我完全無法相信,立即撥了電話到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辦公室確認後,先是一陣錯愕,再來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複雜失落感,猶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留學美國的那段期間,有幸成為台獨聯盟的成員,也因此認識許多所謂的黑名單份子。當我見過一個個曾經被描述成壞蛋與暴徒的台獨份子後,我才驚訝的發現我們被矇騙的不僅是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與認同,更是被有心者以最卑劣的手段抹煞一群真正台灣人人格,污名化他們卑微但堅決追求屬於自己國家的訴求。成為獨盟一份子的我與前輩們相處的時間,總是不厭其煩的聽他們一次又一次講述他們為台灣獨立建國所作所為之創意英勇生命故事,這些曾經是年少年華的台灣好男好女,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激勵我們這一輩更需要努力。但隨著漸漸步入中年,除了為自己無法有如前輩們那樣的付出而感到愧疚,也總是更珍惜每一次可以跟前輩們的時光,想多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來鞭策自己多為台灣付出。 黃昭堂主席雖然一路菁英式的學術訓練,但他不像一般人選擇從政或是進入學術界,反而在個人的人生經驗與社會與政治科學訓練背景下,他義無反顧的親身力行參與了台灣社會政治的改革運動。他認為進行台獨運動不能不懂台灣的真正問題癥結,於是他以台灣民主國為題研究來配合他的具體行動,這也讓他常說台獨運動其實就是他的天賦與興趣。黃主席不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動派思想家與革命者,他的組織哲學更是務實 。有一次盟員大會餐\敘,有人問主席吸收盟員的準則,他說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能有「相鬥雞」。主席的這個準則一直放在我心裡,甚至到現在還是我參與一些學術性社團中驗證的準則。 認識主席十幾年了,從留學生時期到現在步入中年的我,在台獨前輩的眼裡永遠還是「少年仔」。剛返台時我總以為至少在美國總部好歹是中央委員與秘書長,可以很正經以美國式方式找主席談些獨立運動的策略,但每每談話中他卻總是只關心一群致力於建國運動的女性為何不結婚,而結婚的了卻只擔心為何還不生小孩。如果以日式教育的父權思考來看待主席當然不為過,但他卻也大方的讚賞具有能力的女性,尤其是率先支持蔡英文擔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以及近期曾公開稱讚台獨聯盟日本總部的女性委員長來證明女性參與社會政治的必要性,這也或多或少算是沖淡了歐吉桑的日式父權作風。主席的日式講求輩份與分際作風雖然和我們這群留美講求平權的「少年仔」有點相佐,但是他的不造作之和藹作風, 再配上頭腦清楚但幽默的領導風格,我們這群後輩還是打從心裡佩服這位可敬與可愛的台獨歐吉桑。 雖然不捨黃主席走了,但他如生前說過最羨慕的無病無痛不拖泥帶水的離開,也是一種幸福。 臉書上好友寫著:「人們總說,大老惜殘年,昭堂先生卻是顛覆這個法,晚年的他依然聲若洪鐘、臉色紅潤、大口飲酒,豪邁暢談台灣獨立之必要。… 我所知道與認識的昭堂先生,一生都在顛覆著俗世的功利價值觀念,他從頂尖的學校畢業(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博士),甘為布衣、著書立志,宛如苦行僧、傳教士,投身於台獨理念的傳揚。他的價值取捨,他的身體實踐,無疑已為台灣標立了又一個的公共知識份子典範;你不一定要效仿其行,但你不得不敬重其志。」這短短幾句,道出了黃昭堂主席一生為台灣建國的貢獻。 我們這一輩除了感念上一輩的無怨無尤付出,更需要藉著前輩的智慧與經驗,以具體行動繼續建構屬於台灣主體性,努力實現台灣人真正擁有國家的願望。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黃昭堂 新國家願景十一月十七日、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博士與世長辭。突然接此訃報讓我全身顫抖,無以名狀的喪失感充滿了整個空間,讓我無所適從。 如沒有黃昭堂先生等前輩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民主與自由,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不只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行動都被嚴格管制。當時就是有如黃昭堂先生的鬥士們犧牲奮鬥才有今日的台灣。 一九六○年、我的父親王育德與五名年輕人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如沒有黃昭堂的存在,此組織與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就無法持續到現在。 黃昭堂先生敏銳的頭腦、寬大的胸襟、幽默又開朗的個性,如大家長的領導風格讓大家能團結一致,也像一盞明燈讓大家在困難中保持著希望。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是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六○年代的當時要打倒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國民黨政府的野蠻統治,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即或如此,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卻日漸成長深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對台灣的民主化更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執政下,台灣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蛻化為民主主義的社會。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成最終的目標。一個多月前,來日本視察的黃昭堂先生與我們再度確認了建國運動的目標。 黃主席堅持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是「基於多數台灣人的意志建國,建立一個名為『台灣』,並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新國家」。 這卻成了黃主席的遺言。為了不辜負黃主席一生為台灣的奉獻,我們只有秉承此遺志繼續奮鬥。 (作者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跨代之交—–黃昭堂與我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祭文許世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代行主席 黃昭堂主席,與你認識實在很久了,至少有56年。當時我與林二創辦台灣大學管弦樂團,能拉小提琴的找來找去,在校內才找到一男一女,其中男的就是黃昭堂主席。人不夠,還對當年的師範學院借許\常惠、李淑德兩位。可見黃昭堂主席的愛好音樂,是年輕以來的興趣。 1959年底我去日本留學,遇著早我一年去的黃昭堂主席,他當時和一群台南一中的畢業生與他們以前的老師王育德先生,正在籌劃發行批判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雜誌。我經過他的紹介認識王育德先生,加入「台灣青年社」,就是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 雜誌印出來以後需要貼上地址紙條發送,黃昭堂主席負責印地址紙條,他印了25份。當時『台灣青年』雜誌是兩個月發行一次的雙月刊,25份地址紙條可以寄50個月,就是4年多,當場還年輕氣銳的會員就有人批評:你認為國民黨政權會存在多久?你想要做獨立運動做多久?結果,其實我們30幾年後才能回到台灣來,而且現在台灣還未完全獨立建國。 開始發行雜誌時,除了王育德先生以外都用筆名,過了一段時間,有人提案將雜誌內容著重於台灣的民主化,筆者都用真名。經過一番激烈討論,遂決定著重於台灣獨立,仍用筆名。這是一次使成員對台灣獨立意識更清楚的討論。黃昭堂主席一直用黃有仁的筆名,這是他過逝大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大哥所採用的,可見他的情深。 1964年2月,我們都還是學生,在東京Hotel Okura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訴求台灣獨立,出乎意外地有100多個日本內外記者出席。我記得有記者質詢時說:你們講的都是對,我們也贊成,問題在於你們手無寸鐵,而你們兩方的敵人中共和國民黨都有軍隊、金錢等,你們要以什麼方法戰勝他們?我記得黃昭堂主席和我們的綜合回答是,「力量是正義」、「勝者為王」,這確實是嚴酷的現實,但是歷史上「正義就是力量」的成功\例子也多的是。果然到現在,台灣人民主化、掌握政權的經驗都有了,目前又迫近掌握政權的機會來臨。 1992年我們回到開始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致力於台灣獨立的普遍化。黃昭堂主席奮身奉獻,亦在此次總統選舉,於所有團體中率先正式表明支持民進黨蔡英文主席為候選人,一貫為此努力,這是他近期目標的遺志。 但是主席近來身體不適,遂於11月17日永眠。可惜不見目標實現而去世,但願留下來的我們,得為此努力,更為實現他一生心願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努力。 2011年12月3日
二二八巨靈與民族國家的建構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民族塑造是指如何把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加以鞏固整合,也就是使他們即使在文化、語言、宗教的來源不同而有社會分歧的情況下,仍能建立共同的認同,也就是民族意識的培養。台灣在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過程中,和所有國家面對相同的困境:如何把境內的多元族群納在一個民族之下,使大家願意戮力同心建構一個國家, 也就是如何同時進行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與國家的建構( state-making) 。 平心而論,台灣民族意識並未成熟,由於族群認同相互競爭與否定對方,尤其是一般所謂的省籍關係。 追根究底,本省與外省族群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前者有被母國遺棄的慘痛命運,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相對的,後者有八年抗戰的仇恨,以及被迫流亡台灣的經驗。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又為二個族群劃下了一道難以縫合的鴻溝。 過去四十多年來,台灣的族群關係在表面上一直顯得和諧,然而在實質裡,由於外省族群透過國家機器,將其對於本省族群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加以制度化,兩個族群無形中進行垂直的分工,由外省人掌控黨、政、軍、特、及文化媒體,本省人則聽任在其他部門發展,一國儼然有兩個社會,因此,族群互動並未如我們所想像般地水乳交融。由於國民黨流亡政府實行少數統治,不得不鞏固隨其來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進行居住上的隔離(眷區)與職業上的隔離(軍公教),同時又製造外省人的危機感,並以文化霸權來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 在這種廣義二二八巨靈的長期壓制之下,背負著亞細亞的孤兒情結的台灣人(本省人)不禁要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那裏作錯了﹖身為台灣人有什麼原罪﹖因此二二八不只意味著一九四七年的滅族或屠殺,它還代表著族群間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以及國家定位的矛盾,而身為中華民國體制內一等公民的外省族群,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屠殺,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族群歧視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縱容默許,因此,道德責任是免不了的。 名哲學家 Habermas 提出自我反省,以為戰後的德國人再如何辯解也擺脫不掉他們的集體道義責任。也就是說,即使這一代的德國人雖然未親身經驗或目擊浩劫,但是他們仍然有義務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負責。 如果說我們長期的目標是如何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共同認同(trans-ethnic Taiwanese identity )的話,那麼,除了要求所有住民土斷外,還要以地域來定義國家認同,要求大家都以台灣為祖國( fatherland ),也就是依據住民的身分來提供公民權。此外,我們更要具體的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不限於過去,更可以是朝未來去建構的,比如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建構的過程來建立更多的共識,尤其是以憲政制度的建構來規範族群關係。 對於外省族群來說,二二八的集體記憶一直是族群的共同污點,也是重建其集體認同的障礙。不論是否認、脫罪、或是集體失憶,都擺脫不了集體的良心問題。唯有把二二八攤開來討論,大家才能克服悲情與消弭激情。在這二二八五十週年之際,真正的二二八探討才開始。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和澎湖群島兩地的主權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屬於兩地的人民。但是,只要台灣人民一直都尚未建立起一個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且只要有蠻橫的國家一直懷有侵佔台灣領土的野心,那麼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主權屬於兩地的人民」,這個主張就只是一句還欠缺實体的抽象權利宣言。因為領土主權總是和實質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現狀的台灣和澎湖群島以及台灣人民都仍然只是缺乏國際社會普遍保障的土地和人民。
懷念黃昭堂「老仙」「老仙」從事台獨運動四十多年,不認同「中華民國」是必然的,但他並不排斥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積極支持蔡英文,對蔡英文說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也不排斥。他不能接受因「絕對台獨」與「相對台獨」的衝突而讓「統派」坐收漁翁之利,才出現「絕對台獨」代表人物包容「相對台獨」的畫面。
三十四年前的那台洗衣機我與昭堂主席不是很熟稔,但幾次的近身接觸,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幽默、非常純真、非常自然的長者,跟他在一起,只有「如沐春風」四個字可以形容,其間感受最深刻的,當然是他那堅定的台獨立場與不移的信念,這樣的精神徹徹底底地感召了我們這些後生晚輩。
台灣民族主義的意義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要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即人民主權),並依投票的程序來建立民主的國度。在這同時,各個族群可以把這塊土地當作是效忠的祖國,並以作為台灣民族(台灣人)的一份子為傲,即族群整合的境界。
國家定位的混亂建國黨主席 台灣各種問題中最嚴重混亂的政治、社會問題,莫過於國家定位的問題。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所謂「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指的是什麼?它所包括的領土範圍呢?為什麼台灣人問他是那一國的國民,十之七、八會回答「是中國人」?但是你到外國去,向外國人說「我是中國人」時,外國人絕不會想到你是從台灣來的,會以為你是從北京、或是上海、廣州等地來的。外國人旅行台灣回去,問他到那裡?他們一定回答到台灣而絕不會說到中國。台灣就是台灣,絕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這是世界的常識。 「裸體的國王」外交 前幾天我到某電視台討論「小國外交」,檢討為什麼和我國有邦交的都是小國?我的答案是:我們要人家站在事實上不存在、違反世界常識的「中華民國」這一個虛假上面做邦交,就只能做以金錢收買的外交,而要買大國太貴了我們做不到,所以我們僅是可能與用金錢買得到的國家即小國建立邦交。但這種邦交錢盡義就絕,最近幾內亞比索突然間與我國斷交,是因為拿不到九億五千萬元的援助所致,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小國外交的例子。 我說:外交使用一些金錢,我不一定反對,但是也必須站在道理上面。某主持人反問:外交需要道理麼?人從事政治,現實和理想的兩個對照性動機並存,所以外交除了給與利益或壓力以外,也必須站在道理,而這裡所說的道理並不是指什麼高深的理論,只是說站在事實而不要虛假。外交的基礎完全不建築在事實=道理上面,有一點像「裸體的國王」硬要人家說他穿著漂亮的衣服=「中華民國」,我們只有憑金錢拉攏邦交國,這樣和中國做無道理的金錢外交競爭,實在很辛苦。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使用無事實根據的「中華民國」、「中國」,而世界的常識是台灣就是台灣,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處於不利,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此。出席上述電視討論的屬於國民黨的某教授還問我:「若是用台灣、會有幾個國家承認我國?」我答覆:反正都是用金錢收買來的邦交國,若是繼續出錢,其實換什麼國名,邦交國數都不會減少,何況用有事實、有道理根據的國名台灣,更可望邦交國數會增加。 也是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 台灣國家定位問題混亂,不但在外交上引起如上阻礙,在國內社會也成為國人不能持有堅強國家認同的障礙。台灣幾十年來是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但是因為統治台灣的當局者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世界的常識,固執於「中華民國」,所以致使國際社會絕對多數國家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是因為若是改用台灣,國民黨政權會很快趨於四分五裂,為了黨益、私益不惜犧牲多數台灣人的公益。 國民黨政權固執於「中華民國」,也就堅持中華民國體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對年青人做體系性洗腦,灌輸「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你若是中國人,你怎麼敢反對中國合併台灣?反對合併會產生違背祖國的罪惡感,應該歡迎「回歸祖國」,這樣如何保衛台灣? 十幾年前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鄧和李光耀一見面頭一句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好講話。」李即刻做訂正:「我雖然是華裔,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國人。」這一席對話代表兩個想法的衝突,鄧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舊思想的發揮,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患有同病。李的想法是世界進入近代史以後,國際社會的普遍性思想的表現,我們台灣人有深刻向李學習的必要。 台灣是我們的祖國 在上述電視節目出席者各做最後結語時,我指出:今天出席者有很多不一樣的意見,使其意見不一樣最大的原因是,我是站在以兩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為標準在想問題,而有人即以十四億中國人的外交利益和安全做最優先考慮。台灣思考國家定位問題混亂的原因,正是與此不同標準的選擇有關係。 台灣就是我們的祖國,住在這個國家上面的是台灣國民,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有深刻這樣的認同,台灣才可以生存下去,遲早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提倡「臺灣國民主義」 為一切政策之最高指導原則立法委員 總統是國家元首,由台澎金馬人民直接選出之後,事實上一個新國 家已在台澎金馬領土上誕生。 新國家需要新的國民意識為基礎。在臺灣最需要培養的意識,便是 臺灣國民意識。現在臺灣在大中國情結氾濫下,如果要給國民培養臺灣 國民意識,則非全國一致推動「台灣國民主義」不可。 行政院長連戰在立法院被詢及是否知道宋楚瑜省長所說「新台灣人 主義」一詞的意思時提到,只知道李登輝總統曾談過「新台灣人意識」 ,也就是大家要有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不分彼此,為國家建設一個現代 化的未來。 筆者為何主張推動「臺灣國民主義」呢? 第一、對「新台灣人主義 」和「新台灣人意識」,雖同意其定義的一部份,但仍覺有些不妥,所 以必須以「臺灣國民主義」觀念取代。 第二、在總統直選後,既然已產 生新的國家形象,就必須趕快提出「臺灣國民主義」。 第三、在中共導 彈的威脅之下,臺灣國內在政治態度、政治意識上產生一些困擾,主因 即在於全體國民沒有清楚的「臺灣國民意識」,因而影響愛國心。 第四 、在公共政策尤其是國防、外交和教育文化方面,如無正確的「臺灣國 民主義」培養「臺灣國民意識」,任由教科書仍沿用舊的中國地理和歷 史,灌輸錯誤的國家認同觀念,則對新國家的形成、國防線的確定、外 交的施展,是很大的阻礙。 宋楚瑜省長在省政會議中說:「所謂新台灣人主義,是政治追求民 主自由、經濟追求開放發展,不分族群,和衷共濟一起為臺灣這塊土地 打拼的精神;因為目前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活的民眾,除了原住民外,是 四百年來帶著希望陸續來台,大家白手起家,在長期因地緣關係、人脈 互動以及胼手胝足發展出來的感情,這種「新台灣人主義」也將帶動臺 灣未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其實,宋楚瑜對「新台灣人主義」或李總統「新台灣人意識」的概 念,都在強調不分族群一起為台灣這塊土地奮鬥的精神。就此內涵言, 是可接受的。惟很遺憾地,其特別強調「新」字,無異區分「新台灣人 主義」和「舊台灣人主義」,有對台灣人本質貶損之嫌,亦即故意忽略 過去被殖民主、外來政權奴役和倒行逆施激發抵抗的台灣人精神。「新 台灣人主義」和「新台灣人意識」,是以人的立場來談,我們知道,在 「人」之上有一層不同的概念為「人民」,另一層為「國民」,在概念 上完全不同,我們社會特別缺少正確的「國民」概念。再者,我們不要 分新或舊,假如提倡「新台灣人」的名稱,則對「舊台灣人」要如何界 定?是否今是而昨非呢?尤其是宋楚瑜在高唱「新台灣人主義」調子的 同時,仍不忘自陳是絕對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這樣只圖以「新台灣 人」的模糊概念抹煞台灣人固有精神的心態,對於確立「台灣國民主義 」並無助益,甚至必然會導致無法善用「台灣國民主義」於政府公共政 策施為之中。 連戰談到中華民國直選總統之後譬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 實這句話只是體制內改革,並沒有國家形成的意義。「邦」是古代的邦 ,像現在的「國」一樣,也有一定的統治空間、一定的人民,最重要是 有無「命運共同體」的性質。現在台澎金馬經過半個世紀,已形成一個 新國家的形貌。但是現在因為國內受到長期「大中國」情結的影響太大 ,很多人分不清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當用「中 國」名稱來涵蓋時,大家就更變得糊里糊塗了。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不重視和不認定台、澎、金、馬,經由半世紀 已逐漸形成「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之實際狀況,甚至故意迴避 […]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本文取材自同名書 黃昭堂著 一、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始與系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獨立運動稱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 。大戰終戰時,日本的台灣軍已經改編為第十方面軍,其參謀少佐 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曾與台灣人有力人士共同討論台灣獨立事宜。 但是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認為不妥,不予贊同,遂無進展。有關人士 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後來被陳儀主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逮捕,被台灣省戰犯軍事法庭判刑。當事者現在尚有一部分生存, 但是可能事尚屬敏感,而仍然守口如瓶。因此要窺見其主張尚有困難。 一九四六年黃紀男組織的台灣青年聯盟主張由聯合國來託管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的「台灣人三十二條要求」,內容即 止於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高度自治。 事件進行中成立的台灣獨立聯盟 (責任者莊耀甸 = 莊要傳),雖然主張台灣獨立,但是在此之前,發布了戒嚴令,不能從事任何活動。 同年八月末,台灣青年聯盟、 台灣獨立聯盟與幾個地下組織秘密集會, 認為標榜聯合國託管,對 台灣人大眾不會有吸引力,決定以後以獨立為唯一的訴求。 這正是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 根據黃紀男的回憶,當時的台獨派尚有 楊肇嘉、林益謙等人,但是毫無提到這兩位實際參與活動的情形。 二二八時,廖文奎、文毅兄弟在上海,一九四七年九月廖文毅 由上海轉赴香港, 不久與前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所推派的蘇新等人 合作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從事台灣的高度自治運動。 廖氏兄弟均為留美博士,一九四七年十月底,台灣青年聯盟與 台灣獨立聯盟開會, 認為台灣的獨立是根據國際法,而需要展開國 際外交, 又,美國是開羅宣言「開羅聲明」的當事國而且是支援中 華民國接收台灣的, 若能請廖氏兩兄弟做發言人,對美表明台灣人 獨立的願望一定有很大的效果。 黃紀男飛滬說伏廖文奎告成,黃、 廖兩位於十一月在滬舉行記者招待會表明台灣獨立的意願, 旋赴南 京訪問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Rev.J. Leighton Stuart) 表達此意願。一九四八年一月底,黃紀男訪問在港的廖文毅。於是 廖文毅切斷與蘇新等人的關係,由高度自治轉向台灣獨立。但是廖 文毅在此階段的獨立思想尚搖擺不定,這可由廖文毅於四、五月間 成立的台灣民眾聯盟看出。其基本綱領說:「推翻蔣政權在台的反 動統治,建立代表台灣各階層人民利益的民主獨立政府,待整個中 國政治確已走上民主軌道之時,依人民投票以聯邦之一單位加入中 國民主聯邦」。綱領中有「台灣人民」的用詞而無「台灣民族」的 用詞,亦無「台灣獨立」的用詞。 不過,此後廖文毅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九月一日,廖 文毅向聯合國李(Trygve Lie)事務總長提出台灣人第一封的 獨立請願。 一九五○年廖文毅赴日,糾合東京、橫濱的台灣公民投票促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