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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黃昭堂主席是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當時是遠遠的望著他，讀他寫的書，觀察他做的事，帶著幾分敬畏，佩服他為台灣獨立運動無私的奉獻。1992年，他回到台灣之後，我開始可以近近地看他，跟他聊天，談起過去，話說今日，發覺他親切體貼，談吐之間流露出幽默風趣，待人處事則充滿智慧，不說人長短，處處展現自信與豪情。 他的一生就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寫照。1960年，與王育德等6人組織「台灣青年社」之後，終生貫澈台灣獨立的理念與實踐。有些台獨運動者因種種原因，中途退出或背離，但他一直留在台獨的陣營裡，在危難困頓的時刻，他鼓舞士氣，凝結力量，堅忍不拔；在意氣飛揚時，他不居功，將功勞歸之同志。恢宏氣度並沒有使他褪色，反而受到敬佩，永遠都站在第一線，領導或影響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走向。在豪傑輩出的台獨運動陣營中，他是非常特別的一位，桃井健司在《漂流者之夜》描寫他像一位交響樂團總指揮，陳菊常說他是「桶箍」，他總是包容萬物，化解異見，守住大本營，再揮軍出發。他曾再三說過：「喊團結的人，就是要別人團結在我之下，這種人最沒有團結心。」長期從事台獨運動歷練的他，對人性的理解似乎特別深入。 他不只是個行動者，更是理論研究者。他本著對台灣的熱情，從事台灣史與台灣國際法的研究。他因為研究「台灣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而選擇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為解決「台灣定位」問題，而研究《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強調以台灣人的觀點，發掘歷史真相，探討台灣人在歷史上的定位，以及在國際政治上，台灣人應以何種態度突破自己的瓶頸，挺立在世界舞台上。他雖然研究台灣問題極為深入，與他人討論台灣國際法的地位與前途時，卻常說：「研究台灣國際地位問題雖然重要，但歸根究底是要靠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前途。」這句話最能表現出他一生從事台獨運動，深知以行動改變事實的實踐哲學。 1992年，他離台34年後首次返台，踏在日夜思念的台灣土地、回到台南祖厝時，談笑風生的他泣不成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他說：「返鄉對我並沒有什麼興奮感，因為我們一輩子做台獨運動，但回台灣時，台灣實際上並未獨立，返台時仍拿中華民國護照，返台是整個獨盟組織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決定，因此也無投降感或挫折感，但也不光彩，更無喜悅之情，只想到台灣獨立的目標，還需再繼續努力。」他以這種複雜的心情，面對現實的挑戰，結合本土力量，繼續推展台獨運動，在本土陣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作為一個台獨運動者，凸顯台獨理念，完成建國志業，是一生的信仰與堅持，但他虛懷若谷、謙沖待人，常說「成功不必在我」。他與李登輝總統的交往最能表現出他過人智慧的所在。李總統有時說出有傷台獨的言論，引起本土陣營的議論指責，但他總是對李總統抱持著理解與信任。對當今的民進黨和蔡英文主席的觀點，他未必完全認同，卻以更大的心胸包容，因為他知道台灣建國之路需要更多人投入，眾志成城才能成功，而不是只靠台獨聯盟的力量而已。 面對現實問題時最能考驗一個人的信念與堅持。1962年被國民黨政府吊銷護照之後，他從不申請日本國籍。1992年黑名單解除，在國內人士督促下打算回台，但要申請中華民國護照才得以入境。國民黨政府駐東京代表處打電話說：「只要你說與台北《聯合報》的爆炸案無關就發給護照」，他卻回答：「我是台獨聯盟的幹部，不只這件，美國那十件都可算在我的頭上，我覺得很光榮。」最後國民黨政府也只好讓他返台。他就是這樣，雖然謙沖待人，但面對國民黨的威脅利誘絕不妥協，絕不遷就事實的需要而違背台獨運動者的信念。 黃昭堂主席一生對台獨運動充滿浪漫情懷、開朗樂觀、奮鬥不懈，他常將台獨運動的波折困頓、人世間的是非不滿放在心裡，自我沈澱之後，以豁達的笑容鼓舞人心，帶領眾人繼續往建國之路邁進。由於他的胸襟與智慧，台灣獨立建國已成為多數台灣人的共同追求。今天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但我相信他播下的種子已綠葉成蔭，只待開花結果的到來。 2011年11月25日

吳密察 黃昭堂教授走了。很令人不捨。但是我不是悲傷。我認識他大約30年，知道他不會喜歡我們這些認識他的人因為他的離去而悲傷。我與他是同鄉（故鄉都是台南縣濱海地帶「北門區（郡）」），是校友（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學術研究的領域大致相同（他的博士論文與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主題完全一樣。我們主要的研究領域，都是台灣的歷史與國際關係）。我一直當他是「鄉賢前輩」、「學術前輩」、「獨立建國運動的革命前輩」，而且也是我尊敬的「人格導師」（據說，我的一句話「你很像黃昭堂」被認為是對人的最高讚美辭）。我就在長期與歐吉桑的交往中，認識了他的親切、體貼、幽默和寬闊的胸襟。 1977年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想要有一個大學學習生活的具體紀念，雖然大學畢業之前已經不必寫畢業論文了，但我刻意地選修了「學士論文」，在李永熾教授的指導下寫「乙未割台與台灣民主國研究」的研究論文。當時偶而在中山北路、南京東路交叉口的那一家「永漢書店」書架上看到黃昭堂教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當時我可以是不假思索地立刻迅速伸手拿了書就去櫃臺結帳。一般來說，當時在台灣買日文書相當貴，因此像我這種大學生即使買日文書也都是買些「文庫」、「新書」等小書，但這次竟然如此迅速出手買這本學術書（寫這篇追念文章時，我查了一下至今仍然黏在書套上的價錢，售價是新台幣780元，是我每個月生活費的1/3），一方面是因為我正在寫相關主題的「學士論文」，一方面應該是當時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他的書進入台灣相當不容易，甚至有可能擁有這本書的本身就已經犯了國民黨的禁忌。所以現在雖然已經不知道我為何會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但至少1977年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 1981年左右，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識到台灣的政治、思想環境之閉塞，心理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脫出這個牢籠」（在此之前，主客觀因素都讓我沒有想到要出國留學）。1982年春天，我找到一個時機請一位琉球的朋友發給我一封邀請函，讓我辦理請假出國手續（當時我在台大歷史系擔任助教）。我到了琉球幾天之後，就從琉球那霸買了日本國內機票飛往東京，到了東京立刻與黃昭堂先生電話聯繫（黃昭堂的聯繫辦法應該是鄭欽仁老師教我的。鄭老師告訴我：到東京後在圖書館裡翻閱『台灣青年』，應該可以知道聯盟辦公室的聯絡辦法，然後向聯盟辦公室問黃昭堂聯絡電話）。結果，我用電話跟黃昭堂先生聯絡上了。他說昭和大學所在的「旗之台」比較沒有台灣人，在那裡碰頭應該對我比較安全。然後他就在電話上教我：先搭「山手線」到目睭黑黑的「目黑」，再換車到「旗之台」，他就在「旗之台」車站的出口等我。當時我是在池袋車站使用公共電話跟他聯絡的，一切都很不方便，聽了他的交待後一心一意在心裡暗記如何搭車、轉車的辦法，但是當時我的日文程度雖然平日可以看得懂寫的正經八百的學術文章，在口語上卻還不會換零錢、買車票，尤其不知道「山手線」是左迴、右迴的循環線，即使搭了反方向的車還是沒關係。所以我為了買票搭車便花了不少時間，後來搭車又連連出錯，而且越錯越慌，搞了半天才到了目黑可以改搭郊區線到「旗之台」。當我抵達「旗之台」車站時黃昭堂先生就站在出口（改札口），他問我：你是吳某某嗎？我說：是。接著。他說：「唉阿。你乎我驚死。我以為你被認出來，被抓走了」。原來他就在約定的「旗之台」車站出口，站著等我將近3個鐘頭。 1984年我終於到日本留學，由於我跟他的研究主題相近，而且也有同鄉之誼，而也當時有一位在IBM任職也算我親戚的紐約台灣人被派駐東京，日本的台灣同志經常在他家聚會，所以跟歐吉桑的來往相對地比較多。當時，對於我來說，不能回家而必須長年滯留異鄉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當時壓根沒有想到可以、能夠長住外國）。因此，我經常跟他談起「回台灣」這件事。我也認為這位「鄉賢前輩」既然因為國民黨的阻礙離鄉背井這麼多年無法回台灣，而我自己既然可以自由來回台灣與日本之間，我便必須幫他作一些事。例如，到七股龍山村拍一些他老家的照片帶到東京給他看、將他的事蹟介紹回台灣。 當時，我們都以為他這一輩子將不可能回台灣了（其實，我自己當年也沒有想到有生之年國民黨政權會倒台，所以2000年的政黨輪替真有如「作夢」）。所以，我們談到「如果人不能回台灣，藏書也要用什麼樣的辦法回台灣」。我答應他我回國後會想辦法盡量讓他的藏書放進台大圖書館。一般來說，日本的人文社會學者都會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買很多書，在自己的家裡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私人圖書館」。歐吉桑的研究領域是台灣的歷史和國際關係，在當時的台灣島內更少有這樣的收藏，因此這批藏書回到台灣的本身就具有相當意義。他來說如果他的書可以回到台灣，那麼至少他的精神與志業是一部份回到台灣了。他甚至於說，如果這件事可以成功的話，他還可以想辦法跟郭榮桔先生、許世楷先生商量是否也將書一起送回台灣。 結果，世事的發展比我們當初的預期更樂觀。1992年，歐吉桑回到台灣了。他的人不但回到台灣定居，他的書也運了回來，原來放在倉庫當中，但是我們還是記得當年在東京的構想，於是由我與台大圖書館交涉，這批書終於無償捐贈給台灣大學圖書館，目前台大圖書館五樓特藏組特別闢了一個開放書庫的空間成立「黃昭堂文庫」（後來，許世楷教授的書也捐贈進來），達到歐吉桑的心願：使這批書可以讓台灣的人大家使用。歐吉桑不止將他已經有的書讓台大圖書館搬走，還跟台大圖書館說：我以後還是會繼續買書，繼續買回來的書我使用了之後也會全數捐贈給你們。因此，現在當他聯盟辦公室的書又有一些擁擠的時候，他就會打個電話給台大圖書館的館員來搬書。 歐吉桑跟台大圖書館的館員說：「我會將我的書全數送給你們圖書館。但是有一些我經常會用到的書，暫時還是留在我身邊。到了我死前三個月，我會打電話請你們來把最後這一批書搬回去」。充分表現了歐吉桑的豁達，和他獨特的黃氏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