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論報》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共和國雜誌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生命的樂園巴布亞人的悲歌陳鴻達◎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在南太平洋上有個新幾內亞島,她是世界第二大島,也是生命物種的樂園。她有茂密的熱帶森林,也也高達五千多公尺的高山,山頂終年積雪,因此它是全球生物物種種類最密集的地方,物種的數量也僅次於亞馬遜河流域。此外在種族語言上也同樣豐富,根據語言學家的統計,這個島上有超過一千種以上的語言。因此這個島可說是生命的基因庫,甚至是生命的樂園。 幾萬年來,巴布亞人與世無爭的活在這個島上,雖然西方的殖民者認為他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但那又何妨。十六世紀後,新幾內亞被英國、德國、荷蘭瓜分。西半部為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又稱為西新幾內亞或西伊利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尼從荷蘭殖民者的手中獨立,竟將所有荷蘭殖民地都宣稱為印尼的領土,其中包括新幾內亞的西半部--西巴布亞。荷蘭不承認印尼的這項主張,並準備讓西巴布亞獨立。後來還請國際法院來仲裁,結果宣佈印尼的主權不及於西巴布亞。至於新幾內亞東半部則先由澳大利亞託管,並且在1975年獨立,建立巴布亞新幾內亞國。 1961年西巴布亞選出一個議會,並制定國旗、國歌。印尼大為光火並派軍入侵,眼看印尼與荷蘭及澳大利亞的衝突即將展開。然而之後蘇聯售予印尼十億美金的軍火,美國為了拉攏印尼,怕印尼倒向蘇聯後整個南亞會淪為共產集團的勢力範圍,於是向荷蘭及澳大利亞施壓,要求將西巴布亞讓與印尼並不再介入西巴布亞的事情。 1962年十月,荷蘭將西巴布亞交給聯合國託管,並計劃一個「自由選擇行動」來讓西巴布亞人民決定獨立還是留在印尼內。這個公民投票在1969年舉行,但因不是讓所有的巴布亞人來決定,所以巴布亞人都不承認。照理說聯合國應該負責主導這個公民投票才對,然而卻是由印尼政府一手主導。印尼政府從七十萬的人口中選出一千個投票者,並且不是秘密投票。投票方式如下:印尼軍警在地下畫一條線,然後告訴這些投票者:贊成歸化印尼者往前走一步,往後退一步者就是賣國賊。投票開始時,聯合國的觀察團還在爪哇,當觀察團趕到投票處時,只剩下兩百人未投票。這種印尼式的公民投票,其結果當然是「自由選擇行動」的一大諷刺。 印尼在成功併吞西巴布亞後,開始屠殺反對人士,估計已有超過三萬人遇害。之後印尼大舉移入數十萬戶的移民,使得巴布亞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少數民族。此外印尼人還大規模的掠奪天然資源,一片片的森林不停的倒下。為了開採礦物,不惜讓數千人流離失所,並且將每日生產的十萬噸廢料倒入河中。這種種竭池求魚式的開發,不但對生態造成浩劫,也讓巴布亞人流離顛沛。 現在印尼同意給亞其省公民投票,這將使得西巴布亞的建國行動又活絡起來。在此祝福這些石器時代的人。
方興未艾的亞齊分離主義運動張葆源◎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東帝汶離去後,印尼這個擁有1,7000個島嶼的國家依然動盪不安,包括伊利安查亞、摩鹿加、亞齊等省份不斷發生暴動,相繼要求獨立,這種嚴峻的政治情勢不僅深刻地考驗著甫上任的瓦希德(Abdurahman Wahid)總統,更預示了印尼正踟躇在變革之途或趨於崩解的關卡。 在這一波獨立浪潮中,亞齊(Aceh,或稱Acheh,Atjeh,Achin)是印尼群島中最早接觸回教文明的據點,屬於比較特殊的區域。其地理位置在蘇門答臘島的西北端,北方面臨麻六甲海峽,西方為印度洋,距離雅加達一千七百五十公里。在行政區域上與南方的北蘇門答臘省接壤,面積五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四百萬,首府為班達亞齊(Banda-Aceh)。 ■獨特的歷史地位 雖然地處印尼群島的最西端,但亞齊絕非文化的邊陲地帶。在擁有八成五回教人口的印尼,亞齊不論在歷史上或文化上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窗口角色,它不僅是回教信仰輸入印尼群島的媒介,甚至現今印尼文字的母體也是亞齊人借用阿拉伯文字所創造的。 亞齊通常被稱為「亞齊特別領土」(The Special Territory of Aceh),印尼政府承認它在宗教、教育和文化上擁有自治地位。宗教上,亞齊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亞齊人接受回教信仰始於七世紀與八世紀之間,第一個回教王國波臘(Perlak)建立於西元804年,國祚大約延續了一百年。直到今天,亞齊人仍然信奉回教,其回教信徒高達98.11%,其他宗教信仰的比例甚低(基督教1.32%、天主教0.16%、印度教0.02%、佛教0.37%),在印尼並被視為「麥加的前廊」(Mecca’s front verandah)。 繼波臘王國之後,還有薩姆代拉.巴賽(Samudera Pasai,1042)、塔米亞(Tamiah,1184)、亞齊(Aceh,1205)、達魯沙蘭(Darussalam,1511)等王國。1511年,葡萄牙人奪取麻六甲,當時許多亞洲和阿拉伯商人迴避航經麻六甲海峽,轉而進入亞齊港口,亞齊開始掌握蘇門答臘島北部的貿易和政治的支配權,其勢力在1610年和1640年間達到巔峰。 亞齊勢力中衰始於伊斯坎達.塔尼蘇丹(Sultan Iskandar Thani,1641)去世,肇因則為荷蘭與英國互奪支配權,兩國最後簽署倫敦條約(The London Treaty,1824),由荷蘭取得蘇門答臘的領有權。不過,荷蘭為了征服英勇抵抗的亞齊人卻付出慘痛代價,「亞齊戰爭」(The Aceh War)斷斷續續從1873年延續到1942年,讓荷蘭軍隊犧牲一萬條的寶貴生命,費了千辛萬苦才將控制權延伸到亞齊,卻馬上淪入日軍之手。 直到二十世紀末葉,亞齊地區擁有獨立回教國君主地位已有五百年的歷史,它不僅在宗教、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更是印尼獨立戰爭繼絕存亡的根據地,在1945年到1949年對抗荷蘭的獨立運動期間,印尼各地都遭受荷蘭的再度侵略,唯獨亞齊未被併吞,成為印尼承續獨立運動的基地。亞齊在印尼歷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觸發分離主義的因素 亞齊可說是印尼最忠誠的回教地區,同時也是印尼在一九四五年從日本佔領者手中取回的第一塊領土,在印尼歷史上有其象徵意義。大體而言,以亞齊的回教屬性,應不致於和雅加達政府爆發嚴重衝突,不過當地叛軍多年來為了爭取獨立而奮戰不懈,統計資料顯示,大約有五千人在戰亂和屠殺中喪命,究竟何以致之? 1950年,亞齊人猛然發現他們在印尼領導人的心目中儼然是被忽略的棄民,其憤怒隨著亞齊省級地位的摘除而與日俱增。1953年9月,亞齊首度發生暴動,1950年代末期,雅加達當局致力與亞齊修好,1959年,亞齊獲得特別領土的地位,印尼政府承認它在宗教和教育事務上的自治權。 曾幾何時,亞齊人再度驚覺以爪哇人為主體的雅加達當局持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削他們豐富的資源。亞齊是印尼物產最富饒的省份之一,它蘊藏豐富的石油和廣大的原始森林,這兩項資源提供印尼主要的出口;此外,肥料、水泥、鋸木、棕櫚油、咖啡、藤、橡膠、紙等產品也提供了三十億美金的出口值,但雅加達政府對亞齊的回饋卻少得可憐。尤有甚者,在蘇哈托的遷徙政策下,大批的印尼人不斷從人口密度過高的爪哇島徙往亞齊定居,該政策更種下亞齊人深沉的怨懟。 財政上,亞齊對於中央政府捐輸良多,當地物產是國庫的重要支柱,印尼獨立之初向外採購的飛機也是亞齊人集資捐贈,種種事證顯示,亞齊人本來對於印尼政府確實忠心不貳,然而這份向心力早在印尼政府資源分配不均的政策下銷蝕怠盡。亞齊在蘇哈托政權高喊經濟效率優先的口號下一再受到忽視,印尼政府在封閉亞齊自由港之餘,連鐵路建設都予以廢棄,終於引發亞齊人的熊熊怒火,成為獨立運動的導火線。 1977年,由商人哈山迪狄托(Hasan di Tiro)領導的分離主義團體──「自由亞齊」(Aceh Merdeka ,The Free Aceh)宣布亞齊獨立。不過,該運動卻引來印尼政府的強硬鎮壓,幾位獨立運動領導人慘遭殺害,多人被迫流亡瑞典。二十多年來,雅加達當局對於獨立運動一直採取強力壓制的態度,軍人侵害人權的事件層出不窮,該現象又對亞齊人的感情造成二度傷害。 ■瓦希德的難題 亞齊和印尼大部份地區具有宗教和文化的同質性,但獨立運動人士強調印尼雖然擁有85%的回教人口,但還不是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國度,從而亞齊人要求建立一個徹底實施回教律法的新國家。除此之外,他們更提出「亞齊民族」的說法,強調亞齊人是由莫巴拉、美拉尼西亞、馬來人所組成,本來就與爪哇人是不同種族,試圖在同質性甚高的宗教、文化質素中尋索彼此間的差異性,以作為亞齊獨立運動的基礎。 不可諱言,亞齊獨立運動的蓬勃確實是受到東帝汶獨立的鼓舞,且瓦希德上任之初,原本也有意接受亞齊人民的自由選擇,但在國內龐大的壓力下,其態度漸趨軟化,迄出訪獲得各國支持其維護領土完整的表態後,更轉趨反對亞齊獨立的強硬姿態。囿於這種內外情勢,亞齊人要尋求東帝汶模式的獨立,可能倍加困難。 像印尼這種複數民族、語言、文化的島國,各地的分離獨立問題就如同一個個的死結,可能愈纏愈緊,進而綁死中央政府。雅加達當局在東帝汶分離之後雖已體會其嚴重性,但處理方式卻還是擺脫不了「鎮壓」這種累積民怨的手段。 在當前幾個要求獨立的省份中,亞齊的問題較為急迫,瓦希德若能妥善處理,當能順利化解印尼陷入分崩離析的窘迫局面,從而亞齊便成為雅加達政治菁英首須解開的第一個死結。 獨立聲浪持續高漲,印尼政府總得想辦法平息亞齊人的怒火,加上在兼顧中央政府的顏面和維護各省安定的雙重考量下,似乎捨公民投票已別無他途。問題是,在亞齊獨立運動團體的堅持下,雅加達當局又將如何把「獨立」項目從公民投票的選項中去除掉,這顯然又是一大難題。 況且,印尼各地要求分離獨立的聲音此起彼落,除亞齊之外,還有伊利安、里奧、南蘇拉威西、東加里曼丹、西斯馬托拉等地區,從中央政府的角度觀之,若僅賦予亞齊更高的自治地位,勢將引發其他省份的不滿,根本無助於印尼的政治穩定。 ■接受高度自治或誓死追求獨立 假設亞齊人願意接受刪除獨立選項的公投,則亞齊可能在既有的宗教、教育事務之外,取得治安、財政和部份司法權等大幅自治權限,其結果或許可能促使印尼逐步走向聯邦制。從而,實施聯邦制遂成為部份人士眼中的解套工具。 然而,印尼政治菁英之間的歧見甚深,單一共和制維持派與聯邦制促進派仍然勢如水火,對於聯邦促進派來說,若能藉由亞齊公投導入聯邦制,將可順勢改革印尼政體,但最大反對黨–民主鬥爭黨則持強烈反對意見。 對於聯邦制,印尼當局還必須考慮軍方所能容忍的範圍。如果印尼政體改變成聯邦制,中央政府還是無法創造安定局面,各地獨立運動依然風起雲湧,則軍方就有了出兵鎮壓的藉口,並可能祭出維護國家統一的大纛,追究中央政府的責任,屆時整個印尼群島陷入動盪的局面恐將演變成全亞洲,甚至是全世界必須共同承擔的後果。所以,瓦希德政府究應如何處理亞齊問題,確實相當棘手。 相對的,亞齊人若接受高度自治,主張獨立的武裝勢力在聯邦制之下,也必須承認中央派駐各地維護治安的組織,獨立派勢將放下武器。不過,自由亞齊運動的游擊隊司令夏飛已表明:不再相信爪哇侵略者的謊言,亞齊人在於追求一個純粹伊斯蘭國度的「亞齊國」,亞齊人的選擇只有兩種,獨立或戰死。 看來,亞齊獨立運動還有一場硬仗要打。 【亞齊獨立運動大事記】 1976年12月 4日 哈山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成立「自由亞齊運動」,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回教國家。 1990年 7月10日 NLFAS(The […]
不懂歷史的政客與愚民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 陳水扁問宋楚瑜:「請您講清楚,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宋楚瑜不願意講清楚,卻顧左右而言他,回答說:「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建國以來,對外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你們說對不對?對內來說,是個主權在民的國家,你們說對不對?」那些在宋楚瑜台下對歷史相當無知的天真民眾就跟著起鬨,立刻回應:「對!對!」 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就在油腔滑嘴的政客與愚蠢無知的群眾的一搭一唱之間,被模糊掉了。容我以一名大學歷史教授的身分,回答宋楚瑜的是非題:「不對!不對!」 先就對外主權而言,自一九一二年以後,中華民國仍受制於許多不平等條約,連關稅都不能自主,其境內仍有許多外國租借,主權並非完全獨立。況且統治者仍一再為了自己的統治方便,而繼續讓度國家的部份利權給他國,別的不必多說,我們只要看看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承認日本的廿一條要求,一九三三年蔣介石與日本訂定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佔領東北和熱河,並將其察北冀東大片國土拱手讓給日本),就可以回問宋楚瑜「這是哪一門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至於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就是「主權在民」的國家,就更愚昧無知了。宋楚瑜及其臣民難道不知道?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就進入袁世凱專政時期;袁世凱之後,接著就是軍閥割據的時代。孫文結合南洋軍人建立南方政權,對抗北洋政府,南方陣營紛紛攘攘,北洋軍閥也混亂不已。請問這期間以什麼民主的程序出現過什麼「主權在民」的政府?孫文還坦白承認那是所謂的「軍政時期」,既是軍政時期,尚不能「還政於民」,何來「主權在民」?到了一九二八年蔣介石號稱「完成北伐」、中國國民黨於同年十月三日通過「訓政大綱」,國民政府於八日公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進入所謂「訓政時期」,實際上是國民黨不折不扣的「一黨專政」,何來「主權在民」? 更重要的是,一九一二年起建立的中華民國,剛好不包括台灣。因為那時候的台灣,早已經被滿清政府出賣給日本。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中華民國,不管宋楚瑜如何地扭曲它是一個「主權獨立」、「主權在民」的國家,它的主權都不及台灣。一九三六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裡面有關中華民國領土的規定,以臚列的方式明確其「固有疆土」,當時連控制不到的蒙古及滿洲都列在其中,但台灣並不在其列。既然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就不包括台灣,那麼,陳水扁的問題「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宋楚瑜卻回答「自一九一二年起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雖然接管台灣,但是四年後(一九四九年底),隨著國民黨政權的敗逃台灣,自一九一二年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便告結束了。無怪乎,隔年(1950.3.13)蔣介石在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坦白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流亡來台灣的蔣政權,雖然在台灣仍掛著「中華民國」名號,但其內容卻前後迥然不同。一九一二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範圍是所謂的「秋海棠」,並沒有包括台灣;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掛名叫做「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而沒有「秋海棠」。國號雖然相同,但其範圍剛好顛倒過來。一九一二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結束後,其原先的掌政者(蔣介石統治集團)拿著原先的「中華民國」名號,流亡到原來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繼續維持其政權。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秋海棠」(不包括台灣)的所謂「國旗」(沒有經過民主法定程序,純然由一黨制定,且黨國不分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卻只能拿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來插旗。所謂「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及憲法,也是如此。台灣的國家型態,自一九四九年底以後,竟出現這種世界罕見的型態。他的國旗、國歌、憲法都是由外面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帶進來的。這種荒謬的國家型態,宋楚瑜及其臣民卻甘之如飴,有志氣的現代國民則是不甘如此的。這場總統選舉,正在考驗台灣人民的志氣。
明確區分「台獨」和「國獨」 台灣人民應該支持柯林頓的「三不」連根藤◎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美國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以後,即把中華民國矮化成「台灣統治當局」或只稱「台灣」。因此「台灣」一詞非常曖昧,一面指台澎領土和台灣人民,一面指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下的台灣統治當局。且因國府過去無論在國際上或國內都禁止使用台灣和台語,以致真正的台灣被埋沒了,台灣之名絕大部分被台灣統治當局所占用。 明瞭上述道理以後再來檢驗柯林頓的「不支持二個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所謂「三不」,旨在消耗中華民國殘餘體制的「台灣統治當局」,是對台澎和台灣人民非常有利的。可惜很多台獨人誤以為柯氏在否定台灣人民的獨立建國權利。我們只要看美國總統簽署的『台灣關係法』第二條(b)項規定「合眾國之政策在於維持和促進合眾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以及中國大陸人民和其他西太平洋地區所有人民之間的廣泛、密切和友好的經貿文化以及其他關係」即可知,美國統統將台灣人民的地位提升到與中國人民和其他人民平等的地位,所以我說,柯氏的「三不」是「對台灣統治當局說不;對台灣人民說是」的正確表示。 戴高樂曾說:「國府既不是中國,也不是台灣」。不是台灣的國府台灣統當局的「台灣獨立」(即國獨)不但柯氏說「不」,台灣人民也應說「不」。「台獨」(台灣人民的獨立建國)是要從日本獨立的英美法國家所支持的戰後處理問題,切不可被陰謀製造「二個中國」的「國獨」所混淆。
「季辛吉提案」既不正當又不合理 請正視現實,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吧!宗像隆幸◎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戴嘉玲◎譯 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於1999年10月25日《讀賣新聞》發表了一篇關於美國的中國、台灣政策的論文,題為〈迴避戰爭之道〉。其內容簡單說,就是以為令台灣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便可迴避美、中戰爭的危機,使中國能對台灣統一延期。 這篇論文的主旨酷似前美國國務次官約瑟夫‧奈於1998年3月8日發表於《華盛頓郵報》的〈環繞台灣的政治交易〉一文,即所謂的「奈氏提案」。奈氏的提案是,令台灣誓約不做正式的獨立宣言,另一方面要求中國把施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 奈氏提案也好,此次的季辛吉提案也好,實際上都不是對中國的要求。兩人所稱的對中國要求,其實就是現在中國對台政策。他們的共通處是為了迴避美、中交戰而犧牲台灣的想法。這不僅是完全無視台灣人民的人權,且拖延台灣問題的解決,反而提升了台灣海峽戰爭的可能性。 ■季辛吉提案正是導向戰爭之路 此篇季辛吉論文中,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台灣人民。也毫無顧慮台灣人民希望什麼及其未來。 最近,大西洋公約的機構(NATO)介入科索夫紛爭,聯合國介入東帝汶紛爭,阻止了對住民大規模的人權侵害。科索夫因而似乎可從南斯拉夫脫離而獨立起來;東帝汶的獨立也得到印尼的承認了。 然而台灣現在並未被外國所統治,因此也沒必要從什麼國家脫離而獨立。台灣以獨立國家存在的事實,誰也無法否定。而且台灣是科索夫、東帝汶無法相比的大國。就算與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相比,即使台灣不是大國,可也不是小國。 台灣人口大約二千二百萬人,居世界的第四十三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8年台灣的國民總生產額是六百零九億美元,居世界第十九位;而平均國民所德是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二美元,居世界第二十三位。與中國相比之下,雖然台灣人口是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的六十分之一,而國民總生產額是中國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台灣一個國民的所得卻是中國的十六倍。 台灣人在蔣介石與其兒子蔣經國兩代的恐怖政治下,奮鬥了四十多年,總算於1991、92年首次由國民直接以民主的選舉方式選出國大代表以及立法委員;而於1996年首次由國民以民主的選舉方式選出國家元首,完成了台灣基本的民主化。 如果按照季辛吉博士的主張,台灣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主張的話,中國併吞台灣即可正當化,而總有一天中國也許會以武力侵犯台灣。這樣的情形一旦發生的話,台灣人會放棄苦鬥了半個世紀而得到的自由與繁榮,輕率地隸屬於中國嗎?根據民意調查,如果中國攻過來的話,有78.35%的台灣人主張:「作戰!」;僅12.14%的人主張:「不作戰!」 假設台灣被中國併吞的話,恐怕東南亞諸國以及韓國亦很難避免為中國所併吞吧?!而日、美安保條約及美、韓安保條約的信用就會喪失,屆時日本就會變成東亞的孤兒,則美國會失去在東亞的影響力。從日、美同盟以及美、韓同盟的立場來看,台灣海峽一戰將有可能發展成東亞自由主義諸國與中國之間的大戰。 ■現在的中國無法攻擊台灣 果真如季辛吉博士所言,台灣海峽一戰的危機逼近了嗎?他敘述如下: 「今年的美、中關係自1971年外交復活以來,情勢變得很緊張。……在如此的政治氣氛裡,台灣突然針對中、台關係既定的政治理解事項上做了單方面的挑戰。中國方面對此行為解釋成是美國要分裂中國之陰謀,並警告可能以武力來解決。於此,使我連想到1950年朝鮮戰爭之際,中國軍介入的事前通知之嚴重性。」 「如今台灣總統似乎是在要求美國公然承認台灣的獨立地位。如果台灣達成願望的話,勢必發展成某種軍事衝突的狀態。」 季辛吉博士所言之「單方面的挑戰」,應該指的是李登輝於1999年7月9日在德國的對外公共電台「德國之聲」所發表的談話: 「1991年台灣的憲法修改以來,兩岸關係即已定位在國家與國家之同等地位上,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絕不是所謂的合法政府與叛亂集團,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中國針對李登輝的這段發言指責說:「否定一個中國,台灣企圖獨立。」之後又透過中國與香港的媒體傳出似乎即將對台灣行使武力攻擊之情報。緊接著於7月15日,中國政府發表:「已開發出中性子核彈的設計技術以及核子武器小型化的技術。」同時,中國的官營軍事雜誌上說明:「毀滅地面上的敵機與海軍基地的艦艇之最好戰術就是使用核子武器。」「要攻擊台灣,既不造成建築物的損害又能大量地殺害士兵,則使用中性子核彈是最有效的。」明顯地暗示將以核子武器攻擊台灣。 如果台灣人民相信了中國這樣的情報,勢必引起台灣恐慌。但是台灣人民都很鎮靜,一如往常地平靜。因為最了解中國人的台灣人,看穿這只是一種恐嚇的心理戰術。如冷靜地判斷的話,就算不是台灣人也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軍方所以暗示要使用核子武器,即表示不使用核子武器的話,現在的中國就沒有攻擊台灣的軍力。但是,若使用核子武器的話,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人類之敵,走上滅亡一途。那麼,若使用常規武器攻擊台灣的話,將會怎麼樣呢?當然會給台灣帶來相當大的損害,但是蒙及更大的損害的應該是中國吧。即使美國沒有以軍事武力介入,中國也會受到自由主義諸國的經濟封鎖之制裁。如此一來,好不容易依靠外國的資本與技術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經濟將會毀於一旦,而使中國陷入混亂之中,甚至無法守住共產黨政權,這是誰都可以預想而知的。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對外戰爭多次,但都是在精打細算之下而行動的。這一點,過去的許多研究已證實了。中國人是很會打算盤的。 ■台灣聲明:「尊重中國的領土與主權。」有何不可? 季辛吉博士說:「台灣突然對中、台關係既定之政治理解事項上,做了單方面的挑戰。」這裡指的是台灣放棄「一個中國」之主張的事吧。那麼,台灣放棄「一個中國」之主張,到底是什麼樣的主張呢? 李登輝總統說:「我國於1991年修改憲法,將憲法所及的地理範圍修改為僅限於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陸統治之合法性。」 與中國共產黨發生內戰而敗北逃往台灣的蔣政權堅持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並主張要奪回中國大陸。蔣介石提倡「反攻大陸」;蔣經國也未改變奪回中國大陸的方針,只是放棄以武力反攻而採取和平的手段。這些都是獨裁者擅自決定出來的國家基本方針。然而,現在的台灣已是個民主的國家了。 跟著蔣政權一起來台的大陸人也許還很關心著中國的領土,但是佔台灣總人口87%的台灣人對中國的領土一點興趣也沒有。國民大會代表了絕大數國民的意思而修改憲法,使憲法的適用範圍僅限於台灣也是理所當然的。代表國家與國民的國家元首的總統,代表了絕大多數國民的意思,表明對中國的領土沒有野心更是理所當然的事。 李總統所言之意是指台灣放棄蔣政權的奪回中國之政策。這又有何不可之處呢?中國應該感謝台灣而沒有反對的理由才是。該國的主權與領土受到尊重而憤怒,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身為中國友人的季辛吉博士,不但不勸告中國,反而責難台灣,實在是令人費解。 季辛吉博士又說:「如今台灣總統似乎要求美國公然承認台灣獨立的地位。」由於蔣政權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而導致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因而失去所有有勢力的國家之邦交,使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蔣政權也曾明言:「中華民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國際社會是不可能承認台灣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之主張的。如今,台灣已放棄了這樣的虛構。表明對中國的領土不存野心的台灣,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二千二百萬的台灣人民深深感到已無法再忍耐目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所遭遇到不合理的疏離之現狀了。 李總統這回的發言「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獨立的主權國家」,並不是第一次。早在1997年11月8日於《華盛頓郵報》報導了李總統的聲明:「台灣象徵著美國的理想主義,亦即台灣是自由、民主主義、人權的象徵。……台灣就是台灣。……我們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並且於同年11月10日於《紐約時報》也報導著李總統之聲明:「台灣與英國、法國一樣,都是獨立的國家。」 […]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方向、目標、做法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立法委員 歷經十年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民意調查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已大見增加,但是,台灣要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尚待努力。因為在進入公元二千年之際,台灣現狀仍呈現下列狀況: (1)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在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之下,依然未脫離這種危機國家的困境,舉凡對重大災變及國防危機都尚未建立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尤其國家定位不明,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台灣的野心,此項問題不解決,危機很難卸除。 (2)執政黨的國家定位觀念仍然曖昧不明,即使1999年7年9日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調,仍然未超越過去「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窠臼,依然阻礙著建國運動的發展。 (3)台灣國民性傾向個己化,私利化,缺乏公共心,政黨趨於黨利黨略,對於總體而重大的公共事務,反而漠不關心。這種國民意識,必須加以改造,始能承擔獨立建國的使命。 (4)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資訊化現象日趨明顯,出現無國境、超國境現象,國家主權似乎不若過去受到重視。這種情形,會被誤認為「國家主權無用」,對於必須先確立國家主權獨立的台灣來說,構成不少的阻礙,使「國家定位模糊論」莫明其妙的橫行下去。 基於以上認知,我們認為: 一、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為了防止外國侵犯和確保全民福祉,應配合現代世界整合與尊重民族自決獨立並行的潮流,務須排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之錯誤觀念,先建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然後再類似歐盟那樣與其他友善之鄰國謀求整合之路。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不可讓步的權利。 二、獨立運動團體應致力於台獨理念的整合與創新,並賦予獨立運動新內涵,以建構新國家的理想境界。我們應因勢利導民間社會反對中國統治的集體心理,宣傳獨立運動乃強化台灣現狀的最有力憑藉,以化解部份民眾因誤解台獨內涵而產生的恐懼。 三、善用參與體制內運作之機會,積極制衡和改革舊體制遺留的弊病,研習和準備建構新國家的法制和運作方法。尤應注意制憲與建國實為獨立運動的一體兩面,修憲只能視為策略運用的手段,要達到建國的目標,唯有重塑制憲運動的風潮,才能真正斬斷與中國法統藕斷絲連的曖昧關係。 四、獨立運動不應以固守現有的台獨民意支持度自滿,舉凡有利於拓展台獨意識的途徑,皆應成為我們積極參與的對象,未來獨立運動的推展應鎖定各政黨、各社團、各階層、各族群,全面強化獨立建國意識的穿透力。 五、選舉活動是傳播獨立建國意識的最佳場域,然而總統候選人因基於爭取更廣泛選票票源的考慮,難以突出台灣獨立建國的訴求,不過獨立運動團體及個人,仍應在這次總統選舉時,支持理念較接近台灣獨立建國目標之候選人,而且運用各種機會,深入影響各階層民眾,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成為凝聚新國民意識的觸媒。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方向、目標、做法黃爾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主席、立法委員 歷經十年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民意調查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已大見增加,但是,台灣要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則尚待努力。因為在進入公元二千年之際,台灣現狀仍呈現下列狀況: (1)台灣是一個危機社會,在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之下,依然未脫離這種危機國家的困境,舉凡對重大災變及國防危機都尚未建立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尤其國家定位不明,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覬覦台灣的野心,此項問題不解決,危機很難卸除。 (2)執政黨的國家定位觀念仍然曖昧不明,即使1999年7年9日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調,仍然未超越過去「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窠臼,依然阻礙著建國運動的發展。 (3)台灣國民性傾向個己化,私利化,缺乏公共心,政黨趨於黨利黨略,對於總體而重大的公共事務,反而漠不關心。這種國民意識,必須加以改造,始能承擔獨立建國的使命。 (4)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資訊化現象日趨明顯,出現無國境、超國境現象,國家主權似乎不若過去受到重視。這種情形,會被誤認為「國家主權無用」,對於必須先確立國家主權獨立的台灣來說,構成不少的阻礙,使「國家定位模糊論」莫明其妙的橫行下去。 基於以上認知,我們認為: 一、台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為了防止外國侵犯和確保全民福祉,應配合現代世界整合與尊重民族自決獨立並行的潮流,務須排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之錯誤觀念,先建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然後再類似歐盟那樣與其他友善之鄰國謀求整合之路。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不可讓步的權利。 二、獨立運動團體應致力於台獨理念的整合與創新,並賦予獨立運動新內涵,以建構新國家的理想境界。我們應因勢利導民間社會反對中國統治的集體心理,宣傳獨立運動乃強化台灣現狀的最有力憑藉,以化解部份民眾因誤解台獨內涵而產生的恐懼。 三、善用參與體制內運作之機會,積極制衡和改革舊體制遺留的弊病,研習和準備建構新國家的法制和運作方法。尤應注意制憲與建國實為獨立運動的一體兩面,修憲只能視為策略運用的手段,要達到建國的目標,唯有重塑制憲運動的風潮,才能真正斬斷與中國法統藕斷絲連的曖昧關係。 四、獨立運動不應以固守現有的台獨民意支持度自滿,舉凡有利於拓展台獨意識的途徑,皆應成為我們積極參與的對象,未來獨立運動的推展應鎖定各政黨、各社團、各階層、各族群,全面強化獨立建國意識的穿透力。 五、選舉活動是傳播獨立建國意識的最佳場域,然而總統候選人因基於爭取更廣泛選票票源的考慮,難以突出台灣獨立建國的訴求,不過獨立運動團體及個人,仍應在這次總統選舉時,支持理念較接近台灣獨立建國目標之候選人,而且運用各種機會,深入影響各階層民眾,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成為凝聚新國民意識的觸媒。
前進南極──從南極看台灣企鵝先生 由於工作的關係,本人有幸能在過去 10 年所居住與南極素有地理及歷史淵緣的紐西蘭國,涉入南極事務;加上因激起的興趣,進一步投入,而完成了圖文並茂的第一本中文之南極綜合介紹書籍《前進南極── 從南極看台灣》回來出版。本人試圖透過南極事務之探討以回顧台灣並提出建言,期待或能在跨世紀的前夕提供國人對台灣前途作另類思維之參考。 西方人在 500 年前即開始從事遠洋的南極海上探險,在 100 多年前就已登上南極大陸,隨即展開至今未停歇的各種陸上探險,並早已跨入太空探險:由南極科學研究活動中之高空大氣研究,導致的人造衛星發射,進而的登月成功到今年正好是 30 週年 ……,火星已在 1 年多前被登陸,第 1 代的太空站已運作十多年,而第 2 代的太空站研究計劃亦已展開。 即連遠自北極圈內的國家如俄羅斯、瑞典與挪威都有很活躍的南極活動,前者在近 180 年前領先發現南極大陸,而挪威之現在人口才 434 萬卻一直有傑出的表現;另海岸線極短的比利時也剛在 2 年前完成其南極探險 100 週年慶。 西方人約在 11 世紀中葉方開始使用羅盤,但他們很快地發現磁針所顯示的南北方向與正南北向有出入。這除了促成他們進行地磁學的研究,更實地去從事遠洋海上探索而導致發現「南/北磁點」及其他許多「南/北極」的地理發現。而漢人雖然發明了指南針,且其居住的陸地有「臨世界最大海洋之漫長的海岸線」,但至今傳承其「添福壽、保平安、積功德、天命及恭喜升官發財 …… 等」特殊文化的子民,顯然將它用在「看風水」比做海陸大自然活動之指向定位還多。 同樣是帝制時代,西方有民間學術組織及其所引領的活躍之各種大自然探險活動,而自古中國大陸之各朝代即統一學術思想、陸封內鬥、海禁鎖國及限制科學發明研究 …… 等,甚至後朝拼命清除前朝之建樹。相反的,原係東方鎖國帝制的日本,經明治維新後,在沒有今日快速的資訊傳播之下,其南極陸上探險隊竟能在 1911 年西方人已花了數百年的海上探險、才正由挪威與英國進行南極點陸上探險決戰之際,知道並能首度做長程海上航行經紐、澳前往,讓在南極海岸等待其已完成人類首度征服南極點之探險隊歸來的挪威船隻驚遇他們,並於後續的活動中,在今日的南極大陸地圖上留下有「難得的由東方國家所命的地名」。 在西方之南極事務中有許多極具啟示意義的,尤其可以看到今日人口才 5800 萬之英國在過去更少的人力資源之下如何於群雄之中異軍突起。除發展成日不落國,更將其語言及文化推促成今日世界最強勢者之點滴的痕跡。 在本世紀初,英國替其兄弟國 ── 紐西蘭及澳洲,在其就近的方位所宣佈而瓜分的南極領地面積約有整個南極大陸的一半,僅管早年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挪威及法國等均曾在那些地區做過開發探險活動。 雖然不是最早開始從事海上探險活動,英國卻由政府、民間公司與教會很積極「有組織地」往他國所先發現的新大陸做海外「殖民」。儘管在一場熬戰 7 年 ( 1776~1783 年 ) 「領土不可分割的聖仗 ( 美國獨立戰爭 ) […]
高加索之狼與北極熊之爭──車臣的生存鬥爭陳鴻達◎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車臣在其七千年的民族歷史中,歷經數次強權侵略而綿延不斷,其中最為嚴厲的威脅就是這兩百多年來俄羅斯的吞併企圖。從十八世紀開始,信仰東正教的北極熊俄羅斯,開始向北高加索地區擴張勢力。世居於北高加索,信仰回教,自認為野狼傳人的車臣人,直到1859年才被俄羅斯征服。爾後雖然在俄羅斯共產革命時,車臣曾經宣布獨立,但還是被紅軍壓制住。然而因為車臣有其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因此在1934年俄羅斯讓其成立自治共和國,為俄羅斯十一個自治共和國之一。 雖然表面上車臣被俄羅斯征服,但車臣的游擊戰卻不曾中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臨時政府,並對德國放話:只要德國承認車臣的獨立,車臣將熱烈歡迎德軍的到來。當德軍進攻接近到北高加索地區但還未到車臣勢力範圍時,有些車臣的人民就開始與德軍合作,結果觸怒莫斯科。蘇聯紅軍不但屠殺車臣村落,還將百萬的車臣人放逐到中亞,將車臣人的財產送給蘇聯人,車臣的歷史文物古蹟破壞,企圖將車臣人的認同從根拔起。這種民族的血海深仇就是車臣人追求獨立的根本原因。 在追求獨立的過程,車臣也曾經成為俄羅斯內政鬥爭的工具。在1991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葉爾辛為了爭取一些沒有俄羅斯人的自治共和國的選票,在政見中表示要儘可能的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最大的自治權,結果葉爾辛在車臣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票。同時戈巴契夫為了與葉爾辛對抗,認為俄羅斯內分離主義活動可用來牽制葉爾辛。在兩巨頭的對抗下,車臣獲得短暫的春天。 1991年蘇聯解體,空軍退役將領杜達耶夫領軍推翻共黨,並宣布獨立,隨後當選為總統。莫斯科不肯承認車臣的獨立,於1994年派兵鎮壓,杜達耶夫陣亡。1996年六月,莫斯科與車臣達成停火協議,俄羅斯同意撤軍,但協議未被遵守,衝突不斷。八月雙方又協議停火,但難以執行。直到九月底雙方終於簽訂車臣自治地位的和平協定,並將車臣自治問題延到西元兩千零一年底再行協商。 1996年十一月,葉爾辛將俄羅斯軍隊撤出車臣,以和平解決車臣問題。1997年一月,車臣舉行一場在國際監督下的民主選舉,選出新國會與總統,並將首都的名稱從俄文的葛羅尼Grozny改為車臣文的狄哈爾Djohar。主張獨立的的領袖馬沙度夫以百分之六十五的選票當選總統。1997年五月葉爾辛與馬沙度夫在克里姆林宮簽署新約,以期結束數百年來的衝突,然而該條約並沒有說明俄羅斯是否同意車臣獨立。 之後莫斯科發生三起爆炸案,俄羅斯將之歸咎於是車臣獨立人士所為,並一口咬定車臣政府是回教民兵的幕後主使者。莫斯科又要求車臣派兵達吉司坦鎮壓回教民兵,車臣政府斷然拒絕,於是俄羅斯開始空襲車臣的通訊設施,並且大舉進軍車臣。 雖然車臣的生死存亡再次面臨嚴厲的考驗,但相信一旦北極熊進入高加索山區,終必付出昂貴的代價。北極熊可以侵略、壓迫高加索之狼,但永遠無法消滅高加索之狼。
東帝汶公投獨立的啟示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已正式宣布,東帝汶人在聯合國主持的前途公投中,以百分之七十八.五的壓倒性多數拒絕在印尼管轄下自治,明確地選擇邁向獨立建國之大道。 東帝汶人經過二十四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實現了獨立建國的美夢,這項偉大的勝利,應歸功於三位傑出的領袖──古斯毛、霍塔及貝婁主教。古斯毛被譽為「亞洲曼德拉」。他曾在叢林及不毛荒山中奮戰十七年以爭取東帝汶的自由,這次公投他僅被允許在其遭軟禁的雅加達參與。在公投前夕,他發表聲明說:「今日在國際社會面前,我們將決定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未來、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獨立。我們切勿害怕。東帝汶全賴我們今天展現出的勇氣與信念。」這位游擊的老將同時鼓吹寬恕與容忍,承諾東帝汶成為自由國家後將赦免所有的政治罪行。永不屈服的精神和對數人寬恕的美德,贏得印尼當局對他的尊敬。一般咸認,古斯毛將是這個新興國家的首任總統。 同獲一九九六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霍塔教授及貝婁主教,在公投前夕呼籲飽受暴力脅迫的民眾鼓起勇氣,踴躍投票掌握東帝汶的未來。長年流亡雪梨的人權鬥士霍塔說:「我呼籲東帝汶的同胞面對這項危險,如同我們廿四年所做的努力,不論威脅或恐嚇,我們應該去投票,投下我們的決心與良知!」 貝婁主教則在狄力大教堂的一場彌撒中,呼籲東帝汶民眾說:「我要求各位不要畏懼,勇敢地參與這項歷史性的公投,選擇東帝汶的未來!」 在這三位領袖的鼓舞下,東帝汶人創下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投票率,奠定了公投獨立成功的基礎。 而東帝汶的獨立同時也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現在統統都獨立了。他們都能,為何只有台灣不能? 與東帝汶比較,台灣獨立的條件優越很多。然我們所缺乏的,是一位傑出的領袖。台灣也有被稱為「台灣曼德拉」的台獨「先知」,可惜這位「先知」在取得公職後就忘了「台獨」,說什麼台灣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獨立,將來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布獨立」。世界上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其政式獨立建國成功之時不向國際宣布的嗎?不向國際宣布獨立,教國際社會如何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東帝汶公投獨立成功,聯合國的支援是關鍵性的因素。其實,國際環境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東帝汶有利,剛剛相反,當二十四年前,葡萄牙的一個左翼政權突然宣布放棄一切海外殖民地時,東帝汶立刻就被印尼派兵佔領。在冷戰意識形態下,當時美國對印尼十分縱容,唯恐東帝汶的左翼解放運動派上台執政後,東帝汶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東帝汶也因此淪落到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悲慘境地,忍受了印尼二十多年的血腥鎮壓,二十多萬人被殺害。 然而,在人權鬥士霍塔與貝婁主教不斷地向國防發出「東帝汶人的心聲」之後,東帝汶問題始受到國防的關注。冷戰的結束,印尼政局的改變,終於使聯合國介入東帝汶的公投。原來縱容印尼的美國,態度大變,成為支持國際正義的最大力量。這告訴我們:如果台灣人民自己不發出獨立的聲音,如何教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呢? 以公民投票決定國家前途,乃是基本人權,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一九六六年的兩項國際人權憲章(「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文化、社會、經濟權利國際公約」)都將「民族自決」列為人權的第一義。台灣的領導人雖口口聲聲說「主權在民」,卻不讓公投入憲,不讓人民以公投決定台灣前途,這教台灣如何獨立呢? 從上述的分析,吾人日以瞭解,台灣之所以為法成為獨立國家,主要的障礙在於台灣本身。台灣的領導人缺乏以性命保護台灣的偉大情懷,沒有歷史的遠見,也沒有爭取國際支援的能力,只熱衷於搞權謀、爭權奪利,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公元二千年,台灣將選出新的國家領導人,台灣人民能否選出一位能帶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的領導人,正考驗著台灣人民的良知與決心!
東帝汶獨立運動張葆源◎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東帝汶,這個充滿苦難的地方最近再度躍登世界舞台,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位於帝汶島的東半部,面積近一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僅九十萬,早年盛產檀香木,在西方殖民主義興起的大航海時代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就這樣被搾取了四百多年;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它卻未能趕上這股風潮,繼續被葡萄牙統治了三十年。1974年,葡萄牙「救國委員會」武裝政變成功,左翼新政府突然宣布放棄東帝汶殖民地,此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不僅沒有解放東帝汶,反而把它推入另一個更痛苦的深淵。 ■歷史的弔詭 我們把視角拉回七○年代,當時全球的政治情勢處於劍拔孥張的冷戰對峙局面,由美、蘇兩大超級強權所構築的兩極(bipolar)權力體系主宰全球的戰略思維,包括印尼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標舉擺脫強權操控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 ned Movement),但仍不免淪為兩大集團角逐權力的場域;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積極將觸角伸進亞、非、拉丁美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則採取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所提出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企圖封鎖蘇聯集團的擴張。 值此歷史背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情演變自然會牽動美、蘇兩強的國際戰略佈局,印尼的蘇卡諾政權在1960年開始左傾。「印尼共產黨」在蘇卡諾的扶植下迅速成長,並與軍方互奪政權,軍方在蘇哈托的帶領下終於遏阻共黨勢力。 站在美國的立場,蘇哈托政權配合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政策,至少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加上當時東帝汶也出現共黨活動,所以蘇哈托在1975年揮軍東帝汶事實上已經取得西方世界某種程度的「默許」,後來不僅澳洲給予事實上的承認,連美國也一度有意給予承認。 雖然印尼染指東帝汶的舉動並沒有引起西方世界的強烈反彈,不過聯合國倒是從未承認印尼對東帝汶的主權。聯合國安理會除了在1975年譴責印尼的入侵行為外,翌年更決議通過「再確認東帝汶人民自決和獨立是不可放棄之權利」。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對該案是採取棄權的態度,顯見蘇哈托兼併東帝汶並非冒進之舉。 歷史的偶然給東帝汶人民帶來不幸,國際局勢的演變又讓東帝汶的地位絕處逢生。冷戰時期,國家利益是強權考量外交決策的重要依據;後冷戰時代,人權則一躍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東帝汶人權」不再只是獨立運動領導人奔走呼喊的口號,而是國際社會決定介入與否的判準。 1998年5月21日,蘇哈托下台,接任總統的哈比比隨即在六月宣布賦予東帝汶自治權,東帝汶的情勢因而急轉直下,聯合國派出特使展開斡旋,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澳洲也表示支持東帝汶自決。今年三月,印尼與葡萄牙達成讓東帝汶舉行公投的決議,8月30日,正式舉行公民投票,東帝汶人民在統派民兵的威脅下仍然以98.6%的高投票率向世人展現獨立意志,開票結果證明78.5%的人反對自治,東帝汶與印尼分道揚鑣終成定局。 ■坎苛的建國路 聯合國於九月四日公布東帝汶公投結果後,親印尼的統派民兵拒絕接受東帝汶人民傾向獨立的決定,因而片面撕毀與獨派組織間的停火協議,到處濫殺無辜,包括聯合國派遣的東帝汶支援團(UNAMET)人員都成為統派民兵的攻擊目標。目前為止,究竟有多少人喪命於統派民兵之手,各方說詞不一,不過東帝汶人民為了追求獨立確實已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國際間對於當年葡萄牙放棄東帝汶的舉動多半以「遺棄」視之,雖然當時葡萄牙已允許東帝汶出現政黨活動,卻無視於虎視眈眈的印尼,冒然撤離東帝汶,正由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從而燃起蘇哈托政權覬覦的野心。 當時東帝汶有兩個政黨較具影響力,一為主張延續葡萄牙屬地地位、遂行自治的「帝汶民主同盟」(Uniao Democratica Timortnse),另一為主張完全獨立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1975年11月28日,葡萄牙駐軍完全撤離,「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發表獨立宣言,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然而12月7日印尼當局派兵佔領東帝汶,東帝汶人民群起反抗,二十萬人在血腥陣壓中死亡,FRETILIN轉入山區打游擊,這個共和國只存在了十天便告亡國。 印尼的國會─人民協商會議─於1976年7月17日決議將東帝汶納為印尼的第二十七省,東帝汶被殖民的悲運再度延續了二十幾年。這段期間,衝突與虐殺事件層出不窮,較著名的殺戮罪行應屬發生於1991年11月12日的「聖塔克魯斯虐殺事件」,當時獨立派計畫在東帝汶首府狄力發動示威遊行,三千多名獨立派人士由貝洛主教住處遊行到被印軍屠殺的東帝汶烈士墳墓,他們手持標語,高喊「東帝汶萬歲」,印尼軍警卻突然向群眾掃射,被殺者達三百多人。 至於FRETILIN反抗軍則是前仆後繼、奮戰不懈,該組織前領袖羅巴托於1978年被殺,古斯莫繼起成為領導人,但於1992年被印尼當局逮捕入獄,直到今年九月七日才獲得釋放。 這種斑斑血淚的歷史本來應該在公投之後劃下句點,不過歷史卻似乎有意捉弄東帝汶人民,他們的噩夢依然持續上演著。親印尼的統派民兵賭輸翻臉,開始執行一連串的屠戮行動,種種跡象顯示,統派民兵之所以如此囂張,全然是印尼軍方在背後撐腰所致。聯合國發言人凱利指出,印尼當局眼見其原先盼望的自治方案不為東帝汶人民所接受,遂由統派民兵執行所謂的「B計畫」(「種族清洗計畫」之代號);印尼政府擬藉由統派民兵恣意屠殺人民,並計畫遷走二十到三十萬東帝汶人民。事後大批難民逃離家園的事實亦可證明這種推測並非空穴來風。 ■戲劇化的轉折 印尼總統哈比比曾說:東帝汶是一個「除了岩石,什麼都沒有的地方」。然而,當年蘇哈托為何又想併吞這個缺乏資源的葡萄牙棄土呢?他祭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東帝汶可能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不過,東帝汶非但沒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且其悲運更遠勝於柯索沃與科威特的總和。 事實證明,印尼統治東帝汶的過程並不平順,儘管印尼本身也歷經「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奮鬥過程,卻不曾認真思索被殖民的感受。當它遭逢強烈抵抗後,仍然採取軍事威壓的統治手段,恣意濫殺無辜,終於肇致東帝汶人民前仆後繼、武裝抗爭的結果。 東帝汶的宗教(天主教)、種族(西部馬來人與巴布亞紐幾內亞人的後裔)與印尼不同,不過印尼內部的種族、宗教、語言本來就很複雜,所以東帝汶主張分離獨立的原因除了宗教與民族的差異外,反殖民、反高壓統治或許才是真正的主軸,因為印尼對東帝汶的統治手段採取典型的外來殖民模式,它大量遷入印尼人,企圖稀釋東帝汶人的比例,這些印尼人正是今天統獨對立的主要勢力。 如果蘇哈托現仍掌權,則東帝汶自決公投可能還遙遙無期。若說一場撼動東亞各國政經秩序的金融風爆是東帝汶命運的轉折點,似乎並不為過。接任蘇哈托成為總統的哈比比出身技術官僚,他不像蘇哈托擁有軍方的強力奧援,也許他意識到自己或將成為弱勢的過渡元首,所以亟思在任內有所表現,因此從他上任以來對東帝汶問題的談話可以發現,東帝汶獨立確實已經出現轉機。 只是印尼內部的反彈聲浪太大,不少人擔心東帝汶一旦獨立將引發伊利安省、亞齊省要求獨立的「巴爾幹效應」,加以近來印尼的民族情緒高亢,從哈比比的顧問黛薇女士呼籲國際社會不要逼印尼太甚看來,哈比比確實面臨相當嚴峻的國內外壓力,因此決定讓東帝汶自決對哈比比而言,其實也是一場充滿冒險性的政治賭注。 當然,哈比比對於國際觀瞻確實比蘇哈托來得在意,然而他和蘇哈托一樣,都拉不下臉來承認侵略東帝汶的事實。當年蘇哈托分明就是採取武力兼併,卻發動東帝汶四個政黨發表「巴利博宣言」,刻意營造出東帝汶人民自己要求合併的氣氛,而今哈比比即使讓東帝汶自決公投,卻又表示公投結果須經印尼人民協商會議通過,始能「釋放」東帝汶。 10月12日,雅加達當局又表示,人民協商會議可能延後批准東帝汶獨立,其理由是葡萄牙憲法依然宣稱東帝汶為其領地,印尼若於此時「釋放」東帝汶,豈不是把它交回葡萄牙手上?因此主張須俟葡萄牙修憲後,印尼人民協商會議才能批准。由此可見,印尼當局對於東帝汶獨立是百般不願的。 即使面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準備進駐東帝汶,印尼當局的態度依然踟躇再三。儘管印尼司法部長慕拉迪早在9月2日即已宣稱獨立派一旦獲勝,印尼將會接受PKO(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但隨後包括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慕拉迪自己卻一再拒絕聯合國的維和計畫,直到9月11日武裝部隊總司令威蘭多表示,他將建議在東帝汶「加速部署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翌日哈比比才正式宣布同意維和部隊進駐。 這一連串充滿戲劇化的發展,充分顯示出哈比比政權的不穩定性,如果他具有蘇哈托般的威權領導地位,又何須等到威蘭多開口才同意多國部隊進駐?不過,這一切已經無足輕重了,不管哈比比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開明形象,或是有意藉此爭取國際對印尼的援助,畢竟他已經成就一件大功德,就是讓東帝汶在他任內走向獨立。 ■冷熱有別的國際態度 印尼甫於去年經歷一場金融風暴,統治該國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蘇哈托因此黯然下台,不過它的政局卻一直動盪不安。這個國家不僅存在內部民主化的問題,還有治絲愈棼的宗教、種族、貧富差距和分離運動等問題,它的安定與否在在牽動著亞洲地區的情勢。 公投結果公布後,東帝汶隨即陷入一片腥風血雨,國際強權的態度卻顯得相當曖昧,雖然國際間要求制裁印尼的聲浪不絕於耳,但美、日這些有實力制裁印尼的國家若非遲遲不願表態,就是揀選毫無殺傷力的抵制措施,顯見東帝汶的人權固然值得同情;惟若與區域安定的利益相比較,他們的態度恐怕是瞻前顧後的。 即使人權已經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但不容否認的,國家利益對於一國外交政策之取向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霍斯蒂(Holsti)指出,決策者對於國家自身價值、利益與威脅的感受程度將影響它的外交決策。 我們若將東帝汶受侵害的影響層面與制裁印尼可能引發的風暴作一比較,即可窺知美、日等國之所以不願對印尼採取強烈制裁,或與其顧慮引發更強烈的政經風暴不無關係。綜觀公投前後國際社會對東帝汶的態度,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A‧積極干預 聯合國:二十多年來,聯合國一直是支持東帝汶的有力支柱,去年其態度益趨積極,居間斡旋印尼與葡萄牙的談判事宜。公投結束後,安理會更決議派遣維和部隊,力促雅加達當局採取行動阻止統派民兵滋事。 澳洲:澳洲是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國家,而今逆轉為主導多國維 和部隊進駐東帝汶,其態度業已引發印尼國內的強烈反彈,雅加達當局因此片面撕毀其與澳洲之安全協定,以示不滿。 紐西蘭:紐西蘭外長馬金農於九月二日呼籲美、日、澳等國,即使沒有安理會的決議,各國仍應介入,該國部隊則與澳洲同時進入待命狀態。 葡萄牙:葡萄牙作為東帝汶的前宗主國,舉國上下對於東帝汶人民的苦難深感愧疚,其國家實力雖無法主導國際態度,但支持行動幾乎已經達到全國總動員的地步,包括總統桑派歐、總理古特瑞斯、國會及國內外人民均透過各種管道表達對東帝汶的堅定支持。 英國:外相庫克強烈抨擊印尼政府為維護東帝汶秩序而宣布戒嚴,並於公投結果公布後立即下令驅逐艦待命,英國另依聯合國憲章第七條,草擬一項議案,要求聯合國容許使用武力恢復東帝汶秩序。 泰國:總理乃川強烈譴責統派民兵屠殺東帝汶人民是「野蠻的行為」,並派兵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對於澳洲主導維和部隊多所不滿。 B‧消極配合 美國: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雖然在公投結果發表後祝賀東帝汶人民,稱此一結果為「邁向一個新國家誕生的一大步」,但美國對於統派民兵的殺戮行徑卻一直沒有採取強烈態度的意願,柯林頓在提供運輸、通訊等後勤支援外,只願意派遣兩百名人員參與維和部隊,這種應景式的參與態度實在無法和強力主導柯索沃的行動相提並論。 日本:日本對於監督公投活動的「聯合國東帝汶支援團」(UNAMET)只派出三名警官。事後日本外相高村正彥發表聲明,表示「日本將密切意注意東帝汶情勢,並進一步呼籲印尼政府維持東帝汶安全。」甚至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案時,日本還是棄權,該國的保守態度與其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中國:統獨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敏感的,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仍發表評論,表示「尊重東帝汶人民的選擇」,對於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中國象徵性地派出文官警察;此外,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調查東帝汶人權一案是採取反對態度。 C‧態度冷默 以地緣關係來說,亞洲各國多半顧忌與印尼的關係,導致態度較為保守,除了泰國之外,印尼的鄰近國家多半表現冷淡。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不但強烈抨擊東帝汶獨立是美、澳等國慫恿的結果,對於蘇哈托則是大為推崇,充分顯露出欲與西方價值抗衡的亞洲觀點。菲律賓對於東帝汶獨立的態度向來保持沉默,然而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狀況一案時,菲律賓選擇與印尼、中國站在統一陣線,投下反對票。 至於台灣政府對於東帝汶問題總是眛於情勢,去年甚至將霍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拒絕他入境,而今公投結果已確立東帝汶的未來地位,外交部只表示將觀察情勢演變,再採取援助行動,由此可見其心態之敷衍。 […]
誰是叛亂團體?誰是合法國家?──近代國家論的一章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否定「叛亂的一省」與兩國論的法依據 七月九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總裁等的訪問,訪問者有「北京政府卻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云云,而李總統的回答有這樣一句話:「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這一段話就是被媒體指為「兩國論」。但李總統的這一段話有幾項意涵:(一)自一九九一年廢止動員勘亂時期條款以來,不再以北京為叛亂團體,而是國與國的關係、政府與政府的關係;(二)在筆者所引用的這一段話之前李總統指出:自一九九一、九二年修憲以來,憲法已經將統治地域限制在台灣等地,而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之民意機關選舉、甚至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都在憲法既定範圍內實施,確定了國家主權、人民、領土範圍,具足做為一個國家的條件。國家權力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國家機構只代表台灣人民;兩者都有其正當性,當然不能接受北京當局的「叛離的一省」或叛亂團體的指控。(三)兩國關係是半世紀的歷史演變的結果,而法律(憲法)的規定,是依照民主的合法程序。李總統沒有去揭穿所謂「人民民主專制」,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王朝」的政治騙局,只是表明台灣的立場,可以說是很厚道。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擁軍叛變的事實 然而有關「叛離」或「叛亂」,由歷史的演變究竟如何?民主國家的國家合法性到底根據什麼?當今面對某一些媒體的偏頗、各執一詞之下,有加以澄清之必要;首先看前者。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擁有軍隊,由於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參加以蔣介石為司令的中國國民革命軍(中國國民黨軍)。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不久國共分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的中共之朱德、周恩來、賀龍及葉挺等率三萬兵在南昌叛變,成立「革命委員會」;這一事件稱作「南昌蜂起」,並以此日、即八月一日做為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但是這一支軍隊不能對抗國民黨軍,僅僅五天放棄南昌。那一年秋天,利用農民秋收,在各地計劃蜂起;毛澤東在他的故鄉湖南省也指導農民失敗,逃到湖南、江西省境的井岡山。在南昌失敗的朱德部隊也到井岡山合流,遂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以毛澤東為黨代表、朱德為軍長,成立「中國勞農紅軍第四軍」。 這一支軍隊加上彭德懷在平江造反的部隊、以及鄧小平在廣西造反的部隊,勢力大增,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時還存在。 由於蔣介石的五次剿共,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澤東放棄瑞金,走向「長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將政權移到陜西省北部的延安。但「長征」開始時有三十萬人的兵力,沿途一面損失、一面補充,到達目的地時僅有三萬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加上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統一戰線的形成,走向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成立在九月二十三日);在這之前的八月二十二日,中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成為八路軍與新四軍。 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有黨員十一萬、正規軍九十萬、民兵二百五十萬,大小邊區政府有十八個。(由於在對日抗戰期間,勢力坐大。)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翌年七月內戰開始,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四日中共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迄至目前仍延用這個名稱,但其性質是黨的軍隊的性質,並非國家的軍隊。 綜合以上看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因國共合作而加入國民革命軍,後來引軍變亂,以致有「中國勞農紅軍第四軍」的成立。對日抗戰結束後,紅軍編入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成為八路軍與新四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走向內戰,中共軍在一九四七年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管如何稱呼,從共產黨的立場看來是造反有理的軍隊;從國民黨及政府的立場看來,無疑是叛軍。 ■中國共產黨兩次建國,名號不一 以上是針對軍隊的情形加以討論,但中國共產黨曾經有兩次建立「國家」,第一次是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Chinese Soviet Republic),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如上文所說的建立紅軍,在各地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糾合九個大小不同的蘇維埃政權,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中央政府。由於國民政府軍的圍剿與內部鬥爭,這個被歷史學家描述為「虛幻的國家」,一九三四年十月其在瑞金的政權被消滅,走向所謂的「長征」(實際上是「流竄」),終於在陜西省延安落腳,仍舊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號。 一九三五年中國共產黨倡「反蔣抗日」,到三六年改變策略,提出「逼蔣抗日」。這一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整個方向朝向國共合作發展。翌年,中共提出「連蔣抗日」等條件(二月十日),國民黨三中全會承認「容共抗日」(二月十五~廿二日)。七月十五日共產黨將國共合作宣言送給國民黨,表示團結抗日,取消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消滅。這是中共第一次「建國」。但該政府轉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這時中日戰爭已經發生,八月廿二日西北的紅軍主力三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十月,華中的紅軍部隊也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但九月廿三日蔣介石發表的談話,事實上是接受中共先前提出的「合作宣言」。中共藉此而認定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參考池田誠等著《圖說中國近代現代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11月30日初版第五刷。) 以上之敘述,主要是說明中共在兩次建國中,第一次「建國」的情形。第二次建國為眾所熟知的,即第二次大戰後中國進入內戰,中國共產黨得勢,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次的「建國」不再使用蘇維埃共和國名號,但與遠離「聯邦制」或「邦聯制」的國家構想不無關係。 ■決定法統的國際因素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呈現分裂國家的形態,但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在聯合國組織中是「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聯合國大會議決「二七五八決議案」,其「中國」的「合法代表」身分被取代。 但決議案中”China”(中國)就是國名,文中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云云,仍以「中國」為指該國家;如此,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名稱,如「大晉」(見《晉書‧元帝紀》)或「大清」等名號。 但是所謂正統或法統,在中國朝代政治是決定在「勝者為王」的原則,至於歷史學家等引用陰陽五行之循環輪替,為王朝捏造政權出於「天命」之合法性,誠屬出於虛構。但目前所遇到的因素,是「國際社會」的介入決定某一政權在「某一地域」的代表性,但為論中國歷史正統者所忽略。話再說回來,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長久沒有統治中國大陸之事實,不能代表該地區之人民。總之,國際社會決定政權的代表性的因素,為當代討論中國歷史時應視為別開世面的因素。 ■北京「王朝帝國」式的「領土觀」 然而,「前近代」的王朝國家,是屬於一家一姓之物,但「近代」的國民國家的形成,由世界史看來,為期兩百多年;但國民國家的真正成立,是要看是否該國家已落實「主權在民」。日前以此觀點各別衡量台灣與中國誠屬必要;又以此考量該政權的合法性與否,更屬必要。 首先看中國大陸的政權。儘管北京在聯合國取得國家承認,但由國民黨政府的立場看來,中共仍舊是「叛亂」,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自我界定人民、領土及主權行使範圍,建立邁向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使台、中關係有和平的機會。雖然如此,但仍舊遺留中華民國體制;雖逐步修憲而非制憲,仍不能完全脫卻內戰體制之瓜葛,使北京不時有侵略的藉口。 北京政權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將王朝帝國的領域觀念當做近代國家的領土觀念,而走向帝國主義。王朝帝國除了直轄地之外,有羈糜地區、有附屬國等等,對這些地區本身僅僅是形式上的宗主國。但北京的中國政權及中國人仍要將名義上的屬國或屬地,當做近代國家的領土,則其侵略行為不僅危及台灣,也危及東亞、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地域;這使得台灣與亞洲共同面臨中國的威脅。這一點是討論「中國威脅論」者忽略的地方。但這種因素並非短期間可以消失。 其次看台灣方面的政情。如上文所說的,自一九九一、九二年的修憲以來,版圖限於台、澎及其附屬島嶼,也逐步落實「主權在民」的原則,到九六年實施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逐漸脫離外來政權性格,唯因三個保守的政黨與政府,不能澈底制定新憲法,在長期以來的模糊政策下,不能切斷與中國的瓜葛,致使中國坐大,面臨的威脅日亟。 但是目前台灣仍冠上中華民國國號,在北京政權危機時因台灣有中國名號而對其正統地位發生威脅,則其敵視對象必以台灣為首要目標。有關此點,許多外省人不察,只以反對台灣獨為能事,對台人構成危害。台灣唯有重新制定新憲法,走向一台一中纔有寬廣的國際生存空間。雖然目前已依照「民權在民」原則,但在法理上不備,也是出自「中國思考」留下的台灣危機。 ■「人民王朝」面臨 「民族自決的時代」之來臨 北京政權另一感到威脅的是民主化。北京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受到置疑;其一九八二年制定的憲法,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明記在憲法中:一是憲法所記國家目標,「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憲法依據的政治權力,「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中少數人的專政;在法與國家的指導思想方面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是思想統制;為保証以上三項目的的實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實際上是一黨獨裁。 在王朝時代,中國是一家一姓所有;現在是集團所有,即中國是共產黨員的國家,已非中國人民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掛著人民之名的「人民王朝」。依照「主權在民」為近現代國家的條件看來,目前的中國仍舊是「前近代」國家。 近現代的國家,人民擁有自決權,在中共建國五十周年的今天,「民族自決」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二十一世紀是「民族自決的時代」,中國共產黨要以武力克服這個問題,必然會把整個中國捲進驚濤駭浪之中,則是可以預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