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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根藤◎台獨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九月初一回台一禮拜，看到行政院的所謂「精省」作業，只因宋楚瑜省長以省府員工利益為名反對精簡省政作業，造成長期化的對立。筆者寫此文章，旨在希望宋省長在緊要關頭，能向鄰國日本的民族英雄西鄉隆盛學習，以成全政府的改革。 ■明治維新的「廢藩置縣」 台灣的「精省」或廢省改制，與明治政府在一八七一年所實行的「廢藩置縣」非常類似。所謂藩，即軍閥也，其管轄下有數十萬或數百萬武士和庶民，形成一個準國家。蔣介石年青時曾領導北伐軍閥，強化中央，可能是學習明治維新的改革而來。 薩摩藩和長州藩在聯合打到幕府，建立明治政府以後，武士無所事事，有的飲酒滋事，在江戶(東京)造成緊張。有鑑於此，西鄉建議「征韓」以減少過剩的軍事力而被改革派所反對。不但如此，明治政府採取「廢藩置縣」政策，將藩制解體，將其廢藩置縣。這樣一來，作為藩主私兵的武士面臨失業而流浪街頭的悲運，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此之謂也。西鄉部下的武士非常不滿中央政府的作法，有意推翻中央政府。西鄉見狀，把氣憤的武士帶回鹿兒島，以減輕江戶的緊張局面，在此可看出西鄉要成全大局的心胸。 遠離江戶以後，西鄉部下的武士和學生的不滿與日俱增，終於在一八七七年發起抗中央政府的「西南戰爭」。站在西鄉的立場，他挾在部下與中央政府之間；他最同情部下的不滿，只有參與部下的造反。他並非反對改革，更不希望日本內戰，終於被中央軍打敗，在城山切腹自殺，成全明治維新的大改革，享年五十一歲。今日西鄉的銅像高高聳位於東京的上野公園，日本人對這位能成全改革而陪部下同歸於盡的犧牲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司馬遷曾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慷慨犧牲易，從容就義難」，倒幕英雄的西鄉陪部下犧牲以成全改革，從容切腹就義，難也。他成為明治維新史的「第一武將」。 ■對宋省長的建言 由此可知，改革必須有一部份人犧牲，宋省長為省府員工爭取權益理所當然，但是改革應優先於某些人的權益。省府員工和宋省長之損失不會大於日本幕府末期的武士和西鄉吧，希望知進退，自求自處之道。 國府統治台灣類似江戶幕府統治日本，前者需要「還政於民」；後者需要「大政奉還」。如果沒有美國的貝利提督以船堅砲利的黑船迫幕府開港貿易，日本人不會有危機感而掀起「倒幕」和維新。同樣，如果沒有國際孤立和中國的文攻武嚇，台灣不會有民主化和廢省的改革要求。改革是時代迫出來的。 蔣介石武裝集團占領台灣以後，在台灣建立省制，強制將非中國領土的「台灣省」併入中國的一省。一九七一年，聯合國決議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以後，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的台灣，當然應該廢省以後脫出中華民國之行省；以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繼承中華民國時，賠了台灣，此即「廢省」讓台灣回歸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台灣的原點，以避免台灣被捲入「國共總結算」時的犧牲品之道理也。 對台灣住民而言，「台灣省政府」、「台灣總督府」都是外來統治機構的象徵，必須在台灣住民獲得自由以後廢除。後者已經消失；前者正在廢省或精簡省政之下使之成為歷史名詞，這一點，宋省長應該理解和提出共赴「國難」的心胸。廢省固然是去除疊床架屋的國家資源的浪費，但是政治問題和族群感情的問題也存在，宋省長應能理解台灣人的情，您應向省府員工曉以大義，化解精省阻力，讓政府改革和做適當的權益補償。

和特務拔河 第一次被迫和國民黨特務拔河，我才唸國小三年級。 那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民生凋敝，物質匱乏。 爸爸患有嚴重氣喘病，天氣一冷就發作。那時候毛織品又貴又少，於是爸爸去舊貨市場買了一條美國軍用毛毯，染成黑色，做成長褲，天冷時穿著。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台北。回台南時，台南車站人影幢幢，憲兵、特務四處巡視。可能是看見爸爸穿著一件不太尋常的長褲，咚咚咚不由分說就圍上來要抓走爸爸。我嚇得當場哭出來。特務一邊要抓走爸爸，我一邊哭也抓著爸爸往回拉。彷彿拔河比賽，爸爸像中間那條被扯來扯去的繩子。 後來到底是罰錢了事，還是沒收褲子，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但是車站裡那一幕與特務拔河，天昏地暗、天旋地轉的恐怖感，或許就捚下了我反抗的種子。 ■ 我是哪裡人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早上，老師很鄭重其事的宣布：「今天督學要來學校巡視，如果督學問起你是哪裡人，你們要說你們是… 老師開始分配，第一排同學是福建漳州人，第二排是福建泉州人，…隨便督學怎麼抽問，大家都知道如何作答。雖然我出生在台南縣玉井鄉，卻被指定是福建漳州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福建在哪裡，漳州是圓的還是扁的。 那是二二八事件的餘波。國民黨為了沖淡省籍矛盾，決定從小學做起，讓小孩子牢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 槍斃現場 唸五年級時，有一天放學，出了校門，看到許多人成群結隊急急忙忙往台南公園那邊走去。「要槍斃人囉，要槍斃人囉。」人群中有這樣的字眼在傳遞著。 什麼是槍斃？我一邊想像，一邊背著書包尾隨走去。 台南公園過去是台南二中，台南二中後面是墳場，等我氣吁吁趕到時，墳場已經聚集了四、五百人，周圍有憲兵持槍守衛著。 太陽漸漸要落山，遠處才駛來囚車。車子一停，拉拉扯扯下來兩個雙手反綁、雙眼矇布，背後插著一個長長尖尖寫著「漢奸×××」白色牌子的犯人。接下來好像電影快轉鏡頭－憲兵押著人犯往墳場窪地走，腳一踢，兩個犯人雙膝落地，阿兵哥退後開槍，砰砰幾聲，犯人往前仆倒，叫了兩聲，抖了幾下，就不動了。有個法醫模樣的人走向前，探看一番，揮手叫人搬走。 我從來沒看過槍，沒看過槍斃人，沒看過近距離的流血場面，整個人嚇呆了。 散場之後，一個人慢慢走回家，飯吃不下，覺睡不著，又不敢跟大人說，怕被罵。心中充滿問號。 漢奸是什麼？中國人為什麼要殺中國人？ 那時候我還沒有所謂中國人、台灣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就像老師教到，也是中國人。只是隱隱約約害怕外省人，因為外省人欺負台灣人。 我對外省人有驚惶之心，除了偶而聽見父執輩小聲談論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之外，石姊姊的手榴彈慘案，也使我難忘。 搬到台南之前，我在玉井讀小學。四○年代末期，國民黨軍隊剛撤退到台灣，還沒有固定的營地，大部份都佔住學校或寺廟，我們玉井國小也有軍隊駐紮。 一年級時，班上有個石姓同學，他姊姊在我們學校教書。石姊姊被駐軍的一個排長看上了，但是石姊姊始終不理會他。 後來，玉井國小的部隊調防嘉義。調防後，有一天夜裡，排長從嘉義開車回玉井，二話不說，往石姊姊房裡丟了一顆手榴彈。 轟的一聲，石家大姊被炸斷了腿，石姓同學也受了傷。災情慘重，全村默默。 沒有人敢反抗，受傷的人獨自在心頭自我療養，那是典型四○年代末期的社會寫真。 ■ 炸彈郵包 我買了三本國語字典。字典翻開來，用刀挖空內頁，放進鋁製小便當盒。便當盒裡擺著電池、閃光燈膽和鞭炮用的黑火藥。 字典外面再拿牛皮紙包好，貼上郵票。三個郵包分別寫上收件人的姓名：謝東閔、李煥、黃杰。 謝東閔時任省主席，是當紅的台籍政客樣版。李煥乃蔣經國親信，權傾一時。至於黃杰，我在美國看過一本台灣雜誌，名為觀光指南，實為色情介紹，通篇都是外國人喝花酒左擁右抱的照片和報導，彷彿教外國人如何嫖台灣女人，上面居然還有黃杰寫的序。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謝東閔收到郵包。他在拆封時，炸傷了左手，送醫治療時，因恐引起敗血症，動了截肢手術，切除左手，安裝義肢。那就是震憾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謝東閔郵包炸彈事件。 國民黨始終極力封鎖新聞，不願張揚此事。一直要等到十幾年後，李煥才公開承認，他當時也收到郵包，炸傷了手指，並立即通知各黨政要員，黃杰乃逃過一劫。 其實，當時我根本無意傷人性命，否則裡面不會只放鞭炮用的黑火藥。選擇郵寄炸彈字典，一來不會傷及無辜，二來殺傷力較小。可是，國民黨終究拒絕承認：經過那麼多年的統治，到了七○年代末期，台灣人還膽敢採取如此激烈的反抗。 ■ 被捕的謎 郵包案發生的一個半月後，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妻子美霞帶著兒子良正、女兒怡芬、怡芳來美。我們一邊安置行李，籌畫未來，美霞一邊向我細訴家鄉的種種。 「前陣子，台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竟然有人寄炸彈給謝東閔*v完全不知情的美霞如此說著。 我不知應如何作答。 說「真的嗎？」假裝不知道。或者說「好大膽的人！」評論一番。我不知應如何作答，終於沉默以對。那時候，美霞做夢都想不到，坐在對面的丈夫，就是寄郵包的人；再過一個多月，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即將全部改寫；往後十三年多的歲月，美霞幾乎嚐遍了人生的苦杯。 原本在搭機橫渡太平洋，返回台灣寄郵包的彼時，我已經懷著必死的決心。 其實，早從我決意關心政治，我就改變原來移民到美國當美國人的初衷。我決定不入美國籍，寧可做一個寄居美國的台灣人，也不願當一個關心台灣的美國人。我不能一邊拿美國籍，一邊搞反對運動，這是原則問題。不入美國籍，二十年前我這樣堅持，二十年後我也同樣堅持。 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用郵包上採到的指紋，逐一清查核對台灣已服役男子的資料，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已經把我列為重大嫌犯。 國民黨把我爸爸、弟弟和五個好朋友，通通抓到警總保安處，開始嚴酷的偵訊。國民黨得知我們將有香港採購珠寶之行，於是逼朋友在保安處打電話到紐約給我，約好一月初在香港另一個蔡姓朋友處會面。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我搭機飛往香港。 在此之前，我完全不曉得國民黨已經把我的家人、朋友囚禁了一個月。香港蔡姓朋友的妻子和妹妹，也被扣在台灣輪流當人質。 一月五日晚上，我無意中在香港珠寶街遇見爸爸在台南製藥公會的老朋友，焦急的說：「幸男，你還在這裡幹什麼？國民黨已經知道郵包案件是你做的。你爸爸、弟弟和朋友都被抓走了，正準備抓你回去。」 我當場的反應，是假裝若其事。回到旅館，我馬上打電話回台灣，終於從在霧峰教會當牧師的表哥獲得證實，明知有電話監聽，表哥還是坦白告訴我，他們確是被抓了。回美國，還是回台灣？ 回台灣，死路一條。美霞到美國不久，才開始學英語、考駕照，三個稚兒十一歲、九歲、七歲，面臨全然陌生的世界，我如何讓他們孤伶伶與水深火熱的生活搏鬥？ 回美國，台灣無辜的親友都要為我受苦受難，我一輩子良心不良。 自己做的事，自己擔當吧。 我沒有告訴香港蔡姓朋友，我準備過境台灣時讓國民黨逮捕，只是默默讓他安排一切行程。那時候他已經身不由已，我沒理由連累他。我們約好搭乘一月七日上午九點半經台北飛往日本的國泰班機，過境時下飛機就擒。 當天飛機抵達松山機場，擴音器播出要安全檢查，請乘客合作在過境室等候廣播，我和蔡姓朋友走出機門，看見過境室裡一群保安人員押著兩個朋友，如臨大敵的等候著。 以後我才知道，警總怕我改變主意，不下機了，所以才押著朋友來，以便應付突發狀況。兩個囚禁已久、焦慮等候的朋友，看見我走出飛機，心中狂喜，說道：「一定不是幸男幹的，他才敢回來，我們沒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