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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及刊物


「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

《台灣公論報》

1981年7月31日《台灣公論報》創刊,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自勉為「海外台灣人的報紙」,由羅福全擔任發行人,洪哲勝擔任社長。取代機關報《台獨月刊》改為每周發行二次。 這份報紙是「百分之百站在台灣人的立場,為海外台灣人發聲」的刊物。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

「台灣評論」於1992年10月17日創刊,選在距71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日,作為創刊日。最初一年,「台灣評論」委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主辦。嗣後,隨著國內政論雜誌銷路的萎靡,遂改由台獨聯盟自編,作為贈送同好和宣揚理念的非商品性刊物。
【台獨】月刊

【台獨】月刊

1972/03/28台獨聯盟總部創辦《台獨》月刊。 由時任UFAI主席鄭紹良與洪哲勝共同開辦《台獨》半月刊。
共和國雜誌

共和國雜誌

從《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二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寫了三篇至今仍是學習政治,尤其是政治哲學必讀的著作,其中一篇叫〈共和國〉 (Republic)。柏拉圖寫這篇〈共和國〉時正是古雅典的政治最墮落的年代,他想透過他的政治哲學來挽回雅典政治的健康。 我們把這份刊物定名為《共和國》,是因為我們覺得目前台灣的政治也很不健康,想借用柏拉圖當時寫〈共和國〉的心意。此外,我們覺得台灣人一直渴望台灣早日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誕生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心中或在行動上為「台灣共和國」催生。我們也想用這份刊物來參加這個運動。
台灣青年

台灣青年

以王育德為中心的在日留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主要以編輯雜誌《台灣青年》宣傳組織在日留學生。

總統元旦文告 深化民主獲肯定

李鴻典.林修卉 《新台灣周刊》記者 獨派、學者以及泛綠立院黨團,多希望陳總統在剩餘任期內,能依照元旦文告內容,帶領台灣人民,持續深化民主,為守護台灣打拚到底。 陳水扁總統二○○六年元旦文告以「民主台灣‧生生不息」為題,強調未來兩岸發展都必須符合「主權、民主、和平、對等」四大原則;為有效降低開放的風險,「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的新思維與新作為。此外,陳總統也期許二○○六年民間版「台灣新憲法」草案能夠誕生,二○○七年舉辦「新憲公投」,二○○八年為台灣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 對於陳總統元旦文告內容,獨派、學者以及泛綠立院黨團多半認為陳總統重新思考台灣核心價值,找回台灣主體性,且重新定位兩岸經貿關係,宣示改革決心,實應給予肯定;也希望陳總統在剩餘任期內,能依照元旦文告內容,帶領台灣人民,持續深化民主,為守護台灣打拚到底。以下是採訪內容: 黃昭堂:內容扎實盼成施政根本 對這次元旦文告,獨派觀感都十分正面,我個人則是認為,這是陳總統自從政黨輪替以來,最令人振奮,也非常好,完完全全展露出陳總統對於本土意識的堅持,是一次相當扎實的談話,獨派冀望陳總統的元旦文告,能夠成為最後任期內的施政根本。 陳總統表示未來兩岸將採「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我想重點是在積極管理,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問題,在外國投資經貿上,絕對不可過分依賴,因為一旦國外的依存度太高,相對的風險也會加高,這是有危險的,或許對於美國、日本,我們還可以不用太過擔心,但是對於中國這種存有侵略台灣野心的國家,當然不能過分依賴。而現在台灣在中國的投資超過六○%,依存度也將近四○%;以前政府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是隨便西進、無法管理,現在能夠回歸積極管理,是很好的做法。 至於憲改方面,陳總統這次並未對憲改有所限制,沒有提到修憲或是制憲,而是用憲改來涵蓋一切,我想總統是希望民眾能夠有熱情,參與憲改工程,看民眾的支持度能到何種程度,再來調整憲改的程度,所以也凸顯了民間力量在憲改工程上的重要性;不過,由於台灣民眾普遍對於憲法認識度不足,因此,政府還是要持續宣揚制憲的重要性。 而手護台灣大聯盟等獨派團體,近來也開始積極動作,支持總統,熱心推廣制憲運動;我也呼籲過去對於陳總統有所批評的人,能夠把批扁的熱量轉為支持,共同鞭策陳總統的剩餘施政。 *本文原載《新台灣周刊》第511期,2006年1月5日。

台灣民主制度的確立務須制定台灣國憲法

台灣人民若制定台灣國憲法,不但能夠確立台灣的民主制度,同時也能夠決定台灣的法律上地位。

重拾歷史意識,重拾信念理想,重拾文化願景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 二十六年前的此日,仍處於戒嚴統治時期的台灣,以《美麗島雜誌》為名的黨外人士,在高雄市發起世界人權日大遊行。蔣經國採取鐵腕鎮壓,引發美麗島高雄事件。國民黨統治當局逮捕當時的黨外領導精英,甚至包括未參與遊行的人士,軍事法庭和一般法庭審判起訴監禁了威脅國民黨統治權力的精英們。 但監禁、迫害政治異議者,卻導致政治改革運動進逼國民黨壟控的政權。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先在替代出征中獲人民支持,繼而辯護律師群紛紛走上政治舞台,隨之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也走出監獄而受人民擁戴。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的二十年,在解嚴、公職全面開放選舉的形勢中,更累積了阿扁當選總統、民進黨執國家大政的局面。 阿扁總統二連任,擔當台灣國家領導人已近六年。但美麗島高雄事件二十六年後的今天,做為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的他,卻必須與執政的民進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及家屬,這些替代國民黨的執政黨人一起面對一週前的台灣地方三合一選舉挫折。在台灣人民的心目中,民進黨和阿扁總統都陷入支持度的低潮,甚至面臨長期戒嚴獨裁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以「連結台灣」、「贏回台灣」為宣傳口號的挑戰。 民進黨執政 不見願景的追尋 何以至此? 看看國民黨中央黨部高牆上的宣傳看板吧!從蔣渭水、羅福星、莫那魯道到李友邦,都被國民黨以「連結台灣」做為幌子,宣傳著不實在的連結論。而民進黨卻在接管承襲的政府體制裡,被不斷以弊案追擊的黑影壓得透不過氣。沒有好好結算國民黨統治的黑暗歷史,反而被黑暗歷史籠罩著。 沒有深刻的台灣歷史意識與連帶,接管國民黨政權的民進黨,像是國民黨的替罪者,疲於整頓概括承受的國民黨政權,忙於擦拭被抹黑的權力,願景的追尋不見了。執政但卻比未執政時缺乏積極進取意志,反而讓國民黨僭越改革的令旗。 國民黨是值得台灣人民期待的政黨嗎?至今仍冠以中國之名,藉進佔台灣而施行的長期戒嚴獨裁殖民體制宰制了五十年台灣,讓生活在這個島嶼的許\多人民心死了、心壞了。國家的條件也因固執於中國意理而破壞掉,現在只勉強在經濟體的形式維持統治權力運作。這樣的國民黨竟然在台灣存在著顛覆性力量,又為什麼呢? 在公職選舉競逐權力的台灣政治人物們,不管在民進黨陣營或在國民黨陣營,似乎著重的都只是權力的位置。在國民黨裡的台灣政治人物,從前被殖民體制賦予經由選舉鞏固外來統治的在地條件。在只開放地方公職選舉到逐步開放全國公職選舉的歷程,國民黨裡的台灣政治人物被劃分派系相互競爭制衡,就彷彿國民黨培植扶持的體制內黨派。有錢選到敗家,無錢選到財產滿貫,就是從前台灣地方政治的寫照。 民進黨是蓄積美麗島事件的社會能量而茁壯的。從黨外時代,台灣人民對於反抗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競選公職,出錢出力,為的就是期待改變國民黨一黨宰制的殖民性、威權性。相對於國民黨裡台灣政治人物選舉時要傾家蕩產或藉公職牟利,民進黨裡的政治人物依靠的是信念和理想。在那長期的國民黨統治黑暗時代,每一次選舉都能從反體制的黨外,民進黨競選活動中感受動人的力量。 民進黨選舉 雇工取代了志工 「政見發表會上/他們暫時被允許\聚集一起/ 來自四面八方/他們緊靠著/在寒風中/用講台上激昂的宣言和誓語/取暖/…」 一九八四年我的一首詩(意念)的第一節行句,呈顯的就是寒冷冬天的選舉景況。那樣的動人景況蓄積了改變國民黨統治的社會力量,不是現在選舉時接管國民黨政權的中華民國體制並成了維護者的民進黨政治人物競選場合的華麗空洞可以相提並論。民進黨保守接管了中華民國體制後和在國民黨裡的台灣政治人物們成為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差別,都被殖民體制裡邪惡的中國意識挾持。看看民進黨的選舉,雇工取代了志工,台灣人民的意志和感情不再傾力挹注。一樣要花大錢選舉,要怎麼讓政治人物在信念和理想中追尋呢? 保守接管體制 無異於國民黨 美麗島事件以人權的信念和理想奠基了改變國民黨統治的條件。若回溯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那是事件後台灣知識精英文化人大量被殺害,台灣經過長期壓抑、矮化、扭曲而重新站起來的走向,是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代心死了、心壞了的台灣人民重拾建構自己主體的轉機。許\多台灣人民義無反顧相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辯護律師,也支持他們在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在各種政治公職為台灣邁向正常國家奮鬥,包括在二○○○年、二○○四年支持阿扁成為總統,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台灣人民期待民進黨的不會只是保守、接管中華民國,成為國民黨體制的替代者,因為這與在國民黨內的台灣政治人物沒有絕對差別。台灣人民當然也不會想只看到民進黨裡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辯護律師之後,接續著尋覓權力的侍從和助理群。 國民黨連結台灣論 僭越歷史 國民黨虛假地張掛著「連結台灣」蔣渭水、羅福星、莫那魯道、李友邦頭像,正僭越台灣的歷史與文化詮釋位置。如果民進黨或任何以台灣為主體的政黨只會在選舉的權力競逐場繡花枕頭般把玩表面功\夫和浮世光影,台灣的不穩定民主就又會被國民黨以「贏回台灣」的口號破壞掉。不只隨國民黨移入台灣的新住民認同台灣、共同建構新國家之路更為不易,台灣走出歷史悲情的希望也會更渺茫。 在二○○五年的十二月十日,以人權紀念日的意涵反思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進程,不禁讓我想起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的一首詩(他愛鳥)。這個「他」和張掛著「連結台灣」台灣歷史人物的國民黨是一樣的。在黑暗中的獵人觀察在亮處唱著歌的鳥,他不相信鳥單純,他丟有毒的米穀\和石頭刺激鳥,然後捕捉鳥。 「鳥看見站在亮處的他 鳥變成在黑暗裡 而他說 他愛鳥」。 (作者李敏勇為詩人,原載自由時報2005/12/11)

從戰力比看紀德艦

新購四艘近萬噸級的紀德艦,前兩艘「基隆號」和「蘇澳號」已經交艦抵台。原本台海軍事平衡將於明年開始向中國傾斜,但紀德艦成軍,使得台灣安全在七年之內得以確保。 根據崔佛杜比的戰力比評估,攻方實力如在守方的三倍以上,攻方攻勢將會獲得成功\;如果攻方實力為守方的一.五倍以下,守方將可順利防守;如果攻守雙方的戰力比達到二比一,攻方將付出慘重代價,但也未必得勝。 台灣獲得紀德艦後,據國防部整評室的評估,二○○六年到二○一二年的台海戰力比約為一.四六比一,在這段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能力攻克台灣,台海安全得以在短期內紓解燃眉之急。 然而從中長期來講,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確獲得長足進展,如果三大軍購案未能執行,台灣的戰力無法提升,在二○一三到二○一九年的中期階段,敵我的戰力比為二.一八比一,勢將增強中國用兵台海的信心;在二○二○到二○三五年的長期階段,敵我戰力比為二.八七比一,屆時中國的勝算極高。 如果規劃中的三大軍購案得以適時執行,在二○一三到二○一九年的中期階段,敵我的戰力比為一.二四比一,中國用兵台海必敗;在二○二○到二○三五年的長期階段,敵我戰力比為一.六七比一,屆時中國的勝算極低,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因此,軍購案可說是維護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畢竟「能戰才能和」,沒有實力,就沒有安全,也沒有和平,除非投降。 軍購並非支付現金即可取貨,訂購之後需有製造、整備及訓練等時程。根據規劃,如果軍購預算案於今年通過,九套愛國者三型飛彈可於二○一三年全數成軍;十二架反潛機將於二○一一年全部交機;八艘潛艦原本計畫在今年二月完成選商,首艘在二○一三年交艦,全案八艘在二○一九年完成建軍,如今眼看已經延誤一年。倘若軍購案得以順利執行,可確保台灣安全三十年,但阻撓軍購者卻故意胡扯軍購案緩不濟急,根本是顛倒黑白。 主導反軍購的國民黨,三合一選舉大勝,但軍購案繼續在立法院第四十次遭到封殺。如果國親沒有捍衛台灣的決心和共識,可以說紀德艦將只是台灣安全的短期止痛藥而已,還是無法治本。 (作者為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原載自由時報2005/12/11)

「孫逸仙博士」一詞引發的聯想

葉彥邦 公元2004年11月中旬,就在「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孫文(1866-1925)139歲生日的當天,所謂「誰是國父」、「國父是外國人」等的爭議,繼考試委員林玉体提倡「本國史地就是臺灣史地」、阿扁總統的「中國不是本國」論述、教育部長杜正勝宣布「高中歷史課程要還原臺灣史應有的地位和份量」之後,又被在臺的中國法統勢力集團乘隙炒作成攻擊「臺灣認同暨建國運動」的利器,再度鬧得滿城風雨。 其實,早在同年4月19日,《台灣日報》第8版「名家論壇」曾刊登一篇名為〈政治是算術也是藝術,欠感性與理性則無格〉的文章,姑且不論內容如何,其開場白就寫著「孫逸仙博士當年……」幾個字,頓時,一個存疑多年的老問題再度浮現於筆者腦海中:加諸在孫文名字前頭這個「Dr.」,到底是說他有「醫學博士」的頭銜(M.D., Medicinae Doctor ‘Doctor of Medicine’)?還是指他全心投入革命前所從事醫職的稱呼(醫生 medical man)? 於是乎,不由得也想起2001年年底曾閱讀過旅日臺籍作家黃文雄所著《國父與阿Q》,書中寫道:「『國父孫中山先生』是臺灣對孫文的尊稱。但孫文到底從何時開始被尊稱為國父,一般人並不清楚。……當孫文以肝疾病卒北京之時,日本評論界已常見『支那革命之父』的稱呼。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孫文當『國父』,是1940年4月由重慶的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國民如此稱呼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新成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可是孫文到底自何時起成為『國父』,至今尚未見過學者考據的專著或論文,無法追根究底,甚為遺憾。」令人忍不住好奇,亟欲一窺究竟。 為此,筆者曾埋首於臺大圖書館,前後翻閱了近二十本以堪稱友善的態度來談論孫文生平事蹟的館藏,約略歸納出一個歷史輪廓──孫文於1892年年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畢業後曾先後於澳門、廣州開設藥局兼懸壺(1892-1894),但終因行醫資格不為英、葡殖民當局所承認而難以為繼。至於孫文的學歷問題則有若干不同的說法,僅僅在羅香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一書中就有學士說、碩士說,以及博士說三說並存。說法為何如此莫衷一是,究竟何者為真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頗值得深入探討。 在深入探查的過程中,筆者無意間還發現到一本不甚起眼的舊書,書名為《孫中山傳》,作者海法特(H. Herrfahrdt)是西德瑪爾堡(Marburg)大學「遠東各國政治學」教授。作者在該書「家庭與教育(1866-1892)」一章中,對孫文習醫經過也略有描述:「……於1884年進入香港書院(Queen College),……後來他認識了一位美籍教會醫生克爾博士(Dr. Keer),此人在廣東主持一個醫院,……孫中山在克爾博士那裡學醫一年以後,他又回到香港,因為那裡新設立一個醫學院,這個醫學院由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主持,……在香港,孫中山為第一個考授醫學博士的人(1892),在考博士的頭一年他的哲嗣孫科出生(1891),……」。不過,時間同樣是1892年,羅香林、Herrfahrdt二人對於孫文究竟取得哪一種學歷,看法似乎並不完全一致。 試問,孫文若只是一位執業醫師(doctor or medical practitioner)而非擁有博士學歷(degree of doctor)者,也未聞曾獲頒榮譽博士學位,何以中國國民黨人硬是要尊稱其為「孫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反之,果真獲有「醫學博士」學位,何以只修業五年且又同時出現有「學士」、「碩士」及「博士」三種迥異的版本? 儘管羅香林曾於前揭書中以「惟西醫書院,至民國2年,香港大學成立,即被歸併,經過事蹟,原乏專書記錄。而自國父辭世後,請訓無由,此書院之性質與程度如何? 國父在書院專治何學?……皆以資料缺乏,無能載述。即書院名稱,與國父在書院之時期,亦多未能為確實表白,如民國21年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總理年譜長編初稿》,關於 國父在西醫書院事蹟,即以當時未得直接資料,未為精審記述。」為由試圖一語帶過,掩人耳目。筆者以為要扒梳出真相其實不難,只要能找出當年歐陸地區相同性質及位階的學校,比對渠等對該三種學位名稱的界定、修業內容年限與取得方式,即可一目瞭然,故筆者之問當屬合理的懷疑。 究竟是時空環境的緣故,對於學歷名稱的界定、使用乃至學位取得方式古今有別?還是又不外乎中國國民黨慣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手法──誠如黃文雄對「國父孫中山先生」一詞的看法,純屬一造神行徑,意在爭奪政權(先捧高孫文的身份與地位,再藉由攀附以自抬身價並辯稱是法統繼承者)的託辭,而與蔣介石的五星上將傳奇如出一轍?實為一富饒趣味的議題,唯筆者才疏學淺,僅能提出疑問,其餘則有賴熟悉19世紀末歐洲醫學教育制度者、專治晚清及近代中國醫學教育史或政治史的方家惠予協助解開謎底。 只不過是一項單純的學位稱呼竟能招惹來如此疑竇,到底是古人行事態度不若今日學術研究那般嚴謹所致?還是中國國民黨人有意的安排?令人費解。或許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就如2004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及親民黨結盟角逐臺灣總統及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連戰和宋楚瑜兩人,選後不敢面對落敗的事實,反而硬以「對手作票」、「選舉不公」為由,聚眾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抗議滋事,並聲稱陳水扁與呂秀蓮的當選不算數,且接受許信良者流無厘頭似的「加冕」(許氏厚顏自詡代表臺灣人民宣布連、宋兩人當選)來自我慰藉一番。類此嚴重違反民主、法治、公義等普世價值的負面作為,儼然是一齣廿一世紀版的「國王的新衣」荒唐劇!更是中華「醬缸文化」中,虛偽、狡詐、造假、耍賴、和稀泥、寡廉鮮恥等本質或所謂「阿Q性格」又一次極致的展現!

黃昭堂:號召台灣人民覺醒

李欣芳 《自由時報》記者 「台灣人民要覺醒!」鑑於軍購案在國會遭泛藍杯葛,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再也按捺不住如是說。 為抗議國會亂象,力挺軍購案,近幾年來在台灣本土運動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黃昭堂,這次決定「撩落去」,號召民眾參加「九二五手護台灣大遊行」,宣示保衛家園的決心。 黃昭堂所屬的手護台灣大聯盟由百餘本土社團組成,平時積極推動台灣正名與制憲運動,除肩負台灣建國的重任外,還要協調各社團的事務,他的角色因此深受聯盟總召李登輝倚重,儘管平日繁忙,他看起來總是氣定神閒,行事從容不迫,且談吐幽默。 一九九二年,名列黑名單的黃昭堂終於獲得解禁,自日本返台,回到他闊別三十四年的故鄉,民進黨的李俊毅在台南縣四處宣傳黃昭堂要在家鄉演講,由於台灣社會選舉掛帥,好奇的民眾不解地問:「演講人要選什麼?」 但黃昭堂回台後從未想過參選任何公職,民眾因此又問:「不參選,那為何要演講?」黃昭堂則四兩撥千斤地說:「我是來替你收驚的,中國不會攻台,不要怕!」 長期做為體制外的運動者,黃昭堂選擇將一生奉獻給台獨運動,他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 黃昭堂回憶,一九五○年代他就讀台大時期與同學討論台灣前途,即認為只有台獨才是台灣將來的唯一出路,但造化弄人,一九五八年他赴日留學深造,卻只因為文發表台獨言論,參加遊行,就被國民黨政府羅織黑名單,還被情治單位列舉叛亂份子、恐怖份子、暴力份子等三大「罪狀」。 儘管理念堅定,黃昭堂其實是務實的台獨主義者,他坦言「我的思想激進,但作風溫和」。 平日行事不冒進,做為一位和藹的革命長者,黃昭堂的作風沈穩,這也使他在本土運動圈輩份甚高,如今,他再度連任台獨聯盟主席,應是實至名歸。 本土社團成員稱黃昭堂是個「和事老」,近半年來,他又身兼修補扁李關係的重要任務。 今年五月任務型國代選舉時,扁李兩人激烈隔空交火,讓黃深感憂心,選後他居扁李之間傳話、協調,默默地企圖修補兩人關係。被詢及為何充當魯仲連,他說:「扁李兩人和好,才是台灣之福!」 儘管扁李關係迄今仍未完全解凍,但積極穿梭、協調的黃昭堂確實用心良苦。 面對中國不放棄攻打台灣,軍購案卻遲遲無法過關,讓長期研究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的黃昭堂甚感憂心。他表示,台灣要和平,中國卻揚言打仗,不排除武力攻台,對岸不斷加強軍事力量,兵力又多,我們總不能赤手空拳實踐和平吧! 黃昭堂強調,台灣要自我防衛,靠國軍的保護,應該給國軍一流的武器,總不能用三流武器對抗軍人數目眾多的中國,不給國軍最現代化的武器,要如何防衛台灣?面對九二五大遊行,黃昭堂登高一呼,期盼藉遊行教育、宣導台灣民眾要重視國防,同時也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當前的國會亂象頻仍,黃昭堂解讀這個亂象,別有一番見解,認為在野立委的亂象正是台灣的亂象,因為泛藍立委也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 在黃昭堂眼中,國會的爭論不是來自族群問題,而是台灣派與中國派的對立,值此紛亂時刻,台灣人的覺醒,因此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原载《自由時報》,2005年9月25日。

許「小來」一片天空

屈慧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考古遺址是一座保存沒有文字記載以前人類生活情形的資料庫,考古學家經過田野調查與發掘,將遺物帶到實驗室內的整理、分類和研究,就可以推論和解釋這些資料所顯現當時人的文化與行為。真實的古物是最珍貴的,學者的責任是為古物發聲,向沉默的社會大眾說話。 經由琳瑯滿目出土的遺物,比較相關地區古物的製作技術與過程,進而解釋這些器物的由來。串聯過去與現在的關係,透過保留具有代表性的遺址讓人眼見為憑、印象深刻,近一步探討過去和現在社會的連續性。遺址是大眾的文化資產,適當的發揮其功能,可以使居住地的歷史更生動、有趣,甚至擴大社區人們對地方的感情。 遺址是需要大家的愛護才能保留下來的,現在到處都在開路和蓋房子,每天都可能有遺址被破壞,遺址一旦被毀掉,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以前住在台中盆地的人是誰?他們怎麼生活的?「小來」是惠來遺址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出現的第一座墓葬,其身高約99㎝,乳齒已長齊,推測其年齡應在6歲以下。小來葬姿為俯身,臉偏左側,雙手置於背後,腿部伸直朝南。陪葬品包括12粒魚脊椎骨珠串,以及1塊磨製石器。 科博館為「失落史前惠來人」舉辦特展活動時,請觀眾為台中市最資深的小市民命名,反應空前的熱烈,其中「小來」是票選最多的名字。推想觀眾是取「惠來里」的「來」字,事實上惠來是200多年前廣東潮州府惠來縣移民所落居之部落。小來的年代是美國貝它實驗室所做的碳十四測年1210±40(BETA- 181395),亦即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漢人還沒來之前,小來就和他的父母、親戚住在這台中目前地價最高的七期重劃區。 「小來」出土時透過媒體的報導,目前定居埔里拍瀑拉族張麗盆女士在文史工作者白棟樑先生陪同下來到遺址現場,表示平埔族群埋葬行為中有把手放到背後的習俗。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小來」與大甲、清水、沙鹿番仔園時期出土的墓葬一樣,都具有俯身埋葬的文化習俗。不過這群人到底是誰?他們從哪裡來?仍在考證當中,目前知道他們是生活在距今2000至400年前活躍在中台灣的原住民。 一千多年前,小來的生活環境是什麼樣子?在惠來里144號抵費地考古挖掘出土的動物標本,經科博館動物學者陳彥君鑑定出來有鳥、羊、兔、鹿、羌、野豬、狗獾、食蟹獴等,其中狗獾是目前台灣已絕跡的鼬科動物,這種頭頂有著一撮黑白相間美麗的毛的動物,在南台灣嘉義魚寮遺址、中台灣沙鹿鎮鹿寮遺址均有出現,是當時獵人的重要目標,後來是否因為過度捕殺而絕跡有待研究。狗獾之外還有食蟹獴,食蟹獴愛吃水中的螃蟹,有其出現的地方,顯示小來居住的地方離筏子溪流不遠。 植物方面也顯示史前台灣生物的多樣性,臺灣雲杉是個重要的發現,因為雲杉是生長在兩千公尺高海拔的植物,也是目前台中盆地沒有的,此外從文化層土壤中篩洗出的種子有圓果青剛櫟、碳化稻米、台灣楝樹、梅子等。碳化稻米數量不少顯示小來的親戚會種梗稻(中興大學鄧資新教授鑑定),是一種煮熟時略帶黏性的蓬萊米(Oryza sativa Japonica),溪流旁有密林,羌、兔穿梭間,爸爸、叔叔在台中盆地與大肚台地間捕獲獵物給孩子補充動物性蛋白質,偶而抓到野豬、鹿時更是可以享用大餐呢。此外也會採集石櫟、梅子換換口味,媽媽冬天時縫製鹿皮衣給小來禦寒,生活在那個污染不多的年代是不是有點幸福呢? 這幾年來隨著經濟的起飛,物質建設大有斬獲,然而隨著建設而帶來的破壞卻很少評估過,有的遺址在下一代還沒來得及認識前就摧毀了。惠民段144號抵費地在市府支持下,已進行三年的考古挖掘,其中十九座墓葬的出土數度引起媒體的關注。不過正如台灣各處飽受開發威脅的遺址,惠來遺址似乎也難逃出搶救的命運,亦即考古工作人員在土地被銷售之前,必須與時間賽跑。 事實上威尼斯憲章中對國際古蹟保護和修復有明文規定,「遺址必須予以保存,並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永久的保存和保護其所發現的物品」,因為這些埋藏文化財是屬於我們人類全體的。至於遺址呈現的方式,二十世紀七○年代即隨著地方生態博物館的興起,遺址公園在歐美受到國際文化資產保護和博物館界的普遍關注。相繼在拉丁美、非和亞洲等地蓬勃發展起來,迄今世界各地已有三百多處,它們在文化遺產維護和觀光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大家到英國、日本旅遊時處處可見刻意保留的史蹟公園及遺址,裡面有考古挖掘區、出土文物展示區、步道參觀區、現象復原區、教學區等。各鄉鎮文化單位經營的就是當地的史蹟與文化教育場所,讓居民散步其間時將生活經驗與歷史感自然的結合,進而衍生出愛護居住地的情懷。 「就地保存」和遺物「真實」的呈現,使得遺址博物館成為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的一種新模式。它在承繼傳統博物館理念及方法的基礎上,賦予博物館在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利用一種全新的方向,進而拓展了保護和利用方面的功能和範圍。我們深信緊握值得保存的根基,「擁有」並「經營」多元的文化傳統,未來才能站得越穩並展延出寬闊的遠景。 一個城市的考古遺址可以型塑這個都市的獨特性,成為當地史前文化的活教材。其實都市發展與遺址互生、共榮的實例在國外的作法有許多,只要專業團隊用心規劃設計。一千多年前小來和他的親戚居住在台中,若能將惠來遺址出土的資料適當的經營、規劃可以達到發展、尋根雙贏。它將會讓民眾對整個城市的文化有更久遠的體認,是大眾考古活生生的教材,也可以讓外國觀光客對台中歷史刮目相看,成為我們的驕傲。 文化資產可以是一個讓大家正確的認識史前史與滿足對考古好奇心的文化資源。層層相疊的陶罐埋藏著史前人的故事,百姓在遺址被破壞之前應有機會瞭解。每次站在認定工期就是金錢的七期重劃區業主面前,覺得說明為什麼要保護古物很無奈,因為多數人認為保護這些文化資產比不上眼前的利益重要。因此雖然一直強調城市歷史可與商業發展並存,提升文化觀光與吸引參觀人潮的商機,但如何讓民意代表、市民和商人願意投資可真是有點困難。 目前小學六年級有「鄉土教學」課程,孩子一天天長大,針對遺址的保護或許會期待大人作決策時考慮他們的需要。到底選擇哪個方式比較好?遺址土地被私人業主開發時,可不可以讓它在被怪手破壞之前事前防禦?是否市府標售七期重劃區抵費地立法提撥百分之一作為文化事業用途?是否透過建築容積率移轉取得144號土地作為遺址公園?進而規劃一個讓市民在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具有「原地、真實性」的歷史教室,如果寸土寸金的東京、大阪能,我們的城市為甚麼不能呢? * 本文轉載自《台中市惠來遺址區一四四號抵費地遺址保存座談會學者意見書及座談會共識結論》會議手冊。

我的同學姚文智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 上週五,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當時是中午,姚文智剛開完會,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邊吃邊聊。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他有問必答,坦率幽默,不時逗得學生發笑。當學生問他:「對學弟妹有何期許」,他更是俏皮地答道:「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 我在旁作陪,聽他們對話,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愛交朋友、愛上街頭、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 姚文智,原本唸東吳企管系,當過籃球校隊,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現在的新聞傳播系),成為我的同學。他個性爽朗、瀟灑浪漫,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我會和他變熟,則是因為政治。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因此常交流禁書,相約去聽黨外演講、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比我積極、勇敢,幾乎無役不與,有一年五一九遊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 當時,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我們讀禁書、聽演講,也找老師討論。大三時,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她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有時,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就叫我們上她的車,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 大四,學運蜂起,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輔大新聞》遭查封事件,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出版《改造》抗爭,成為台灣八○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大四,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相繼出現,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籌辦《野聲》。這份《野聲》的打字印刷工作,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我還記得,某個下午,參與籌辦《野聲》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一邊低聲討論此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 大學畢業後,我進《自由時報》當編輯,他先在《太平洋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並轉到《自由時報》當體育記者,成了我的同事。後來,他為了兼顧學業,轉任地方中心核稿,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一九九一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慘遭開除,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也遭開除,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討公道。 一九九五年前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隨即離開報社,轉任謝長廷助理,開始政治生涯。當時,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工作量卻倍增,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但他甘之如飴。 他當助理時,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之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辭去立法委員,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政治生命盪到谷底。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或重回新聞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不棄不離。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直到一九九七年,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政治行情止跌回升,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 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後任副秘書長,主辦高雄燈會、籌備文化局,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這段時期,每回同學聚會,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去年,他辭去公職,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後來留在台灣,出任台視董事、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忙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年,謝長廷組閣,他重返謝團隊,接下新聞局長重任。 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年僅三十九歲,媒體驚訝他的年輕、卻常忽略他的歷練。回顧歷任新聞局長,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從基層的記者、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總經理、台長,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但更可貴的是,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還是不改浪漫、還是充滿使命感。 我最感動的,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去年八月,他無職在身,有一天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台灣新文化》,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連生存都有問題,但他堅信台灣——至少台北——需要這樣的雜誌、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我們爭論著,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 幾個月過去,我以為他已經放棄。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他告訴我,這個雜誌確定要辦,而且財力無虞,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他說做就做,馬上招募人才、規劃內容、租辦公室,三月七日我去找他,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三月八日,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 他看事情,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上任前,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但覺得媒改社訴求「台視華視公共化」層次太低了,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在他看來,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他反覆強調:「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正是這份使命感,讓他支持公共化,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新聞亂象,姚文智也不願坐視。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他宴請媒體主管,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不報導自殺細節、勿將自殺英雄化、避免簡化自殺因素;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但這些勸說、呼籲,宛如對牛彈琴,媒體依然故我。姚文智不死心,成立一個專案,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更要靠社會力量。專訪那天,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既然不滿媒體,「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 作為新聞局長,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奈何經常遭到扭曲。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自然必須有所回應,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我們不會在意。這個回應,既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尊重成龍的自由。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一面放大成龍,說他舉足輕重,我們應該拉攏他,一面縮小成龍,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我們不該反駁;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指摘姚文智把成龍「打入黑名單」、「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真是莫名其妙。 我比較失望的,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當五二○前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政策觀察站系列」、自由時報連載「綠色執政、台灣心情系列報導」、台灣日報推出「活力台灣、邁步向前系列報導」,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我猜上任未久的他,是在執行原有計畫,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但無論如何,他是局長,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所幸,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 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他不會擺架子,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他累了就打哈欠、有不滿就說出來,從不掩飾,甚至自曝內幕,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 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總是願意分享所有,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有回我到政大考試,他把宿舍讓給我住。今年三月七日,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臨別,他說隔天沒事,就拿起電話,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沒想到隔天早上,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當晚,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沒想到他不但出席,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散會時,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得回家熬夜準備。 上週五的訪問也是,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他說一小時吧,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聊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我有點抱歉、有點不捨,還有更多的感動。 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一個浪漫、率真、有情有義、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 *本文轉載自阿孝札記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5/post_3.html。

台灣心聲為什麼沒辦法講話?

黃天麟 國策顧問 具有濃厚本土意識的電視政論節目「台灣心聲」,將於十二月三日播出最後一集後結束,消息一出,引起許多關心台灣本土的觀眾議論。由於公司高層僅發出關閉節目的指令,但並未告知原因,所以停播的幕後因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被香港人「幹掉」,有人即歸咎於最近節目收視率之下滑。但筆者認為,真正原因應在於政黨取向之偏差及錯誤的立法,說一句「自投羅網」亦不為過。茲說明如下: 第一,大膽西進政策對國家認同造成傷害。「積極開放」是大膽西進的同義語,「積極開放」對經濟面之衝擊,股市動能減退、高失業率、低工資薪金增加率等姑且不談,它對台灣社會、政治、人文面亦造成了下列傷害: (一)最大的傷害是「西進資敵」行為的正當化與公德化。它在國人社會造成「中國非敵國」,甚至是「施惠國」的偏差概念,這也是連、宋的聯中制台引不起國人強烈譴責的主要原因。當「拚經濟」與「結合中國」畫上等號時,台灣主體論述就顯得欠缺說服力。 (二)它使泛藍選民增加。企業西進的結果,在中國之台幹人員躍登百萬,往返中國年達三八○萬人次,日久生情,心態上逐漸靠近泛藍,「本土化」、「正名」、「制憲」等自然引不起他們興趣,甚至反感。此種傾向以中間選民為多。亦就是經濟上越與中國結合,中間選民越會傾向泛藍的「一中」主張,「台灣心聲」的收視率自然下降。 (三)它使支持本土性節目之企業越來越少。以GDP區區三千億美元的經濟規模,台灣卻佔去了中國所接受之國外投資之一半(約二千八百億美元),致國內西進的企業在專制中國的制約下,在台再也不敢資助本土性節目,廣告節目都轉移至統派媒體,以示對中國之忠誠,本土節目無法獲得應有之經濟資助。 第二,迂迴讓港資、中資控制台灣媒體之立法本就是統派的伏筆。統派鼓吹西進,目的是營造「以經促統」的政經環境,同理,他們在制定「衛星廣播電視法」時,以「引進外資可帶動產業及技術提升」為掩護,採取對外資開放之立法,目的同樣就是有意讓港資、中資來控制本土廣電事業。當時的新聞局長同具此心。 第三,「港資非中資」政策,敞開了木馬屠城的大門。一九九七年以前說港資不是中資,或許還有一些道理,但一九九七年中國取回香港之後,港資就已是中資之一部分。但奇妙的是,我們的官員又再一次以「為不影響目前的經濟運作」為由,將港、澳地區自中國切開,「港資非中資」的政策思維與上述制定衛廣法時,以「提升國內廣電事業」為由,讓港、中資控制台灣媒體之政策思維如出一轍,目的就是統一。 經半個多月紛擾,新聞局針對T案(TVBS股權問題)裁定罰款新台幣一百萬元,此種無關痛癢的輕罰,對TVBS言等於繳了一筆小稅而已。過去經濟部對偷跑投資中國的台商同樣都以罰新台幣一百萬元或二百萬元草草結案(如宏力等偷跑罰鍰僅二百萬元),形同鼓勵偷跑,也促進大膽西進之大功告成。政府政策如此,環環相扣,惡性循環,本土聲音焉能不式微。 希望熱愛台灣的國人,當為「台灣心聲」之消音而沮喪之餘,多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作出正確的反應。

黃文雄:去中國化 日本能,台灣為何不能?

陳宗逸 《新台灣周刊》記者 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 「中國的侵略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台灣人對中國的騙術毫無警覺。」這是知名的台裔日籍思想家黃文雄,面對今天台灣深陷中國化陷阱,無法「去中國化」而造成的國家危機,最深刻的感受。黃文雄說,中國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詐騙國家,前總理朱鎔基就曾經說過:「中國全部都是謊話,不會說謊的只有騙子」。中國已經搖搖欲墜,在政治、經濟、自然環境、人口壓力、天然資源等問題上面,幾乎束手無策,即將崩潰,中國對台灣的染指,全部建立在虛幻的詐騙與宣傳上面,全世界都已經清醒,似乎只有台灣人越陷越深。 詐騙集團鼻祖 歐美認知甚深 黃文雄從一九六四年起就長期住在日本,數十年來以出版著作來從事台灣主體性的啟蒙工作,透過日本社會的觀察角度,黃文雄看到了中國的危機,如今這個危機將用詐騙的手法,將台灣一起拖下水,黃文雄深感無奈。「中國人什麼都不行,最在行的就是宣傳,用『捏造』的手法來塑造媒體宣傳效果,日本人也曾經受過騙,只是如今已經醒來了。」黃文雄曾經寫道,中國到處充滿騙術,提倡「兵不厭詐」等「詐術」理論的孫子兵法,還成為被人稱頌的經典。 早在歐洲啟蒙時代,大哲學家康德和孟德斯鳩,就曾經說過「中國人是騙子」,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賀茂真淵也曾經寫過:「唐朝是一個人心特別醜惡的國家」。甚至,著作《武士道》一書的日本大哲學家新渡戶稻造,還曾經怒斥中國人是「不以欺騙行徑為恥的厚顏無恥人種」。歐美日學者早有此認知,但是在備受中國威脅的台灣,有這樣想法的人,屈指可數。 即使是像日本這樣媒體發達的國家,在一九七○年代,還有很多人相信:「中國是一個沒有蚊子、蒼蠅、老鼠和小偷的人間天堂」。黃文雄說,當時的年輕學者和左派前進青年,對中國抱有相當多樣的幻想,稱為「中國夢」(China Dream),認為中國終將稱霸世界,日本必須要低頭接受,可見得中國的宣傳詐術,多麼的管用。可是在如今,日本人早就走出這樣的幻想,因為從統計數字上面看,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國民生產毛額(GDP)竟然到今天還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可見得有關中國的所有神話,幾乎都建立在詐術上面。只是,今天的台灣人,還無法像日本人一樣,看出這些荒謬之處。 桃太郎早覺醒 成功去中國化 日本人在幾百年前就成功達成「去中國化」,並以此順利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台灣卻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被捲入「中國夢、中國化」中無法自拔,黃文雄感慨,除了因為台灣人「毫無台灣一體的國家公民意識」之外,也與數年來在教育和媒體上面,毫無任何改革所帶來的後果有關。黃文雄說,「即使李登輝前總統很有使命感,以『實用主義』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想要達成這個步驟,還是失敗了。」因為,「只有李登輝一個人,也無力回天」。 日本岩波文庫和新潮社在二戰前發行的世界經典名著和基礎工具書,是日本國民成為現代化國家公民的重要基礎建設。 阿輝伯有遠見 來自教育啟蒙 黃文雄認為,台灣受到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荼毒,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脫離,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相當遺憾。他認為,「黨化教育最大的特徵,就是強調學生的『記憶力』,完全不重視培養學生的其他能力」。這也是造成台灣目前年輕一代「空心化」的中心問題。而日本的教育,即使被外界認為具有威權特色,但是以日本舊制高校的教育為例,「除了記憶力之外,日本特別強調學生的分析、統合和演繹能力」,因為教育精神的關係,台灣人至今還受中國宣傳所騙,而無法掙脫,日本卻可以從各種情勢觀察、分析,進而破除中國夢的幻想。他覺得,如果台灣依舊無法在教育上面提出任何的改變,未來被中國併吞且拖垮的可能性,相當的高。 日本重視學生的分析演繹和統合能力培養,所以李登輝前總統在寫《武士道解題》一書的時候,在開頭就特別強調,十幾歲的高校時代,就開始閱讀大量的哲學文藝書籍,並且思考生命的本質。黃文雄說,這是日本教育優秀的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政府相當明智的「從最基本的功夫做起」,不論是工藝基礎、科學理論、世界文學名著、哲學家思想等很重要的基本著作,日本政府都在第一時間主導,有系統的將所有的歐美先進知識,精確翻譯並且引進到國內,讓青年學生可以以最方便的管道閱讀最先進多元的世界文明精華。「像是岩波文庫或者新潮社這樣的出版商,有系統的引進經典著作,不計成本推介給日本學生,這是日本政府重視基本功夫,施政有遠見且有理想性的優秀之處」,連在《武士道解題》的書中,李登輝都還相當感念像岩波文庫這樣的出版社,對於一個新生國家公民意識的啟蒙影響。 中資背後撐腰 媒體淪陷八成 反觀台灣,不只在基礎教育上,全面向中國化投降,在媒體甚至出版業,也全面被中國化攻陷。黃文雄說,中國人以詐騙立國,所以相當重視媒體宣傳,不論花費多少的資金,都一定要用媒體將整個國家的氣勢撐起來。中資入侵台灣的親中媒體,目前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從日本觀察,黃文雄認為從台灣媒體言論的荒謬可以看出,起碼已經淪陷八成以上。由於中資是由中國政府操作,可以不計成本用大手筆拚效果。 媒體現象是教育現象的延伸,兩者互為影響、是一體兩面。黃文雄認為,比較現階段民進黨政府執政,李登輝前總統的十二年施政,「他比較有在想台灣的未來,要怎麼走下去?李登輝可能因為日本基礎教育的培養,善於思考,掌權之後所想的,可能都是二、三十年之後,台灣可能面對的情境」,但是反觀執政已經五年半的民進黨政府,「可能因為執政團隊太過年輕,又受到黨化教育的影響,比較沒有去思考二十年之後的情境,眼光可能只著重在三、五年之後的大選」。黃文雄感慨,黨國教育因為著重記憶力,加上中國傳統科舉文化,造成現在台灣人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文化與思考的一種危機。只重經濟利益,只想要賺錢,加上不重視人文科學,施政著重短期效果,無可避免的就沒有辦法破解中國夢對於台灣的嚴重傷害。 戳破中國騙術 台灣才有期待 面對未來挑戰,黃文雄相當憂心,尤其最近在親中媒體與統派陣營一面倒的壟斷言論市場,台灣主體性看起來已經毫無招架之力。「最怕的不是中國的侵略,而是台灣人繼續甘願被中國騙,然後在中國崩潰的時候,被他們一起拖下水」。台灣的危機,是缺乏有膽識的人,像「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位小孩一樣,膽敢違反主流意見,出來戳破中國的騙術。回顧李登輝時代的努力,黃文雄希望台灣能夠很快出現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為了未來五十年的台灣,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建構出台灣應該有的國家公民意識。「日本可以輕易去中國化,台灣卻沒有辦法,最主要的差異,就是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如果有政治家,敢出來破解這個中國法統體制的謊言,台灣的未來才可以期待。 *本文原載《新台灣周刊》,501期,2005年10月29日出刊。

原住民族的主權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一般所謂主權(sovereignty),有對外、以及對內兩個面向:對外來說,主權代表其他國家承認上述權威,也就是「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對內來說,主權意味政治實體在領土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是「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Biersteker & Weber, 1996: 2; Brennan, et al.: 307)。Fowler與Bunck (1995:5) 分別稱之為「對外獨立」(external independence)、以及「對內至高無上」(internal supremacy)。至於「原住民族主權」(indigenous sovereignty、aboriginal sovereignty)的內涵,大致是被刻意做內部主權的限制性詮釋(Corntassel & Primeau, 1995; Maaka & Augie Fleras, 2000);而Brennan人(2004: 315、319)更是直截了當指出,既然外部主權不可分割,關鍵在於內部主權的水平(分享)、垂直(從屬)分配。不管如何解釋,主權代表著對於領土的擁有、以及土地的所有(Sanders, 1991: 186)。 一般而言,領土分為已經有主之地(occupied lands)、以及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 territorium nullius、或是vacant lands);前者的主權可以透過征服、割讓/轉移、或是支配而取得,後者的主權則可以透過發現、開發、或是有效佔領來取得(Jennings, 1963; Slattery, 1991: 200-201; Kerr, 1991: 11-12; Macklem, 2001: 113)。在所謂的「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由發現、征服、開發、到同化的過程中,墾殖者的國家往往以原住民族的社會是無主之地,來合理化對於原住民族主權的攫取;歷經墾殖者的巧取豪奪,原住民族逐漸喪失傳統所擁有的土地,儼然是陷於主權國家架構之下、動彈不得的民族(entraipped nation)。 不過,隨著規範性理論的抬頭,國際社會對於人權的保障不敢明目張膽忽視(Cochran, 1999; Risse, et al, 1999),特別是自從1970年代開始,原住民族運動逐漸嶄露頭角,而國際法也漸次重視包括「集體權/群體權」(collective rights/group […]

回應「獨立的迷惑與獨盟的抉擇」

莊秋雄 前台獨聯盟中央委員﹑美國本部副主席 從2086期(10/4/05)公論報念到自Taiwan News轉載的謝里法兄寫的專論〈獨立的迷惑與獨盟的抉擇〉。該專論提醒遷台後的「台獨聯盟」(獨盟)其盟員進入政府機關領導階層的不當,而給獨盟不少的批判及鞭策。對獨盟的盟員更有如下的嚴峻批評: 「(獨盟成員)令年輕時代堅持下來的建國運動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勿寧說是對自己的殘忍,也是對理想的背叛,對生命的踐踏」。 謝氏的批評雖有所據,但做為堅持四十年的一個盟員,念到如此冷峻嚴勵的批判時,心情實在無法度不「沈重」。雖然已封筆多時,也不忍繼續沈默,於是再提禿筆,敘述一些個人感想及回應。 獨盟遷台後,筆者自認已不再有年輕時代的生命力為獨盟遷台後的新階段出力,於是逐漸退休到第二線。但仍繼續關心獨盟的運作,一直小心的搜尋、仔細的閱讀所有與獨盟有關的資料,特別是「盟外」人士有關獨盟的文章及報導。 其實遷台後的獨盟能見度並不高,因此外界有關獨盟的報導及評論也不多,就我的回憶,比較嚴肅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今春自稱「流氓教授」的林建隆教授來美為FAPA巡迴募款時提出的對獨盟的建議,他認為今後在美州的獨盟應轉化成FAPA屬下的「獨盟」;第二次就是這次謝里法兄所寫的這篇對獨盟的批判論文。林教授的建議比較複雜,不便評論,在此只對謝氏的批判發表些感想。 或許真的有些獨盟的盟員(包括筆者) 感到台獨運動的階段性任務 (倒蔣建台) 似己完成,但筆者未曾念到有任何獨盟的領導者曾做過此種論述,唯一由盟員寫出來表示此種見解的文章恐怕只有筆者約半年前所寫的拙文「獨盟成立五十週年感言」。該文有一段如此寫:「(獨盟,也稱WUFI)成立時的目標是運用所有可能的一切手段來推翻蔣家外來政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台灣, 目前這項『事實獨立』的目標,可說在WUFI的努力參與下已經大部份完成了。今日所剩下的是在中國的吞併威脅下,整合台灣住民的建國意識,來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的『法理獨立』地位而己,這項艱巨的任務是無法只靠WUFI來完成的。」假如謝氏有親耳聽到「有國策顧問認為獨盟的階段性使命已經完成」這也只能代表該國策顧問像本人一般的見解而己,不見得就是代表整個獨盟已經「以階段性任務的完成為理由拉下帷幕」。 其實帷幕並未曾拉下,近年來多次的正名群眾運動、228手護台灣運動、及最近挺軍購護台大遊行,那一次不是獨盟站在攻堅的前衛性角色所促成的呢? 至於正在「分享中華民國」的少數盟員 (或前盟員),或許他(她)們誤信了加入難得出現的「本土」政權來共同努力是一條有效的建國道路,他(她)的做法應只是像本人寫的文章一樣,只是表現其個人的見解及判斷而已,未必代表獨盟己拉下運動的帷幕。不久以前,當獨盟主席發現走此路是誤判時,他也堅持的辭退了。 獨盟遷台後的能見度無法提高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個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獨盟及其多數的盟員,其個性、其人生觀、其價值觀以及其相對的處世能力並不符合多數的台灣人及台灣社會,有人甚至稱獨盟成員是台灣人當中「瀕臨絕滅的品種」(endangered species),由這種人群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在白色恐怖年代奮力推動「倒蔣建台」的革命運動或有可能,但當蔣家外來政權有形的迫害消失後,要與其他新興的台灣人政治團体競爭、搶奪政治權利時其能力就相形見絀了。試舉一例來說明,本來十分專業十分認真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獨盟成員的黃爾璇教授,雖然很稱職的、很盡責的擔任完一屆,下一屆就被善於權謀操作的邱永仁取代掉了,近日報載邱立委經營的醫院有騙取建保費之嫌,鬧得沸沸揚揚。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如此,海外不也差不多?試看當今海外與台灣「本土政權」關係密切的單位,全球民主聯盟也好,各地商會也好,僑務委員會也好,當今在這些海外團体中活躍的人士有多少是過去白色恐怖年代的拼命者? 要一條廋弱的老牛拖重車,只是嚴峻的鞭策恐怕是不夠的。本文只在表達個人感想,並無意辯駁謝里法兄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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