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昌 / 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佩恩（ Edward Paine ）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美國加州，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初從事大眾傳播事業，一度在好萊塢的 CBS 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入伍美國空軍， 接受空軍預備軍官及空軍情報的訓練，結訓後派駐中國戰區；初為情報員，繼而為執行員，軍階晉升至少校。 駐外期間共兩年半，大戰末期由海外調回美國。 一九四六年退役後轉而服務於聯合國救濟復健總署（以下簡稱總署）， 為總署分析經濟情況及撰寫報告，返回中國工作， 前後一年多，其中有一年時間駐在台灣，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及事變期間，一九四七年五月離開總署。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 總署的法籍主管正在上海出差，由佩恩代理之主管任務，那時他才二十七歲，是總署內最年輕的。 當時總署人員宿舍在北投，辦公室在台北市區， 事變發生後總署工作無法進行，為安全計，大部份人員住在山上。 佩恩那時與柯氏（ George Kerr ）同住在中山北路上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房子，他每日往返市區與宿舍之間。 事變之初，衛兵向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開槍，造成省府廣場上軍民對峙。 佩恩在附近聽到槍聲，駕著吉普車前往一探究竟， 看到有人受擊倒在地上（共六人），他驅車直入廣場， 無懼於群集的武裝衛兵，救助兩名受傷者（其他四名已死亡）。柯氏所著《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曾描述這段見義勇為的故事。 佩恩多年後回憶此事， 仍責政府如此槍殺請願者，罪大惡極，充滿「是可忍，孰子可忍」之慨；至於自己當時的作為，只稱是自然的反應而已。
後來由中國調來的大批援軍登陸之後，他目睹「國軍」以機關槍瘋狂掃射無辜百姓，不僅街道遺體滿地，而且河中浮屍無數。 有一次他從北投返台北時，正好跟在一軍車後面，那軍車上架著機關槍，沿途掃射。 後來軍車轉入一岔途， 但旋又由岔途的另一端出現在他後面，子彈從他頭上飛過，逼得他一路側身低頭開著他的吉普車，才免中彈。
佩恩於一九四六年四月扺台， 他因工作所需，對台灣歷史、資源、及二次大戰後的社會、經濟情況有深刻的了解。 也因此，他極為痛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 陳儀及其手下在台灣的橫搶直奪，使一個在短期內可以復健的台灣經濟，被摧毀成一片癱瘓，民不聊生。 在事變之前，他便已義不容辭地將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 以及中國官員視台灣為戰利品，待台灣人如屬下臣民的實情，轉告美國有關單位。
一九四七年四月返美之後至一九四九年二月， 佩恩自動自發地向報刊與民意代表，投書數以百計； 並應地方社團邀請，發表演說，闡述台灣的真實情況。 他風塵僕僕，來往美國東、西岸十次之多，到紐約、華盛頓，苦口婆心， 告訴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中國政府的殘暴及對台灣人民的蹂躝，並指出中國政府佔有台灣，執法無據。 （按：對日和約是一九五一年才在舊金山簽訂的， 日本放棄對台、澎的一切權利，但和約中並沒有註明台、澎主權的歸屬。 ）他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國民黨援助，並極力支持二二八事變中台灣人所提的要求：將台灣納入聯合國託管區或暫由美國託管。
佩恩在台灣工作一年， 很是欣賞台灣地域的富美，也佩服台灣人民性格的優良（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趁機打劫，而且充分表現自治的能力）。目睹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辜受害，他基於人道立場， 挺身為台灣人打抱不平。 同時，他身為美國公民，由於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中**， 將台灣送給蔣介石，從而使蔣政權得以美國裝配的軍隊屠殺台灣人，使他覺得美國對台灣應負道義責任。 他到處奔走，竭盡個人財力，為的是將國民黨以特務組織治台的真面目公諸於世。 希望台灣不至於在對日和約中被正式的拱手送給中國。
基於同一理由， 佩恩於一九四八年時與柯氏合作著書，要將他們在台灣的經驗寫出。 當時柯氏已取得美國－著名出版社的預支，但後來柯氏改變主意，將預支退回。 原因據說是柯氏當時認識很多美國外交部高級官員，以為利用私人關係可以為台灣出力，比著書讓外交部難堪，更為有效； 佩恩因此氣憤地與柯氏分手。
一九六四年柯氏以大學教授必需有著作為由， 徵求佩恩同意，要求採用他整理出來的資料。 雖然他覺得出書良機已經錯失，但仍然同意柯氏之求。《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延遲了十多年，才於一九六五年問世。 出版商將英文版權賣給國民黨， 所以 “Formosa Betrayed” 只出了一版，直到一九九二年柯氏在夏威夷去世後， 才由在美的台灣出版社再度於同年印行，漢文版則早於一九七三年問世。 那本書果真於一九四九年韓戰爆發前出版，不知會有什麼影響？
佩恩為台灣人毫無私心地奉獻自己， 一九四九年二月之後，由於經濟不允許，才結束他為台灣的奔波。 他後來長年在海外工作（阿爾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地）， 仍然沒有忘記台灣，返美退休後，家中張掛的是台灣風景畫及很多在台時收購的物品。最難忘的是他為我們保存了這一歷史證物* ， 這本夾有平頭子彈的醫學書，證實當年蔣介石統領下的「國軍」確實曾使用這種非法的子彈，殘害台灣百姓。
佩恩一向不喜標榜自己，但我們知道有這麼一位外國人士如此關心台灣，如此為台灣出力。 相形之下，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前途更關心，更盡力才是。 我們追溯既往，是要記取歷史的教訓與啟示：台灣的前途終究還是要由認同台灣的人自己走出來。 我們紀念二二八事件，要回顧、省察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歷史因緣， 從而醒悟、認定自己，是有別於中國人的多一族群。果能如此自覺， 大家才能同心協力為民主獨立的台灣勇敢打拼，才不負佩恩的一番苦心，也才能確保台灣永遠不再被出賣！
**根據在美台灣同鄉的深入研究，開羅會議後並無所謂的「開羅宣言」 而只有一份無與會者簽署的「新聞公報」，毫無法律約束力。
* 這本書和子彈本年二月廿八日起將陳列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