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台獨理念的推動卻流於狹隘的族群主義、粗糙的語言排他主義、甚或血緣至上的種族主義式，在這建構過程中被邊陲化的外省族群，對於原本被朝野污名化的獨立建國運動當然裹足不前。一般傾向於否認族群區別的存在、將族群競爭提高為國家認同矇蔽、甚或將之等同於(conflation)國家定位的作法，只會硬將兩個原本不同軸線的分歧聚合而使其相互強化。

企鵝先生 由於工作的關係，本人有幸能在過去 10 年所居住與南極素有地理及歷史淵緣的紐西蘭國，涉入南極事務；加上因激起的興趣，進一步投入，而完成了圖文並茂的第一本中文之南極綜合介紹書籍《前進南極── 從南極看台灣》回來出版。本人試圖透過南極事務之探討以回顧台灣並提出建言，期待或能在跨世紀的前夕提供國人對台灣前途作另類思維之參考。 西方人在 500 年前即開始從事遠洋的南極海上探險，在 100 多年前就已登上南極大陸，隨即展開至今未停歇的各種陸上探險，並早已跨入太空探險：由南極科學研究活動中之高空大氣研究，導致的人造衛星發射，進而的登月成功到今年正好是 30 週年 ……，火星已在 1 年多前被登陸，第 1 代的太空站已運作十多年，而第 2 代的太空站研究計劃亦已展開。 即連遠自北極圈內的國家如俄羅斯、瑞典與挪威都有很活躍的南極活動，前者在近 180 年前領先發現南極大陸，而挪威之現在人口才 434 萬卻一直有傑出的表現；另海岸線極短的比利時也剛在 2 年前完成其南極探險 100 週年慶。 西方人約在 11 世紀中葉方開始使用羅盤，但他們很快地發現磁針所顯示的南北方向與正南北向有出入。這除了促成他們進行地磁學的研究，更實地去從事遠洋海上探索而導致發現「南／北磁點」及其他許多「南／北極」的地理發現。而漢人雖然發明了指南針，且其居住的陸地有「臨世界最大海洋之漫長的海岸線」，但至今傳承其「添福壽、保平安、積功德、天命及恭喜升官發財 …… 等」特殊文化的子民，顯然將它用在「看風水」比做海陸大自然活動之指向定位還多。 同樣是帝制時代，西方有民間學術組織及其所引領的活躍之各種大自然探險活動，而自古中國大陸之各朝代即統一學術思想、陸封內鬥、海禁鎖國及限制科學發明研究 …… 等，甚至後朝拼命清除前朝之建樹。相反的，原係東方鎖國帝制的日本，經明治維新後，在沒有今日快速的資訊傳播之下，其南極陸上探險隊竟能在 1911 年西方人已花了數百年的海上探險、才正由挪威與英國進行南極點陸上探險決戰之際，知道並能首度做長程海上航行經紐、澳前往，讓在南極海岸等待其已完成人類首度征服南極點之探險隊歸來的挪威船隻驚遇他們，並於後續的活動中，在今日的南極大陸地圖上留下有「難得的由東方國家所命的地名」。 在西方之南極事務中有許多極具啟示意義的，尤其可以看到今日人口才 5800 萬之英國在過去更少的人力資源之下如何於群雄之中異軍突起。除發展成日不落國，更將其語言及文化推促成今日世界最強勢者之點滴的痕跡。 在本世紀初，英國替其兄弟國 ── 紐西蘭及澳洲，在其就近的方位所宣佈而瓜分的南極領地面積約有整個南極大陸的一半，僅管早年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挪威及法國等均曾在那些地區做過開發探險活動。 雖然不是最早開始從事海上探險活動，英國卻由政府、民間公司與教會很積極「有組織地」往他國所先發現的新大陸做海外「殖民」。儘管在一場熬戰 7 年 ( 1776～1783 年 ) 「領土不可分割的聖仗 ( 美國獨立戰爭 ) […]

陳鴻達◎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車臣在其七千年的民族歷史中，歷經數次強權侵略而綿延不斷，其中最為嚴厲的威脅就是這兩百多年來俄羅斯的吞併企圖。從十八世紀開始，信仰東正教的北極熊俄羅斯，開始向北高加索地區擴張勢力。世居於北高加索，信仰回教，自認為野狼傳人的車臣人，直到1859年才被俄羅斯征服。爾後雖然在俄羅斯共產革命時，車臣曾經宣布獨立，但還是被紅軍壓制住。然而因為車臣有其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因此在1934年俄羅斯讓其成立自治共和國，為俄羅斯十一個自治共和國之一。 雖然表面上車臣被俄羅斯征服，但車臣的游擊戰卻不曾中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臨時政府，並對德國放話：只要德國承認車臣的獨立，車臣將熱烈歡迎德軍的到來。當德軍進攻接近到北高加索地區但還未到車臣勢力範圍時，有些車臣的人民就開始與德軍合作，結果觸怒莫斯科。蘇聯紅軍不但屠殺車臣村落，還將百萬的車臣人放逐到中亞，將車臣人的財產送給蘇聯人，車臣的歷史文物古蹟破壞，企圖將車臣人的認同從根拔起。這種民族的血海深仇就是車臣人追求獨立的根本原因。 在追求獨立的過程，車臣也曾經成為俄羅斯內政鬥爭的工具。在1991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葉爾辛為了爭取一些沒有俄羅斯人的自治共和國的選票，在政見中表示要儘可能的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最大的自治權，結果葉爾辛在車臣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票。同時戈巴契夫為了與葉爾辛對抗，認為俄羅斯內分離主義活動可用來牽制葉爾辛。在兩巨頭的對抗下，車臣獲得短暫的春天。 1991年蘇聯解體，空軍退役將領杜達耶夫領軍推翻共黨，並宣布獨立，隨後當選為總統。莫斯科不肯承認車臣的獨立，於1994年派兵鎮壓，杜達耶夫陣亡。1996年六月，莫斯科與車臣達成停火協議，俄羅斯同意撤軍，但協議未被遵守，衝突不斷。八月雙方又協議停火，但難以執行。直到九月底雙方終於簽訂車臣自治地位的和平協定，並將車臣自治問題延到西元兩千零一年底再行協商。 1996年十一月，葉爾辛將俄羅斯軍隊撤出車臣，以和平解決車臣問題。1997年一月，車臣舉行一場在國際監督下的民主選舉，選出新國會與總統，並將首都的名稱從俄文的葛羅尼Grozny改為車臣文的狄哈爾Djohar。主張獨立的的領袖馬沙度夫以百分之六十五的選票當選總統。1997年五月葉爾辛與馬沙度夫在克里姆林宮簽署新約，以期結束數百年來的衝突，然而該條約並沒有說明俄羅斯是否同意車臣獨立。 之後莫斯科發生三起爆炸案，俄羅斯將之歸咎於是車臣獨立人士所為，並一口咬定車臣政府是回教民兵的幕後主使者。莫斯科又要求車臣派兵達吉司坦鎮壓回教民兵，車臣政府斷然拒絕，於是俄羅斯開始空襲車臣的通訊設施，並且大舉進軍車臣。 雖然車臣的生死存亡再次面臨嚴厲的考驗，但相信一旦北極熊進入高加索山區，終必付出昂貴的代價。北極熊可以侵略、壓迫高加索之狼，但永遠無法消滅高加索之狼。

陳少廷◎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已正式宣布，東帝汶人在聯合國主持的前途公投中，以百分之七十八．五的壓倒性多數拒絕在印尼管轄下自治，明確地選擇邁向獨立建國之大道。 東帝汶人經過二十四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實現了獨立建國的美夢，這項偉大的勝利，應歸功於三位傑出的領袖──古斯毛、霍塔及貝婁主教。古斯毛被譽為「亞洲曼德拉」。他曾在叢林及不毛荒山中奮戰十七年以爭取東帝汶的自由，這次公投他僅被允許在其遭軟禁的雅加達參與。在公投前夕，他發表聲明說：「今日在國際社會面前，我們將決定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未來、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獨立。我們切勿害怕。東帝汶全賴我們今天展現出的勇氣與信念。」這位游擊的老將同時鼓吹寬恕與容忍，承諾東帝汶成為自由國家後將赦免所有的政治罪行。永不屈服的精神和對數人寬恕的美德，贏得印尼當局對他的尊敬。一般咸認，古斯毛將是這個新興國家的首任總統。 同獲一九九六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霍塔教授及貝婁主教，在公投前夕呼籲飽受暴力脅迫的民眾鼓起勇氣，踴躍投票掌握東帝汶的未來。長年流亡雪梨的人權鬥士霍塔說：「我呼籲東帝汶的同胞面對這項危險，如同我們廿四年所做的努力，不論威脅或恐嚇，我們應該去投票，投下我們的決心與良知！」 貝婁主教則在狄力大教堂的一場彌撒中，呼籲東帝汶民眾說：「我要求各位不要畏懼，勇敢地參與這項歷史性的公投，選擇東帝汶的未來！」 在這三位領袖的鼓舞下，東帝汶人創下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投票率，奠定了公投獨立成功的基礎。 而東帝汶的獨立同時也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現在統統都獨立了。他們都能，為何只有台灣不能？ 與東帝汶比較，台灣獨立的條件優越很多。然我們所缺乏的，是一位傑出的領袖。台灣也有被稱為「台灣曼德拉」的台獨「先知」，可惜這位「先知」在取得公職後就忘了「台獨」，說什麼台灣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獨立，將來民進黨執政，「不會也不必宣布獨立」。世界上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其政式獨立建國成功之時不向國際宣布的嗎？不向國際宣布獨立，教國際社會如何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東帝汶公投獨立成功，聯合國的支援是關鍵性的因素。其實，國際環境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東帝汶有利，剛剛相反，當二十四年前，葡萄牙的一個左翼政權突然宣布放棄一切海外殖民地時，東帝汶立刻就被印尼派兵佔領。在冷戰意識形態下，當時美國對印尼十分縱容，唯恐東帝汶的左翼解放運動派上台執政後，東帝汶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東帝汶也因此淪落到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悲慘境地，忍受了印尼二十多年的血腥鎮壓，二十多萬人被殺害。 然而，在人權鬥士霍塔與貝婁主教不斷地向國防發出「東帝汶人的心聲」之後，東帝汶問題始受到國防的關注。冷戰的結束，印尼政局的改變，終於使聯合國介入東帝汶的公投。原來縱容印尼的美國，態度大變，成為支持國際正義的最大力量。這告訴我們：如果台灣人民自己不發出獨立的聲音，如何教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呢？ 以公民投票決定國家前途，乃是基本人權，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一九六六年的兩項國際人權憲章（「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文化、社會、經濟權利國際公約」）都將「民族自決」列為人權的第一義。台灣的領導人雖口口聲聲說「主權在民」，卻不讓公投入憲，不讓人民以公投決定台灣前途，這教台灣如何獨立呢？ 從上述的分析，吾人日以瞭解，台灣之所以為法成為獨立國家，主要的障礙在於台灣本身。台灣的領導人缺乏以性命保護台灣的偉大情懷，沒有歷史的遠見，也沒有爭取國際支援的能力，只熱衷於搞權謀、爭權奪利，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公元二千年，台灣將選出新的國家領導人，台灣人民能否選出一位能帶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的領導人，正考驗著台灣人民的良知與決心！

張葆源◎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東帝汶，這個充滿苦難的地方最近再度躍登世界舞台，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位於帝汶島的東半部，面積近一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僅九十萬，早年盛產檀香木，在西方殖民主義興起的大航海時代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就這樣被搾取了四百多年；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它卻未能趕上這股風潮，繼續被葡萄牙統治了三十年。1974年，葡萄牙「救國委員會」武裝政變成功，左翼新政府突然宣布放棄東帝汶殖民地，此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不僅沒有解放東帝汶，反而把它推入另一個更痛苦的深淵。 ■歷史的弔詭 我們把視角拉回七○年代，當時全球的政治情勢處於劍拔孥張的冷戰對峙局面，由美、蘇兩大超級強權所構築的兩極(bipolar)權力體系主宰全球的戰略思維，包括印尼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標舉擺脫強權操控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 ned Movement)，但仍不免淪為兩大集團角逐權力的場域；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積極將觸角伸進亞、非、拉丁美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則採取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所提出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企圖封鎖蘇聯集團的擴張。 值此歷史背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情演變自然會牽動美、蘇兩強的國際戰略佈局，印尼的蘇卡諾政權在1960年開始左傾。「印尼共產黨」在蘇卡諾的扶植下迅速成長，並與軍方互奪政權，軍方在蘇哈托的帶領下終於遏阻共黨勢力。 站在美國的立場，蘇哈托政權配合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政策，至少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加上當時東帝汶也出現共黨活動，所以蘇哈托在1975年揮軍東帝汶事實上已經取得西方世界某種程度的「默許」，後來不僅澳洲給予事實上的承認，連美國也一度有意給予承認。 雖然印尼染指東帝汶的舉動並沒有引起西方世界的強烈反彈，不過聯合國倒是從未承認印尼對東帝汶的主權。聯合國安理會除了在1975年譴責印尼的入侵行為外，翌年更決議通過「再確認東帝汶人民自決和獨立是不可放棄之權利」。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對該案是採取棄權的態度，顯見蘇哈托兼併東帝汶並非冒進之舉。 歷史的偶然給東帝汶人民帶來不幸，國際局勢的演變又讓東帝汶的地位絕處逢生。冷戰時期，國家利益是強權考量外交決策的重要依據；後冷戰時代，人權則一躍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東帝汶人權」不再只是獨立運動領導人奔走呼喊的口號，而是國際社會決定介入與否的判準。 1998年5月21日，蘇哈托下台，接任總統的哈比比隨即在六月宣布賦予東帝汶自治權，東帝汶的情勢因而急轉直下，聯合國派出特使展開斡旋，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澳洲也表示支持東帝汶自決。今年三月，印尼與葡萄牙達成讓東帝汶舉行公投的決議，8月30日，正式舉行公民投票，東帝汶人民在統派民兵的威脅下仍然以98.6%的高投票率向世人展現獨立意志，開票結果證明78.5%的人反對自治，東帝汶與印尼分道揚鑣終成定局。 ■坎苛的建國路 聯合國於九月四日公布東帝汶公投結果後，親印尼的統派民兵拒絕接受東帝汶人民傾向獨立的決定，因而片面撕毀與獨派組織間的停火協議，到處濫殺無辜，包括聯合國派遣的東帝汶支援團(UNAMET)人員都成為統派民兵的攻擊目標。目前為止，究竟有多少人喪命於統派民兵之手，各方說詞不一，不過東帝汶人民為了追求獨立確實已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國際間對於當年葡萄牙放棄東帝汶的舉動多半以「遺棄」視之，雖然當時葡萄牙已允許東帝汶出現政黨活動，卻無視於虎視眈眈的印尼，冒然撤離東帝汶，正由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從而燃起蘇哈托政權覬覦的野心。 當時東帝汶有兩個政黨較具影響力，一為主張延續葡萄牙屬地地位、遂行自治的「帝汶民主同盟」(Uniao Democratica Timortnse)，另一為主張完全獨立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1975年11月28日，葡萄牙駐軍完全撤離，「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發表獨立宣言，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然而12月7日印尼當局派兵佔領東帝汶，東帝汶人民群起反抗，二十萬人在血腥陣壓中死亡，FRETILIN轉入山區打游擊，這個共和國只存在了十天便告亡國。 印尼的國會─人民協商會議─於1976年7月17日決議將東帝汶納為印尼的第二十七省，東帝汶被殖民的悲運再度延續了二十幾年。這段期間，衝突與虐殺事件層出不窮，較著名的殺戮罪行應屬發生於1991年11月12日的「聖塔克魯斯虐殺事件」，當時獨立派計畫在東帝汶首府狄力發動示威遊行，三千多名獨立派人士由貝洛主教住處遊行到被印軍屠殺的東帝汶烈士墳墓，他們手持標語，高喊「東帝汶萬歲」，印尼軍警卻突然向群眾掃射，被殺者達三百多人。 至於FRETILIN反抗軍則是前仆後繼、奮戰不懈，該組織前領袖羅巴托於1978年被殺，古斯莫繼起成為領導人，但於1992年被印尼當局逮捕入獄，直到今年九月七日才獲得釋放。 這種斑斑血淚的歷史本來應該在公投之後劃下句點，不過歷史卻似乎有意捉弄東帝汶人民，他們的噩夢依然持續上演著。親印尼的統派民兵賭輸翻臉，開始執行一連串的屠戮行動，種種跡象顯示，統派民兵之所以如此囂張，全然是印尼軍方在背後撐腰所致。聯合國發言人凱利指出，印尼當局眼見其原先盼望的自治方案不為東帝汶人民所接受，遂由統派民兵執行所謂的「Ｂ計畫」（「種族清洗計畫」之代號）；印尼政府擬藉由統派民兵恣意屠殺人民，並計畫遷走二十到三十萬東帝汶人民。事後大批難民逃離家園的事實亦可證明這種推測並非空穴來風。 ■戲劇化的轉折 印尼總統哈比比曾說：東帝汶是一個「除了岩石，什麼都沒有的地方」。然而，當年蘇哈托為何又想併吞這個缺乏資源的葡萄牙棄土呢？他祭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東帝汶可能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不過，東帝汶非但沒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且其悲運更遠勝於柯索沃與科威特的總和。 事實證明，印尼統治東帝汶的過程並不平順，儘管印尼本身也歷經「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奮鬥過程，卻不曾認真思索被殖民的感受。當它遭逢強烈抵抗後，仍然採取軍事威壓的統治手段，恣意濫殺無辜，終於肇致東帝汶人民前仆後繼、武裝抗爭的結果。 東帝汶的宗教（天主教）、種族（西部馬來人與巴布亞紐幾內亞人的後裔）與印尼不同，不過印尼內部的種族、宗教、語言本來就很複雜，所以東帝汶主張分離獨立的原因除了宗教與民族的差異外，反殖民、反高壓統治或許才是真正的主軸，因為印尼對東帝汶的統治手段採取典型的外來殖民模式，它大量遷入印尼人，企圖稀釋東帝汶人的比例，這些印尼人正是今天統獨對立的主要勢力。 如果蘇哈托現仍掌權，則東帝汶自決公投可能還遙遙無期。若說一場撼動東亞各國政經秩序的金融風爆是東帝汶命運的轉折點，似乎並不為過。接任蘇哈托成為總統的哈比比出身技術官僚，他不像蘇哈托擁有軍方的強力奧援，也許他意識到自己或將成為弱勢的過渡元首，所以亟思在任內有所表現，因此從他上任以來對東帝汶問題的談話可以發現，東帝汶獨立確實已經出現轉機。 只是印尼內部的反彈聲浪太大，不少人擔心東帝汶一旦獨立將引發伊利安省、亞齊省要求獨立的「巴爾幹效應」，加以近來印尼的民族情緒高亢，從哈比比的顧問黛薇女士呼籲國際社會不要逼印尼太甚看來，哈比比確實面臨相當嚴峻的國內外壓力，因此決定讓東帝汶自決對哈比比而言，其實也是一場充滿冒險性的政治賭注。 當然，哈比比對於國際觀瞻確實比蘇哈托來得在意，然而他和蘇哈托一樣，都拉不下臉來承認侵略東帝汶的事實。當年蘇哈托分明就是採取武力兼併，卻發動東帝汶四個政黨發表「巴利博宣言」，刻意營造出東帝汶人民自己要求合併的氣氛，而今哈比比即使讓東帝汶自決公投，卻又表示公投結果須經印尼人民協商會議通過，始能「釋放」東帝汶。 10月12日，雅加達當局又表示，人民協商會議可能延後批准東帝汶獨立，其理由是葡萄牙憲法依然宣稱東帝汶為其領地，印尼若於此時「釋放」東帝汶，豈不是把它交回葡萄牙手上？因此主張須俟葡萄牙修憲後，印尼人民協商會議才能批准。由此可見，印尼當局對於東帝汶獨立是百般不願的。 即使面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準備進駐東帝汶，印尼當局的態度依然踟躇再三。儘管印尼司法部長慕拉迪早在9月2日即已宣稱獨立派一旦獲勝，印尼將會接受PKO（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但隨後包括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慕拉迪自己卻一再拒絕聯合國的維和計畫，直到9月11日武裝部隊總司令威蘭多表示，他將建議在東帝汶「加速部署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翌日哈比比才正式宣布同意維和部隊進駐。 這一連串充滿戲劇化的發展，充分顯示出哈比比政權的不穩定性，如果他具有蘇哈托般的威權領導地位，又何須等到威蘭多開口才同意多國部隊進駐？不過，這一切已經無足輕重了，不管哈比比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開明形象，或是有意藉此爭取國際對印尼的援助，畢竟他已經成就一件大功德，就是讓東帝汶在他任內走向獨立。 ■冷熱有別的國際態度 印尼甫於去年經歷一場金融風暴，統治該國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蘇哈托因此黯然下台，不過它的政局卻一直動盪不安。這個國家不僅存在內部民主化的問題，還有治絲愈棼的宗教、種族、貧富差距和分離運動等問題，它的安定與否在在牽動著亞洲地區的情勢。 公投結果公布後，東帝汶隨即陷入一片腥風血雨，國際強權的態度卻顯得相當曖昧，雖然國際間要求制裁印尼的聲浪不絕於耳，但美、日這些有實力制裁印尼的國家若非遲遲不願表態，就是揀選毫無殺傷力的抵制措施，顯見東帝汶的人權固然值得同情；惟若與區域安定的利益相比較，他們的態度恐怕是瞻前顧後的。 即使人權已經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但不容否認的，國家利益對於一國外交政策之取向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霍斯蒂(Holsti)指出，決策者對於國家自身價值、利益與威脅的感受程度將影響它的外交決策。 我們若將東帝汶受侵害的影響層面與制裁印尼可能引發的風暴作一比較，即可窺知美、日等國之所以不願對印尼採取強烈制裁，或與其顧慮引發更強烈的政經風暴不無關係。綜觀公投前後國際社會對東帝汶的態度，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Ａ‧積極干預 聯合國：二十多年來，聯合國一直是支持東帝汶的有力支柱，去年其態度益趨積極，居間斡旋印尼與葡萄牙的談判事宜。公投結束後，安理會更決議派遣維和部隊，力促雅加達當局採取行動阻止統派民兵滋事。 澳洲：澳洲是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國家，而今逆轉為主導多國維 和部隊進駐東帝汶，其態度業已引發印尼國內的強烈反彈，雅加達當局因此片面撕毀其與澳洲之安全協定，以示不滿。 紐西蘭：紐西蘭外長馬金農於九月二日呼籲美、日、澳等國，即使沒有安理會的決議，各國仍應介入，該國部隊則與澳洲同時進入待命狀態。 葡萄牙：葡萄牙作為東帝汶的前宗主國，舉國上下對於東帝汶人民的苦難深感愧疚，其國家實力雖無法主導國際態度，但支持行動幾乎已經達到全國總動員的地步，包括總統桑派歐、總理古特瑞斯、國會及國內外人民均透過各種管道表達對東帝汶的堅定支持。 英國：外相庫克強烈抨擊印尼政府為維護東帝汶秩序而宣布戒嚴，並於公投結果公布後立即下令驅逐艦待命，英國另依聯合國憲章第七條，草擬一項議案，要求聯合國容許使用武力恢復東帝汶秩序。 泰國：總理乃川強烈譴責統派民兵屠殺東帝汶人民是「野蠻的行為」，並派兵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對於澳洲主導維和部隊多所不滿。 Ｂ‧消極配合 美國：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雖然在公投結果發表後祝賀東帝汶人民，稱此一結果為「邁向一個新國家誕生的一大步」，但美國對於統派民兵的殺戮行徑卻一直沒有採取強烈態度的意願，柯林頓在提供運輸、通訊等後勤支援外，只願意派遣兩百名人員參與維和部隊，這種應景式的參與態度實在無法和強力主導柯索沃的行動相提並論。 日本：日本對於監督公投活動的「聯合國東帝汶支援團」(UNAMET)只派出三名警官。事後日本外相高村正彥發表聲明，表示「日本將密切意注意東帝汶情勢，並進一步呼籲印尼政府維持東帝汶安全。」甚至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案時，日本還是棄權，該國的保守態度與其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中國：統獨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敏感的，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仍發表評論，表示「尊重東帝汶人民的選擇」，對於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中國象徵性地派出文官警察；此外，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調查東帝汶人權一案是採取反對態度。 Ｃ‧態度冷默 以地緣關係來說，亞洲各國多半顧忌與印尼的關係，導致態度較為保守，除了泰國之外，印尼的鄰近國家多半表現冷淡。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不但強烈抨擊東帝汶獨立是美、澳等國慫恿的結果，對於蘇哈托則是大為推崇，充分顯露出欲與西方價值抗衡的亞洲觀點。菲律賓對於東帝汶獨立的態度向來保持沉默，然而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狀況一案時，菲律賓選擇與印尼、中國站在統一陣線，投下反對票。 至於台灣政府對於東帝汶問題總是眛於情勢，去年甚至將霍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拒絕他入境，而今公投結果已確立東帝汶的未來地位，外交部只表示將觀察情勢演變，再採取援助行動，由此可見其心態之敷衍。 […]

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否定「叛亂的一省」與兩國論的法依據 七月九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總裁等的訪問，訪問者有「北京政府卻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云云，而李總統的回答有這樣一句話：「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這一段話就是被媒體指為「兩國論」。但李總統的這一段話有幾項意涵：（一）自一九九一年廢止動員勘亂時期條款以來，不再以北京為叛亂團體，而是國與國的關係、政府與政府的關係；（二）在筆者所引用的這一段話之前李總統指出：自一九九一、九二年修憲以來，憲法已經將統治地域限制在台灣等地，而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之民意機關選舉、甚至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都在憲法既定範圍內實施，確定了國家主權、人民、領土範圍，具足做為一個國家的條件。國家權力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國家機構只代表台灣人民；兩者都有其正當性，當然不能接受北京當局的「叛離的一省」或叛亂團體的指控。（三）兩國關係是半世紀的歷史演變的結果，而法律（憲法）的規定，是依照民主的合法程序。李總統沒有去揭穿所謂「人民民主專制」，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王朝」的政治騙局，只是表明台灣的立場，可以說是很厚道。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擁軍叛變的事實 然而有關「叛離」或「叛亂」，由歷史的演變究竟如何？民主國家的國家合法性到底根據什麼？當今面對某一些媒體的偏頗、各執一詞之下，有加以澄清之必要；首先看前者。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擁有軍隊，由於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參加以蔣介石為司令的中國國民革命軍（中國國民黨軍）。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不久國共分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的中共之朱德、周恩來、賀龍及葉挺等率三萬兵在南昌叛變，成立「革命委員會」；這一事件稱作「南昌蜂起」，並以此日、即八月一日做為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但是這一支軍隊不能對抗國民黨軍，僅僅五天放棄南昌。那一年秋天，利用農民秋收，在各地計劃蜂起；毛澤東在他的故鄉湖南省也指導農民失敗，逃到湖南、江西省境的井岡山。在南昌失敗的朱德部隊也到井岡山合流，遂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以毛澤東為黨代表、朱德為軍長，成立「中國勞農紅軍第四軍」。 這一支軍隊加上彭德懷在平江造反的部隊、以及鄧小平在廣西造反的部隊，勢力大增，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時還存在。 由於蔣介石的五次剿共，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澤東放棄瑞金，走向「長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將政權移到陜西省北部的延安。但「長征」開始時有三十萬人的兵力，沿途一面損失、一面補充，到達目的地時僅有三萬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加上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統一戰線的形成，走向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成立在九月二十三日）；在這之前的八月二十二日，中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成為八路軍與新四軍。 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有黨員十一萬、正規軍九十萬、民兵二百五十萬，大小邊區政府有十八個。（由於在對日抗戰期間，勢力坐大。）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翌年七月內戰開始，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四日中共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迄至目前仍延用這個名稱，但其性質是黨的軍隊的性質，並非國家的軍隊。 綜合以上看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因國共合作而加入國民革命軍，後來引軍變亂，以致有「中國勞農紅軍第四軍」的成立。對日抗戰結束後，紅軍編入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成為八路軍與新四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走向內戰，中共軍在一九四七年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管如何稱呼，從共產黨的立場看來是造反有理的軍隊；從國民黨及政府的立場看來，無疑是叛軍。 ■中國共產黨兩次建國，名號不一 以上是針對軍隊的情形加以討論，但中國共產黨曾經有兩次建立「國家」，第一次是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Chinese Soviet Republic)，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如上文所說的建立紅軍，在各地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糾合九個大小不同的蘇維埃政權，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中央政府。由於國民政府軍的圍剿與內部鬥爭，這個被歷史學家描述為「虛幻的國家」，一九三四年十月其在瑞金的政權被消滅，走向所謂的「長征」（實際上是「流竄」），終於在陜西省延安落腳，仍舊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號。 一九三五年中國共產黨倡「反蔣抗日」，到三六年改變策略，提出「逼蔣抗日」。這一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整個方向朝向國共合作發展。翌年，中共提出「連蔣抗日」等條件（二月十日），國民黨三中全會承認「容共抗日」（二月十五～廿二日）。七月十五日共產黨將國共合作宣言送給國民黨，表示團結抗日，取消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消滅。這是中共第一次「建國」。但該政府轉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這時中日戰爭已經發生，八月廿二日西北的紅軍主力三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十月，華中的紅軍部隊也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但九月廿三日蔣介石發表的談話，事實上是接受中共先前提出的「合作宣言」。中共藉此而認定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參考池田誠等著《圖說中國近代現代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11月30日初版第五刷。） 以上之敘述，主要是說明中共在兩次建國中，第一次「建國」的情形。第二次建國為眾所熟知的，即第二次大戰後中國進入內戰，中國共產黨得勢，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次的「建國」不再使用蘇維埃共和國名號，但與遠離「聯邦制」或「邦聯制」的國家構想不無關係。 ■決定法統的國際因素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呈現分裂國家的形態，但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在聯合國組織中是「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聯合國大會議決「二七五八決議案」，其「中國」的「合法代表」身分被取代。 但決議案中”China”（中國）就是國名，文中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云云，仍以「中國」為指該國家；如此，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名稱，如「大晉」（見《晉書‧元帝紀》）或「大清」等名號。 但是所謂正統或法統，在中國朝代政治是決定在「勝者為王」的原則，至於歷史學家等引用陰陽五行之循環輪替，為王朝捏造政權出於「天命」之合法性，誠屬出於虛構。但目前所遇到的因素，是「國際社會」的介入決定某一政權在「某一地域」的代表性，但為論中國歷史正統者所忽略。話再說回來，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長久沒有統治中國大陸之事實，不能代表該地區之人民。總之，國際社會決定政權的代表性的因素，為當代討論中國歷史時應視為別開世面的因素。 ■北京「王朝帝國」式的「領土觀」 然而，「前近代」的王朝國家，是屬於一家一姓之物，但「近代」的國民國家的形成，由世界史看來，為期兩百多年；但國民國家的真正成立，是要看是否該國家已落實「主權在民」。日前以此觀點各別衡量台灣與中國誠屬必要；又以此考量該政權的合法性與否，更屬必要。 首先看中國大陸的政權。儘管北京在聯合國取得國家承認，但由國民黨政府的立場看來，中共仍舊是「叛亂」，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自我界定人民、領土及主權行使範圍，建立邁向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使台、中關係有和平的機會。雖然如此，但仍舊遺留中華民國體制；雖逐步修憲而非制憲，仍不能完全脫卻內戰體制之瓜葛，使北京不時有侵略的藉口。 北京政權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將王朝帝國的領域觀念當做近代國家的領土觀念，而走向帝國主義。王朝帝國除了直轄地之外，有羈糜地區、有附屬國等等，對這些地區本身僅僅是形式上的宗主國。但北京的中國政權及中國人仍要將名義上的屬國或屬地，當做近代國家的領土，則其侵略行為不僅危及台灣，也危及東亞、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地域；這使得台灣與亞洲共同面臨中國的威脅。這一點是討論「中國威脅論」者忽略的地方。但這種因素並非短期間可以消失。 其次看台灣方面的政情。如上文所說的，自一九九一、九二年的修憲以來，版圖限於台、澎及其附屬島嶼，也逐步落實「主權在民」的原則，到九六年實施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逐漸脫離外來政權性格，唯因三個保守的政黨與政府，不能澈底制定新憲法，在長期以來的模糊政策下，不能切斷與中國的瓜葛，致使中國坐大，面臨的威脅日亟。 但是目前台灣仍冠上中華民國國號，在北京政權危機時因台灣有中國名號而對其正統地位發生威脅，則其敵視對象必以台灣為首要目標。有關此點，許多外省人不察，只以反對台灣獨為能事，對台人構成危害。台灣唯有重新制定新憲法，走向一台一中纔有寬廣的國際生存空間。雖然目前已依照「民權在民」原則，但在法理上不備，也是出自「中國思考」留下的台灣危機。 ■「人民王朝」面臨 「民族自決的時代」之來臨 北京政權另一感到威脅的是民主化。北京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受到置疑；其一九八二年制定的憲法，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明記在憲法中：一是憲法所記國家目標，「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憲法依據的政治權力，「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中少數人的專政；在法與國家的指導思想方面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是思想統制；為保証以上三項目的的實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實際上是一黨獨裁。 在王朝時代，中國是一家一姓所有；現在是集團所有，即中國是共產黨員的國家，已非中國人民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掛著人民之名的「人民王朝」。依照「主權在民」為近現代國家的條件看來，目前的中國仍舊是「前近代」國家。 近現代的國家，人民擁有自決權，在中共建國五十周年的今天，「民族自決」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二十一世紀是「民族自決的時代」，中國共產黨要以武力克服這個問題，必然會把整個中國捲進驚濤駭浪之中，則是可以預測的。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四十年，我曾先後在海內外送別過不少「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建國同志，像台語文專家王育德博士、二二八研究專家林啟旭、非暴力抗爭研究者王康陸博士等好友。但是很少像廖中山教授這樣「另類」出身的台獨同志的離去，讓我有很不一樣的感傷情懷。 認識廖中山教授，是我在解除三十四年久的返鄉禁令回台之後，我才知道這位人稱「老芋仔」的台灣「新兵」，也曾遭遇到比我更長久的返鄉探親禁令。特別是娃娃兵出身的廖中山，曾在跑船時，思念家鄉老母，與中國老家通信，而遭到警總禁止出境達十三年。 就像我們從事海外台獨運動的人士，廖中山教授也和我一樣，遺憾無法回家鄉為父母送終。當年我祇能透過親友為我拍下母親最後的遺容八厘米錄影帶，獨自在東京客寓觀看暗泣。廖中山教授卻說他是在一九九○年回到中國河南時，蹲在他三姨面前默默相對許久，找到母親的影像。 回到故鄉卻找不到故鄉，成為「失根」的廖中山教授，開始擁抱台灣的母親。他在看清楚中國是一個永遠沒有歷史真相，更沒有民主、人權的國家後，終於告別他的父祖中，堅定認同台灣才是讓他和妻兒、子孫永久安身立命的祖國。為此他堅決主張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國家。一九九二年他和一群「外省」朋友，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發表「認同台灣，別無祖國」的宣言。在宣言中他呼籲「外省」鄉親們：上代逃離，這代紮根，擺脫「中國法統」的包袱，共同為台灣建立「新憲法、新國家、新文化」而貢獻一己心力，才是留給子孫最大的財富。 廖中山教授為了認同台灣，時常遭到「外省人」辱罵「數典忘祖」，更以六十四高齡攀登玉山頂，就是他已下定決心做個真正的台灣人。他結束逃難流亡的唐山客心態，要真正「土斷」，當中國河南廖家子孫的來台開基祖。 當廖中山這位從異鄉來的新台獨志士、在病榻上力戰病魔的勇士，他輕輕的一句：「再見！再見！台灣再見！」相信會永遠留在所有愛台灣的親朋好友的心中！

侯榮邦◎譯自日本《產經新聞》1999年10月22日 前月的大地震而深受災害的台灣重建支援與思考今後的台日關係「加油！台灣　慈善募款研討會」（產經新聞社等後援會），十月廿一日在東京‧大手町的產經會館舉行。犧牲二千人以上的大地震經過一個月，對台灣重建而持續拼命地努力的台灣人，會場發出了鼓勵的心聲。七百人以上踴躍參加使會場近於滿席，重新呈現了世間對台灣大地震的高度關心。 研討會的開頭，介紹了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的致會詞。知事說：「對於這一次的大地震，被奪去許多人的生命與財產，代表一千二百萬人的都民予以慰問。並祈禱早日重建，回復本來洋溢著活力的台灣與美麗的街市。」 講師討論者之一是與李登輝總統有親交的作家深田祐介氏，他有趣地說：「在日本僅有令人討厭的消息，我開始討厭日本，真是想要亡命到台灣」，令會場充滿歡笑後，再說：「世界上，日本推行的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有充滿理想的日本人想在台灣根植良善的教育與良好的農業。因此我們訪問台灣時都會被親切的歡迎。台灣人具有做為民族的高貴品格，惟我認為台灣最大的觀光資源是『親日感情』。」 在日台灣人有志之會理事代表的評論家金美齡氏說了「這次的地震沒有發生掠奪等事件，大家都採取井然有序的行動，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之後，呼籲「所謂勤勉而有進取心的『日本精神』在台灣日益淡薄，而被自己好就可以這種『中國式』的想法逐漸浸透令人感到憂慮。日本也應該對此固有的道德重新評價，以便傳給後代。」 《Goumanism宣言（傲慢主義宣言）》等著作而知名的漫畫家小林則評價「從金美齡氏日常的作為可以清楚的看到台灣。社會應該如何，人人帶著生活中的緊張感在思考。」並訴諸「日本的政治家是無情義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幾乎不去思考台灣的問題。這真是可恥的事，日本應對台灣感覺到恩義。」 三位皆評價李登輝總統的政治手腕高明。深田氏說：「以傑出的領導者為中心熱愛鄉土的『台灣魂』逐漸形成，因此重建的機制一定很周全。」 最後金美齡氏則以：「這次的地震使日台關係的距離更加縮短。有這麼多的人對台灣寄予親切與關心。期盼日本經常在亞洲地域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同時也期盼您們日本人抱負覺悟與責任。」做為結論。 會場設有救援募款的窗口，有一位從茨城縣趕來的男性捐款一百萬圓等，共計募款所得高達一千零五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七圓，約合十萬零七百美金。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台灣發生百年來最大災禍的大地震，不僅驚動國內外的台灣人，也引起全世界的關心。除中國，以「五月芥菜假有芯」假藉名義向國際致謝對台灣的救援，藉機打壓台灣，露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之外，以日本為首的救援隊即時來台救援，伸出援手，「德不孤必有鄰」，台灣曾經援助世界各地的災民，此次受到回饋，表示台灣仍然受到世界各國的關心，並不孤立。 地震後，全國人民以人溺已溺、禍福與共的精神，紛紛投入救災活動。捐款獻物，滿載救援物資的大車、小車駛向災區，絡驛不絕，只要交通工具能抵達，災區的災民不致受凍挨餓。帶來溫馨溫暖，燃起災民勇敢生活下去的希望之火。而災區眾多災民雖驚魂未定，卻未引起騷動，亂中有序。國際媒體對台灣人受災後的表現，刮目相看，稱讚不已。 現在，救災暫告一段落，即將面臨安置災民、重建家園的更堅苦工作。這些工作千頭萬緒、包羅萬象，為此，必須統一事權、整體規劃，整合官民力量，協同合作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迅速家園重建的工作。 此次地震發生在台灣的中部，以台中縣、南投縣的災情最為嚴重。埔里是台灣的地理位置的中心，俗稱台灣的肚臍。埔里又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生息之地。為此，在重建時應該考慮其歷史、地理的特性，建造具有台灣獨特風貌的城鎮，成為國際級的觀光勝地。尤其埔里特產「紹興酒」更是聞名海內外，其釀酒技法雖與中國的紹興酒同源，但埔里紹興酒的風味卻與中國紹興酒有異。世界各地名酒大都取名其產地，例如，法國的白蘭地、英國的威土忌、日本的清酒，亦或中國的紹興酒等，為何埔里產的紹興酒不能命名為「埔里酒」，自創品牌「賣出去」呢？為著埔里的重建、重生，應該思考這個問題。 只要以我們祖先冒險犯難來台，赤手空拳建設台灣的堅苦打拼的精神，我們這一代必能從受災的廢墟中，重建一個更有歷史感、現代感的新的家園、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