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次◎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七月一日早上起床刷牙，自來水出奇的順暢。啊！今天不是該停水的嗎？怎麼水又照流呢？看看我身旁一大浴缸的水，再想想另一房間內一大浴缸的水，真是又懊惱又火大。頓時，我已經為如何處理這兩大浴缸的水而天人交戰起來了。 要把這兩大浴缸水留著，留待下禮拜一使用嗎？可是這樣一來，一個禮拜之中我就不能站在浴缸裡沖澡；而且馬市長不是說，水放久了，容易孳生細菌有害衛生嗎？所以，把水留下來與讓它流掉沒有兩樣，都是浪費，萬一生病，情況反而更糟。因此，這兩缸水必須儘快用掉。如何用掉呢？把馬桶的自來水開關關緊，用浴缸的存水以手工沖洗代替自動沖洗，是一個有效但卻辛苦的方法。至於另外一缸水，則必須儘快另謀出路，洗洗陽台、澆澆花大概是最佳的用途了。 我個人以上的反應與做法，大概是大部分市民能做的最高限度了。可是在馬市長的朝令夕改下，像我這樣的市民的辛苦，對台北市的節水措施有效嗎？至少就七月一日這一天而言，市民雖然很辛苦，可是節水效率一定很差，甚至浪費更多的水。也就是說，不是市民的努力得不償失，就是市民全體「人、水」兩失！ 馬市長在七月一日前兩天突然決定「考區例外供水」，聽說是「體恤民困」；因為部分地區有考區，禁水會造成考生與家長的不便。馬市長的體恤民困無可厚非，可是這項臨時決定有兩個問題： 首先，市民之中誰曉得自己的家與考區之間的水管管路的關係呢？像筆者住宅附近並沒有考區，可是水還是照樣來。所以，市民對於「考區例外供水」消息的正常反應是：不管住宅是否在考區附近，無論如何一定先儲好水。因此，很自然的，全市原來規定週一停水的地方，所有民眾都會存水；因此，例外供水反而造成浪費。這是一個管理者事先可以推論得到結果。所以，這種「考區例外供水」的決定，是一個浪費水的決定。假如把禁水一律延後三天到七月四日，則既可以照顧考生，又可降低水源的浪費。 第二，「臨時」宣布例外供水與「臨時」改變日期供水，都 不是有效管理者必須訴諸的變通措施。大家都知道，每年七月一、二、三日有考試，大專聯考行之已久，即使為防有變，問一下轄下的教育局就知道那幾天有沒有考試。所以，假如馬市長真的體恤民困，真的要兼顧民眾長期與短期的用水需求，那麼禁水避開這些天是不需要花什麼大腦，只要用一點心就做得到的。遺憾的是，馬英九在五月初實施限水措施時沒想到這個，實施供四停一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這個，實施供六停一的時候還是沒有想到這個。最後搞到必須使用臨時措施、浪費水源！我不知道，到底馬市長是把限 水、造成民困當兒戲呢，或是一切水荒都是假的，還是馬市府實在是管理上的繡花枕頭！ 一個好的、有效的管理者，應該是在把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包括所謂的「例外」，考慮、評估之後，擬出應對的策略與措施，然後依策略行動、應對，而不是過一天，再計算下一天怎麼辦、怎麼改。馬英九的限水措施跟這個管理原則南轅北轍。從五月初到現在，例外、突發、「驚喜」不斷。大用戶在民生限水以後，反而恢復供水了。在水荒壓力沒有減輕下，禁水的日期反而減少，由供四停一，變成供六停一了。端午節該停水的地方忽然又因馬市長「皇恩浩瀚」而不停水了。六月十二日，該停水、民眾拚命儲水的松山區，馬市長又給了所謂的「驚喜」，忽然不停水了。 馬市長隨時可以因「皇恩浩瀚」、「體恤民困」而臨時改變停水限水的決定，因而造成浪費的結果。另一方面也顯示，台北市的限水措施與規劃，是苛扣台北市民的用水權利，以用來讓馬市長法外施恩的。以民眾的不便拿來愚弄市民的忠誠，這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不過，這在馬市府的歷史裡，並不是第一件。還記得去年淹水、捷運停駛後，恢復行駛的期間忽然「大幅超前」嗎？事實上，這與馬市府「預估」修復的寬限期太長有關。這「驚喜」所表現的是，馬市府假如不是故意，就是估算的誤差太大，這在現代管理來說都是不可取的，現代的管理講究人、設備、料、運輸的 配合；即講究零呆時、零呆料、零呆人，更講究對管理環境人、時、料的充分利用。過一天再「算」一天且時常有「驚奇」和「法外施恩」的馬氏管理，只是使人、時、料的利用與運作效率，更形低落的花拳繡腿而已。

施並錫◎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若說派系是學園之癌，那麼學系教父可比擬作極煙草和散播致癌物質的人。 自從大學法實施，教授治校以來，「教授至囂」的情形便在許多院校出現。尤其在某些傳統包袱過重的院校科系。 教授治校擴權，輕易造成派系。派系是政治領域和黑社會等遂行叢林法則地方的產物。而學術機構和企業團體一樣，若派系盛行，則必定終年惡鬥，直到沈淪垮台方休。可惜有些院系，人謀不臧，封建幫團意識牢不可破。私心極重的學系教父處心積慮地建構派系。這共利結構的派系本質上與那宣示「安清不分遠和近二，一祖留傳到如今」的青幫是相似的。 和平東路某美術系，每公開徵才，往往三兩人應徵。有資格而不願應徵者異口同聲表示「誰都嘛知道早有內定人，我何必送上門被耍弄？」除此，更常因兩派系力鬥廝殺，互相封殺對方派系的口袋人選而導致雙雙落敗。於是徵不到教師，課程繼續無人擔綱而開天窗，其是罔顧學生權益！殊不知學系教父眼中的學生權益算什麼！他們重視的是勢力黨羽的培植。竟日汲汲營營，「挾左道懷詐偽。」地把控資源，不當佔據研究室養蚊子而讓許多不敢嗆聲的教師，擔任教授已三年，在校連一張椅子也沒有；不僅把口袋人馬行不由徑地引進本學系，據說還要求竹師及國北師某教系接納他們的建議人選。魔爪外伸。權力欲望大得可怕！ 筆者不怕學系教父們打電話到家裡痛斥內人，或打匿名電話到報社，對筆者抹黑、扭曲、誹謗，企圖影響報社不登筆者之文章；也不懼教父及其幫團央託文化大學某資深教授撰文打壓筆者，所幸這位資深教授深明大義而拒之。只因筆者服膺曾志朗前教育部長的一句話–「基於道德理念，不惜得罪立委，以激發教師一齊來監督立法院 」筆者亦「基於教育良知，不惜得罪派系及其教父，以激發全國關心教育的人士與師生，一齊來監督教育界出了問題的領域！」筆者向來堅持「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原則，呼籲各界正視此一教育惡現象而努力鏟除學園之癌，冀盼社會更為公正光明。 祈望拙文觀點能遠矚未來通識者，交流四海共弦歌。我們不信人間正義喚不回！

王英欽◎少年時代曾任台北民聲、民本、正聲三家電台之閩南語播音員 今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全球瀕臨消失危機的語言概況」報告指出，全球六千多種語言中，將近半數面臨消失的危機。該報告並指出數個語言面臨消失危機的「危險地區」，而台灣就是其中之一。看到此則報導，真是憂心忡忡。就拿閩南語來說罷，有的是會寫不會讀，有的是會講不會寫。其中最普遍、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把「最好」寫成「尚好」。 「最好」的台語是「上好」。不知哪位仁兄發明「尚好」二字，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像傳染病一樣地迅速蔓延。目前的情況是「劣幣驅逐良幣」，寫「尚好」的人越來越多；寫「上好」的人少之又少。這真是台灣人的悲哀。 「最好」的台語不是「尚好」，因為「尚好」的原意是「尚可」、是勉強及格。我跑遍了全市的書店及圖書館，所得的資料都說「最」字的台語是「上」字。為了証明所言不虛，特地列舉幾本字典以供參考: 一、陳修主編《台灣話大詞典》，第一五八八頁（遠流出版公司）。 二、許極燉編《常用漢字台語詞典》，第十四頁(前衛出版社)。 三、楊青矗編《台語語彙辭典》，第四二三頁及四二人頁(敦理出版社)。 四、李春祥編《李氏合語辭典》，第七三五頁(鴻霖事業公司)。 五、陳成福編《國台語彙音寶典》，第二六三頁(西北出版社)。 六、前衛出版社的《台語入門》，第一五二頁（作者為國際聞名台語專家王育德教授）。 七、國立編譯館主編的《台灣閩南語辭典》，第一二○四頁（該辭典編纂委員六人，總編纂董忠司，總審稿張光宇，民國九十年一月初版，五南出版公司）。 八、眾文圖書公司出版的《台日大辭典》是用日文解釋台語。該書第六九八 頁也提到台語「上好」的意思是「一番」，日文「一番」的意思是「第一名」、是「最優秀」。 九、外籍傳教士甘為霖在台灣研究台語四十年，他在一九一三年出版《廈門音新字典》（人光出版社）。該書是以羅馬字解釋台語。在該書第六三二頁提到台語「上」字有「至極」的意思；而「尚」字並無此種涵意。 十、教育部編印《閩南語字彙》，第二二○頁（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楊秀芳撰稿，民國九十年五月修訂）。 順便一提的是我們的上一代喜歡把「上好」說成「上界好」，那是道教文化的影響。台灣的廟宇很多，這些廟宇十之八九皆屬道教。道教有個名詞叫「三界」，即天界、地界、水界。根據李叔還所編《道教大辭典》之解釋；「上界猶言天界。」道教經典雲笈七韱（宋真宗命張君房撰）有云:「上界宮館，生於窈冥，皆由五色之氣而結成。」可見上界即天界，是神仙住的地方。神仙住的地方當然一切都是最好，因此我們的祖先就把「最好」說成「上界好」。由此可知「尚介好」、「上蓋好」皆是錯誤。至於有人喜歡把「上界好」簡化為「界好」，其意所指仍然是「上界好」，因為單獨「界好」二字毫無意義。 總而言之，「尚好」、「尚美」、「尚青」皆是錯誤；應該改為「上好」、「上美」、「上青」才對。因為十多年來都沒有人提出糾正，所以我不揣淺陋、挺身而出。 拜託關心台灣文化的善心人士，熱烈參與、幫忙推廣，以免積非成是、貽害子孫。

蔣為文◎德州大學語言所 四 越南之文字傳統與變革 越南的傳統書寫系統是以漢字書寫的文言文為正統地位。之後民間雖有「【字字】喃」(Chu Nom)出現，但均未能成功挑戰並取代漢字的地位。 漢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約開始於趙佗的「南越國」時期(Nguyen 1999:2)。在中國直接統治的時期也一直延用漢字為書寫系統。即使在十世紀越南獨立後，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廣「儒學」 (Nho hoc)與建立「科舉制度」， 使得漢字的正統地位在二十世紀前牢不可破。漢字在越南也叫做「字儒」(Chu Nho)， 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字。一般來說，漢字用於行政、教育(科舉)、學術著述、和古典文學之創作。(Nguyen 1999:3-4) 越南在借用漢字後，發覺漢字無法完整表達越南的日常用語，於是民間慢慢發展出具越南特色的【字字】喃。所謂的「【字字】喃」是指南方(相對於中國)的文字的意思；因為缺乏標準化，它也可以寫作「【字宁】喃」或「【字字】【字南】」等。據推測，【字字】喃大概是從十世紀越南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後才開始發展出來。(DeFrancis 1977:21)早期的【字字】喃主要做為漢字的輔助工具，用在記錄地名、人名及地方特產等。(Nguyen 1999:2)在累積數百年使用的經驗後，在十三世紀才有一些【字字】喃的文學作品出現， 而於十六至十八世紀達到高潮。【字字】喃的使用者大致為平民、落魄文人、僧侶、及少數具強烈民族意識的精英。概括來說，【字字】喃主要用在紀錄民間口傳文學、創作純越語文學、翻譯佛經、及替漢字作註解。(Nguyen 1999) 【字字】喃的發展就如同台灣「歌仔冊」裡頭台語漢字的發展是一樣的，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漢字基礎上作調整。基本上，【字字】喃的發展在早期是以漢字借音為主，後期則模仿漢字的「形聲」造字原則來造【字字】喃。 譬如漢語裡頭的「孩子」在越語裡講做/kon/；/kon/在早期的【字字】喃(譬如在「黎朝」時期)寫做「昆」(「漢越音」讀作/kon/)，後來(「阮朝」時期)又寫做「【子昆】」，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來構成。由於【字字】喃沒有得到當權的漢字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沒有經由完整規劃、而是隨個人所好而恣意創造出來的，再加上漢字本身做為文字基礎的缺點， 致使它呈現相當混亂的文字使用現象。這現象就如同當前台灣的台語文書寫一樣，文字的使用並未達成相當的標準化。 雖然【字字】喃在越南很早就出現了、而且又是越南人自造的”土產”，然而它卻沒有辦法取代漢字或與漢字並駕齊驅，這主要的原因為： 第一，受中國價值觀之影響。因為漢字在中國被視為唯一的正統文字，而越南又把中國奉為宗主國，致使越南各朝代均把漢字奉為圭臬、不敢對之不敬。唯一少數欲推行【字字】喃的例子為Ho Quy Li (胡季犛1400-1407)及Quang Trung (光中1788-1792)等，然而他們在位期間甚短，致使對【字字】喃的發展影響有限。其中Ho Quy Li因大力推行【字字】喃，因而在中國明朝入侵越南時被押回囚禁在北京。 第二，受科舉制度之束縛。由於各朝代均將漢字列為正統、並列在科舉考試之內，致使想當官的文人不得不學漢字、背誦四書五經等。一但這些人考試入取、功成名就後，當然就繼續擁護漢字的正統地位，因為這樣才能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那些沒入取、略懂漢字的文人因生活週遭與勞苦大眾接觸，為了反應實際需要，就傾向於使用【字字】喃。 第三，【字字】喃受先天文字限制。【字字】喃主要是按形聲方式，結合二個漢字(一個表音、一個表意)來造成一個新字。由於漢字本身有很多缺點，【字字】喃當然也一一繼承了，甚至衍生出比漢字更多的問題。譬如，漢語的「字」在【字字】喃裡寫做 「【字字】」，「年輕」寫成「 」。「 」一字在越語裡發音/tre/；「 」裡頭的「」(漢越音/le/)用來”暗示” 的發音，「小」用來隱喻年輕的意思。由此可知【字字】喃其實是比漢字更複雜、難學的。一般來說，要懂【字字】喃，必須要先會讀漢字才行。由於【字字】喃的複雜及未標準化，使得【字字】喃在推行上困難重重。 五 越南羅馬字之興起 越南的書寫文字一直到十七世紀，紀錄「音素」(phoneme)的羅馬字的出現才有重大的轉折。雖然羅馬字在那時已出現，卻要等到二十世紀才有力量完全取代漢字的地位。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時候，歐洲傳教士逐漸到越南來傳教。傳教士們為了容易學好越語並與當地越南人溝通，於是利用歐洲人熟悉的羅馬字來替越南語設計一套新的書寫系統。 和多數的文字發展歷史一樣， 越南羅馬字的發展並不是由一人於一天之內發明出來的，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由一群人共同累積經驗而”約定俗成”起來的。 在經歷各傳教士的努力下，第一本越南羅馬字的詞典「越南、葡萄牙、拉丁語三語對照詞典」 於1651年由法籍傳教士「得路」 出版。(Do 1972)「得路」和其「越葡拉」辭典對越南羅馬字的貢獻就如同「麥都思」 和他於1837年所出版之「福建方言字典」 對台灣教會「白話字」 的奠基性貢獻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扮演集大成、並將付諸出版的第一人。「得路」的羅馬字拼字系統在歷經不同時期的稍微修改後，成為當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國語字」。 在十九世紀後半段之前，越南羅馬字主要只在教會之中流傳。隨著法國殖民者的到來，羅馬字才逐漸提升地位與普遍被使用。(Vien Van Hoc 1961:21-22)譬如，法國殖民者將羅馬字列入學校課程， 而且於1865年在越南南部由當時的官方發行第一份羅馬字報紙「Gia […]

廖政森 一對職業運動員的黑裔夫婦，從外地渡假回來，當他們走進家門之時，發現價值千萬的住家，已遭闖竊，所召來的警察，誤認他們是屋主的佣人，而讚揚他們對「主人」的忠貞。墨裔開車在Park Cities的街道上，如果他們沒載有整理庭園的工貝，隨時可能遭到當地警察欄截與詢問。有些開豪華汽車的亞裔．也曾經遭到警察欄截並詢問汽車是否屬於他們。 從心理學上的行為側描(behavioral profiling)，到罪犯側描(criminal profiling)的應用，側描(profiling)是用來偵破犯法案件的有效科學方法之一。從上段的真實事例，可見種族側描（racial Profiling）能被恰當使用的界線，是相當模糊，俱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話題。少數族裔，尤其是黑裔，對種族側描反對最烈。但在九一一恐怖集團al-Queda攻擊美國之後，大多數的黑裔，為了國家的安全，也不再極力反對來對待中東回教徒。 在五、六十年代，從台灣到美國的先來的留學生，往往以「不可斷掉未來留學生的來路」為由，要求新到的學生，遵守當時美國大學的榮譽制度，來建立良好的印象。那時美國社會，因經歷民權運動的衝擊，而逐步開放給非白人的族裔。這批留學生，見於過去亞裔，各住於自己的社區，並與主要的美國社會脫離，這導致日裔於二次大戰時期，被送入拘留營原因之一。所以他們分散於美國各社區，再經他們第二代「脫胎換骨」地融入已有社會結構，他們的成就，贏取美國大眾的肯定，終於掃除早年來美華人只會「開餐館及洗衣店」，而日裔則是只知當「開荒墾地」、「土農人」的形象與成見。在七十年代以前，華人仍被一般美國人認為是一群「不可思議且不可信任」的「外來人」。可是到了一九八二年，對種族一向具有偏見的故總統尼克森，卻有「東亞人的智力要比白人高一等」的評鑑。 「東亞人的智力是否要比白人高一等？」這是個含有種族暗流，而值得注意的問題。然而東亞人在美國社會，新建立的形象，尤其華裔的地位，正面對來自其故國的挑戰與傷害，這可使其他東亞裔人也會遭到池魚之殃。 最近由Steven W. Mosher著作，名為《霸道》(Hegemon)一書，揭開中國要獨霸亞洲及全球的企圖與內幕，這是一本傳閱於美國外交決策者之中的重要書籍。Mosher是位史丹福大學訓練出來人類學家，曾在中國大陸考古多年；他對從商朝開始的歷代帝王，到今日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有如數家珍。他對儒家和法家的理論，以及孫子兵法也有深入的研究。Mosher認為「霸道」早已根深蒂固存於中國文化之中，如無「霸道」即非中國。他認為中國體制是以儒家為門面，而內中卻是個殘酷，又沒有容忍心的法家思想。對競爭者，尤其政治敵人，非致於死地而不休。自認是宇宙之中心（這是「中國」之名稱的由來），而其他國家則是蠻夷之邦。自從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是中共走向稱霸世界的路途上惟一絆腳石。 Mosher對中國的看法，是以西方文化背景作依據，不幸地，中共一舉一動，卻來加強Mosher的看法。支持及包容恐佈集團al-Queda阿富汗的Taliban，是由巴基斯坦所培養出來，而中共又是巴基斯坦背後主要的支持者。為防止al-Queda支援新疆的維吾爾人的獨立，中共早就與al-Queda掛勾。並在去年初，與俄羅斯及四個前蘇聯中亞共和國，組成所謂「上海六國同盟」來孤立維吾爾人。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共更積極運送AK-47及SA-7反飛機火箭給Taliban，這說明為什麼在美國準備對恐佈集團作戰之前，世界各大國首領，以及大部份回教國領袖，都來美京與布希總統會商，唯獨江澤民沒有出現，只在上海的APEC會議上，心不由衷地喊一些「反對恐佈份子」混淆視聽的口號。事實上，中共所稱的恐佈回教份子，是指要求獨立的維吾爾人，並非al-Queda也不是Taliban。國防部長Donald Rumsfeld在對al-Queda和Taliban作戰的戰情記者會上，也曾指出中共是al-Queda這恐佈集團背後主要的幫兇。在美國所領導的聯盟擊敗al-Qued和Taliban之後，所謂「上海六國同盟」也幾乎瓦解。 最近在東京舉行的阿富汗重建會上，阿富汗的貧窮鄰國印度，認捐一億元。另一貧窮鄰國的巴基斯坦，也不因Taliban的叛離，使她失去對阿富汗的影響力，仍然認捐一億元。相較之下，歷史上與阿富汗有「兄弟之邦」淵源的中國（住於阿富汗北部的Uzbek和Hazaras均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不但沒有積極參與東京的重建會，而且還要阿富汗的臨時首領，Hamid Karzai到北京磕頭，才肯認捐僅值36萬元的醫藥品，可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中國，是「泱泱大國」？或是別有居心？ 美國決策者，希望中共能夠像台灣與南韓一般，從經濟的改進，而促成政治民主化，來導致放棄獨霸世界的野心，因而有個和平相處的世界。然而中共卻處處以武力恫赫弱小鄰邦，暴露出一份流氓無賴的猙相。美國政府為國家的安全，當然必須採取防衛的措施，其中難免使用種族側描，來保護國家的機密。以前在Los Alamos實驗室工作的李文和，根據他以前在Argonne實驗室同事的分析，李氏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卻口口聲聲說他是中國人，而且身為國防工作人員，居然到外國，尤其是中國，作與職業有關的訪問，在美國與中國日益激烈的情報戰爭裡，李氏終於在種族側描下，他對美國的忠貞受到質疑，因而遭到牢嶽之災。 中國自古以來，對一般小民缺乏照顧，讓他們自生自滅。近年來．因廉價勞力引進外資，使其經濟有所改進，然而對待一般民眾傳統殘酷的政策並沒更改。不僅在其國內，幾百萬來自內陸鄉村的人，不得在城市定居謀職而流蕩四方，而且又故意讓大量非法移民，同開發國家，進行搶灘登陸，不少的人也成為國際走私人販的犧牲品。去年偷渡英國不成，反而悶死於卡車裡的不幸事件，成了國際上的頭條新閒。以致許多國家，為了阻止中國非法移民的浪潮，不得不對拿中國護照的人提高警覺，並多加刁難，由於各國大部份海關移民官員，不知如何區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有意的種族側描，結果使拿中華民國護照的人，也常遭到不必要的騷擾與不便。於去年在巴西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上，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外省子弟柯樹人先生，驕傲地出示他的台灣共和國護照，柯先生到世界各地作生意，他發覺使用台灣共和國護照，在出入世界各國之時，要比中華民國護照管用得多。道是當今的台灣政府，如註台灣於其護照上的原因。為了不與霸道的中國糾纏不清，台灣政府更應進一步考慮更改國號。

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企業大老應有的倫理與分際 王永慶於去年(二○○一年)六月十九日的「解除戒急用忍」，「接受一中」的高分貝政治喊話，如同晴天霹靂，幾乎震撼了全國人民，也不禁使筆者懷疑他到底是否認識「接受一中」對台灣可能造成如何嚴重的災難。 五月十一日(母親節前夕)，關心台灣前途的團體與個人約數萬人走出街頭要求「台灣正名」大遊行。其主要訴求是「我是台灣人」、「我的國家叫台灣」、「台灣是咱的母親」。本來「台灣正名」運動與政府要「拼經濟」、企業界大老要求儘速「開放三通」並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企業界龍頭王永慶卻在五月十九日向媒體強調「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是我們的，大陸也是我們的」，「台灣和中國大陸是同一國，是同一個民族都是中國人，就像兄弟姊妹是一家人，這個家庭都是大家的。」，「住在上海的人也是中國人」，所以「住在台北的人也是中國人，這是很自然的事」。 王永慶又在昨天(五月二十一日)向媒體記者針對兩岸問題發表看法謂兩岸應該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來定位，這才是兩岸問題最佳的解決方式。 同日，高清愿企業大老則認為兩岸既然都有共識認為經濟發展很重要，就該暫時撇開政治，讓經濟完全開放自由，五十年內不談政治，台灣國民所得很快就會達到二萬五千美元，股市馬上衝破7,000點。 筆者懷疑王永慶、高清愿兩位企業大老未曾學過「政治學」與「國際法」，他倆對種族與國家的概念混淆不清，對文化與政治辨別不明。幾乎所有台灣人沒有人會否認其祖先是於明朝末期從中國（當時還沒中國這個名稱）移民來到台灣的，惟經過四百年歷代殖民統治的歷史，台灣人已建立不同於中國的獨自的文化與價值觀。正如同美國人不是英國人，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一樣，「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套上王永慶說的一句話，這是很自然的道理。試回顧戰後國民黨外來政權佔領台灣後，為了向我們灌輸中國意識，小學教科書裡就有一課「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他也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依據TVBS所做的民調同意王永慶的說法的人超過半數，對此筆者不會感到意外，也許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現在的地理教材教學生說「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京」，超過半個世紀的國民黨外來政權同一的意識型態與單一價值觀的毒化教育的結果造成今日台灣人對國家認同的混亂與危機。 類似台灣以漢裔為主複數族群國家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雖然現在政治立場傾向中國，但是一九五九年，在就任總理的演說中曾強調下列三件事︰(一)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二)我們都是新加坡人。(三)一心一意為新加坡共同努力建立成為世界一流的國家。以上若依次將(二)、(三)的「新加坡人」改為「台灣人」，「新加坡」改為「台灣」，正是一針見血，最值得所有的台灣人借鏡。 統派政客與媒體誣指這次「五一一台灣正名」大遊行是蓄意挑起族群對立。其實「五一一台灣正名」運動聯盟對「台灣人」與「台灣國」下了如次的定義︰「凡熱愛台灣，認同台灣為自己的國家的人都是台灣人，都是台灣國民」。難怪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說他一歲多就來到台灣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 企業龍頭王永慶要包山包海地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是我們的、中國大陸也是我們的，我們是同一國、一個民族都是中國人，就像兄弟姊妹是一家人。」，但筆者不相信王永慶不知中國配置四百多個飛彈瞄準著「一家人」，一天到晚文攻武嚇著「一家人」，未知王永慶要作何解釋。 王永慶也很有自信的提倡「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就國際法而論，國際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過任何一個國家的兩個政府。「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一九四九年滅亡為止，一直有兩個以上的政府，兩個以上的國家，簡單的說，「中華民國」有史以來從來未曾統一過。 國際人權公約的B公約第十二條第二項(遷移．居住出國歸國的自由)規定「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含本國）」。第四項規定「任何人都不能恣意被剝奪返回本國的權利」。因此王永慶要選擇中國的國籍，只要中國批准，我們也應該予以尊重，因為這是國際法上承認的權利。但是筆者要鄭重地喚醒他在行使其權利之際，切勿傷害台灣人的尊嚴，傷害台灣的國格，動搖台灣的國本。 王永慶一手建立的台塑王國，創造數萬人就業人口應予以獎勵與肯定。但是他千萬不要忘記三件事︰(一)曾受到政府產業保護政策的恩惠、(二)龐大利潤主要源自台灣人民、(三)石化工業破壞了不少自然環境生態，高度的大氣污染，使人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人非萬能，行行出狀元，王永慶、高清愿兩位企業大老在社會具有莫大的影響力，故應嚴守其分際，不應該對其非專業的分野隨便或意圖講重話，以免成為社會不良的示範。 這次王、高兩位企業大老要求政府儘速開放三通，似乎意圖隔海對中國放話，正落入中國「以商逼政」的陷阱。難怪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立刻隔海唱和，加以「讚揚」，並期待兩位企業大老代表政府與中國協商「開放三通」問題。 不錯，打開經濟困境固然很重要，惟國家安全更加重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企盼王、高兩位大老以其專業的知識高瞻遠矚，以冷靜理智的態度，與政府協商配合，規劃整套策略，以謀求台灣在國際生存之道。 醜陋的中國「客人」 原定十七日要到台東縣議會拜訪的中國四川省教育學會訪問團，因要求議會卸下大廳所懸掛的「國旗」，結果遭到台東縣議會悍然拒絕，竟在未告知議會的情況下取消拜訪行程。過去層次較高的中國訪問團也曾經發生類似的事件而引起台灣人的公憤。顯然這就是中國人自我中心，軟土深掘的國民劣根性與本質的表現。 是否此中國四川省的訪問團成員還迷迷糊糊地錯覺處於自己的國家境內，否則豈能對一個堂堂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做出這種違反常理，不守分際的要求。何況該訪問國是屬於教育界的團體，為何最起碼的「作客之道」也不懂，豈不會「誤人子弟」，你們中國人不會憂心嗎？ 基於維護國家尊嚴及國格，政府對這種來訪者，無論個人或團體應該立刻要求其離境。 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於十七日在北京參加「前沿科學國際研討會」。李院長強調這次赴北京純屬開會，不會當兩岸（兩國）調人，惟據說他並未排除「看一些老朋友」。又據媒體報導前日鬧得滿城風雨的主角林毅夫表示如果有機會，很想拜會李遠哲，討論兩岸（兩國）經濟等問題。 筆者不知道林毅夫是否為李遠哲院長所謂的「老朋友」，若是的話盼望不要看他，相信李院長老朋友多得是。何況以李院長的學術地位要看更有權威的經濟學家應不是問題，未必去看投敵叛國的林毅夫。 電視畫面裡的林毅夫 政府終於以政策決定林毅夫放行，法律風險自負責任。六月三日，國防部長湯曜明則嚴詞痛斥林毅夫投敵叛國。林因畏罪由其妻子陳雲英代表他返台為其父親奔喪。 本來「林毅夫事件」(以下簡稱林事件)明明是涉及軍法前線投敵叛國罪嫌的單純事件，卻因政府最初處理不得要領、不夠嚴謹，讓統派政客及媒體有機可乘大肆渲染、撻伐政府的失態，並唯恐天下不亂地挑起族群對立，使「林事件」複雜化。 國際人權公約B公約第二條第二項(遷移、居住出國歸國的自由)規定「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含本國）」。第四項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被恣意剝奪返回本國的權利」。若撇開林毅夫的叛國罪嫌不談，依其在電視畫面的言行可知他具有大中國思想，並且明確認同中國，我們應予以尊重，因為這是國際法上承認的權利。 昨天(四日)晚上無意中看到電視映出林毅夫隔海遙祭亡父而跪地掩面痛哭的畫面，孝順固然是美德，惟自古忠孝難兩全，何況他冒著性命的危險，游泳渡海過中國投敵，難道沒有與親人生離死別的覺悟與決心？為何如此傷心欲絕掩面痛哭，實令筆者不解。 這種電視畫面不禁令筆者憶起往事。一九六三年四月，筆者赴日留學，因認同台灣，且為忠實自己的思想與理念，加上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於同年十二月毅然加入台灣青年會(台灣獨立聯盟前身)從事獨立運動。一九六七年六月上旬忽然收到國民黨政權駐日大使館寄給筆者的一封信，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封信，一看信封的筆跡立刻知道是家兄寫來的，是一封開封的信件，內容大概是︰父親於六月一日去逝，預定於六月十五日舉辦葬式，延長葬式的時間無非是等你趕回台灣送葬以盡孝子之道。如果你身邊籌不到旅費，政府對我們很好，你可以向大使館暫借，返台才還就可以，趕快辦理手續回來勿誤為要，顯然是被特務脅迫下寫的。 大使館的信函是寄到台獨聯盟辦公室，剛好宋重陽也是在辦公室，他好奇的問為何大使館給你信幹麼？筆者告訴他信函的內容後，毫不動聲色地默哀。家母也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離開人間，同樣不能看到最後一面。 筆者並非自畫自讚自以為了不起。當時公開活動的戰友幾乎都有同樣的遭遇，黃昭堂、金美齡、羅福全等何嘗不是如此。當筆者獲知黃昭堂的令堂仙逝的消息時，帶了一束百合花到他位於方南町簡陋的住家，向擺在桌上的小小令堂遺像禮拜後，相互以默默的眼神相對面地坐著，筆者尋找不出安慰他的話，只看著他在沉思。

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日本人對李登輝先生的尊崇 我們知道李登輝先生就如同那一代的台灣人一樣，受日本教育也深具「嚴謹、刻苦」的「日本精神」。然而「日本精神」一語，其實在日本原本並不存在。此語由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口中所述，而最近逆輸入到日本來，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精神」一語反倒是一個重新發現自己的新奇刺激。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最符合這句來自台灣的「日本精神」一語之人物，非李登輝先生莫屬。李登輝先生不僅是日本人心目中，「日本精神」的代表，同時也是啟發日本人回頭來檢視自己的「日本精神」最大的刺激。　 去年李登輝先生訪日就醫之前，日本政府遲遲不發給李先生簽証，當時研究台灣歷史為中心的日本人團體「台灣研究論壇」的事務局長永山英樹先生，主動發起向外務省靜坐示威抗議。當時有許多平時根本不曾參與過此類活動的學生，家庭主婦，大學教授們，也一起舉起牌子向外務省吶喊抗議，抗議日本政府對李登輝先生的無禮舉動。他們與在日台僑並肩作戰要求發給李登輝先生簽証，也要求日本政府以更尊重的態度迎接李先生來日本。這場抗議由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持續了三天，直到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發給李先生簽証。隨後「台灣研究論壇」又與「在日台灣同鄉會」共同發起迎接李登輝先生之活動。我們共動員了千人到關西機場迎接。其中有一半是日本人，他們揮舞著日本國旗及綠色的台灣旗。當看到李登輝先生的座車通過，李登輝先生搖下車窗向大家揮手時，許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熱淚。看到李先生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感動了無數的日本人。這種對外國前元首所表現出來的感情及敬意，在日本史無前例，相信將來也不可能再有。 而何以李登輝先生如此受日本人敬重？何以他們會敬重一個外國元首超過自己的國家元首？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在李登輝先生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喪失已久的「武士道」精神。他們看到了一個兼具文學、史學、哲學素養、刻苦克己，有透徹豁達的死生觀，無畏無懼的「武士」就存在於李登輝先生身上。筆者認為這已足以解釋所有日本人對李登輝的感情。日本人敬愛李先生，期待李先生能喚起在日本社會失去己久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 台灣有幸在李登輝先生領導之下完成了民主的程序，擁有李登輝先生本身就是台灣的驕傲。他身上所有的「武士道精神」其實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需要的堅忍不拔，平實無華，為公忘私的精神。希望兼備「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的李登輝先生，能引導後輩的我們，為台灣走出一條更有自信的路？ 給阿扁總統的諍言 阿扁掌權後時有「走精」的言動與搖擺不定的政策決定，最糟的是中了統派的計跟著統派大喊「我們不要意識形態」，而讓強調台灣該堅持主權獨立的聲音被與「意識形態」劃上等號成為阿扁政權內的禁語，也解除了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武裝。相對的，統派則大肆地把台灣推向虎視眈眈的中國，他們要求接受「一個中國」，鼓吹「一國三制」，連阿扁都隨著他們的魔笛起舞唸起「憲法一中」的魔咒。阿扁的表現讓我們幾乎要相信「阿扁與江澤民的密約」的八卦新聞是不是真的？ 在政權交替之後，絕大多數的愛台灣派（有別於輸不起的愛中派）都珍惜這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果實，期待阿扁政權能成為賢而有能的安定政權。也因此愛台派人士大多相互約束不要太批判阿扁，對阿扁多鼓勵少責備，希望阿扁政權早一日上軌道來捍衛台灣的安全。然而這樣的好意顯然完全落空，筆者質疑阿扁政權四年下來台灣的社會還有多少「台灣意識」及捍衛台灣的決心。 阿扁之所以做如此多取悅派的動作乃出於選票至上的條件式反射，這也許是以選舉家的政治人物的宿命。而只要在現行制度下選舉判斷民意的最善選擇時，我們無法批判政治人物的這種心態。筆者要強調的是阿扁顯然相當「靠勢」，仗恃愛台派只有「挺扁」，不會有其他選擇，因此他很放心地去追求統派的歡心。阿扁任由這群毫不關心台灣安危的統派予取予求，卻看不到支持他的愛台派心在淌血。此次的經發會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而好不容易歷經一個月的經發會爛劇才下幕，這些貪得無厭的愛中派又要求開「政黨協商會議」、「政黨高峰會議」。他們才剛剛取得了經發會決議這條繩子套在阿扁的脖子上就已迫不及待要摧緊它。可憐的是阿扁頸子上掛著被統派牽著的繩子還得意揚揚，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多少愛護他的人的心。 相信許多愛台派是以「除了阿扁沒有其他的選擇」的心理在支持阿扁，認為只有阿扁能代表台灣的本土派，也因此大家以顧大局的心情來挺他。然而在政治上沒有絕對必要的人，一個政治人物經常在有「非我不可」的自滿心態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已接近終結。政治人物只存在一時，台灣卻必須永久長存。為了打贏下一場總統大選，放任以「台灣之子」自任的阿扁正當化統派向中國傾斜的口實，解除台灣人的防衛意識，那麼我們贏得選舉而失去台灣。 世界上只要是民主國家，選舉就有輸有贏，除非獨裁政權否則沒有不能輸的選戰。同樣地，只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不得到人民同意而改變國家体制，獨立如此，統一也如此。因此，我們最該擔心的反而是以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來學樣的阿扁向中國接近，誤導台灣的方向及國際上對台灣的看法。 以現在阿扁的表現來看，似乎誰來做都很難做得更好，也很難做得更壞。因「顧大局」為由而壓抑對阿扁錯誤政策的批判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知道不批判阿扁的荒謬政策，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下一場選舉固然重要，但台灣意識的推揚，強化台灣防衛意識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千秋之業。

確立總統制 制定新憲法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陳水扁總統就任兩年了，因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的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因此關心台灣、熱愛鄉土的阿扁支持者大都寄予很大的期待。 因為是弱勢政權，加上外面又有美國的壓力和中國的威嚇，因而兩年來八掌溪、核四、罷免總統等等事件，鬧得風風雨雨，再加上經濟的衰退，導致失業率節節攀升。對新政權有人同情、有人失望，我只是痛心，並沒有像其他過去熱烈支持阿扁的「死忠」朋友那樣走上極端，發誓以後「不問世事」。 陳水扁政府雖然標榜「全民政府」，依然掩飾不了弱勢也是事實。執政欠缺老謀深算，一切不能如願也值得同情。可是令人失望又不敢茍同的，有不少是來自總統的本身立場、觀念、戰略、作為等問題，令人無法作壁上觀。 以下是我在海外綜合這兩年來，從關心又熱愛台灣的關懷者中所得來的對陳水扁總統的建言。 一、最初聽到陳總統目前要以經濟、文化，將來要以政治與中國「統合」作為治國的目標，實在令人非常震驚。不管總統用任何意涵來解剖「統合」一詞，台灣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完全不同，近代文化更加迥異。雖然不能強求陳總統一定要繼承李前總統所倡言的「創造出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新文化」；當然更不必呼應中共最近幾屆黨大會所決議的「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但至少必須認識現在和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統合毫無建設性，以及未來與中國政治的統合作為治國目標也是死路一條。 二、為了維護台灣主權獨立，陳水扁政權一直抗拒中國的「一中原則」，僅此點即值得加以讚揚。但是綜觀兩年來陳水扁政府一直懾於內外的壓力，在政經方面頻頻向中國過分讓步，甚至向中國接近，並以打「中國牌」來引誘美國保衛台灣的戰略是玩火的行徑，萬望不要走火入魔。 三、民進黨及扁友會的人，大都過分自吹自擂阿扁的當選與立法院改選的勝利，是「新中間路線」的勝利。現在台灣只有統獨的對立，既無左右的對立，也未見左右在台灣形成任何的社會力，何來此不倫不類、不知所云的「新中間路線」。當然，也看不出阿扁有任何神通能夠「超越統獨」。至少，兩年來風雨飄搖的新政府，早已證明「新中間路線」是此路不通；又如何談超越政黨以及實現全民政府。何不表明放棄「新中間路線」，培育台灣意識，才能確保主權獨立，也是阿扁夢寐以求的兩年後勝選之道。 四、美日同盟至少可以確保今後亞洲卅年以上的安定，這是當今美日軍政界的共識。最近常常和台灣政經界人士談及台灣新世紀的安保問題，也得到了強化美、日、台三國的安保，至少可以阻止中華帝國的向外擴張，確保亞洲五年以上安全的共識。在當今美國世界戰略的重編以及日語世代健在的時刻，希望能早日在水面下建立美、日、台的安全保障管道，是執政者不可推卸的重責大任。 五、民進黨為了修改「台獨黨綱」，不斷地強調台獨是「票房毒藥」，又標榜以民意為黨意。陳水扁總統更強調以民意為治國之道，甚至有意讓「民意」來領導總統。既然如此順從民意，當然就應該表現在支持、推動「公投法」，或運用「創制、複決」兩權，以牽制立法院的坐大。核四問題就是敗在未能善用公投法。對付中國蠻橫不講理的「一中原則」，到頭來也只有祭出「公投法」。 六、時代倒錯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正是當今台灣政體曖昧、政局混亂的最大根源。訴諸民意、腳踏實地、制定適時適地的新憲法，確立總統制才是國家安全之道。 七、阿扁在選前主張超越統獨。國家安全為先，卻又講話不算話。法治國家裡，連公司洩密都難逃法律制裁。何況國家安全的洩密，大大傷害國家安全。本來國家機密與新聞自由是兩回事；可是陳總統卻將國安局洩密與新聞自由等同為魚與熊掌兩者擇一的問題。並引用名言，寧願犧牲國家安全而討好處心積慮一意賣國又設下陷阱的媒體，來維護莫名其妙的言論自由。不但食言，又以一國總統之尊，將國家安全看扁。 八、陳總統最近到處喊拚經濟，口號震天，連八吋晶圓也要拚到中國去。迦太基拚經濟，拚到成為羅馬帝國的香餌；威尼斯拚經濟，拚到成為義大利的海上博物館；香港人拚經濟，拚到的頂多是「一國兩制」。台灣早在一九三○年代就已經進入產業社會，經濟基礎並不亞於OECD加盟國家，台灣人天天喊拚經濟，而不拚文化，將來台灣會變成什麼？ 九、台灣的教育與媒體，完全掌握在「新台灣人」的手裡，台灣人可說「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半世紀以來，教育與媒體可說是「新台灣人」的聖域，不但李前總統時代針插不進、水灌不入；陳總統時代更不用說，反而成為媒體的「寵兒」而不得不處處討好媒體。一談起輝、扁兩位總統，必定被對方大喝一聲「完全不能比」。可是，我的看法不盡相同。阿扁唯一能「超越統獨」、「超越李前總統」之處，只有掌握教育與媒體。 十、海外扁友會的翻雲覆雨是我滯日近四十年來難得目睹的怪現象。扁友會會長一選出就大批同鄉會會長，又鬧內部分裂，黑函滿天飛，甚至飛入總統府。扁友會會長小題大作，終於告上日本法院，搞得烏煙瘴氣、滿城風雨，演變成在日台灣人長期、無謂的資源消耗戰。本來扁友會是扁迷俱樂部，招兵買馬，集結江湖勢力，支持扁、投扁是正確的努力方向。可是海外扁友會龍蛇雜處，專搞「鬥批改」，早已和原宗旨背道而馳。阿扁本尊若無法抑止扁友會的脫軌狂奔，將來可能成為心腹大患，亦將使海外台灣人蒙羞。 適逢新政府成立兩周年，台灣目前內有隱憂，外有敵犯，主權之獨立又未完全得到國際的承認，所以謀國、治國、建國之道，實異於現存世界各國。如何確立台灣的安定與安全，是今後全國上下最大的歷史課題。以上淺見，呈獻國人面前，與國人共勉，並用以祝賀陳總統就任兩周年之賀禮。

李勝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祕書長 今年六月世界足球賽在日韓兩國舉行，每場比賽都成了世界大事，兩支球隊的比賽，似乎代表兩國國力的較勁。尤以英國與阿根延對抗時，被比喻成福克蘭島的另一場英阿戰爭。得勝的球隊球員可成為民族英雄，失敗的則有如國家罪人。連觀眾也揮舞其本國國旗來為其球隊吶喊加油，充分凸顯出國家榮辱的意識，為這場四年一次的世界體育大事增加了不少緊張刺激的氣氛。尤以主辦的韓國隊首次進入四強，包括其金大中總統，舉國歡騰不已，韓國太極圖的國旗到處揮舞飛揚，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清楚知道這是首都在漢城的「南韓」而非首都平壤的「北韓」國家。 此次，中國球隊連連敗北，但也總算為能參加世足賽的三十二國球隊之一，他們仍覺得雖敗猶榮。他們是代表中國，因此無庸置疑，中國人民自然全力支持他們的球隊。但是，台灣的觀眾就有極端不同的反應，主要原因出在對國家認同觀念的差異。主張統一中國者，極希望中國隊贏球，為「中國人」爭光，而自己也自認是中國人為榮；主張台灣獨立者，見到中國隊輸球就大爽。如果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這些國家認同的分歧問題就不會產生。但是世界性的體育運動包括奧林匹克世運都不能與政治分離，尤其國家隊代表特定的獨立國，自然用各自的國號、國旗、國歌，其國家認同絕對清楚確定。只有台灣參加奧運會，用的名字是「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拿的是類似奧運標幟的隊旗，奏的是「升旗歌」，完全沒有代表國家的名義或象徵。如果有朝一日台灣能參加世足賽，不知如何教世人分別出「Chinese Taipei」是獨立的台灣國家，還是中國的台北？反而，被誤認為後者的成份較大，因為完全看不到Taiwan台灣的字眼。 因此，連台灣國內的人民在世足賽看到中國球隊時，也發生了國家認同的問題，有的將中國隊的輸嬴，當作自己國家的榮辱，卻沒想到自己到底是那一國的人？有沒有中國國民的身份？尤其是要問問國民黨主席連戰：他說的百分之百中國人，到底是指他自己的血統、種族？還是指他的國籍？他是在美國對只承認中國的美國人講的話，如果他在公開演講中向外國人講他家自己的血統種族來源？其作用目的何在？難道不會使人覺得突兀費解，甚至荒謬可笑？如果他說中國人是指「中華民國人」？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則這兩種「中國人」如何區分？那他應該說：「I am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but not peopl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縱使如此，更會是使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所云，連當過副總統的連主席都有此國家認同的混亂，無論他到底是疏失或故意，難怪台灣人民有的將「中國」視為自己的國家，做了假中國人而不自知，卻不願認同自己應該是台灣人，只有台灣才是自己的國家。 從一場與台灣無關的世界足球賽，都會凸顯出台灣的國家認定問題，可見，台灣國家正名是何等重要。國民黨統治台灣就開始製造出此國家認同問題，從以中國正統自居，至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詭辯，使台灣逃脫不出一個中國迷思，而迄未能建立台灣的獨立自主國格。尤以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將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早已名存實亡，不為國際所承認。國民黨矇騙台灣人，尚死鴨子硬嘴皮以「中國」或「中國人」，自欺欺人，又以反對台灣獨立為藉口，不准用「台灣」為國家正名。連在護照上要加印「Taiwan Passport」也反對，而外交部的中國意識官僚偷機取巧要改以「issued in Taiwan」欺騙新政府，更落入為「中國一部份」的陷阱。則以後也可由中國以「issued in Peking」發給台灣人民護照，中國不必費吹灰之力，就能輕而易舉將台灣併吞為中國的一省。 所以，台灣正名是關係台灣前途及命運的國家大事，如果「中華民國」的冒牌中國國號存在一日，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繼續存在。反而，將「中華民國」正名為「台灣共和國」，英文以「Republic of Taiwan」(加上Republic共和國始能與台灣僅被認為地區分別)，名正言順成為世界所共知的獨立國家，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迎刃而解。那時候參加世足賽無論是會外或會內賽，用「台灣」為隊名，就是代表台灣的國家隊，與中國隊相遇時，更能分清是兩個國家的國際級比賽，而非以中國地區隊對中國國家隊的「國內」賽，台灣人就再也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廖宜恩、廖淑娟、高勝助、蕭鴻銘、施正鋒、許訓評 2001年3月，您抱著對台灣數十年不變e熱情kah愛，返來台灣參加世界台灣人團結大會，一方面慶祝台灣人民翻倒國民黨殖民統治的週年紀念，另外一方面希望台灣人民會凍更加團結，早日完成建國e理想。誰知影，您竟然會在這款e行程中發病，然後「壯志未酬」就來先離開阮大家而去！敢講「勇士戰死沙場」是上帝乎您這款勇敢台灣人e安排！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台灣當籠罩在美麗島事件、林家慘案、陳文成命案e肅殺氣氛中，對阮這仔do到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e學生來講，到底要認同自己作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是一個真敏感而且需要勇氣e選擇。不過，在您這位台獨運動前輩e引領之下，阮攏成為名實相符e「台獨份子」。若無您和施忠男兄e精神感召，阮恐怕也沒法度在返來台灣了後，用kah您同款e熱情去推動台灣建國運動。 在OSU留學期間，深深感受到您和Ingrid姐對留學生kah同鄉e照顧實在非常e貼心，您e厝內定定是聚餐e場所，也是台灣同鄉會e「鄉訊」在油墨印刷時代e工廠。當台灣同學會欠錢e時陣，抑是島內「黨外人士」到海外募款時，您攏是出錢出力，永遠走第一！雖然您名列國民黨e「黑名單」，無法度返來日夜思念e故鄉台灣，但是您在美國猶原堅持理想、熱情行動，殷勤播種、沃水台灣e建國種子。如今，建國之花雖然尚未結果，但是，您也應該有看到它佇台灣四界佇生湠！ 5月25日，是您告別大家，返去天父身邊e日子。阮這e bat di Columbus享受您兄長般提攜kah照顧e後輩，干那會凍佇台灣遠遠祝禱，思念您對阮大家以及台灣e愛，繼續追隨您e腳步，願望您e理想會凍早日實現！ 廖宜恩、 廖淑娟、 高勝助、 蕭鴻銘、 施正鋒、 許訓評　敬輓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2001年在台北成立的317世大會(WTC)時、重要籌畫人之一的北美州婦女會會長曾瑛貴與夫婿劉俊宏也趕回台參加，俊宏的胃癌突然出現症狀，於是迅速趕回美國手術，或許已經太遲、繼續治療－年多似沒起色，我們本來計劃今年4月初去Columbus探望他的，但突然發現自已也患了鼻咽癌、必須迅速回台灣治療，沒能再見他一面就趕回台入院。在台灣的高醫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同病癌友，正感嘆癌疾是如此猖狂時，5月19日突然聽到俊宏已於18日過身！未能再見一面就此永別。 我於70年初搬去Ohio州的Cincinnati後、很快的就經由住在隔市Columbus (哥城) 的吳木盛認識了劉俊宏夫婦，因為我們都很關心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全美台灣同鄉會以及都很熱衷於台灣獨立運動，因此以後就時常見面及共事，而成為台獨聯盟內的莫逆兄弟，可說是在運動中一起成長、做伙老起來的同鄉、同工、及同志。卅年來我有機會瞭解及体會他長期為台灣奉獻的精神及為理想固執付出的人生，能在世大會陪擔任北美州婦女會會長的夫人接受阿扁的招待，某程度上已代表俊宏一生中奮鬥追求的理想已經達成。只是十分婉惜他不能再多活幾年，能看到更加向上提昇的台灣。 俊宏對運動的參與、大部份是不求報賞的義工及金錢上無名英雄式的奉獻，數十年如一日，很難能可貴。有頭銜的職位好像是同鄉會會長、人權會理事等等，但這些平淡的頭銜、在運動的早期也往往因之被列入黑名單，在90年代早期黑名單快完全開放以前、俊宏居然還是在最後一批黑名單中之一。因為他在哥城的熱心奉獻、長期為草根工作付出經營，使哥城的OSU大學的台灣學生運動源源持續未曾中斷，產生了不少今日台灣島內本土派運動的領導人物，像廖宜恩、施正鋒等人。 俊宏有一股擇善固執的「牛」性很少人能跟得上，反應在他一年多的治療期間，這期間他堅強的與病魔抵抗的精神更使我萬分佩服，也是我發現鼻咽癌後接受辛苦的化療及電療的靈感及勇氣的來源。俊宏已去！我將承繼他的精神繼續奮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自我命名的權利與正名 一般人往往以為名字只不過是符號而已，就好像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罷了，彷彿是沒有甚麼好計較似的，這是錯誤的看法。人有人名、族有族名、國有國名，它不只是用來給他人辨識用的標籤而已，更是用來告訴別人：「我希望你如此了解我」，也就是自我「認同」(identity) 的象徵。台灣的正名運動包含國名、以及住民的集體名字的確認，也就是決定大家是否要當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焠煉個人認同為集體認同的第一步。 一般而言，名字有「自稱」與「他稱」之別：自稱代表的是自我的肯定，而他稱往往是輕蔑的、甚至於排他性的。其實，命名是一種選擇的「權利」(right)，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自我命名的權利，決定自己喜歡被稱為甚麼，而非任憑外來者強制賦予的名字。只有那些沒有自我的人，才會不在乎自己的名字；統治者為了支配天真的被統治者，也會欺哄他們說：「不要太在乎表面上的稱呼」。由此可見，命名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權力」(power) 關係。 如果對於現有的名字不滿意，就有改弦更張的契機，希冀能透過改頭換面來達到除舊佈新的改革目標；而更改名字的時機脫不了認同、權利、或是權力關係的變動。改朝換代一定會帶來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名字變動的動機在於消除舊有政治勢力的遺跡，譬如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盡拆所有的日本神社，改建為中國人的忠烈祠。 如果是在外來統治君臨之際，名字的更易無非想要切斷被統治者的文化根源，因此，改名是同化政策的第一步；為了要說服被統治者接受新的人名、地名、或街名，統治者有時會煞費苦心說明原來的名字是多麼粗俗，大多數時候是蠻橫變動，譬如日本人將「打狗」改為「高雄」、國民政府將「大肚」變成「大度」、「草山」易為「陽明山」。被統治者相形見慚之餘，果真相信自己生下來就不如人，也就更容易接受殖民統治，甚至於急欲擺脫自己原本的認同，譬如日治時代的國語家庭；戰後，多少可憐的台灣人父母，自以為是為了子女的前途著想，即使自己操弄彆腳的北京話，也忍痛不願用母語污染下一代，同樣是被迫作自我同化的抉擇。 當然，在墾殖者所建立的國度裡 (setters’ society)，來到新天地的第一代移民，難免對自己的出生地有感情上的藕斷絲連，也會移植故鄉的地名來作紀念，譬如美國的New York、New England、New Orleans、澳洲的New South Wales、加拿大的York、Nova Scotia、或是台灣的潮州、海豐厝。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除了把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更把台灣當作是中國的翻版，舉目皆是諸如溫州、吉林等街名，走在街頭上，似乎進入虛擬的中國在台灣，彷彿非此無法達到臥薪嚐膽的目標。這種街道普遍被中國化的情形，完全與台灣的族群人口組成不成比例，反映的當然是戰後以來政治權力分配的失衡。 當家做主是恢復舊名、或是正名的最佳時機。如果我們同意Benedict Anderson (1991) 的說法：「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那麼，正名的努力代表的是一種集體想像，從事民族歷史的書寫；這時候，正名不只是決心要昨死今生、要消除殖民者留下來的記憶、要拆除舊政權殘留的遺跡，而且還是一種自信的自我宣示，要將台灣島上的所有住民鎔鑄為「台灣民族」，要為建構台灣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發出先聲，。 台灣人經過百年來的外來政權統治，終於能透過民主化的過程，達到當家作主的目標，實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即使台灣人因為面對恫嚇而尚未大聲喊出追求獨立的聲音，然而，大部分的人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顯中，主動表達了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立場，而主流民意也對於「一國兩制」表現的強烈的嫌惡，也因此，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唯恐被定位為「聯共反台」，不敢明目張膽主張統一並。 不過，台灣的民主體制能否終於獲得鞏固，還要端賴我們能否成功地面對三大挑戰：主權獨立國家的確立、國家體制的確立、以及政治民族的塑造。具體而言，也就是能否抵制中國的威脅、取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能否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打造合乎我們自己的制度；以及能否化解族群分歧、台灣住民建構為休戚與共的台灣民族。 簡而言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在向世人昭告：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台灣；我們不要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我們要親手擘建自己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制度；我們不是中國人或華人、我們是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台灣人。如果我們的自我定位不清楚，習於酖迷大中國的幻象、不自主束縛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以及堅持眩惑於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不僅無法自我救贖，國際社會也無法義助。 在下面，我們將分別說明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民國如何羈絆我們，再來討論環繞在這三個議題的「正名運動」。 貳、中國的羈絆 「中國」有歷史、地理、文化、血緣、政治、經濟、甚至於族群上的意義。首先，它可以指歷史上「華夏民族」居住的「中原」，地理上的「大陸」，也可以指文化上的「唐山」，血緣上的「祖國」，更指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又指經濟上的「華人經濟圈」（四小龍）。到底我們台灣人是如何看待中國？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只好在1949年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託庇於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霸權之爭，國民黨得以偏安台灣。在冷戰期間，國、共之間除了軍事上的對峙，又各自強調自己是中國的正統，兩個交戰團體儼然是世界上的兩個中國，一個是大陸中國、另一個是海島中國。不過，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從此，國際上大致是承認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 對外而言，中華民國是一種「自認為是巨人的侏儒」，因為國民黨政府卻長期對外堅持它代表整個中國 ，甚至於自慰式地硬拗一個中國就是指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叛亂團體。除非是談判上的漫天要價，以求在對方還價後獲得最高的均衡點，反則，這種沒有母國的殖民政權，根本是無法在國際社會上立足的，我們很難想像如果美國宣稱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國際社會要如何來訕笑。難怪，中華民國一向只能與過去採取種族隔離的南非等國相濡與沫。 面對這種中國正統之爭、以及認同的錯亂，美國政府在歷年與中國簽署的所謂三大公報中，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用法一向含糊其詞。根據『上海公報』(1972)：「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1993年從黑名單被解除後，我們夫婦到玉山神學院教書。每個月，我用日語寫『台灣 日記』到東京的『台灣青年』雜誌社，介紹離開三十多年的故鄉，以及與純樸有禮的原 住民學生朝夕相處的經驗，給海外同鄉及日本讀者。 有一次在台北遇到當時駐台灣的日本交流協會所長夫人梁井須美子，談敘中她提問神 學院的事事，並且好似知道很多我們的行蹤。對此正感到詫異時，她才噗嗤一笑說是從 雜誌『台灣青年』得來的消息。後來從總編輯的宋重陽得知，『台灣青年』不只送到日 本交流協會的圖書室裡，也寄送到研究台灣的各國大學圖書館。在那真實的消息被封鎖 的時代、在台灣人被逼不得出聲的年代，繼續提供有關台灣正確的資料、揭發外來政權 的殘虐，長達四十二年未曾間斷的『台灣青年』，將在這六月二十日出版第五百期為終 刊號，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1960年初春我在東京留學生的宿舍接到『台灣青年』深紅色的創刊號。當時的日本學 生，非常認真念書，熱中於如何重建戰敗後的國家，希望能為日本早日走入先進國的行 列盡力。所以當我看到『台灣青年』，知道有留學生關心台灣，憂慮著故鄉的前途，而 感覺興奮。它現在在日本古書店叫價三萬圓，是難於入手的寶物。 發刊詞這樣寫著：「這雜誌，與1920年在東京，由許願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的一群 人，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黃朝琴等人發行的雜誌同名。他們不只發行雜 誌，更組織新民會、啟蒙會，走入街頭做宣傳工作，甚至到帝國議會為台灣人民做請願 運動。他們的勇氣，嚐過的心酸流傳在我們的血脈中搏動著…他們為台灣人繼續了艱難 的戰鬥十餘年。」今天，把十餘年改成四十二年，再改一些名詞，則可以把同樣的文章 贈送給不求名利、為愛台灣忍受折磨，將人生的很大部分，許願在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 的台灣青年們。 創刊號光榮的第一篇由筆名耕英的廖春榮寫『有關台灣農業的一分析』、王育德先生 寫了『台灣語講座』與『匪寇列傳──朱一貴』。後來，繼續有黃昭堂寫的『台灣民主 國論』、許世楷的『台灣歸屬未定論』與『台灣民族論』、周英明的小說『烏水溝』、 林啟旭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等，足夠搖動外來政權的文章出現。接著，金美齡、羅福 全、侯榮邦、黃文雄、張國興、連根藤、張良澤、林建良等，在異國留學而心繫台灣的 優秀青年加入編輯陣營。日本人的宗像隆幸，在『台灣青年』中也長期擔任編輯委員， 他從未計較被分配的工作，與其他人共嚐辛酸、一起走過生死的境界。從他的身影，我 看到古武士高貴的情操與對正義的堅持。他們在學問自由受保障的日本、每週相聚一 次，在王育德先生的領導下，在相互切磋琢磨中，各自在政治、經濟、農業、文學、語 言、歷史展開台灣學的理論，找尋新生台灣國的基礎。 翻閱佔據書架三段的第一期到四百九十九期的『台灣青年』，我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們 抗逆著那個時代的潮流，秉持基於理性的信念，高舉理想俯拾實踐的落穗，推動台灣獨 立建國運動的脈動。自1960年開始的二二八紀念集會、抗議蔣經國訪問日本、要求以台 灣的名義進入聯合國、台灣政治犯救援活動、向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支 援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為美麗島事件展開簽名運動…，雜誌詳細地記錄著島內 外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的歷史。 終刊號最後的一頁不知由誰寫下句點。無論如何，沒有生命的將隨著歲月風化消失， 但是我相信，被一群熱愛台灣的年青人吹入生命的五百冊『台灣青年』，在這土地上永 遠流傳，成為台灣人共有的寶貴資產。

對混血的過高評價是危險的 與血緣論相對地，新民族論卻重視地緣因素（地域性的共存）。 Nation的地緣因素， 是民族的任何成員都會為祖國或國土(national territory)奉獻熱愛與忠誠，共同擴及抽 象性的廣大領域。因為在廣大的領域內，民族已不可能透過個人之間直接的人格接觸來結 合。相對於此，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能不斷以感覺上的體驗（即能夠用眼觀察 等），且並無多大困難就得以在其範圍內往來者，即指比較狹隘領域的鄉土(home country)，這可說是一個低層次的概念。將對鄉土的熱愛提高到對祖國的熱愛，始能從Volk蛻 變為Nation。 台灣的問題焦點在於中國人倡言的祖國包含台灣，而台灣人 所思考的祖國領域並不包 含大陸。中國人將台灣包含在其祖國之中，無非是為了能夠佔有、管理台灣的土地、人口 與物產，而絕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著想。這只要看過去十八年間，國民黨政府 對台灣人的壓迫與搾取就很清楚。萬一中共真能成功地「解放台灣」，其將加諸何種程度 的壓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中國人又無理地強制台灣人認同中國為祖國，並主張以中國為祖國時的好處，宣傳說 ︰「不要封閉在狹隘的台灣，將來能夠雄飛廣大的大陸，甚至可以當全中國的總統。」但 在此之前，必須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獻身。 此種中國人的說法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台灣人的立場為 何？有多少台灣人甘願為 「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犧牲生命？「反攻大陸」也罷，「統一中國」也罷，總之 ，祈願他們早日從台灣離去，這才是台灣人真實的心聲。至於「解放台灣」，不外是中共 侵略台灣的野心。對此，台灣人須覺悟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要加以防衛。台灣人對 中華民國的「復興」沒有興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躍進」也不會羨慕。台灣人最大的 願望是︰建立小而美的自己的祖國。 當然，我不否定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寄予深度的關心。因為大陸是台灣人祖先的出身地 ，是《梁山伯祝英台》或《陳三五娘》等傳說故事的舞台，也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是， 此種關心只不過是「熟悉外地」之首，絕不是如對母親一般的熱愛祖國。 為什麼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會形成如此的鴻溝呢？那是歷史與 現實使然。如眾所周知， 台灣Volk是因對動亂與飢饉的大陸感到厭煩，於開拓台灣成為自由與幸福的新天地時所形 成。在航海技術未成熟的時期，要以脆弱的帆船橫越充滿颱風與漩渦的台灣海峽，無非是 決死的大冒險。這種不願居住大陸而盼望渡台的心境，一定相當無奈。 台灣人被荷蘭人與日本人壓制而痛苦時，從未獲得大陸的支援。台灣雖在清朝與國民 黨政府時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支配之下，但卻被置於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約四個世紀的台 灣史中，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蔑視與隔離。 精神上的隔離引證自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疏離。荷蘭時代（一 六二四～一六六一）的台 灣經濟是以大陸––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而繁榮，與明清交替時期戰亂與疲弊的大陸 形成顯著的對照。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也確立獨自的經濟圈而與大陸對峙。 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較有交流，但也僅止於成為福建省殖民地的關係。日治 時代的隔絕更為徹底。在大陸持續戰亂之時，台灣則推進著資本主義的建設。國民黨政府 時代在「正統中國」的呼聲背後，台灣的「獨立」正日漸前進，這是任何人都一目瞭然的 。 流亡台灣的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排斥，提出如下的反擊︰ 「能對台灣主張優先權利者，只有原住民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不過是渡台時 期的先後而已。」 前半段的說法完全是歪理。這與美國原為印地安人的土地， 但其後大家處於同一條件 的情形相同。這在世界史上講得通嗎？我們所稱的台灣人，不但包含原住民，連荷蘭人與 日本人遺留的子孫也全都包括在內。後半段的說法是故意避開問題點。雖然台灣人是在日 治時代以前從大陸渡台，而中國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渡台，但本質上台灣人 以台灣為故鄉，同時也認為台灣是祖國。相對於此，中國人並不認為台灣是祖國，而僅視 其為征服地，最多也只是一時的避難地。中國人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幻想，不能在台灣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於2002年5月26、27兩日在華府舉行盟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主席及不分區中央委員，並檢討本盟工作之過去及將來的展望。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代表大會於5月26日選出楊英育教授為新主席，劉清白、謝若蘭、邱義昌及蔡靜輝為不分區中央委員，即日交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代表大會確定本盟將繼續在「抵抗中國霸權」、「廢除‵中華民國′」及「建立台灣共和國」等指標下進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本盟認為，建立及提高台灣人的台灣國家意識是當今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點。本盟認為俱有強烈台灣國家意識，台灣人才能堅決抗拒中國的政治、文化、意識、外交、經濟及軍事霸權主義。本盟更認為建立及提高台灣人的台灣國家意識必需由重組台灣人「共同記憶」開始。因而，本盟將以台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來從事重建台灣歷史及創新台灣文化的工作。 本盟認為，以堅銳眼光來透視中國統台戰略是建立台灣防衛策略的要件。台灣必需建立心理及軍備防衛策略，並在軍事國防外交上與美、日建立密切關係。本盟美國本部一向注目美國對中國軍事戰略並求深入瞭解。本盟在台總本部則對台、日安全關係已建立相當基礎。本盟將繼續擴展這種關係的培養。 本盟認為，台灣已俱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所有條件，但「中華民國」的存在使得台灣的國家定位含糊不清。不僅國際上無法認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分別，在台灣國內也因「中華民國」架構及其理念的繼續存在而使得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及自我定位繼續混亂。本盟將繼續推動「台灣正名」運動來達到「廢除‵中華民國′」的意願。 本盟認為，以人權為基礎的民主社會是我們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必要條件。本盟認為，制定台灣新憲法是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必經程序。 最後，本盟認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必需所有台灣人參與。本盟將繼續參與及支持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