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
曾經名列黑名單、卻無論如何也要逆流回鄉的「鮭魚」裏，以公元紀年推算的「三年級生」折損率近年不斷上升。維邦是最近力盡身亡的一「尾」。12月2日在去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的途中，他取道巴黎，在老友Andrei Grachev（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發言人）的家裏心臟病發，雖然老友立刻招來數名醫生，還是急救無效。
在今天的台灣提起黑名單，年輕人多半不太懂得那三個字的歷史關聯和民主意義；年紀大些的人記得的恐怕也只是少數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事實上當年的黑名單很長，回鄉的鮭魚也遠比一般人所知道的多，只差沒有吸引媒體的「闖關」而已。維邦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批鮭魚裏的「三年級生」是很特殊的一群。剛剛懂事的時候看到了幾年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及其覆敗。之後，從小學到大學那段時間，經歷了另一殖民政權下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大學畢業前後那幾年又見證了象徵連最溫和的反抗也不為國民黨所容的「自由中國」事件。不但如此，出國的時機又是全球風起雲湧（只有台灣在政治上卻宛如一潭死水）的六十年代。這種個人生平和歷史變化的巧合，不可能不在出國的「三年級生」留下某種痕跡。當年參與海外獨立與民主運動的留學生多數是學理工的人，遠多過被認為思想容易有問題的文法學子。這種分佈正好證明了時代影響的普遍。
對這批「三年級生」的鮭魚來講，出國留學是為了回國革命或改造，和學而居留的「學留」有別。因此，即使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不能回國，畢業就職後該不該買房子，也成了午夜自省和大家討論的議題。對他/她們來講，獨立和建國也不是同義詞。獨立只是最後的結果；獨立之前，還有一個艱難萬端、面相眾多的建國過程，來為獨立的目標累積條件。他們永遠忘不了親眼所見的眾多差距：被凌虐的故鄉和留學國之間政治上和政治以外的差距。
這批鮭魚回鄉後在不同領域各自努力、不求名利，知者不多（用多少有名的來測試：誰是王秋森？誰是黃呈嘉？誰是張維嘉？）。這正好證明建國工作必然也必須是多面相、多層次的長期工作，不可能每個人都是明星。他（她）們不是媒體會去注目的人物，他/她們做的工作和同「行」似乎相同，卻總是帶著所經歷的時代的影響和烙印：一種難以自抑的使命感和急切感。維邦正是這樣的一「尾」鮭魚。
正是這種建國觀、使命感和急切感，使他在瑞士留學時就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口頭禪是為台灣的長遠「發展」建立這個、那個「基礎」。台灣、基礎和發展壟斷了他一生的思考和行事，不論是留學時在歐陸各國遊學觀察，到奧地利去做博士後研究，到加拿大去教書，應聯合國之聘去中國顧問地方經濟發展，到日本（立命館大學）講學，或是—逆流回國。
如果維邦還在世，聽到我說他這條鮭魚「逆流」回國，一定嗤之以鼻。但他的確是逆流游回來的。他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立學院和蒙特利爾大學教書，有著優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城外城裏各有一處居所。如果厭倦了蒙特利爾，魁北克和法國歷史文化語言淵源深厚，交往密切，歐陸之外也可以到他地如中國、日本走走。何況1994年一帶，他已經不是一個棒球健將，而是一個心臟病纏身的人了。闖關回國不一定是在機場上演的。證諸許多「三年級生」的經驗，「闖關」有心裏和外在的許多種類。但維邦這尾鮭魚，這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還是等不及退休就幾乎不加思索地回來了。
他回國後的許多事跡，尤其是在淡江歐洲研究所所長任內和任後為歐洲和台灣的相互瞭解、聯繫和合作所做的許多奠基和發展工作，從學術研究到文化交流，從出版叢書到帶著中小企業和青年學子到歐洲多國的田野調查和實地互動，還有在財力和人力都極端困難的狀況下，使歐洲研究國際網絡的台灣這一環成長茁壯，使「世界」在台灣人的腦中漸漸不再只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縮寫。這些自然會有其他紀念文字來敘述。我心中迴繞難忘的還是他的性格和他的時代所加給他的宿命。
也許不只一個人會說，維邦在另一趟為台灣努力的旅途中逝世於他心愛的巴黎，是回國安身立命之後的死得其所，一個有其悲壯淒美的句點。但是，儘管死者為大，我還是要向維邦抗議。維邦，多少次我們談過：各種競賽裏，「壽命競爭」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多少次我們談過：雖然知識經驗和見識在某種程度內可以傳承（像你努力的培養歐研青年人才），但卻絕不能像銀行存款一樣的全數累積，遑論生息？你這一走所帶走的東西太多了。在這兩點上，由於你在工作上的痴狂，就其後果而言，你是有負於故鄉的。也許你在Andrei Grachev的玄關閉眼一去的時候，腦中在閃過心愛的妻兒的臉龐之外，也有某種悔恨吧，就像我們無力阻止你工作成狂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