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安保通訊第二十一期
《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專輯 美國國防部
【目 錄】
譯者序／陳國雄
給國會的年度報告： 2011年中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美國國防部
全文摘要
第一章：年度新發展
中國在2010年的挑戰和機會
中國國家安全領導階層的發展狀況
台灣海峽安全情勢的發展
中國軍隊規模、定位及能力的發展
中國的太空及網路能力的發展
中國獲取國防科技的新動向
挑戰台灣的威懾力量
中國對外的軍事交流
第二章：瞭解中國的戰略
概要
瞭解中國的戰略
中國軍事決策的結構與過程
中國軍隊結構圖
中國即將來臨的軍事領導權移轉
中國的戰略優先
中國的領土爭議
新歷史使命
未來戰略的爭論
2010年中國對國家安全戰略的辯論
北京的區域能源戰略有關軍事與安全的觀點
中國的軍事戰略
攻勢等同守勢
保密和欺敵
三戰
第三章：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和趨勢
概要
發展反介入／區域阻絕的能力
建立傳統性精確打擊的能力
彈道飛彈防禦
擴大作戰範圍
戰略性力量
解放軍的地下設施
武力投射——超過台灣之外的軍事現代化
第四章：軍事現代化的資源
概要
軍事開支的趨勢
中國國防工業的提升
趨勢和預測
中國航空母艦的發展狀況
第五章：軍事現代化與台海安全
概要
北京對台灣的策略
北京對台灣的作戰方案
第六章：美、中軍事交流
概要
2010年的軍事關係
美國軍事交流的戰略
美、中軍事交流關係的機遇和挑戰
專題二：中國的軍事交流
附錄一：中國與台灣之軍隊資料
附錄二：軍事交流
——————————
【譯者序】陳國雄
自從2000年以來，美國國防部每年必須向國會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詳述中國人民解放軍當前及未來可能的軍事科技發展，還有未來中國在大戰略、安全戰略、軍事戰略、軍事組織及作戰概念等方面的分析。
今年8月24日，美國國防部也循例向國會發表一份94頁的《2011年中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對中國的軍事發展提出全貌性說明。其中內容與去年8月16日提出的報告雖然多有雷同，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動向。本協會的《台灣安保通訊》第17期，於去年12月31日以專輯出版去年度報告的中文譯本，本期專輯也特意翻譯今年度的報告，提供給國人對中國軍力的發展及威脅有所了解。
報告中指出，雖然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持續在改善，但解放軍並未減緩發展應付兩岸衝突事件的計劃與能力；報告也強調，在過去幾年中，中國致力研發新的匿蹤戰機、翻修1艘航空母艦，並且創紀錄地從事太空發射計畫（全年計15次），其目標在於「到2020年的時候，要打造出一支現代化、以區域為重點的軍隊。」；我國國防部於9月7日送交立法院的「中共軍力報告書」也明白指出，共軍近年來對台灣的軍事整備，乃是規劃希望能在2020年之前建立奪取台灣的可恃戰力。
美國國防部在去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缺乏對台灣進行全面的兩棲登陸作戰能力，今年報告對此的評估則是「雖然解放軍可能缺少必要的軍事力量，無法對台灣進行全面的兩棲登陸作戰，但在未來幾年，仍將繼續努力縮短這個明顯的能力差距。」
報告的分析指出，台灣歷來用以嚇阻解放軍侵略所依靠的多項因素，包括：一、解放軍無法投射兵力穿越185公里寬度的台灣海峽；二、台灣軍事科技的優勢；三、島嶼防禦固有的地理優勢；四、美國干預的可能性。
但是報告也提出警告，中國日益增加的現代化武器與平台（一千多枚彈道飛彈、反艦彈道飛彈計畫，日益增多的現代化戰艦和潛艦、戰機、以及改進的C4ISR能力），對許多台灣所倚賴的優勢因素造成抵銷的威脅。
由此可知，台灣在國防政策上必須未雨綢繆，事先籌謀並建構足以嚇阻中國進犯的武力。然而在扁政府時期規劃的三大軍購案卻橫遭阻攔，當時國民黨的主席馬英九在2007年很自豪地說：「三年前民進黨他們提出6,108億的軍購預算。我們在程序委員會擋了五十幾次，這樣夠不夠強悍？」不錯，當時馬英九的確很強悍，導致如今台灣海峽的軍力平衡一直朝向北京有利的方向傾斜，而馬政府對北京的態度也愈來愈軟趴趴。這是不是「終極統一」的大計之一，吾人不得而知。
國家安全乃不分黨派的國家大事，必須嚴肅以待。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以本書內容提供國人參考及省思，並期待能夠發揮「知己知彼」之效。
此外，本書因採黑白印刷，圖表難免不明，煩請參閱本會網站（http://www.taiwannation.org.tw/tjsf/tjournal21.pdf）之彩色圖表。
給國會的年度報告
2011年中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
美國國防部
全文摘要
中國崛起成為國際上的主要角色，很可能是21世紀初期在戰略格局上的明顯特徵。持續的經濟發展不但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這種發展加上不斷擴大的科技基礎，也促進了中國軍事現代化計劃的全面發展。美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且成功的中國，這樣的中國能夠加強國際準則和規範，並強化區域和全球的安全與和平。
中國正逐步在承擔國際社會中新的角色與責任。在2004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明確表達對人民解放軍的新指導方針，其中包括擴展到中國直接領土利益之外的任務。這個指導方針促使中國擴大參與國際維和任務、反海盜作戰、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以及從海外動盪地區撤離中國僑民的行動。中國的2010年國防白皮書聲稱，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同國際社會的前途和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但是，中國的現代化軍隊也可以用來增加中國獲取外交利益的能力，或是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解決糾紛的能力。
儘管解放軍所面對的任務日益增多，但台灣問題仍然是其「主要的戰略導向」。儘管海峽兩岸的關係有所改善，但是中國在2010年持續進行的軍事現代化，仍然著重在台灣的衝突事件。解放軍所追求的軍事能力，乃是要阻止台灣獨立，並影響台灣依照北京的條件來解決爭議。為了實現此一目標，北京正在發展旨在嚇阻、拖延或阻絕美國在衝突事件中支援台灣的能力。台海的軍力平衡以及軍事能力，繼續朝中國大陸方面傾斜。
過去十年間，中國在現代化硬體和技術方面的巨大投資，使中國的軍隊受益匪淺。許多現代化的武器系統已經達到成熟階段，而且其他的武器系統也在未來數年內將會實現。隨著這個雄心勃勃的採購期之後，從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將是解放軍的關鍵時期，因為解放軍試圖在這段期間整合許多新型和複雜的平台，並採用現代化的作戰概念，包括聯合作戰和以網路為中心的戰爭。
在軍事與安全事務方面，中國雖然增加並改善透明度，但卻很有限。可是中國將要如何運用其不斷增長的軍事能力，仍然存在著許多的不確定性。
美國承認並歡迎中國在支持全球的安全環境方面做出貢獻。中國穩步融入全球的經濟，為兩國的夥伴關係和合作（尤其是在海洋領域方面）創造出新的動力。雖然中國不斷擴張的軍事能力可以促進在追求共同目標時的合作，但也可能會增加誤解和誤判的風險。當我們在追求合作機會也減輕風險的同時，強化美中的軍事關係是美國戰略的關鍵部份，以便塑造中國的抉擇。為了支持這項戰略，美國必須繼續監視解放軍的軍力發展和戰略。和我們的朋友及盟邦一樣，美國也將繼續調整我們的武力、態勢以及作戰概念，來維持東亞環境的穩定與安全。
第一章：年度新發展
「未來五年中，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更快，促進綜合國力的增強。這些發展將為我們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更加穩定的物質基礎。」
── 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
有關國會在2010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公法111-84）第1246節所提，中國在過去幾年幾項重大發展的疑問。
中國在2010年的挑戰和機會
在2010年，中國政府仍然著重在維持經濟發展和促進中國的安全利益。在承諾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及國家統一等方面，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其正當性。為了確保領導地位，共產黨一直密切關注國內動盪的潛在根源，包括從失業、所得差距的擴大，到民主化運動和民族的緊張關係等等。此外，北京也試圖平衡在國際社會中對於自己日益增長的利益更加自信的主張，以避免招致區域及主要強權的反對和對抗性反應。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自從2010年6月的東協區域論壇（ARF）之後，北京正在重新調整對南海地區領土爭議的說法。
中國的第11個五年計畫在2010年結束，而且也標示著解放軍在武力發展和技術成就的新里程碑。在不斷擴大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推動之下，現在解放軍正勇於進入全球的海洋領域，這一領域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海軍在主宰。雖然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也持續在改善當中，但是跡象顯示，解放軍並未減緩發展應付兩岸衝突事件的計劃與能力。
解放軍在未來十年的很多成就，將取決於它如何把新興能力與平台有效整合到軍隊當中。整體來說，解放軍正在實現其目標的軌道上，也就是到了2020年的時候，要打造出一支現代化、以區域為重點的軍隊。
在解放軍增強其區域性軍事作戰能力的同時，近年來解放軍官員強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利益的頻率愈來愈高。在美國批准對台軍售之後，解放軍就以違反中國的「核心利益」為由，在2010年1月中止與美國的軍事交流關係。
中國國家安全領導階層的發展狀況
在2010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根據歷史先例的基礎，這意味著習近平的下一步將當選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2012年秋季的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上，預計將會展開領導階層的轉移過程。胡錦濤主席是否會放棄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情況並不明朗；或是他想追隨江澤民在2002年設下的先例，保留幾個月甚至是數年的中央軍委會主席職位，來幫助權力的轉移。
台灣海峽安全情勢的發展
自從2008年3月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之後，北京和台北在改善兩岸關係上獲得重大進展，北京和台北都強調擴大經濟和文化關係，作為緩和緊張局勢的方法，並維持目前兩岸的正面氣氛。
北京和台北於2010年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在台灣參與國際論壇方面，北京偶爾會展現彈性，但卻繼續對國際社會的成員施加壓力，來限制台灣的參與。
儘管兩岸關係回溫，但中國在2010年依然持續進行軍事現代化，包括做出特定的努力，對台灣的突發事件提供可信的軍事選項。從現在到2020年，解放軍可能會穩定擴大對台灣的軍事選項，包括進行嚇阻、拖延或阻絕第三者的干預。
中國軍隊規模、定位及能力的發展
中國長期全面性的軍事現代化，正在提高解放軍執行高強度區域性軍事作戰的能力，包括「反介入和區域阻絕」（A2AD）作戰。所謂「反介入和區域阻絕」，是指可以用來嚇阻或對付敵手在特定區域部署，或在特定區域內作戰的能力。和短期著重在準備應對台海衝突事件一樣，中國持續在台灣對岸的軍區部署許多最先進的武器系統。雖然這些能力也可以運用在各種區域性危機或衝突的事態，但在提高全球性延伸範圍或武力投射能力方面，中國卻少有進步。比如說，除了和平時期的反海盜任務之外，中國海軍幾乎沒有在遠離區域性水域以外的作戰經驗。雖然解放軍在國際領域的新角色和任務上，反映出中國的利益範圍正在擴大，但區域性的衝突事件仍然主導著中國的資源與規劃。
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中國優先發展陸基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的計畫，解放軍正在發展並測試一些新型的攻擊性飛彈、增設飛彈部隊、提升舊型的飛彈系統，並發展反制彈道飛彈的防禦手段。
- 解放軍正在獲得大量高準確度的巡弋飛彈，其中許多巡弋飛彈的射程超過了185公里，包括國產陸基DH-10型攻擊陸地的巡弋飛彈、國產陸基／艦基的YJ-62型反艦巡弋飛彈、俄製SS-N-22/SUNBURN型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配備在中國向俄羅斯採購的現代級驅逐艦上），以及俄製SS-N-27B/SIZZLER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配備在中國的俄製基洛級柴電攻擊潛艦上）。
- 到了2010年12月，解放軍在台灣對岸部署了1,000至1,200枚短程彈道飛彈，為了提高這些武器的殺傷力，解放軍正引進增加射程、精準度和酬載量的各式飛彈。
- 中國正以CSS-5型中程彈道飛彈（MRBM）的衍生型為基礎，研製一種反艦彈道飛彈。該飛彈命名為東風-21D型，打算提供解放軍攻擊在西太平洋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等大型艦艇的能力。東風-21D型飛彈的射程超過1,500公里，配備機動式彈頭。
- 中國正在增加更有存活力的投射系統，來現代化其核武力量。近年來，公路機動、固體燃料推動的「東風-31」型和「東風-31A」型洲際彈道飛彈已經服役。其中「東風-31A」型的射程超過11,200公里，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大多數地方。
- 中國或許也在研發一種公路機動的新型洲際彈道飛彈，可能具備攜帶「分導式多彈頭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的能力。
海軍力量。自從1990年代以來，解放軍海軍已經迅速地從一支低能力、單一任務的大規模艦隊，轉變成一支配備有更現代化、多任務平台的紮實武裝部隊。與十年前的艦隊相比，許多解放軍的海軍戰艦配有先進的防空系統，以及射程超過185公里的現代化反艦巡弋飛彈。這些能力不僅提高海軍平台的殺傷力，尤其是在水面作戰的領域上，也能夠在超出自己陸上基地的防空系統涵蓋範圍之外進行作戰。
解放軍海軍擁有75艘主要的水面戰艦、60多艘潛艦、55艘中型和大型的兩棲登陸艦，以及約85艘配備飛彈的小型戰艦。此外，解放軍目前已經在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港建造完成主要的海軍基地，該基地大到足以容納由攻擊型潛艦和彈道飛彈潛艦以及先進水面艦艇（包括航空母艦）所組成的混合艦隊。基地中的潛艦隧道設施也可以部署潛艦，以減少被偵測到的風險。
- 中國的航空母艦研發計畫，包括翻新前「瓦雅格」號航空母艦，該艦雖然還沒有艦載型戰機，但在2011年可能開始進行海上測試。這艘航空母艦起初將作為訓練和評估的平台，並能夠提供有限的作戰能力。中國可能在2011年開始建造一艘完全自製的航空母艦，在2015年之後能夠獲得作戰能力。在未來十年當中，中國可能建造多艘的航空母艦和支援的戰艦。
- 目前中國有一個陸基航空母艦飛行員的培訓計畫，但還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夠獲得在航空母艦上最起碼的作戰能力。
- 解放軍海軍正在利用天空波和水面波的超水平面（OTH）雷達，來改善超視距的瞄準能力。結合使用預警機、無人飛機及其他監視和偵察設備，天空波超視距雷達能夠讓中國對西太平洋進行監視和偵察。此外，超視距雷達也可以和偵察衛星結合使用，對距離中國很遠地方的目標進行標定，因此可以支援遠端的精確攻擊，包括使用反艦彈道飛彈。
- 中國繼續在生產一種新型的彈道飛彈核子潛艦，晉級（094型）彈道飛彈核子潛艦最終將會配備巨浪二型（JL-2）潛射式彈道飛彈，估計射程可達7,400公里左右。晉級潛艦和巨浪二型飛彈將使解放軍海軍首度擁有可信的海上核武能力。雖然美國國防部原先估計巨浪二型飛彈到了2010年將具有初步的作戰能力，但這項計劃卻面臨一再的拖延。
- 中國增建了核子動力攻擊潛艦，有兩艘第二代的商級（093型）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已經進入服役，在未來幾年，將會增加多達5艘的第三代095型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完成之後，095型潛艦將結合更先進的靜音技術，並提升作戰能力，來執行從監視到以魚雷和反艦巡弋飛彈來攔截水面戰艦的一系列任務。
- 目前在解放軍海軍潛艦部隊當中，骨幹的現代柴電攻擊潛艦是13艘「宋」級（039型）潛艦，每艘都可攜帶「鷹擊-82」型（YJ-82）反艦巡弋飛彈。「宋」級之後是「元」級柴電攻擊潛艦，目前已有多達4艘「元」級潛艦進入服役，「元」級攻擊潛艦可能加裝了「絕氣推進系統」（AIP）。一旦CH-SS-NX-13型反艦巡弋飛彈完成研發及測試之後，「宋」級、「元」級、「商」級還有即將部署的095型潛艦，都可以發射該型飛彈。
- 中國已經部署大約60艘新型「候北」級（022型）穿浪双船體的飛彈巡邏快艇，每艘都可攜帶多達8枚「鷹擊-83」型（YJ-83）反艦巡弋飛彈，這些艦艇增強了解放軍海軍的沿海作戰能力。
- 解放軍海軍已經獲得新一代的國產水面戰艦，其中包括至少2艘「旅洋II」級（052C型）驅逐艦，配備自製的「海紅旗-9」型（HHQ-9）長程地對空飛彈，另有2艘還在建造當中；2艘「旅洲」級（051C型）驅逐艦，配備俄製SA-N-20長程地對空飛彈；以及多達8艘的「江凱II」級（054A型）飛彈巡防艦，配備中程的「海紅旗-16」型（HHQ-16）艦上垂直發射式防空飛彈。這些戰艦大大提升了解放軍海軍的區域防空能力，當解放軍海軍要擴展到超過岸基防空範圍之外的「遠海」進行作戰時，這種艦隊的區域防空能力將不可或缺。
空中和空軍力量。在對台灣無需加油的作戰範圍內，中國部署了490架的戰機，而且機場的容量還可擴增數百架。在解放軍空軍的戰機庫存中，更新型、更先進的戰機比例越來越高。
- 中國下一代的J-20型戰機原型在2011年1月進行首次試飛，展現出中國在未來幾年的雄心，要生產結合隱形技術、先進航空電子、以及超級巡航能力發動機的戰鬥機。
- 中國正在升級B-6型轟炸機的機隊（源自蘇聯的Tu-16），新式、更遠程的衍生機型，將配備新型的長程巡弋飛彈。
- 解放軍空軍繼續增加先進長程地對空飛彈系統的庫存，目前是世界上擁有這種武力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在過去5年，中國已獲得好幾個SA-20 PMU2型飛彈營，這是俄羅斯出口最先進的地對空飛彈系統。此外，中國也採用自己設計的HQ-9型飛彈系統。
- 中國的航空工業正在開發數種空中預警機，包括以Y-8型機身為基礎的KJ-200型預警機，同樣用來收集情報及海上監視，還有以俄製IL-76型機身為基礎進行修改的KJ-2000型預警機。
地面部隊。解放軍的地面部隊約有125萬人，其中將近40萬兵力部署在台灣對岸的三個軍區。中國持續逐漸現代化其大規模的陸軍部隊，所觀察到的大部分升級行動，都發生在可能涉入台灣衝突的部隊當中，而地面部隊現代化的項目包括有：第三代的99式主力戰車、新一代的兩棲攻擊艦、以及一系列的多管火箭發射系統。
2010年10月，解放軍首次舉行了代號為「使命行動」的集團軍層級的演習，主要的參演部隊來自北京、蘭州和成都軍區，實施了機動、地空協調，以及在各軍區運送部隊時，通過軍事和商業資產實施遠程的兵力調動等演習。鑒於這些軍區都位於中國的陸地邊界，因此此次演習的想定事態（scenario），很可能是以邊界衝突的想定為基礎。除了提供大規模的機動和聯合作戰經驗外，這次演習也讓解放軍的指揮人員檢驗他們計畫和執行大型聯合戰役的能力，同時也演練在不同部隊的指揮部門之間的通信能力。在回應中國周邊地區的危機時，這種能力至關重要。
中國的太空及網路能力的發展
太空及反太空的能力。在2010年，中國進行了15次太空發射，刷新了國家的記錄。而且，中國也擴增太空基地的情報、監視、偵察、導航、氣象以及通信衛星群。同時，中國還在發展一項多維的計畫，來改善它限制或阻止潛在敵手在危機或衝突期間利用太空基地資產的能力。
- 在2010年，北京發射了5顆北斗導航衛星。中國計畫在2012年時完成涵蓋區域性的網路，到2020年時涵蓋全球性網路。
- 在2010年，中國發射了9顆軍民兩用的遙感衛星。
- 在2010年，北京也發射2顆通信衛星（1顆軍事衛星和1顆民用衛星）、1顆氣象衛星、2顆實驗小衛星，並在該年進行第二次的探月任務。
- 中國繼續發展「長征五號」火箭，打算提高其進入太空的承載能力。「長征五號」可以使中國打到軌道上的地球低軌道和地球同步軌道的酬載量提高一倍以上。為了扶持這些新火箭的發展，中國於2008年開始建造文昌衛星發射中心。該發射設施坐落在海南島，預計在2012年完工，首度發射「長征五號」火箭的時程訂於2014年。
網路作戰能力。2010年，全世界的許多電腦系統，包括美國政府的電腦系統在內，都成為網路入侵的目標，其中有些入侵源頭，顯示來自於中國境內，這些入侵主要集中在無意中外洩資訊（exfiltrating information）的部份。雖然這只是單一令人嚴重關切的事情，但入侵所需的進入能力與進行電腦網路攻擊所需要的能力也都非常雷同。中國2010年的國防白皮書提到中國對外國致力於網路作戰的憂心，並強調網路安全在中國國防中的重要性。
網路作戰能力可以運用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有三個關鍵的領域。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網路作戰可以通過無意中外洩資訊的途徑來收集資料；其次，對於以網路為基礎的後勤、通訊與商業活動進行攻擊，網路作戰可以限制敵手的行動，或是延緩敵手的反應時間；第三，在危機或衝突期間，網路作戰與動能攻擊的結合，可以達成武力倍增的效果。
發展網路作戰能力，符合解放軍權威性的軍事著作。兩本軍事理論的著作《戰略學》和《戰役學》，把資訊作戰界定為獲得資訊優勢不可或缺的要件，也是反制更強大敵人的有效手段。儘管這兩部著作都沒有界定利用電腦網路攻擊敵手的具體準則，但都主張發展這方面的能力來進行對抗。
《戰略學》與《戰役學》詳細介紹了資訊作戰與電腦網路作戰在衝突中的有效性，並主張在衝突的初期階段攻擊敵方的指揮、管制及後勤的網路，來影響敵人的作戰能力。如同《戰略學》的解說，「在資訊作戰中，指揮管制系統是戰場上資訊收集、控制與運用的心臟，也是整個戰場的神經中樞。」
在軍事準備的同時，中國也在討論和辯論網路議題的多邊和國際論壇中，加強外交上的接觸與宣揚。北京的議程通常與俄羅斯的主張一致，要提升對網路行為的國際控制。中國仍然不同意美國的立場，例如在國際人道主義法與武裝衝突法當中適用於網路空間的現有機制。不過由於中國變得更有交流，因此在這方面的想法也逐漸在形成當中。
中國獲取國防科技的新動向
中國依靠國外的技術，採購關鍵性兩用的零組件，並重視國內的研發，來推動軍事現代化。中國也利用企業、軍工廠、相關研究機構、以及電腦網路活動，組成一個龐大且組織嚴謹的網絡，來幫助收集敏感性資訊和管制出口的技術，以及支撐美國防禦體系現代化的基礎研究及科學。
構成中國軍工複合體的許多組織，負有軍用與民用的科技研發職責。在民用科技研發的名義之下，政府所屬的企業和研究機構，使解放軍能夠取得敏感性的兩用技術或博學的專家。企業與研究機構透過科技會議和研討會、合法的商業合同和合資企業、與國外公司合夥、以及聯合開發專用技術等途徑，來實現此一目標。
至於不易通過商業或學術管道獲取有關國家安全的關鍵性技術、管制的設備及其他材料，中國會利用情報機構，並使用其他違反美國法律和出口管制的非法手段來取得。
- 2010年8月，高瓦迪亞（Noshir Gowadia）因向中國提供美國機密的國防技術而被判刑。高瓦迪亞協助中國開發低熱信號的巡弋飛彈排氣系統，能夠使巡弋飛彈躲過追熱飛彈的偵測。
- 2010年9月，來自中國澳門的郭志通因非法出口美軍的加密技術，將其走私到澳門和香港，因而被判刑。相關的技術包括有：美國和北約部隊使用的加密、通訊設備、以及全球定位系統（GPS）的設備。
挑戰台灣的威懾力量
在2010年，台海附近並沒有發生武裝衝突事件，整體形勢依然維持穩定，但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在台灣對岸所部署的先進能力並未放鬆，而且兩岸的軍力平衡也持續向北京傾斜。
台灣總統馬英九的國防改革，在於繼續推行精簡軍隊和軍隊的專業化，但由於預算不足且成本上升，將會延遲實現改革所需的時間。
台灣計畫將兵力裁減到21.5萬人，而且到了2015年的時候，將轉化為全募兵的軍隊，但是招募新兵和費用的挑戰，可能需要對募兵的規模或完成的時程進行重新評估。計畫中也將重組幾個支援性的司令部，並打算將關鍵性的國防研發設備進行民營化，來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根據1979年《台灣關係法》的規定，美國將使台灣能夠獲得足以維持足夠自衛能力的防禦性物資及技術服務。為了實現此一目標，歐巴馬政府在2010年1月宣佈對台灣出售價值64億美元的防禦性武器與裝備，其中包括UH-60型通用直升機、愛國者三型防空及飛彈防禦系統、「魚叉」（HARPOON）訓練飛彈、技術支援台灣「迅安專案」有關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偵察（C4ISR）的多功能資訊分佈系統，以及鶚級（OSPREY-class）獵雷艦。
中國對外的軍事交流
中國對外的軍事交流，是為了建立關係、提升能力、以及塑造外國對中國的看法。透過採購先進的武器系統；增加在亞洲域內和域外的行動經驗；以及接觸到外國的軍事管理方式、作戰準則和訓練方法，解放軍對外軍事交流的活動，也能夠支援中國的軍事現代化。
- 中國繼續在亞丁灣進行反海盜行動。自從2009年1月開始，解放軍海軍的戰艦就一直留在亞丁灣。在2011年7月，解放軍海軍向該地區派出第九支的護航艦隊。除了外交上的「親善巡航」（goodwill cruises）之外，這是解放軍海軍在西太平洋以外唯一的作戰部署。
- 中國國防部宣佈，截至2010年12月，通過與150多個國家建立軍事關係，包括在112個國家設立武官辦公室，有102個國家在中國設立武官辦公室，中國已經全面性擴展對外的軍事關係。在高層的戰略磋商和專業技術交流方面，解放軍持續派遣170個以上的軍事代表團出訪，並接待200多個來訪的外國軍事代表團。
- 2010年4月，中國向國際媒體介紹它的「八一」飛行表演隊，並傳達解放軍空軍到外國表演的意向。
聯合演習。解放軍逐漸增加參與双邊和多邊的軍事演習。解放軍通過影響力的增加，以及強化與夥伴國家及組織的關係，來獲取政治利益。這種演習提供機會給解放軍，藉由觀察戰術、指揮決策、以及更先進的軍隊所使用的裝備，來提升自己的能力，並擷取作戰的洞察力。
- 在最近結束的第11個五年計劃中，解放軍與外國軍隊舉行了32場聯合演習和訓練活動。這些活動涉及的議題包括反恐、海上演習、地面部隊訓練、維和以及搜救等。
- 2010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巴西特種作戰部隊舉行「友誼2010」聯合反恐演習，其中包括由戰鬥機和轟炸機、運輸機以及攻擊直升機和運輸直升機提供支援的實彈演習。
- 2010年11月，中國和秘魯舉行「和平天使－2010」人道醫療救援演習。
- 2010年11月初，解放軍與阿爾巴尼亞部隊舉行「友誼行動2010」。這是解放軍與外國軍隊在中國境內舉行的第三次演習，也是首度與歐洲軍隊的演習。
- 解放軍空軍在2010年參與了兩次的國際事件；與土耳其進行双邊的空中演習，之後在上海合作組織主辦下舉行「和平使命2010」演習。後者的演習包括發動空中作戰，戰機從中國基地起飛，飛越哈薩克的飛行任務。
維和行動和人道救援／災難救助行動。從2004年1月到2010年1月的六年期間，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次數增加了6倍。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中國是維和行動參與人員的主要貢獻者，中國的貢獻包括管理、後勤、醫療部隊、民間警察，以及觀察員等。2004年1月，中國派出359名維和人員，部署到聯合國的8個維和小組中，每個分遣隊都不超過70人。截至2010年1月，中國已經派出2,131名維和人員，支援聯合國10個維和小組的行動，其中五個單獨的分遣隊超過200人。
- 2010年9月，在中國國防部的維和中心，中國聯合主辦了首屆聯合國維和高級指揮官的培訓課程。
- 中國在海地維持一支125名防暴警察的部隊，支援聯合國維持穩定的部隊。2010年1月，海地發生毀滅性地震後，這些防暴警察護送中國北京醫療隊到達當地，進行人道救援。
中國文職和軍事領導人已經認定，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是中國與外國夥伴合作，並推升中國利益的一個領域。
- 2011年初，中國已經捐贈了2.5億美元給巴基斯坦，作為洪水救災之用。此次的援助捐贈，是在國際社會抨擊中國的最初反應不足之後，中國有史以來對一個外國規模最大的人道救援專案。北京派遣了兩支國際搜救隊來援助巴基斯坦，解放軍也派出一個醫療團。另一項中國的先例，是解放軍在中國境外部署了4架軍用直升機，以支持救災工作。
- 中國國防部在2010年7月宣佈，自從2002年以來，解放軍至少已經參加了20次的國際人道救援任務，而且中國的國際救援隊自從2001年創立以來，已經參與了6次的國際救援任務。
第二章：瞭解中國的戰略
概要
中國領導人把21世紀的頭兩個10年描述為「戰略機遇之窗」（strategic window of opportunity）。他們評估在這段期間，國內與國際形勢都有利於中國擴大「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就是包含經濟能力、軍事力量、以及外交等所有要素的國家力量。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在2010年9月間宣稱，「國家繁榮和軍隊強大，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個主要基石。」中國領導人預期，成功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將有助於實現中國主要的戰略目標，其中包括：永保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持續的經濟成長和發展；維持國內的政治穩定；保衛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以及確保中國的大國地位。
在短期內，中國認為與美國和自己鄰國的穩定關係，是維持穩定的必要因素，也是極大化這個機遇之窗的關鍵。同時，當北京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或是感受到被迫對公眾期待做出回應時，中國在經濟與軍事上日益增長的自信與能力，偶爾會表現在更獨斷的言行上。
中國特別擔心區域的參與者，可能會透過軍事發展和結盟來制衡中國的崛起。中國公開聲稱，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並沒有「霸權」的意圖，也沒有擴張領土的抱負。但是中國在這些不斷增長能力的環境中缺乏透明度，增加了這個地區對中國意圖的擔憂。
瞭解中國的戰略
中國利用白皮書、演講和文章，作為公開傳達政策和戰略的主要途徑。2011年3月31日發表的《2010年中國國防白皮書》，總結四項國防「目標」如下：
-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以及國家發展的利益；
- 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 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及
-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2010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在恪守中國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同時，繼續實施「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加強「國家戰略能力」建設。中國公佈的國防戰略，著重在培養有利於中國全面發展的安全環境。
雖然在以前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提到許多主題，但是最新的版本（2010年版）也傳達一些重要的差異。新的白皮書表達出自信，相對於其他主要強權，中國的地位已有重大提升。與美國的關係被描繪為某種程度的擔憂，但是目前兩岸關係的狀況呈現出有利的曙光。最新版的白皮書強調，解放軍日益注重的是軍事作戰，而不是戰爭，但整體來說，白皮書所呈現的只是在解放軍的結構、準則與能力上增加一些新見解。總之，中國軍事與安全事務的透明度，近年來已經逐漸提高，主要表現在出版國防白皮書、設立國防部的發言人、開設國防部的官方網站、更廣泛的媒體談論軍事議題、愈來愈容易得到以軍事與安全為主題的書籍與專業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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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決策的結構與過程
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工具，組織上隸屬於黨機器。職業軍官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連級和連級以上的部隊都有政治指導員，負責人事決策、宣傳和反情報。所有層級的重大決策都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而且由政治指導員和司令員領導。 解放軍的最高決策單位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技術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部門，但是成員主要是軍事官員，主席是文職人員，通常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其他成員包括各軍種和四個總司令部的司令員，還有幾個副主席。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之後預期的繼承者，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三個副主席之一，也是唯一的另一個文職人員。中國的國防部是相對較小的機關，專門從事軍事相關的工作，並非武裝部隊而是文人政府的職責，包括對外的軍事關係、動員、募兵、以及民間對軍事行動的支援。國防部長是穿制服的軍事官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和1990年代中期或甚至是2000年代中期相比，目前解放軍在黨內重要決策機構的代表性很小。隨著中國革命世代的逐漸凋零，更少有國家領導人出身於軍事背景，但是解放軍的領導們愈來愈傾向於在公共領域發表對國際事務的想法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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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即將來臨的軍事領導權移轉
中國的文職和軍職領導階層可能在2012年秋天舉行的第18屆黨代表大會中，進行大規模的變動。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2010年10月被認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胡錦濤是否會跟隨前任主席江澤民的腳步，在交出他的其他領導職務之後，仍然保留一段時間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在第18屆黨代表大會中，軍職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預期也將經歷重大的變化，10位軍職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當中，有7位基於年齡限制，幾乎確定會退休。在2010年10月，國防部長梁光烈強調，由於海軍、空軍和二砲部隊在解放軍當中擔任更大、更重要的位置，使解放軍朝向「更合理」的武力結構。
預期在2012年之後仍會保留他們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職位的三位軍職委員：
常萬全上將，總裝備部部長，是年齡上唯一適合擔任下個任期中央軍委的地面部隊軍官，前瀋陽軍區司令員和北京軍區參謀長。常萬全上將的軍旅生涯中，歷練最久的是在蘭州軍區擔任作戰與訓練的職位。在1990年代末，他也擔任國防大學戰役教研室主任。目前在總裝備部部長的職位上，常上將負責督導對外武器採購和國內的武器製造、軍事測驗、太空與衛星計畫。目前兩位資深的中央軍委會委員，總參謀長陳炳德和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也都曾經擔任過總裝備部部長，凸顯出黨把解放軍現代化計劃的重點放進這些要素。
吳勝利上將，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曾經主持大量增加的海軍國際行動，包括目前在亞丁灣進行的反海盜部署。前東海艦隊的驅逐艦艦長，後來擔任海軍大連艦艇學院院長，也升任南海艦隊司令員。在2000年代中期，吳勝利也擔任副總參謀長。自從2004年開始把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部隊的司令員納入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後，他是第二位擔任中央軍委的海軍將領。
許其亮上將，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前空軍飛行員，曾經在台灣對面的南京軍區服役很久，後來升任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和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在2000年代中期，他和吳勝利一起擔任副總參謀長，之後升任空軍司令員。
中國的戰略優先
自從中國在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戰略的基本要素維持相當穩定不變的狀況。中國並沒有挑戰現有的全球秩序，而是採取務實的方法來處理國際關係和經濟發展，以追求增強經濟、軍事現代化、並鞏固中國共產黨繼續掌權。這種作法反映出北京的想法，要在長期中獲得強權的地位，最好是在短期內避免發生對抗。中國領導人反覆強調，到2020年時，要達到關鍵性的軍事和經濟基準點；而且到了2050年時，將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和軍事強權。
中國領導人在做決策時，似乎是基於一系列的相互聯繫，有時候甚至是相互競爭的戰略優先，這些戰略選項包括：永保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持續經濟的成長和發展；維持國內的政治穩定；保衛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並確保中國的大國地位。雖然在過去30年中逐步形成的安全挑戰和日益增長的能力，激起戰略優先選項的調整，但是整個戰略視野的大部分仍然維持不變。
在2010年，中國繼續向長期的戰略目標之路邁進。儘管國內出現通貨膨脹、所得差距日益擴大、以及可能的房地產泡沫等問題，但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比起褪色的全球經濟動盪，顯得相對成功。在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雖然中國領導仍然對一些經濟挑戰感到憂慮，但許多分析家指出，中國經濟在近年來的成就，使得北京對自己的濟模式和相對實力更有自信。
在軍事上，中國持續進行的現代化計畫正獲得顯著成果。在2010年間，中國大步邁向部署一種作戰上的反艦彈道飛彈，繼續進行航空母艦的計畫，並完成第一架隱形戰機的原型。儘管在一些關鍵領域內仍然存有差距、大量過時的硬體裝備、以及缺乏作戰經驗等缺失，但是解放軍正在穩步縮小和現代化武裝部隊之間的技術鴻溝。
中國領導人就他們所謂中國的「核心利益」來談論他們的戰略優先。2010年12月，在一場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說明會上，國務委員戴秉國列舉一些中國的核心利益如下：
- 中國的國家體制、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穩定，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
- 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以及國家統一；
- 中國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中國領導人也強調許多潛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使中國的成長軌道或「和平發展」戰略複雜化或出軌。這些潛在問題包括以下各方面：
- 經濟：持續的經濟發展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及中國軍力的保障。廣泛的經濟因素可能會破壞此一軌道，包括潛在過熱的經濟急速收縮。中國領導人已經縮減2011~2015年之間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目標，來緩和過熱的危險，並掌控前景。其他對中國潛在的經濟風險包括：全球貿易模式的變化、資源的限制、或是試圖獲取資源的挑戰。
- 民族主義：共產黨的領導人和軍方官員持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鞏固黨的正當性，並轉移國內的批評。但是這種方式在本質上充滿風險，因為這些力量可以很容易轉而反對國家，或是在中國的政策過程中造成複雜的情況。民族主義者訴諸更強硬的中國姿態，尤其是在危機期間，在制定中國的外交政策當中，有效地箝制較溫和、務實的精英份子。另一方面，中國的精英也可能把國內的民族主義，當作他們在與外國對話時自己缺乏彈性的理由。
- 成長的期待：無論國內或是國外，中國的發展已經轉化成參與國際舞台的更大期待。其他國家呼籲北京在解決國際問題時應承擔更大的角色，對於這一點，有些中國的領導人擔心他們力有未逮。同時，國內對中國逐漸提升地位的感覺產生了一種普遍要求，也就是更獨斷地追求中國的國際利益。
- 區域平衡：中國在亞洲及全球日益成長的經濟、外交與軍事存在和影響力，令許多國家對於中國的最終目標愈來愈憂慮，也擔心中國的最終目標可能會對他們構成威脅。這些區域的憂慮可能會催化區域或全球平衡的努力。
- 國內的政治壓力：政權的延續問題引導中國領導人的戰略前景，同時也影響決策。共產黨繼續面臨長期普遍要求改善政府的回應、透明度與責任。如果無法滿足這些人民的需求，這些因素將會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
- 人口壓力：未來的人口壓力將會增高，這對中國維持高經濟成長率的能力造成結構性的限制，並對中國共產黨構成社會的挑戰。
- 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付出很高的環境代價。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擔心環境品質的下降，會威脅到經濟發展、公共健康、社會穩定、以及中國國際形象，因而破壞政權的正當性。
- 台海兩岸的動態：儘管自從2008年3月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以來，台海兩岸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是和台灣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包括美國的軍事介入，仍然是解放軍最迫切和長期關注的焦點。在缺乏兩岸和平的決議或長期不侵犯條約的情況下，對台灣的任務可能會繼續主導解放軍的現代化和作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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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領土爭議
中國沿著它的陸地和海洋周圍，面臨著廣泛的領土爭議，除了台灣的狀況之外，這些爭議在解放軍的計畫當中扮演著中心角色。雖然自從19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對區域性的爭議通常採取降低對抗的姿態（自從1998年以來，中國已經和六個鄰國解決了11個領土爭議），一些區域內的國家擔心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勢力，將會開始產生更專斷的姿態，尤其是在海洋的領域方面。 除了與印度長期存在著爭議的邊界爭端之外，中國與日本在東海，以及在整個南海與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和台灣，也都有海洋邊界的爭議。這些爭端偶爾會爆發武裝衝突，包括1962年和印度的邊界衝突，以及1979年入侵越南。在南海，中國於1974年在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於1988年在赤瓜礁（Fiery Cross Reef）附近與越南軍隊打仗。1995年，中國佔領美濟礁（Mischief Reef），還有在南沙群島，也充斥著來自菲律賓的抗議聲。在2002年，北京和東協國家組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雖然沒有拘束力，但是這項宣言之後帶來一段時期的相對穩定。 中國對可能是整個南海的廣泛主權主張，已成為區域紛爭的根源。從1930年代和194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出版的區域地圖，以虛線圍繞南海的周邊。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得政權之後，仍然保持這種主張。中國和台灣都繼續以那種遼闊地圖作為主權主張的基礎，中國也愈來愈把南海認為是東亞和南海一條重要的商業及安全通道。 近年來，有些中國的鄰國質疑北京對於和平與合作解決其餘爭議的長期承諾。自從2005年以來，解放軍海軍的軍艦一再環繞航行南海，有時候民間警察的執法船隻在解放軍海軍的支援下，偶爾會騷擾外國船隻。各種爭端的突出案例當中，在東海有爭議的釣魚台群島附近，一艘懸掛中國國旗的漁船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2010年9月引發東京和北京之間極為緊張的政治僵局。 |
新歷史使命
胡錦濤在2004年發表一項武裝部隊的任務聲明，稱之為「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這些「新歷史使命」主要著重在調整中國領導階層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評估，並擴大國家安全的定義。這些新使命在2007年更進一步納入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修正案。目前所定義的使命包括：
- 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 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
- 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
- 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官方著作的闡述，驅動這些使命的背後因素是：有關中國國家發展的安全形勢、挑戰及優先事項起了變化，以及按照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重新調整解放軍任務的慾望。在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徐才厚聲稱，「這些使命體現了黨的歷史任務對我軍的新要求，反映了國家發展戰略的新變化，順應了世界軍事發展的新趨勢。」
最近的中國國防白皮書重申一點，經濟發展仍然是核心任務，解放軍應當支援中國的經濟利益與安全，這構成了軍隊的新挑戰，因為直到最近，軍隊實際上沒有在領土以外作戰的經驗。
胡錦濤主席對軍隊的戰略指導反映出此一觀點，要求解放軍發揮更廣泛的作用，來確保中國的戰略利益，包括在中國領土之外的戰略利益。胡錦濤主席於2009年3月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敦促軍隊除了集中精力「打造核心的軍事力量」之外，也要「具備開展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能力」。胡錦濤還指出，「在具備圓滿完成所有任務的先決條件後，中國武裝部隊必須積極參加並支持國家經濟建設和公益事業。」
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強調解放軍不斷變化的角色及任務，其中內容指出：
科學組織非戰爭軍事行動準備，針對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搞好戰略預置，加強應急專業力量建設，提高遂行反恐維穩、應急救援、安全警戒任務的能力。堅決完成搶險救災等急難險重任務，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權威性的解放軍媒體描述這些「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內容，包括反恐、維持社會穩定、災難救援、國際維和行動。此外，中國領導人還提及的其他「非戰爭軍事」行動，包括保護海上航線、網路作戰、太空基地資產的安全、開展軍事外交、以及為應付突發事件預作準備。
- 解放軍海軍部署在亞丁灣執行反海盜的護航任務，便是中國從事新歷史使命的一個實例。
- 另一個實例是，中國首艘大型醫療船於2010年在亞洲及非洲靠港停泊的航行。雖然該船能夠支援作戰行動，但中國官員在媒體報導中強調，該船的任務是基於人道主義的觀點。
- 解放軍最近利用運輸資產，協助中國僑民從利比亞撤離，這是中國首次進行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
未來戰略的爭論
中國當前戰略仍然在於經營外部環境，確保周邊環境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這種戰略的首要目標，在於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存續及領導權。雖然此一戰略似乎被北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機構廣泛接受，但是對於達成中國廣泛國家目標的手段，軍方與學術著作卻出現不同的意見。
雖然看法越來越清楚，時間已經來到中國可以更加坦率討論並追求其國家利益的時刻，但是中國領導階層之間的主流聲音，都是支持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的名言，中國應當「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這個指導方針反映鄧小平的信念，中國最好的利益就是著重在國內的發展與穩定，同時避開與主要強權直接對抗或對立。2010年12月，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特別引用鄧小平的指導方針，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絕不尋求擴張或霸權。他表示，「韜光養晦」並非中國增強其力量時所採用的「障眼法」，而是要有耐性和決不當頭的告誡。
一些中國的學者質疑，在中國的利益與勢力不斷擴張的情況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方針是否能夠繼續贏得支持。自從鄧小平時代以來，也包括高度依賴海上貿易的時代，中國所感受到的安全利益已經起了相當大的變化。中國不斷提升的海軍能力，使解放軍能夠承擔十年前所無法扮演的角色與任務。贊同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應當更積極和獨斷的人提議，在面對美國或其他區域內國家的壓力時，中國最好採取更堅定的立場。
中國軍方與民間的理論專家也積極討論另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未來解放軍應該發展什麼樣的新能力，來提升中國除了傳統需求之外的利益。一些高級官員和民間的理論專家提倡擴大解放軍的武力投射能力，來促進遠超過台灣之外以及區域性爭端的任務。中國官員公開聲稱，增加中國海上能力的範圍，是為了要建立國際維和、人道救援、災難救助、以及保護海上航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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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國對國家安全戰略的辯論
整個2010年，在西方和中國媒體與學術界的一連串評論中指出，相對於美國，中國已經發展得更強大，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一些評論家聲稱，一個更強大的中國應該更積極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雖然這種日益增加的公開辯論，顯示中國共產黨目前是允許爭論有關戰略優先的問題，但是並無跡象顯示，高層領導人在短期內會放棄鄧小平的外交政策遺訓。 在經營中國的形象與提升中國的利益之間的緊張狀況，在2010年的幾個場合中顯露出來。其中包括討論北京應該如何回應南海的緊張情勢，以及美國與南韓在黃海的聯合演習。對於北京在這些議題上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符合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份量，許多評論對此觀念予以喝采。有些評論員認為中國應當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但相反的有些評論員卻斷言，儘管美國相對衰退了，北京仍然缺乏足夠的力量來支撐一個更獨斷獨行的地位。 關於國家權力的運作，在中國有愈來愈多的公開辯論，這反映出一個事實，無論是專斷或是包容的行為，都會替北京帶來代價。許多中國人覺得，穩步擴大綜合國力，使中國獲得更大的尊敬和服從。但是在當前的「戰略機遇之窗」期間，中國領導階層仍然擔心會破壞他們的長期目標。 到了2010年秋天，在對美安全關係的評論上變得比較溫和，也許是為了力求使胡錦濤在2011年初的訪美計劃得以順利成行。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舉行的第17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的正式公報指出：「強調我們的國家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們判斷這是在重申鄧小平的戰略，為了中國的發展，必須謹慎維持穩定的環境，同時也反對要求北京採取更專斷的立場。 |
北京的區域能源戰略有關軍事與安全的觀點
中國對能源相關領域的參與、投資、以及國外的建設，持續在增加。北京在50多個國家建設或投資能源的計畫，幾乎遍及每個洲。對能源資產雄心勃勃的投資，主要是受到兩個因素的驅動。第一，北京日益增加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以維持其經濟發展，中國直到1993年還是一個石油淨出口國，在國際能源市場上仍然缺乏信用度。第二，能源計畫為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可行的投資選項。
除了確保可靠的能源來源之外，北京還希望多樣化能源生產者與運輸的選擇。儘管能源的自給自足對中國來說已經不再符合現實了，但考慮到人口的成長以及日益增加的人均能源消費量，北京仍然在尋求維持一條不易受到外部干擾的供應鏈。
中國在2009年進口的石油，大約是石油需求量的56%，根據保守估計，到了2015年，中國將進口幾乎三分之二的石油需求量，到了2030年，進口量將達到四分之三。北京主要將目光放在波斯灣、中亞和非洲，以滿足其日益增長的石油需求。進口石油占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的10%左右。
北京國外能源戰略的第二個目標，就是減輕中國對海上交通線的嚴重依賴，尤其是在南海和麻六甲海峽。在2010年，中國有80%以上的進口石油經由南海和麻六甲海峽。從哈薩克到中國的原油輸油管線，說明了中國增加由陸上供應能源的努力。2011年1月，從西伯利亞通往大慶每天輸送30萬桶的石油管線，開始向中國輸送原油。此外，中國也開始建造一條輸送原油和天然氣的管線，繞過麻六甲海峽，從緬甸的皎漂港（Kyuakpya）通抵中國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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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國原油進口來源排行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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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
數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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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 |
843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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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拉 |
646 |
16 |
|
伊 朗 |
465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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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
30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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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丹 |
245 |
6 |
|
阿 曼 |
234 |
6 |
|
伊拉克 |
144 |
4 |
|
科威特 |
142 |
3 |
|
利比亞 |
127 |
3 |
|
哈薩克 |
121 |
3 |
|
其 他 |
818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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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
4,0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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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單位為1,000桶，每天的數量。 數字經過四捨五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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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中國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新管線只能夠稍為減輕中國對麻六甲海峽（the Strait of Malacca）或荷姆茲海峽（the Strait of Hormuz）的海上依賴。中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總量，將使戰略性的海上交通線對北京愈來愈重要。
從土庫曼經由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斯坦通往中國、每年輸送量達40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管線，在2009年開始商業運作。另一條每年從緬甸輸送140億立方米天然氣管道，正在初步建造階段，預計在2013年完工。此外，北京正與莫斯科協商兩條可以供應中國69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管線。
中國的軍事戰略
解放軍理論學者已經發展出以準則為導向的改革架構，長期目標是打造一支能夠戰鬥並贏得「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部隊。仿效外國的軍事經驗，尤其是美國領導的戰役，包括「持久自由行動」和「伊拉克自由行動」、蘇聯和俄羅斯的軍事理論，以及解放軍自己的戰鬥史，中國正在進行整個武裝部隊的改革。
中國依靠「新時期國家軍事戰略方針」總原則和指導方針，來計畫並管理武裝部隊的發展和運用，這是中國與美國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最類似之處。
目前中國「新時期國家軍事戰略方針」的作戰部分是「積極防禦」。積極防禦是解放軍所有活動的最高戰略方針，並適用於全部的軍種。積極防禦的原則包括下列幾點：
- 整體來說，我們的軍事戰略是防禦性的。我們只有在受到攻擊之後才會發動攻擊，但是我們的作戰是攻勢的。
- 空間或時間將不會限制我們的反制攻勢。
- 我們不會為我們的攻勢設定界限。
- 當我們在開始進行攻勢準備時，我們會等待對我軍有利的時間和形勢。
- 我們會把重點放在敵軍的弱點上。
學術性的研究指出，目前的指導方針應當是始於1993年，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和蘇聯的解體，對中國軍事戰略思想所造成的衝擊。該指導方針於2002年和2004年進行了修改，很可能是在反映中國對自己逐步發展的安全環境，以及對現代戰爭日益改變的特質的體認。
實際上，此一戰略發展已經激起重大的轉變，朝向不對稱作戰、以網路為中心的戰爭、以及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等能力的投資，這些能力打算阻絕潛在敵人的現代化戰鬥空間的要素。根據2008年的國防白皮書，這些指導方針強調在資訊化條件下作戰並贏得局部戰爭，並建構整合式的聯合作戰，也強調「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盡全力運用我們的優點來攻擊敵人的弱點」。
除了引證必須確保「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及法律的緊密結合」之外，該指導方針也強調整合國家力量各種手段的重要性，以確保嚇阻並防止衝突。
海戰。1980年代中期，中央軍事委員會批准了「積極防禦」（Active Defense）戰略中特定的海軍部分，稱之為「近海防禦」（Offshore Defense）。近海防禦是一個整體的戰略概念，指導解放軍海軍準備三項基本任務，包括：
- 阻止敵人進入限制的範圍，並抵抗來自海上的侵略；
- 保護國家的領土主權；
- 保衛祖國的統一與海上權利。
所謂的「近海」，包括黃海、東海以及南海，仍是海軍主要的重點。但是解放軍執行的任務愈來愈多，反映出中國擴大中的商業和外交利益，已經超過近海地區，而到達「遠海」地區，包括菲律賓海以及更遠的海域。解放軍海軍的海上作戰準則著重在六大攻勢和守勢戰役：封鎖、反海上交通線、海陸攻擊、反艦、保護海上運輸、以及海軍基地防禦。
高階的文職官員與解放軍官員認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以進入並使用海洋的程度而定，因而中國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來確保進入海洋的權利。儘管有關遠離中國以外的任務之公開討論愈來愈多，但是海軍似乎主要著重在「第一和第二島鏈」（請參閱地圖）之間的突發事件，同時強調在台灣問題上與美軍的潛在衝突，或是領土糾紛的潛在衝突。
陸戰。在「積極防禦」戰略當中，地面部隊被賦予的任務是保衛中國的邊疆、確保國內的穩定、以及行使區域性的武力投射。解放軍的地面部隊正從分派在全國七個軍區的靜態防禦部隊，以位置、機動性、城市、以及山地攻擊作戰的特性為導向；海岸防禦作戰；以及登陸作戰，轉型為一支更具攻擊性與機動性的部隊，做好在中國周邊作戰的準備。
2010年的國防白皮書聲稱，地面部隊：
著重於發展新型的戰鬥部隊、最佳化組織與結構、增強資訊化條件下的軍事訓練、加速主戰武器的數位化升級與翻新、有機部署新型武器的平台、以及大幅提升遠程機動與綜合攻擊的能力。
地面部隊似乎在帶領解放軍進行特殊的、多軍種、聯合戰術編隊的試驗，來執行一體化的聯合作戰。
空戰。解放軍空軍參考美國和俄羅斯的空軍模式，從一支有限的領土防禦部隊，持續轉變為更彈性機動的部隊，能夠在近海執行攻擊和防禦的角色。重點的任務項目包括有：攻擊、防空和飛彈防禦、早期預警和偵察、以及戰略機動。此外，解放軍空軍在中國規劃的反介入和區域阻絕作戰中，也扮演主角。
解放軍的新使命也引發有關解放軍空軍未來發展的討論，其中出現一個普遍的共識，就是保護中國的全球利益，需要空軍增強遠程運輸和後勤的能力。2010年9月，解放軍空軍實施一項前所未有的部署，派遣蘇愷-27戰機到土耳其，和土耳其空軍一起參加聯合空中演習。中國也投資隱形技術，因為中國的首架隱形原型機在2011年1月亮相，印證了此一事實。不過和海軍一樣，空軍在未來十年的主要重點，很可能在於建立必要的軍事能力，足以對台灣及在東亞的美軍構成可信的軍事威脅、嚇阻台灣獨立、或是影響台灣依照北京的條件來解決分歧。
太空戰。解放軍的戰略家認為，利用太空並排除敵手進入太空的能力，是能夠進行現代化資訊戰的核心。雖然解放軍的準則並沒有指稱太空作戰是一種獨特的「戰役」，而是把太空作戰視為解放軍其他戰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公開場合，北京試圖消除北京對太空軍事意圖的懷疑。在2009年，解放軍空軍司令員許其亮上將表示太空軍事化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在胡錦濤主席迅速表示和他不同的意見之後，許其亮就收回他先前的說法。
解放軍正在獲取一系列的技術，來增進中國的太空和反太空戰力。解放軍一份有關美軍和聯軍軍事行動的分析中，強調太空活動對資訊化戰爭的重要性，聲稱「太空是資訊化戰場的指揮所」。
解放軍的著作強調，有必要「摧毀、破壞並干擾敵人的偵察………以及通訊衛星」，暗示著上述的系統以及導航和預警衛星，都將可能成為「讓敵人致盲或致聾」的首輪攻擊目標。同一份有關解放軍對美國及盟軍行動的分析也指出，「摧毀或俘擄敵人的衛星和其他的感測器………將剝奪對手在戰場上的主動性，並使他們難以充分發揮其精確導引的武器。
網電一體戰。中國的軍事著作強調，要在戰役初期階段的最優先任務中奪取電磁主導權，以確保戰場上的勝利。解放軍的理論專家創造了「網電一體戰」一詞，來描述運用電子戰、電腦網路作戰、以及動能攻擊，擾亂在戰場上支援對手作戰和武力投射能力的資訊系統。解放軍的著作中也確認，「網電一體戰」是「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基本型式之一，這暗示著奪取並主導電磁光譜，就是解放軍作戰理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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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勢等同守勢
中國的軍事戰略家描述「積極防禦」的本質就是守勢，暗示中國只有「在敵人攻擊之後」才進行反擊。中國在2010年的國防白皮書中重申這種說法，單就這一點而言，似乎是蠻清楚的，但是更多詳細的中文著作所呈現的實際意義卻很模糊，尤其是敵人的何種行動可能會跨越開始攻擊的門檻，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官方的著作《軍事戰略科學》卻明確指出，敵人攻擊的定義並不限於傳統上動能的軍事作戰。也就是說，所謂敵人的「攻擊」，也可以有政治上的界定，比如說：
只有在敵人攻擊之後再進行攻擊，並不表示要被動地等候敵人的攻擊，………那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在戰役或戰術行動中「有利的機會」，在政治層面的「第一擊」，必須與戰術上的「第一擊」有所區別。 （這一節接著說）如果有任何國家或組織違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則對方有權利在戰術層面上「開第一槍」。
如果中國寬鬆地定義「攻擊」也包含政治動作，這就大大改變了所謂「守勢」本質的戰略概念，也暗示著解放軍可能以防禦的名義進行先制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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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和欺敵
中國的軍事著作中闡述戰略欺敵的運作定義，就是「引誘對方陷入錯覺………，以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消耗最小成本的人力和物力來製造各種假像，從而為自己建立戰略優勢地位」。除了資訊作戰以及傳統的偽裝、隱蔽和阻絕之外，解放軍也從中國歷史與傳統中國權術所玩弄的詭計和欺敵當中汲取經驗。
目前中國的戰略文化存在著一種固有的緊張關係，根深蒂固地傾向於隱藏軍事能力及軍隊的發展計畫，這種過分神秘的傾向，導致區域及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實力產生憂慮。十多年來，中國領導人認定這個「中國威脅論」嚴重危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威脅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發展持久的聯盟關係，包括反對中國的區域及世界強權在內。此外，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使得中國在依靠透明度和資訊自由流通才能夠成功的一體化全球經濟當中，越來越顯得難以調和。
在中國新興軍力的事實和中國的保密傳統之間，也許另有一個難以兼顧的因素，那就是事實上許多中國新的軍事能力很難或是根本無法隱藏。這些能力例如包括先進戰機、長程飛彈、以及現代化的海軍資產等等。而且，飛彈、太空基地和反制太空的系統，在有信心進行作戰部署之前，都必須經過測試和演習。因此，解放軍日益增加的新武器庫存，以及這些武器系統可以有效運作的範圍，都難以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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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
中國的「三戰」概念，具體所指的就是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它反映出中國渴望在走到敵對或在敵對期間，能夠有效利用這些力量。在軍事訓練和演習當中，解放軍的部隊運用「三戰」來破壞敵人的精神和意識形態的信念。在本質上，就是利用非軍事手段來促進或催化達成軍事目標。
在2003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委會通過了「三戰」的概念，反映出中國已經認識到，作為全球性的角色，學會有效利用輿論、信息和影響力等工具，將可獲得好處。中國很可能希望同時運用這三種概念，尤其是在危機的初期階段，因為這三種戰法有相互加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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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和趨勢
概要
自從19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的領導人一直在推動基礎廣泛的軍事現代化，打算將解放軍轉變成一支現代化的武力。雖然解放軍目前保有大量遺留下來的平台和武器，但是軍隊中現代化設備的比例也快速在升高。中國縮小了重要技術的差距，並且在某些能力上達到甚至是超越世界水準。在愈來愈多設定的經濟和安全利益的激勵下，中國領導人向解放軍提出一個更注重外部環境的新方向，從中國在全球海洋領域中不斷增加的海軍存在，可以印證這一點。
對解放軍而言，軍事現代化的努力仍在進行當中。21世紀頭一個十年，可以說是解放軍展現雄心進行採購和發展的時期。雖然這種趨勢在未來幾年中還會持續下去，但是在2010~2020這十年當中，最首要的主題可能是訓練與整合。中國的高階領導人認為，這段時期對於滿足解放軍的現代化目標將極為關鍵，並且已經要求軍隊從事更實際的訓練和組織改造。
在整個解放軍現代化進程中，台灣的應變計畫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整個進程。自從2008年以來，雖然兩岸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是台灣仍是一個關鍵性的任務，而且解放軍繼續發展的能力不僅是為了對付台灣，也為了要嚇阻、拖延或阻絕美國或其盟國在兩岸衝突時的可能干預。與此同時，在台灣問題的急迫感降低之後，使解放軍能夠集中精力來擴大區域性和全球性任務的設定，如同在前一章新歷史使命中所描述的要點，包括著重在「維護中國日益擴大的國家利益」和保護「主權」。
到了2015年以後，中國或許有能力投射並維持規模不大的兵力，也許是幾個營的地面部隊，或是總數達12艘艦艇組成的小型艦隊，進行遠離中國的低強度作戰。這項進展將為軍隊奠定基礎，使其能夠達成更廣泛的區域性和全球性目標。但是在2020年以前，中國不太可能有能力投射並支撐大規模的部隊，去進行遠離中國的高強度作戰。
儘管有明顯的進步，但是解放軍在各軍種之間的合作、聯合演習與作戰行動的實際經驗這方面，仍然面臨許多缺陷。由於認清楚這些缺點，所以中國的領導階層開始強調不對稱作戰的戰略，利用潛在對手的弱點，來提高中國的優勢。此外，解放軍也著手人力資本的改革，打算吸引並留住人才。
發展反介入／區域阻絕的能力
作為應付區域性突發事件計畫的一部份，中國正在發展一些手段，來嚇阻或是反制第三國（包括美國在內）的干預。雖然許多這些能力的發展都著重在台灣，但是除了台灣的想定事態之外，還有廣泛的應用和意涵。中國應付這種挑戰的辦法就是「反制干預」，持續致力於發展遠程攻擊的能力，攻擊可能在西太平洋進行部署或作戰的武裝部隊，美國國防部將其描述為「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阻絕」（area denial）的能力。中國正在追求空中、海上、水下、太空、反太空、資訊戰的系統、以及獲得這種能力的作戰概念，從中國的海岸線一直到西太平洋的範圍，建構一連串重疊、多層次的攻擊能力。
中國新發展的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其必要因素就是控制並主宰現代戰場全方位資訊頻譜的能力。解放軍的作家時常強調，現代戰爭必須掌控資訊，有時候稱之為「資訊封鎖」（information blockade）或「資訊主宰」（information dominance），在戰爭初期階段掌握主動權並取得資訊優勢，進而獲得空中及海上的優勢。中國正在改善資訊與作戰的安全來保護自己的資訊結構，而且也在發展包括阻絕和欺敵在內的電子戰與資訊戰的能力，以便擊敗敵手。可以想像中國的「資訊封鎖」，應該會利用整個戰場的軍事及非軍事資產，包括網路空間和外太空。中國在先進的電子戰系統、反太空武器和電腦網路作戰等方面的投資，結合較傳統且歷史上與解放軍和中國共產黨體系有關的控制形式，例如宣傳、欺騙、以及不透明的阻隔等等，反映出中國領導階層對建構資訊優勢能力的重視和優先考慮事項。
在更傳統的領域上，中國的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所著重的，似乎是限制或控制進入中國的周邊，也包括西太平洋。例如，中國現有的以及計畫增進的武力結構，能夠提供給解放軍的武力系統，將可以和距離中國海岸1,850公里的敵方水面戰艦進行交戰。這些武力系統包括：
- 反艦彈道飛彈：反艦中程彈道飛彈（MRBMs）是用來攻擊海上的目標，結合超高空和超視距的瞄準系統，來定位並跟蹤移動中的艦艇。
- 傳統與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基洛級、宋級、商級和元級攻擊潛艦，都能夠發射先進反艦巡弋飛彈。
- 水面戰艦：旅洲級、旅洋－I/II級、現代－II級等飛彈驅逐艦，都有配備先進的長程防空和反艦飛彈。
- 海上攻擊機：FB-7和FB-7A、B-6G、以及蘇愷-30MK2等戰機，都有配備對付水面戰艦的反艦巡弋飛彈。
同樣的情況，現有及規劃中的武器系統，例如J-20隱形戰機和傳統長程彈道飛彈，將可以增進解放軍的能力，來攻擊區域內的空軍基地、後勤設施、以及其他陸上基地的基礎設施。根據中國軍事分析家的結論指出，鑒於運輸、通訊以及後勤網路之間的協調需要極高的精確度，所以後勤補給和武力投射系統是現代戰爭中潛在的弱點。中國正在部署一系列的傳統彈道飛彈、現代戰機、無人飛機、陸基型和空射型的攻陸巡弋飛彈、特戰部隊、以及網路戰的能力，使所有區域內的目標都陷入危險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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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傳統性精確打擊的能力
短程彈道飛彈（<1,000公里）：截至2010年12月，解放軍已經擁有大約1,000～1,200枚短程彈道飛彈，與去年的數量變動不大。其中上世紀90年代部署的最老型號，並不具備真正的「精確打擊」能力，但後來版本的射程更遠，精確度也有改進，而且可以裝載各式各樣的傳統彈頭，包括單一彈頭和子母彈頭。 中程彈道飛彈（1,000～3,000公里）：解放軍正在取得並部署增加射程的傳統中程彈道飛彈，用來進行精確打擊陸上目標和海軍艦艇，包括在第一島鏈以外遠離中國海岸執勤的航空母艦。 攻陸巡弋飛彈：解放軍持續部署空射型和陸射型的攻陸巡弋飛彈，例如YJ-63型、KD-88型和DH-10型系統，可以進行遠程精確打擊。 陸地攻擊彈藥：解放軍空軍擁有少量的戰術空對地飛彈和精確導引的炸彈，包括全天候衛星導引炸彈、反輻射飛彈和雷射導引炸彈。 反艦巡弋飛彈：解放軍海軍已經擁有或正在取得將近12種各式衍生型的反艦巡弋飛彈（ASCM），從1950年代的CSS-N-2型，到現代化俄製的SS-N-22型和SS-N-27B型。中國研究、發展、以及在中國生產反艦巡弋飛彈的步調，在過去十年中加快速度。 反輻射武器：解放軍在1990年代進口以色列製造的哈比（HARPY）無人戰機，以及俄製的反輻射飛彈。中國繼續發展俄羅斯KH-31P（AS-17）型的自製版本，也就是YJ-91型飛彈，並開始把這個系統整合到戰轟機上。 火砲發射的高準確砲彈：解放軍正在開發或部署射程能夠攻擊台灣海峽之內，甚至是跨越海峽目標的火砲系統，包括PHL-03型300釐米的多管火箭發射系統（射程100多公里），以及WS-2型400釐米的多管火箭發射系統（射程200公里）。 |
中國區域戰略的空中及防空系統，構成要素包括先進的長程地對空飛彈，例如俄製SA-10型和SA-20 PMU1/PMU2型飛彈，還有國產的HQ-9型飛彈。北京也將利用俄製但由國內生產的第四代戰鬥機（例如，蘇愷-27／殲-11和蘇愷-30的衍生型），以及自製的殲十（F-10）戰機，來爭奪局部的空中優勢。解放軍海軍將會利用配備AS-17/Kh-31A型反艦飛彈的Su-30MK2戰機、B-6G轟炸機、以及JH-7戰轟機，來執行海上封鎖任務。此外，採購並開發遠程的無人機和無人戰機，將可擴大中國遠程偵察與攻擊的選項。
2011年1月，中國第五代的殲-20隱形戰機首次在網路上現身。儘管此原型戰機的外觀凸顯中國在先進國防系統的投資力度，但五角大廈不認為殲-20隱形戰機在2018年之前可以具備有效的作戰能力。當開始進入生產殲-20隱形戰機的時候，中國將面臨好幾個障礙，包括掌握高性能噴射發動機的生產。
彈道飛彈防禦
中國現有的先進長程地對空飛彈，僅具備有限的反彈道飛彈能力，但號稱具有反巡弋飛彈的能力。SA-10型飛彈原本是設計用來反制低空飛行的巡弋飛彈，其後續的SA-20型增強了這種能力。SA-20 PMU2型是俄羅斯外銷中最先進的地對空飛彈，宣稱能夠對付射程1,000公里、飛行速度每秒2,800公尺的彈道飛彈。
中國的紅旗-9型長程地對空飛彈也號稱（透過其外銷衍生型FD-2000型飛彈）能夠攔截低空飛行的巡弋飛彈，預料具備有限的據點防禦能力，可以攔截射程500公里的戰術彈道飛彈。中國正在進行飛彈防禦「保護傘」的研發，由在大氣層外高度（大於80公里）的動能攔截系統、彈道飛彈攔截系統、以及其他在外太空的載具所構成。2010年1月，中國利用一枚陸基飛彈，在中途成功攔截一枚彈道飛彈。
擴大作戰範圍
除了準備應付台灣的突發事件之外，解放軍也在開發能夠擴大其作戰範圍的新平台和能力，以便擴大其作戰範圍，來對付在東海、南海、甚至是印度洋上、或是西太平洋第二島鏈之外的其他重大事件。
在描述各軍種的現代化工作方面，2008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強調在遠離中國大陸的機動力和作戰。解放軍實現這種能力的途徑，就是透過其海軍、彈道飛彈和空軍。
解放軍海軍：在中國將作戰範圍擴大到中國海域之外的努力當中，解放軍海軍處於前鋒地位。中國2010年國防白皮書聲稱，「近期的緊急救援與災難救助行動、反恐行動、以及……訓練（展現出）……解放軍在遠距離、跨區域調動、遠海護航行動、以及複雜戰場環境下提供裝備支援的能力有顯著進步。」
解放軍海軍也展示了在第二島鏈之外執行有限部署現代化水面戰艦的能力，包括從2009年到2011年的年中，分別九次在亞丁灣支援持續性反海盜作戰的部署。解放軍海軍也獲得能夠支援傳統性軍事行動、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任務的新型艦艇，包括071型兩棲船塢登陸艦和「和平方舟」號醫務船。
解放軍海軍對核子動力潛艦和首艘航空母艦等平台的投資，說明了中國正在尋求支援台灣突發事件以外的軍事任務。
中國在整個亞洲及印度洋沿岸，已經投資幾個民用港口的專案。雖然這種投資除了加強中國在該地區的軟實力之外，也可以改善解放軍海軍在和平時期後勤支援的選項，但是這些並不能替代軍事基地。沒有海外的軍事基地，中國的武力投射及支援能力將被侷限在鄰近地區。北京決定放棄長期反對在海外設立基地的自我設限政策，標誌著中國正在追求更強的藍水海軍戰力。
二砲部隊：如同本報告中其他地方的詳細資料，中國彈道飛彈部隊正在獲得傳統性中程和次中程彈道飛彈，擴大其射程，使其能夠以傳統性精確或次精確的打擊能力，來威脅其他國家。
解放軍空軍：解放軍空軍正在發展長程版的轟六／獾型（B-6/BADGER）轟炸機，一旦配備長程對地攻擊的巡弋飛彈，其攻擊範圍便可遠達第二島鏈。殲-20最終將給予解放軍空軍一個遠程滲透攻擊的平台，能夠在複雜的防空環境下進行攻擊。
2010年9月上海合作組織的「和平使命」演習期間，解放軍空軍B-6轟炸機飛到中國西部烏魯木齊以西的哈薩克，實施遠程轟炸任務。解放軍空軍在2010年到土耳其部署蘇愷-27戰機進行聯合演習，這在區域以外的軍事行動上達到另一個里程碑。雖然解放軍空軍在擴大遠程的重型運輸機機隊方面遭遇一些困難，但是中國空軍在2011年2月，以4架IL-76型長途運輸機協助中國公民從利比亞撤離，這也標誌著一項新的里程碑，這次任務寫下解放軍空軍首度海外部署撤離中國公民的紀錄。
解放軍陸軍。儘管解放軍的大規模地面部隊並未經歷像其他軍種同樣引人注目的現代化，但是它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穩步提高，許多這方面的努力成果，大多集中在距離台灣最近的駐防部隊，例如一款新型的兩棲攻擊車已經在重點部隊服役，以提高解放軍實施兩棲攻擊的能力。在整個解放軍當中，有少數的主力作戰坦克、裝甲車輛、自走砲、以及防空武器，已經在精選的部隊中服役。在這些軍事現代化的同時，解放軍地面部隊的訓練也開始重視聯合部隊作戰和遠程機動能力。
戰略性力量
中國的攻擊性核武、太空戰及網路戰能力，在最近幾年獲得穩健的進展，而中國武裝部隊目前唯一能夠構成全球性威脅的，只有在這方面的能力。但是以網路和太空武器來說，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軍方和文職領導人已經充分思考過，使用這些戰略性武力可能帶來的全球性和系統性後果。此外，在數量和品質方面，中國的戰略飛彈部隊都在提升當中。
核武部隊。中國核子武器目前由大約55~65枚洲際彈道飛彈（ICBMs）所組成，包括發射井基地的CSS-4型；固態燃料、公路機動的DF-31型和DF-31A型（CSS-10 Mods 1 and 2）；以及射程更有限的DF-3型（CSS-3）。這支核武部隊的補充部隊有液態燃料的CSS-2型次中程彈道飛彈，以及用於區域性威懾任務的CSS-5型（DF-21D）公路機動、固態燃料中程彈道飛彈。中國唯一的夏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SSBN）和巨浪-1型（JL-1）中程潛射式彈道飛彈（SLBM）的運作情形，依然存有疑問。
到了2015年，中國的核武力量將包括新增的CSS-10 Mod 2s型和加強版的CSS-4s型。首艘新型的晉級094型彈道飛彈核子潛艦（SSBN）或許會就緒，但是相關的巨浪-2型潛射式彈道飛彈遭遇到一些問題，將會繼續進行飛行測試，晉級潛艦與巨浪-2型飛彈何時能夠完成作戰整合，目前難以確定。
中國目前也致力於一系列的技術，打算用來對付美軍和其他軍事對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包括機動重返大氣層載具、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誘餌、金屬箔片、干擾絲、隔熱材料、以及反衛星（ASAT）武器。中國官方媒體也指出，許多二砲部隊訓練演習的特色，是在模擬的戰鬥環境之下進行機動、偽裝和發射作業，打算提高部隊的存活力。隨著增強新一代飛彈的機動力和存活力，這些技術和訓練的提升，強化了中國的核武力量，並提高其戰略打擊能力。
引入更機動性的系統，將為中國的領導階層帶來指揮和管制方面的新挑戰，在部署和授權方面，目前面臨不同配套的變數。舉例來說，解放軍現在和海中潛艦通訊的能力很有限，但在管理彈道飛彈核子潛艦部隊攜帶配有核子彈頭的飛彈執行戰略巡航方面，卻毫無經驗可言。陸基機動式飛彈在戰時也可能同樣面臨指揮與管制上的挑戰，雖然大概不像潛艦的問題那麼嚴重。
北京對於核武器角色的官方政策，繼續著重於確保核子武力的結構在遭受攻擊時得以倖存，並有足夠的力量對敵人施加無法承受的損害。新一代機動式飛彈、機動且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彈頭、以及穿透防線的輔助工具，是為了在面對美國的持續性進步時，可以確保中國戰略威懾的可行性，而且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面對俄羅斯的戰略性情報、監視、偵查；精確打擊；以及飛彈防禦能力。
北京一貫宣稱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NFU）的政策，表明中國只有在遭受核子攻擊時才會進行核子反擊。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的保證包括兩部分：中國將永遠不首先使用核武來對付擁有核武的國家；以及，中國將永遠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來對付任何非核武國家或非核武地區。然而，中國在何種條件下會適用「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卻有些模糊不清，是否包括攻擊中國認為是自己的領土時、示威性攻擊時、或是高強度爆發戰事時，將會構成首先使用核武。而且，有些解放軍官員曾經公開撰文指出，有必要詳加說明在何種條件之下，中國可能必須使用核武，例如如果敵人的傳統攻擊威脅到中國的核武力，或是威脅到政權本身的存亡時。但是沒有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願意將這些細節和警告附加在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準則上。
北京很可能會繼續投入大量資源，來維持有限的核武力，而一些中國作者也稱之為「充分且有效」的核武力，來確保解放軍能夠投射毀滅性的核子報復攻擊。
太空與反制太空：中國包括反衛星計劃在內的太空活動及能力，主要是為了台灣海峽及更遠處的突發事件，進行反介入或阻絕作戰。
偵察：中國正在部署軍事用途的影像、偵察和地球資源等衛星系統，例如：遙感衛星、海洋－1B及環境災害／環境監測衛星群。中國的「環境」衛星計畫打算發射8顆「環境」衛星，這些衛星具
有可視影像、紅外線、多光譜、以及合成孔徑雷達成像等功能。未來10年內，即使北京部署更大更強的一系列偵察衛星，可能只是繼續部署商業影像衛星來補充其覆蓋範圍。中國目前可以從所有的主要供應商取得高解析度、光電及合成孔徑雷達的商業影像，這些供應商包括Spot Image（歐洲）、Infoterra（歐洲）、MDA（加拿大）、Antrix（印度）、美國GeoEye（美國）、以及Digital Globe（美國）。
載人太空計畫：中國最近的載人太空任務，是在2008年9月25日發射神舟七號太空船，神舟七號的任務包括中國的首次太空漫步，以及一個自主微衛星的發射與會合。中國將繼續發展載人太空計畫，包括載人及無人操縱的太空接合，最終目標是在2020年可以建立一個永久性的載人太空站，並在2030年實現送人登陸月球。
定位、導航和計時（PNT）：自從1990年代，中國使用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GPS），廣泛應用於各式各樣的軍事、民間和商業用途。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正在尋求幾個途徑，以減輕對GPS的依賴，並成為「定位、導航、計時」（PNT）服務和用戶設備的主要供應商。目前，中國正在增加利用俄羅斯的GLONASS系統，也在部署自己的北斗二號（Compass）系統，以及所謂CAPS的第二個獨立的衛星系統，同時也以各種陸上基地的信號來加強這些在上頭的系統。
實驗性的「北斗一代」系統由三顆衛星組成，為中國提供民用及軍用的服務。中國正以更大的「北斗二代」星座群來取代「北斗一代」，打算最終提供全球性的PNT服務，不受外國控制。到2012年，預期「北斗二代」星座群將以大約10顆衛星提供區域性的服務。中國計劃在2020年完成「北斗二代」系統，以35顆的星座群提供全球的覆蓋。
通信：中國利用通信衛星從事區域與國際電信，為民間和軍方用戶提供支援，包括衛星電視、網際網路及電話等服務。此外，中國也在2008年的年中發射首顆數據中繼衛星「天鏈一號」。中國最近藉著出口通信衛星和基礎設施給委內瑞拉和奈及利亞，因而打入國際市場。雖然替奈及利亞建造及發射的衛星失敗，但是中國仍然繼續向全世界行銷這項服務，例如巴基斯坦、玻利維亞、寮國和越南等顧客。
反衛星武器：2007年1月，中國成功試射了一枚直接上升式反衛星（direct-ascent ASAT）武器，摧毀自己的一顆氣象衛星，來展示中國攻擊低軌道衛星的能力。中國也繼續發展並改進該系統，這是解放軍一個多元計劃的一部分，用來限制或阻止潛在對手，在危機或衝突期間利用太空基地的資產。
除了直接上升式反衛星武器計畫之外，中國也利用其他動能及定向能（例如：鐳射、高功率微波和粒子束）技術，來執行反衛星任務。外國及自製的系統，為中國提供了干擾一般衛星通信波段和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的能力。雖然在太空的核子爆炸也會連同那些想要攻擊的目標，摧毀中國自己的太空資產，但是中國的核武庫存能為北京長期提供固有的反衛星能力。
為了滿足載人及登月太空計畫的需求，中國正在提高其追蹤與辨識衛星的能力——這是有效且精確反制太空作戰的先決條件。
資訊戰：中國的軍事思想家寫了許多資訊戰的文章，反映出他們對資訊戰的方法及可能的運用，在概念上有很強的了解。例如2006年11月，解放軍日報的評論指出：
要在資訊化條件下的戰爭中取得對敵人的優勢，重點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利用各種手段獲取資訊，並確保有效的資訊流通；我們是否能夠充分利用滲透性、共享資產和資訊聯絡，來實現物資、能源和資訊的有機結合，以形成聯合戰鬥的力量；以及，我們是否有能力採取有效的手段來削弱敵方的資訊優勢，並降低敵人資訊設備的運作效率。
解放軍正在投資電子反制手段、電子攻擊的防禦（例如：電子和紅外線的誘餌、角形反射器、假目標生成器）、以及電腦網路作戰（CNO）。中國的電腦網路作戰觀念，包括電腦網路攻擊、電腦網路利用和電腦網路防禦。解放軍也成立資訊戰部隊，發展攻擊敵人電腦系統和網路的病毒，以及保護友好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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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的地下設施 自從1950年代初期，中國就已經利用地下設施（UGFs）來保護其重要資產。自從部署其最老式的液態燃料飛彈系統以來，中國的戰略飛彈部隊（第二砲兵部隊）就已經發展並利用地下設施，而且也繼續利用這些地下設施來保護並隱藏他們最新和最現代化的固態燃料機動式飛彈。早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媒體模糊地承認用來支援二砲部隊的地下設施之存在。自從2009年12月以來，幾家中國和外國媒體的報導，對這個神秘隧道網絡提供了更多的了解，據說延伸超過5,000公里。 鑒於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以及直到最近他們有限的彈道飛彈預警能力，北京認為他們在進行「核武反擊」之前，可能必須承受核武的第一擊。由於中國的核武數量與發展，比擁有現代化精確武器的潛在敵手相對較少，因此核武的存活力尤其緊要。在最近幾年，先進的建造設計已經允許軍隊到更深的地下，使敵手的攻擊目標更複雜化。 雖然保密和模糊仍是中國在核武領域中的主要方法，偶爾揭露一些有關飛彈地下設施的消息，完全符合他們發送戰略信號的用意，對外傳遞他們有限的核武器之可信度。這些公開披露的事項包括隧道影像、現代化網路基礎的安全與控制中心、以及先進的偽裝手段。在各類型的軍事設施當中，適合建置地下設施的類別包括有：指揮所；通信網站；重要武器裝備的儲存；以及人員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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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網路的戰術和手段。由於這些資訊作戰部隊包含一些民兵部隊的成員，因此在解放軍的網路操作員和中國民間的資訊科技專家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結。在一體化網路電子戰的要求下，解放軍試圖運用電腦網路作戰和電子戰，來阻斷敵人獲得指揮作戰的必要資訊。
武力投射——超過台灣之外的軍事現代化
中國繼續投資於擴大武力投射範圍的軍事計畫。目前中國軍事能力的走向，是改變東亞軍事平衡的主要因素，且可提供中國一支部隊，能夠在台灣以外的亞洲其他地區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
中國政治領導人也要求解放軍，發展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軍事行動能力，如維和行動、災難救助和反恐作戰。這些能力可能對國際公共貨物的運輸產生積極作用，也可以增加北京軍事壓迫的選項，來獲取外交優勢、促進利益、或是在解決爭端中獲益。
針對中國的武器發展和部署格局的分析顯示，隨著武力增強，北京開始關注除了台灣以外的突發事件。例如，中國各地的新飛彈部隊，配備著傳統、戰區範圍的飛彈，可以在台灣以外的突發事件中派上用場。由於陸上基地的戰機可以飛抵台灣，所以中國航空母艦的計畫對台灣的想定事態所能提供的價值很有限，而且也需要額外的海軍資源予以保護。但是航空母艦可以使中國延伸其海軍的空中武力到其他地方。空中預警管制機和空中加油的計畫，也有助於擴大空中作戰的範圍。先進的驅逐艦和潛艦能夠保護並促進中國的海洋利益，範圍遠達第二島鏈以外。中國的遠征部隊（三個空降師、兩個兩棲步兵師、兩個海軍陸戰旅、以及大約七個特戰部隊）正在引進新式裝備、更好的部隊層級戰術、以及更協調的聯合作戰，來進行改善。從長遠來看，中國的C4ISR指揮系統，包括太空基地和超視距感測器的改進，能夠使北京辨識、追蹤和瞄準在西太平洋深處的軍事活動。
中國日益重視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的任務，這需要獨特配套的技術發展，包括大型船艦和戰略運輸機來支援這些任務。當然，那些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的能力，也可以增強解放軍支援在邊境或更遠地區的軍事作戰能力。
印度。雖然邊境緊張在双邊關係中仍帶有刺激性，但在2010年間透過增加貿易和高層對話，中國也加深了與印度的關係。在2010年的双邊貿易額達到將近600億美元，兩個鄰國也就領土的主權爭議進行幾個回合的對話。中印之間的國防關係在2007年已經制度化，建立了年度防務對話。雖然中國在2010年拒絕一位印度高級將領的簽證之後，印度取消了高層的軍事交流，但是兩國同意在2011年4月恢復軍事交流。在中印關係出現不穩之後，溫家寶總理於2010年12月間訪問新德里，試圖彌平双方之間的分歧，但卻無法解決嚴重的爭端，高度的不信任感使双邊關係持續處於緊繃狀態。為了增強對印度的威懾姿態，解放軍以更先進且存活力更強的固體燃料CSS-5型中程彈道飛彈，來替換舊型液體燃料搭配核彈的CSS-2型次中程彈道飛彈。中國也投資於開拓沿著中印邊境的公路，雖然這項建設主要是為了促進中國西部的經濟發展，但是改善公路也可以支援解放軍的邊防作戰。印度同樣也在沿著它的東北邊界改善基礎建設，新德里對中國與巴基斯坦密切的軍事關係，以及對北京在印度洋、中亞和非洲日益增加的腳印備感憂心。
俄羅斯。北京持續把莫斯科視為有益的國際夥伴。儘管體認到一些俄羅斯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卻分享許多重疊的利益，而且中國從更穩定和平的北部邊界中受益良多。中俄繼續在一系列的國際議題上進行双邊合作，尤其是在中亞，兩國在該區共同經營上海合作組織（SCO）。
儘管有這方面的合作，但是俄羅斯卻擔心中國的崛起，同時，解放軍戰略學者也繼續把俄羅斯視為一個長期潛在的軍事挑戰。隨著蘇聯的解體，雖然中國將戰略方向轉移到南方和東方，但是除了傳統性部隊和戰略飛彈部隊之外，北京在蘭州、北京和瀋陽等三個軍區，仍然保留重大的武力結構來維持威懾力量。
中亞。中國在中亞有幾個重要的利益，最明顯的是，中國的興趣在於獲取能源和自然資源。北京已經和能源豐富的中亞國家達成許多協議，其中包括一條從土庫曼經由烏茲別克和哈薩克通往中國的輸油管交易。
中國對中亞的興趣也出自於國內安全的觀點。從國內安全的立場來看，北京希望破壞中亞對中國的維吾爾分裂主義者的支持，他們與中亞的族群有共同的宗教、種族及語言關聯。北京認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和競爭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可能對中國西部早已脆弱的安全形勢造成不穩定。
北京也利用共組多邊的上海合作組織，來應付邊界安全、反恐、以及區域安全。北京也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進行双邊或多邊演習，以提高中國的區域影響力，並建立凝聚力來反對維吾爾分離活動。
南海。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掌權之前，中國政府把南海視為其地緣政治利益的區域，也是中國「歷史性水域」的一部分。早在1930年代，中華民國就考慮一條範圍遼闊的界線，將南海劃入中國的領域。於是「U形」虛線就開始出現在1947年公佈的中國地圖上，繼續宣示中國擁有南海的主權。但是直到最近，解放軍海軍有限的作戰範圍，限制了北京在南海的軍事選項。
在過去五年間，中國開始在南海展現更頻繁的例行性海軍及民間的強制性存在。在某些情況之下，尤其是在2009年，中國使用武力及高壓手段來推動對爭議性海洋領土的主權主張，引起許多亞洲鄰國的擔憂。
雖然中國仍然擔心會引發區域內的敵對，而可能調整某些策略，但是北京似乎渴望在長期中增強對有爭議性地區的主權主張，其中包括採取法律行動，同時也部署更強的海軍和民間執法船艦。更強健的軍事存在，使中國的武力投射、封鎖和監測活動可以影響該地區關鍵性的海上航道，而全球有50%左右的商業運輸，都要經由這個航道。
有關包括石油、天然氣和漁權等天然資源的競爭，伴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繼續驅策幾個主張擁有南海主權的國家之間的領土爭議。雖然這個激烈爭議地區的緊張局勢在1990年代之後已經平息下來，但是摩擦跡象在2007年再度浮現，尤其是在中國與越南之間。
為了回應2004年提出解放軍的「新歷史使命」，中國的軍事領導高層開始發展擴大區域海軍戰略和存在的概念。例如在2006年，解放軍海軍司令吳勝利要求「建立強大的海軍，以保護漁業、資源開發和能源戰略通道」。這其中的許多觀點，與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辯論如何打造解放軍海軍能力的觀念不謀而合。但是升高的台灣情勢成為1990年代中期規劃解放軍部隊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尤其是在2001年之後，這些討論就靠邊站了。2008年和2010年的國防白皮書，反映出解放軍更關注日益擴大的任務設定。
作為軍事現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中國逐漸將資源從解放軍海軍的北海艦隊轉移到南海艦隊，大幅擴充後者的能力。中國在南方沿海地區之外部署更強大的戰略性與傳統性軍事存在的能力，對區域內的對抗行為和權力動態造成越來越大的衝擊。
第四章：軍事現代化的資源
概要
由於中國國防工業和研發基礎的日漸成熟，解放軍已經降低採購外國武器的依賴度。但是解放軍仍然指望外國的協助，來填補在短期內一些關鍵性的能力差距。中國繼續利用外國投資、商業合資、學術交流、海外歸國的留學生和研究人員的經驗、以及政府資助的產業科技間諜等途徑，來提高能夠支持軍事研發及採購的科技和專業水準。北京的長期目標是打造一個完全本土化的國防工業部門，由強大的商業部門來擴大規模，以滿足解放軍現代化的需求，並以全球軍火市場頂級製造商的地位展開競爭。中國領導階層可以利用各種資源來支持解放軍的現代化，包括國內的國防投資、國內國防工業的發展、日益成長的研發與科技基礎、兩用技術、以及獲取外國技術。
軍事開支的趨勢
2011年3月4日，北京宣佈今年的軍事預算增長率為12.7%，大約是915億美元。在中國宣布的軍事預算中，這是延續過去20年來中國軍事預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2000年到2010年的資料分析中顯示，在這個時期，中國官方公佈的軍事預算，在扣除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每年的平均成長率是12.1%。儘管軍事預算增長率稍微大於同時期10.2%的整體經濟成長率，但是正式的國防預算對經濟所構成的負擔，似乎絲毫沒有改變增加軍費的趨勢。
評估中國的實際軍事開支
五角大廈認為，按照2010年的物價和匯率來計算，中國2010年全部軍事相關的開支超過1,600億美元。
由於缺乏透明的會計制度，而且中國也還沒有完全脫離管制經濟，所以估算中國實際的軍事開支是一項困難的過程，何況中國公佈的軍事預算並不包括一些主要的開支類別，例如對外國的軍事採購。中國的立法機構也沒有扮演監督解放軍的角色，從未公開任何細節。但是，中國國內有公開要求預算更透明化的呼聲，建議改善政府的透明度，大體上這是對於長久性和系統性官員腐敗的反應，整體看來，隨著時間的推進，可能會有所進展。
美國和其他國家一直要求中國提高軍事開支的透明度。在2010年8月，中國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一份軍事開支報告——這是多年來第三次的此類報告。中國的報告採用聯合國「簡化的報表格式」，僅提供主要預算類別的最低資訊，與國防透明度較高國家所使用更詳細的「標準報表格式」，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國防工業的提升
自從19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國有的國防及國防相關公司，歷經了基礎廣泛的變革。北京在商業做法、精簡官僚機構、擴大工廠工人的機會和動機、縮短開發時間表、加強品質管制、以及提高軍事訂單的產能等方面進行改進。北京也強調國防與非國防部門的整合，以便利用最新的軍民兩用科技，以及中國擴大科技基礎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革的擴大乃是來自直接採購外國武器和技術，這些改革使中國能夠將1990年代中期的技術融入他們最先進武器系統的開發和生產。有些武器系統，尤其是在彈道飛彈這方面，融入了可以媲美世界最現代化系統的尖端技術。
軍民兩用科技的整合。發展創新的軍民兩用技術與工業基礎，來滿足軍用與民用的需求，這是中國領導階層的最高優先項目之一。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
我們必須建立和完善軍民結合、寓軍於民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體系、軍隊人才培養體系和軍隊保障體系，堅持勤儉建軍，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
中國的國防工業受益於結合中國迅速擴大的民間經濟和科技部門，尤其是能夠獲得外國先進技術的部門。透過中國的民間經濟，個別國防領域的進步似乎可以和全球的生產與研發鏈連接在一起。例如，造船與國防電子設備部門，受益於中國在商業航運與資訊技術的領先地位，證明了在過去10年中的巨大進步。包括華為、大唐、中興等資訊科技公司，都與解放軍維持密切的關係。
與之對比，生產高性能電腦、先進應用軟體、專用高端的半導體／微處理器（這些領域是提升高效能國防微電子學及應用的關鍵）的企業，在中國的民間產業部門當中為數不多或幾乎沒有，而且進展也很緩慢。此外，儘管外國的跨國公司與國內的工業之間存有合夥關係，但在航空和軍械部門方面，同樣都缺乏高科技方面的附加利益。
各個部門之間的分析。中國國防工業各部門的發展並不均衡。生產趨勢與資源分配似乎都偏向飛彈和太空系統，其次是海洋資產（包括水面及水下）、飛機、以及地面部隊的物資。在所有的領域當中，中國都在加強產品的品質和產能，但是許多中國的先進系統，仍然嚴重依賴複製外國設計的逆向工程，這凸顯出中國在整體系統設計和整合方面的固有弱點。
飛彈和太空工業：中國製造了大量精密的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空對空飛彈、以及地對空飛彈。在過去幾年裡，許多中國主要的最終組裝與火箭發動機的生產設施都獲得升級，因而提高了生產能力。除了供應中國軍隊之外，這些完整的系統和飛彈技術也可以行銷外國。量產這些武器系統，可能會大幅增加短程彈道飛彈的產量，也可能使中程彈道飛彈的年產量增加一倍。此外，中國的太空發射載具工業，正在擴大支援該國的衛星發射服務和載人太空計畫。
造船工業：中國經營著一個活躍且有全球競爭力的造船工業。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造船廠的擴建及現代化，提升了中國的造船能量和能力，從而為所有類型的軍事計畫都帶來好處，包括潛艦、水面戰艦、海軍航空（包括航空母艦）、以及空運資產等項目。不過，中國仍然繼續依賴外國供應商提供一些推進器，以及很少量的火控系統、巡弋飛彈、艦對空飛彈、魚雷系統、感測器、以及其他先進的電子設備。利用模組化的造船技術，中國能夠把生產活動分散到多處地點進行，來提高效率和產量。中國已經展示具備量產潛艦和兩棲船艦的能力。
軍火工業：中國地面部隊的現代化，包括生產新型坦克、裝甲運兵車與火砲。解放軍地面部隊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獲得進步，新的生產能量也能夠滿足量產需求。不過由於中國依賴著外國合夥人來填補關鍵技術能力的鴻溝，所以仍然會限制其實際的產量。
航空工業：中國的商用和軍用航空工業，已經從直接仿製蘇聯舊型的飛機，進步到發展並生產自製的飛機，這些包括舊型戰機的改良版，以及現代化的第四代戰機。中國的商用飛機工業，已經引進高精密與先進技術的工具機、電子設備、以及可用來生產軍用飛機的其他部件。不過，由於依賴外國提供飛機的發動機和航空電子設備，同時也缺乏熟練的技工與設施，因此中國在飛機工業方面的量產能力將會受到限制。
引進外國的技術。中國仍然最依賴外國技術的項目包括：導引和控制系統、發動機的技術，以及授權的科技，諸如：精密的工具機、先進的診斷及鑑識設備、應用及處理快速原型製造的必要技術、以及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的技術。中國經常尋求引進這些外國技術，除了逆向工程的目的之外，也為了要填補本土的軍事現代化努力。
俄羅斯一直都是中國主要武器軍備的供應國，賣給北京先進的戰鬥機、直升機、飛彈系統、潛艦與驅逐艦。由於在幾個自製的生產計劃中依賴俄羅斯的零組件，中國購買了俄羅斯武器設計的生產授權。然而由於中國在開發與生產方面變得更為自給自主，所以這種趨勢正在改變當中。
以色列曾經供應先進的軍事技術給中國，但後來對自己的出口管制體系進行改革，以色列於2007年7月通過《國防出口管制法》，並於同年12月開始實施相關規定。
自從2003年以來，中國一直施壓歐盟的成員國，要求取消對中國的致命性武器銷售禁令，這是歐盟所施加的制裁，以回應中國在1989年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2004年歐盟與中國的高峰會，双方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承諾要努力取消天安門禁運。雖然這項議題仍然列在歐盟的議程，但是歐盟的成員國在近期內不大可能在取消禁令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此外，經濟上的間諜活動，透過大量公開來源的研究資料、利用電腦網路、以及設定目標的情報作業，也可以使中國獲得一些科技，來補充國內軍事現代化的成果。
中國在2008年〈瞄準美國的科技：國防工業報導的趨勢分析〉的報告中，國防安全局發現，在前一年，外國的資訊蒐集者（包括中國）試圖取得來自《發展中的科學和技術目錄》（Develop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List）中20個類別的資訊和技術。《發展中的科學和技術目錄》是一份有關全世界發展過的科技手冊，這些科技在未來有極大的潛力，可以增強或削弱美國的軍事能力。
國防安全局的報告描述，中國蒐集科技的優先項目有：導引和控制系統、先進的能源技術、納米技術、太空和反太空系統、核子武力、創新的材料、航空和太空裝置、電腦輔助的製造和設計技術、以及資訊科技。中國繼續瞄準這些科技。
美國商務部的工業暨安全局和司法部都確認，自從2006年起，至少有26個重大的案例涉及中國取得上述的科技和應用，而且還有當前及未來的戰艦技術、電子推進系統、軍事應用的控制功率放大器、太空發射技術資料和服務、C-17型飛機、Delta IV型火箭、紅外線攝影機、設計巡弋飛彈的相關資訊、以及軍規級的加速儀。這些案例中提到的其他技術還包括：微波積體電路；武器瞄準鏡；機密的夜視裝置和資料；衛星／飛彈的絕熱層；管制的電子零件；用於衛星和雷達系統的行波管；雷達應用的微波放大器；有關無人飛機等離子技術的出口管制技術資料；飛機、火箭、太空船和鈾濃縮製程等方面所使用的碳纖維材料；以及擴大範圍能夠以程式控制的邏輯裝置。
中國繼續努力獲取美國的軍用和兩用技術，使中國的科技基礎能夠縮短美國在發展軍事武器和通訊系統的關鍵領域上的技術優勢。此外，中國獲得的技術也可以縮短中國的研發週期，以便用來研發更先進的技術。
趨勢和預測
中國國務院於2006年2月公佈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爭取在2020年之前把中國轉變成一個「以創新為導向的社會」。這份計劃綱要將中國的科技重點定義為「基礎研究」、「尖端技術」、「重要領域和優先項目」以及「重大特殊項目」，所有這些都具有軍事用途。
基礎研究：作為擴大基礎研究能力的眾多努力之一，中國確認了五項具有軍事用途的領域，作為需要政府積極參與並撥款的重要戰略需求或科研計畫：
- 材料設計及配製；
- 在極端環境條件下的製造業；
- 航空與太空技術；
- 資訊技術研發；以及
- 奈米技術研究。
在納米技術方面，中國從2002年幾乎毫無研究與經費的情況，已經進展到政府總投資額僅次於美國的地步。
尖端技術：中國正在集中力量進行下列技術的迅速發展：
- 資訊技術：優先項目包括智能感知技術，尤其是網路和虛擬實境的技術；
- 新材料：優先項目包括精靈材料與結構、高溫超導技術、以及高效能源的材料技術；
- 先進的製造技術：優先項目包括頂尖的製造技術、以及智能服務的先進工具機；
- 先進的能源科技：優先項目包括氫能源和燃料電池技術、替代性燃料、以及先進的車輛技術；
- 海洋科技：優先項目包括海洋環境的三維監測技術，迅速、多元參數的海底勘測技術與深海作業技術；以及
- 鐳射與航太技術也是高優先項目。
中國航空母艦的發展狀況
下一個十年，中國可能實現其航空母艦的雄心，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當中，最後一個擁有航空母艦能力的常任理事國。在2011年4月，中國的新華社首度在報紙上發表，前蘇聯的航空母艦（庫茲涅佐夫級二號艦）在大連翻修，宣告中國將很快實現其「70年中國人航母夢」。在2011年6月，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終於證實中國的航空母艦計劃。
整個2010年，中國繼續翻新庫茲涅佐夫級二號艦（前瓦雅格號），這是中國在1998年從烏克蘭購得的。這艘航空母艦可能在2011年開始海上測試，艦上雖然沒有戰機，到了2012年底可能提供作戰之用，但是可供作戰的固定翼和螺旋翼戰機若要達到最低水準的戰鬥能力，還需要好幾年的時間。解放軍已經啟動陸上基地的計畫，開始訓練海軍飛行員操作固定翼戰機從航空母艦起飛，這項計畫可能在三年之後在庫茲涅佐夫級二號艦進行完全艦載的訓練。
中國對外國的艦載戰機和飛機曾經展現興趣，但似乎一直在進行國產航空母艦的戰機生產計劃。目前在進行飛行測試的J-15艦載機，據說是中國在2004年從烏克蘭獲得的俄製Su-33的仿冒品。此外，中國也正在尋找外國的操作專業人才。2009年5月，巴西國防部長喬賓（Nelson Jobim）宣佈，將為解放軍海軍軍官提供航空母艦的操作訓練，但是巴西在這方面的能力有限，而且巴西自己的航空母艦計畫也有一大堆問題，讓人對這項提議的含意產生一些質疑。
除了庫茲涅佐夫級航空母艦，解放軍海軍將會在中國的造船廠另外建造數艘航空母艦。2009年3月，解放軍海軍上將鄔華揚斷言，「中國有能力建造航母……考慮到我們國家的發展水平，我認為我們有這樣的實力。」中國第一艘自製航空母艦的建造，可能與庫茲涅佐夫級二號艦的排水量和設計很類似，如果中國在2011年開始建造，解放軍海軍可能最快在2015年將有第一艘自製的航空母艦，並具備作戰能力。
關鍵領域與優先科目。中國已經確認某些行業與技術集團，有潛力提供技術突破、消除產業之間的技術壁壘、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尤其是中國的國防工業，正在追求先進的製造技術、資訊科技與國防科技。例如包括雷達、反制太空的能力、可靠的C4ISR能力、精靈材料、以及隱形技術。
重大的特殊項目。中國也確認了16個「重大的特殊項目」，計畫開發或擴大自製的能力。這些項目包括核心電子零件、高端的通用晶片和作業系統軟體、超大型積體電路的製造、下一代寬頻無線機動通信、高級數位控制工具機、大型飛機、高解析度衛星、載人的太空飛行、以及月球探索。
第五章：軍事現代化與台海安全
概要
中國對台灣問題的尖銳焦點，是這二十年來形塑解放軍現代化的主導力量。雖然中國其他的新興利益需要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資源，但是國防規劃者一直將台灣問題作為解放軍的主要任務。北京追求嚇阻台灣朝向獨立的軍事能力，這項任務也促使解放軍致力於嚇阻、拖延或是阻絕美軍在兩岸衝突中的可能干預。儘管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穩步改善，近期內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解放軍仍然專注於發展必要的軍事能力，以期最終按照北京的條件來解決爭議。
自從2008年3月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以來，中國與台灣在一段期間進行改善經濟和政治關係，双方擴大了貿易和經濟的聯結，例如兩岸的直接航運、通航與通郵。美國對此一趨勢表示歡迎與鼓勵，希望藉以減少双方之間的緊張，並彌合彼此的歧異，但是沒有跡象顯示中國的長期目標有所改變。
中國高層官員在2010年10月間指出，双方並不急於提出棘手的政治或軍事議題，但要著重在增進經濟上的合作。根據該項聲明，中國並不採取步驟來減少他們部署在台灣對面的軍隊。中國繼續發展廣泛的武器和能力，用來在台灣的突發事件中提供可信的軍事選項，也包括力圖嚇阻或限制美國可能干預的成效。
台灣海峽的安全，主要是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之間動態的互動作用。雖然解放軍可能缺少必要的軍事力量，無法對台灣進行全面的兩棲登陸作戰，但在未來幾年仍將繼續努力縮短這個明顯的能力差距。此外，台灣相對較少的國防開支，無法與中國大陸雄心勃勃的軍事發展相提並論。
台灣歷來用以嚇阻解放軍侵略所依靠的多項因素，包括：解放軍無法投射兵力穿越185公里寬度的台灣海峽；台灣軍事科技的優勢；島嶼防禦固有的地理優勢；以及美國干預的可能性。但是中國日益增加的現代化武器與平台（一千多枚彈道飛彈、反艦彈道飛彈計畫，日益增多的現代化戰艦和潛艦、戰機、以及改進的C4ISR能力），對許多台灣所倚賴的優勢因素造成抵銷的威脅。
台灣已經採取重要步驟，來建立戰爭儲備、增強國防工業基礎、加強聯合作戰及危機的應變能力、以及增加軍官和士官兵團，這些改進措施部分解決了台灣受到腐蝕的防禦優勢。2009年3月，台灣發表首份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隨後根據該報告，建立一支全志願役的軍隊，將現役人數從27.5萬降到21.5萬人，形成一支「小而精、小而強的國防武力」。這項計畫預定在2014年12月完成，從較小規模的部隊所節省的成本，可以釋放出資源來增加志願役軍人的薪水和福利。但是在初期吸引和維持志願役體系的額外人員成本，可能會從國外和自製的採購計畫，以及近期的訓練和整備計畫中抽調出資金。
美國的對台政策，是基於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三個《聯合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公法96-8（1979）」，美國的政策反對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美國繼續支持以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分歧。
依據台灣關係法，美國通過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和服務，使台灣維持足以自衛的能力，來協助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因此，歐巴馬政府在2010年1月宣佈出售給台灣價值64億美元的防禦性武器和裝備，其中包括：
- UH-60型多用途直升機；
- 愛國者三型防空與飛彈防禦系統；
- 魚叉反艦巡弋飛彈的訓練彈；
- 技術支援台灣「迅安專案」有關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偵察（C4ISR）的多功能資訊分佈系統；
- 「鶚」級獵雷艦。
此外，美國國防部透過美國武裝部隊的轉型，以及全球軍力態勢的重新調整，來維持美國防範北京對台灣動武或脅迫的能力及能量。
北京對台灣的策略
透過運用「胡蘿蔔和棍棒」的兩手策略，北京顯然企圖嚇阻台灣走向獨立，並獲致最終的統一。中國致力於整合兩邊的經濟，同時也提升双方的文化和歷史關係。在政治上，中國一直試圖與在台灣的國民黨擴展關係，同時也企圖孤立顯然贊同獨立傾向的政治團體。中國運用經濟上的誘惑、宣傳、以及政治上的交往，以追求上述那些目標。
中國對台戰略的軍事部分，可能是為了對台灣製造一種印象，迎合中國乃是台灣終極的最佳利益。這套方法看來包括非常著重在兩棲登陸作戰、遠程打擊、以及反介入和區域阻絕能力等方面，以此用來改變台灣對威脅的估算，同時也要改變任何國家在兩岸危機中考慮干預的威脅估算。
只要北京相信長期走向統一仍然可能，而且武力衝突的代價也高過利益，北京似乎打算推遲使用武力手段。雖然北京經常強調願意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和平統一」，但卻從來沒有放棄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來實現此一目標。北京或許估算運用武力的可能作用，是在這種關係中發揮影響力的重要關鍵點。
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的對台政策當中，曾經提到幾個可能會及時動武的事件或情況。在回應台灣的政治發展、解放軍能力的進展，以及北京對台灣的外交關係的看法等等，這些可能動武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演變，其中包括：
- 正式宣佈台灣獨立；
- 模糊地走向台灣獨立；
- 台灣內部發生動盪局面；
- 台灣取得核子武器；
- 無限期推遲恢復有關統一的兩岸對話；
- 外國勢力干涉台灣的內部事務；以及
- 外國軍隊駐軍台灣。
此外，2005年3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規定，「如果分裂勢力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如果發生「重大事變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則北京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這些「紅線」的模糊性，使北京保有彈性。
北京對台灣的作戰方案
解放軍愈來愈能夠對台灣進行更複雜的軍事行動。有些分析家認為，如果北京決定對台灣動武，解放軍將會以戰略欺敵最有效的交戰速度來調動兵力。其他的分析家則堅決主張，為了有利於戰術上的奇襲，北京將會犧牲備戰的時間，在其他國家可能採取反應之前，強行獲得迅速的軍事及（或）政治解決的目標。如果速戰速決無法得逞，則北京將尋求：
- 對美國強調可能的成本，並針對美國民眾和領導階層的決心，來嚇阻美國的可能干預；
- 如果嚇阻失敗，就要拖延美國的介入，並在一場不對稱、有限的快速戰爭中爭取勝利；或是
- 從戰鬥到戰事停頓，並在長期拖延的衝突之後尋求政治解決。
海上隔離或封鎖。儘管傳統的海上隔絕或封鎖將會對台灣造成短期的衝擊，但是這種作戰也會對解放軍海軍的能力帶來負擔。中國的軍事著作中指出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空中封鎖、飛彈攻擊和水雷作戰，來阻斷港口和通道。北京可能會宣佈開往台灣的船隻必須先停靠大陸港口，在轉往台灣港口之前先進行檢查。北京也可能會嘗試等同封鎖的行動，通過宣佈舉行演習或飛彈試射，關閉一些通往台灣港口的海域，有效封閉港口的通道，並使商船運輸改道。在1995年到1996年之間的飛彈試射和實彈演習中，解放軍就使用過這種方法。但是這種行動也有風險，因為任何企圖限制出入台灣的海上交通的行動，都會招致對抗性的國際壓力，並升高軍事對峙，而北京可能會低估這種影響的程度。目前，中國可能無法有效實施全面性的軍事封鎖，尤其是在面對主要海軍強權的干預時。但是一直到2020年時，中國在這方面的能力將會穩步提升。
有限度的武力或脅迫性手段。北京可能會利用各種破壞性、懲罰性或致命性的軍事行動，也很可能結合一些公開或暗中的經濟及政治行動，對台灣進行一場有限度的戰爭。這樣的作戰可能包括：針對台灣政治、軍事和經濟基礎設施，進行電腦網路攻擊或是有限度的動能攻擊，來引起台灣內部的恐懼，並削弱民眾對台灣領導階層的信心。同樣的目的，解放軍特種部隊也可能滲透到台灣，對基礎設施或台灣領導階層進行攻擊。
空戰和飛彈作戰。對台灣的防空系統進行有限度的短程彈道飛彈攻擊和精確打擊，目標包括，空軍基地、雷達站、飛彈基地、太空資產和通訊設備。這些攻擊能夠削弱台灣的防禦力量，癱瘓台灣的領導階層，並粉碎民眾的戰鬥意志。
棲登陸作戰。中國公開出版的一些書籍或文章，論及各種兩棲登陸的作戰概念，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島嶼的聯合登陸作戰。可以想像這是一種複雜的作戰行動，需要依賴在後勤作業、空軍和海軍支援、以及電子戰等方面，進行協調一致、環環相扣的作戰。作戰目標是要突破或包圍岸上的防禦工事，建立一個灘頭堡，向在台灣西部海岸線的北部或南部的指定登陸地點運送人員與物資，然後發動攻擊，奪取並佔領關鍵目標以及（或是）整個島嶼。
解放軍有能力完成各種兩棲作戰行動，但卻缺乏全面入侵台灣的能力。除了例行訓練之外，極少有明顯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國可能對台灣控制的小島如東沙島礁或太平島發動登陸作戰。解放軍如果對一個中等規模、有防禦能力的近海島嶼（如馬祖或金門）進行登陸作戰，這是在中國的能力範圍之內。這種登陸作戰在贏得有形的領土時，可以展示軍事能力和政治決心，同時也能夠顯現某種程度的克制力。但是這種型態的作戰牽涉到重大的政治風險，可能會刺激台灣民眾，並激起強烈的國際反彈。在作戰上，大規模兩棲登陸入侵是一種最複雜且難度最高的軍事行動，成功取決於空中與海上優勢、在岸上迅速集結部隊並維持補給，以及連續不斷的支援作戰。入侵台灣的企圖，會給沒有實戰經驗的解放軍帶來壓力，並引起國際干預。這些壓力加上解放軍的戰力損耗，以及城市作戰和反暴亂行動的複雜性（假定解放軍成功登陸並突破防線），使得對台灣進行兩棲登陸作戰，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冒著巨大風險。台灣對強化基礎設施和增強防禦能力的投資，也可以削弱北京實現其目標的能力。
第六章：美、中軍事交流
概要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已經將其裝備落後、以陸地為重點的軍隊，逐步轉換成了一支能力更強的部隊，可以在中國海岸之外執行多種任務。鑒於這種情勢，美中之間需要有健全的軍事交流關係來建立信心，並有助於處理持續增加的摩擦。在2011年1月的美、中高峰會議期間，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聯合聲明，宣稱：「健康、穩定、以及可靠的軍事交流關係，是双方朝向積極、合作、以及全面的中美關係此一共同願景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双方已經一再認同這項目標，但是要在軍事關係上設置堅實的基礎，卻遭遇到挑戰。
在2010年，解放軍中止與美國之間的軍事關係，這是自從2008年以來的第二次。在美國政府批准對台灣的軍售案僅僅一天之後，中國於2010年1月30日中止了軍事交流。作為回應，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錢利華少將指出，解放軍「對美國這種嚴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以及傷害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表示極度的憤慨與強烈的譴責。」儘管在隨後九個月中止交流的期間，華盛頓和北京仍然維持工作層面上的交流，但是双方日常的軍事交流直到2010年的第四季仍未恢復。
美、中兩國進行軍事交流關係的根本目的，乃是對彼此為了實現政治與戰略目標，有關軍事力量的角色與運用的一些構想，希望取得更好的瞭解。更精確地說，在出現緊張局勢的期間，彼此的工作關係最為重要。從長遠來看，一個具有全面性功能的關係，應當有助於双方對於可能的合作與競爭，可以發展出更敏銳的理解。在2010年6月舉行香格里拉對話的談話中，當時的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宣稱，美國國防部的期望「與歐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的期望一樣：在各個層級進行持續、可靠的軍事交流，以便有助於減少誤傳、誤解及誤判的風險。」
美國與中國的軍事接觸與交流，乃是基於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原則，不斷進行對話，並相互降低風險。國防部遵循《2000年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公法106-65（1999）」第1201條款之規定進行這些工作，該條款提供給國防部長足夠的空間，來和中國發展軍事交流的計畫，以便支持美國的國家利益。
2010年的軍事關係
2010年9月間，在北京表達希望恢復軍事關係之後，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薛邁龍（Michael Schiffer）與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錢利華少將進行會晤，為2010年底及2011年初一系列的双邊軍事交流奠定基礎。
作為恢復双邊軍事交流的起點，2010年10月中旬，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與中國國防部在夏威夷群島火奴魯魯舉行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MMCA）的全體會議。在會議期間，双方就海上安全議題進行討論，包括解放軍一連串日益嚴密攔截美軍飛機在國際空域的作業。2010年10月17日，在河內舉行的東協國防部長會議場外，國防部長蓋茲與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舉行會談，當時梁光烈上將邀請蓋茲於2011年初訪問中國，並同意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與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進行互訪。
2010年12月10日，負責防務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蜜雪兒‧弗盧努瓦（Michèle Flournoy）在華盛頓主持第11次的防務磋商會談（DCT），與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進行會談，双方在會談中表達結束兩國間時斷時續的交流關係之重要性。此外，他們也就建立互信和擴大合作的可能機會進行討論，包括穩定朝鮮半島的共同利益。
弗盧努瓦副部長與馬曉天上將一致同意，以2009年當時的國防部長蓋茲與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所建立的七點共識為基礎，來發展有關軍事交流關係的框架。這次會談也為蓋茲的訪問中國，以及隨後在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的訪問美國創造了條件。
在2010年底軍事對話的恢復，使美國和中國的軍方坦率地討論了一系列的重要議題，包括朝鮮的挑釁行為；對伊朗、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憂心；以及跨國與戰略安全的議題。双方持續進行對話，尤其是高層的對話，是在面對國際安全環境挑戰時，形成共同方法的一個重要平台。
美國軍事交流的戰略
由於亞太地區及全球性的安全環境錯綜複雜，所以需要美國與中國的軍隊之間進行持續性的對話。美國的立場是，我們與中國的接觸應當在共同利益的領域上擴大合作，提供一個論壇，坦率地來解決分歧，並增進彼此的瞭解。美國了解到持續及可靠的軍事關係之價值，並將這種軍事關係視為美、中全面關係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美國國防部計畫與中國進行軍事交流，以支持「21世紀積極、合作及全面的美、中關係」的遠景，這也是美、中元首一致贊同的目標。持續的軍事交流可以強化美國的政策目標，促使中國的發展能夠符合國際規範，並有利於區域及全球問題的解決。美國的國防戰略強調，美國應當與中國進行長期、多方面的國防交流。這項工作的目標在於紓解短期內的挑戰，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追求並提高美國的國家利益。
我們與中國的軍事交流有三個總體目標，以支持更廣泛的關係。首先，軍事交流能夠使美、中的軍隊建立起合作的能量，這可以通過交流活動來提高或促進我們在戰術或作戰層級的互動能力。其次，我們以消除誤解和促進共同對話基礎的方式來進行交流活動，能夠培養對彼此軍事體制的理解。第三，軍事交流可以使双方的最高領導人共同應付全球的安全環境及相關挑戰。這種互動可以促成解決挑戰的共同辦法，並可作為建立更有效益的工作關係之橋樑。
美、中軍事交流關係的機遇和挑戰
歐巴馬總統在2011年1月重申，美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創造了與美國合作的新機遇，其中包括維持和平的努力、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以及反海盜作戰。同時，解放軍的發展也存在著摩擦的潛在源頭。
亞太區域面對著一系列的挑戰，其中包括新興強權、衰落的國家、核武與彈道飛彈的擴散、極端份子的暴力、以及可以破壞全球商業關鍵性動脈的新技術等。國防部長蓋茲曾經指出，「要應付這些任務，並非由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單獨完成的」。中國日益成長的經濟和軍事能力，使它成為促進區域穩定很自然的合作夥伴。而美國的立場是，双方在某些議題上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但卻不應當阻止我們在共同利益的領域上進行合作。
在2011年的年初，國防部長蓋茲接受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的邀請訪問中國。蓋茲在與梁光烈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儘管兩國在真誠的「戰略瞭解」上有所障礙，但是双方仍有許多機會在一些領域上建立並提升双邊的合作。
中國在反海盜、聯合國維和任務、以及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能力，開啟了與美國及國際社會進行合作的新途徑。隨著中國軍方發展對鄰近區域投射醫療和人道救援的能力，美、中兩國從這些努力當中，將可一起合作並共享「汲取經驗」的機會。
双方的國防部在2008年簽署了一份有關檔案的協議，首度允許美國查閱解放軍有關在中國失蹤美軍的資料，包括從二次大戰、朝鮮戰爭和冷戰期間在中國失蹤的美國軍人。該項協議的結果，國防部戰俘與失蹤人員辦公室在計算在中國失蹤美軍數量的工作上，獲得緩慢但穩步的進展。從檔案的研究發現美國海軍在韓戰中的墜機現場，因此在2011年2月，由解放軍檔案館的代表支援美國進行重返現場的作業。
透過双邊和多邊演習，美、中兩國有機會加強戰術上的合作、交流與信任。此外，双方中級與初級軍官、專業軍事教育機構之間的互惠交流，可以培養双方新世代的領導人能夠妥善處理這種日益複雜且重要的美、中關係。馬倫上將（ADM Mullen）在《21世界海上力量合作戰略》的演說中指出，在美國的海洋戰略中，「信任與合作不會在突然之間激增」，透過和平時期的互動所獲得的能力，能夠培養出合作的習慣與安全通信的常規，如此才可以降低風險並化解緊張。
中國軍事發展的速度與範圍，加上相對缺乏透明度，仍然是美國和我們的區域盟邦及夥伴們所關注的焦點。近年來，中國偶爾會展現它在亞洲的自信，尤其是在海洋領域方面，這種趨勢導致中國和一些鄰國之間，在東海及南海具有爭議的海域上產生摩擦。
此外，對於沿海國家在本國領海範圍之外的海上及空中權利，美國和中國依然持有不同意見。在2010年，有數架解放軍戰機對在國際空域作業的美國軍機進行不尋常的近距離攔截。在最近幾年，中國船隻也曾經騷擾在中國領海之外作業的美軍調查船。
要處理這些挑戰，並確保不把双方的關係界定為或升高為危機，則持續且可靠的軍事關係至關重要。我們的軍事交往應當鼓勵以開放和實質討論戰略議題為基礎，來進行持續性的對話，如此將可支援抑制衝突的發生，並降低誤判的風險。儘管中國領導人一再重申，承諾要維持可靠的軍事關係，但是他們也把持續交流與「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掛勾在一起。
專題一：中國發展中的海洋戰略
中國海上安全利益的提升
作為歷史上的陸上強權，中國越來越把海洋領域當成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的來源。中國發展中的「海洋意識」，反映在高層的言論和資源配置當中，可能會在亞太地區及更遠之處造成深遠的影響。許多中國官員和公民，都將海上力量視為成為「大國」（great power）的先決條件。本章將討論中國對海洋領域的關注，尤其是著重在安全領域上，其中要釐清影響中國對海上利益思想的催化因素，以及中國為了應付這些挑戰所採取的步驟，包括發展海軍、制定法律、改善民事的海上執法、以及外交的主動權。最後，本章將提出中國特定的海上利益，以及未來中國可能的態勢將會如何發展。
在2010年《中國海洋發展報告》中，中國國家海洋局（SOA）宣稱，「建立海上力量是中國在21世紀的歷史性任務，而2010～2020年的10年間，將是完成此一任務的關鍵性歷史階段。」儘管中國似乎缺乏正式的海洋戰略，但是中國官員、軍事戰略家與學者都在關注，海上力量對中國的利益愈來愈增加的關聯性。
「海洋意識」的演進
自從1980年代初以來，兩個重要因素促進了中國海洋觀念的轉變。第一，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由於中國所擔心的主要陸地衝突，包括與俄羅斯爆發核戰的可能性，都已經平息下來，所以北京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一系列的挑戰上，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擔心將會逐步朝向法理上獨立的國家。
美國在1995～1996年台海危機中的反應，強調中國必須面對美國軍事干預的可能挑戰，也凸顯出發展現代化海軍的重要性，以便能夠實施反介入／區域阻絕作戰，或是解放軍的術語「反干預作戰」。
第二，中國日益擴大的經濟利益，包括海上貿易與海洋資源的開採，影響到北京對海上力量的看法，因為這與國家利益有關。胡錦濤主席在2007年的講話中聲稱：「開發海洋資源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任務之一」。中國把海洋視為重要的資源，可以提供漁業以及潛在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儲藏。
海洋也是貿易的主要動脈，支援中國的經濟健康發展，中國的進出口有將近90%都是經由海洋運輸。在1993年之前還是石油出口國的中國，如今進口的石油超過總消費量的一半，其中超過80%的進口石油都要經由麻六甲海峽和南海。此外，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集中在沿著東部海岸的人口稠密中心。會影響到這些沿海區域的衝突事件，將會對中國造成重大影響。
發展中海軍戰略
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解放軍的劉華清上將指揮著裝備不足、缺乏訓練的海軍部隊，後來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在由解放軍地面部隊主導的戰略文化下，他開始推動海軍現代化的事業。一直到1986年劉華清將軍制定解放軍海軍的「近海防禦」戰略之前，海軍主要著重在「抵抗入侵與捍衛祖國」。
通常被尊稱為「現代中國海軍之父」的劉華清將軍於2011年1月去世，他要求海軍在中國沿岸地區以外進行作戰，並呼籲最終必須發展航空母艦。雖然他的許多建議過了好幾年才獲得支持，但是他的觀念從根本上影響了中國戰略家對海上力量的概念化，以及處理海洋戰略的方式。
雖然沒有具體界定的範圍，但是近海防禦的範圍一般被描述為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海洋空間，或是有時候包括黃海、東海、以及南海的「第一島鏈」。近年來，解放軍海軍開始強調所謂的「遠海」任務，這是根據「第二島鏈」大致所劃定的一個區域，從日本北部延伸下來，通過北馬利安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和關島。
考慮到更遠地區的突發事件，以及一些和平時期的作戰行動，包括反海盜的巡邏任務、人道和災難救助、以及非戰鬥人員的撤離行動，這些和平時期的行動，為解放軍提供了寶貴的作戰經驗。
新的安全利益驅策軍事需求
1990年代初期，中國憂心忡忡地看到一些更現代化的軍隊，採用高科技的武器和平台，正逐漸改變現代戰爭的本質，包括海洋領域的現代戰爭在內。在許多中國的戰略家和軍官看來，發達國家所取得的軍事進展，使得以海岸為導向的解放軍海軍顯得很過時、能力不足且脆弱不堪。隨後，中國的領導人就帶領著解放軍，準備進行作戰並贏得「現代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高技術」一詞後來被「資訊化」所取代，反映出以網路為中心的戰爭和資訊技術的重要性。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1992年第十四屆黨代表大會的演說中，闡明必須保障中國日益發展的「海洋利益」。在隨後大約20年的時間裡，中國通過海軍發展、立法、民事執法和外交管道等手段，來追求它的海洋目標。海軍充滿抱負的採購計畫，彌補了中國海軍在1990年代之前和整個90年代諸多的能力差距。如今中國擁有一些有限度的能力，可以應付陸基航空兵航程範圍以外的海上威脅，包括深入南海和西太平洋進行有限度的武力投射能力。儘管這方面的進展很緩慢，但是隨著新系統的投入運行而加快速度，而且中國海軍部隊透過在沿海地區以外的作戰行動，獲得了額外的經驗。
中國的文職和軍事官員都強調，經濟推動了中國海洋利益的提升，這反映出大家感受到經濟福利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愈來愈密切。解放軍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在2006年聲稱，中國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來保護漁業、資源開發和能源戰略通道的安全」。這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尤其重要，因為它的正當性建立在持續發展的承諾上。
中國的海上利益，包括領土和主權爭議、資源利益、以及對重要海上交通線的依賴等等，仍高度集中在亞洲。因此，中國海軍的定位明確地把該地區列為重點地區。但是解放軍正在承擔更多「全球性」的任務，這反映出一種看法，也就是中國的經濟利益，包括隨著中國公民的商務船運和投資計畫如今已經遍佈全世界，這也反映出中國想要扮演「大國」地位的願望。中國的領導人已經發出明確的指示，解放軍海軍在保護中國廣泛的利益上，將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胡錦濤在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不久後的2004年，發佈了「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一般稱之為「新歷史使命」。除了重申武裝部隊在支撐中國共產黨統治的角色，以及捍衛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之外，「新歷史使命」也強調解放軍在保護中國日益擴大的「國家利益」及「確保世界和平」的角色。
為了在中國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之間建立明確的聯繫，「新歷史使命」將在中國的海洋周圍以外執行任務，建立起正當的合理性。雖然解放軍仍著重在區域性的突發事件，但是「新歷史使命」暗示，中國對利益的追求不會受到地理範圍的限制，而且也將推展到可以應付各式各樣的挑戰。中國在2006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提出「多樣化軍事任務」的概念，擴大了「新歷史使命」，其中強調解放軍不僅要為執行傳統的軍事任務做準備，也要為「非戰爭軍事行動」（MOOTW）做準備。自此以後，解放軍海軍開始在反海盜行動、人道救援／災難救助（HA/DR）、以及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NEO）上投注更多的精力。
解放軍海軍一些新的「第一次」
自從2009年以來，解放軍海軍持續在亞丁灣進行的反海盜部署，可說是胡錦濤對這項政策轉變最顯著的表現。亞丁灣的任務並不包括海軍外交的因素，所標誌的是中國首度在區域性水域之外進行作戰部署。2010年9月，解放軍海軍的醫療船「和平方舟」號首次執行海外的人道主義任務，訪問了亞洲和非洲的五個國家。
最近，解放軍海軍首度參與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在2011年2月，解放軍海軍派出一艘在亞丁灣值勤的「江凱-II」級巡防艦，為中國公民撤離利比亞的行動提供支援。儘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徵性的意義，但是這次的部署行動證明了解放軍海軍能夠履行承諾，保護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中國公民。
中國的海洋利益
這些愈來愈「多樣化」的任務，並沒有取代區域性的優先項目，對中國的武裝部隊而言，尤其是海軍，台灣的挑戰仍然是「主要戰略方向」。除台灣問題之外，中國也面臨著幾個高度優先的海上挑戰。第一、強化並逐漸擴大中國的海上緩衝區，作為阻止外國攻擊或「干預」的手段；第二、促進中國海洋領土的主權主張，尤其是在東海和南海的主權主張；第三、中國正集中力量保護區域的海上交通線。
第四、中國希望提升中國的「大國」形象；第五、中國打算在可預見的未來，部署能夠存活的海基核武嚇阻力量。
擴大海洋範圍：長期以來，中國把黃海、東海、南海視為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區域。從北京的觀點來看，這些所謂的「近海」不但構成安全上的緩衝區，也潛在蘊藏著重大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中國企圖運用法律聲明、民事執法、以及海軍的資產，來促進中國在這個緩衝區內的利益。
在1992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宣佈南海是中國的「歷史性水域」。北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編撰中國對區域領土的主權主張，並對外國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活動予以特別限制。
顧名思義，專屬經濟區給予各國經濟資源的專屬權利，劃定的海洋空間從海岸基線不超過200海浬。但是中國企圖應用對專屬經濟區的安全限制，卻不符合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國際法慣例。企圖阻礙或騷擾具有主權的美國船隻和飛機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在中國的12海浬領海之外）的合法作業，一再製造美、中關係的摩擦。
區域的領土爭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之間，中華民國（ROC）開始把包括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整個南海，劃入一條「九段虛線」之內。雖然這種主權主張具有模糊的本質，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繼續主張虛線內的領域以及臨近的水域全部屬於中國。中國擴張性的主權主張，在不同區塊的部份或全部，分別與台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有所爭議。在最近幾年，中國對這些爭議採取高壓政策的能力不斷增強，尤其是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影響到敵對的南海主權宣稱國之間的安全感知。
中國利用民事執法和海軍資產追求其領土目標。最近幾年，中國海軍船艦和民事執法機構在這個區域更有自信，偶爾和敵對的主權宣稱國產生摩擦。在東海，中國與日本在海上疆界上存有爭端，疆界的劃分涉及領土爭議和海底的能源資源。在2010年，中國漁船在具有爭議的尖閣列島（釣魚島）附近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之後，東京和北京之間的緊張局勢升高。
中國越來越想藉由民事資產來執行廣闊的海洋主權主張，這些民事資產包括海警、邊防管理局（BCD）、海上安全管理局（MSA）、國家海洋測繪局（SOA）、中國漁政指揮中心（FLEC）、以及海岸警衛隊等。北京希望區域性的海洋領域議題以執法方式來解決，而不是採取軍事對抗的方式。北京也許估算，如果在這些問題上動用海軍資產，將會升高風險，並引起區域的敵意，使解放軍海軍在執行非軍事任務時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和先進國家相比，尤其是日本和美國，中國的民事海洋機構的裝備簡陋且運作不良，但是這些機構逐步在改善當中，而且在中國的海上執法方面，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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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中國在「遠海」的角色
大約在2004年胡錦濤主席闡述「新歷史使命」的時候，中國的官員和學者開始公開討論，中國應當拓展海上力量到什麼範圍，「遠海防衛」這一個詞在中國出版品開始出現的頻率就日益增加，海軍研究所（NRI）所屬的作者形容「從近海轉向開放海洋的海軍作戰」，是中國一個「必然的歷史選擇」，指明海軍力量必須「配合中國海洋利益的擴張」。 近年來海軍部署的趨勢，強調中國在有限「遠海」能力下的利益。一些中國的評論家主張，要持續從「近海防衛」的戰略轉向「遠海防衛」。其他許多人則認為，遠海防衛只是現有戰略的延伸或調整，而不是根本上的改變。中國2010年的國防白皮書重申解放軍海軍對近海防衛的承諾，同時也認知到要努力提升遠海的作戰能力。 最近，有一些海軍官員和評論家開始討論以前忌諱的海外軍事基地話題。海軍少將尹卓（已退休）在2009年底接受訪談時指出，中國需要一個「穩定和永久的補給和維修基地」，以支持海外的反海盜行動，這項談話引起廣泛國際媒體的關注。航空母艦的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將會實現，海軍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動機來提高支援的選項。 目前的情況尚不明朗，中國是否要追求適合支援遠距離作戰的傳統軍事「基地」，或是追求更有限的後勤補給的「一些地點」，比較適合在和平時期的部署，例如反海盜作戰和人道救援／災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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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上通道
自從中國以一個全球的經濟要角出現之後，幾乎完全依賴美國是安全和無限制的海洋領域保障者。中國有大約90%的貿易額是經由海上運輸在進行，而且，大約有50%的全球商業運輸經由區域性的水域。
這種依賴引起對海上運輸通道（SLOC）保護任務的更大關注。中國官員對麻六甲海峽表達特別的關注。即便最近中國的海軍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應付南海遠處，包括在麻六甲海峽的航行威脅，仍將面臨很大的困難。
解放軍海軍在亞丁灣的不斷努力，凸顯出中國的強大利益在於保護海上貿易，使其免受傳統和非傳統的威脅。美國歡迎中國為維護全球海域的安全和保障做出貢獻，亞丁灣的部署凸顯一點，在共同利益的領域上可以培養合作。
大國地位
中國極具抱負的海軍現代化，是中國民眾與領導人引以為傲的重大來源。中國已經部署最先進的戰艦進行海軍外交，並參與反海盜的聯合行動，許多中國人把海軍力量視為大國地位的先決條件。
中國的官員與評論家偶爾會悲嘆，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中唯一沒有航空母艦的國家。解放軍海軍預期在未來十年內部署航空母艦，無論是否具備實際的戰鬥能力，都可以做為國家榮譽的重大來源。
中國領導人體會到這種民族主義的情緒，把目前中國的海軍力量與晚清時期相比，當時被更現代化的日本和西方海軍輕易擊敗。在2006年12月27日，胡錦濤主席表達出對中國的海軍發展的信心，他向一群解放軍海軍軍官宣稱，中國現在是「海洋大國」，而且中國必須繼續增強並現代化海軍。
海基核武力量
中國繼續致力於部署海基的核武嚇阻力量。雖然解放軍海軍已經接收了「晉」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但是「巨浪-2」型的武器系統一再面臨挑戰。該系統並未如同國防部所預測的一樣，在2010年具備初期的作戰能力（IOC）。一旦中國克服其餘的技術障礙，解放軍海軍將可承擔核武資產的保護力量。
克服關鍵性的挑戰
儘管解放軍在各領域的進展屢屢引起關注，但是仍然存在的能力差距卻鮮為人知。舉例來說，對中國的軍事和文職領導人來說，亞丁灣的部署行動凸顯出遠距離作戰的複雜性。根據海軍少將尹卓的說法，亞丁灣任務「顯示解放軍海軍的裝備並不特別適合藍水作戰，………（而且）我們的裝備、技術，尤其是資訊基礎設施和通信方法的水準，以及我們在藍水海洋的部署能力，………仍然要走相當長的路，才能夠趕上西方國家。
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的區域性能力明顯提高，但是在近期之內可能發生的持續性衝突中，中國要把兵力投射到區域水域之外，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中國缺乏海外的基地和補給基礎設施，儘管最近取得一些進展，但是仍然需要依賴岸基的防禦工事。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正在逐步增加參與國際維和行動、軍事外交、反海盜作戰、人道援助和災難救助、撤離海外動盪地區的中國公民，以及演習活動，這些行動將會提高解放軍在遠離國土的作戰能力。如果這是中國領導人所追求的目標的話，這種作戰經驗終將有助於「全球性」的軍事存在。
評估未來
中國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的發展，根本上改變了北京對海上力量的看法。如今，解放軍海軍和中國民用的海事機構正在填補區域性能力的差距，同時也少量參與區域外的和平時期行動，而中國在區域外的行動能力仍然比較有限。任務範圍的擴大，反映出可以取得的資源以及中國日益多元化的利益。
除了區域性的利益之外，中國日益擴大的能力，可能促使中國更關注遠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挑戰。和10年前相比，許多中國海軍的新平台可以利用太空基地的通信、先進的感測器、以及區域防空，能夠在遠離國土的遠處提供作戰能力。目前在和平時期的行動部署，正在為解放軍海軍作戰人員提供區域外的寶貴經驗。
建立海外基地，並發展數艘航空母艦，可能是標誌著朝向一個更「全球化」任務的趨勢。如果中國有關海洋抱負的本質和範圍有更大的透明度，可能會有助於減輕猜忌，並可確保中國的海洋發展成為一個全球穩定的來源，而不是摩擦的來源。
專題二：中國的軍事交流
在過去十年，解放軍對外國的軍事交流日益增多。在作戰層次上，軍事交流提供了和其他國家軍隊（包括先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享作戰準則、戰術、技術和步驟的機會。在戰略層次上，軍事交流可以使北京展示其能力，以及它在國際體系中的新興角色。
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促進了兩個重要層面的合作。第一個是，解放軍的現代化擺脫了能力上的限制，使解放軍能夠與更先進的部隊在遠離中國本土的地方進行行動。例如就在十年之前，如果中國想要持續在亞丁灣進行部署，或是許多相關的對外軍事交流，對中國而言若非不可能，就是極其困難。
其次是，北京以日益增多的現代化武器平台（包括國外進口和本國設計的），很自豪地「大張旗鼓」。圍繞在2009年解放軍海軍成立60周年慶典上對國際的炫耀，凸顯出中國在軍事發展上愈來愈大的信心，並渴望展示這些成就。
傳統的軍事外交
高層訪問與交流，使中國有機會增加軍官的國際曝光度、向外國觀眾傳達中國的立場、更理解另一個世界的觀點，以及通過人際交往與軍事援助計畫，來促進對外的關係。
解放軍與外國夥伴的軍事交流，隨著國際形象的提升而成長，因而使中國軍官能夠觀察並學習外國軍隊的指揮結構、部隊編制、以及作戰訓練。自從2002年開始，解放軍海軍在亞洲及區域外的港口訪問次數逐步上升，解放軍在2010年維持對100多個國家的定期訪問，而且派駐外國的武官數量，從2002年的201人和2005年的220人，至少提高到300多人。在北京派駐武官的國家數量也在陸續增加，截至2010年為止，有102個國家在中國設立武官處，這個數字在1996年只有79個國家。
解放軍海軍在亞丁灣扮演的反海盜角色，使中國有機會提升作為一支現代化軍隊的形象，能夠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海軍一起行動。解放軍海軍在區域內以及在往來亞丁灣之間的港口訪問，加強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關係。
中國的軍事院校招收外國軍官前來學習。在2009年10月，有來自70多個國家的外國軍校生觀摩解放軍「前鋒2009」的軍事演習，其中包括實彈射擊演習。首度對外國軍校生開放觀摩的軍事演習是「前鋒2008」，據說該次演習包括一個裝甲旅在山區實施攻擊性的調動。
解放軍的第一個中外軍官混合培訓示範班，於2009年6月在空軍指揮學院舉行畢業典禮，該班包括了56名來自29個國家的空軍軍官，以及解放軍空軍的12名軍官。
聯合演習
解放軍參與越來越多各種領域的双邊和多邊軍事演習，諸如反恐、機動作戰及後勤。藉著觀察先進軍隊的戰術、指揮決策、以及使用的設備，使解放軍得到作戰的洞察力。
中國希望向世界呈現這些建設性與和平的活動，而不導向對抗任何其他國家。許多解放軍與外軍的演習，都是以反恐的名義來進行。北京曾經與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國、新加坡、澳洲舉行双邊演習，並與上海合作組織舉行多邊演習，還有和許多國家參與由巴基斯坦主辦的「和平－09」（AMAN-09）演習。在2010年，解放軍與外國軍隊進行五次的訓練演習，其中三次在中國舉行。
此外，自從2003年以來，中國至少六次邀請外國的軍事觀察員和常駐武官，來觀摩解放軍的演習，這種舉動使中國能夠凸顯「和平發展」的整體國家形象，並增加軍事透明度。
解放軍海軍例行性與外國軍隊進行搜救演習，其中包括與澳洲、英國、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紐西蘭、俄羅斯、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演習以訓練為目的，並與外國建立密切關係。
維和行動
在2002年之前，中國通常避免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因為他們對國際體系存有懷疑，而且也有「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既定政策。從1991年到1993年，中國參加柬埔寨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這是該項政策一個明顯的例外。但是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態度有戲劇性的轉變，尤其是自從胡錦濤主席在2004年公佈「新歷史使命」之後。
2004年1月，中國只派遣359名維和人員參加8個聯合國的維和任務，而每個分遣隊都不超過70個人。六年後的2010年1月，中國派出2,131名維和人員（全部都是非戰鬥人員）支持10個聯合國的任務，其中有五個分遣隊包含200人以上的軍隊。如今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中最主要的維和人員貢獻者，中國貢獻的人員包括民警；軍事觀察員；以及工程、後勤和醫療部隊。中國為聯合國駐海地穩定特派團（MINUSTAH）提供了好幾輪超過100名的警官。在2010年，中國承擔了大約3億美元的聯合國維和經費。
中國認為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有多重的目標，其中包括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展現支援在動盪地區的國際穩定、提供開啟並擴大情報蒐集的機會，以及加強與受影響地區的關係。北京也展現部署人員執行更危險任務的更高意願，例如在2006年，一名中國維和人員在黎巴嫩喪生之後，解放軍就增加對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兵力投入。截至2010年7月，北京派出超過400人的第7支維和部隊，去支援在蘇丹的「非盟－聯合國任務」（African Union-UN Mission）。
為了凸顯中國在維和行動上的興趣，中國在2009年7月設立國防部維和中心，這是解放軍第一個致力於專業訓練和國際交流的維和設施。後來在2010年9月，中國國防部與聯合國合辦第一個有關維和行動的高級指揮官訓練課程。雖然中國還沒有部署作戰部隊執行維和任務，但是北京已經公開討論未來的可能性。
人道救援／災難救助
在過去十年裡，解放軍不斷增加參與國際救援和災難救助的任務。投資於大型的兩棲戰艦、一艘新的醫療船、長程運輸機，並改善後勤，使得這種任務得以實現。自從2002年開始，解放軍已經在中國臨近地區的14個國家，至少參加了13次的緊急救援活動，而且在2010年1月海地發生地震後也趕赴救援。就像維和行動一樣，參與國際救援和災難救助，能夠讓中國對其軍事發展呈現正面的容貌，同時也提升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的形像。
2010年的年底，解放軍海軍新的醫療船「和平方舟」號被部署到亞丁灣，執行為期88天的「和諧使命-2010」（MISSION HARMONY-2010）任務，為解放軍海軍的反海盜艦隊提供醫療服務，並且對於在吉布地、肯亞、坦尚尼亞、塞席爾與孟加拉等國有需要的居民進行治療。這次任務標示了解放軍海軍首度在國外部署醫療船。
雖然解放軍人道救援的能力與能量仍然有限，但是中國正在尋求區域夥伴的合作來改善這些能力。中國和印尼起草了《東協國家區域論壇災難救援合作的一般指導方針》，引領未來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行動標準作業程序的發展，該指導方針在2007年7月被採納。
中國也知道，能力與能量的增長，將會提高外國對於提供支援的期待。比如說在2010年8月，評論家就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對巴基斯坦大洪水的反應速度太慢而且不恰當。儘管北京與伊斯蘭馬巴德的關係密切，但是比起其他國家，中國對於2010年災難的早期貢獻卻很小。
武器銷售
北京經營武器銷售來加強與外國的關係，並藉此獲得收益。雖然中國比較看重小型的武器與軍火貿易，但是中國的武器銷售也包括聯合發展或是轉移先進的武器系統。中國廠商主要銷售給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低價武器和較小的政治限制，提供了競爭上的優勢。武器銷售在提升貿易關係上也會發揮作用，尤其是涉及能源和珍貴的原料。例如對伊朗與蘇丹的武器銷售，以及其他形式的安全援助，加深了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有助於降低中國進口能源的成本。武器銷售在中國對資金短缺的國家施加影響力方面，也發揮了重大作用，因為許多那些國家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而無法得到其他的武器來源。隨著中國製造的武器在品質和射程方面的提升，北京將越來越能夠利用武器銷售作為增加影響力的工具。
從2005年到2010年，中國在世界各地賣出大約價值110億美元的傳統性武器系統。巴基斯坦依然是中國傳統性武器的主要客戶，北京與伊斯蘭馬巴德在武器銷售與國防工業上均有合作。北京對伊斯蘭馬巴德的武器銷售包括：JF-17戰機及相關生產設施；搭載直升機的F-22P型巡防艦；K-8型噴射教練機；早期預警與管制機；坦克；空對空飛彈；反艦巡弋飛彈；飛彈技術；以及小型武器與彈藥。銷往其他國家的武器包括有：戰機、運輸機、以及噴射教練機；直升機；坦克；空中防禦裝備，包括雷達、火箭砲、軍用車輛、巡邏艦、飛彈與飛彈技術；以及小型武器與彈藥。
中國對準有利基的市場，推銷俄羅斯及西方供應商不願提供的武器系統，這些系統包括加裝有全球定位系統（GPS）與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SNASS）的多管火箭發射系統，以及已經行銷市場並銷往中東和非州夥伴的短程彈道飛彈。
與世界主要的武器銷售國家來比較，中國的軍售數量並不多，但是隨著中國國防企業的行銷，並逐漸增加出售精密且價格負擔得起的武器系統，則未來對中國武器的興趣可能會提高。而且，中國也提供慷慨的付款選擇權和技術轉讓，來說服其他國家購買中國廠商生產的武器。
中國的武器銷售
從2005年到2010年，中國在世界各地賣出大約價值110億美元的傳統性武器系統，項目包含從一般的物資到主要的最終產品，不一而足。由於中國國內國防工業的提升，中國在未來幾年的武器出口可能會增加。雖然中國的國防工業主要是以供應解放軍為導向，但是對外的武器銷售也很重要。武器銷售不但是提供培養與重要戰略夥伴關係的一種手段，像是巴基斯坦，同時對它的國防工業也可以產生收益。中國的國防企業正在行銷並出口武器到世界各地，大多數都銷往亞洲和中東／北非。由於中國的武器裝備在品質上的適度提升，加上相對低廉的成本和優惠的付款條件，所以中國能夠贏得這些市場。
對不穩定地區的武器銷售
若干中國廠商持續供應武器給在不穩定地區的客戶。
- 伊朗：中國支持聯合國安理會1737號、1747號、1803號、1835號、以及1929號的決議案。雖然中國聲明承諾將會全力並忠實執行對伊朗的1929號及其他的決議案，但是中國也聲明它並不支持超出聯合國決議內容以外的制裁。中國聲明贊成美國的觀點，一個擁有核武的伊朗，將會對區域及國際形成極為嚴重的威脅，美國在這個議題上將會繼續和中國進行密切合作。有些中國給伊朗的武器轉移，導致美國對中國廠商的貿易處罰和制裁。有些中國廠商提供給伊朗的武器，被發現已經轉移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恐怖組織，這是美國需要繼續監控的一個嚴重問題。
- 蘇丹：中國有時候會運用它對蘇丹政府的影響力，積極處理國際社會對達佛（Darfur）滅絕危機的關注，並支持南北蘇丹達成全面的和平協議。但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中支持喀土穆（Khartoum, 蘇丹首都），包括阻止對被控暴行的蘇丹官員進行針對性的制裁。儘管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556號（2004年）和1591號（2005年）決議案，兩者都禁止把武器轉移給達佛，但是中國卻繼續出售武器給蘇丹。在2004年到2006年之間，當時在達佛的暴力行為是最高峰，其中銷售到蘇丹的小型武器，有90%來自中國。中國卻辯稱武器銷售是構成正常商業關係的一部分，而中國廠商所供應的武器，並不表示會用在達佛。但是聯合國的專家團體和非政府組織（NGO）的報告指出，中國的武器被蘇丹政府用於達佛的戰鬥行動中。
結論
北京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會隨著在動態安全環境中對自身利益的感知而發生變化。由於中國的區域利益和國際利益的擴大，所以中國參與額外交流的動力也會加大，尤其是在維和行動、人道救援及災難援助、以及聯合演習等方面。除了進一步加強解放軍的現代化之外，這些交流也很可能用來發展中國的政治關係、緩和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並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尤其是在亞洲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