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fined 第 24 期 封面

前言

本專輯是今年9月21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國際研討會的報告書。本輯目的在於提供給更廣泛的讀者朋友能閱讀當天的論文與討論的主旨。 「中國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崛起已經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中國今後的動向,使亞洲陷入一個不確定的時代 (age of uncertainty),尤其是對亞太區域安全與穩定造成威脅性衝擊,導致周邊國家紛紛採取因應措施。而台灣一直處於中國各種威脅的陰影下,要如何採取足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台海和平的政策,乃是迫切課題。 今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在新加坡舉行的第11屆亞洲安全會議上表示,美國的國防資源將持續轉向亞洲,到了2020年,美國海軍會將60%的船艦部署在亞洲,包括6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和驅逐艦、瀕海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亞洲的軍演次數。這是美國宣示要重返亞洲後,潘尼塔在軍事部署上最明確的一次說明。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地圖也加緊腳步進行布局,近年來除了與日本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確立美日同盟為東亞穩定的基石,更亟思與亞太區域國家建立並強化彼此的同盟關係。台灣面臨中國強大的武力威脅,本身位居重要的戰略地位,更應思考在此戰略新情勢下必須扮演何種角色並肩負何種任務,始能謀求國家最大的安全及發展利益。 本協會針對當前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崛起的新情勢,於9月21日舉辦「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由於國家安全乃是超黨派的議題,本協會特地邀請民主進步黨蘇貞昌主席蒞場發表專題演講,闡述民進黨的國家安全戰略與中國政策,並對近日釣魚台紛爭發表看法,讓社會大眾了解最大在野黨的政策方向。 同時,本協會邀請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義以及美國亞洲問題專家林霨(Arthur Waldron)教授、日本拓殖大學校長渡边利夫、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金田秀昭發表論文,並且邀請國內著名專家學者共同研討,冀望有助於尋求台灣在當前新情勢下有利的政策選項,以符合台灣整體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平衡點。 所有與會的專家學者在研討會中提出許多極具價值的觀點,本協會謹此提供本專輯給各界參考,冀望有助於台灣國家安全戰略之擬定。 最後,我們借此機會再度感謝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以及各協辦單位與各界人士鼎力贊助,還有本會全體同仁的認真努力,始有這項成果,在此一併致謝。 理事長 羅福全 2012年10月20日

「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開幕致詞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諸位貴賓、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謹代表台灣安保協會歡迎大家來參加2012年度國際研討會,大家來共同討論「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議題。在2011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們曾經提出,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非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一年來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戰略上的影響力,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 二十年來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成功的牽引東亞經濟起飛,如今是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在金磚(BRIC)四國中居首領先,近年來其外匯存底資助美國與歐盟債務危機功不可沒。但是中國崛起的另一個層面是在軍事上逐步提升對亞太周邊國家的擴權與進出,2010年以來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邁向海權國家,逐年提升與亞太周邊國家的爭執。導致美國在九○年代冷戰結束後,又一次重返亞洲。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內的東協區域論壇上,中國宣稱南海140萬平方哩為中國「核心利益」如同西藏與台灣。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對此公開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經解決各種領土爭議;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 2012年6月中國宣佈在南海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領域成立「三沙市」並派遣巡邏艇衛護這一區域,這一年來,中越與中菲之間在這個海域紛爭不斷,這一個月中國就釣魚台問題全面提升中日二國緊張。2012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第十一屆亞洲安全會議上宣示美國重返亞洲,準備在2020年,美國海軍船艦由目前50%增加至60%部署在亞洲,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多數的巡防艦和驅逐艦、濱岸戰鬥艦以及潛艦,並增加包括印度洋的亞洲軍演次數。潘尼塔並於6月5日到印度拜訪印度首相辛格(Manmohan Singh),表達美國在亞洲提升海軍佈署是基於「Rebalance」(軍事力量的再平衡);針對中國擴建海軍,美國希望與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同盟及友好國家關係緊密化,並宣示美軍在這一區域的存在(presence)。6月4日,美國國防政策刊物「Defence News」(國防新聞)亦刊載潘尼塔稱日本為區域安全的「基石」,強調日本是支持美國非常重要的同盟國。潘尼塔國防部長在這短短數天內強調,從日本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美國決心提升同盟國的參與,並保證美國提升海軍力量,以維護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太區域安全。 美國宣稱重返亞洲,美國與台灣的互動關係也有很清楚的交待。2011年9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對台灣58.5億美元的軍售時,美國重申「對台六項保證」。所謂「對台六項保證」是1982年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的承諾。其中最重要的第四項是「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也就是美國繼續對台灣提供必要的軍售。第六項更明白表示「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換言之,美國重申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 綜合2010年以來由於中國崛起,包括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中國在2010年宣示南海為中國「核心利益」以來持續提升在亞太區域周邊海域的軍事力量。第二、美國重返亞洲宣示後,已具體地加強在亞太區域的軍事力量,期能維持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再平衡。第三、美國重返亞洲後,開始加強與印度、東南亞諸國、紐、澳、台灣、韓國、日本等同盟關係或新的信賴關係,逐步形成如同連線對中國的制衡力量。 在這裡應該強調的是美國的戰略佈署,並非冷戰時代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對中國更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基於2005年美日同盟戰略目標所標榜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大國建設性角色。美日與中國並非敵對關係,而是在正式邦交關係的基礎上展開經貿、外交等互惠的關係。重要的是,勸阻戰略能否發揮效用,必須對中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這兩年美國宣示在亞太區域擴大軍事力量,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所稱,是基於「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不希望因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軍事佈署,而失去對中國制衡力量。 就台中日三角關係而言,台灣的戰略地位是日本生命線上的重鎮。日本的貿易尤其是海外資源的補給的四分之三是由琉球群島通過台灣海峽或台灣東海岸,經過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連接到中東的石油與非洲礦產的一條航線。對中國而言,中國石油礦產的輸入也通過同一路線。胡錦濤曾擔憂「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表示中國進口的石油90%必需通過這一條航線,也是中國的生命線。 進入21世紀,中國各項能源及資源需求升高,以石油為例,2003年石油進口為1億噸,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依此推算,至2020年時,中國進口石油將超過3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目前中國的能源及資源產地,絕大多數為中東及非洲地區,故在維護由南海通過麻六甲海峽至印度洋的運輸線時,成為中國海軍必須解決的問題。所謂「珍珠項鍊」便是一項中國的戰略佈局。自2005年起,中國利用軍事外交手段,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拖特港、緬甸科克島及柬埔寨西哈努維爾港等建立海外基地,以突破「麻六甲困境」。 無疑的是由台灣海域連接南海一百四十萬平方哩的海域通過麻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的航線對日本與中國都是一條生命線。因此台灣是日本所不能輕易放棄的戰略性據點。從冷戰時代以來五十年,美日同盟是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在這一次中日釣魚台紛爭,美國對中國明確宣稱釣魚台是美日同盟所適用的範圍,其用意非常的清楚,不容中國對釣魚台使用武力。1996年以來由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不斷提升同盟關係,台灣的戰略地位也深受其惠。 綜合亞太區域的戰略局勢,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迎接新的時代。台灣如何展開新的「中國政策」不止關係到台海和平,也是整個亞太區域如何維持現狀及和平穩定的指針,深受美、日與亞太國家所關注。 只要中國與包括美國的亞太國家之間在軍事上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便足以勸阻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始能維持台海和平。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立場,在今年又提出「一國兩區」的主張,在國際上引起台灣是否開始「傾中」的疑慮。民進黨以在野立場亦開始摸索,以維持台灣主權為出發點,希望展開與中國和平對話。另一方面,中國與台灣的經濟關係歷經20年的互動發展,但是近年來台灣經濟是否因為過分依賴中國而使台灣經濟陷入下滑不振的困境。台灣過分傾中的經濟政策面臨重新調整的時候。 我在去年台灣安保協會的國際論壇曾經提出一個見解: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將來能否如同台、韓一樣,從一個黨、政、軍結合的專制國家逐步走上民主化國家;或是會以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後盾,逐步傾向軍事冒險主義國家,中國要走那一條路?後者將使亞太區域逐步邁向一個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為此,美日同盟與亞洲民主國家的連線也在提升足以制衡的軍事力量,構築一道具有阻嚇力量的防波堤,期能抑止任何國家之間有關領土或領海的衝突。這並非與中國敵對,而是希望能促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美國一再宣示重返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個大環境中,台海的和平是維持亞太區域均勢(balance of power)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同時,台灣也是亞太區域中擁有民主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重要夥伴。

「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開幕專題演講

蘇貞昌 民主進步黨主席 台灣安保協會的羅理事長、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川村常務理事、各位與會的國際和國內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貞昌很榮幸應邀參加「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這場研討會舉行的時機,適逢近來亞太安全情勢多事之秋的敏感時刻,格外引人重視。 中國崛起的矛盾情結 「中國崛起」已經不是一項話題,而是事實。「中國崛起」為國際社會帶來的影響,更是擴及政治、經濟、軍事、能源、外交、環保與民主等各層面。有人看見「中國崛起」光鮮亮麗的那一面而認為機不可失,主張進軍中國市場;有人擔心「中國崛起」會成為亞太區域霸權,製造區域安全的不穩定;即使中國自己也陷入矛盾,對內強調「維穩維權」,確保即將到來的十八大權力交接平順穩定。對外則是保持「韜光養晦」,迴避承擔崛起大國必須承擔的國際責任。這也構成亞太地區各國都對中國抱持既期待又戒備的矛盾心情。 近期釣魚台與南海衝突的遠因 2009年年底,美國總統歐巴馬就任後第一次進行亞洲與中國訪問前,許多亞洲國家就呼籲美國繼續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避免中國霸權快速擴張。果然北京不但未能滿足國際期待,扮演「負責任利害關係者」的角色,更高舉在西藏、南海甚至台灣的主權領土完整作為其「核心利益」,挑戰亞太地區的和平秩序。 因此從2010年起,我們陸續在朝鮮半島、東海與南海等區域,見證美中兩強的外交與軍事角力。美國雖然否認「圍堵」中國,也持續透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來與中國交往互動,但不容否認的是,美國結束在中東戰役,呼應亞太安全盟邦訴求,在外交與國防政策上開始「轉進亞洲」(pivoting to Asia),強勢主導亞太地區的安全,採取「避險」(hedging)與「再平衡」(re-balancing)的衝突防範戰略,同時深化與日本、南韓、印度、東協、澳洲等國的安全同盟。台灣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安全大棋盤中,卻因為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過於「傾中」而儼然成為安全上的缺口。 從這個角度來回顧,最近有關釣魚台與南海情勢的緊張情勢升高,絕非突發,而是早有遠因可尋,更與中國近年來積極發展遠洋海軍,試圖突破第一島鍊、甚至第二島鍊的海權戰略息息相關。 另一個激化衝突可能性的變數是,相關主要國家近期都面臨國內政治的變化,包括中國十八大的領導班子更換、南韓與美國將進行總統大選,日本可能舉行國會選舉、台灣執政的馬英九政府也陷入國內施政不彰的低支持度。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導致各國領導人透過外交議題的操作來轉移國內焦點,造成情勢更加複雜,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槍走火,引發軍事衝突。 特別在釣魚台事件之後,中國境內數十個城市爆發大規模的反日抗爭遊行,局面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儘管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背後有計劃的組織動員「反日」遊行,但這股社會力量卻也有可能轉變為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中國領導人處在經濟下滑與權力接班的敏感時刻,想必對這股民族主義情緒的可能失控也是戰戰兢兢。 台灣處在如此詭譎多變的衝突引爆點之中,既要堅定對釣魚台和南海領土主權的立場,但更重要的是將上述區域安全戰略變化列入國家安全政策的考量,才是平衡之道。 民進黨的釣魚台與南海主張 以釣魚台事件為例,過去民進黨執政時期,台、日兩國雖然都堅持對釣魚台的主權,漁事糾紛也偶有所聞,但兩國政府多能透過外交手段與漁業磋商化解歧見,八年間進行了十多次的漁權會談,釣魚台議題從未激化成為台日外交危機。本人擔任行政院長時,台、日兩國觀光客互訪人數也創下新高,日本成為台灣人心中最友善的外國第一名。 反觀馬政府上任迄今近五年,台日漁權談判僅舉行一次。2008年馬總統上任不到一個月在釣魚台海域發生「聯合號海釣船」事件,當時行政院長劉兆玄甚至說出「不惜一戰」。四年後馬總統連任不久,七月初保釣人士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台灣政府海巡署派船保護,結果保釣人士拿出的竟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八月初馬總統拋出「東海和平倡議」,但隨後台灣公務船再次補給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他們口中喊的卻是「釣魚台是中國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馬總統一方面提出和平倡議,另一方面又有上述明顯不一致的作為,且讓外界有台灣與中國合作的錯誤印象。 民主進步黨在釣魚台事件上的立場從執政到在野始終如一,就是強調領土主權、和平外交解決、避免衝突擴大、台日外交優先、捍衛台灣漁權、台灣不與中國合作。為了避免誤判造成失控,民進黨呼籲相關各造皆應冷靜以對。因此對於日本政府最近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的決定,我們認為此舉只會激化區域情勢緊張,無助區域穩定,我們呼籲馬政府應立即與日本政府交涉。同樣地,中國擅自將台海劃為其領海基線,卻未見台灣馬政府嚴正抗議,加深了國際社會認為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印象,民進黨也敦促馬政府嚴正向中國進行外交交涉,確保台灣主權與漁民權益。 在南海爭議上,民進黨執政時期曾提出「南沙倡議」,如今依然是堅持台灣在太平島的主權,但呼籲各造和平協商共同行為準則、維護公海航行自由。台灣應該積極與相關各國進行諮商,不應被排除在東協對話機制之外。民進黨也要求台灣馬政府對於中國擅自在南海諸島設立三沙市,將太平島劃入三沙市行政管轄的舉動,展現堅定捍衛主權的行動,不要讓外界認為馬政府默認中國與台灣在南海爭端上合作。 這就是民進黨認為台灣應該在亞太安全變局中扮演和平與穩定力量的明確主張!我們很清楚是站在主權、和平、穩定、對話、漁權以及不與中國合作的這一方! 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戰略思考 民進黨曾經執政過,如今雖然在野,但仍致力建構一個符合台灣國家利益、確保台海和平互動、促進區域情勢穩定的中國政策。民進黨最近正針對中國即將進行的十八大權力接班與後續的經濟、社會與人權挑戰舉辦公開論壇(Open Studio)的討論,未來也會深化與中國「庶民社會」的對話,全面並深入的了解中國。 更重要的是,未來民進黨對於如何因應「崛起中國」的討論與決策,絕不會只是建立在選舉考量或是國內政治思考,而是會將上述亞太區域戰略情勢的變遷納入,同時尋求與美、日等國的對話協商,讓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安全防衛網的關鍵重心。 面對中國新領導人接班後的不確定性,以及潛藏在中國經濟與社會底層的不安變數,民進黨認為台灣與亞太國家都應該抱持更為謹慎、冷靜與全面的態度來因應變局。用對話代替對抗、以和平化解衝突、用民主決定未來! 再次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預祝大會順利成功!謝謝大家!

給台灣安全保障研討會的話

小田村 四郎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長・前拓殖大學校長   此次台灣安全保障研討會的召開,本人從內心深感喜悅。我很抱歉,因為另有他用而不能參加,但衷心期盼研討會能取得豐富充實的成果。 然則,日本的近鄰除台灣以外已被非友好國家所包圍。如將在日本戰敗時或美軍佔領時期所不法佔領的領土,以固有領土名義日益成為既成事實的國家(如俄羅斯、韓國等),再如將無辜的日本人不法綁架甚至連消息都完全封鎖的國家(北韓),甚至更應該警戒的是巨大國家-中國的軍事、思想威脅。 自天安門事件後的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也著手大量擴張軍備。中國的國防預算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而在其經濟實力突飛猛進的背景下,現在已經明顯發展成為一個軍事大國。中國發展軍事的中心是加強海空軍,進而在網路戰力和太空戰力方面,也希望能擁有與美國匹敵的能力。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中國進入海洋的意圖。在東面,中國試圖從東海跨越第一島鏈,迫近第二島鏈;在南面,中國希望稱霸南海,威脅東協諸國;在西面,中國計畫從印度洋橫跨阿拉伯海,奪取非洲資源。 基於領土野心,中國早已宣稱圖博(西藏)、維吾爾(新疆)以及南海為「核心利益」,但他們最大的目標是台灣。自建國以來,中國即宣稱台灣為「固有領土」,甚至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不僅針對台灣獨立,連維持現狀都能做為攻擊的藉口。萬一台灣落入共產中國之手,不但台灣二千三百萬國民將遭到最壞的不幸,而且東海、南海將完全被中國掌控,台灣將成為中國海空軍(尤其是潛艦)的重要基地,做為中國海空軍稱霸西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據點。此點不僅會對日本確保海上通道造成嚴重打擊,對東亞甚至世界的自由主義國家都將成為可怕的威脅。 在43年前的1969年11月21日,當時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有關歸還沖繩的美日共同聲明中即指出,「確保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要素」,而現在的情況遠比當年還要嚴峻得多。 中國現在不只要併吞台灣,還稱日本固有領土的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島)為「核心利益」,甚至更進一步聲稱對琉球群島的領有權。中國的領土野心正朝向日本拓展。 因此,日台兩國是命運共同體,必須共同對抗中國的威脅。然而,由於目前雙方沒有邦交,無法進行正式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故有必要檢討包括民間私人的交流或透過美國等第三國的交流等各種方式。同時,我認為日本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以確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為首的國防體制,而台灣政府也要努力強化國防實力,同時對中台間的交流抱持高度的警戒心來處理。無庸贅言地,兩國特別是要與美國繼續保持密切的連繫。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中國軍力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的衝擊

──台、日、美的區域安全合作之建議 蔡明憲 前國防部長 一、中國軍力的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的衝擊 (1)自公元2000年以來,中國軍力急聚擴展崛起,尤其是它的海軍、空軍及飛彈的投射能量。中國的國防年度預算從14.6億美元(2000年),急昇到106.0億美元(2012年),這期間每年皆以超過10%以上的比例增加。相對的,台灣的年度預算卻從12.9億美元(2000年),降低到10.6億美元(2012年)。 中國解放軍對台海及亞太地區最大的威脅來自它的飛彈與潛艦的投射能量。根據美國國防部針對中國軍力所發表的年度報告(2010年):「中國擁有全球最積極的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的研發計劃」。中國此項龐大的飛彈研發及部署計畫,明顯企圖是針對台海及亞太海域的制空權及制海權,並因此完成其從近海防禦戰略擴展至遠洋防衛戰略,使中國的軍事影響力穿越第一島鏈,直逼第二島鏈,甚至挑戰美國在亞太海域的主導權。 (2)根據台灣情治資料顯示,目前中國二砲部隊部署了約1,500枚的短程飛彈(SRBM)面對台灣,其中以東風(DF)11型及15型為主。又依「美中經濟暨安全審議委員會」於2010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中國光在福建省就部署了射程300公里的東風11型飛彈750枚,另600公里的東風15型400枚。美國歷任政府雖然一直不斷要求中國停止部署或刪減數量,但毫無結果。中國對台戰略實質也挑戰了美日安保協議與亞太區域安全。 美國國會的研究報告(CRS)提到:中國強化其海軍包括潛艇的投射作戰能量,其最主要短程目標是奪取台灣,控制台海;長程目標是「因應海洋主權紛爭」、「保護海洋運輸航線」「主張大國的地位」等原因。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瓦良格號(Varyag),經過大改造後,不久將可配署中國海軍。另在10年內,中國計劃建造並部署1-6艘航母。至於搭載戰略彈道飛彈的潛艦,現在已部署了3艘,其中攻艦彈道飛彈「東風21D」是中國海軍「反介入」(Anti-Access;Area-Denial)戰略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另中國海軍,目前約有60艘攻擊性潛艇,包括12艘向前蘇聯購買的基洛級柴油潛艇,自行研發的傳統動力之宋級、元級攻擊潛艇。另,中國對美日本土具有核武攻擊能力的有晉級、夏級、漢級等戰略導彈核子動力潛艇。中國攻擊性潛艇的總數量已超過台、日總和,也嚴峻的挑戰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控海權。 (3)根據日本SAPIO半月刊2011年6月報導,中國潛艇過去數年確實屢次入侵台灣及日本領海,並曾發生靠近美軍艦艇並浮出水面,而震驚美國的例子。對各國海軍來說,反潛作戰能量(ASWC)是一個棘手的課題,尤其中國常規動力潛艇潛航中的音量已經變小,更增加美軍偵測的困難。又中國潛艇以提昇攻艦巡弋飛彈和魚雷的攻擊能力,這對未來美、日與中國海軍衝突的想定裏,威脅性及不可預測性日趨嚴峻。 中國海軍的戰略目標是確保能對台的動武作戰能力,以「速戰速決」、「首戰決勝」奪取台灣。當台海發生衝突時,中國海軍將企圖阻止或遲滯美國、日本等外國軍力介入,迫使台灣儘早屈服,進而控制台海及鄰近亞太海域。因此中國海軍的「反介入」(2A/AD)戰略,其最大目標當然是美、日的海空軍戰力,這對美日安保的亞太區域戰略利益已構成了嚴重挑戰了。所以,中國的對台戰略,就是對美、日的戰略。  二、台、日、美的區域安全合作之建議 (1)繼續強化台、日、美的雙邊或三邊針對中國軍力情資之交換與軍事合作的協商。 雖然台灣與美、日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基於共同的區域安全戰略利益,如何透過美國「台灣關係法」與美日安保協議,繼續強化既有的雙方或多邊的協商,相互交換對中國解放軍的情資及軍事動員合作,回應中國軍力的擴張而產生可能的誤判或衝突,以確保台海及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和平。例如:1996年中國對台灣試射飛彈的危機,及2005年中國潛艇潛越日本琉球及台灣海域等事件,皆是台、日、美三邊情資交換,回應危機而合作的很好案例。 相對的,台灣馬政府不應因「親中」「一中」政策與中國合作,來對抗日本或美國。例如在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的爭議上,台灣可以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應避免與中國一起合作對抗美、日,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攻奪戰略,是台灣當前最主要的敵對者。 (2)建置亞太區域共同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TMD) 根據「詹氏防衛月刊」於2012年8月初的報導,中國二砲部隊於今年7月24日,試射東風41型飛彈,載控核彈頭可摧毀任何超過五萬人口以上的美國城市,而且一次可配署10枚核彈頭,可分別瞄準所設定的目標。中國此舉,促使美國政府(國務院發言人)於今年8月底公開表示,美國將透過與盟邦協商,在日本領土南方與菲律賓,分別設置大頻道的預警雷達站,以攔截北韓及其他國家(中國?)的攻擊飛彈。此預警雷達及飛彈攔截防禦系統(TMD),預估必然涵蓋整個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域。據報導在台灣北部山區建置中的大幅度遠距預警雷達站,將於近期內完成部署啟用,其功能必能配合上述亞太區域飛彈共同防禦系統之整合,確保台海及亞太的安全。 (3)共同強化確保亞太區域的自由航行(Sea-Lane of Communication,SLOC) 由於中國近幾年來片面宣稱其在部分東海海域(釣魚台列島),及南海為其國家「核心利益」,引起日本、台灣、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對該海域的緊張與衝突,因而影響了此亞太海域的自由航行的機制。 台灣自1956年起迄今,實際控管南海中最大島嶼─太平島,並於數年前,建置簡易的飛機跑道及駐守人員。因此台灣可積極要求參與南海主權爭議等事的共同協商,和平解決南海爭議,並承諾參與遵行「南海共同行為準則」,確保南海及亞太區域的自由無害通行。台灣與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在南海的自由無害通行議題的互動上,有相當的程度的雙方共識與合作。台灣可積極擴大與美、日及東協國家,發展雙邊或多邊的協商,共同促使南海海域的自由航行之權利。 (4)繼續共同強化亞太區域「反恐」、「反海盜」、「海難的人道救援」的國際合作 自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恐怖事件」後,美國一直積極的與世界主要國家,包括台、日、中、韓及東南亞各國簽署「反恐」的共同合作計畫,其中包括機場、港口查驗,並對公海航行中的可疑船隻及海盜船,強制攔截檢查或接管。 台灣從過去迄今,對反恐、反海盜及海難的人道救援工作上皆有積極的表現與參與,這也是台海兩國可共同參與亞太區域多邊安全合作項目之一。 三、結論 台灣政府及人民必超越黨派利益,而應以台灣國家安全及台灣人民生命福祉為優先,強化自我防衛的決心與作為:落實「全民國防」、「國防自主」、「軍隊國家化」、「文人領軍」等法定政策;同時強化「三軍聯合作戰」機制(C4ISR),及國軍衛國保民的士氣與決心,及提昇國防預算運用績效,並繼續強化與美、日為主的區域安全聯防與合作,以確保台灣主權及台海和平。

中國霸權的海洋擴張與和日本的對應

──日台安全保障關係和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動向,對許多方面的意義來說,已成為區域和國際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特別是中國環繞海洋的霸權行動,更是增加各國對區域安全保障的擔憂。 自1978年導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採取改革開放路線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都持續成長為區域大國。另一方面,在軍事方面,中國核子武器的現代化,各種彈道飛彈和巡航飛彈或海空軍力的迅速現代化與擴張,以及太空和網路戰力的強化,同時近年來在東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持續採取霸權的行動。這種中國在海洋的霸權行動,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北亞地區,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發生摩擦,有時甚至出現情勢緊張的狀況等,從而引發區域或國際社會的警戒心。對於中國的這種動向,海洋國家日本該如何因應呢?  一,中國覇權的海洋擴張 中國從1970年代開始在南海向海洋擴張,自1980年代以後更向東海或日本領域週邊甚至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專屬經濟區(EEZ:Economic Exclusive Zone ),有逐漸擴大其向海洋伸張的趨勢。 起先是為了開發在東海的海底資源,在日中中間線西側海域進行資源探勘的鑽孔開始,1990年代的平湖油氣田,以及2000年以後的春曉(日本名白樺)油氣田的建設。另一方面,在有關釣魚台列嶼的爭議,自1971年至目前為止,中國利用軍艦、公務船、漁船與民間團體等,頻繁地採取對日本挑釁的行為,甚至在2010年還發生中國漁船在日本領海故意撞擊進行監視行動中的日本巡邏船的事件。 同時,中國海軍透過水面部隊(有時包括潛艇)侵入日本周邊海域,在1990年代以來被確認在東海西側採取編隊航行,2000年則以情報收集船繞行日本列島,自2001年以來更在日本專屬經濟區水域的小笠原群島,硫磺島和南西諸島(琉球群島)附近的西太平洋海域,甚至關島周邊海域等,不斷進行被視為對潛作戰用的海洋調查;2004年發生漢級核子潛艇非法潛航入侵領海的事件,2006年更在沖繩附近海域發生宋級潛艇在美國航空母艦附近浮出水面的事件。 最近幾年,中國更頻繁地進行多種,多數水上部隊的演習和訓練。2008年4艘驅逐艦組成的部隊從日本海侵入繞行日本一周以來,2009年又再發生一次(五艘),2010年再發生三次(分別是六艘,十艘和兩艘),2011年再發生三次(分別是十一艘,六艘和五艘),2012年到現在為止已經發生四次(分別是四艘,三艘,五艘和三艘),每次都通過日本的大隅海峽或南西諸島(琉球群島),甚至是台灣近海,甚至侵入沖之鳥島周邊的西太平洋或菲律賓海,進行各種海上訓練。同時,2011年也有兩艘軍艦通過對馬海峽在日本海航行。這些都是已經被確認的事實。 如上所述,中國海軍從沿岸,近海到外洋(遠洋)逐步擴大其行動範圍,進而變成在西太平洋等海域反覆進行定期的外洋訓練。中國此點具有向國內外誇示其遠洋行動能力與綜合戰力,或是在沖之鳥島周辺環繞專屬經濟區基點的日中爭論焦點(島嶼或岩礁)進行政治性示威行動的意義。更軍事性的意圖是研究美國和日本的對應,分析和積累資料,掌握敵我的優缺點,吸取經驗教訓,反映在今後戰略和戰術的擬定。 二、中國的海洋戰略 1980年代,深受鄧小平信任的海軍司令劉華清,在武力統一台灣之外,為確保本國防衛及天然資源,策定以連結日本列島、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婆羅洲的「第一島鏈防衛線」為絶對海上防衛線的「近海防禦」戰略。在這條防衛線内,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只是台灣,還包括日本的釣魚台列嶼在內的東海,以及ASEAN諸國主張領有權的南海。中國在將設定為本國防衛上的絶對防衛圏的「第一島鏈防衛線」和包圍中國大陸南岸線的南海加以「聖域」化的同時,更提出在東海的「制域」化,甚至伴隨著戰力的擴充和遠洋行動能力的提昇,將中國的前沿防衛圏(海防邊彊)向東方擴大,並開始著手將從千島列島西部、小笠原諸島、馬里亞納諸島(關島)到新幾內亞島的東經150度的「第二島鏈防衛線」的内側海域,做為戰略性的「緩衝帯」化。這條「緩衝帯」幾乎等於涵蓋日本的太平洋島嶼、專屬經濟區和重要海上航路(軍事及貿易)。 中國海軍將這條「緩衝帯」定位為終極凌駕海上自衛隊的能力,抑制爭奪西太平洋覇權的美國海軍的行動,在發生台灣問題等狀況時,能先期阻止海上自衛隊或美國海軍馳援部隊的海域。同時,為使「近海防禦」戰略能夠完整,以能在這個海域活動的戰略核子潛艦、攻撃潛艦為中心,進一步增強大型水面戰艦、可以進行空中加油的基地航空機和攻擊艦艇的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謀求構築「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 ,簡稱A2/AD)的戰略構想。近年來,以美國航空母艦為主目標的對艦彈道飛彈,以及第一艘航空母艦的服役也即將實現。與此相關地,中國海軍的戰略已超越歷来的「近海防禦」概念,而變成由胡錦濤主席於2007年提出的「遠洋防衛」概念。  三、中國軍事力量的増強 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原本是以因應「核心的利益」的台灣問題為目標,具體而言是以提昇阻止台灣獨立以及外國軍隊支援台灣的能力為最優先課題,但近年來卻鋭意建立遠超過遂行因應台灣問題程度的任務能力。 2010年,中國已擁有75艘戰艦的現代化水面艦隊,以及包括戰略核子潛艦在內的60艘潛艦等,具備遠超過台灣海軍甚至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陣容。同時,中國也致力於改善並擴充過去専家間所指出中國海軍的弱點─後方支援能力,並整備急遽増強中的水陸兩用艦,目前已擁有不只是針對台灣本島,更具備攻略釣魚台列嶼或南西諸島等日本南西方面離島的能力。 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的長期計畫,正如其國防及軍隊現代化的三階段發展戰略所示,揭櫫「在2010年奠定基礎,到2020年基本上實現機械化,達成情報化建設的重大進展,到21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目標」的目標。海軍被定位為人民解放軍的戰略軍種,提昇近海的綜合作戰能力,以及戰略嚇阻與反撃能力,進而謀求發展遠洋的國際合作及因應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威脅的能力。 若以此推論,中國鋭意持續進行的軍事現代化當中,可以想見的是以増強海上戰力為重點,以戰略核子潛艦或攻撃型潛艦(包括核子潛艦及傳統潛艦)、航空母艦做主軸的機動部隊為中心,謀求提昇各種現代化戰闘艦艇、支援艦種的綜合戰力。此種情形若繼續發展,再加上美國國防預算的長期降低,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enry Rumsfeld)所指出,可以想見中國到2020年就會擁有「超越美國海軍的大海軍」。不論此點是否真會實現,但中國今後以増強海軍力量為背景,日漸強力追求海洋覇權一事,絕對是不會錯的。 其中,藉由航空母艦艦隊的完成而増強的武力投射能力,將使區域的軍事平衡到達危險的水準,並將伴隨著中國政治領導人想要行使軍事力量的危險性。同時,正如先前漢級核子潛艦的潛航侵犯領海事件所見,人民解放軍誇示能力的冒險性意欲,很可能造成沒有軍務經驗的胡總書記或温首相,甚至以習近平為首的後継政治領導人,出現無法統制局面的危兆候。  四、周邊海域防衛和日美同盟 確保日本周邊海域或海上航路的安全若遭到阻礙,則不只是國際經濟,對區域或沿岸國家的安全保障,也將導致嚴重的悪劣影響。特別是對日本而言,海洋的自由利用是維持「生存」和「繁榮」的基本要素,海上航路的安全確保具有致命的重要性。然而,海上航路的範圍相當遼闊,單靠日本一國並無法確保安全。 日本戰後一貫重視並維持與提供強力海洋防衛承諾的美國合作(海洋防衛同盟)。在國際安全保障環境正大幅改變當中,長期來看,對處於國際社會「指導者地位歧路」的美國和「國家興衰歧路」的日本而言,海洋防衛同盟的維持特別緊要,兩國都期盼這項合作能夠繼續。 日美兩國雖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但在兩國關係中,擁有全球力量的美國和擁有影響力的日本,維持「兩人三脚」的互補關係極為重要。透過這種關係的維持,日美同盟不只是對美國和日本雙方有益,在以自由民主主義為基調的國際體系能安定維持與發展的意義上,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地域社會或國際社會,也將持續是帶來良好結果的重要因素。 更直接從安全保障的層面來看,當中國的戰略「緩衝帯」化的意圖日益明顯,則如何保全日本領域或專屬經濟區、台灣或海上航路的防衛即成為問題。如果參照這個海域的地圖,即可知連結日本列島、南西諸島、關島的三角地帯,與中國的戰略「緩衝帯」幾乎是一致的。以駐沖縄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遷往關島為契機,在這個三角地帯或東海,美軍和日本自衛隊若能積極共同運用航空機或船艦,顯現制海能力的話,或許有可能讓中國的野心受挫。換言之,這個三角地帶具有讓中國戰略「緩衝帯」弱化的「戰略三角洲海域」的意義。如此一來,日本自身極有必要謀求海空防衛能力(特別是海上防衛能力)的飛躍性充實。例如,日本有必要勇敢突破過去的禁忌,嘗試擁有核動力的攻撃潛艦或搭載戰術航空機的航空母艦等。  五、關乎存亡的重要的台灣防衛 台灣對日美兩國的戰略重要性無庸贅言。上述「戰略三角洲海域」西端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緊密相鄰。包括潛艦在內的中國海軍部隊,若要從第一列島防衛線侵入西太平洋方面,則絕對必須通過台灣近海。台灣若落入中國的支配之下,則這條海上要道等於免費通行。日美台三國共同對「戰略三角洲海域」的重要性重新認識,更進一步構築安全保障與防衛協力關係,如此應可遏止中國嘗試構築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構想的企圖。 關於此點,日美同盟有一定的進展。2011年6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會(2+2)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明白指出將敦促中國遵守國際的行動規範,採取強化中國提高軍事現代化或活動的開放性或透明性措置的方針,同時針對中國的海洋擴張,強調維持航行自由的原則,以及確保海上交通安全或海洋安全保障的必要性,進而強化日美澳的防衛合作,促進日美印對話,加強日美ASEAN安全保障協力等。日美同盟雖在民主黨取得政權以後,出現普天間基地遷移等停滯的部分,但也有進一步深化的部分。然而,台灣防衛問題依然不明確。 若台灣與中國的紛爭出現時,美國會參戰。如此一來,日本會啟動周邊事態法來支援美軍。由於戰場接近日本的領域,因此日本很容易出現認定為是對日本武力攻撃的事態,在這種狀況下,日本政府若有決斷,將會基於個別自衛權發動防衛行動來因應。然而,當有必要對参戰中的美軍或台灣軍進行軍事性支援時,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六、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日本政府應該從「雖保有權利但不能行使」這種源自憲法解釋的神學論争脫離,從現實來面對集體自衛權的問題。同時,對同盟國的美國當然無庸贅言,必要時亦須將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條件加以明確化,甚至應調整「武力行使的一體化」所衍生的問題。 原本基於聯合國憲章的「集體自衛權」即指,對與本國有密切關係的他國發動的武力攻撃,「(由於雙方的密切關係)客觀上等同於對本國的攻撃,其危險在現實上亦十分明白(該項攻撃視同對本國的攻撃)時」加以反撃的權利。在國際上一般性的解釋中,此點須滿足「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以及「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的兩個要件。 然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基於憲法第9條所容許的自衛權的行使,僅止於防衛日本必要最小限度的範圍,而行使集體自衛權將超越此一範圍,故為憲法上所不容許」,因此雖然認可個別自衛權的行使,但並不容許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換言之,日本政府在上述兩個要件之外,再加上源自憲法解釋的「反撃行為的限界性」的要件,結果變成採取不為日本國憲法所容認的立場。然而,從國際間的解釋來看,「反撃行為的限界性」是指行使集體自衛權時反撃的程度是否過剰的問題,很明顯地並沒有做為集體自衛權行使要件的性質。 另一方面,日美安保條約採取「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任何對一方進行的武力攻撃,即認為是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基於本國憲法的規定及程序,進行因應共同危險的共同行動」的立場。換言之,依日美安保條約之規定,美國對於在日本的施政權下的領域他國對日本的攻撃,或是日本對於在日本的施政權下的領域他國對美國的攻撃,基於「認為是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的行為」,日美進行「因應共同危險的共同行動」,很明顯地,此點係指容認兩國在日本施政權下的領域,基於自衛採取集體共同防衛行動。 尤有甚者,若再進一步推論條文的解釋,則即使是「在非日本國施政下的地域,他國對美國發動的武力攻撃」,若從其態様來看,視同「在日本國施政下的領域,任何對一方進行的武力攻撃」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話,則此點將被「認為是危及本國的和平與安全」,那麼受到攻擊的美國(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亦是可能的。  七、日台的安全保障關係 就日美同盟而言,兩國間的集體自衛權的確如上所述,但對並非同盟國的台灣來說,是否滿足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件,在日本卻連討論都沒有。日本政府除應謀求與台灣的國交正常化之外,應同時思考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或修改憲法,舉全國之力儘速進行包括集體自衛權在內等有關國家安全保障基本問題的議論。這項議論不止針對美國,更應包括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眾所周知,台灣大多数國民都非常親日,且在經濟、産業和文化等方面,都與日本存在著緊密的關係。在311東日本大震災時,全世界捐贈最高額援助金的是台灣。同時,日本國民也對台灣擁有極為親密的感情。 此外,在地緣政治上和戰略上,台灣這個一衣帯水的隣國對日本都居於重要位置,同時地處東北亞海上交通的隘路的台灣,對日本或區域全體的安全保障,都具有重要意義。假使台灣被中國用政治和軍事加以控制,則日本不只是在政治面和經濟面,甚至連軍事面也會遭到極大的打撃,此點是無庸贅言的自明之理。日本在台灣有事時應採取軍事性支援台灣的行動。 然而,由於台日間並不存在正式的邦交關係,如果台灣遭受來自中國某種形式的攻撃,日本應如何思考「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以及「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這兩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要件即成為問題。 在此必須思考的問題主要有下列四點。亦即,①台灣是否為聯合國憲章所指的「被攻撃國」(也就是說台灣是否為「國家」)?②與此相關連地,日本和台灣之間是否有必要締結如日美安保條約般的條約?③台灣主張釣魚台列嶼為台灣的領土,此點是否會否定行使集體自衛權要件的「與被攻撃國的密切性」?④相同地,前述台灣的主張是否會否定「與本國防衛的相關性」? 其中,在第①點及第②點方面,有必要進行國際法或國際政治層面的研究,此時雖然有導致日本議論集體自衛權特徴的神學論争死灰復燃的危險,但正如議論日美間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情況,透過内閣總理大臣發揮政治與行政上的強力指導力,仍然存在以政策上的決定事項(憲法解釋的修正)而容許行使的管道。亦即,如果因為某種事由而產生明確必要性時,日本政府可以立即承認台灣為國家,恢復正式的國家關係,甚至締結具備行使集體自衛權要件的條約。此種作法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關於第③點及第④點,也就是說台灣的國家方針是主張領有釣魚台列嶼,而不承認此點的日本要以國家意思對台灣行使集體自衛權,此等問題如何整合即成為重要的課題。 台灣雖然主張領有釣魚台列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灣極力克制以國家身份採取具體行動。同時,對於實效支配該列嶼的日本,台灣非正式地提出更具務實的具體要求─締結相關海域近海的漁業協定。 對於這種雖是非正式卻具實效性的漁業協定,日本除以主管者的身份與台灣之間透過某種形式締結之外,只要可能以暗喩或間接方式呈現日本的施政權及於該列嶼的話,當因某種事由產生明確的必要性時,日本毫不躊躇地將台灣納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此點是可能的。 現在關於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雖說是民間團體,在中國、香港加上台灣都掀起對日抗議行動,但這在政治上只有對中國有利。從此種觀點來看,當前最重要的是日台政府間對釣魚台列嶼問題的相互理解,並基於現實觀點締結「民間」漁業協定,雙方今後應朝此方向傾注努力。(此次台灣方面阻止台灣漁船的抗議行動,可說是極為適切。) 無論如何,對於台灣自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努力,吾等的期待是台灣以國家的自覺,認真提升對周邊海域或海上通路的防衛能力。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台灣應先讓全軍儘速熟習實際運用從美國引入具備強化C4ISR機能以海空為主體的現代化裝備,努力獲得「綜合性(Comprehensive)制海及制空能力」這種遂行現代化作戰的能力,並以國家的整體意志朝此方向邁進。如此,台灣才能在此一基礎上,思考朝向將來保有遂行戰略性對潛作戰、廣域情報収集、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防禦及海上防空等能力的必要。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中國崛起與日本的亞太戰略

渡辺 利夫 拓殖大學總長・校長 一、日本外交的「威信喪失」 此次被邀請擔任台灣安保協會「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研討會的報告人,本人感到非常的光榮。 那麼,雖然研討會第三場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日本的亞太戰略」,但很遺憾的是,日本長期以來並沒有所謂的亞太戰略。在東西冷戰期間,日本位於美國對蘇戰略的最前線,除提供軍事基地給美國之外,連自身的安全保障也都委託給美國。對敗戰國日本來說,當時並沒有其他選擇,而在此意義上,一般也認為是非常有效的戰略。但問題在於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安全保障仍是一面倒地依賴美國。 現在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國是中國。同時,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我們仍然看不到日本有想要自立的動向。 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 其中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關於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我想諸位都很清楚,故而在此不再贅述。我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對此事件的事後處理。這是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威信喪失」的一個事例,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例,首先希望諸位能耐心傾聽。  二、釣魚台列嶼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異様的事後處理 無庸贅言地,在日本領海内衝撞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中國漁船船長,當然被日本海上保安廳以妨礙公務罪加以逮捕。然而,那覇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那覇地檢)居然在保留處分的情況下,釋放該名被視為嫌疑人的船長。從主權國家的角度來看,這次漁船衝撞事件的事後處理真是不可思議。 事實上,日本首相官邸的意圖是想以那覇地檢的對應,讓此一事件簡單落幕。現在若就此事詢問内閣官房長官(秘書長),他一定會回答說:「尊重檢察獨自的判斷」。當時我即強烈地感受到:日本政權的中樞如果對於主權問題採取這種不誠實的態度,將會在日中關係的將來殘留重大禍根。 關於釋放船長的理由,那覇地檢在記者會上做如下表示:「若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再繼續拘留該名船長進行偵察並不適當」。這真是天大的假話。因為檢察官的職務就是對移送的犯罪事案一再仔細偵察,最後決定給予起訴或不起訴處分。 在刑事司法上,檢察官的權限相當強大。起訴權限由檢察官獨占,這種「起訴獨占主義」是日本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其他任何事由都不能加以妨礙。「起訴獨占主義」讓檢察官只能依據「法律與證據」遂行任務,這就是所謂法的權限。依據「法律與證據」進行偵察,應該不會發生「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等問題。無庸贅言地,「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是「政治判斷」,因此那覇地檢的發言明顯是越權行為。 吾人可以推測,說不定那覇地檢在説明釋放船長經緯的記者會上,故意開宗明義即指出「慮及日中關係的未來」,是想要向國民傳遞抵抗的信號,表示「我們被迫做出自己也不容許的事」。依據「法律與證據」決定起訴或不起訴,這是刑事司法上專業檢察官的工作,此點應是檢察官自身最瞭解的事。 刑事司法原本即沒有要完全排除政治判斷,因此法務大臣擁有發動指揮權的權限,可依此指揮檢察廳。即使犯罪嫌疑濃厚,但以外交的顧慮優先,故而透過指揮權的發動,由法務大臣指揮檢察釋放船長的話,雖然會讓國民深感失望,但至少還能確保法律的正當性。但在此次釣魚台船隻衝撞事件中,日本領導階層連發動指揮權的氣概都沒有。 直言之,真相就是中國執拗地強硬要求釋放船長,日本首相官邸採取屈辱性的對應,強迫那覇地檢署保留處分加以釋放。 但幸運的是,此一事件並沒有因為這樣就被湮滅掉。因為五名有勇氣的日本國民向那覇地方法院提出不服申訴。接獲申訴的那覇地方法院立即組成那覇檢察審査會。該檢察審査會於2011年4月18日議決以妨礙公務罪等,要求檢察官起訴該名中國籍船長。 於是,那覇地檢乃重啟偵察,之後於同年6月28日決定「不起訴」。但檢察審査會並不同意這個結果,而於7月21日第二次議決要求檢察官起訴該名中國籍船長。依據現在日本的法律規定,如果檢察審査會兩次議決要求檢察官起訴,則該案即成為「強制起訴」。日本著名的小澤一郎案例即是如此。 在第二次檢察審査會的議決書中,特別重要的地方是指出:儘管收到第一次檢察審査會「要求起訴」的議決,但那覇地檢並未就嫌疑人的資料,向中國當局要求提供情報或協助捜査,因此再次議決「要求起訴」。我的看法一如檢察審査會所言。換言之,因為本案是政治判斷,因此並沒有讓那覇地檢認真重啟偵察。 於是,由於檢察審査會第二次議決「要求起訴」,那覇地檢於今(2012)年3月15日對該名中國籍船長強制起訴。由那覇地方法院指定律師擔任檢察官的角色,對犯罪嫌疑人的中國籍船長以妨礙公務罪強制起訴,於那覇地方法院進行包括公開審判等的司法程序。 然而,這項司法程序當然不會順遂進行。那覇地檢雖將起訴書送給犯罪嫌疑人,但當時該名中國籍船長業已回國。由於中國政府認為釣魚台列嶼是其領土,故透過這種解釋,起訴書當然不可能會送達犯罪嫌疑人。依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起訴書在兩個月內未能送達犯罪嫌疑人,等於是「放棄提起公訴」。於是,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的司法程序在2012年5月17日正式確定。 綜言之,由於受到想要息事寧人的首相官邸的壓力,那覇地檢早在將中國籍船長以保留處分釋放的時點,就已經決定這個案件的結果。雖然是涉及侵犯主權的國家大事,但日本政府高層卻讓這個事件彷彿沒有發生過。這次事件目前已經落幕,但帶給中國的「學習效果」是:即使對於國家主權的問題,「只要施壓,日本這個國家也會扭曲法律而讓步」。由此觀之,釣魚台列嶼命運的輓歌無疑終將到來。 在此意義上,我認為釣魚台列嶼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對日本而言有如惡名昭彰的慕尼黑會談中,英國張伯倫首相對德國總統希特勒的譲歩。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談,由於想要迴避德國執拗地強硬要求,因而持續採取對德宥和姿勢,結果反而讓情勢變成朝向大戰發生的分水嶺。中國漁船衝撞事件讓我們想起慕尼黑會談的歴史先例,顯示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嚴重「喪失威信」。不知在座諸位是否如此判斷呢?  三、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危險與怪異 方才我提及現在日本政治領導階層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與亞太戰略方面「喪失威信」,但為何日本今日會落入這種狀態呢? 我是在1960年代或可說是1970年代渡過青春時代的人。因此,深信當時日本許多記者、學者或政治家的幻想,認為保衛日本和平的憲法第九條存在著陰影,那就是日美安保條約有讓日本捲入戰争的危険。當這種「護憲和平」的倒錯論理一再被主張時,會讓人們將這種「共同幻想」認為是現實。我對此有相當強烈的感覺。 現在日本執政的民主黨是由還天真地相信這種幻想的人所組成的政治集團。日本人在2009年秋天的衆議院選舉中,給予超過300議席以上的超絕對多數,讓這樣的政黨執政。這是日本人的重大「失敗」。 在該次衆議院選舉前不久,下任執政黨黨魁(也就是幾乎確定擔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在日本某雑誌以「我的政治哲學」為題,發表極端非哲學性的論文。該文充斥著和平主義的虛空理論,所有我認識的人都大為驚訝。同時,該論文的摘要還刊載於「紐約時報」的電子版。於是,美國國内普遍認為日本的新政權相當反美,難怪其時美國政治核心出現不少嫌惡日本的情緒。 在中國漁船衝撞事件、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相繼發生的今日來看,這篇論文完全不值得評論。但不知該稱其為自由派或是左派,總之一直存在幻想氣氛的當今日本執政黨,的確還令人深深感受到充滿鳩山論文的浪漫主義。因此,為瞭解現在日本政治指導者特有的某種觀念,我認為評論該篇論文亦有其意義,因此在此略加探討。 該論文提起「東亞共同體構想」倡議,而主要論點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鳩山表示,現在國際關係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美國影響力低下的同時,中國影響力正顯著増大。於是,鳩山認為日本面臨的重大外交課題是:「在努力維持覇權國家的美國與企圖成為覇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間,日本如何維持政治與經濟的自立,守護國家利益呢?」。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處於「美中夾縫間」的事實誤認。雖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美國是日本的同盟國,而中國不是。一但日本陷入急迫的事態,美國負有防衛日本的責務。另一方面,日中之間不但沒有同盟關係,而且兩國關係還存在一堆麻煩的問題。 關於日美同盟,日本政府被「雖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卻不能行使」的奇怪解釋所束縛,並不負起防衛美國的義務。在此意義下,日美同盟是非常「片面性」的。 在民主黨的政見中,雖然謳歌構築「緊密對等」的日美關係,因而認為日本因應的第一歩是承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並主張日美同盟必須是「双務性」,但事實上民主黨並不認為如此。我認為,以非核三原則的法制化或普天間基地移轉問題的再檢討等作法來逼迫美國是不對的,但民主黨竟毫不在乎地公然加以推動。若是日美同盟動揺,「崛起的中國」將立即掌控東海的制海權,但民主黨無論如何是沒有這種想像力的。 第二,鳩山論文中強力倡議「構築東亞共同體」。鳩山的主張是:「東亞地域是日本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間,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在此地域創造安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架構。」。 所謂共同體是指超越FTA(自由貿易協定)或EPA(經濟夥伴協定)的機能性制度,是一種理念的共有體。鳩山想定以EU(歐洲共同體)為範本,期待將域内統合或紛争處理託付給共同體,甚至還考慮創立東亞共通貨幣,但很遺憾的是,東亞並不存在EU般的機構,將來也無法期待會存在那樣的機構。 東亞並不存在共有的社會理念,政治制度也相互迥然不同,甚至不具備共通的安全保障。同時,東亞是由發展階段顯著不同的國家所構成。與EU之間的決定性不同即在於此。在沒有統合基礎的地域,強行套上共同體的大傘,結果將由於其「非對稱性」,必然會讓強國更容易控制弱小國家。東亞共同體違背道理到這種程度,民主黨為何沒有注意到呢? 鳩山的政治哲學是以Coudenhove-Kalergi (奧地利政治人物、地緣政治學及哲學家,為歐洲統一的啟蒙與鼓吹者)的思想為基礎,此點在前述論文中已有提及。但認為做為創設EU理念的Coudenhove-Kalergi思想在東亞也能適用,那就未免太嚴重忽視現實。在東亞確保行動自由,證明自己存在的決定性的重要兩國關係是日美同盟。東亞共同體雖是華麗的詞藻,但其內容卻不鮮明,反而是讓擁有明確戰略的大國能自由行動,變成巨大怪物般的存在。對於這種狀況,日本無論如何都必須避免被迫接受。這是我個人的想法,諸位以為如何? 最後,我透過這份報告,就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的事後處理,認為日本的做法類似當年的慕尼黑會談,讓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威信喪失」。同時,對於為何日本會陷入這種「威信喪失」的情況,認為其原因來自於組成民主黨的政治集團所典型呈現的扭曲的外交感覺。 或許本文有相當程度是我獨自在此意義上展開「牽強附會」的論理。總之,我的報告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聆聴。 譯者:李明峻(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林霨教授〈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一文評論稿

吳釗燮 民主進步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 林蔚教授是美、日、台共同敬重的一位學者,對於台美關係、台日關係的歷史發展有深入的研究,對於區域情勢的發展也有獨到的關懷,能再度在安保協會年度研討會中與林蔚教授同台,是本人無比的榮幸。 林教授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大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歷史發展脈絡,有極為深刻與發人深省的描述,對於幾個關鍵的變化,也有很好的掌握。例如季辛吉在與周恩來討論雙方關係發展時,周恩來對於台灣設下框架,而季辛吉則毫不在意台灣的未來,認為十年內台灣就會歸屬中國,中美關係發展時的「台灣問題」將就此消失。這與現在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的談話,成為一個很好的對照,也可以讓我們不斷反省,要如何處理台美關係,才能形成美國對台灣最有利的政策。以個人觀點,這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好論文,也值得所有關心台美關係發展的人好好珍藏的論文。 就像林蔚教授在論文中所闡述的,美國朝野對於如何處理對台政策一直有不同的主張,也一直在美國的政府之中推波助瀾,因此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對台政策中不斷有矛盾與反覆出現。以當代幾位總統為例,雷根號稱是有史以來對台灣最友善的總統,但其國務卿海格卻在1982年與中國簽訂了817公報,台灣至今仍為此擔憂美國是否會開始執行此一公報而終止軍售台灣。柯林頓總統在1995-6年的台海危機時刻,派出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至台海巡弋,展現防衛台灣的決心,但在1998年也在上海說出傷害台灣的「三不」。小布希總統在剛上任時對台極為友善,但是在2004年12月與溫家寶會面時,當著鏡頭批評台灣總統,而當時台灣正在進行重要的民主選舉。歐巴馬總統雖然支持民主自由,同樣在台灣進行民主選舉時刻,顯然站在一邊,也未對於中國介入台灣民主選舉給予任何批評,這對於台灣人民選擇自己的領袖與自己的未來,看起來就是給予否定的答案。 如同林蔚教授所言,在2010年開始,東亞地區的戰略形勢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而這變化的最主要關鍵,來自於中國的崛起與對非控制下的領土之主張強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在釣漁台,中國政府縱容其漁船前往該區域進行衝撞行為,以此升高對日態度(以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解釋為派遣該漁船也不為過)。另一例子為南中國海情勢,中國升高主權主張,與越南及菲律賓之間的對立情勢升高,造成區域情勢的緊張。五角大廈都認為南中國海區域形勢相當危急,可能是區域衝突的爆發點。 即使目前形勢已經相當緊張,但我們看到部份美國人士的看法,卻是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挑戰中國的主權,但是中國政府已經展現高度自制。這讓我和林教授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情況有如二戰前夕的危險,德國開始進行領土擴張主義,但看來有人還沒清醒,還認為應與擴張主義者妥協,還認為擴張主義者為個現狀強權,還認為擴張主義者是維護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伙伴。 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知,就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我們所認知的舊的、弱的、亂的中國,而是一個強大的且具有高度發展動機的中國,也正在善用其資源,對其他國家的內部發揮影響力。中國對美國國內的遊說工作,包括對行政部門、國會部門、智庫、企業界的遊說工作,已經開始在發揮作用,許多重要的機構已經開始把中國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生意伙伴與資源來源,對其他的方面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在東亞地區新對立緊張形勢之下,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就值得關注與討論: Ÿ   美國鼓勵兩岸間的對話,讓馬政府似乎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往中國前進,目前兩岸間已經簽訂了十八項協議,是否會有其他更重要或具政治性的協議或協商並不清楚; Ÿ   馬政府以及美國都不願看到兩岸關係和緩化方向改變,台美也都爭相討好中國,不願看到軍售議題帶來麻煩,因此馬政府國防預算編列越來越少,美國也不再與台灣討論新型的先進武器系統,甚至連F-16都不願售台,使得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前景堪憂; Ÿ   台灣與中國之間已簽訂了十八項重要協議,而台美之間為了牛肉議題鬧得不可開交,台灣對中國的各種壓迫行為默不吭聲,也不會應中國高層官員所說的「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定位,顯然兩岸關係似乎好過台美關係,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也高過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 Ÿ   在東海議題上,馬政府派出海巡船艦保護保釣極端主義者前往釣漁台,或為極端主義者進行補給,不斷對日本發出主權的聲明,看起來就是在製造事端、對立與糾紛,卻對中國或極端主義者的挑釁行為默不作聲,給於外界強烈的感受,馬總統就是與中國站在一起對付日本。而這不只是在凸顯主權的主張,更是在衝撞美日安保條約這個重要的東亞安全與穩定的基石; Ÿ   在南中國海問題中,馬政府所主張的U型線與中國的九段線高度重疊,既不挑戰中國的主權主張,也不回應美國國際法與自由航行的主張,但與越南及菲律賓的爭議卻越來越嚴重,甚至越南已經聲明台灣在太平島是「違法佔領」,這情勢彷彿台灣與越南、菲律賓等美國盟友已經站在對立面。 在東亞新局勢之下的台灣的角色,是我們必須認真思索的課題。以目前不斷升高的緊張情勢來看,如果不幸爆發嚴重衝突,到底台灣會站在美日安保體系和民主國家陣營,或與威權中國與擴張主義者站在一起,就是一個必須清楚的基本問題。或許台灣還沒到被迫選邊站的時間,但一個關心區域安全情勢發展與台灣能夠繼續站在民主陣營的人,大家應該預先思考,也應該要求馬政府仔細思索這不斷逼近的暴風圈。而美國這個民主陣營的老大哥,如果也看到東亞局勢朝向不利的方向發展,而台灣的立場有疑問時,是否也應該對馬政府說說真話?

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

林霨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學系國際關係學榮譽教授 這篇文章將探討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下筆之前,我花了不少時間反覆思索今天到底要跟各位講些什麼好——說實在的,美國與台灣維持非邦交關係至今已經快40年了,這段期間每一階段的變化都被顯微鏡細細檢視過,那麼,我們還能談出什麼新想法嗎?因此我一開始只打算針對歐巴馬政府任內的作為,並翻閱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貝德(Jeffrey A. Bader)所著的《歐巴馬與中國崛起》(Obama and China’s Rise)一書 [1]。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人而言,這是一本描述精細而且非常有用的參考書,只可惜對於過去四年美國對台政策的敘述顯得單調乏味,基本上不脫三個公報所設定的外交辭令範疇——自從西元1982年簽訂完最後一份公報後,相關說詞早已被視為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了。 隨後我回想起貝德在卸下公職後曾經訪問過台灣,大約就是在有些論文建議華府是時候該「放棄台灣」這場風暴形成的時候[2]。說實在的,中國從來無法如此有力地召喚台灣來歸;一個空前強盛與富庶的中國,意味著相較於台灣關係法生效的那個年代而言,要繼續維持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這是唯一符合該法規範的說法,並非實際派兵防衛台灣——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越來越昂貴的承諾。當時台灣也正從美國引進一批軍事採購,有些中國通的專家儘管沒有明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卻認為這應該是「最後一筆」軍售案了,就連貝德自己也說過,總是被中國用各種手段施壓、抗議的對台軍售,就是導致美、中兩國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那麼,當貝德在卸下官職快一年的2012年3月親訪台灣後,他又說了些什麼? 貝德的說詞相當值得令人玩味再三。以下節錄自當時的新聞報導:  「放棄台灣這件事,『想都不用想』(unthinkable)」。 貝德指出,台灣已經展現出自由、民主的一面。他說,「要自由的人民被迫去接受不是他們所要的選擇,這種想法完全違反美國的原則」。 貝德表示,不論是美國法律或是美中聯合公報,都指出華府將協助確保台灣議題能夠和平解決。他說,「和平解決的意思,就是不能強迫台灣人民接受違反他們意志的方案。」[3]  幾個月之前,美國東亞事務助理國務親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代理助理部長羅沃依(Peter Lavoy)都在2011年10月4日出席國會所舉行的「台灣為何重要」(Why Taiwan Matters)聽證會上[4],兩位官員都對台美關係溫馨地釋放出正面訊息,坎貝爾當然也再次重申多年來維持雙邊互動的正式架構。 坎貝爾引述了台灣關係法;前總統雷根在西元1982年所做出有關於軍售、主權與台海兩岸談判原則的「六大保證」(Six Assurances);還有美中三公報這些華府處理台海兩岸事務的全面性基礎架構[5]。我特別注意到,他在陳述中居然納入了「六大保證」。「六大保證」在華府政治圈內仍然充滿爭論,不過坎貝爾當天倒是講得很直接了當。老實說,他那天大多數證詞都顯得相當高調: 「台灣的未來將永遠伴隨著美國人民堅定不移的情誼,以及緊密穩固的伙伴關係」。當坎貝爾提到歐巴馬政府在過去兩年已經批准一批總值接近120億美元的軍售案時表示,軍售議題難免會引人注目,但是其實他的證詞有更深遠的意涵,華府已經決定「擴大與台北之間的各層級關係」。坎貝爾指出,華府提升了與台北之間官方交往的層級、持續派遣高階政府官員訪問台北,並期盼能夠與台北的資深代表在即將來臨的亞太經合會論壇上碰面………。至於將台灣納入免簽國待遇的部分,坎貝爾也指出,考慮到美、台之間頻繁的民間往來與密切的經貿關係,華府就快要完成給予台灣觀光客免簽證待遇的審核,他說,「我們就快要完成最後一個步驟了」。坎貝爾接著指出,美國「長期以來都聲言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等[6]。」 今年我們可以再追加一項好的發展,那就是長期以來造成雙方關係懸宕的美牛爭議已經落幕了[7]。 我相當看重這三個人的陳述所隱含的重要性,這些說法可說是對台灣很廣泛的強力背書。貝德的說詞很正面詳述台灣所展現的民主自由,並強調不可以逼迫台灣人民接受非自願的選擇;羅沃伊重申了美、台之間高度軍事合作的關係;坎貝爾則表達出與台灣更進一步提升關係的意願,並深化雙方的合作並建立友誼。 這些說法呈現出美國對台灣的立場,已經與陳水扁總統任內時期大不相同。我無意妄自揣測在那段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顯然當時美國在台協會是透過有色鏡片在看待扁政府的。我早年研究所時期優秀的同窗室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他在西元2002年至2006年期間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根據某一消息來源,他最後是因為一份對他不利的調查報告而被迫離職。根據多方消息來源顯示,美國在包道格任內的一切評估都會迎合中國的需求,並力求避免美、中兩國因為在台灣議題上造成可能的衝突。據說當時在國務院的莫健(James F. Moriarty)與中央情報局的韋德寧(Dennis Wilder),也都抱持同樣觀點。 根據早期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李潔明(James Lilley)的說法,仔細分析這些問題,不難發現部分原因在於中央情報局的職員,並非從新聞媒體中彙整出有關台灣的報告,反而輕易去採信國民黨方面對陳水扁總統過份負面的評價,而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也影響到國務院的決策[8]。我想,陳水扁總統無法流利地使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 現在請在座各位將思緒拉回到西元1979年以及後續的幾年間,當時台灣持續的獨立狀態面臨到最大的危機。那時候的美國官員是怎麼說台灣的?通常是相當冷漠、不講情面而且嚴守法條。十多年前傅立民(Chas Freeman)大使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上的那場辯論,至今我仍舊記憶猶新,當時傅立民深信如果再不處理台灣問題的話,美國就會面臨一場核子戰爭。那是一個無聊地強調「台灣島上的中國人」說「中國方言閩南話」的年代[9]。直到最近幾年,在歐巴馬總統就任之初,當時海軍上將布萊爾(Admiral Dennis Blair)升任為國家情報總監(National Intelligence Director),還會有言之鑿鑿的報導引述他在2000年曾經指稱,台灣對於美、中關係而言就像是「大碗公裏的一坨屎」(the turd in the punchbowl,好一句老海軍的用語)——儘管布萊爾上將堅稱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對象在開罵,而不是指涉一般的台灣[10]。不可否認地,在美國外交決策圈當中,一直有一部份的菁英份子打從心底反對台灣,我們仍然隨時聽得到他們的言論,不過如果要從我所引述貝德、坎貝爾、羅沃伊三人的談話中找出那些人的影響力,的確是非常困難,這就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發展。 我認為這是因為台灣超乎想像的發展,從威權獨裁走向多元開放、真正的自由與民主,這種成就讓包括華府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尤其是歐巴馬政府比前幾任的總統更敏感,要維持美國在亞洲盟友之間的威信,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對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這也是因為中國在領土主張方面獨斷獨行所致[11]。台灣不再是複雜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獨特個案,反而更加體認到目前台灣的存在事實,以及台灣在區域中具備的資源(特別是對美國政策實際帶來的影響力)如果受到接納,則只要美國還處於龍頭地位,台灣就不會很快消失。 眾所周知,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不但在1976年答應周恩來,會讓台灣在十年內回歸中國[12],並且還認真的付諸實行。季辛吉堅信必須將台灣「獻祭」給中國,才能夠鞏固美、中關係。他有絕對的把握,只要他和尼克森(Nixon)按部就班地執行計畫,就一定可以掐死從中國內戰中敗退、逃到台灣偏安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周恩來更加碼演出,確保將台灣在中華民國被消滅之後的所有可能出路全部堵死:「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是台灣獨立的問題」。季辛吉在第一次造訪中國拜會周恩來總理時,就同意了上述的「三不政策」。後來在1998年6月3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也毫不保留地為「三不政策」再度背書[13]。根本沒有理由不去相信,中國預期在美國的禮讓之下實際統治台灣,而且比香港的情況更快。 如果當年季辛吉沒有誠心誠意地對中國做出盡快讓台灣回歸的承諾,並沉浸在自己預言的禮物當中,反而在充滿張力的談判過程中說:「我現在就可以向你保證,到了2012年的時候,台灣將會有一位競選連任成功的民選總統;有一支自己的奧運代表隊;台灣維持『非正式』關係的國家數目也遠比蔣介石正式維繫的邦交國還多,台灣會在華府設立代表處,美國也會相對在台北設立辦事處,而且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軍隊當中也有美國提供的F-16戰機。」如果這樣的話,那麼當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坦白說,我認為上述的場面會使中國嚥不下這口氣,談判將會告吹。美、中兩國在交往初期,彼此採取極為貼心的對待。美國在台協會開始停發赴美簽證;美國政府也決定不出售專為台灣量身打造的F-20戰機,以免美、中關係全面失控。之後歷任的美國總統對中國也都或多或少有所讓步,就連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也從原先對台灣友善的態度轉變成訓誡的姿態。 然而我心中非常清楚,美、台關係已經產生重大程度的進展。儘管國際社會在中國的反對之下,現狀對台灣並不公平,但是坦白說,雙方合作的程度與內涵是三十多年前所無法想像的。這個成果應當歸功於所有的玩家,包括自認為被美國人徹底玩弄的中國人——其實美國人和所有的人一樣,根本無法預知真正的結局。台灣人當然也有功勞,台灣人創造了一個民主的社會,獲得了那些體認到這項成就的人們真誠的尊敬與支持,更不用說是樂於見到這項歷史成就的美國人了。 然而這種進展也會帶來一些風險,接下來我將一一說明。先說我在下一個段落的結論:如果台北無法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因而造成對台灣不利的影響,則擺在眼前的威脅,會比失去美國的支持來得嚴重許多。 台灣人對自己國家安全的角色有很大的改變。貝德特別注意到軍售問題,台北當局迄今為止甚至還未依約採購小布希總統在2008年所批准的軍售清單,就連台灣的國防預算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停止成長。或許有人會回顧國民黨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強力杯葛軍售案,因而導致台、美關係嚴重倒退,這一點出乎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的意料之外,他們無法理解國民黨的葫蘆裡究竟賣著什麼藥,如果需要中國的幫忙,他們就寧願不顧維護台灣的安全。長期以來,台灣是否有足以抵抗外來攻擊的防衛能力,基本上總是取決於美國的決定,不過現在看來,台灣軍事預算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軍售案能否成立反而變成要看台灣的臉色了。然而,如果台灣不以認真務實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防衛問題,我們可以預期美國介入的意願勢必降低。 美國將會緊盯兩組指標來判斷台北當局如何看待自己的軍事責任,第一組指標當然是國防預算佔政府支出或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我們的分析專家對台灣軍隊是否稱職的評估、中國情報人員滲透台灣軍隊的程度、以及台灣政府是否認真採取防備滲透的措施,還有一些相關的考量。第二組指標則是台灣自主研發武器的進展。即使沒有實際的合作,如果沒有美國某種程度的協助,我相信台灣不可能發展出一系列日益增多的自製武器系統,包括超音速反艦飛彈、巡弋飛彈等等,可能在軍事平衡上造成強大的影響。考慮到每一個國家都必須保有嚇阻及第二擊的能力(非核子武器),而美國也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供符合這些關鍵作用的武器,所以台灣必須依靠自力研發,甚至要加強發展。然而對於目前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情況,我個人並不清楚。 此外,馬英九當權之下的台灣政府對中國採取「陽光政策」,當然有其理性算計的基礎,雖然目前看起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相當低,但是卻逐漸忽略掉危險的存在。別說是台灣,就算對馬英九或國民黨而言,中國都不是真正的朋友。北京尋求以讓利給台灣人的方式,來掏空台灣的安全與憲政體制,同時也透過溫水煮青蛙的手段,最終可能會達成和平統一——屆時北京將會指派一群中國自己的人馬來統治台灣。 […]

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

吳榮義 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一、前言 中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是1979年底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此後歷任中國領導人雖然決策風格、政策的重點及口號各有不同,但基本目標是沒有改變。雖然標榜「和平統一」,但是並沒有放棄必要時以武力統一台灣。因此,不僅部署飛彈瞄準台灣,而且數量每年增加,在國際社會封殺台灣的參與。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預備對台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據。 二次大戰後以來,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黨基於「漢賊不兩立」政策,嚴格禁止兩岸人民及經貿來往。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在台實施38年的戒嚴令取消,同年11月開放民眾赴中國探親,兩岸關係才開始解凍。同年政府開放多項中國農工原料可以間接進口(經過香港);接著1990年准許台商赴中國間接貿易及投資,但兩岸經貿仍然受到嚴格管制,因此不管是人民或經貿來往數量均十分有限。 可是由於鄧小平1987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歡迎外資前往中國投資。1988年中國公佈法令鼓勵台商前往投資,但台灣政府一直到1990年才正式開放台商可以間接與中國貿易與投資,台商投資中國開始明顯增加,由於投資帶動的出口也隨著快速成長。到2011年,中國市場占台灣出口的比例高達40%以上,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一方面中國對台灣仍未放棄武力統一目標,但另方面台商卻對中國大量投資,並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導致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不但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而且由於台灣在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地位。近年來,中國不斷軍事擴張性的威脅,連帶衝擊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穏定發展。本文首先分析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的重要地位,接著回顧台灣的中國政策及其衍生的兩岸經貿關係及其對台灣經及社會造成的衝擊。然後探討台灣如何面對中國的威脅?應採取何種因應對策?最後提出結論。本文特別指出,除了台灣本身的努力及應採對策之外,亞太區域鄰國以及全球/經濟及軍事最強大的美國,必須協助台灣因應中國的威脅,才能使台灣不受到中國的併吞或控制而威脅到亞太區域的安全。  二、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與和平的重要性 2005年5月,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出版一期報導台灣高科技產業專刊,封面主題為「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 (Why Taiwan Matters?)。文中指出台灣高科技公司如華碩為蘋果電腦裝配ipad及Mini Mac、世界最大手提電腦製造商廣達電腦、全球最大晶圓代工的台積電(TSMC)、電腦零件供應商的鴻海等等,當年這些25家台灣最大科技公司產值達1220億美元,可是由於台灣與中國的敵對狀態,萬一台海產生戰事,不僅會有大量人員傷亡,同時對全球IT產業產生的衝擊將造成全球經濟及對「數位時代」(Digital Age)的致命傷害,後果幾乎與一次核彈爆炸一樣的嚴重。顯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這種看法相信到今天仍是正確的。例如台灣1999年9月21日發生大地震,造成美國股市震盪,當天紐約道瓊指數及那斯達克指數分別下跌2.08%及2.25%,一周內下跌5.03%及5.05%即可明證。 其次,台灣地理位置東亞地區的重要性也是十分明顯,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接點,也就是顯示東亞戰略地位的「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台灣正是佔據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近年來中國崛起,大力擴展軍力,已經威脅到亞太區域鄰近國家,連美國最近已一再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充的擔心。 最近美國國防部出版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書」[1],或日本防衛研究所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2],都明白的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張對亞太地區安全所造成的威脅表示憂心。由於台灣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如果被中國控制或併吞,那麼中國就可打破第一島鏈直接進入太平洋,對東亞及亞太區域安全的破壞及威脅是不言可喻的。 同樣地,有不少美國學者擔心台灣被中國併吞,如美國Davidson學院教授任麗雪(Shelley Rigger)去(2011)年出版一本叫「為什麼台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3];邁阿密大學教授June Teufel Dreyer去(2011)年6月在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說明「台灣為什麼那麼重要」[4],也表示同樣的憂心及看法。他先呼籲美國加強對台灣軍事協助,擔心中國軍事擴張,威脅到台灣及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近兩年來,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中國對南海廣大海域與菲律賓及越南的領土糾紛,甚至在最近宣佈正式設立「三沙市」(管轄南海三個小島),表示中國與鄰近國家領土爭議有擴大情勢,不但引起鄰近國家的緊張,同時因美國與這些國家訂有軍事同盟關係,故亦無法置身度外,不僅宣佈新的亞太戰略佈署,並明言要在2020年前在亞太海軍軍力佈置達全球的60%。最近美國政府也頻頻發表報告,表示計畫增加亞太的軍力,如在亞洲建立更大的飛彈防護盾[5] 。 無論是釣魚台或南海海域台灣都有領土的要求,這些爭議到底要如何因應,台灣都無法閃避。這些爭議會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穏定,也會波及台海的緊張,因此其重要性是十分的明顯的。最近中國的領土要求是造成這些緊張的導火線。台灣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對於未來東亞區域的和平與發展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三、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 在中國對台的文攻武嚇之下,台灣的中國政策依不同的總統而有不同的主張。 3.1蔣經國時期 (1988年以前) 台灣對中國政策最大的轉變可以從蔣經國1987年7月宣佈解除「台灣省戒嚴令,以及解除黨禁、報禁」為劃分的標準。在解嚴之前,蔣經國仍然以「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為對應中共對「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嚴禁雙方人民來往接觸,經貿關係當然也嚴格禁止。解除戒嚴令後,接著黨禁、報禁也隨著開放,台灣政治民主化開始推動。由於1988年核准民眾赴中國探親,開啓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機會。所以1987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之後,「三不政策」也隨著失效,是解除台灣與中國長期以來關係凍結的關鍵因素。接著台灣政府1987年首度開放27項中國進口原料的進口限制。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並於1990年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陸續取消雙方貿易及人民來往的限制。 3.2李登輝時期 (1988 – 2000) 為處理這些新的兩岸經貿的發展及人民的來往,政府發展出一套處理兩岸事務的機制,包括1991年1月30日成立的大陸事務委員會,為行政院處理中國事務的法定機關。同年3月成立半官方的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開始運作,年底中國北京也成立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為台灣海基會的對口單位。1991年3月行政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成為中國政策最高指導原則。為規範兩岸人民在經濟、貿易、文化等往來,1992年7月31日公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這些處理兩岸關係的架構,1993年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及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議,開啓兩岸半官方性的交流與協商。 1995-96年間,中國不滿李登輝前往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並在1996年3月總統選舉期間對台灣的基隆及高雄外海試射飛彈的軍事演習,威脅台灣並企圖影響第一次台灣的公民直接選舉結果。幸好美國總統克林頓派二艘航空母艦前來協防。選舉結果由李登輝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台灣民主化跨出一大步,兩岸關係也因此惡化。李登輝因此在1996年7月對中國經貿採「戒急用忍政策」,對台商投資中國加以嚴格管制。1999年7月9日李總統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提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主張,也就是兩國論,造成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3.3陳水扁時期 (2000 – 2008)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民選總統,為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選舉期間中國不再像以前使用武力威脅,而由朱鎔基總理在選前三天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不管是誰,只要搞台獨就沒有好下場」的語言恐嚇。結果陳水扁以39.3%最高票當選,(其次是宋楚瑜的36.84%,第三是連戰的23.7%)。陳水扁以少數總統(minority present)執政,為穏定政局及讓中、美二國政府安心,在就職典禮上針對統獨問題宣佈「四不一沒有」成為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是中共根本不理會陳水扁的善意宣示,仍然不放棄以武力威脅,繼續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因此,2002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第29屆會上,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提出「一邊一國論」,認定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6]。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論」比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進一步明白表示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 在陳水扁總統第二任內,有關中國政策比較重大的政策是2006年2月27日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也「終止適用 」(cease to apply)。但是由於受到當時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以及美國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他把「廢除」改為「終止」使語意沒有那麼強烈[7]。但陳水扁繼續推動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3.4馬英九 (2008 –  ) 2008年第二次政黨再度論替,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他不但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而且多次提及「終極統一」。他在2008年5月就職演說中的兩岸政策提出「三不」,就是「不統、不獨、不武」。馬就任後,立刻恢復中斷近10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並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來往。比較重要的成果是2010年6月29日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於2010年9月12日生效。附帶的18項協議陸續簽署。所以馬英九的中國政策與過去李登輝及陳水扁二位比較起來,可以說是完全不同思惟,李及陳二位總統的政策要把台灣與中國分開,但馬英九的政策則是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所以前者的中國政策仍然考慮到台灣的主體性及台灣的國家安全,但馬英九為換取兩岸暫時和平,却犠牲台灣國家的主權、安全及自主性。 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隨著不同時期主政者所採取的不同中國政策而調整。大致上可依對中國經貿管制的鬆緊而分成四個時期。蔣經國1987年7月15日宣佈取消實施38年的「台灣省戒嚴令」是最關鍵因素,隨著戒嚴令的取消,影響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管理外匯條列」也修正部份條文,取消外匯的嚴格管制,民眾及企業可以自由擁有及運用外匯。對以後的台灣經濟的自由化及國際化也有重要的影響。 […]

美國「重返亞太」:台灣應扮演的角色

張旭成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講座教授   一、導言 2001年初,小布希總統甫上任時,曾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並對台灣提供空前的大幅軍購,並公開聲明美政府將竭盡所能協助台灣自衛。 911恐怖攻擊後,中國又成為美國反恐戰爭的戰略伙伴,但布希並未忽略日本,他在2002年2月訪問東亞時,第一站就是東京。2005年美日外長、國防部長的2+2會議後的聲明,表達兩國對東亞穩定與和平的重視及兩國同心協力維護此地區和平的決心,這個聲明是針對北京,而東亞的穩定與和平,也涵蓋台灣海峽。 另一方面,華府也認識到中國國力提升,世界情勢變遷,許多區域性和環球性議題必須有中國的參與和合作,因而美國提出「雙軌」(軟硬兼施)的策略。軟的「步數」強調「交往」(engagement)和道德勸說,鼓勵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利益關係者」(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遵守國際規範和法律,與美、日、歐盟合作解決北韓和伊朗去核及其他重要議題。 硬的策略有「先禮後兵」的意涵,即是美國不忘強化軍事實力,必要時準備使用武力,防衛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個所謂「hedging strategy」(亦即雙邊下注策略),不是台灣所翻譯的避險,較消極的思維。美方從2005年以後即建構此一新策略,重新佈署全球軍力,以關島和夏威夷為前進基地,把先進空中水上、和水下武器移防到亞太—假想敵除了北韓,還有其老大哥中國。  二、中國的崛起—對亞太地區的威脅 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多次提到中國21世紀「和平發展」的國家安全方針,並強調睦鄰,與世界列強和諧、合作的中國外交策略。北京的大政方針是發展經濟,並低調推動「軍事事務革命」以加速軍力提升,但要努力消除或減少國外對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果。 2009-2010年中國對外的言行破壞了胡錦濤努力經營的「和平發展」及睦鄰的政策。2009年後,北京涉外,尤其是對美、日及東協的言行,明顯與胡錦濤所揭示的政策方針背道而馳,也違背鄧小平和江澤民等領導人以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和「不搞對抗」的教誨。中國媒體經常出現強硬派言論批判美國,把中國「核心利益」大肆擴大,軍科院研究員羅援少將、海軍楊毅少將都是其代表性人物。這些少壯派軍人所發表的言論是他們個人意見,或是反映官方態度? 以往在台北和華府都有官員和學者認為他們挑釁或強硬言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或政策,但在2010年有許多情況推翻上述分析。 例如,北京高層官員包括副參謀長馬曉天和國務委員戴秉國,在3月和5月間兩次告知美國安會官員和國務卿Hillary,南海也是中國政策優先(policy priority)。另,7月 下旬外長楊潔箎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的發言公開反駁Hillary主張南海島嶼主權爭議應經由多邊協商解決、反對美國介入的言論,似曾得到高層授權。 觀察家注意到中國菁英的多元化,除了傳統涉外單位與領導人,軍工綜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石油幫、外貿/跨國企業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也都介入對外決策。傳統外交單位與領導人勢力在決策過程中屈居下風,而激進的勢力抬頭。 相對於軍方強硬、激進、自大的觀點,另一派的看法則比較謹慎、溫和、低調;有代表性的是主管中國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於2010/12/6在外交部官方網站刊登專文,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戴秉國,人民日報,12/13/2010)。戴說中國不擬取代美國在世界的主控角色,國際社會不應害怕中國崛起。他也說「經濟上,我們要全心繼續發展,我們不要進行軍事競賽」。戴並以外交辭令呼應美國的期待,表示中國將以負責任國際成員身分積極介入有關北韓和伊朗核武、以色列一阿拉伯衝突和蘇丹等環球性議題。 支持戴秉國論點的還有中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司長樂玉成在2011年1月「外交評論」上的文章。他表示至少未來20年,美國仍將保持「無可置辯的全球主導地位」;他呼籲中國政府在自信和克制中尋找平衡點。他指出金融危機促使國際均勢發生歷史性轉變,但中國不能因此就認為美國將衰落或中美兩國很快就將實力相當。樂玉成表示,「由於其他新興大國增長快速,美國享有的優勢有所縮水」,「但美國畢竟是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1/4強,軍事、科技和創新能力無與倫比,我們尤其不能低估美國自我調整和修復能力」。根據他的分析,美國的實力及影響力仍然遙遙領先,在未來20年至30年無法超越。 胡錦濤力排眾議,緩和中美衝突,接受Obama邀請在2011年1月18-20日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也是畢業旅行。上述戴秉國和樂玉成文章代表當時官方政策論調,以創造胡成功訪美的有利氣氛和條件。  三、美國重返亞太的攻勢 針對中國在亞洲的崛起,及擴大其「核心利益」的主張,美國從2010年以後即展開一連串「重返亞洲」的攻勢。美一方面主導「泛太平洋夥伴質易架構」(TPP)強化與亞太國家的質易和投資關係,另一方面亟力經營和加強與日、韓、澳洲、印度、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交與軍事合作。 中國袒護北韓(天安艦事件及其挑釁行為),引起華府強烈不滿。美韓、美日在東海、黃海的聯合軍演,美國航母George Washington進入南海及訪問越南金蘭灣,傳達支持東亞盟友的信息,並表示美方維護海上航行自由的決心。 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曾任防衛相的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在一篇廣為流傳的英文專欄文章說,2010年7月下旬美中外長在河內ARF的公開論戰代表美中抗衡的新開端,其重要性可與Nixon / Kissinger 1972年訪華,開啟美中聯手抗俄相提並論。 「重返亞洲」不只是口號或外交辭令,而必須是劍及履及的行動。Obama以身作則在11/6訪問印度,展開10天亞洲四盟邦訪問,除了印度,他的行程還包含印尼、韓國(參加G20峰會)和日本(參加APEC峰會)。此行四國都是民主國家,與美國有共同價值。除了日韓是長期盟邦以外,Obama更刻意爭取與印度和印尼結盟。 Obama並爭取美國加入「東亞峰會J(East Asia Summit,EAS)以表示美國重視與亞太國家的關係。2005年此一組織成立時,美國並沒有意願加入,台灣則被排除。 Obama團隊比Bush團隊更重視與亞太國家的互動。EAS於2010年在越南舉行時,Hillary代表Obama參加;2011年在印尼召開時,Obama親自與會。 接替R. Gates擔任國防部長的Leon Panetta也是馬不停蹄訪問亞洲盟國,強化合作。他在印尼參加ARF國防部長會議時,特別強調雖然五角大廈面臨10年5,000億美元的刪減,美國從伊拉克撤兵後及2014年再撤出阿富汗後,所節省的人力與財政資源將可用到亞太地區。 2012年Obama政府宣佈新防衛戰略報告,提出美國本世紀全球軍事戰略,強化與亞太國家的戰略合作,以維持和保護此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Panetta在5月底到新加坡參加所謂香格里拉(Shangri-La)對話時,向與會的歐亞各國領導人與防長闡述此一新防衛戰略的內涵,以及對亞太的戰略轉移(再平衡),在2020年前美軍力重新佈署,包括60%的海軍,6個航母戰鬥群,將移防亞太地區,他並說明美軍將更有機動性,彈性和尖端科技裝備。 美國還努力加強美日韓三邊的軍事/戰略合作,並與澳洲達成2,500名美國陸戰隊輪流駐防Darwin港口的協議;新加坡亦同意從2013年美國四艘近岸戰艦(Littoral Combat Ships),亦可輪流使用新國海軍基地。美國也著眼使用在泰國U-Tapao海軍基地,越南的金蘭灣和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明顯針對中國。  四、台灣與美國「重返亞洲策略」 今年初美國宣佈新防衛戰略後,AIT官員隨即對馬政府國家團隊簡報,此一動作所表達的意涵是:台灣也是美國的安全和經濟伙伴。 去年Hillary在夏威夷的一場演講上,也曾把台灣如此定位。今年5月代表美國政府參加馬英九總統520就職典禮的前白宮幕僚長戴利並聲明,希望美台雙方持續經濟、政治與安全議題的合作。 儘管美國學界和媒體有「棄台」論調,可是主流輿論和執政當局,包括眾多國會議員在內,因各種考慮仍重視台灣是安全和經濟的伙伴,不會放棄。 美國歷任政府,包括歐巴馬,認為台灣是亞洲的自由民主燈塔,放棄台灣將徹底摧毀美國的道德權威和國際領導地位; 台灣是美國的長年夥伴,如華府放棄台灣,將破壞亞洲各國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導致美國「重返亞洲」策略破產; 美決策者充分瞭解發展美、中關係的障礙,不是台灣,而是美、中對許多區域及全球性議題的歧見和衝突,美國亟需台灣這個制衡中國的重要戰略籌碼,也期待台灣有所作為。  五、台灣的角色 今後十年美國國防預算面臨5,000億美元的削減,國防部長潘尼塔要求盟國和友邦共同負擔維護全球安全的經費。2001年10月美國打進阿富汗後,台灣民進黨政府除了捐贈100輛大卡車協助運補,有好幾年每年也都提共2,000萬美元分攤反恐戰爭經費。 […]

台灣是亞太安全的關鍵所在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台灣地處世界最大海洋和地球最大陸塊之間,亦為亞太花彩列島之軸心位置,加以美、日、中、韓和東協等主要國家環伺周邊,自古以來即居亞太戰略樞紐的地位。因此,台灣定位問題是攸關整個亞洲的戰略形勢。  一、台灣戰略地位問題 一名中國海軍高層大言不慚地聲稱:「將來中國將擁有多艘航空母艦,屆時美國控制夏威夷以東,中國主宰夏威夷以西和印度洋。美國不會將手伸到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我們也不必向東太平洋發展。我們這邊有什麼事會告知美國,也希望美方如果發生什麼事也向中國通報。」。在這位中國海軍高層充滿自信的發言中,未來中國的勢力範圍除西太平洋之外,連自己完全沒有海岸線的印度洋也包括在內。目前由於中國海軍的快速成長,顯現前述發言逐漸帶有現實性。特別是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美國的勢力必將退至夏威夷,而日本的生命線亦將落入中國的掌控。 中國的軍事戰略是藉平時結合調整兵力部署、超越傳統活動區域等策略、做法,期待『經由例外、造成慣例、形成常態』,以麻痺對手警覺、模糊雙方現有互動模式、迫使國際默認並接受相對局勢變化。基此,中國不斷進行強壓式海洋擴張行動,表面上其戰略意圖並不明確、不透明,但屢屢成為周邊國家最大的擔憂。 事實上,中國有相當明確的目標,即建設「海洋強國」的長期戰略。這是以中國海軍上將劉華清於1985年策劃的「近海防禦戰略」為基礎,到2000年為止致力於提高中國沿海的防禦能力;到2010年確立「九州-琉球-台灣-菲律賓-婆羅洲」第一島鏈內側的制海權;在2030年擁有複數的傳統航空母艦戰鬥群,確立「小笠原群島-關島-塞班島-天寧島(Tinian,屬馬里亞納群島)-巴布亞幾內亞」第二島鏈內側的制海權;2040年擁有超過一艘以上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削弱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制海權,成為與美國對等的海上霸權。 事實上,胡錦濤在2009年向中國海軍高層強調「遠海防衛」的必要性曾表示:「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的同時,逐步向遠海防衛型轉變,提高遠海機動作戰能力,提高維護國家領海和海洋權益,以保護國家日益發展的海洋產業、海上運輸和能源戰略通道的安全。」。中國具體的海軍現代化計劃是:在2015年達成距離中國本土1500公里的海域-約與第一島鏈外緣線重疊,以陸上航空兵力確保空中優勢,配合水上艦艇部署40艘以上搭載飛彈的潛艇,以期能在1500公里線阻止美國艦載機的接近。 更讓美國太平洋部隊緊張的是,中國現在開發有「航空母艦殺手」之稱的陸基型反艦艇彈道飛彈(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ASBM)。整體而言,中國正在發展「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capability, A2/AD)」,一旦中國可以充分行使這種能力時,東亞和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將使美國從本土展開的美軍戰略投射能力明顯受到制約。如果現在再發生如1996年爆發的台海危機時,美國對於中國挑釁式的試射飛彈演習,歐巴馬政府可能無法像15年前般毫不猶豫地將航空母艦機動特遣部隊派到這個海域。如果中國的「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突破第一島鏈,藉由航空母艦等的投入而擴展到第二島鏈時,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將完全被納入中國區域封鎖的範圍。對美國及其盟國而言,此點正是最壞的發展狀況。 面對前述情況,日美主張台灣維持現狀,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由於中國崛起,近十年來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中國此一目標是否會達成的關鍵在於有無拿下台灣。因此,2005年3月中國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針對中國的主張,日美同盟由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所謂「二加二會議」,於2005年2月發表日美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 同時,對於中國的這種動向,日本和台灣如果不能確保對這種「反接近/區域封鎖能力」的抵消力量、抑制能力,則第二島鏈內側海域也將成為中國的內海。因此,中國的戰略目標絕不只是在第二島鏈外側與美國海軍競爭,而必然還要確保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廣大海域的制海.制空權。因此,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確保台灣不致遭中國以武力加以奪取,但情勢已越來越嚴峻。  二、台灣面臨的挑戰 然而,台灣如果在政治、經濟甚至社會都逐步靠向中國,則日美同盟對此也束手無策。馬總統2008年雖在選前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二千三百萬台灣人來決定」,但選後卻提出「外交休兵」,上任後又提出「九二共識」,最近在2012選後提出「一國兩區」,令各國擔心此點是否表示馬總統已逐步走上「終極統一」。 特別是「一國兩區」這麼重要的政策,馬英九總統選前不敢說,選後才大談一國兩區,顯示他也知道這種說法無法獲得台灣人民認同。雖然現在馬英九不斷強調一國兩區是「中華民國」下的一國兩區,但事實上因馬政府根本不敢在中國面前提中華民國,因此該做法已引起美日等國疑慮,擔心馬政府想要改變台灣現狀。 特別是馬政府曾在聯合號事件發生後喊出「對日不惜一戰」,讓日本對馬政府打問號。但對於馬政府雖不斷製造麻煩,台日仍能維持穩定關係,主因是台日關係在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就已奠定基礎,尤其經過三一一東日本地震事件後,日本更是樂意對台灣維持友好關係,可惜馬政府不願重視並加以把握。日本逐漸對馬總統失去信賴關係,開始擔心馬總統是否已開始「改變現狀」傾向中國,如果是這樣發展,則日本可能需要調整亞洲安全和平的區域戰略。 雖然台灣具有發展成為一個強大國家的潛力,然而目前台灣所面對的整體戰略環境並不是很好。外在的環境方面,台灣一方面不受到主要民主國家的外交承認,形成台與重要國家正式交往時的困難。在民進黨執政時代,台灣為了讓更多國家能夠正視台灣獨立存在的事實,全力發展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國會外交與政黨外交,並獲得正面成果,但目前台灣無法期待獲得美國更多的支持。 同時,台灣在外在環境面對的更大挑戰則來自中國,崛起的中國經濟對台灣具有磁吸效應,使得台灣向中國的投資與雙向貿易快速增加,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越趨密不可分。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有本身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使得台灣也連帶受到這些風險的挑戰。崛起的中國政治與軍事,則使得台灣在軍事與外交都承受更多的壓力。目前中國在對台的軍力部署已經超過台灣可以獨力應付的程度,而在外交上中國也對台採取「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法理統一作為對台進行全面包圍。 內在環境方面,由於對台灣對國家認同的歧異,造成過度的自我消耗,抵消人民努力的可能成果,也使得台灣的潛力受到制約。尤其是在如何處理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上,因為意識形態或利益的不同考量,使得國內陷入長期的情緒辯論之中。更有甚者,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進行連結,造成中國對台統戰的優勢,不但台灣的內政處於紛擾之中,連對台灣最重要的國防也無法獲得足夠預算。 因此,考量台灣所處的內外在環境與本身的優勢,我們的長期戰略目標選擇其實相當明顯,就是要不斷以多元文化島國面向國際的優勢,以新的策略來強化台灣本身與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國際的力量來抵消中國對台灣的圖謀,而非面向中國、依附中國,進而受到中國的宰制。尤其是在國際關係方面,與台灣有法律關係保障的美國,以及與台灣有地緣關係並極為親近的日本,就是台灣在戰略上無可替代的盟友。  三、台灣人民的選擇 如前所述,馬政府推動這種傾向中國的政策,在幾年之間表面上或許台灣可以避免中國的戰爭衝突,但是台灣所處的內外在環境只會更加不利。可以預期得到的,台灣經濟已經會因為ECFA的簽訂而與中國牢牢綁在一起,台灣的國際參與會因為中國允許或同意的模式運用在世界衛生大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為中國一部份」的一中原則獲得落實,使得國際上已經沒有支持台灣的著力點。 此外,台灣與中國之間也將進行終止敵對狀態與和平協議進行討論協商,對統一前的政治架構作出安排,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實質獨立存在狀態會由兩岸即將統一所取代。在文化方面,也會在馬政府承認中國學歷的政策下,強化雙方的文化交流,中國單極的文化將強勢掠奪台灣的多元文化,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將因兩岸標準化的做法而拉近距離甚至接軌。更嚴重的,是馬政府透過立法與司法的方式,對於不同意見者施以各種控制措施,使得台灣不同的聲音已經難以表達,而中國則透過資金的輸入掌控台灣經濟與輿論的生殺大權。 總而言之,馬政府的扈從中國政策不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在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下,台灣的民主自由戰略優勢將逐漸失去,台灣內部的分化與對立持續擴大,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戰略地位價值降低,使得台灣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愈來愈少。台灣政府應該在台灣共識的基礎上,從冷戰時期的扈從美國政策及當前的扈從中國政策,調整成平衡美中的戰略方向,應對中國崛起與國際格局變遷的挑戰。 在未來幾年之內,台灣最大的危機就是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各層面所形成的「一個中國具體化」,因此台灣人民有必要在這過程中阻止這種情況繼續惡化,並且在未來尋求台灣的整體改造,因此台灣人民就必須認清情勢,並作出必要的選擇。換言之,台灣在各層面應依照「面向國際、親近美日、平衡中國」的基本原則,扭轉目前馬政府「親中國、遠美日」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才能讓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島國。 這個選擇是要讓台灣在度回到國際的軌道上,改造台灣成為一個屬於世界的強大島國的必要方法,而非如目前的政策使得台灣成為依附中國而存在。在這些重大戰略改造之下,台灣並應進一步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的改造,務期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體制,確保多元發展的文明,永續發展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讓台灣這個美麗的島國成為一個國際的巨人,而不僅是中國的附庸。

陳博志教授評論意見

主席、各位貴賓,剛才吳榮義教授從台灣的立場談了很多台灣的兩岸政策,我就不再重複他講的內容,我想從他最後談的這一部分開始衍伸,也就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兩岸及區域和平當中的角色,少談台灣詳細的政策,多談一些世界性的策略。基本上我要談的分兩個部分,第一個要談的是中國的崛起為什麼會影響區域和平與安全,這也是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如果中國崛起對世界和平有貢獻,我們大可樂觀其成,但是為什麼中國崛起會威脅到世界和平及區域安全?第二個部分要談的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台灣的兩岸政策可以扮演何種角色,來促進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先來談第一部分,為什麼中國崛起會威脅到世界的和平?其實,中國崛起會威脅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乃是古今皆知的事情,法國的拿破崙曾經說過,中國這頭睡獅如果醒來,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但是這幾十年來,世人已經忘記中國可能成為和平的威脅。為什麼會忘?這是因為中國及某些人士在國際上推銷一種想法,很多錯誤的政策都是由這個想法出發,這個想法就是:「只要中國的經濟順利發展,中國變得有錢了,中國就會走向自由民主,中國自然會感謝既有的世界秩序提供給它這個機會,所以中國成為大國之後,自然就會遵守世界的規範。」 在座很多朋友的國家,他們的政策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可惜這個基礎是錯誤的。實際上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國最近的表現,中國並不感謝過去支持它經濟發展的這些國家,日本的朋友應當點滴在心頭,給了中國很多ODA,但是中國的反應是什麼?美國提供廣大的市場,中國又如何回報?中國不但不感激,強大之後的中國其實有兩個心態,一種心態是中國要報復過去所受到的欺負。每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曾經受過其他國家的欺負,但是中國人最會記恨,他們也會記恨最久,所以中國人現在要消除過去幾百年來所受到的屈辱,然後要改變既有的世界規範。在場有許多美國朋友,過去美國制定了一些世界規範,認為中國自然會接受,可是最近美國應當很清楚,美國想要建立的規範,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國都要有自己的規範,而且一定要建立在對中國有利的基礎上。尤其是,中國自古以來都一直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歐洲或其他國家,認為天地之間唯有亞洲地帶,而自己則是世界上的中心國家,所以自稱為中國,周邊國家都必須對中國稱臣納貢,這就是中國根深蒂固的思想。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國家都成為中國的周邊國家,在中國的思想底層,它想要支配所有的國家,也就是妄想支配全世界。 實際上,中國在經濟上變得強大之後,就利用它龐大經濟、龐大市場、龐大購買的獨占力,在世界上進行許多不公平的競爭。中國可以要求日本廠商或美國廠商,如果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來中國投資。美國朋友知道嗎?Motorola當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去中國投資的,許多日本廠商也是在同樣的情況下才到中國投資。不僅僅投資而已,更要進一步把技術傳授給中國,甚至還一度要求美國的電子資訊廠商必須開放內碼給中國。中國利用這種獨占力的運用,目前也擴大到政治上的層面,用經濟的威脅來要脅其他國家聽命於它,這方面的事例不必我多談,葛來儀(Bonnie Glaser)在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七月間的一篇文章中談了許多,比如說,以威脅停止採購菲律賓的香蕉來迫使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讓步,其實目前也傳出威脅日本必須在釣魚台問題上讓步,否則就要抵制日本商品或是不賣稀土給日本。看來日本似乎要讓步了,好像要派一位官員去中國道歉,希望日本的朋友要留意這種現象。這種做法就是中國的思想,如果全世界縱容中國的這種思想,那就會帶來災難。但是老實說,中國已經變得這麼強大,你要強力去阻止中國的這些做法也很困難,所以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國家所能做的,其實只是去避免中國的實力持續迅速擴張,而更重要的就是要引導中國改變它的思想。如果中國人不改變他們的思想,這個問題一定會繼續威脅全世界,而且可能很快就會成為非常大的威脅。以前美國人認為讓中國經濟發展,它就會改變思想。現在已經很清楚了,中國已經相當有錢了,有沒有改變他們的思想?沒有!反而以前所隱藏的仇恨,現在都嶄露無遺。 我要談的第二個部分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台灣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其實,即使過去的蔣介石也講過,台灣可以做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示範。由於在東亞有一些人宣稱民主不適合亞洲,日本和台灣最近也有一些不成功的地方,所以被人拿來做為民主不成功的例子,其實並非如此,台灣可以做為民主的示範。為何台灣可以做為示範?大家想想看,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放棄計畫經濟、放棄共產主義,然後開始拓展國際市場,這些都是美國給的壓力嗎?是GATT或WTO給的壓力嗎?不是!是因為市場經濟在台灣和香港成功的示範。同樣的道理,民主政治在台灣能夠成功,對中國將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國內部一直要詆毀台灣的民主政治,因為中國政府知道,如果讓中國人民知道台灣的民主政治再怎麼亂,還是能夠存活得很好的話,它內部的壓力就會增加,這是台灣可以扮演的第一個角色。 台灣可以扮演的第二個角色,就是台灣最了解中國的做法,畢竟台灣學習了許多所謂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台灣也有很多人在中國,中國是怎麼的不民主、不公平,台灣是蠻清楚的,台灣對中國的批評與關懷也比較能夠深入中國。中國一直在不合理地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警告其他國家不可以干涉中國的內政,這種說法正好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換句話說,別的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中國說是干涉內政,如果我們馬總統有那個膽子敢批評中國,中國能說干涉內政嗎?如果中國要這麼講,這樣也很好!但是他們不能這樣說。所以說,我們最能夠影響中國,可惜我們沒有運用這個角色的影響力。 台灣對「中國威脅」也了解最多,其實台灣是最清楚也最知道如何去避免。大家回想一下,我們多久以前就開始瞭解到,如果台灣快速向中國投資,我們的產業快速流向中國,我們就會被連根拔起,所以我們有「戒急用忍」政策。美國和日本到現在才知道要把製造業喚回本國,而台灣在將近20年前就有了「戒急用忍」政策。台灣也知道,如果把所有的經濟發展機會都給中國的話,中國就會成為區域的威脅,應該把經濟發展的機會比較平均地分散到其他國家,所以21年前民進黨第一次辦民間經濟會議時,我負責撰寫台灣的總體經濟戰略,當時我就主張「南向政策」,把產業對外投資分散到東南亞去,這個意見最後也成為李登輝總統的政策。但是當時其他主要國家有沒有支持我們?沒有!都想看我們的笑話。如今產業都集中在中國了,很清楚的事實,受害的不只是台灣而已。 關於自由貿易協定(FTA),十多年前,我一再跟日本朋友講,日本應該來領導東亞的區域合作,否則中國會成為領導者,但是日本政府聽不進我的意見;我也一再跟美國官員(包括蠻高層的官員)講,美國應當來領導APEC為主體的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可以參加,另方面避免由中國主導,但是美國也遲遲沒有動作,直到中國成為主導者之後,如今大家可以看到是什麼情況了。在中國成為主導者的情況之下,當然台灣問題就很糟糕,台灣失去了其他國家的支持。因此,台灣內部某些具有特殊意識型態的人,或是對問題認知並不清楚的人,就開始主張台灣應當去結合中國、要和中國簽ECFA、要三通直航,其實這些事情就是讓台灣更靠向中國。台灣更靠向中國的結果是,當中國說要給台灣特殊的優惠關稅時,和台灣競爭的南韓就會緊張,所以南韓也急於和中國簽FTA。換句話說,原本台灣可以成為「和平演變」中國的力量,現在卻變成中國拿來迫使其他國家靠向中國的一顆棋子。這種事情的演變,我非常遺憾的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友邦美國,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曉得為什麼要一直逼台灣去親近中國。當民進黨政府對中國有戒心,對中國開放的某些項目打算採取循序漸進的做法時,美國官員卻說,如果台灣不跟中國三通直航,就沒有辦法和美國簽FTA。甚至在幾次總統大選中,美國的一些官員也強力介入,我就覺得非常奇怪,等一下Waldron(林霨)教授可能會提到其中的一些怪事。美國官員的態度到底如何,我並不知道,但是從台灣的經驗來看,台灣有很多廠商受到美國的威脅,台灣也有很多政治人物被中國收買,中國有沒有施壓美國廠商,我知道有!我也曾經告訴美國高層官員,當年中國要威脅台灣的許文龍先生時,其中的一個做法就是透過Motorola來威脅許文龍先生不採購他的產品。我不知道美國的官員有沒有被中國收買,但是日本的外交官曾經因為掉入中國的色情陷阱而自殺,我不曉得美國官員的品德是否會比日本官員高。 其實這些問題只要先進國家想清楚,多聽聽台灣這些了解中國謀略的人的意見,不要誤以為中國發展就會促進世界和平,那麼整個狀況就會好轉。台灣如果得到適當的支持,就不會是東亞的引爆點,反而可以做為緩衝區,可以做為一道防火牆,特別是可以做為改變中國、讓中國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門戶,可惜先進國家並沒有這樣做。那麼台灣自己呢?馬政府實際上是放棄了台灣去影響中國、改善中國的人權及促進中國民主的角色,反而積極接近中國,成為強化中國支配世界的一股力量,這樣下去的話,台灣就無法成為影響中國的門戶,反而是中國推倒世界秩序的第一塊骨牌。謝謝大家! (編輯部整理)

評論「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

王塗發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吳董事長研究台灣經濟發展數十年,又長期參與亞太區域經濟發展的實務運作(如APEC),是目前台灣國內非常有份量的經濟發展學家。本文從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的關係,有其相當獨到的見解,是值得關心台灣經濟發展與台灣前途的人士好好拜讀的一篇好論文。 這篇論文對於台灣的中國政策,特別是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有非常深入精闢的分析,也有相當獨到的立論與見解,例如從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前半期,新台幣大幅升值與人民幣大幅貶值(相對於美元),來推論說明台商大舉西進的主要誘因之一。對於吳董事長的這篇論文(以下簡稱吳文),大部分立論與見解,本人都表認同;做為一個與談人,本人只有一點小評論與兩點補充意見。 一點小評論是表示個人在某一部分有一點不大一樣的看法。根據表一的資料,吳文的見解是:「陳水扁2002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後取消過去對投資中國的一些限制,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億美元,較「戒急用忍」期的每年25億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可見政策鬆綁雖有幫助,但經濟的誘因可能更重要。到了2008年馬英九採取進一步開放政策,快速鬆綁過去對中國投資及人民來往的限制,台商投資金額更進一步快速提高,2008-2011年間到達每年117億美元,為民進黨時期的二倍,自不在話下。……即使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效果有限,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更強化投資中國的誘因。馬英九的進一步大幅開放政策,使兩岸經貿更為緊密…」。 不過,我個人對此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對表一的解讀是:陳水扁「積極開放」期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平均金額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0.9百萬美元的3.9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23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每年25.57億美元的2.67倍;馬英九「大幅開放」(全面開放)期每件平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5.43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17.14倍、「積極開放」期的4.38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17.07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4.58倍、「積極開放」期的1.72倍。可見經濟誘因雖重要,但政策鬆綁的影響更大。很明顯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中國是有顯著效果的。遺憾的是,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只重「積極開放」,並未落實「有效管理」,而馬英九更是「全面開放、無意管理」,致使台灣經濟走向幾乎完全依賴中國,而淪為中國經濟附庸(或邊陲)的不歸路!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民進黨政府的對中國經貿政策自2001年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後,台商投資中國快速成長,排擠國內投資,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提高,而引起社會的批評聲浪。在吳澧培等幾位資政與國策顧問的反映與建議後,陳水扁才在2006年的總統元旦文告中,宣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之前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並不是「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簡稱經續會),建議政府應把對中國經貿政策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以加強管理的功能。但行政部門似乎不以為然,在2006年7月召開的「經續會」,其實是要更積極開放,要鬆綁當時「台商投資中國不得超過其淨值的40%」之限制,也要開放通航(人、貨皆通)。 兩點補充意見說明如下: 一、首先,吳文指出,馬英九2008年5月上任以後,強力推動兩岸合作架構,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其他包括觀光、空運、海運、食品安全、金融合作、中資來台等18項協議也陸續簽署。然後分析說明:「台商過度投資中國,造成國內投資的停滯、失業率提高、實質工資下降,以及到2011年,出口中國市場所占比例超過40%。如此高的集中度,不但對經濟的穩定性有不利影響,而且由於中國隨時可以政治目的採取對台灣敵意的行動,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此必須補充的是,馬政府與中國簽署ECFA及後續的18項協議,都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是配合中國「以經促統」的統戰策略,落實中國的「經濟一體化」方針。根據最早主張「一中市場」的蕭萬長之闡述,未來這個市場(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在WTO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最終達到經貿政策與貨幣的全面統一。這樣的「一中市場」,實與中國所謂的「經濟一體化」完全吻合。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必然喪失,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那麼,政治上走向「終極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中國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吞下台灣。而這些協議中,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對台灣的衝擊將遠甚於大幅鬆綁台商對中國的投資。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也往往具有黨政軍背景,其對外投資是具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為了要取得其所需之能源、原物料或關鍵技術。中國也會運用其龐大的「國家財富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因此,中資來台當然是為了要取得較先進的技術,或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戰略性」投資,包括影響台灣股市、房市、媒體及金融穩定,進而影響台灣的經濟、金融政策,以促進「經濟一體化」。 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2011年中國GDP高達7.3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5兆美元,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而台灣僅0.466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而且中國國營銀行規模超大,其四大國營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中的任一家之資產都超過台灣所有銀行的資產總和。同時,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在此不對稱、不對等的情況下,台商為了追求私利而「錢進中國」,是幫中國創造就業機會,賺取大量外匯;而「中資來台」則是來挖取台灣的關鍵技術,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的結果,將導致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被掏空,台灣的金融體系被中國所操控,台灣的經濟命脈被中國所掌握,台灣經濟主權不保,更會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二、其次,吳文指出:「台灣正是位於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關鍵的重要地位……台灣島在東亞軍事情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台灣如果被中國併吞或受到中國勢力的控制,可以想見,亞太和平與繁榮將無法繼續維持,所以亞太區域各國,特別是美國及日本,如何合作協防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接著,吳文提出台灣的因應對策:1. 台灣的中國政策的核心價值,包括(a) 佈局全球,強化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b) 維持台灣經濟的安全與自主,(c) WTO原則,台灣與中國有關貿易問題應該在WTO架構下處理。2. 以「兄弟之邦」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3. 加強區域合作,特別是與先進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以降低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 這些立論都非常正確。問題是,台灣如果無法走出「經濟中國化」或「一中市場」的迷障,自甘與中國「經濟一體化」,試問能有那一個國家願意得罪中國來協防台灣?而如果如吳文所言,「台灣在自由經濟體制下,要採取適當措施防範中國的政治動機是很困難的,從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有限可以顯示出來。」那麼,台灣根本就無法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則再好的因應對策也無法落實。難怪在美國會出現放棄台灣、強化第二島鏈的聲音! 其實,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是隨著不同主政者的態度而有很大差異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期,效果是顯著的,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期,效果是有限的,馬英九的「全面開放」期,幾乎不管制,當然沒有效果。因此,需要補充的是:1. 台灣必須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而要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就要先進行下列觀念革新的心理建設:(1)改正「政經分離」與「依賴中國發展台灣經濟」的危險觀念;重建「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思維。(2)打破「中國化」等於「全球化」的迷思;改正追求「全球化」必須對中國全面開放的錯誤觀念。(3)改正中國為「世界市場」的錯誤觀念;正確了解中國非市場經濟、非法治及獨裁統治的本質。(4)赴中國投資及與中國經貿交流,應以國家社會整體利害為評估之考量,不應以個別企業之利益為考量。(5)對中國投資及開放中資來台必須審慎規範,積極管理,不能以管理困難或效果有限為由而放棄管理。2. 台灣必須揚棄依賴中國發展經濟的墮落政策,改變「投資中國,壯大他人,降低成本,從事代工,搶進中國」的消極發展策略,學習南韓採取「投資國內,壯大自己,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積極發展策略。如此自立自強,不斷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保持技術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要先自助才可望獲得人助。

羅致政教授評論意見

主持人、吳大使、Waldron教授、在座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讓我可以事先拜讀林霨教授的這篇文章。其實聆聽過林霨教授的報告和吳釗燮大使的補充之後,我能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見並不多,由於時間和篇幅有限的關係,可能有很多議題在林霨教授的文章中沒有被特別提到,也沒有辦法進一步衍伸和討論,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些補充。 在不久以前,有一位AIT的官員私下問我一個問題,過去幾年來美、台關係的最大轉變是什麼?我回答說:不是政策,不是人事,甚至不是軍力,我說是一個“Paradigm shift”。換言之,美台關係、甚至是美國與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最大的轉變是“Paradigm shift”,也就是「典範的轉變」,無論是看事情的方式、處理的方法、思考的邏輯,都在改變。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就是“mentality shift”(心態的改變),也就是腦袋裡面裝的東西已經不一樣了。可能他不清楚我的意思,所以我就進一步補充說,如果四、五年前你問所有的台灣人,在台灣的對外關係當中,哪一個是對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說是「美國」,可是四、五年後的今天你再問同樣的問題,即便是獨派的或是綠營的人士,大家的答案是「中國」,中國是台灣必須去面對的國家。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如果題目改成「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mentality”會不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崛起或是中國客觀存在的現實,已經衝擊到所有相關國家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那麼我們能怪台灣用這種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第二個我要丟出來的問題是,在林霨教授的論文裡面,美國的對台政策提到很多觀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之間會發生轉變。2010年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突然發生轉變,尤其是美台關係有很不錯的進展,他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國內政治的關係,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了,似乎是貝德(Jeffrey A. Bader)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坎貝爾(Kurt Campbell)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不是的,台灣從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自由民主已經成為一個“way of life”(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把美國對台政策的因素,完全歸納成是因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轉變或是台灣國內政治的轉變,我覺得稍嫌過於簡化。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是美國自己亞太政策轉變之下的產物。所以當美國總統歐巴馬說要“return to Asia”(重返亞洲),這時候台灣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簡單來講,當歐巴馬說要「重返亞洲」的時候,其實美國有一陣子是“return from Asia”(從亞洲離開);他們現在是“back to Asia”(回來亞洲),證明以前是“gone away from Asia”(離開亞洲)。因此,雖然台灣的國內政治是影響到美國的對台政策沒錯,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塊,可能是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林霨教授沒有特別提的,到底在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是全球“grand strategy”(大戰略)之下,台灣被擺放的“perspective”(展望)是什麼?有時候台灣的國內政治不完全是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反而是美國的政策影響到台灣的政策。這一點包括我們吳釗燮大使剛剛也提到,甚至陳博志博士也都提到,美國是逼台灣去跟中國“engage”(交往),包括三通和政治對話的問題。換句話說,“U. S. Asia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Y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cross strait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U. S. Taiwan policy and U. S. Asia policy. ”所以是互相影響的,換句話說,台灣不必為了美國的重返亞洲或來去亞洲背負所有的責任,可是台灣必須面對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新布局。 […]

面對中國崛起的亞太區域安全論壇

主持人羅福全的導言 各位專家、各位來賓,大家午安。現在我們要進行第四場的討論會,對各位專家就今天的主題所發表的意見進行綜合討論。身為研討會的主辦人,聽到每一位專家的發言內容都非常深入、非常專業,讓我非常欽佩。 今天研討會討論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問題是「現在進行式」,情勢在持續發展當中。去年我們舉辦的研討會邀請到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各界專家來參加,今年我們繼續觀察區域安全的情勢發展,發覺這一年來中國仍持續不斷增強軍力,並且積極擴張海權,也不惜與周邊國家對立,導致區域的緊張逐漸升高。為了防範危機,美國也宣示重返亞洲,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在今年6月初表示,到了2020年,美國海軍會將60%的船艦部署在亞洲,包括6個航母戰鬥群在內,後來潘內達把這種戰略布局稱之為軍事力量的「再平衡」(Rebalance),其目的並非和中國敵對,而是以強大的軍事抑制力為後盾,才能夠勸告中國在亞洲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放棄軍事冒險的行動。 美國一再重申,美日同盟是美國亞太政策的基石。以前我在擔任駐日代表期間,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曾經強調,日本外交的主軸在於美日同盟。基於對日本外交方針的體認,我把對日關係的重點放在美日同盟的延長線上。 中國崛起之後,這兩年來我們看到中國不斷擴張勢力範圍的前線,影響所及不只是台灣、日本,也威脅到東南亞的周邊國家及印度。這幾個月以來,越南、菲律賓幾乎都和中國形成短兵相接的緊張局面;中國在最近的釣魚台事件也擺出非常強硬的姿態,其中值得警惕的是中國企圖利用民族感情召喚台灣共同抗日,我們切勿掉入陷阱。關於釣魚台問題,美國宣布美日同盟的範圍涵蓋釣魚台,所以最近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先訪問日本,之後才訪問北京。在潘內達訪日期間,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公開強調釣魚台包括在美日同盟的範圍之內,等於在提醒中國有關美國對釣魚台的立場。美國雖然不願表明釣魚台主權的歸屬問題,但是任何國家侵犯日本行使管轄權的釣魚台時,美國將會履行共同防衛的義務。潘內達在表明這種立場之後才前往北京,用意極為明顯。以目前態勢來看,中國一百多個城市的反日活動已經漸漸緩和下來了,雖然宣稱將有一千多艘中國漁船要包圍釣魚台,實際上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在另一方面,日本是否會派官員去北京解釋或道歉,外界不得而知。種種跡象顯示,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存在著「軍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情況下,除非發生偶發事件,否則不可能爆發戰爭。事實上,美日同盟和美國重返亞洲是維持亞洲穩定非常重要的基礎。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並非企圖敵對中國,而是一種「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亞太區域扮演建設性角色。勸阻戰略若要達到效用,必須具備比對手更強的力量才行,這不是新的敵對關係,而是維持亞洲安定的基礎。 今天大家討論到很多有關美國重返亞洲之下台灣應當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目前有一個令人擔心的狀況,就是馬英九總統宣示的「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區」,這種提法會讓國際認為這是台灣倒向中國的信號,雖然他解釋「一國」就是「中華民國」,但是國際間並不存在「中華民國」,所有國家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際間所要釐清的癥結在於台灣是否屬於中國,「一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說法在國際間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台灣是自由的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已經成為常態,大家都在關注台灣的走向,台灣會靠向中國?或是要維護自己的獨立自主?這個問題要由台灣人民自己來決定。 這一場是綜合討論,有些專家已經在前面幾場發表過意見,現在就由還沒發表的張旭成教授和楊英育教授先發言,其次再由其他專家就先前發表的意見進行補充。  張旭成與談內容 謝謝主持人羅福全大使的介紹,今天我要談的題目是:在中國崛起及美國重返亞洲之後,台灣應當扮演甚麼角色。我要談的內容請參閱我的書面報告,其中所要強調的幾點,就是我們應當像日本、韓國一樣支持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因為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涵蓋台灣。雖然美國有些人在談「棄台論」,但是美國官方並沒有「棄台論」的問題,美國官方認為台灣是美國很重要的安全及經濟伙伴。不但美國的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這樣講,前白宮幕僚長戴利(William M. Daley)來參加馬英九總統520就職典禮時也重申這一點,所以美國是把台灣當作很重要的伙伴,那麼台灣應該怎麼做,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事情。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的阿富汗戰爭中,我們立即提供100輛的大卡車,而且有三年時間每年都提供2,000萬美元的分攤反恐戰爭經費,我在華盛頓遇見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他對我表示台灣是美國「及時的朋友」。現在美國要重返亞洲,美英九政府能夠做什麼?這些問題在我的書面報告中已有詳述,我就不再贅述,為了增加今天論壇發表人之間的意見交集,我要利用這個時間提出一些問題就教於在座的專家。 首先我要請教Prof. Waldron(林霨教授),你認為歐巴馬連任之後的對台政策與亞洲政策會有甚麼不同?如果羅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當選,雖然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他當選的話,你認為會有甚麼改變?而且我也要提醒你,在你回到美國之後和你的同僚交換意見時,台灣目前正在進行一個很大的轉變。馬英九已經任命他親暱的戰友金溥聰擔任駐美代表,其中隱藏的意義是馬英九打算開始和北京進行「政治對話」,甚至商談「和平協定」,所以馬英九派遣最親近的金溥聰去向美國傳達這種信息,甚至要說服美國政府的贊同,這是我們非常擔心的地方。我們擔心台灣內部有些賣國賊企圖和中國進行「政治對話」,再進一步簽訂「和平協定」,導致「終極統一」,請大家密切注意並防範這一點。 其次我要請教我的好朋友吳釗燮大使,吳大使目前擔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我想要了解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和對美國的政策,2012年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失敗,敗選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是民進黨缺乏一個明確的中國政策,也沒有明確的對美政策,這次蘇貞昌主席聘請到精通美國的專家吳大使擔任政策會執行長,我們需要知道在蘇貞昌主席領導下,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和對美政策是什麼,這是很要緊的議題。 接著我想請教日本的朋友金田先生,大約10年前我和黃昭堂主席以及一些朋友前往日本參觀日本的神盾驅逐艦,當時艦長回答我的問題說,如果中國和日本之間一旦爆發戰爭,結局將如同1895年的甲午戰爭一樣,中國的北洋艦隊被日本海軍殲滅。以如今的情況來講,你仍然會相信會有同樣的結局嗎?畢竟數日之前,日本海軍高層將領表示,當前的中國海軍是日本的重大威脅,你的看法如何?還有,台灣和日本之間的第二軌交流,就像這種研討會來互相分享彼此的觀點,希望也能夠在日本多多舉行,讓日本社會及媒體能夠更了解台灣的問題及我們的觀點。 我在論文中談到台灣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由於台灣提供的援外預算愈來愈少,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署長沙赫(Rajiv Shah)去年訪問台灣時表示,希望台灣更積極參與美國的發展計畫,提供更多資金來援助第三世界國家。我認為台灣在這方面應當要有積極作為,如果我們跟美國和國際組織合作進行國際援助的話,將有助於提升台灣在國際間的聲譽與地位。民進黨執政時期非常重視這種國際參與,但是目前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就是儘量不做,以免得罪中國,我們應當督促馬政府積極進行這方面的國際參與。 總之,台灣應該和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站在一起,而不是和獨裁國家合作。一個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現在馬英九的做法根本就是認賊為父,這對台灣人民而言是很大的侮辱。所以我們要徹底覺悟,一切有賴台灣人民努力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得勝,並在2016年總統選舉時贏回政權,自己當家作主。  楊英育與談內容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我要恭賀台灣安保協會舉辦一個這麼好而且很適時的研討會,本人也非常感謝有機會受邀參加這個論壇。在過去四年間,我擔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會長職務,FAPA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是台美人的倡導機關,1982年在洛杉磯成立,目前有54個分會,三千多個會員,總部設在華盛頓DC,雇用五、六位支領薪水的職員。 FAPA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爭取國際支持台灣人有權利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並且加入國際社會。FAPA所從事的工作和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中國的崛起,在美國也有一些「棄台論」的聲音。在美國的國會,FAPA向國會議員說明台灣的重要性,強調支持台灣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並提醒美國,「台灣關係法」將台灣與美國這兩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結合在一起。 我要藉著今天這個機會向大家說明,最近FAPA所做的幾件事情對我們台灣有相當大的幫助。第一,去年美國國會曾經舉行「台灣為何重要」的聽證會,時間分別在去年6月16日和10月4日。在6月16日進行的是「台灣為何重要」聽證會的第一部分,主持人是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斯蕾汀蓮(Ileana Ros-Lehtinen),聽證會的舉行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FAPA和福爾摩沙基金會的鼓勵。聽證會邀請四位非政府機關的證人,分別是邁阿密大學的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教授、前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Randall G. Schriver)、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Rupert J. Hammond-Chambers)、喬治城大學的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教授。 FAPA很幸運能夠聯繫到這些證人,有的向他們當面表達我們有關美台關係的觀點,在整個聽證會當中,我們非常高興這四位證人全部都強烈主張出售F-16 C/D戰機給台灣。 接著,在去年10月4日舉行「台灣為何重要」聽證會的第二部分,有兩位政府官員的證人,一位是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另一位是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首席副助理部長羅沃依(Peter Lavoy),這兩位的證詞都對台灣相當有利。這個幻燈片取自美國國防部的網頁,顯示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聽證會中作證的畫面,同時也有錄影的會議紀錄。坎貝爾現在身居政府要職,所以FAPA目前無法時常接近他,但是以前民主黨在野期間,我們和坎貝爾有相當多的互動,包括在2005年世界台灣人大會的年會邀請他來專題演講,我相信坎貝爾非常了解我們對台灣安全問題的關心,我們台美人的組織就是透過包括這種方式的許多管道來爭取美國的了解與支持。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美國的眾議院推動「台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的立法。FAPA在去年發起在國會舉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歡迎會,這個歡迎會有幾個重要性:首先,這個歡迎會為美國的立法人員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來會見對台灣前途提出有別於馬英九的意見的重要人物。其次,就是在2011年9月14日這一天,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斯蕾汀蓮(Ileana Ros-Lehtinen)在會場內送給蔡英文兩項禮物,一個是照片上的那面美國大國旗,另一項就是羅斯蕾汀蓮主席在稍早前提出的「台灣政策法案」,並公開在歡迎會上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