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塗發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吳董事長研究台灣經濟發展數十年，又長期參與亞太區域經濟發展的實務運作（如APEC），是目前台灣國內非常有份量的經濟發展學家。本文從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的關係，有其相當獨到的見解，是值得關心台灣經濟發展與台灣前途的人士好好拜讀的一篇好論文。
這篇論文對於台灣的中國政策，特別是對中國的經貿政策，有非常深入精闢的分析，也有相當獨到的立論與見解，例如從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前半期，新台幣大幅升值與人民幣大幅貶值（相對於美元），來推論說明台商大舉西進的主要誘因之一。對於吳董事長的這篇論文（以下簡稱吳文），大部分立論與見解，本人都表認同；做為一個與談人，本人只有一點小評論與兩點補充意見。
一點小評論是表示個人在某一部分有一點不大一樣的看法。根據表一的資料，吳文的見解是：「陳水扁2002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後取消過去對投資中國的一些限制，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億美元，較「戒急用忍」期的每年25億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可見政策鬆綁雖有幫助，但經濟的誘因可能更重要。到了2008年馬英九採取進一步開放政策，快速鬆綁過去對中國投資及人民來往的限制，台商投資金額更進一步快速提高，2008-2011年間到達每年117億美元，為民進黨時期的二倍，自不在話下。……即使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效果有限，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更強化投資中國的誘因。馬英九的進一步大幅開放政策，使兩岸經貿更為緊密…」。
不過，我個人對此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對表一的解讀是：陳水扁「積極開放」期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平均金額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0.9百萬美元的3.9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23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每年25.57億美元的2.67倍；馬英九「大幅開放」（全面開放）期每件平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5.43百萬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17.14倍、「積極開放」期的4.38倍，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更大幅提高到117.07億美元，是「戒急用忍」期的4.58倍、「積極開放」期的1.72倍。可見經濟誘因雖重要，但政策鬆綁的影響更大。很明顯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中國是有顯著效果的。遺憾的是，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只重「積極開放」，並未落實「有效管理」，而馬英九更是「全面開放、無意管理」，致使台灣經濟走向幾乎完全依賴中國，而淪為中國經濟附庸（或邊陲）的不歸路！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民進黨政府的對中國經貿政策自2001年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後，台商投資中國快速成長，排擠國內投資，造成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提高，而引起社會的批評聲浪。在吳澧培等幾位資政與國策顧問的反映與建議後，陳水扁才在2006年的總統元旦文告中，宣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之前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並不是「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簡稱經續會），建議政府應把對中國經貿政策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以加強管理的功能。但行政部門似乎不以為然，在2006年7月召開的「經續會」，其實是要更積極開放，要鬆綁當時「台商投資中國不得超過其淨值的40％」之限制，也要開放通航（人、貨皆通）。
兩點補充意見說明如下：
一、首先，吳文指出，馬英九2008年5月上任以後，強力推動兩岸合作架構，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其他包括觀光、空運、海運、食品安全、金融合作、中資來台等18項協議也陸續簽署。然後分析說明：「台商過度投資中國，造成國內投資的停滯、失業率提高、實質工資下降，以及到2011年，出口中國市場所占比例超過40%。如此高的集中度，不但對經濟的穩定性有不利影響，而且由於中國隨時可以政治目的採取對台灣敵意的行動，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此必須補充的是，馬政府與中國簽署ECFA及後續的18項協議，都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是配合中國「以經促統」的統戰策略，落實中國的「經濟一體化」方針。根據最早主張「一中市場」的蕭萬長之闡述，未來這個市場（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在ＷＴＯ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兩岸間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與資訊全面自由化，…最終達到經貿政策與貨幣的全面統一。這樣的「一中市場」，實與中國所謂的「經濟一體化」完全吻合。一旦「一中市場」建構完成，台灣的經濟將完全被中國所掌控，台灣的「經濟主權」必然喪失，台灣將淪為中國經濟的附庸；那麼，政治上走向「終極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中國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吞下台灣。而這些協議中，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對台灣的衝擊將遠甚於大幅鬆綁台商對中國的投資。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者絕大多數是國營企業，即使是民營企業，也往往具有黨政軍背景，其對外投資是具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為了要取得其所需之能源、原物料或關鍵技術。中國也會運用其龐大的「國家財富主權基金」，對外進行「戰略性」投資。因此，中資來台當然是為了要取得較先進的技術，或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戰略性」投資，包括影響台灣股市、房市、媒體及金融穩定，進而影響台灣的經濟、金融政策，以促進「經濟一體化」。
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對稱的經濟體，彼此關係也不對等。2011年中國GDP高達7.3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5兆美元，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而台灣僅0.466兆美元，兩者經濟規模大小相差非常懸殊；而且中國國營銀行規模超大，其四大國營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中的任一家之資產都超過台灣所有銀行的資產總和。同時，台灣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國營企業佔重要地位的非自由市場經濟。在此不對稱、不對等的情況下，台商為了追求私利而「錢進中國」，是幫中國創造就業機會，賺取大量外匯；而「中資來台」則是來挖取台灣的關鍵技術，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金融合作與中資來台的結果，將導致台灣產業的關鍵技術被掏空，台灣的金融體系被中國所操控，台灣的經濟命脈被中國所掌握，台灣經濟主權不保，更會危及台灣的國家安全。
二、其次，吳文指出：「台灣正是位於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關鍵的重要地位……台灣島在東亞軍事情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台灣如果被中國併吞或受到中國勢力的控制，可以想見，亞太和平與繁榮將無法繼續維持，所以亞太區域各國，特別是美國及日本，如何合作協防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接著，吳文提出台灣的因應對策：1. 台灣的中國政策的核心價值，包括(a) 佈局全球，強化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b) 維持台灣經濟的安全與自主，(c) WTO原則，台灣與中國有關貿易問題應該在WTO架構下處理。2. 以「兄弟之邦」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3. 加強區域合作，特別是與先進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以降低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
這些立論都非常正確。問題是，台灣如果無法走出「經濟中國化」或「一中市場」的迷障，自甘與中國「經濟一體化」，試問能有那一個國家願意得罪中國來協防台灣？而如果如吳文所言，「台灣在自由經濟體制下，要採取適當措施防範中國的政治動機是很困難的，從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有限可以顯示出來。」那麼，台灣根本就無法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則再好的因應對策也無法落實。難怪在美國會出現放棄台灣、強化第二島鏈的聲音！
其實，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是隨著不同主政者的態度而有很大差異的。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期，效果是顯著的，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期，效果是有限的，馬英九的「全面開放」期，幾乎不管制，當然沒有效果。因此，需要補充的是：1. 台灣必須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而要走出「經濟中國化」的迷障，就要先進行下列觀念革新的心理建設：（1）改正「政經分離」與「依賴中國發展台灣經濟」的危險觀念；重建「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思維。（2）打破「中國化」等於「全球化」的迷思；改正追求「全球化」必須對中國全面開放的錯誤觀念。（3）改正中國為「世界市場」的錯誤觀念；正確了解中國非市場經濟、非法治及獨裁統治的本質。（4）赴中國投資及與中國經貿交流，應以國家社會整體利害為評估之考量，不應以個別企業之利益為考量。（5）對中國投資及開放中資來台必須審慎規範，積極管理，不能以管理困難或效果有限為由而放棄管理。2. 台灣必須揚棄依賴中國發展經濟的墮落政策，改變「投資中國，壯大他人，降低成本，從事代工，搶進中國」的消極發展策略，學習南韓採取「投資國內，壯大自己，提升價值，建立品牌，佈局全球」的積極發展策略。如此自立自強，不斷提高技術水準，促進產業升級，才能保持技術領先中國的優勢，而擺脫中國的威脅。要先自助才可望獲得人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