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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 純／日本札幌醫科大教授 台灣的女兒 譯日   作者高田純，現任日本札幌醫科大學教授，專攻核災害學、放射線防護學、醫學物理學。主持放射線防護情報中心（http://www15.ocn.ne.jp/jungata），並擔任日本絲路俱樂部會長。主要著作有《中國?核?驗》（醫療科學社出版）、《世界?放射線被曝地調查》（講談社出版）、《東京?核兵器??！》（講談社出版）、《核爆發災害》（中公新書） 新疆核子試爆之禍害遠超過長崎、廣島、車諾比事故，北京政府持續隱瞞「核子輻射線」，日本之反核團體為何三緘其口？！ ──高田純 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絲路之重要地點，即維吾爾人居住地之東土耳其斯坦，強行試爆號稱世界最大規模之百萬噸（megaton）級核子武器，總數計四十六次，共達二千二百萬噸。 筆者自廣島開始進行有關蘇聯垮台後、舊蘇聯的核子災害及美國的馬歇爾群島海域等核子試爆災害之科學調查，本文調查中國引發全世界前所未有核子試爆災害之直接起因，係受哈薩克斯坦國保健省科學家之邀請，於2000年8月至中國邊界之當地小鎮訪問，調查核子輻射線之影響。 哈薩克斯坦國的核爆災害之最大原因是舊蘇聯時代之俄羅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所實施的核子試爆，然而該國科學家擔心著中國在遴近邊界的小鎮進行百噸級之核子試爆之影響，當時直覺上中國核子試爆受害最大的應是當地已受核子輻射線污染之維爾吾人，本人因此開始秘密地單獨進行核子災害之研究。 如後所述之中國絲路之核子試爆，確知當地已發生核子試爆之大災難。因最危險之三顆百萬噸級之核子試爆，致立即死亡者達十九萬人，受急性輻射線污染相當嚴重的達到一百二十九萬人，含有上述結果之最早書面科學報告是在2008年7月《中國的核實驗》（日本醫療科學社）出版。本書之英語、維吾爾語在2009年3月出版，為配合同月18日由日本維吾爾協會在憲政記念館舉辦之「中國絲路核子試爆災害與日本扮演之角色」研討會，向世界各國發出訊息，推動人道上存在的問題及維吾爾、西藏、南蒙古等當地被害者之大型科學研究。 中國於樓蘭遺跡附近所強行實施百噸級核子試爆之期間內，已知大約有二十七萬名之日本觀光客曾在當地旅遊，本文以輻射線防護學專家之立場，最先提出報告日本觀光客受輻射線危害之影響。不是只有影響鄰國，當地已轉化為觀光景點。中國在絲路核子試爆之危害，今後將是一大國際問題，據聞中國政府正準備將該地申請為世界遺產，但此非本文討論之範圍。 2009年4月上旬，北韓發射數枚彈導飛彈，震撼了日本社會，目前北韓之核子彈技術只是小小的千噸（kiloton）級程度，光是準備發射飛彈就必須花費不少時間，尚非可實際作戰，但以日本為目標所開發的百萬噸級中國之核子彈，其威脅並非北韓所可相提並論的。對日本最大的威脅是中國的核子武器，絲路核子試爆災難不能隔岸觀火，處理人民生命猶如草芥之中國共產黨，擁有核子武器不是只對絲路觀光客造成恐怖，對日本而言更是達摩克利斯（Damokles）的劍 。 秘密研發獨特技法 筆者為研究舊蘇聯在Semipalatinsk核子試爆對附近居民生活所受輻射線之影響，自1995年至2002年止每年都赴當地進行調查，哈薩克斯坦國係位於天山山脈鄰接著東土耳其斯坦，自古以來該地即為哈薩克斯坦人與維吾爾族人交流的地點。本文係與哈薩克斯坦國之輻射線醫學環境研究所共同進行的，2000年8月受到哈薩克斯坦國的邀請，為調查降下之輻射塵對哈薩克人之影響，訪問了該國東部邊界之小鎮瑪勘地（Makanchi）。當地病院擔心受中國核子試爆之影響，由於該地曾遭受蘇聯Semipalatinsk核子試爆，再加上中國的試爆，有可能已受到中國核子試爆的影響。 筆者認為當時受中國核子試爆危害最大的應該是當地的維吾爾人，本調查報告係筆者對中國核子試爆危害研究之起點，2008年7月出版之科學報告書《中國的核實驗》，為避開中國政府之阻撓，亦為配合國際社會在八月之北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時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問題，出版前未曾在學會上發表過。 本人於2008年10月出席布宜諾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四年舉行一次的國際輻射線防護學會，在會中報告中國核子試爆災害研究成果，旅途中順道至華府，為了對此災害最大被害人之國際組織「世界維吾爾會議」之總裁，即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熱比婭女士會談，對問題有明確見解的熱比婭女士，對本人之研究成果感到非常欣喜，當時本人承諾出版翻譯本之英文及維吾爾文的科學報告書。《中國的核實驗》出版後立即郵寄給美國維吾爾協會之熱比婭女士。 隔週之3月26日廣島舉辦國際研討會，筆者在會上報告研究成果，並當場將研究報告書交給出席會議之哈薩克斯坦國輻射線醫學環境研究所之所長。中國之核子試爆對鄰國之哈薩克斯坦有著明顯的輻射線影響，其危險程度遠超過國際輻射線防護委員會對一般大眾勸告之輻射量程度，以及從事輻射線業務人員一年間可承受之限度，筆者以第三國之立場提出書面證據之科學報告，此時中國核子試爆之危害已轉為國際問題。 筆者係以世界輻射線危害研究之經驗及美國核子爆炸之理論為基礎，獨自開發出預測有關地面核子試爆危害之測量方式RAPS及預測空中核子爆炸危害之測量方式NEDIPS。前者之RAPS是在地面核子試爆後，順著風向降在輻射塵所污染的地區，測量當地居民所承受之輻射量。最早之實際應用是911恐怖攻擊發生後不久，假設東京受到核子武器恐怖攻擊時所產生危害之測試。（請參考日本講談社出版的《東京?核兵器??！》）。其次亦應用在蘇聯史上核子試爆之危害及2006年10月北韓核子試爆對日本影響之預測上。後者之NEDIPS是以核子彈頭在都市上空爆炸後，輻射線、衝擊力造成危害之測量方式，可自行測量核子試爆之威力，首次測量出東京受到20公噸級威力之小型核彈攻擊時所造成的危害（中公新書《核爆發災害》2007年出版）。 上述之核子試爆危害之測量方式，乃是以廣島、長崎及馬紹爾群島核子試爆時美國之試爆報告為基礎之輻射線防護學理論，以及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核子試爆之爆炸威力、爆炸高度、風向風速等詳細資料，測量出在核子試爆時順風降下之輻射線量與對健康之危害。被害人數之計算則是使用世界保健機構之人口資料庫，以維吾爾地區之平均人口密度為基準。 無視安全對策所導致之國際問題 哈薩克斯坦自舊蘇聯時代就已經在監視中國的核子試爆，累積有無數的核子放射線影響之科學調查報告。本人在2001年所見到的哈薩克的科學報告書，已詳細記載著中國的每一個核子試爆資料，實施之年月日、爆發威力、爆炸高度等、還有降下的輻射塵之能量分析、風速、哈薩克居民所受輻射量的預測值。本報告書之背後功臣應該是舊蘇聯時代之情報人員與俄羅斯的科學家們，接著是哈薩克的科學家們，他們亦是為了祖國而努力奮鬥。 哈薩克斯坦的報告書的背景，有俄羅斯科學的底子，其輻射線防護科學有著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世界最高之水準，曾與俄羅斯科學家共事過的我，不斷睜大眼睛觀察，學習到高過日本水準的東西。 比較美、蘇、中三國之核子試爆安全性，中國試爆之危險性是非比尋常的。美、蘇為了在居住地區之核子試爆，建設了民眾不得進入之廣大的管制區。美國的內華達核子試爆場或是馬紹爾群島、蘇聯的Semipalatinsk核子試爆場均為禁止入內的區域。前者已為眾所周知，故略之不談，後者之蘇聯核子試爆場（約為日本四國的面積）將居民遷移他處，周邊圍起鐵絲網，嚴格管理進入試爆場所的出入口。 即使蘇聯擁有廣大的核子試爆場，為顧及民眾安全，仍將核子試爆之最大威力壓制在40萬噸級，實施試爆時還預測輻射塵之降下地點，並採取事前部分撤離之措施。中國的核子試爆場未有安全管理對策，從當地之維吾爾人的證詞得以推知。若依日本法律管制在一千公里以上的試爆場，用RAPS測量設定在百萬噸級的地面核子試爆，都不得實施。日本之輻射線危害防治法是以國際輻射線防護委員會的勸告為基準，所有的歐美民主國家不可能在其國內實施如此之核子試爆，這樣的結論應無違誤。 本考察亦可證明北京政府所實施之核子試爆是蠻橫的，且從中國核子試爆之地點畫一半徑一千公里的圓圈時，範圍已超出中國領土以外。換言之，中國的核子試爆隨其危險性，將所產生的輻射線之影響危及鄰國，成為國際問題。 中國在絲路所實施的核子試爆是蘇聯在哈薩克斯坦所實施40萬噸級核子試爆的十倍大，是投在長崎原子彈的200倍。蘇聯為附近居民的安全，將核子試爆威力設定壓制在一定程度。然而中國未建設像蘇聯那樣的試爆場，就進行百萬噸級的核子試爆，很清濋地可以從衛星影像圖上觀察到，就完全如同維吾爾人之證詞一樣。 大型核子試爆場所的建設不只是為了在軍事上保密，維護國民健康安全有其重大的意義，然而中國政府未設核子試爆場所，未考量附近居民安全上的防護，他們在絲路進行的核子試爆、核子試爆之軍事演習、殺傷力調查，但不能不認為他們完全沒有安全意識。 筆者認為在樓蘭遺跡的附近及北部山區應有數個核子試爆地點，但未能確認所有的核子試爆地點＝核子試爆之原點，中國政府根本就不公開這些資訊。 中國共產黨的核子試爆是歷史上最卑劣的行為 在地面進行核子試爆將引起超過攝氏百萬度的火球覆蓋在地面上，加上輻射物和輻射塵混合在一起飛上天空，隨風到處降落，如此之輻射塵均帶有高度輻射能之r線，放射出α線、β線，危險至極之核子輻射塵，藉著風吹流動帶到遠方，使遠方的人們亦受到輻射線的影響，健康受到危害。 筆者以防護日本為目的，開發出科學上的測量方法，測量出核子試爆危害之影響程度。起因是因為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分子發生攻擊美國中樞。以保護日本國民為課題，從事防護核子武器恐怖攻擊及導彈飛彈防護之研究。而且為了保護日本國民，推動研究核輻射線防護之課題，2005年發起輻射線防護醫療之研究會。 前述之RAPS基本測量方式是2002年所開發出來的，對熱核炸彈（在日本稱為水素炸彈）亦可採用此一方式測量；以此計算中國所實施的三次百萬噸級核子試爆，遠在千公里外的哈薩克邊境小鎮亦可測量出輻射線之數值，與蘇聯的測量方式測量出來的輻射數值報告是相當一致的，此一數值亦顯示對胎兒有危險性的影響。 在樓蘭遺跡附近所實施的三次百萬噸級核子試爆，測量到輻射線影響之結果，當場立即死亡人數達到十九萬人。即是說，有數個村莊因降下之輻射塵致全村人口全部死亡。二百萬噸級之地面核子試爆致立即死亡之某一A危險區域，經由風吹可達到245公里的範圍，相當於從橫濱到名古屋的距離。其他生存者則罹患急性白血症，因健康受害引發急性病症人數達到一百二十九萬人。造成罹患急性輻射線障礙病症之B危險區域，以二百萬噸級在地面之核子試爆，經風吹後可達到440公里的範圍，相當於從東京到大阪的距離。 另依熱比婭女士之說詞，在中國共產黨的機密資料裏則有高達七十五萬人死亡之說，此一數目可說與筆者所推定之數目幾乎一致。本人推定之數字是46次核子試爆，其中三次之百萬噸級，被害人之總數應該更多才是。被危害之維吾爾人完全沒有受到醫療照顧，引發急性病症之129萬人中應有相當多的人因此死亡。熱比婭女士指責中國政府未給生存的維吾爾人提供醫療上的補償，換言之，超過上百萬的受害人被忽視而未受到醫療救濟。如此漠視生命之非人道行為在21世紀應該是不被容許的。 中國共產黨政府強行實施百萬噸級的地面核子試爆，其產生的大量核沙降落在大於東京都136倍以上的東土耳其斯坦，所產生核子輻射塵不論對人或對環境都有很大的影響。推測在該地區明顯之受害人，死產或生出畸形嬰兒的應在三萬五千人以上，罹患白血症的應在三千七百人以上、罹患甲狀腺癌的應在一萬三千人以上。 中國共產黨必定是未將維吾爾人視為自己的國民，反而是當作實驗材料來看待。相反地日本人之科學家是被教育為「不安全就不實驗」的。中國絲路的核子試爆根本不能說是實驗，完全是一種蠻橫的行為。我做過世界核災害的科學調查，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殘酷的事例。執行如此暴行的人，必定是惡魔。中國蠻橫地實施核子試爆行為，可以說是自上世紀至21世紀，是歷史上最惡劣的人權、人道問題。 90年代危險的火山口狀核爆 比東京都還大136倍以上的面積受到核害污染的危害，可說是令人難以置信，而且核危險區（hazard）還繼續存在著，地下核子試爆甚至是地下水源污染的原因。 但是雖說是地下，但是未能證明是真正的地下核子試爆。科學上意義的地下核子試爆，火球是不會從地面上出現的，但是依據維吾爾人的證詞，於90年代曾見過火球從地面上噴出。逃亡至英國的維吾爾人醫生阿尼瓦爾‧托佛第在去年（2008年）3月18日東京的研討會上之說詞，93年於其老家庫魯姆（中國名為哈密）從一老牧羊人口中聽到試爆後的經驗談；該老人說：「我曾經看到神」，還說比太陽光亮上一百倍，大地嚴重地搖晃，變成很強的暴風，身體約有一半留下火傷疤痕的他（受核爆者常有的症狀），軍方人員帶到醫院檢查，還把他的一百多隻的羊全買下，兩年後老人隨之死亡。 這是將核子彈頭埋在較淺的地下，或者是在山腳洞口附近的核子試爆。這種核子試爆是最危險的，火球噴出後大量輻射塵隨著飛舞，然後像地震似的衝力衝向大地，這不在地下核爆的分類之內。淺埋式的核子試爆被稱為火山口狀（crater）核爆，污染範圍很廣，是最危險的一種核爆。 這事件被揭發之前幾年，也就是1990年前後，中國未正式公開發表核子試爆的資料，本人取得的年度記錄是1981年以後所有的地下核子試爆記錄，這已證明所謂「地下」並非地下核子試爆，而是包括著危險的火山口狀核子試爆之證據。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直到1996年為止，在絲路維吾爾地區一再重複實施非常危險的核子試爆。 核子試爆期間27萬名日本人曾遊該地 中國共產黨在樓蘭遺址強行實施核子試爆，含有百萬噸級之大型核子彈頭，同一期間內，約有27萬名的日本人曾在當地觀光旅遊，這是已被清楚瞭解的令人驚愕的事實。本人從事科學上中國核子試爆危害之調查，以輻射線防護學專家之立場，為第一個做出有關日本人受核子輻射危險影響之考察報告。 日中恢復邦交後，NHK曾播放介紹絲路的歷史，受該節目之相當影響，許多日本人曾到維吾爾地區觀光旅遊，1981年超過五千人、1985年超過一萬人遊訪該地。除舊蘇聯之外，在中國核子試爆期間，到過維吾爾地區觀光的外國人，以日本人為最多。 許多日本人到絲路觀光，不是在極為靠近核子試爆地點就是在核子試爆後降落輻射塵大量污染的地區，如百萬噸級的核子試爆就在樓蘭遺址的附近，其他尚有許多試爆地點尚未明確。 前述之老牧羊人受害地點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東端，該地是在1970年前後計達三次實施百萬噸級核爆的場所，約離400公里的東北地區。 由此觀察應可確認中國政府實施核子試爆未限定在特定之區域內，而是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各個不特定的地區。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在東土耳其斯坦各地實施核爆的目的是為了地下資源的開發。1970年代蘇聯也是在西伯利亞東部的撒哈（Sakha）共和國，利用地下核子試爆開發地下資源（拙著《世界?放射線被爆地調查》日本 講談社?????????，2002年）。仿效蘇聯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理由不在其侵略統治的絲路廣大土地做同樣的核子試爆。 東土耳其斯坦的石油和天然瓦斯之埋藏量，各佔有中國全部埋藏量的28%與33%。現在當地的經濟發展就是大量依靠油田的開發。 除生活在各地區的維吾爾人以外，以日本觀光客為首的外國人乘著巴士，循著絲路旅行，竟然不知情的到中國核子試驗場的地獄走一趟。 自東京舉辦奧運的1964年10月起至1996年十月止，中國在樓蘭遺址周邊連續實施包括軍事演習在內的核子試爆，在日中恢復邦交前，日本人會到當地遊訪者並不多見，至1960年代之後半，最危險的核子試爆持續進行著。日中恢復邦交的1972年以後總共核子試爆次數有33次，達到960萬噸之譜，有如同使用在廣島一樣的原子彈，約600顆核子彈頭在日本人觀光絲路的期間內爆炸。中國在絲路的核子試爆，而考慮日本人觀光客受到各種程度的輻射影響，在科學上是合理的，研究其危險性應是日本人輻射防護學者的任務。 […]

侯榮邦 譯 根據北京的報導指出，被稱為「螞蟻族」的大學畢業生日增，大多集中在北京等大都市的郊外村落居住，這種現象引人注目，或許會誘發社會的不安。如今中國的就業情況被比喻為「大冰河期」，實不易消解。 在北京的高科技產業的據點中關村附近，有人口未滿三千人的「唐家嶺」。在那裡，現在有失業或半失業狀態而在各地出身的大學畢業者群聚，其數目達四萬多人。 據山西省出身而在雲南省的大學畢業生鄧錕氏（25歲）說，他迄數個月前也在此村落生活過，並說明在此村落生活是為找到收入安定的工作。螞蟻族的生活環境惡劣，從馬路進入巷內，就看到並列而有裂痕的粗陋小屋。 小屋約十幾平方公尺的寬度，房租一個月350元（約4,550?），是北京最低層的生活。他們大半的工作是兼差，從事販售電話等工作，月收為1,000~2,000元（約一萬三千~二萬六千?），相當民工（來自農村勞動者）的收入。 北京大學「中國‧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廉思（29歲），調查他們的生活狀態，整理成《螞蟻族》一書。他們是次於農民、民工、及被降職的勞動者的弱勢群，但是，像高智能的螞蟻群集生活，所以命名為「螞蟻族」。 從前被稱譽為「天之寵兒」的大學生，進入本世紀後私立大學增加，新畢業生急速增加是就業困難的主因，再因去年來景氣低迷而加劇。今年六月約有610萬的畢業生加上100萬人以上的失業者，和民工們爭奪職業。鄉村地方出身者畢業後大多留在都市謀職。但是因為戶籍不在現地，所以不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等救濟措置。單單北京就有10萬人以上的螞蟻族，如同北京的螞蟻族現象也發生於大學集中的上海、廣東省廣州、陝西省西安、湖北省武漢等地方。 「八○後」（1980年代出生者）的大學畢業生透過網路發表極端主張，成為「網路暴民」的核心。螞蟻族的年青人也有不少人要求透過網路吐露對現狀的不滿，使有識之士開始憂慮「可能星火燎原，爆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  

（1）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瞭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一般中國人通常只關心自己的家庭和親屬，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祉，對於和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2）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是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一個事實：成就來自於努力工作和犧牲。中國人傾向於索取而不是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諦不在於你索取多少，而是在於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3）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祉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在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來獲得別人的注目。如此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種微不足道的慾望而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具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這種習性已經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4）中國人沒有勇氣去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出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佔據。再者，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付諸實踐。 （5）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一步的努力工作和犧牲才得以實現，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只是為了謀生，那麼一個人只有去索取即可；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就必須奉獻。 （6）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衣著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7）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使得中國成為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之外，實際上和其他一般苦力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8）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於技術落後、管理失敗，中國製造的單位能源消耗量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也喪失了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污染環境，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 （9）目前中國正遭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環境破壞與人性淪喪。由於中國人天生的貪婪本性，他們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即無止境地追求物質利益而漠視人的尊嚴。中國人狂熱追求西方的技術與產品，但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卻漠不關心。 （10）由於中國文化不鼓勵勇於冒險的優良精神，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國人對於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並不感興趣，反之，他們更執迷於物質上的需索，在這方面遠遠勝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信仰自由」以及「心智健康」這些概念，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無法達到一個生命（註：即肉體和靈性的並存）存在的更高層次。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注於動物本能對食物和性的貪婪那種可憐的慾望上。 （11）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徵與標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裡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為別人的幸福做過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擁有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而已。 （12）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身應當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渴望能夠受惠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絲毫不思回報。 （13）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夠格足以獨立主事的管理級專家。服務於一個公司或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些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在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雖然歷經百年，如今這個評價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狀的病因。 （14）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並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虧欠的是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微，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途之羊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15）…………（最後一條留給讀者自己想） * 資料來源：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

馬政府上台後，不但在國際關係「外交休兵」刻意淡化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在國防策略也採取被動、保守守勢，處處討好北京。許多將領感嘆「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去（2009）年國防部出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在「國防戰略指導」一章，指出國防部遵照總統建構「固若磐石」國防武力的國防政策，以及建立「嚇不了、咬不住、吞不下、打不碎」整體防衛戰力的指導，發展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據以規劃國防轉型及未來戰力發展方向。如果馬英九真懂得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他只是重複國民黨政權在上世紀「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口號而已。 這與曾任國防部長的唐飛所主張的「烏龜」（turtle）戰略一樣保守和被動。唐將軍說「烏龜」背殼堅厚，適於固守，但它一被翻轉身來就動彈不得，任人擺佈。筆者在國防委員會質詢唐部長時，就主張「刺蝟」戰略；刺蝟生性善良，沒有侵略性，卻有堅強的生存和自衛能力，其皮膚堅韌，尖銳的刺能使企圖攻擊他的虎狼先受到傷害而不能得逞──台灣必須有制敵自衛的能力。 兵家都同意攻擊是最有效的防衛，台灣要加強防衛的力量，必須有嚇阻的能力，給犯台的敵人嚴重傷害並付出鉅大代價，有就是能「有效嚇阻」，才能「防衛固守」。 2008年5月起，在蘇起主導國安會的干預下，停止國軍「雄風」二型巡弋飛彈量產，「雄風」三型超音速巡弋飛彈的研發也被喊卡，這些武器都是台灣可以遏阻解放軍攻佔台灣的有力防衛武器，馬政府的戰略退卻，或其他不可告人目的，造成「親痛仇快」的影響。 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應採取符合海島型條件的防禦策略，以制空與制海為優先之指導原則，致力提升空軍、海軍、飛彈防禦武器現代化。由於台灣幅員有限缺乏防衛縱深，馬政府所強調的「防衛固守」，要在本島西部灘頭上與敵軍決戰的策略對台灣不利。以色列與台灣一樣是小國家，幾次與阿拉伯國家的軍事衝突，都是「接戰境外」，避免戰爭打到本國領土。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急速軍事現代化及提升對台軍力部署，軍事專家都認為台灣必須採取快速反應制敵機先的策略。 因此，陳水扁2000年競選國防政策白皮書指出：「依據決戰境外的戰爭指導原則，國軍應籌建源頭打擊力量，優先強化海空軍力，建立三軍聯合作戰能力，積極發展電子資訊作戰能量，健全C4ISR系統整合」。戰略專家質疑以往「防衛固守」太消極與太被動，不符台灣國防需要，而提出「攻擊乃最佳防禦原則」，並主張國軍「有必要研發中、短程對地飛彈與巡弋飛彈等遠距投射武器系統的研製與部署，發展深入敵境的精確打擊能力，使敵方具威脅性的重要政軍目標均涵蓋於國軍火力投射範圍，將國家防衛縱深向前推進主敵人領土上，提高我方軍事嚇阻力量與安全係數，癱瘓敵人對我發動戰爭能力」。該國防政策白皮書指出，中華民國在遭受武裝攻擊前，不會主動採取任何攻擊性的軍事行動，但「一旦潛在威脅來源，採取敵對的武裝行動，將敵軍擊毀於境外，摧毀於戰場縱深之後方基地，癱瘓其本土軍事目標，這將是國家防衛所需的合法且必要手段」。 美國五角大廈發佈2004年「中國解放軍」報告時，曾規劃一頗具震撼力的建議──為了嚇阻解放軍武力犯台，台灣可以把人口稠密的大陸都會區或長江三峽大壩作為攻擊目標。對此一建議，有些美國專家肯定，有些人表示異議；在華府出版的「國防新聞週刊」（Defense News Weekly）在2004年5月底的社論中警告，台灣轟炸三峽大壩可能造成幾十萬平民死亡，刺激北京進行毀滅性反擊。北京也放話，如果國軍攻擊大霸，將會遭到解放軍的毀滅性打擊，甚至連美國也將遭殃。 國軍確實有攻擊中國大陸的能力，但是台灣真的計畫將大壩與人口稠密的都會區作為第一擊的反制目標嗎？當時國防部副部長蔡明憲在立院答覆詢問時就說國軍從未有此計畫，台灣如果遭受解放軍襲擊時，我們會以中國軍事設施為還擊目標，不願意也不會去傷害中國無辜平民。在台灣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認同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思維，但是解放軍將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早就認為台灣有可能以武力攻擊三峽大壩，並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防衛準備。2002年8月23日「萬維讀者網」報導，「在中國大陸夏季軍演結束之際，日前傳出台灣軍方利用電腦推演，模擬F-16戰機群攜帶『精靈炸彈』及『小牛導彈』，準備經過長途飛行，對長江三峽大壩進行攻擊」。中國有關軍事專家指出，正在建設的三峽工程，必然成為未來戰爭中舉足輕重的戰略目標。因而，對三峽工程所採取的一系列防衛措施，都從戰略高度來考慮的。三峽全部完工雖要到2008年，但各種防禦部署早在1997年就基本就緒，以應付突發事件。」 北京這些防衛措施，是因為台灣的戰略思維不再停留在「防衛固守」，採取消極的守勢，轉而強調「有效嚇阻」與「接戰境外」，並建構嚇阻與遠擊軍事能力。 戰爭的最高境界是「預防戰爭」；台灣愛好和平，不會挑釁中國，也不會以攻擊三峽大壩作為軍事選項，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提醒國人，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缺乏戰略縱深，必須有能力「接戰境外」，不讓敵人把戰爭帶到本土，因此台灣急須自製或外購攻擊性武器系統，才能嚇阻侵略者，並拒敵殲敵於境外。

黃琬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法學博士 ㄧ、前言 台灣歷經多國的殖民統治，政治背景充滿殖民色彩，加上島國移民文化影響，社會呈現多元文化。如此多元的政治歷史及豐富的文化資產，使得台灣政治不僅值得研究，且深具人文歷史意義。但也由於台灣的政治歷史曲折，「政治問題」或「人權議題」在其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常受到扭曲及壓迫，此由不少司法案件及大法官解釋可以看出。 Alan Dershowitz教授曾言，由歷史的演進來看，權利並非神聖且不可剝奪的，他以Alexander Hamilton支持John Adams的「外國人民法與叛亂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及〈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起草人之一Thomas Jefferson協助起草（並增補）維吉尼亞州的奴隸法典（Slave Code）剝奪黑人奴隸擁有自由權等例子來說明：權利是脆弱且容易被剝奪的。 因此，在政治容易干涉司法的台灣，除了靠司法制度來保障權利之外，也需要一個可以凝聚共識及影響政府的政治參與制度─公民投票。透過公民投票的辯論過程，不僅可以凝聚公民意識，提高人民對於政府重大政策的關注及參與，亦可藉由政治互動行為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二、公民投票背後的政治思考 台灣於2003年11月27日三讀通過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公投法），同年12月31日公布施行。人民擁有公民投票之權，表面上似乎象徵著台灣政治朝民主鞏固邁進一大步，但由2004年及2008年兩次全國性公投的情況來看，情況似乎相反。 目前台灣在政治參與部份，筆者認為，公民投票意義被扭曲的情況頗令人憂慮。公民投票在台灣已非新興之政治參與議題，但以總統選舉時的兩次全國性公投來看，公民投票並無為台灣高度的社會分歧意見凝聚共識，反而弱化了提案者欲表達的「國防安全」及「國際地位」問題。是故，筆者認為，公民投票背後的政治思考包括： 1. 公民投票之主要功能是「凝聚公民共識、反應多數意見」，但在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的思想審查之下，公民投票是否能有效地凝聚公民共識和確實地反應多數意見？ 2. 台灣目前兩次全國性公民投票之結果意義不大，此乃因意識形態與認同問題（政治認同及國家認同）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如何正向面對意識形態及認同問題，並將其轉化為台灣獨立的助力而非阻力？ 三、直接民主立論的政治參與：公民投票 （一）民主政治之意涵 「民主（democracy）」一詞似乎容易成為大多數人的愛好用詞，不管人們偏好何種政治制度，他們在心理上也會高舉民主的旗幟。有些政治學者認為，民主就像一種「萬用袋」（gladston bag），只要稍微包裝，就幾乎可以容納我們所想像的任何事實。 事實上，許多非民主國家常堅稱他們所偏好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例如，法西斯主義聲稱自己信仰民主、共產主義聲稱自己的社會民主才是民主、國民黨聲稱自己的三民主義才是民主。但，「民主」的意涵究竟是什麼？ 論及民主，在「民主」這個名詞普遍盛行之前，雅典人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中對於民主即有一句頗具意義的描述：任何一位公民在公民大會都享有發表言論的同等權利。 這個對民主意涵的基本描述，仍是現代民主發展的重要思想依據。再者，民主理論之真理為何? 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言：「有多少民主國家，就有多少套民主理論。」 民主本身的定義，即存在很多歧異。 因此，筆者並不打算整理歸納民主理論，而僅以Georg Srensen及David Held兩位知名政治學者之論點來解釋筆者為何如此重視政治參與。 Georg Srensen對民主政治之定義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由人民進行統治的政府形式（a form of government）。」 由Srensen之觀點可知，人民有權參與國家政治，國家權力的來源即全體人民，人民並非被國家統治的對象，而是統治國家的主人。易言之，民主政治是一種治理方式，由所有的社會成員共同行使統治權（如直接民主），或由人民推選若干代表來制定政策（如間接民主）。 質言之，民主政治即為人民所統治，人民「參與」政治乃為民主政治之核心基礎。 David Held把民主政治原則界定為：「個人應該自由且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就是說，個人應該在詳細規定的架構內，享有平等接近政治的權利（以及相對應的義務），只要他們不要將此架構拿來否定其他人的權利即可。」（Individuals should be free and equal in the […]

台灣安保通訊第二十一期 《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專輯  美國國防部 【目  錄】  譯者序／陳國雄    給國會的年度報告：   2011年中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美國國防部    全文摘要     第一章：年度新發展      中國在2010年的挑戰和機會      中國國家安全領導階層的發展狀況      台灣海峽安全情勢的發展      中國軍隊規模、定位及能力的發展     中國的太空及網路能力的發展     中國獲取國防科技的新動向     挑戰台灣的威懾力量     中國對外的軍事交流    第二章：瞭解中國的戰略     概要     瞭解中國的戰略     中國軍事決策的結構與過程     中國軍隊結構圖     中國即將來臨的軍事領導權移轉 […]

陳隆志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公元2011年11月17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一封來自台北的緊急E-mail，傳來黃昭堂主席過身的噩耗，一切來得很意外，令人無限感慨、非常惋惜懷念。 回想個人與昭堂兄初次見面，是在1954年進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時，他是經濟系的學長，大我兩屆。因為同樣是來自台南縣，又都是台南一中的校友，在台南北門區同鄉會的聚會上認識他，雖然是初見面，在言談舉止中可以感受到他做事求大格局，不拘泥小節的特質。 昭堂兄急公好義的個性使他年青的時候就投入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他與王育德先生創立「台灣青年社」（台灣獨立連盟日本本部的前身），他在日本長期奮鬥，我在美國打拚，雖然我們兩人分別在不同的所在、不同的領域努力，但是追求台灣獨立與建國的目標是一致的。 1991年7月昭堂兄不辭辛勞由日本來到美國，應邀在盛大的美東台灣人夏令營（在康乃爾大學舉行，約有2,500人參加）演講。個人則以「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對日和約》四十年後」為題演講，強調自解除戒嚴、李登輝先生就任為總統開啟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轉型，過去因《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法律地位一度未定的台灣，從此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須要台灣人大家共同努力打拚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尤其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 演講結束散會後，我們兩人進一步交換彼此對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研究心得，才有較深入互動的機會。昭堂兄說：「隆志，我詳細讀了你二十年前（1971年）出版的大作《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有一個非常深的印象是你的文章用台灣話或北京語讀，都非常通順。」我真感覺到昭堂兄是一位台獨理論難得的知音。他進一步講：「隆志，假使照你所講，台灣已進化為一個獨立國家，按呢，我就可以退休了。」我的回答是：「您還不可以也不能退休，還要為台灣的獨立建國繼續打拚。因為，台灣雖然開始進化為一個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就是建國的工作——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等等。獨立、建國是持續努力發展的過程，兩者密切關聯不可分。」 昭堂兄為人豪爽幽默，是台獨運動少數理論與實際兼顧的實踐家。他一生堅持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術研究，他以漢文、日文或英文發表的文章，大多圍繞著台灣或台灣的國際地位的議題；他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作為他的「專業」感到驕傲，充分展現他對台灣強烈的使命感。 1992年因為黑名單的解禁，他終於回到故鄉台灣。1995年8月起昭堂兄正式接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主席，開始扮演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火車頭的角色，走遍全台各地從事推動獨立建國的草根工作。2004年他擔任228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總指揮，成功串聯台灣人的力量與振奮台灣人的士氣，促使台灣本土政權勝選，繼續執政。2011年2月為了避免民主進步黨初選的衝擊，昭堂兄代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率先表態支持蔡英文角逐2012總統大選，為凝聚本土陣營的力量盡心，凸顯他的智慧、眼光與氣度。 作為一個矢志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運動者，昭堂主席憂心國內沒有確立台灣國家主權的共同認識、沒有台灣國家國際地位的共同理論，影響獨立建國的推展。他私下曾對我說，有關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見解，眾說紛紜，百家爭鳴，影響台灣人的團結；他希望我能整合不同意見，成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論述。我對他表示，在言論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國家社會，這一個全體一致的理想，恐怕非常難於達成。不過，基於「台灣人共同來確立台灣主權」的信念，他採取主動，邀請大家坐下來，共同思考、討論，以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台灣國家主權地位」的共同理論。他所做的努力，肯定每一位台灣獨立運動的學者、專家的智慧，就像是水桶的木片必須集合作伙才能成為水桶；他主動扮演「桶箍」（桶圈）團結眾人的角色，居中串緊每一個木片並且串連更多的木片將水桶作大，擴充台灣獨立建國的能量。他的用心、精密的思維與寬大的胸懷，令人欽仰。 昭堂兄於逝世以前已經領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雖然他離開世間令人萬分不捨，但是他愛台灣、為台灣奉獻的精神與情操，將永久是台灣歷史動人的典範。相信在天國安息的昭堂主席正在關心：在世間的同志、台灣父老鄉親、兄弟姊妹在什麼時候才能夠達成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目標，建立一個有尊嚴、有公義的民主、自由、重人權、立足世界名實合一的正常化國家。  

蔡英文 黃昭堂老先生，人稱『台獨歐吉桑』。也有很多人稱呼他『老仙』，這同時有日文「先生(老師)」及台語「老仙覺」的雙關意涵。這些稱呼，反映出他親切而有內涵的人格特質。 在同志與好友眼中，黃昭堂老先生是位人格者，腳踏實地，對人寬厚、從不口出惡言。他一直是台灣獨立與主權運動的先趨及實踐者，對於台灣獨立的理念堅持，始終不打折扣。但他會因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遷，適時將台獨運動提升，邁入嶄新的里程階段。 在2008年我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儘管我黨齡甚淺，與街頭運動極少淵源，但他仍舊毫不吝惜地給我鼓勵和支持。在前幾年民進黨最困難的階段，我們所舉辦的重要活動，包括民間國是會議、公投聯署與所有遊行，黃昭堂先生都率先支持，或擔任發起人。在我決定參選2012年總統的初期，黃昭堂先生也是率先積極支持我的民主前輩之一。這些點滴回憶，我至今仍非常地感念，難以忘懷。 黃昭堂老先生常說：「台獨運動是我的天職」。他的一生幾乎都奉獻給爭取台灣主權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甚至包括他所有的學術研究，也全部都和台獨運動脫離不了關係。 他在1976年所寫的第二本台灣研究專書，是與彭明敏教授合著的《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他所闡述的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同時為了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這本書獨特之處，便是首創採國際法觀點切入詮釋台灣史，而這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該書的出版，對於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在理論論述上和國民黨政權的抗爭，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合法性基礎。 黃昭堂老先生對於「台灣人」的觀點，不僅涵蓋二戰前就生活在台灣的河洛、客家與原住民等族群，也包括1949年後移居到台灣的中國各省籍人士，這種超越時代卓見的包容性族群觀點，非常令人佩服。但很可惜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卻一再污衊台獨運動、製造恐懼動員選舉來鞏固統治，長期形成台灣各族群間的猜忌。 如今看來，他所主張的「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決定」等論點，已經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共識，甚至連他一生所對抗的國民黨政府，也必須服膺此一理念，不敢違逆。這更使人深信，只要立論正確、論述清晰，『知識即是力量』。黃昭堂老先生的真知酌見及過人見識，不僅造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也引領了民主運動的方向。 在2008年以前，黃昭堂老先生曾陸續接受前國史館張炎憲館長的訪談，主要是針對他在台獨運動努力的過程，從出生、求學、流亡海外、回台灣從事運動，是研究型的口述歷史。他表示，自己以前的日記被警方『沒收』了，因此僅能靠記憶來回答細節，恐怕會有所落差，但他又說「這也有好處，因為這樣不會記得別人的不好，所以我可以做大事！」我們從這小地方，就可以看見老先生的豁達大度與崇高人格。 可惜的是，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2008年後馬政府因親中的政策，國史館徹底把這段口述史計劃給腰斬了，這對台灣歷史記憶的累積，是項難以抹滅的傷害。但黃昭堂先生過去種種的貢獻、以及留給我們的深刻、美好回憶，絕對是我們後輩獨一無二的典範，以及台灣社會的重要資產。 昭堂老先，我們不會忘記您，也會努力地把您的理念傳承下去。願您能在天國安息，並在另一個世界為我們祈福。總有一天，我們會成功，會贏回國家的尊嚴，建構一個更公平正義、團結包容的社會！

李登輝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近午，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快報，突然傳來昭堂先生遽逝的消息，一時之間，讓我不知如何去相信，眼前所出現這一刻的事實? 頓時，內心滿是刺痛的情緒，不由得舉頭問天:「上帝啊! 祢才剛給我病痛的考驗，怎會立即又給我痛失摯友的打擊?」 學者出身的昭堂先生早期留學日本，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並在日本教授國際政治史和政治學。雖說他是一位學者，但他念茲在茲的，卻是他自許為一生志業的「台灣獨立運動」；昭堂先生經常以幽默又帶有自信的口吻說：「台獨是我的專業」！可見在昭堂先生的心裡，推動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一直是畢生奮鬥的目標。就連他在日本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與台獨運動及台灣國際定位問題有關。 他一再主張，台灣的歷史應該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此，才能真正為台灣記錄下屬於真實的台灣歷史。這個觀點，與登輝的想法十分契合。換言之，就是昭堂先生與我，都是主張台灣史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台灣人史觀」上面，也就應站在台灣人立場來解釋過去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事實。 就以昭堂先生曾出版過三本書（「台灣民主國研究」、「台灣の法的地位」及「台灣總督府」）的故事來看，他的確是一個倡導以台灣觀點來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力行者。首先，「台灣民主國的研究」一書，對昭堂先生來說，有兩項特別意義，一方面除了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之外，其獲得學位的過程也相當富有戲劇性。當時，提交論文的截止日期前，他因柳文卿事件而被抓進東京警視廳，因此，這本論文是從警視廳交出去的，這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的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本學界的肯定、重視，馬上就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這是東大出版會首次出版由外國人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一點也是他深以為傲的，當時東大給他的博士學位證書上，國籍一欄寫著中華民國，他立即退回證書，並要求國籍更改為台灣，否則絕對不接受學位證書。後來東大為此召開全校教授會議討論此事，結果接受了他的請求。以後，東大對於台灣來的留學生，學位證書的國籍欄上，皆尊重他們個人的意願。 第二本的台灣研究專書是「台灣の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上，所研究的主題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至少台灣的歸屬至今未定，所以要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此外，這本書的獨創之處，是他用國際法來解釋台灣史，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 至於第三本台灣研究的專書則是「台灣總督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書出版後，出版社立刻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史叢書」，這在日本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很少有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大部份的人都是站在漢族主義立場來寫台灣，還有不少的人站在日本人、中國人立場來寫台灣史。如果，研究台灣史的後繼之人，都能站在『台灣人史觀』的研究立場上，那要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意識價值，就容易許多了！」昭堂先生這席話，彷彿是給大家留下一個標竿，期待所有台灣人持續努力。 外界對昭堂先生的評價，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人格者，他對人寬厚，不口出惡言，從不居功，對台獨運動則不打折扣的堅持。即便是1992年擺脫「黑名單」的限制返台後，也一直扮演著台獨運動的核心決策者和中堅領導者。他全心全力投入台獨運動，風骨獨特，令人印象深刻；投入本土運動，既出錢又出力，並曾將擔任國策顧問的薪水，全數捐給台獨聯盟推展台獨運動，提攜本土社團幹部等晚輩更不遺餘力。「…過去整整五十年，有一半時間，我幾乎都是在做台獨運動，我覺得我的人生非常歡喜，非常成功，那是因為有機會讓我可以做人，我真歡喜！感謝！感謝！」這是出自他接受電台訪問時，最直接、最率真的口吻，令人動容！ 「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聖經上是這樣的描述著，這也代表著昭堂先生一生為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所曾作出的努力。期盼所有的台灣人，也能效法昭堂先生，用滿心歡喜的精神，接續他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使命，讓他所遺留下的典範，永遠樹立於這塊美麗之島！ 2012年元月

陳哲雄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一般內科主治醫師   照顧病人是我們醫師的楅氣。拾多年以來，能夠照顧昭堂主席的健康，不只是福氣，更是我醫療人生中最大的榮幸。 昭堂主席第一次來和信醫院掛我的門診是2001年9月。從病史的收集，全身理學檢查到安排檢驗，整理病歷，我花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詳細處理相關過程。蒙主席信任，我從那時起成了他全人照顧的內科主治醫師。拾年多期間，有多位和信醫院，台大醫院的名醫教授診治過主席，由我負責統籌全盤的醫療照顧。 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肺氣腫的治療，需要長期服藥控制。主席對於服用藥品，遵從性很高。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控制大多能符合治療指標。但是，他的體重問題這些年來一直讓我束手無策。身高175公分的他，從2001年9月的89.5公斤，曾一度増加到105公斤。有一年，台獨聯盟尾牙，他心情好，喝醉了。晚宴結束離席時，腳步一個不穩。體重不及主席一半的我，自不量力試着扶他，還差點被壓扁了。幸好，黃陽興兄在旁，幫助扶他上車，爲我解了圍。 體重的減輕最重要的是靠飲食的節制和運動的加強。這兩方面，主席都力有未逮。蓮治夫人過世後，主席的飲食更無法正常，朋友的邀宴，外食增多，是一個原因；主席以車代步，很少步行，也是原因。他常開玩笑說，他終身致力台獨「運動」，已經不需要其他運動。我和一些朋友鼓勵他游泳。他心有所動，但最終還是沒有去成游泳池。 照顧主席的前三年，我們之間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蓮治夫人過世後，我們亦醫亦友。內人麗卿和我及主席的好友康厚兄嫂，敏勇麗明夫婦及經常從美回台的瑞明、麗清夫婦，關心主席的生活起居。朋友中有人曾想介紹一位女性朋友，更貼心照顧他。但主席對已故的蓮治夫人深情有加，也不願他日成為他人的負擔，一直沒能促成其事。這段期間，他的一位姪女幫忙照顧生活起居，相當盡職，但多少有些不便。 個性樂觀開朗的主席，不喜歡麻煩別人，待人十分親切。每次門診時，都笑容可掬。「Hi」「Hi」的話語聲，讓人開懷。護理人員都覺得很窩心，也很樂意照顧他。有長期大腸息肉病史的他，每一兩年需要安排一次大腸鏡檢查。如發現有息肉，就作息肉切片檢查。他很擔心得到大腸癌，每次聽到息肉切片檢查良性報告時，會很開心。他曾是長年煙槍，因而導致慢性肺氣腫。爲了不讓辦公室同仁受到煙霧污染，毅然戒煙有成，加上藥物的治療，肺功能檢查已接近正常，不會上氣接不著下氣，演講時聲音依然宏亮。他血糖和血壓的長期控制也非常良好。 我原本期待能夠與主席有更長的亦醫亦友情誼。未料到他在接受全身麻醉內視鏡鼻竇手術以矯正眼睛肌肉失調，於手術結束後，發生意外，搶救無効。想到開刀前兩天，在國家音樂廳會面時他一如往常的笑容，讓人不敢相信他已在上帝的召返，離開人世，到他信仰的主的天國。主席的意外離開人間，讓我體會到人生的無常和醫學的有窮。每次看到主席長期盟友侯榮邦兄的落寞神情，我都會因爲作為一個醫師的無能為力感到內疚。也許，他已經在另外一個國度與蓮治夫人重逢，攜手再譜另一個世界的人生。安息吧！昭堂主席，你的人生已打過美好的仗役。你的親友和追隨者都會永遠懷念你。

黃陽興   1992年主席自日返台後，近二十年間時相往還，經常與主席及夫人蓮治姐同遊或聚會，親炙其言行風範，對他的學養信仰，生活態度，人格特質，瞭解越深，敬仰日增。 主席一生堅持奉獻台灣獨立運動，至死不懈。在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由日返台後，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過程中，就台灣意識覺醒的強化上，他扮演了強勁有力的關鍵性角色。除了擁有原本深綠年長階層的認同，他以豁然大度的胸襟，更吸引了年輕族群的好感，影響他們作更深一層有關民族定位的思考。 我們難忘陳雲林來台，在馬政府一片卑躬屈膝，倒屐相迎的氛圍中，他在台北晶華飯店，從中午守候到半夜2點15分，以他的獅子一吼，向陳雲林呼喊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正氣凜然，結合主席悲壯豪邁的形象，已深植台灣人的心中，將全體台灣人熱愛自由民主的心聲具體呈現。這一幕，也成為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 主席為了強化與台灣最重要的兩個盟國──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數十年間，不遺餘力的策劃推動國家安全保衛實務。與兩國的政界、軍界及媒體，建立並維持長年深刻的友誼。他深信「德不孤，必有鄰」，凡是具有同樣民主自由信念的友人，就會凝聚彼此的共識，為區域及世界和平而做出貢獻。在他的長年努力下，日美眾多有識之士，都成為他的朋友，也成為愛台一族，這種無私精神的感召力，極為動人。 主席氣度恢弘，為人豪邁，不拘小節，又聲如洪鐘，顏如金剛。他直率爽朗，從不虛偽奉承。心中坦蕩，從未見他為個人私利作一計算。他極為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因此可以經由對方的角度思考，並且凝聚各方意見。他會為別人設想，不愛麻煩別人絲毫。主席愛才惜才，喜歡與年輕人交往，不會覺得與晚輩會晤、交談，是絳尊紓貴，所以年輕人都很愛親近他，包括我們家的兩個女兒。主席對她倆而言，就是個極具個性，率真明朗，富有智慧又有個人魅力的「阿公」。明明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卻展現了瀟灑堅定，溫暖又明快的生活風範，給年輕人上了一門珍貴的人格養成課程。 主席一生淡泊名利，不講究生活享受，隨和好款待。台北市寧夏夜市的小吃，他開心享用；半山中茶棧小飲，他也欣然開懷。極念舊又愛台灣。在陽明山上，他最愛國際飯店，因為那兒是他和蓮治姐度蜜月的所在；造訪澎湖時，提及那是他青年時期服役的地方，充滿舊日回憶；去汐平公路踏青，他就覺得那山景比日本箱根溫泉區的景緻毫不遜色。他就是愛台灣、戀台灣，甚至數次提及，日後要和太太一齊海葬太平洋！ 蓮治姐是內人秋蓮台大外文系的學姊。在主席身列黑名單期間，深受專制集權政府的撻伐壓迫，蓮治姐溫婉堅強，撫育三個幼子。主席回憶過往，曾經說過自己是「無情的男性」。蓮治姐因氣喘身體欠安，常有氧氣不足情況。主席在她晚年時，出外經常帶著她，甚至與日本友人住友商社前社長岩永先生聚餐時，蓮治姐靜靜睡著了，主席也不在意。主席之不離不棄，沉默深情，讓我夫婦感念甚深。 主席猝逝後，我陪同他的三位公子，去北投故居整理遺物，發現他的座上及床頭櫃中，放的都是蓮治姐的多幅寫真，證實主席是一位「真性情的男子漢」，表裡如一，至死不渝。而他對台灣的大愛，更加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