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陸淵  【出版說明】 （一） 去年（2008年）台灣政黨輪替，接著是11月4日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歐巴瑪獲勝，今年1月20日就職。8月30日日本的眾議員選舉，民主黨大勝，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慘敗。這些世局的變動，刺激中國大陸的人民，不免要問為什麼外國能有民主政治的政黨輪替而中國不可能；這使中南海的統治者風聲鶴唳，加緊統制言論報導。尤其去年劉曉波等起章「零八憲章」以來、以及維吾爾、西藏人的要求獨立與自治，使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六十周年的國慶前後，嚴加戒備。依照中國的憲法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云云；即是說，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執政，但中國人民要求自由、民主，這是出於有良識者的天性。 中國的朝代帝國由戰亂走向休息，到了六十年一甲子漸漸富庶，但因專制政治無法克服政治、社會與經濟關係的矛盾，六十周年號稱的「昇平」，但已走向衰頹的道路。如今「人民王朝」的六十甲子，人民不得休養生息，近三十年因開放市場而經濟好轉，但二十年不斷的以兩位數字持續增加軍備，窮兵黷武，走向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一意要吞併台灣，但其禍必起其自身爐灶。 台灣的定位，是西方陣營的民主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政權謀求只能由「中國共產黨專政的中國」合併，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背叛台灣人民。 話說回來，上文提到日本民主黨的勝利，其黨代表（黨魁）鳩山由紀夫先生在選舉前發表「我的政治哲學」一文，刊載於九月份的日文月刊Voice，深獲國際社會注意。鳩山的政治理念，有理想的一面，但在國際上現實主義之下能執行多少是另一回事，如他文末所說的：「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是以烏托邦（Utopia）始，以現實終」；做為一個政治家不能不有理想，以此照見目前台灣的政客，沒有人道觀念，菲薄達賴喇嘛與熱比亞，真是差之千里。故本期通訊特譯以饗讀者，除「比較政治」之必要外亦因對隔鄰國家之政治（觀）不可不知。 （二） 今年三月美國歐巴瑪政府的首次國防報告，指出台灣在空防與海防上已失去制衡的優勢。中國以武力侵略台灣是時機早晚的問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 馬英九政權一方面以「外交休兵」放棄成為一個國家應有的外交行為，一方面以「裁軍」對應中國的武力膨脹。換一句話說，「以文之外交」與「以武之軍事」防衛國家之必要行為，予以忽視，其最嚴重的，是對軍心與民心之抗敵意志之打擊。 對中國之侵略台灣，許多軍事專家都有不同的預測，就是說，對戰爭的發生、以及攻防問題有可能發生的狀況提出看法。這些劇本的參考價值在消除自己的盲點以防不測。本通訊自創刊以來，多留意軍事面的國家安全保障，尤其是第七期的平松茂雄、古譯忠彥兩位先生的論著、以及第八期的五味睦佳先生的論著值得留意，不可以為已是過時之論。 因此之故，本期特別選譯井上和彥先生的「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一文，予以刊登。原文選自氏著《國防的真實：強大的自衛隊》（雙葉社，2007年2月15日出版）一書之第十章。井上先生與本會（台灣安保協會）的理事蔡焜燦先生素來有交情，託蔡先生之福獲得著者同意，予以翻譯。著者井上先生有四點補充意見，託蔡先生轉達，由陳國雄先生記錄，刊在文章前面之「前言」；在此特向諸先生致謝。 （三） 馬英九的對中政策，從裁軍、募兵制、外交休兵、國共會談、直航、金融開放、開放中國客來台炒地皮、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以及採認中國學歷與開放中國學生等問題，無異從軍事、外交、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帶來台灣全面性的不安，甚至帶給友好國家對台海的安全與亞洲地緣政治上的戰略思考感到憂慮與需要重新評估的必要。對於承認中國學歷與開放中國學生來台一案，本期由陳國雄先生對官方的意見加以整理和辨正。筆者在國立大學執教數十年，也曾教過外國人教授、講師來台進修者，雖有教學相長之語，但未聞能招來外國（尤其是中國）人之高中生來留學能提昇本國競爭力與學術水準者，昔日「國家政策」，強制大學收納僑生，引起大學水準之下滑與校園秩序之混亂，記憶仍猶新，前車可以為鑑。今日所倡之政策，無異癡人說夢。政客宣囂，玩弄辭章，賤而無恥！

翻譯／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導言 日本的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在9月號的日文月刊Voice發表「我的政治哲學」一文，但是8月27日《紐約時報》的電子版轉載該文，並指該文太過反美，深為憂慮。民主黨本部對記者團表示，該文並沒有向《紐約時報》投稿，其中一部分被歪曲報導。（參考9月1日《產經新聞》的報導。） 8月30日日本眾議院的選舉，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慘敗，祇獲得106席；民主黨大勝，獲得300席。選民希望變天，有選黨不選人的現象發生。 日本是在民主國家中僅見的少有政黨輪替的情形，此次選舉結果，勢必由民主黨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而由鳩山由紀夫組閣，故鳩山的論文應該一讀，以瞭解鳩山的理念與執政方向。但是對新執政的團隊，其政策如何、效力如何，尚不明朗，故國際上的對日專家，正面與負面的評論多有。但鳩山的論文看不出有「反美」。 鳩山論文中提到其祖父鳩山一郎翻譯卡雷路基的著作，卡氏的漢文姓名是由譯者試譯的，應作Coudenhove-Kalergi，Richard Nikolaus 1894~1972年，是奧地利的政治學者。父親是駐日公使，母親是日本人（青山光子），以次男出生在東京。 卡氏在第一次大戰後為歐洲的復興與永久的和平，呼籲成立歐洲合眾國。1923年發表「汎歐洲網領」，1924年為汎歐洲主義，發行《汎歐洲》刊物。納粹政權成立，1938年移居瑞士，後轉渡美國。 第二次大戰後歸國，從事「汎歐洲」運動，其思想對歐洲經濟組織EEC的創設有很大的影響。 ──譯者　 党人派‧鳩山一郎的政治信條 現代的日本人喜歡的用語之一是「愛」，這是普通所說的love。但是聽到我所說的「友愛」，許多人的印象好像這個用詞太柔弱了。不過我所說的「友愛」是不同的概念。那是指法國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的「博愛」，即fraternite。 我的祖父鳩山一郎翻譯卡雷路基（Coudenhove Kalergi）著作而出版時，不是接fraternite譯作博愛而是譯作友愛。若說是柔弱？但這是作為革命的旗幟，戰鬥的概念。 卡雷路基在距今八十六年前的大正十二年（1923年）著有《汎歐洲》，成為與今天歐盟（EU）關連的汎歐洲運動的提倡者。他是奧地利的貴族，在日本公使任內與麻布（按，日本地名）的古董商的女兒青山光子所生的次男，日本名字叫榮次郎。 卡雷路基在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其著作『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該書對蘇聯共產主義與納粹國家社會主義予以激烈的批判，並對允許資本主義予取予求的放肆，嚴加以反省。 卡雷路基認為「自由」是人類尊嚴的基礎，是至上的價值。而且，為了加以保障而擁護私有財產制度。一方面，資本主義產生嚴重的社會的不平等，為希求「平等」，而成為共產主義發生的溫床；然而為對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而產生國家社會主義；卡雷路基對此深感憂慮： 「沒有友愛為伴，自由將招致無政府狀態的混亂，平等則招來暴政。」 一心追求平等的全體主義，以及墮入放縱的資本主義，結果也都損害人的尊嚴，將本來應是目的的人，化為手段。自由與平等對人是重要的，但一旦陷入原理主義（fundamentalism，或譯作基本教義），所帶來的慘禍，無可計量。要使不致損害人類的尊嚴，必要有均衡的理念，故卡雷路基訴自「友愛」。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國家是手段而非目的。」 卡氏的『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就是經這句話開始的。 卡氏在構想這本書時，兩種全體主義席捲歐洲，祖國奧地利面臨希特勒兼併的危機。他跑遍歐洲，力倡汎歐洲的主張，鼓吹反希特勒、反史達林。但是他的奮鬥枉然，奧地利為納粹所有，不久在失意之餘，亡命美國。電影『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是以卡氏逃亡為藍本。 卡氏主張「友愛革命」時，是他面對同時代的左右全體主義，為支持與它們激烈戰鬥而提出此戰鬥的理論。 戰後，首相地位已在眼前而被革去公職的鳩山一郎，閑散無聊，讀卡氏著作，尤有同感，於是親自翻譯『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以『自由與人生』之書名出版。以銳利的共產主義批判者、且對抗軍部主導的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的鴆山一郎來說，此書在對抗戰後如狂風吹向日本的馬克斯主義勢力（社會、共產兩黨與勞工運動）的攻勢、在構築健全的議會制民主主義問題上，諒是看到最能獲得共感的理論體系罷！ 鳩山一郎一方面對抗勢力日增的社、共兩黨，另一方面打倒官僚派吉田政權，樹立黨人派鳩山政權，揭櫫「友愛」的旗幟。他筆下的『友愛青年同志會綱領』（昭和二十八年）有明確的表明： 「我等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挺身友愛革命，排除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想，向健全明朗的民主社會之實現與自主獨立的文化國家之建設邁進。」 他的「友愛」理念，在戰後保守政黨的底流脈脈相傳。經過六十年安保，自民黨政策大轉舵，「勞使（勞資）協調政策」成為支持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基礎。其象徵即昭和四十年（1965年）做成的綱領文書，『自民黨基本憲章』。 該憲章第一章題為「人間的尊重」，謂：「人的存在是尊貴的，恆常其本身即是目的，決不能是手段」。謳歌勞工運動的融和的『自民黨勞?憲章』，也是有同樣的表現。很清楚的，這是引用自卡雷路基的著作，受鳩山一郎之友愛論的影響。以上兩個憲章對鳩山、石橋內閣的樹立有其貢獻，是由擔任池田內閣的勞相（勞工部長）而確立日本勞使（勞資）協調路線之石田博英所起章的。 自民黨一黨支配的終焉與民主黨立黨宣言 戰後，自民黨與內外社會主義陣營對峙，為日本的復興與高度經濟成長之達成盡力，有很大的功績，值得歷史的評價。但是冷戰結束後，經濟成長本身仍應當做國家目標的樣子而陷入墮性的政治，在變化的時代環境中，不能將國民生活品質向上轉換成政策的目標之情形，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政界與官界的癒著帶來的政治腐敗，成為自民黨的宿痾。 我在冷戰終結時，深切地感到維持高度成長的自民黨之歷史任務已經結束，要求有新的責任勢力出現。於是脫離祖父創設的自民黨，加入組織「新黨先驅」，不久自任黨魁，設立民主黨。 平成八年（1996年）九月十一日組成「（舊）民主黨」。在「立黨（創黨）宣言」這樣說： 「我們從今開始想做為社會根基的是『友愛』的精神。自由容易陷入弱肉強食的放縱，平等難免墮入『突出檯面的釘子被打（按，齊頭）』式的惡平等。為了克服兩者的過分雖然提出友愛，但是它在至今一百年間一直受到輕視。到二十世紀的近代國家，急忙將人們當做國民加以動員，因此將人只看作一堆秤起來值多少之可以計量的大眾（mass），加以處理。（中略）」 「我們各個人具有無可限量多采多姿的個性，是無可取代的存在，因此自已的命運有自己決定的權利，又由於選擇的結果有負起責任義務之『個體的自立』之原理，同時由於相互之間有自立性與異質性，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並且重視互有共感、尋求共同點而協力之『與他者共生』之原理。那種自主與共生的原理，不只是日本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本與世界的關係，甚至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也同樣要一以貫之。」 武者小路實篤留下一句名言：「你是你，我是我，儘管如此，都是好朋友。」「友愛」正是用這樣的姿態面對問題。 「自由」與「平等」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其表現與內容跟著在進化，希求人類尊嚴之「友愛」也是隨著時代環境而進化。當我看到卡雷跟基與祖父鳩山一郎所對峙的全體主義國家結束的時候，我對「友愛」給予再定義為「自立與共生的原理」。 然而，從那天起已經過十三年。其間，冷戰後的日本被美國發動的以全球主義（globalism）之名之市場原理主義（市場基本教義）所撥弄。應該是至上價值的「自由」，因「自由的經濟底形式」之資本主義被當做原理（原則）在追求時，人不再是目的而是墮落為手段，喪失其尊嚴。在金融危機後的世界，我人對此情形纔注意到。喪失道義的節度的金融資本主義、市場至上主義要如何加以喝止、以保護國民經濟與國民生活？這是目前擺在我們眼前的課題。 正當這個時候，使我想起卡雷路基的抑制自由之本質的內在危險，提出「友愛」，賦予使命，使我決心再度揭櫫「友愛的旗幟」。平成二十一年（2009年）五月十六日面臨民主黨代表選舉，我這麼說： 「我自己站在前頭，與同志們團結打開難局，共同營造可以生活的社會『友愛社會』，一定要完成政權的輪替。」 對我來說，「友愛」是什麼？那是看清政治方向的指南針，決定政策時的判斷基準。並且相信是我們在「自立與共生時代」的精神支柱。 「公」領域的衰弱與復興 目前，「友愛」是要矯正全球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的過分，可以說是為了傳說之中所培育的國民經濟之調整為目的的理念。其意義是要從市場至上主義轉變為維護國民的生活與安全的政策，建設共生的經濟社會。 當然，此次的世界經濟危機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所推進的市場原理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之破綻所帶來的。美國的市場原理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被稱為全球經濟或全球化，或是全球主義。 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普通性、理想性的經濟秩序，是要改變諸國各自的國民經濟的傳統和限制，認為經濟社會的構造應該改革合乎全球標準（global standard）的思潮。 日本國內對全球化的潮流如何面對，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是積極的接受，認為一切都交給市場的走向是最好的；另一種人的看法是消極的對應，要充實社會性的安全網（safety net）和保護國民經濟的傳統。小泉政權以來，自民黨是屬於前者，我們的民主黨是屬於後者。 各國的經濟秩序（國民經濟）是歷經歲月所形成的，反映各國的傳統、慣習與國民生活的實態。因此世界各國的國民經濟，是歷史、傳統、慣習、經濟規模及發展階段等太多樣的產物。全球主義是對經濟外的諸價值與環境問題、資源有限等全加以忽視而進展的。小國之中有國民經濟蒙受極大的打擊者，甚至有傳統的產業遭受破滅。 資本與生產手段是非常簡單可以越過國境而移動。但是人並不能簡單的移動。市場的原理，「人」既是指「人事費」，實際在世間，「人」是支撐地域共同體，體現生活、傳統與文化。人的尊嚴是在共同體中，有工作與職責，維持家庭而保持著的。 冷戰後到今天，回顧日本社會的變貌，是全球經濟破壞國民經濟、市場至上主義破壞社會的過程，這樣的說法並不過言。郵政民營化是對有長久歷史的郵局與支持者的地域社會之傳統的角色太過於輕視，並對郵局所具有的經濟外的價值與共同體的價值之輕視，只以市場的原理將之一刀兩斷。 對農業、環境與醫療等有關我們生命與安全分野的經濟活動，隨便投入全球主義奔流的政策，不是「友愛」理念所允許。還有，對生命的安全與生活的安定有關的規則和限制，不能不予強化。 […]

井上和彥 原著   前言 本編文章出自日本知名軍事評論家井上和彥的著作《國防的真實：強大的自衛隊》第十章內容，由楊鴻儒先生翻譯。井上先生在同意本協會翻譯之時，也表達下列四點意見： 一、本書於2007年2月出版，目前中國軍事發展稍有變化，頻傳已在建造航空母艦，一旦中國擁有航空母艦，雙方實力之比較，將有動態性的變化。 二、目前中國瞄準台灣的一千多枚飛彈，也可以轉向日本。 三、今年8月的眾議院改選，民主黨勝出，與社民黨、國民新黨合組連立內閣，新內閣的立場可能會比較親中。而且新內閣是否會堅持反對美軍駐在琉球，是否會親中疏美，尚待觀察。 四、日本與中國海域之中間線的能源開發爭議，長期以來雙方曾經協商共同開採，但是目前中國不願繼續協商，卻在春曉油井不斷開採。此外，中國也強硬主張擁有釣魚台主權。 從增強潛艦戰力找出活路的中國海軍 政治上對立更深的日中兩國，在最近的將來真的會發生軍事衝突嗎？如果真的發生，那麼中台之間的台灣海峽有事時，成為日中戰爭火種的可能性很高。 今日的中國，對共產黨一黨獨裁體制的不滿或貧富的差距、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為首的統治地區的反政府運動等國內問題層出不窮。 於是，無法否定中國可能會以軍事侵攻台灣的舉動，作為解決這些國內問題的排出口。果真如此，美國就可能基於「台灣關係法」 （1979年），為防衛台灣而發動軍事行動。不，美國是不得不如此。 堅持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的台灣，忽略共產主義獨裁國家軍事侵攻的事態，將對爾後美國的世界戰略帶來很大影響。無論如何，美國一旦發起軍事行動，就有可能緊急派遣以日本為基地的第七艦隊 航空母艦機動部隊前往台灣海峽，而且會由駐紮沖繩島的第5空軍 戰鬥機部隊負責台灣海峽的防空警戒。 另一方面，面臨如此事態的日本政府顯得狼狽不堪，可能有不少的國會議員會依據「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無疑的對中國政府訴諸日本不戰或政治性中立。 但是，對方也不是笨蛋。 從中國來看，對於以軍事支援台灣的美國提供基地的日本，顯然是敵對國。此外，如果美中在東海發生激烈衝突時，無可置疑地，日本一定以「日美同盟」為優先，至少會基於「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對美軍提供後勤支援。如此一來，與中國產生間接的軍事對立關係。在石油資源上倚賴中東地區，將來也是如此，而且日本仍希望繼續成為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無論如何，台灣一旦遭到中國的軍事侵攻而被占領時，為世界之冠的日本經濟，也等同被置於在共產主義獨裁國家中國的影響下。這是因為可說是日本動脈的海上交通線，通過台灣周邊海域的緣故。因此，台灣的獨立與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的存續，就是日本的死活問題。以此觀點來看，必須斷然支援防衛台灣的美國。 不能選擇破壞捐棄日美同盟，加深和美國對立關係的愚行，是有歷史的證明。 加上日本人非認識不可的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只不過就像是「日蘇不可侵犯條約」一樣，是一張片紙而已。 那麼，在此比較日中兩軍的戰力，首先來談空軍戰力。 以亞洲第一實力自豪之日本航空自衛隊的主力戰鬥機，世界最強的F15J/DJ有203架、F2A/B有68架（預定最後配備94架）、F4EJ改良型有91架，其他，E767早期預警機有4架、E2C早期預警機有13架、還有C1及C130H戰術運輸機合計42架的陣容。加上，F15J為了更提高性能，進行現代化的修改，此外選定、引進F4EJ改良型為後繼戰鬥機的計畫。 另一方的中國軍又是如何呢？ 其作戰飛機，陸海空3軍合計約保有3,530架。這是僅次於美軍的3,560架，是世界第2位的戰機架數。至於其內容，蘇聯製米格19或米格21的複製或改良型等於是「骨董」般的舊式飛機占了大半。於是，讓這些舊式飛機退役的另一方面，中國空軍從俄羅斯引進技術，進行蘇愷27及蘇愷30等第4世代高性能機的配備。 現在，中國空軍保有蘇愷27戰鬥機約150架、蘇愷30約120架，以及國產的J10戰鬥機 約60架等，足以對抗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高科技機新銳戰鬥機約330架，其機數逐年持續增加。 雖然存在低出動率或訓練時間少等種種問題，但中國的空中戰力在不久的將來絕對是一支不容小覷的強大戰力。由此可知，對今後不得不削減戰鬥機的日本航空自衛隊而言，駐紮沖繩島的美國空中戰力，就成了日本在防衛上不可或缺的戰力。 駐紮嘉手納的美國第18航空團的F15戰鬥機約有50架，實戰經驗豐富的美國空軍的F15，如果能夠和高訓練度的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戰鬥機協同合作，勢必所向無敵，因此，只要繼續維持日美同盟，中國空軍戰機是不可能掌握東海上空的制空權。 進一步說，端看為現代空中戰鬥上不可或缺的早期預警機AWACS的保有狀況，即可明白此事。 日本航空自衛隊是以早期預警機E767、美國空軍是以運用E3而擁有高度空中戰鬥能力。另一方面，中國仍處於AWACS的初期開發階段，能夠實用化該機種尚須相當的時間。中國的空中戰力，為了能夠和日美並駕齊驅，首先，中國必須從進行開發AWACS的實用化開始。 而且，日中激烈衝突的劇本，是以台灣和中國的軍事衝突為前提，因此，也不可忘記台灣空軍的存在。以美國製的F16戰鬥機約150架、法國製的幻象2000戰鬥機 約60架為主力的台灣空軍，對中國軍機而言，是不容小覷的對手，中國軍機在進出沖繩方面之前，將受到台灣空軍阻擋進路。由此可知，在今後繼續維持台灣的獨立性，不啻是日本安全保障上最大的關心事。 那麼，海上戰力又是如何呢？ 現在，日中兩國海軍的戰力，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艦艇151艘，人員約4萬4000人，至於中國海軍則有艦艇約780艘，人員約22萬人，二者的差距頗為懸殊。僅中國海軍的人員，就大約足以匹敵日本陸海空自衛隊員的總數，由此可知其規模有多大。 但是，以數目取勝的中國海軍，在品質上卻遠遜於日本海上自衛隊。 以神盾艦為首，日本海上自衛隊所保有的艦艇，大多滿載高度的電子儀器，是世界最高級的高科技戰艦。 另一方面，大多數的中國海軍艦艇是屬於舊式艦，是難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驅逐艦）對峙的艦艇。但是，近年來的中國海軍，從俄羅斯購買現代級驅逐艦 ，另一方面，也在急速建造中國版神盾艦的「蘭州」及「廣州」級驅逐艦等新銳國產艦，極力謀求海軍的現代化。 而且，中國從烏克蘭以廢鐵購買前蘇聯航空母艦「華利亞克」，竟然再利用作中國海軍第一艘航空母艦而加以重建修改中，復有建造另一艘航空母艦計畫的傳聞。 但是，航空母艦的性能，是依據艦載機的性能或訓練度、及其運用能力，還有要和負責防空、反潛警戒的護衛艦艇的協同合作很大，因此中國航空母艦成為在實戰上的真正戰力尚須相當的時間，必須累積不少的訓練。即便如此，中國保有航空母艦本身的政治上的現實，是具有極大效益的。 於是，不可或忘的是，美國海軍的存在。 最近，美國重新評估國防計畫，發表將擁有的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中的6個派遣到太平洋，而且，六成的潛艦也一樣部署在太平洋。這不外是美國對逐漸強大的中國海軍加以牽制的強烈意志之表示。 如果日中發生激烈衝突，日本海上自衛隊就會和他的夥伴美國海軍協同作戰。現在，誇示世界第2位實力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和世界最強的美國海軍聯合，不是中國所能承受的。 於是，中國海軍正戮力於潛艦戰力的擴充。對以航空母艦為首的水上艦艇而言，潛艦是極為棘手的艦艇，因此，潛艦戰力是對抗占盡優勢的日美兩海軍的唯一手段。 現在的中國海軍，包括核能潛艦在內，約有70艘的潛艦。核能潛艦是可搭載核子彈道飛彈的大型艦，但必須注意的是，傳統型的俄羅斯製基洛級潛艦 。在水中具有卓越靜音性的基洛級潛艦，不容易被敵方偵測探知，對水上艦艇而言，是強勁的對手。中國海軍預定最後要配備這種基洛級潛艦12艘。 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衛隊所保有的潛艦有16艘，全部都是搭載柴油引擎的傳統型潛艦。不過，日本潛艦的靜音性或戰鬥能力以及船員的訓練度，都列為世界最高水準，如果日中潛艦發生激烈衝突時，無可置疑地，日本的潛艦將會獲勝。 如此一來，只要中國海軍未具有壓制這種優秀日本潛艦的反潛能力，則中國即將配備的航空母艦恐怕也無法駛出軍港一步。 而且，對中國的潛艦而言，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居世界之冠的日本反潛能力。 美蘇冷戰期間，擔任同盟國美國世界戰略之一翼的日本海上自衛隊，是以蘇聯的潛艦為對象戮力提升反潛能力。在冷戰期間所培養的這種反潛能力，在對應今日的中國潛艦上有極大裨益。總之，對潛艦經驗淺的中國海軍而言，面對以世界第一反潛能力自豪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可能會成為非常難纏的對手。 2004年11月，發生中國海軍「漢」級核能動力潛艦 […]

為填補大學招生不足，馬政府執意採認中國學歷及開放中國學生來台。「三限、六不」原則不但無法提升大學競爭力，流出的學生將比流入更多，原本招生不足的學校將會提早關門。而且開放中國學生來台，讓沒有納稅的中國人來排擠台灣學生的就學權益，違反公平原則。此外，承認中國學歷也會衍生國家安全的危機。 找中國學生來填補大學招生不足 今年八八水災前夕，大學考試分發放榜，錄取率97.14%，再創歷史新高，但是分發缺額卻也高達6,802名，有四所學校的十一個科系招生掛零，未足額錄取的校系數達163系組。根據教育部的估計，有些大學在一、兩年之內就會「撐不下去」了。招不到學生的校系並非嚴選學生的緣故，去年基測成績7分就能上大學，今年因為設有最後5%不能繳卡的最低登記標準，所以今年最低分是義守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的加權總分68.19分。 這麼低的錄取標準還招不到學生，為了維持有些學校的續存問題，馬政府便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學生的身上。因為資料顯示，去年中國留學外國的學生人數約有18萬人，比2007年的14.4萬人成長25%左右，這是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而且龐大的顧客群似乎並不精明，因為馬政府認為台灣沒人要讀的校系，中國學生會飢不擇食地前來就讀、繳學費，讓這些撐不下去的學校不必退場或整併，教授老師們也可以保住飯碗，事關教育產業的商機，管他甚麼「中國依賴」（China dependency）的危險性，反正有些大學企業已經生存不下去了，還管他甚麼教育是國家發展的百年大計，求生存才是理直氣壯的硬道理。 於是在去年五月，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在就任之前就表示，讓中國學生來台灣念書，可以達到三大目標，第一是可以招收到中國大陸的一流學生，對台灣學生會產生很大的刺激作用，可以提高大學的競爭力；第二是讓兩岸青年在人生較早階段就能做朋友；第三是解決台灣部分大學招生不足的問題。他也指出，希望未來四年再增加兩萬名外籍生來台，從目前1%的比例提高到2%，讓台灣環境更國際化。馬總統就任之後，也在9月22日正式宣示，最快在2009年採認大陸學歷、開放國內大學招收大陸學生。他再度強調，這種開放政策一方面能夠解決國內大學招生不足的問題，另方面也可以提升台灣學生的競爭力。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但奇怪的是，這麼美好的憧憬卻引來各界質疑和反對，大家對於台灣學子的就學權益和就業機會都感到憂心忡忡。甚至立法院法制局也提出研析報告，直陳三大負面影響，包括衝擊國內就業市場、大專院校供過於求狀況更加嚴重、危及社會安定及國家安全，甚至可能有導致台灣大專院校「關門」的危機。為了平息反對聲浪，當時的教育部長鄭瑞城於去年11月10日在立法院宣示，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及採認中國學歷，將採「三限、六不」原則，以免影響到台灣學子的就學權益和就業機會。 所謂「三限」原則，就是限校、限量、限領域。在「限校」方面，初步僅採認數十所大陸一流大學學歷；「限量」則是總量管制陸生來台人數，約為國內大學招生總量0.5%到1%，大約是一年一千人；「限領域」就是暫不考慮採認中西醫、醫檢、藥學等專業領域，涉及國安及高科技等領域也會限制。至於「六不」原則，包括︰一、陸生來台考試不加分；二、不影響台灣學生就讀權益，以外加名額招收陸生；三、教育部不編列陸生獎學金；四、不允許陸生校外打工；五、陸生不可考專業證照；六、畢業後，不可續留台灣就業和從事公職。 儘管如此，還是無法杜絕社會疑慮，因為「三限、六不」原則不但充滿政策矛盾性，也沒有法源依據，立法院都無法監督。 貪贓枉法固然罪無可赦，但是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十多年前台灣企業大量西進的結果，成為今日台灣經濟萎縮的基本病灶。企業關閉在台灣的工廠，大舉將資金、技術和設備投入中國，導致台灣工人失業率激增至6%以上，雖然部分台灣中高階管理及技術人才得以進駐中國，但是總共約有200萬金字塔頂端的台灣人因而移居中國，導致台灣的消費市場隨之萎縮了15%～20%，這些因素的加乘效果，造成如今台灣的平均薪資倒退十三年，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M型社會，使眾多平民百姓陷入生活困境。由此可見，任何政策的制定必須慎於初始，切莫短視近利或是圖利特定產業，以免造成後患無窮的惡果。過去的殷鑑不遠，有關馬政府即將採認中國學歷並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其政策內涵不但損及台灣學子的權益，也充滿政策目標的矛盾性，可能衍生問題的嚴重性絕對不容忽視。 「三限、六不」無法招到一流學生 首先，馬政府主張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灣念書，所要達到三大目標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可以招收到中國的一流學生，提高台灣大學的競爭力。但是為了安撫大家的不安，教育部卻又祭出「三限、六不」原則。試想，不提供獎學金、不許打工、不可應考專業證照、畢業後不可留在台灣就業，如此一來，有甚麼樣的中國學生願意來台就讀？這些限制根本難以吸引優秀的中國學生，「三限、六不」原則與政策目標之間充滿矛盾性。 如果從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的高度競爭現狀來看，日本、韓國、新加坡與香港等地，在補充高級人力資源的思考下，為了達到「才為我用」的目標，都提供高額獎學金、工作機會、居留乃至國籍歸化等誘因。以香港為例，中國大陸民眾在香港居留滿七年，就可取得永久居留權，換言之，陸生只要在香港讀大學畢業後，再工作三年，就能取得香港的居留權，可以免簽證出入歐盟、日本等國，非常方便。從現實面來看，持有香港或台灣的護照，出國時都比拿中國護照方便許多，這也是吸引優秀中國學生的誘因之一。此外，在吸引中國優秀學生來香港就讀這方面，也動輒提供四年全額獎學金，將近兩百萬元台幣。講坦白話，即使台灣提供獎學金，但畢業後若無法留在台灣工作，也很難吸引優秀學生，何況台灣採取的是「三限、六不」原則，當然更無法吸引優秀學生。在這種條件下，會選擇來台就讀的中國學生，若非另有他圖，就是來買個學歷的平庸學生，根本無法提高國內大學的競爭力。 從學費和生活費的角度來觀察 我們再從學費和生活費的角度來觀察，在中國方面，每學年（兩個學期）的學費，一般大學生為4,000～6,000元人民幣，碩士班和博士班則大約是10,000～12,000元人民幣。如果加上食宿生活費，因地區物價之不同而有所差別，若以物價較高的北京地區和台灣來比較，根據坊間仲介業者的資料如下表列。 台灣與北京地區大學生費用比較表 學費（每年）住宿費 （每月）生活費（每月） 合計 台灣 約10萬元 約5千元 1萬元 約28萬元 北京 約2.5萬元 約3千元 約 6千元 約14萬元 註：金額為台幣。 資料來源：http://et-study66.myweb.hinet.net/new_page_5.htm 上述資料顯示，中國學生若來台就讀大學，其支出約為在北京的兩倍。此外，去年台灣的人均所得為17,083美元，而中國只有3,315美元，台灣約為中國的五倍，可見一般的中國家庭要支付子女就讀北京地區的大學，原本就很吃力，更何況要供應子女來台灣上大學。 中國有將近100所一流的大學，能夠考進這些大學的優秀學生，來台灣的機率必然不高，因為在當地就能夠上一流的大學，而且學費又便宜，畢業後也有留學歐美國家的機會，何必離鄉背井來台灣？台灣的大學能夠提供什麼誘因？是「三限、六不」原則嗎？這簡直是天大笑話，可見這些原則與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性。 沒錯，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當然能夠招收到一些學生，但大部分絕非可以提高競爭力的優秀學生。他們大多會是「高幹、民企、有錢人」的子女，因為考不上大學，而且這些人有錢、有關係，找工作不必應聘，所以來台灣輕鬆拿個文憑，也是一條路。如此一來，只會拉低大學整體素質，反而是降低了台灣大學生的競爭力。 如果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大學，是為了替一些招不到學生的大學招攬生意，那也不必唬人，拿提高學術水準和競爭力之類的體面話來當藉口，反而算盤要精打細算，要有全面性的盤算，否則會適得其反。 承認中國學歷　私立大學更招不到學生 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大學，並不涉及採認中國學歷的問題，因為根據目前法律，對於中國的高中學歷已經有認證機制。但是對於中國的大學學歷，目前還沒有認證機制，所以如果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灣讀研究所，就一定會涉及承認中國大學學歷的問題，所牽涉的層面就很大。 目前已有七千多名台生在中國讀大學，每年約有三千名台生赴中國就讀，迄今累計超過一萬五千人，這些人當中不乏程度低落的人，在台灣考不上理想大學，去中國不但學費較低，又能享受優待而輕易取得學位，如果一旦承認中國大學學歷，台灣去中國讀書的人將會趨之若鶩。搞到最後，原本想要招收中國學生來彌補招生不足的政策目標，可能流出的遠遠多過流入的數量，不但難以招到中國學生，我們去中國的反而更多，則原本招生困難的部分大學將會死得更快。 以去年（九十七學年）來說，已有八所大專院校招生不滿七成，總缺額為5.9萬人。根據教育部於10月12日提出的報告指出，預估12年後的缺額將擴增為7.1萬人，屆時台灣164所大專院校當中，將有六十多所會倒閉，數千名教授會失業。這是還沒有承認中國學歷的情況，如果一旦承認中國學歷，情況勢必更嚴重。根據教育部在今年1月8日公佈的民調顯示，受到政府開放中國學歷採認的影響，有22.8%的台灣家長考慮讓子弟去中國念大學，這相當有六萬名考生會去中國就讀，屆時六十多所大專校院倒閉的日子，可能三年內就實現。 其實，大學部學生的程度只是學習而已，如果真要提高大學的競爭力，應當招收優秀的研究生來讀研究所。然而根據「三限、六不」原則，根本不可能吸引優秀的研究生，更談不上提升國內大學的水準。既然如此，又何必為了招收泛泛之輩的研究生而採認中國學歷，徒然造成台灣學生大舉前往中國的後果，使某些招生困難的大學更雪上加霜。考慮到雙方的生活條件和學費差距，如果貿然承認中國學歷，將會造成台灣教育的崩盤，這並非危言聳聽的浮言。 台灣人納稅　中國人唸書 另外，如果由台灣人的納稅錢來補助中國人讀大學，這種政策難道沒有違背社會正義和公平性嗎？根據資料顯示，政府每年補助公立大學的經費有三百多億，補助私立大學有一百多億，換算的結果，目前政府每年編列預算補助國立大學生的單位成本，一年約10萬元，四年補貼40萬元，補助私大學生一年約1萬出頭，四年則補貼約5萬元。換言之，如果中國學生的繳費標準和台灣學生相同，則就讀公立大學的中國學生，四年下來可以平白享受四十萬台幣的教育資源，而這些錢卻是來自台灣納稅人的口袋。 目前教育部規劃中國學生來台就讀的學費，與國內學生的收費相同，一年僅收5萬到11萬不等，這等於是拿台灣納稅人的錢，來補助中國學生唸書，非常不公平，也不符合社會正義。更何況對方是節省教育經費，花大錢整軍備武，要來攻打我們、併吞我們的敵國。 排擠台灣學生就學機會 進一步來說，為了不影響台灣學生的就讀權益，「六不」限制以「外加」名額的方式招收中國學生。其實，無論「外加」或是「內含」，都會影響到台灣學生的受教權益。 如果可以「外加」招生，教育部又何必訂定「師生比」的標準？外加方式一定會降低師生比，連帶影響的是教學品質，受害的當然是全體台灣學生的受教權益。馬政府聲稱招收中國學生可以提升台灣的大學品質，其實恰恰適得其反，這是政策矛盾之所在。如果是採取「內含」方式，則台灣學生的受教權直接遭受排擠，結果沒繳稅的中國人可以讀台灣的大學，有納稅的台灣人反而受到排擠，根本不公平。 從現實面來看，中國學生希望來台就讀的大學，當然是排名前面的學府，這些大多是公立大學。台灣大專院校的錄取率雖高，但許多私校的學生來自弱勢家庭，他們更渴望進入公立大學以減輕經濟負擔。如果我們的公立大學還有增額錄取的空間，為何不提供給這些台灣學子？馬政府何以要獨厚於中國學生，而獨薄於台灣學子？這是甚麼心態！ 禁止打工　禁不了 假留學真打工，這是中國留學生的普遍現象，看看鄰國的日本和韓國，中國學生註冊之後就去打工，根本難以管理。尤其在台灣，由於這一塊不屬於教育部管理，而是內政部的執掌，警力根本無法有效管理。根據以往經驗，偷渡客當中，10個能捉到6個就很不錯了。資料顯示，正式申請來台的漁工和外籍勞工，每天逃脫的比例約有2～3%，由於長相相似，逃脫之後就很難找到，更何況是長相和語言更難以區分的中國學生，取締非法打工的難度更高。 如果警方辦得到，那麼從1992年引進外籍勞工開始到現在的十多年間，至少有十萬個非法居留台灣的外籍勞工，為何至今都還無法找到？歸根究底就是行政管制能力不足。 再從大學生打工的意願來看這個問題。根據1111人力銀行於今年10月7日發佈的調查報告指出，目前一個大學生每學期（約四個多月）平均開銷為4.6萬元，有高達七成一的學子必須負擔生活費，一半左右的大學生均申請就學貸款。從9月23日至10月6日的調查紀錄顯示，1,362位受訪大學生當中約九成三有意工讀，其中八成的理由是「想賺生活費」。前面的資料也顯示，去年台灣每人的平均國民所得約為中國的五倍，在台灣讀大學的學費及生活費是北京的兩倍，依照常理判斷，中國學生期望打工的欲望必定比台灣學生強烈許多，所以非法打工的情形將會很普遍，連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也充滿不確定性。比如說，中國學生藉機打工、援交，或是以假結婚方式取得身分，這些問題都不容忽視。 而且，中國學生從事打工的結果，就是排擠台灣學生的打工機會，甚至會削價拉低工資，因而可能衍生的諸多問題，都看不見政府提出相關的有效配套措施，只丟出一句不准中國學生打工的官話，實際受損的將是台灣學生的打工機會。 國家安全的漏洞 […]

編輯組  【出版說明】 （一） 《台灣安保通訊》承蒙各界支持，在2010年新年度進入第13期。有關〈中國失業率的真相〉一文是針對馬政權企圖達成「終極統一」的目的，先在經濟上與中國「統合」，簽訂ECFA。馬政權毋視國際化，甚至全球化時代是先要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而不是被中國拷牢成為其附屬經濟體。 本文主要是介紹最新的論著，說明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PD）統計數字之不可靠和原因所在。 中國的經濟泡沫化已出現，台灣民眾當前被執政者蒙蔽；經濟問題引起的失業人口與失業，如何計算，本文著重研究方法，意在引起研究者及一般大眾的注意。 致於台灣對中國全面開放物流與人流，中國早已有移民潮，未來的不景氣流入台灣的人口勢必影響台灣的安定，目前所見「犯罪模式」已移入台灣，台灣社會、家庭倫理的敗壞，已非金錢損失可換算；台灣社會的正常化之「復元」，不知要費多少歲月，是不可不警惕的。 （二） 最近一期的美國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一篇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Not So Dire Straits），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該文建議美國應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此文引起台北政界一陣騷動。本期通訊由陳國雄先生以節譯方式介紹該文內容，並提出相對意見；另由陳以禮先生撰寫一篇辯證性文章，以供讀者參考。陳以禮是留學法國的新銳學者，除任職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之外，也是Deux Lapins文化工作室負責人，他的敏銳觀點及縝密邏輯，將會是本通訊的新秀生力軍。 （三） 關於〈模擬未來危機〉一文是旅日的林久雄先生所撰，林先生是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以實業家關心台灣的前途。 這一本作品主要是介紹2009年11月29日在東京召開的一次對應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目標鎖定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設計者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參與，參加團體除了日本各政黨及國會議員外，還有外國來賓的美、歐、中、印和巴西的人員。 國家的安全保障是綜合性的，除了政治、軍事之外，經濟金融、氣溫變動等生態環境，都是人民與國家在生存上所必須重視的。 本刊編輯群所以重視此文，是告訴國人、智庫與研究者，除了軍事模擬之外，還有種種課題應該做的，而且要有人民參與。至於常看到的實際軍事演習或沙盤推演，也應該開放人民觀摩，以便提升知識與提高警覺，這是我們要強調的。 （四） 選舉的問題不僅是關係政黨的起伏，更重要的是對執政者對國家政策是否正確的一種反應，故本期邀約幾位常在這方面論述的專家執筆。 金恆煒先生的〈笨蛋！問題不在經濟〉一文，是分析2009年縣市長的「三合一」選舉及三席立委補選，中國國民黨的挫敗。其挫敗之主要因素出在馬英九的對中國政策。 馬不承認選舉失敗，怪罪「大環境」不好，作者引「天下雜誌」的民調，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以及「主張獨立」的高百分比，說明馬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人民之「反面教師」。除此之外，作者還對今年直轄市「五都」選舉提出看法，作為大家的參考。 陳茂雄教授的〈由選舉演化看台灣安全〉一文，首先指出馬對中國政策欲將台灣淪落為中國的「寄生經濟」，即先完成「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則水到渠成。因此指出2012年總統選舉的重要性。馬一旦當選，可以不理民意，一意孤行。 接著作者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得失，台灣人民（綠營）應有積極的行動。 致於中國的飛彈威脅，但中國內部問題重重，恐事出於爐灶，台灣人民自己要把握機會。 本期出版事宜，多勞陳國雄秘書長、黃淑惠及王秀媛小姐之努力，得以在農曆過年前出版，以饗讀者，謹此致謝。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馬英九政權和在台灣的中國系媒體一直鼓勵將台灣的經濟體與中國的融為一爐，達到「終極統一」的目的；故馬執政20個月未見努力在國際上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卻一意孤行要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喪失國家主權，本刊在第10期曾經刊出陳國雄著「兩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的檢討」，提供讀者參考。 中國統計數字的信憑性 自去年起，國際上評估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在今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而僅次於美國；但這成為馬政權與親中媒體宣導ECFA的好材料，卻罔顧近年來中國股市的泡沫化、外匯存底對投資的損失、對外輸出的鈍化、和2008年已在若干都市發生不動產泡沫、崩潰的情形 ；這些情形，都足使台灣警惕；不宜與中國經濟打成一片。何況中國的統計資料缺乏可靠性，根據沈才彬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指出：中國的統計資料一向缺少信憑性與精確度，且其計算方法異於美、日、歐，其正確性不及先進國家。問題在不正確的統計，會影響一個政府決策的錯誤 。但中國的這些問題，在馬政權和它的黨都不曾有人開口向社會各界提出警告，一意孤行，捏造和中國經濟裸纏的「好氣氛」。這不應是一個政權對國家和人民的正當行為。 隱瞞人口數的企圖 中國的統計資料，不僅是GDP的正確性出了問題，要對中國的都市人口、農村人口、國民所得、甚至是失業率的考察，也都難有正確的數值。原因是中國隱瞞中國的總人口數，故國內外的專家經常依據的是其2008年末宣稱的13億2802萬人。 依據袁紅冰在《台灣大劫難》的說法：「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2005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布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証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按：2006年世界的人口數是66.7億人，若以中國人口數15.3億計算，佔世界人口數的二成三弱，甚是驚人。將來中國將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 被詬病的戶籍制度與剩餘勞動力 那麼中國的農村人口到底有多少？又多餘的勞動力有多少？這要從中國的戶籍制度說起。中國的戶籍制度是一種身分制度，分作都市部與農村部；兩者的社會保障、土地所有、納稅、教育、甚至醫療都不同，農村部的人是被歧視的三等國民。（第一等人是中國共產黨的權貴。） 農村部的人口據袁紅冰的說法：「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 據此說法加以換算，農村人口佔總人口數的81.7%，而「多餘勞動力」竟然有5億人左右。 「農民工」的歷史源流 「多餘勞動力」的人數，在許多海外的著作中常作1億5,000萬人；但袁紅冰透露竟是5億左右。這些剩餘的勞動力成為「農民工」的來源。 所謂「農民工」一方面是「農民」，同時是「工人」，這是矛盾的概念，但只以農業無法糊口。農民工離鄉背井到都市打工，一時允許在都市居住，但戶籍制有別，不得在都市定居，終究要被遣返。 農民工就是歷史上的「流民」，到處「就食」。流民覓食不得結果，會成為「盲流」，流竄各地。中國的朝代帝國常因此而滅亡；中國共產黨以所謂「農民革命」起家，但奴工般的被剝削之「農民工」支撐中國共產黨政權。 1983年的『中國憲法』的「序言」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確實工農階級成為共產黨政權的墊腳石，打下基礎，造就共產黨的「新階級」，工農則轉諸溝壑。 GDP與「保八」 那麼有龐大人口數的中國，到底失業人口和失業率有多大？首先看國內生產毛額（GDP）與失業人口數的關係。根據上引沈才彬的作品，中國經濟成長率在2007年達到頂點的13%。但2008年第四季跌到6.8%；2009年的第一季是6.1%，大為滑落。故中國喊「保八」，即至少維持8%。原因是GDP少1%，失業者增加800萬人；但如上所述，中國所發表的GDP成長率並不可靠，而全國失業者多少，從來不公佈。 「失業率」不包括嚴重的「農村部」人口 中國公佈2008年的失業率4.2%，「登錄失業者數886萬人」。三橋貴明在2009年11月發表的著作 計算： 「失業者數（886萬人）÷勞動人口」=4.2%；由此公式而逆算過來，知中國勞動人口只有2億1000萬人；但（一）不可能以如此的勞動生產者養十多億人口；（二）這數目是有「登錄失業者」，但未去登記者不在此內，故真正失業者多少，並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三）中國所公佈的失業率指的是「都市部」，龐大的「農村部」之失業率不在內，而從來沒有公佈。此關係中國的戶籍制度已如上述，農村部的廣大群眾是被差別忽視的。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況。 （四）中國的社會科學院發表的都市實質失業率達到9.4%，是中國政府發表的「登錄失業率」的二倍以上。 中國的失業狀況因地域有嚴重的差距，由「沿海部」愈向內陸愈是嚴重；依照社科院的說法，「中西部」的失業率早已超過10%以上；現實上，與美、日、歐之失業率匹敵。 以上所說的，是2008年的情形。但2009年4月中國所公佈的2009年第一季的都市部登錄失業率是4.3%，情形「惡化」。 「農民工」失業個案的研究方法舉隅 以上所說的失業率只是針對「都市部」的考察，但僅是有「登錄」者而已，至於「未登錄」者與都市部的失業總人口數只能用估計的情形。 至於「農村部」與「農民工」失業的情形，只能用地方局部的個案研究、或加以綜合推測。茲介紹兩個實例，作為研究方法的樣本。 2009年4月沈才彬為調查「農民工」失業的情形，赴上海、寧波、廣州、深圳考察。他舉東莞市為例。有東莞市戶籍的人口175萬人，但以打工為主的外來人口超過1,000萬人，是戶籍人口的6倍。2009年初，東莞市有數百萬人口失業，但看政府統計無法知道。 沈氏的調查之一，是看手機與電話公司的解約數字。中國最大的手機電話公司Mobil China在東莞市的解約數，在2009年農曆正月的數目比2008年末，是200萬人。可見打工的「農民工」在春節回鄉，不再回來。這顯示失業的實情。 另一例是垃圾的量。「農民工」居住地區之垃圾量，2009年2月末比2008年的減少一半，由此可知一半的「農民工」回鄉，說明中國失業問題的嚴重。 筆者舉這兩個例供參考，是鑑於馬政權與一些有意誤導台灣人民，使之誤以為中國的景氣一片大好，而誤中了先以「經濟統合」之引狼入室之陰謀，相信「口號政治」而欠缺著務實之考察、以及考察方法，而致被出賣。 後語 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甚至文化，都與台灣儼然不同；或有抽離其中一個因素要証明台灣與中國相同，顯然背離生活文化的實際層面。譬如要說，中國的佛教、儒家文化與台灣相同，其實中國的這些因素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改造過；與其以台灣與中國相比，還不如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來得恰當。這是因為台灣的近代化遠超過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因此要看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或是失業率的計算，要用台灣或世界普遍原理去衡量，顯然是不通的。 台灣不論是歷史上或是現況，都不屬中國；台灣歸屬於台灣人民。不論是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或曹興誠這一類人物的「兩岸和平共處法」，都好比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口袋裡的錢拿來討論分割或該由他來獨佔。長期被這樣的討論，就自然成為一種「解決方法」，即使是掠奪，也無形中成為自然、或當然的。國際政治的強權，也常循這樣的邏輯在演繹；現代台灣的前途就是已經被導入這樣思維的邏輯在處理，正如俗諺所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僅如此，中國已向美國提出要求，太平洋分割為兩半；它管西半，美國管東半；這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再現。在討論台灣國家前途時，請就如本篇所指的，要用科學方法瞭解中國，不能草率的以我們的制度看中國。

在美國決策菁英中極具影響力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今年1月／2月的期刊發表一篇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季禮（Bruce Gilley）的文章〈不是那麼險惡的台海情勢：台灣的芬蘭化對美國安全的好處〉（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內容指出台灣正快速「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對北京採取扈從政策，以便換取自身的發展和生存。文中建議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外交事務」期刊是美國歷任總統候選人發表外交政策藍圖，以及當紅政學界菁英辯論國是的重要論壇。季禮的這篇文章雖然還不是美國的主流看法，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 根據季禮的觀察，自從2005年以來，台灣與中國開始進入更緊密的政經關係，而主張和解政策的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之後，更加速這種緊密關係的進程。這是自從1979年美、台斷交並與中國建交之後，這種台、中之間關係升溫的情勢，造成台海局勢的最大挑戰。季禮指出： 目前雙方關係的解凍，在許多方面都符合台北的利益，但也讓北京能夠對台灣具有更大影響力。由於台灣內部已經形成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共識，這種關係解凍的情勢也對美國深沉的模糊政策造成疑慮，原本美國的政策是要兼顧台灣的利益（使其保有自治權）以及美國本身的利益（防範擴張主義的中國）。如今華盛頓面臨一個很嚴厲的抉擇：繼續在軍事上追求現實主義的方法 ─ 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崛起的力量 ─ 或是遵循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 對於美國如何面對台海變局的挑戰，季禮提出的自由派方案，就是美國應該停止對台軍售，讓台灣中立化，並將台灣從美國在亞洲盟邦中排除。他也認為，台灣的芬蘭化有利於美國安全。 馬英九的「二度和解」將台灣推向「芬蘭化」 季禮在文中指出，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蔣介石與和在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各自成為分離的政治實體，彼此敵對大約三十年。但兩人在1970年中期相繼去世之後，北京開始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後來北京停止砲擊台灣的金馬外島，並歡迎台灣「同胞」到大陸旅遊、投資及探親。另一方面，在1988年開始主政的李登輝總統也認可開啟這種交流，雙方的海峽交流協會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首度直接會談，展開雙方的「首度和解」。然而當美國核發簽證給李登輝來訪問康乃爾大學時，這個「首度和解」在1995年就遽然中斷。隨後歷經1995年和1996年中國對台海發射飛彈、華盛頓派遣航空母艦與雷達艦前來台海、以及台灣人民在2000年選出獨派的陳水扁擔任總統，兩岸關係在1995到2005年之間急遽惡化，這是兩岸關係的「再度凍結」。 季禮認為，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而馬英九在2008年主政後的和解政策，使台灣愈來愈走向「芬蘭化」，具體例證包括莫拉克颱風後，台灣雖讓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赴台為災民祈福，卻拒絕維族領袖熱比婭入境，馬英九本人在六四紀念日時不再批評北京，只輕描淡寫地以歷史傷痛帶過，都是不折不扣「芬蘭化」的表現。季禮的文章描述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由於強調區域暨全球影響力的大戰略興起，導致北京改變觀點；於是開始不把台灣視為意識形態上的緊急事務，而是一個務實與低調的管理議題。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預告了台灣對類似前景的重現。他承諾「不統、不獨、不武」，在幾個月之內，雙方對口單位的首長以迅速與空前的形式展開半年一次的會談，並簽署了二十餘項以往難以想像的協議。雖然大部分的協議都是經濟議題，但也具有政治意涵。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中國派出學生到台灣，雙方也授權每週270個直航的航班。先前限制雙方經濟整合的重大政治顧慮突然煙消雲散，台北與北京開始討論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全面正常化」。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評價基礎 ─ 固定不變的國家利益，大致上已經完全鬆動了。 二度和解也包括很露骨的政治交易。先前中國允許台灣只能參與以經濟事務為主的國際組織，例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會、與世界貿易組織。在2009年，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 雙方也有「外交休兵」的默契：北京停止向台灣日趨減少的23個邦交國挖牆角，台北也在2009年首度放棄17年來加入聯合國的長期追求。馬英九在2009年7月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宣佈他希望「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隨著政治關係的升溫，台灣官員 ─ 甚至包括民進黨重要人物，例如高雄市長 ─ 也開始經常造訪中國。 跡象顯示，兩岸的二度和解將會持續前進。雖然雙方領導人的任期將於2012年屆滿，但眾所週知，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習近平是兩岸交流的鼓吹者，同時，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只要民進黨在極端反和解與部分和解的兩派中繼續維持分裂態勢，他似乎篤定可以連任成功。 現在，台灣與中國以完全不同於過去數十年來主導兩岸關係的設想，來拉近彼此的關係。鑑於以往他們把彼此的關係視為軍事上的紛爭，如今雙方卻都抱持高度接觸、信任、以及降低武力威脅為前提的安全觀。同時，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這意謂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有基本上的改變。 從赫爾辛基的芬蘭化到台灣的芬蘭化 要談芬蘭化，就先來了解芬蘭的歷史。被稱為「千湖之國」的芬蘭，從1154年開始接受瑞典統治，直到1808年的大北方戰爭，瑞典與俄羅斯交戰落敗，芬蘭被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軍隊佔領，此後芬蘭成為俄羅斯帝國內的自治大公國。在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後不久，芬蘭宣布獨立。二次大戰期間，1939年蘇聯全面入侵芬蘭，引爆冬季戰爭，並有1941年到1944年的繼續戰爭。為了保衛家園，抵抗蘇聯的芬蘭成為戰敗國的一員。戰後，芬蘭割地、賠款。割地區中42萬芬蘭人不願成為蘇聯統治下的子民，選擇當難民，向芬蘭國土展開大遷徙。到了1952年，芬蘭償清所有對蘇聯的戰爭賠款，但位處蘇聯強權身側的芬蘭繼續戰戰兢兢度過40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於1995年加入歐盟。芬蘭有句諺語「和平在人間，俄羅斯人都在莫斯科」，是一種「芬蘭識別」的獨特語言，表達出芬蘭人對俄國人的深沉痛恨。 所謂芬蘭化（Finlandization），就是冷戰時期位於蘇聯之旁的芬蘭，由於忌憚蘇聯的威脅，所以在外交與內政上採行順從蘇聯強權的政策，以維持本身議會民主制度與自由經濟體制。在1948年，芬蘭與蘇聯簽訂「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芬蘭承諾不與反蘇國家結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換取蘇聯同意讓芬蘭維持自治及民主体制。在外交方面，芬蘭政府不僅不站在蘇聯的對立面，也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且在加入國際組織之前，也會事先取得蘇聯默許。在內政方面，芬蘭政府也避免社會出現任何對蘇聯的負面批評，並查禁反蘇的出版品。「芬蘭化」一詞出現在1960年代後期的西德，當時西德總理勃蘭特頻頻向共產國家示好，西德的保守派則以此新造詞彙加以諷刺。 但是季禮卻高度推崇芬蘭化的策略效益，他在文中的辯證寫道： 「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詞，乃是源自芬蘭在1948年和蘇聯簽訂的協議轉化而來，協議內容是：赫爾辛基同意不加入任何挑戰莫斯科的聯盟，也不提供基地給任何國家來挑戰蘇聯的利益。做為回報，克里姆林宮則同意維護芬蘭的自治權（autonomy），並尊重芬蘭的民主體制。因此，從1956年到1981年期間，在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的領導之下，芬蘭在美蘇之間的關係當中，追求戰略性姑息與中立的政策，並限制國內輿論對蘇聯的批評。這項政策當時獲得芬蘭國內的普遍支持（儘管後來它的價值引起爭議）。吉科寧也受到美國朝野各界的讚揚，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者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他讚美芬蘭領袖的「沉著與堅定」。 1988年，丹麥的政治學者漢斯‧默理堅（Hans Mouritzen）在他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芬蘭化的一般理論，就是所謂的「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默理堅強調，「芬蘭化的政權」（Finlandized regime）與「附庸國」（client state）或稱「魁儡國」（puppet state）根本上的不同，是前者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對於以現實主義者為主的冷戰思維所造成的直接挑戰，就是芬蘭化的讓步結果，很可能使蘇聯強權對擴張勢力食髓知味。縱然有人反對芬蘭化的理論，也很難否認吉科寧扮演了終結冷戰的建設性角色。舉例來說，芬蘭在1969年提供雙方集團舉行會議的場所，終於產生一份明確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共同文件：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 研究冷戰的歷史學家賈迪斯（John […]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英文「Foreign」一詞，除了帶有外國、外交的意義，其實也帶有陌生、非典型的意涵；自從台灣自由時報揭露Foreign Affairs由Bruce Gilley所寫、提及「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的「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後，這種看法旋即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文章當然是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作為出發點，更何況「Foreign」一詞既然帶有不甚了解的意味，台灣人自然可以從自己的觀點對這篇文章加以分疏、批評；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引用之或是批評之，台灣人都要避免陷入簡單的二元邏輯，才能跳脫Foreign Affairs的預設立場，理出一個對台灣最有利的論述。 「台灣芬蘭化」欠缺立論基礎 首先檢視「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猶記得2007年台灣試圖直接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時，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表示過：「Taiwan，或者說ROC，目前不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Taiwan,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數十年來，美國政府不論由哪一黨執政，都再三強調美國的兩岸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亦即上述對於台灣國家定位的立場從未改變。既然美國基本國策並未把Taiwan當成一個國家，何來讓台灣作為「芬蘭化國家」的可能？如果Bruce Gilley誠摯認為「台灣芬蘭化」是個具體可行的方案，是否應該先說服美國政府正視Taiwan的國家地位之後再說？ Bruce Gilley在文章中提到「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傀儡政權」之間的差異如下： 前者（指「芬蘭化國家」）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之間確實有所差異，但是「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這段文字，對於看過魯迅所著《阿Ｑ正傳》的讀者而言，是否有種似曾相識之感？弱小國家之所以選擇有限，不正是因為畏懼自己一旦跟鄰國強權兵戎相向時，整體國力不堪與之長期消耗嗎？芬蘭當初的選擇當然是一種基於現實考量，不得不退縮以求自保的作法，本來也無須多加非議，如果硬是要用「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說詞加以美化的話，其實不也跟阿Ｑ的「精神勝利法」相互輝映？ 另一方面，單從國內政策角度解讀「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也犯了邏輯上非常基本的謬誤。什麼叫做「中立」？不選邊站才叫做中立。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兩個強權彼此對抗的話，自然沒有選邊站的問題；沒有選邊站的國際情勢還有什麼「中立」與否的問題嗎？換句話說，唯有從國際政治的大框架著眼，才能釐清「芬蘭化國家」到底有沒有自主選擇中立的空間。 1948年的芬蘇協議，乃至1956年到1981年主導芬蘭政策的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畢竟都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發生在一個由美、蘇所率領的兩大集團在好幾十年間一直維持相互對抗關係的全球政治局勢下，這才讓當時的芬蘭可以找到「中立」的空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則面臨完全不同的國際情勢；看看Bruce Gilley自己就在文章中呈現出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詞： 自從1940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一直扮演著戰略性角色。起初，台灣是對抗北韓共產主義擴張的緩衝器，最近則成為對付中國崛起的堡壘。台灣在東亞航線上居於戰略地位，如果中國持續限制美國海軍造訪香港，台灣也可以提供美國海軍另一個補給點。 以及 美國政府越來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達成最優先的事務：維持國際上和平的自由秩序。在一大堆迫切的全球性議題上，美國需要北京的支持 ─ 從氣候變遷到金融穩定，以及防止核武擴散。 如果後一段論述為真——美、中兩國改採合作模式取代相互對抗的話——則美、中之間並沒有所謂「中立」地帶可供台灣「芬蘭化」；如果前一段論述為真，則Bruce Gilley把台灣視為「戰略包袱」（strategic liability）的說法，恰好顯示美國其實更應該檢討自身戰略漂移的問題，或許才是導致台、日、韓以及東南亞諸國不約而同在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強大壓力後，不由自主紛紛採取「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的主因。 眼不見為淨的「自由派思維」？ 「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把馬英九當選後幾近毫不保留以中國馬首是瞻的行為，視為美國調整戰略佈局的大好時機，並且不由分說地把馬政府不復存在的民意基礎視為「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試圖以「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為「台灣芬蘭化」的推論取得道德置高點；只不過，作者對於事實的認定實在錯得離譜，試舉其中幾例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是指「反分裂國家法」嗎？）……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這個數字已經是個笑話了）……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原來，WHO觀察員的身份限用一年！中國連台灣跟他國洽簽FTA都要阻撓，遑論加入聯合國轄下組織？）……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回到二成三的滿意度？）……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把資本家利益置於平民百姓之上恐怕更符合實情）…… […]

林久雄 一、前言 今年11月21日，在東京由全日本航空（ANA）和讀賣新聞的贊助，召開了一次對應未來國際危機的模擬演習。針對安全保障，經濟金融和氣溫變動三部門，由麻省理工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長Richard Samuels為首的四位專家，設定操作的program。時點定在擺脫全球性金融危機後的2013～2020年。參加模擬演習的團體和代表如下： 1. 日本方面：眾議員4名、民主黨2名，自民黨2名。參議員10名（超黨派）。管理隊7名（由主辦者聘請）。 2. 外國來賓：美國隊7名（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組成）。歐盟隊和中國隊各5名。印度和巴西各1名。加上歐美媒體2名。共計35人。 二、背景 歐盟（EU）與美國因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制的意見對持，中國與美國在所謂G2的氣氛中，關係密切而加深。另一方面歐盟因天然氣（gas）的供給，與俄羅斯日趨親近。她們（美中、歐俄）開始形成新的二大集團（bloc）。 美日同盟因日本的政黨交替，顯示出積極性的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因追求近利，使傳統友誼冷卻。 中國的經濟發展、加上軍備擴充、使俄羅斯不安產生的警戒心，深恐西伯利亞的中俄緊張復燃。 乍見program的設定，很接近現實的跡象。身在二大集團外的日本，若逢突發性的國際事件時，將如何排解，使不致於陷入困境。 三、由2013年到2020年 日本的經濟總生產（GDP），目前落在中國之後，退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政治強調「對等關係」，考慮修改美日地位協定和軍事基地問題。對集團自衛和武器輸出仍無推展的跡象。終至美日間的「二加二」會談，不再讓閣員出席。 2013年危機劇本（crisis scenario） (1) 安全保障 歐俄合資企業向日本提出合作開發民用客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對日本政府警告，可能洩漏美日共同開發的飛彈複合材料機密。 (2) 氣溫變動 接替京都議定書的交涉，邁向各國排放污染限額的達成。訂於2018年召開高峰會。（暗示2009年12月15日的聯合國氣候變動架構內的條約締約會議COP失敗）。 (3) 經濟金融 2013年一月，由於二氧化碳（CO2）排放權市場價格暴貶，德國的金融機構倒閉。預防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復發，對金融規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意見對立。 2017年的危機劇情 （1）安全保障 （一）北韓 北韓於2017年1月，發射發彈落在往太平洋著落。日本發射M3迎擊失敗，要求安理會加強制裁，北韓負氣再度發射飛彈示威。 （二）阿富汗 此時阿富汗的反政府份子塔利班（Tariban）佔據巴基斯坦的核試設施。把核武物資運在接近伊朗邊界的途中。 （三）馬六甲海峽 日本的海上保安艦、在馬六甲海面與不明身份船舶遭遇交火。雖擄獲該船、但日方五人死亡。從船上搜獲核武物質、以及巴基斯坦人和中國技師。 （2）經濟 在俄投資的歐盟企業，由於公共投資條件不良、招至嚴重虧損，隨而引起倫敦和紐約股市下跌兩成。 四、演習結果 1.日本隊： 在2013年時，以不明歐俄真誠所在，拒絕民航開發的合作。因氣溫變動，與美中兩國一起協調太平洋各國消減排污10%，而日本堅持25%，日本在野黨批評不可能做到。可是美中二國不在記者會上宣佈消減10%。這是COP的不幸。 日本不取歐俄而靠近G2，二加二的閣員會商重開，美中安保再確認。美日間的FTA有進展、日本對農家發放戶制補助。 日本放棄CO2消減25%，使各國失望，高峰會延期。 2.中國隊： 中國關心的是麻六甲海面發生的事件。即刻招待記者，聲明中國非常關切塔利班的行動。將與上海機構（CIS）各成員國與巴基斯坦合作，處理這個嚴重事件。並在中巴邊界增強兵力，設置監視裝備。致於捕獲中國技師問題，向日本政府提議，由ASEAN主導來解決。 3.美國隊： 要求中國停止向北韓，提供能源和糧食。要求日本加強管理武器轉用物資。 同時第七艦隊增撥船集，在西太平洋待機行動。美國決定與日本配合神盾艦迎擊作戰計畫。 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國和日本外交洽商，在安理會決議制裁北韓。獲得中國容忍制裁的答覆。 4.歐盟隊： 重點放在經濟方面，為貨幣統合，馬上設立歐俄委員會，來研究盧布和歐元。計畫2020年以後，俄羅斯加入歐元圈，以促進對俄羅斯的投資。 長期的展望，土耳其的加入歐盟之外，北非的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也開始交涉加盟。 歐盟關心對印度的FTA，如同日本對巴西的FTA一樣。 中國以多購美國公債，取悅美國，以獲得美國贊成中國創設亞洲通貨（亞元）願望，並與美元和歐元同做世界金融基軸。美、中、歐三方共出一千億美元（10兆日圓）給IMF做救助歐洲金融機構之用。 五、分析 1. 基本假設，以為世界兩大集團化，日本被迫在國際上孤立。但演習開始，各國團隊都朝向多國間的國際協調行動。日本隊選擇尋求美中的合作，以處理安保、氣侯變動和經濟問題。在貿易方面，致力日美、日歐的FTA交涉。為應付國際金融危機，美歐日中都同意IMF的強化彼此協調將是當今的大潮流。 […]

金恒煒／《當代》雜誌總編輯 九十二歲幾瀕於死的史明老先生，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熱烈人群簇擁下，坐著輪椅從日本飛回台灣；即使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也有文有圖加以報導。史明是台灣「最後一個黑名單」，一九九三年才回到故鄉。即使遠在日本，史明卻是挑動國府當年最敏感神經的人物，因為史明而受牽連的大政治案件至少三起，尤以九一年的「獨台會案」影響最大。九一年五月九日凌晨五時五十分，法務部在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一聲令下，闖入校園逮捕了清華大學研究生廖偉程及台大碩士甫畢業的陳正然等四人，罪名是閱讀史明《台灣四百年史》，認定是史明「獨立台灣會」在台發展的組織，引發了全台的震動，是為「獨台案」。 當時的總統是李登輝，行政院長是軍頭郝柏村；台灣正處在開放與未開放之際。「獨台案」竟而成為打破「白色恐怖」的切入點，拯救四人是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為主導，進行了大遊行、大示威，主要訴求是「郝柏村內閣下台」、「廢除刑法一百條」、「情治單位退出校園」、「無罪釋放獨台會涉案人」，不到一個月所有的訴求幾乎全部達成，廢除「刑法一○○條」至遲到九二年五月終於終結。史明形同打了一場「不在場」的戰爭，九三年回到睽違四十一年的故土。 九一年讀史明的書都要坐牢，十八年後的今天，史明卻像英雄般受到歡迎，如滄海桑田的變化正是台灣進程的最佳寫照。再引《天下雜誌》十二月所做的國情調查，是在這次地方選舉國民黨縣市長受挫、得票率大減之後出爐的，其中問及「請問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都是？」結果，六十二％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廿二％，自認是「中國人」的僅有八％；最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到二十九歲——也就是史明返台那一年之後出生的——年輕族群，自認是台灣人的，高達七十五％，為同類調查最高，三十歲到四十九歲的次高，甚至超過六十歲以上的這一現象，也打破了統派對獨派「一高二低」（年齡高、學歷低、收入低）的醜詆。 重點還是回到馬英九的執政，也還是以《天下雜誌》一年一度的國情調查為準。去年十二月同樣的國情調查，《天下雜誌》分析有關統獨的民調：「一九九四年開始，國情調查開始分析台灣人民對於兩岸統獨發展的意向；最新數字顯示，期待獨立（包括儘快獨立及長程目標獨立兩者）的比例為歷年最高，達二三．五％，遠高於陳水扁八年執政時期的數字；而期待統一（包括儘快統一與在一定條件下統一）的比例是歷年最低的一次，為六．五％（去年為七．六％，更早前則一三％到一八％之間）」。根據淡江大學張五岳教授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表示，這是出於馬英九急速改變與中國關係所致。從○八年五月馬英九執政到○九年「三合一」選完，顯示出台灣民意與馬英九「終統」成反比，馬英九愈向中國靠攏愈強調「中國化」，台灣民意則愈向「台獨」及「台灣」走。馬英九儼然成為「獨立」的推手，比前總統陳水扁還有效、還有力。 馬英九不僅是「台獨」的推手，同時也是民進黨最佳的助選員。去年年底縣市長等的「三合一」選舉，是馬英九強取黨主席之後的第一戰，馬披掛上陣輔選，從台灣頭拼到台灣尾，結果敗軍。馬英九硬不認輸，只怪罪「大環境」不好，「經濟如此不景氣，失業率如此高」，故而宣稱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能贏。隔天故意放出消息說，府院高層開會馬把「飯盒」吃得精光，表示心情沒有受影響云云。然而真的是因為經濟問題嗎？陳水扁二○○○年初次掌國政，經濟真的不好，但次年的立委與縣市長選舉大勝！為什麼不會垮在「經濟」上呢？可見「笨蛋，問題不出在經濟！」 老實說，「三合一」失敗是必然的，說得迷信一點，馬英九的好運在二○○八年大選用完了，從此之後一路下滑，二○一二年恐怕要出局了。（見筆者去年十二月號《開放》文）馬英九的敗選不是自「三合一」始，國民黨立委李慶安隱瞞具美國國籍之實，依〈選舉罷免法〉不能出任公職，事發了硬賴到賴不下，終而辭職，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補選，台北市大安區是文教區，也是國民黨鐵票區，雖然國民黨的蔣乃辛勝出，不過得票率從李慶安的十萬票海削了一半，只拿到四六千票。這不是唯一的例子。雲林縣國民黨立委張碩文賄選定案，故而九月二十六日補選，民進黨的劉建國以七萬四千多票壓倒性的勝利，而藍營兩組人馬合在一起也只有五萬多票，比張碩文當初拿到的七萬九千多票足足少了二萬六千票。這是其二。與雲林補選同一天，澎湖進行博奕公投；這是馬英九大選時的公開承諾，澎湖縣政府替馬兌現支票，拉抬開賭派打壓反賭派，甚至在投票當天包下所有飛往澎湖的班機座位，結果澎湖的第一次公投，竟然不贊成壓倒贊成。這是其三。 從台北市大安區立委補選到雲林縣立委補選到澎湖公投，已經看得出來藍營的鐵票生鏽；所以「三合一」選舉，國民黨注定失敗。馬英九在投票之後的第二天接見日本媒體，強調ECFA非簽不可，「江陳會」四大決議非談不可；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說法，「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馬英九何嘗不知道危機？不然為什麼會把迢迢滯美的「心腹」金溥聰召回來出任秘書長？金溥聰與馬的關係，外間傳言紛紛，立委李俊毅甚至用「超友誼」來形容，可見事急了，也可見馬遭遇到的凶險已不能粉飾下去，尤其接下來七位立委補選，（四位都是國民黨因賄選而補選）以及直轄市「五都」之戰，然後就是國會改選與一二年的大選了。 零九年十二月補選三席立委，民進黨全拿，大贏，過四分之一的門檻，於是在立院掌握提案權以及罷免總統權。接下來四席立委補選，民進黨看來勝?在握。最關鍵的五個直轄市之戰，民進黨保有南部的高雄與台南，重點在，能不能拿下台北縣升格的「新北市」？現任縣長周錫瑋施政是全台各縣市之末，民調極低，相反的，也做過台北縣長的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若而願意投身，取新北市若探囊。重點是，台北縣就像「三合一」選舉中的宜蘭縣，輸贏就在此役。以馬英九一路下滑的民調以及施政的無能，加上民心盡去，民進黨不只坐二望三，甚而可以望四、望五。因為台北市的郝龍斌民調也不高，任內收拾不了馬英九留下的爛攤子，貓攬已掛了一年多，捷運「柵湖線」成了「詐胡線」，台北市也有變天的可能。至於台中，過去是省政府所在地，基本上是藍色思惟的大宗，形同小台北。不過「江陳會」移師台中，過去的抗議示威集中於台北、高雄兩市，台中從來都是化外之地，這是第一次遭逢全國大示威，而台中市長胡志強與馬英九一樣，出自職業學生，兩屆市長任內從不必面對逼人的大風大浪，所以「江陳會」形同台中直轄市選戰的前哨戰，可惜民進黨沒有掌握機會。目前台中黑派大老陳庚金退回國策顧問一職，明顯另有所圖；金溥聰挫迾等。 馬英九真正要害怕的是五都選舉。馬英九一味傾中，明顯與主流民意杆格，《天下雜誌》的國情調查，有六一％的人擔心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八年大選前，馬英九一方面推出「馬上好」的口號，另一方面打出「六三三」(經濟成長率六、國民所得每人每年三萬美金及失業率降至三％以下)的經濟牌，而且一再強調「他馬的，就是愛台灣」。選上之後，全部跳票而且反其道而行，去年年末縣市長選舉時又大打電視廣告「捍衛主權、保護台灣」，已然失效，「江陳會」之前，也猛打「保護中華民國」的電視廣告，也老實說，人民不會再受騙了，即使馬透過美國來的楊力宇放話：「統一在台支持度低」，「任內不能統一」等等，也奏不了效。相反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接受電台訪問語出驚人說：「白痴才搞台獨」；這才是馬英九內心話！ 台灣從李登輝的十二年到陳水扁的八年，整整二十年的民主會不會毀於一旦？用黑格爾「理性的狡獪」來看，馬英九以七百多萬張選票出任總統，恐怕是「歷史的狡獪」。

中山大學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現階段台灣唯一的敵人就是中國，討論台灣的安全事實上就是在想辦法抗拒中國的併吞。單靠台灣自己的力量是不足與中國對抗，可是依國際現勢，也不是可以任由中國併吞台灣。中國也很清楚，以武力併吞台灣所付出的代價太高，且不見容於國際社會，若由台灣自己投入中國的懷抱才是上上之策。 不只綠營人士抗拒中國的統治，連大部分藍營支持者也不願意投向中國的懷抱，甚至於「心懷祖國」的部分新住民（外省人）也只願意回中國探親，就是不願意回他們的「祖國」定居。顯然的，要台灣居民自己投向中國的懷抱是不可能的。 有不少綠營人士覺得民進黨沒有機會參選下一屆總統，因為他們認定在選舉前馬英九就會投降中國。這是多慮了，連藍營支持者都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的社會，台灣人不會讓馬英九將台灣送給中國。大家該擔心的是馬英九是否會築一條單行道，由台灣通往中國，使台灣回不了頭。 馬英九可能築成的單行道就是「寄生經濟」，將台灣的經濟寄生於中國，使台灣人依賴中國吃飯，如此就可以完成經濟統一。完成經濟統一之後，政治統一就自然形成。二○一二年以前因為馬英九規劃連任總統，不至於與多數台灣人對抗，然而若是讓他有機會連任，他可以不理會多數台灣人的意見，反正罷免總統的門檻太高，台灣人沒有機會以罷免的手段阻止他建築單行道。 依照目前的選舉制度，綠營的國會席次沒有機會過半，幸好國際事務與對中關係屬行政權，不是立法權，否則台灣淪入「鐵幕」是必然的。綠營只要取得總統寶座，掌握行政權，就可終止單行道的形成，所以二○一二年是關鍵年，綠營若不能獲得行政權，前途如何是可以預估。 中國國民黨的人脈關係遠超過民進黨，先天上民進黨就居弱勢，可是在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竟然可以略贏中國國民黨，其原因相當多，最重要的一項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權力與腐化是一體的兩面，中性選民認定中國國民黨腐化，而民進黨清廉，所以擺脫人脈的束縛而投綠。可是二○○六年以後民進黨的「清廉牌」崩潰，民進黨的氣勢也跟著崩盤。 在綠營內部陳水扁有很多朋友，但也樹立不少敵人，可是在二○○○年及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時，綠營內部絕大部分反扁人士紛紛表態挺扁，因為陳水扁是綠營的精神領袖，政治人物不挺扁會被群眾淘汰，成為綠營精神領袖的陳水扁算是輕易的整合各派系。 早期民進黨支持者不太介入初選，就算介入初選，也只是幫自己所支持的對象拉票，不做負面的攻擊，算是不介入民進黨內部的鬥爭，可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出現大變化，支持者紛紛押寶，為了效忠「主人」，嚴厲的打擊對手，形成嚴重的內鬥。總統候選人出線後，內鬥的傷痕還是不能弭平，總統候選人因而不能成為綠營的精神領袖，更不能整合派系。二○○八年的總統大選，是謝長廷自己在選總統，不是民進黨。 今年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總算爬出谷底，桃園、台中、台東三縣的立委補選，民進黨又有斬獲，綠營執政總算是露出一線曙光。雖然某些自認為是大老的人猛澆冷水，可是擋不住民進黨的回春。民進黨所以出現進步的跡象，最重要的因素是候選人勤於耕耘基層。 民進黨的進步，除了候選人的因素外，民進黨逐漸擺脫「貪腐」形象也是重要因素。某些自認為大老的人物嚴厲的抨擊現任的黨主席，事實上蔡英文的表現並不差，能夠擺脫「貪腐」形象就是大貢獻之一。氣勢跌落谷底的政黨不可能一夕之間恢復氣勢，能爬出谷底就是好的開始。 民進黨有兩個致命傷，其中一個已逐漸康復，只要不再出紕漏，到二○一二年的總統大選時，應該可以擺脫「貪腐」的形象，但還有一個致命傷還吊在半空中，是否可以消除不得而知。三合一選舉及立委補選都屬地方選舉，沒有出現內鬥並不代表全國性選舉也能出現如此好景。 民進黨目前的致命傷是還未出現精神領袖，只要出現群眾的精神領袖，就可以整合派系。若是民進黨「大咖」的支持者像以前那樣挑起內鬥，總統候選人就不可能成為群眾的精神領袖。追求好處是人的天性，綠營支持者就算要押寶，也不應該挑起內鬥。宣揚所支持對象的優點，不必抨擊對手的缺點。若是自己能力太差，沒有那份本事宣揚所支持者的優點，就不要介入初選。 陸委會主委為了表示關心台灣，曾經要求對岸撤除飛彈，只是中國並不理會。就算中國撤除飛彈，還是隨時可以恢復原狀，所以要求對方撤除飛彈並無實質性的意義。況且中國的飛彈是用來威脅台灣，未必是要用在發動戰爭。中國自己很清楚，能夠透過經濟征服台灣才是上上之策。 中國各地的文化、風俗習慣有很大的差異，又出現嚴重的貧富不均，所以政局相當不穩定。對岸政權雖然強烈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事實上未來有幾個中國還未得知，中國目前是以高壓統治的手段來穩定政權，這種國家有可能分裂，到時候變成台灣人主張「一個台灣」，至於幾個中國不必勞煩台灣人操心。 獨派人士目前是等待時機建國，但必須維持台灣不被併吞的現狀，若先被併吞，就算中國分裂，台灣也難以建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取得行政權，以砍斷馬英九規劃的單行道。獨派人士不只不可以介入民進黨的內鬥，更要協助該黨建立制度，消除內鬥，如此才可能產生綠營的精神領袖，進而取得行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