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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葆源◎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東帝汶，這個充滿苦難的地方最近再度躍登世界舞台，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位於帝汶島的東半部，面積近一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僅九十萬，早年盛產檀香木，在西方殖民主義興起的大航海時代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就這樣被搾取了四百多年；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它卻未能趕上這股風潮，繼續被葡萄牙統治了三十年。1974年，葡萄牙「救國委員會」武裝政變成功，左翼新政府突然宣布放棄東帝汶殖民地，此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不僅沒有解放東帝汶，反而把它推入另一個更痛苦的深淵。 ■歷史的弔詭 我們把視角拉回七○年代，當時全球的政治情勢處於劍拔孥張的冷戰對峙局面，由美、蘇兩大超級強權所構築的兩極(bipolar)權力體系主宰全球的戰略思維，包括印尼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標舉擺脫強權操控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 ned Movement)，但仍不免淪為兩大集團角逐權力的場域；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積極將觸角伸進亞、非、拉丁美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則採取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所提出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企圖封鎖蘇聯集團的擴張。 值此歷史背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情演變自然會牽動美、蘇兩強的國際戰略佈局，印尼的蘇卡諾政權在1960年開始左傾。「印尼共產黨」在蘇卡諾的扶植下迅速成長，並與軍方互奪政權，軍方在蘇哈托的帶領下終於遏阻共黨勢力。 站在美國的立場，蘇哈托政權配合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政策，至少符合西方世界的利益，加上當時東帝汶也出現共黨活動，所以蘇哈托在1975年揮軍東帝汶事實上已經取得西方世界某種程度的「默許」，後來不僅澳洲給予事實上的承認，連美國也一度有意給予承認。 雖然印尼染指東帝汶的舉動並沒有引起西方世界的強烈反彈，不過聯合國倒是從未承認印尼對東帝汶的主權。聯合國安理會除了在1975年譴責印尼的入侵行為外，翌年更決議通過「再確認東帝汶人民自決和獨立是不可放棄之權利」。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對該案是採取棄權的態度，顯見蘇哈托兼併東帝汶並非冒進之舉。 歷史的偶然給東帝汶人民帶來不幸，國際局勢的演變又讓東帝汶的地位絕處逢生。冷戰時期，國家利益是強權考量外交決策的重要依據；後冷戰時代，人權則一躍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東帝汶人權」不再只是獨立運動領導人奔走呼喊的口號，而是國際社會決定介入與否的判準。 1998年5月21日，蘇哈托下台，接任總統的哈比比隨即在六月宣布賦予東帝汶自治權，東帝汶的情勢因而急轉直下，聯合國派出特使展開斡旋，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澳洲也表示支持東帝汶自決。今年三月，印尼與葡萄牙達成讓東帝汶舉行公投的決議，8月30日，正式舉行公民投票，東帝汶人民在統派民兵的威脅下仍然以98.6%的高投票率向世人展現獨立意志，開票結果證明78.5%的人反對自治，東帝汶與印尼分道揚鑣終成定局。 ■坎苛的建國路 聯合國於九月四日公布東帝汶公投結果後，親印尼的統派民兵拒絕接受東帝汶人民傾向獨立的決定，因而片面撕毀與獨派組織間的停火協議，到處濫殺無辜，包括聯合國派遣的東帝汶支援團(UNAMET)人員都成為統派民兵的攻擊目標。目前為止，究竟有多少人喪命於統派民兵之手，各方說詞不一，不過東帝汶人民為了追求獨立確實已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國際間對於當年葡萄牙放棄東帝汶的舉動多半以「遺棄」視之，雖然當時葡萄牙已允許東帝汶出現政黨活動，卻無視於虎視眈眈的印尼，冒然撤離東帝汶，正由於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從而燃起蘇哈托政權覬覦的野心。 當時東帝汶有兩個政黨較具影響力，一為主張延續葡萄牙屬地地位、遂行自治的「帝汶民主同盟」(Uniao Democratica Timortnse)，另一為主張完全獨立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1975年11月28日，葡萄牙駐軍完全撤離，「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發表獨立宣言，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然而12月7日印尼當局派兵佔領東帝汶，東帝汶人民群起反抗，二十萬人在血腥陣壓中死亡，FRETILIN轉入山區打游擊，這個共和國只存在了十天便告亡國。 印尼的國會─人民協商會議─於1976年7月17日決議將東帝汶納為印尼的第二十七省，東帝汶被殖民的悲運再度延續了二十幾年。這段期間，衝突與虐殺事件層出不窮，較著名的殺戮罪行應屬發生於1991年11月12日的「聖塔克魯斯虐殺事件」，當時獨立派計畫在東帝汶首府狄力發動示威遊行，三千多名獨立派人士由貝洛主教住處遊行到被印軍屠殺的東帝汶烈士墳墓，他們手持標語，高喊「東帝汶萬歲」，印尼軍警卻突然向群眾掃射，被殺者達三百多人。 至於FRETILIN反抗軍則是前仆後繼、奮戰不懈，該組織前領袖羅巴托於1978年被殺，古斯莫繼起成為領導人，但於1992年被印尼當局逮捕入獄，直到今年九月七日才獲得釋放。 這種斑斑血淚的歷史本來應該在公投之後劃下句點，不過歷史卻似乎有意捉弄東帝汶人民，他們的噩夢依然持續上演著。親印尼的統派民兵賭輸翻臉，開始執行一連串的屠戮行動，種種跡象顯示，統派民兵之所以如此囂張，全然是印尼軍方在背後撐腰所致。聯合國發言人凱利指出，印尼當局眼見其原先盼望的自治方案不為東帝汶人民所接受，遂由統派民兵執行所謂的「Ｂ計畫」（「種族清洗計畫」之代號）；印尼政府擬藉由統派民兵恣意屠殺人民，並計畫遷走二十到三十萬東帝汶人民。事後大批難民逃離家園的事實亦可證明這種推測並非空穴來風。 ■戲劇化的轉折 印尼總統哈比比曾說：東帝汶是一個「除了岩石，什麼都沒有的地方」。然而，當年蘇哈托為何又想併吞這個缺乏資源的葡萄牙棄土呢？他祭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東帝汶可能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不過，東帝汶非但沒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古巴」，且其悲運更遠勝於柯索沃與科威特的總和。 事實證明，印尼統治東帝汶的過程並不平順，儘管印尼本身也歷經「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奮鬥過程，卻不曾認真思索被殖民的感受。當它遭逢強烈抵抗後，仍然採取軍事威壓的統治手段，恣意濫殺無辜，終於肇致東帝汶人民前仆後繼、武裝抗爭的結果。 東帝汶的宗教（天主教）、種族（西部馬來人與巴布亞紐幾內亞人的後裔）與印尼不同，不過印尼內部的種族、宗教、語言本來就很複雜，所以東帝汶主張分離獨立的原因除了宗教與民族的差異外，反殖民、反高壓統治或許才是真正的主軸，因為印尼對東帝汶的統治手段採取典型的外來殖民模式，它大量遷入印尼人，企圖稀釋東帝汶人的比例，這些印尼人正是今天統獨對立的主要勢力。 如果蘇哈托現仍掌權，則東帝汶自決公投可能還遙遙無期。若說一場撼動東亞各國政經秩序的金融風爆是東帝汶命運的轉折點，似乎並不為過。接任蘇哈托成為總統的哈比比出身技術官僚，他不像蘇哈托擁有軍方的強力奧援，也許他意識到自己或將成為弱勢的過渡元首，所以亟思在任內有所表現，因此從他上任以來對東帝汶問題的談話可以發現，東帝汶獨立確實已經出現轉機。 只是印尼內部的反彈聲浪太大，不少人擔心東帝汶一旦獨立將引發伊利安省、亞齊省要求獨立的「巴爾幹效應」，加以近來印尼的民族情緒高亢，從哈比比的顧問黛薇女士呼籲國際社會不要逼印尼太甚看來，哈比比確實面臨相當嚴峻的國內外壓力，因此決定讓東帝汶自決對哈比比而言，其實也是一場充滿冒險性的政治賭注。 當然，哈比比對於國際觀瞻確實比蘇哈托來得在意，然而他和蘇哈托一樣，都拉不下臉來承認侵略東帝汶的事實。當年蘇哈托分明就是採取武力兼併，卻發動東帝汶四個政黨發表「巴利博宣言」，刻意營造出東帝汶人民自己要求合併的氣氛，而今哈比比即使讓東帝汶自決公投，卻又表示公投結果須經印尼人民協商會議通過，始能「釋放」東帝汶。 10月12日，雅加達當局又表示，人民協商會議可能延後批准東帝汶獨立，其理由是葡萄牙憲法依然宣稱東帝汶為其領地，印尼若於此時「釋放」東帝汶，豈不是把它交回葡萄牙手上？因此主張須俟葡萄牙修憲後，印尼人民協商會議才能批准。由此可見，印尼當局對於東帝汶獨立是百般不願的。 即使面對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準備進駐東帝汶，印尼當局的態度依然踟躇再三。儘管印尼司法部長慕拉迪早在9月2日即已宣稱獨立派一旦獲勝，印尼將會接受PKO（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但隨後包括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慕拉迪自己卻一再拒絕聯合國的維和計畫，直到9月11日武裝部隊總司令威蘭多表示，他將建議在東帝汶「加速部署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翌日哈比比才正式宣布同意維和部隊進駐。 這一連串充滿戲劇化的發展，充分顯示出哈比比政權的不穩定性，如果他具有蘇哈托般的威權領導地位，又何須等到威蘭多開口才同意多國部隊進駐？不過，這一切已經無足輕重了，不管哈比比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開明形象，或是有意藉此爭取國際對印尼的援助，畢竟他已經成就一件大功德，就是讓東帝汶在他任內走向獨立。 ■冷熱有別的國際態度 印尼甫於去年經歷一場金融風暴，統治該國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蘇哈托因此黯然下台，不過它的政局卻一直動盪不安。這個國家不僅存在內部民主化的問題，還有治絲愈棼的宗教、種族、貧富差距和分離運動等問題，它的安定與否在在牽動著亞洲地區的情勢。 公投結果公布後，東帝汶隨即陷入一片腥風血雨，國際強權的態度卻顯得相當曖昧，雖然國際間要求制裁印尼的聲浪不絕於耳，但美、日這些有實力制裁印尼的國家若非遲遲不願表態，就是揀選毫無殺傷力的抵制措施，顯見東帝汶的人權固然值得同情；惟若與區域安定的利益相比較，他們的態度恐怕是瞻前顧後的。 即使人權已經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但不容否認的，國家利益對於一國外交政策之取向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霍斯蒂(Holsti)指出，決策者對於國家自身價值、利益與威脅的感受程度將影響它的外交決策。 我們若將東帝汶受侵害的影響層面與制裁印尼可能引發的風暴作一比較，即可窺知美、日等國之所以不願對印尼採取強烈制裁，或與其顧慮引發更強烈的政經風暴不無關係。綜觀公投前後國際社會對東帝汶的態度，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Ａ‧積極干預 聯合國：二十多年來，聯合國一直是支持東帝汶的有力支柱，去年其態度益趨積極，居間斡旋印尼與葡萄牙的談判事宜。公投結束後，安理會更決議派遣維和部隊，力促雅加達當局採取行動阻止統派民兵滋事。 澳洲：澳洲是唯一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主權的國家，而今逆轉為主導多國維 和部隊進駐東帝汶，其態度業已引發印尼國內的強烈反彈，雅加達當局因此片面撕毀其與澳洲之安全協定，以示不滿。 紐西蘭：紐西蘭外長馬金農於九月二日呼籲美、日、澳等國，即使沒有安理會的決議，各國仍應介入，該國部隊則與澳洲同時進入待命狀態。 葡萄牙：葡萄牙作為東帝汶的前宗主國，舉國上下對於東帝汶人民的苦難深感愧疚，其國家實力雖無法主導國際態度，但支持行動幾乎已經達到全國總動員的地步，包括總統桑派歐、總理古特瑞斯、國會及國內外人民均透過各種管道表達對東帝汶的堅定支持。 英國：外相庫克強烈抨擊印尼政府為維護東帝汶秩序而宣布戒嚴，並於公投結果公布後立即下令驅逐艦待命，英國另依聯合國憲章第七條，草擬一項議案，要求聯合國容許使用武力恢復東帝汶秩序。 泰國：總理乃川強烈譴責統派民兵屠殺東帝汶人民是「野蠻的行為」，並派兵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對於澳洲主導維和部隊多所不滿。 Ｂ‧消極配合 美國：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雖然在公投結果發表後祝賀東帝汶人民，稱此一結果為「邁向一個新國家誕生的一大步」，但美國對於統派民兵的殺戮行徑卻一直沒有採取強烈態度的意願，柯林頓在提供運輸、通訊等後勤支援外，只願意派遣兩百名人員參與維和部隊，這種應景式的參與態度實在無法和強力主導柯索沃的行動相提並論。 日本：日本對於監督公投活動的「聯合國東帝汶支援團」(UNAMET)只派出三名警官。事後日本外相高村正彥發表聲明，表示「日本將密切意注意東帝汶情勢，並進一步呼籲印尼政府維持東帝汶安全。」甚至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案時，日本還是棄權，該國的保守態度與其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中國：統獨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敏感的，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仍發表評論，表示「尊重東帝汶人民的選擇」，對於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中國象徵性地派出文官警察；此外，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定調查東帝汶人權一案是採取反對態度。 Ｃ‧態度冷默 以地緣關係來說，亞洲各國多半顧忌與印尼的關係，導致態度較為保守，除了泰國之外，印尼的鄰近國家多半表現冷淡。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不但強烈抨擊東帝汶獨立是美、澳等國慫恿的結果，對於蘇哈托則是大為推崇，充分顯露出欲與西方價值抗衡的亞洲觀點。菲律賓對於東帝汶獨立的態度向來保持沉默，然而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調查東帝汶人權狀況一案時，菲律賓選擇與印尼、中國站在統一陣線，投下反對票。 至於台灣政府對於東帝汶問題總是眛於情勢，去年甚至將霍塔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拒絕他入境，而今公投結果已確立東帝汶的未來地位，外交部只表示將觀察情勢演變，再採取援助行動，由此可見其心態之敷衍。 […]

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否定「叛亂的一省」與兩國論的法依據 七月九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總裁等的訪問，訪問者有「北京政府卻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云云，而李總統的回答有這樣一句話：「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這一段話就是被媒體指為「兩國論」。但李總統的這一段話有幾項意涵：（一）自一九九一年廢止動員勘亂時期條款以來，不再以北京為叛亂團體，而是國與國的關係、政府與政府的關係；（二）在筆者所引用的這一段話之前李總統指出：自一九九一、九二年修憲以來，憲法已經將統治地域限制在台灣等地，而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之民意機關選舉、甚至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都在憲法既定範圍內實施，確定了國家主權、人民、領土範圍，具足做為一個國家的條件。國家權力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國家機構只代表台灣人民；兩者都有其正當性，當然不能接受北京當局的「叛離的一省」或叛亂團體的指控。（三）兩國關係是半世紀的歷史演變的結果，而法律（憲法）的規定，是依照民主的合法程序。李總統沒有去揭穿所謂「人民民主專制」，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王朝」的政治騙局，只是表明台灣的立場，可以說是很厚道。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擁軍叛變的事實 然而有關「叛離」或「叛亂」，由歷史的演變究竟如何？民主國家的國家合法性到底根據什麼？當今面對某一些媒體的偏頗、各執一詞之下，有加以澄清之必要；首先看前者。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擁有軍隊，由於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參加以蔣介石為司令的中國國民革命軍（中國國民黨軍）。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不久國共分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的中共之朱德、周恩來、賀龍及葉挺等率三萬兵在南昌叛變，成立「革命委員會」；這一事件稱作「南昌蜂起」，並以此日、即八月一日做為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但是這一支軍隊不能對抗國民黨軍，僅僅五天放棄南昌。那一年秋天，利用農民秋收，在各地計劃蜂起；毛澤東在他的故鄉湖南省也指導農民失敗，逃到湖南、江西省境的井岡山。在南昌失敗的朱德部隊也到井岡山合流，遂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以毛澤東為黨代表、朱德為軍長，成立「中國勞農紅軍第四軍」。 這一支軍隊加上彭德懷在平江造反的部隊、以及鄧小平在廣西造反的部隊，勢力大增，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時還存在。 由於蔣介石的五次剿共，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澤東放棄瑞金，走向「長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將政權移到陜西省北部的延安。但「長征」開始時有三十萬人的兵力，沿途一面損失、一面補充，到達目的地時僅有三萬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加上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統一戰線的形成，走向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成立在九月二十三日）；在這之前的八月二十二日，中共軍編入國民革命軍，成為八路軍與新四軍。 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有黨員十一萬、正規軍九十萬、民兵二百五十萬，大小邊區政府有十八個。（由於在對日抗戰期間，勢力坐大。）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翌年七月內戰開始，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四日中共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迄至目前仍延用這個名稱，但其性質是黨的軍隊的性質，並非國家的軍隊。 綜合以上看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因國共合作而加入國民革命軍，後來引軍變亂，以致有「中國勞農紅軍第四軍」的成立。對日抗戰結束後，紅軍編入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成為八路軍與新四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走向內戰，中共軍在一九四七年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管如何稱呼，從共產黨的立場看來是造反有理的軍隊；從國民黨及政府的立場看來，無疑是叛軍。 ■中國共產黨兩次建國，名號不一 以上是針對軍隊的情形加以討論，但中國共產黨曾經有兩次建立「國家」，第一次是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Chinese Soviet Republic)，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如上文所說的建立紅軍，在各地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糾合九個大小不同的蘇維埃政權，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中央政府。由於國民政府軍的圍剿與內部鬥爭，這個被歷史學家描述為「虛幻的國家」，一九三四年十月其在瑞金的政權被消滅，走向所謂的「長征」（實際上是「流竄」），終於在陜西省延安落腳，仍舊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號。 一九三五年中國共產黨倡「反蔣抗日」，到三六年改變策略，提出「逼蔣抗日」。這一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整個方向朝向國共合作發展。翌年，中共提出「連蔣抗日」等條件（二月十日），國民黨三中全會承認「容共抗日」（二月十五～廿二日）。七月十五日共產黨將國共合作宣言送給國民黨，表示團結抗日，取消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消滅。這是中共第一次「建國」。但該政府轉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這時中日戰爭已經發生，八月廿二日西北的紅軍主力三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十月，華中的紅軍部隊也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但九月廿三日蔣介石發表的談話，事實上是接受中共先前提出的「合作宣言」。中共藉此而認定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參考池田誠等著《圖說中國近代現代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11月30日初版第五刷。） 以上之敘述，主要是說明中共在兩次建國中，第一次「建國」的情形。第二次建國為眾所熟知的，即第二次大戰後中國進入內戰，中國共產黨得勢，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次的「建國」不再使用蘇維埃共和國名號，但與遠離「聯邦制」或「邦聯制」的國家構想不無關係。 ■決定法統的國際因素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呈現分裂國家的形態，但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在聯合國組織中是「唯一合法政府」，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聯合國大會議決「二七五八決議案」，其「中國」的「合法代表」身分被取代。 但決議案中”China”（中國）就是國名，文中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云云，仍以「中國」為指該國家；如此，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名稱，如「大晉」（見《晉書‧元帝紀》）或「大清」等名號。 但是所謂正統或法統，在中國朝代政治是決定在「勝者為王」的原則，至於歷史學家等引用陰陽五行之循環輪替，為王朝捏造政權出於「天命」之合法性，誠屬出於虛構。但目前所遇到的因素，是「國際社會」的介入決定某一政權在「某一地域」的代表性，但為論中國歷史正統者所忽略。話再說回來，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長久沒有統治中國大陸之事實，不能代表該地區之人民。總之，國際社會決定政權的代表性的因素，為當代討論中國歷史時應視為別開世面的因素。 ■北京「王朝帝國」式的「領土觀」 然而，「前近代」的王朝國家，是屬於一家一姓之物，但「近代」的國民國家的形成，由世界史看來，為期兩百多年；但國民國家的真正成立，是要看是否該國家已落實「主權在民」。日前以此觀點各別衡量台灣與中國誠屬必要；又以此考量該政權的合法性與否，更屬必要。 首先看中國大陸的政權。儘管北京在聯合國取得國家承認，但由國民黨政府的立場看來，中共仍舊是「叛亂」，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自我界定人民、領土及主權行使範圍，建立邁向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使台、中關係有和平的機會。雖然如此，但仍舊遺留中華民國體制；雖逐步修憲而非制憲，仍不能完全脫卻內戰體制之瓜葛，使北京不時有侵略的藉口。 北京政權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將王朝帝國的領域觀念當做近代國家的領土觀念，而走向帝國主義。王朝帝國除了直轄地之外，有羈糜地區、有附屬國等等，對這些地區本身僅僅是形式上的宗主國。但北京的中國政權及中國人仍要將名義上的屬國或屬地，當做近代國家的領土，則其侵略行為不僅危及台灣，也危及東亞、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地域；這使得台灣與亞洲共同面臨中國的威脅。這一點是討論「中國威脅論」者忽略的地方。但這種因素並非短期間可以消失。 其次看台灣方面的政情。如上文所說的，自一九九一、九二年的修憲以來，版圖限於台、澎及其附屬島嶼，也逐步落實「主權在民」的原則，到九六年實施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逐漸脫離外來政權性格，唯因三個保守的政黨與政府，不能澈底制定新憲法，在長期以來的模糊政策下，不能切斷與中國的瓜葛，致使中國坐大，面臨的威脅日亟。 但是目前台灣仍冠上中華民國國號，在北京政權危機時因台灣有中國名號而對其正統地位發生威脅，則其敵視對象必以台灣為首要目標。有關此點，許多外省人不察，只以反對台灣獨為能事，對台人構成危害。台灣唯有重新制定新憲法，走向一台一中纔有寬廣的國際生存空間。雖然目前已依照「民權在民」原則，但在法理上不備，也是出自「中國思考」留下的台灣危機。 ■「人民王朝」面臨 「民族自決的時代」之來臨 北京政權另一感到威脅的是民主化。北京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受到置疑；其一九八二年制定的憲法，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明記在憲法中：一是憲法所記國家目標，「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憲法依據的政治權力，「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中少數人的專政；在法與國家的指導思想方面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是思想統制；為保証以上三項目的的實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實際上是一黨獨裁。 在王朝時代，中國是一家一姓所有；現在是集團所有，即中國是共產黨員的國家，已非中國人民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掛著人民之名的「人民王朝」。依照「主權在民」為近現代國家的條件看來，目前的中國仍舊是「前近代」國家。 近現代的國家，人民擁有自決權，在中共建國五十周年的今天，「民族自決」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二十一世紀是「民族自決的時代」，中國共產黨要以武力克服這個問題，必然會把整個中國捲進驚濤駭浪之中，則是可以預測的。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從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四十年，我曾先後在海內外送別過不少「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建國同志，像台語文專家王育德博士、二二八研究專家林啟旭、非暴力抗爭研究者王康陸博士等好友。但是很少像廖中山教授這樣「另類」出身的台獨同志的離去，讓我有很不一樣的感傷情懷。 認識廖中山教授，是我在解除三十四年久的返鄉禁令回台之後，我才知道這位人稱「老芋仔」的台灣「新兵」，也曾遭遇到比我更長久的返鄉探親禁令。特別是娃娃兵出身的廖中山，曾在跑船時，思念家鄉老母，與中國老家通信，而遭到警總禁止出境達十三年。 就像我們從事海外台獨運動的人士，廖中山教授也和我一樣，遺憾無法回家鄉為父母送終。當年我祇能透過親友為我拍下母親最後的遺容八厘米錄影帶，獨自在東京客寓觀看暗泣。廖中山教授卻說他是在一九九○年回到中國河南時，蹲在他三姨面前默默相對許久，找到母親的影像。 回到故鄉卻找不到故鄉，成為「失根」的廖中山教授，開始擁抱台灣的母親。他在看清楚中國是一個永遠沒有歷史真相，更沒有民主、人權的國家後，終於告別他的父祖中，堅定認同台灣才是讓他和妻兒、子孫永久安身立命的祖國。為此他堅決主張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國家。一九九二年他和一群「外省」朋友，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發表「認同台灣，別無祖國」的宣言。在宣言中他呼籲「外省」鄉親們：上代逃離，這代紮根，擺脫「中國法統」的包袱，共同為台灣建立「新憲法、新國家、新文化」而貢獻一己心力，才是留給子孫最大的財富。 廖中山教授為了認同台灣，時常遭到「外省人」辱罵「數典忘祖」，更以六十四高齡攀登玉山頂，就是他已下定決心做個真正的台灣人。他結束逃難流亡的唐山客心態，要真正「土斷」，當中國河南廖家子孫的來台開基祖。 當廖中山這位從異鄉來的新台獨志士、在病榻上力戰病魔的勇士，他輕輕的一句：「再見！再見！台灣再見！」相信會永遠留在所有愛台灣的親朋好友的心中！

侯榮邦◎譯自日本《產經新聞》1999年10月22日 前月的大地震而深受災害的台灣重建支援與思考今後的台日關係「加油！台灣　慈善募款研討會」（產經新聞社等後援會），十月廿一日在東京‧大手町的產經會館舉行。犧牲二千人以上的大地震經過一個月，對台灣重建而持續拼命地努力的台灣人，會場發出了鼓勵的心聲。七百人以上踴躍參加使會場近於滿席，重新呈現了世間對台灣大地震的高度關心。 研討會的開頭，介紹了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的致會詞。知事說：「對於這一次的大地震，被奪去許多人的生命與財產，代表一千二百萬人的都民予以慰問。並祈禱早日重建，回復本來洋溢著活力的台灣與美麗的街市。」 講師討論者之一是與李登輝總統有親交的作家深田祐介氏，他有趣地說：「在日本僅有令人討厭的消息，我開始討厭日本，真是想要亡命到台灣」，令會場充滿歡笑後，再說：「世界上，日本推行的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有充滿理想的日本人想在台灣根植良善的教育與良好的農業。因此我們訪問台灣時都會被親切的歡迎。台灣人具有做為民族的高貴品格，惟我認為台灣最大的觀光資源是『親日感情』。」 在日台灣人有志之會理事代表的評論家金美齡氏說了「這次的地震沒有發生掠奪等事件，大家都採取井然有序的行動，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之後，呼籲「所謂勤勉而有進取心的『日本精神』在台灣日益淡薄，而被自己好就可以這種『中國式』的想法逐漸浸透令人感到憂慮。日本也應該對此固有的道德重新評價，以便傳給後代。」 《Goumanism宣言（傲慢主義宣言）》等著作而知名的漫畫家小林則評價「從金美齡氏日常的作為可以清楚的看到台灣。社會應該如何，人人帶著生活中的緊張感在思考。」並訴諸「日本的政治家是無情義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幾乎不去思考台灣的問題。這真是可恥的事，日本應對台灣感覺到恩義。」 三位皆評價李登輝總統的政治手腕高明。深田氏說：「以傑出的領導者為中心熱愛鄉土的『台灣魂』逐漸形成，因此重建的機制一定很周全。」 最後金美齡氏則以：「這次的地震使日台關係的距離更加縮短。有這麼多的人對台灣寄予親切與關心。期盼日本經常在亞洲地域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同時也期盼您們日本人抱負覺悟與責任。」做為結論。 會場設有救援募款的窗口，有一位從茨城縣趕來的男性捐款一百萬圓等，共計募款所得高達一千零五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七圓，約合十萬零七百美金。

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台灣發生百年來最大災禍的大地震，不僅驚動國內外的台灣人，也引起全世界的關心。除中國，以「五月芥菜假有芯」假藉名義向國際致謝對台灣的救援，藉機打壓台灣，露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之外，以日本為首的救援隊即時來台救援，伸出援手，「德不孤必有鄰」，台灣曾經援助世界各地的災民，此次受到回饋，表示台灣仍然受到世界各國的關心，並不孤立。 地震後，全國人民以人溺已溺、禍福與共的精神，紛紛投入救災活動。捐款獻物，滿載救援物資的大車、小車駛向災區，絡驛不絕，只要交通工具能抵達，災區的災民不致受凍挨餓。帶來溫馨溫暖，燃起災民勇敢生活下去的希望之火。而災區眾多災民雖驚魂未定，卻未引起騷動，亂中有序。國際媒體對台灣人受災後的表現，刮目相看，稱讚不已。 現在，救災暫告一段落，即將面臨安置災民、重建家園的更堅苦工作。這些工作千頭萬緒、包羅萬象，為此，必須統一事權、整體規劃，整合官民力量，協同合作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迅速家園重建的工作。 此次地震發生在台灣的中部，以台中縣、南投縣的災情最為嚴重。埔里是台灣的地理位置的中心，俗稱台灣的肚臍。埔里又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生息之地。為此，在重建時應該考慮其歷史、地理的特性，建造具有台灣獨特風貌的城鎮，成為國際級的觀光勝地。尤其埔里特產「紹興酒」更是聞名海內外，其釀酒技法雖與中國的紹興酒同源，但埔里紹興酒的風味卻與中國紹興酒有異。世界各地名酒大都取名其產地，例如，法國的白蘭地、英國的威土忌、日本的清酒，亦或中國的紹興酒等，為何埔里產的紹興酒不能命名為「埔里酒」，自創品牌「賣出去」呢？為著埔里的重建、重生，應該思考這個問題。 只要以我們祖先冒險犯難來台，赤手空拳建設台灣的堅苦打拼的精神，我們這一代必能從受災的廢墟中，重建一個更有歷史感、現代感的新的家園、故鄉。

李憲榮◎台灣文化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台灣國防安全的主要威脅很顯然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北京政府自從建立其政權以來從未放棄武力犯台的意圖，實際上其軍事佈署亦明顯以台灣為進攻的主要目標之一。 台灣的國防政策，自中華民國播遷來台之初的「反攻大陸」，歷經「攻守一體」，以致以今的「守勢防衛」的政策演變，固然是正確的，但仍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本文首先討論當前台灣所面對的國防形勢和問題，包括中國武力犯台的因素，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台灣國防對外的依賴和國防預算，其次討論在這些情況下，台灣應注重的和應採行的國防策略。 ■中國武力犯台的因素 從多年來中國領導階層的言論，中國武力犯台的時機有六： 台灣宣佈獨立； 台灣內部發生大規模的動亂； 外國勢力干預台灣內部問題； 台灣長期拒絕談判統一問題； 台灣發展核子武器； 台灣戰力明顯減弱。 事實上，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犯台「時機」，而只是犯台的「藉口」。中國曾經幾次想進攻台灣，但都因無法得逞而作罷。真正的時機應是當其有能力一舉成功地攻下台灣之時。這個時機的成熟其實與下列條件更有關係： 國際形勢有利於犯台； 中國內部高層領導人取得犯台共識； 中國人民支持對台用武； 中國經濟力足以負擔犯台； 中國的戰力明顯超越台灣。 因此，在制定台灣的國防策略時，應該以阻止此種時機的出現為主要的考量。在這五項之中，真正能由我自已掌控的是台灣的戰力 註1。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 中國對台灣的主要威脅可分為軍事及國際關係上的打壓。先談軍事威脅。根據今年(1999)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國防部向美國國會所提出的報告「台灣海峽的安全形勢」(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至少到公元2005年前，台灣佔有質的優勢，中國以兩棲登陸，海上封鎖，空中攻擊的可能性極小，中國對台灣最大的威脅在於飛彈的攻擊 註2。一九九六年中國在台灣海峽附近部署了30至50枚短程飛彈，目前已增加到約200枚。去年底，國防部證實中國M族飛彈的數量，射程600公里的M-9型共有200枚，射程為300公里的M-11型有48枚。近來又傳言北京將於公元2005年部署650枚M族飛彈。 此外，中國也積極研發巡弋飛彈，作為更具威脅性的武力。國防部長唐飛在面對媒體詢問時表示，中共所發展的巡弋飛彈預計於公元二○○三至二○○五年研發成功。唐飛指出，雖然這是假設的未知，仍需其他條件配合，不過巡弋飛彈如果研發成功，其發揮的軍事效果將比現在的導彈還要好註3。 另外，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表示，中共不會使用核子武器對付台灣，發展「點穴戰爭」才是中共下世紀的戰略主軸，將取代核子武器作為最高戰略武器。所謂「點穴戰爭」簡言之就是資訊戰，包括四大類： 電子干擾武器，電腦病毒(computer viruses)，定向能武器或光束武器(directed energy weapons)，和不定向能武器，如電磁脈衝彈(electromagnetic pulse bombs) 註4。 中國對台灣另一主要威脅是切斷台灣的對外關係，一方面使台灣不易得到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科技，另一方面使台灣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形成孤立，得不到國際的奧援。在軍備上，台灣一向依賴美國的支援和軍售，雖然「台灣關係法」給予台灣相當的保證，但仍常遭中國的阻礙。近年來台灣的軍購雖然力求分散，但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撓，使台灣軍購困難重重，而且相當費時。台灣自身的國防科技雖然是在日益求進，將來是否足以對抗中國的威脅，尚難預料。但極確定的事實是，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必須繼續依賴國外軍器和科技上的支援。 ■對國外的依賴 近年來，台灣的國防工業和科技研發雖然進步甚多，但基本上台灣的軍事主力仍然依賴國外。茲將空、海、陸三方面的依賴情況簡列如下： 空軍方面：F-16戰機、E-2T空中預警機、C-130運輸機、AIM-9響尾蛇飛彈、AIM-7麻雀飛彈、強網雷達偵測系統等向美國採購；IDF戰機、天劍二飛彈與美國技術合作；幻象戰機購自法國。 海軍方面：陽字號驅逐艦、諾克斯巡防艦、古比級潛艇、掃雷艦、登陸艦、魚叉反艦飛彈、標準一型防空飛彈、MK-46反潛魚雷、進迫武器方陣快砲等向美國採購或租借，成功級巡防艦與美國技術合作；拉法葉巡防艦購自法國；海龍級潛艇購自荷蘭。 陸軍方面：防空飛彈系統的鷹式飛彈、愛國者飛彈、刺針飛彈等向美國採購，天弓飛彈與美國技術合作；M603ATTS戰車向美國採購；M-48H與美國技術合作；AH-1W攻擊直升機、0H-58D戰蒐直升機、地獄火反戰車飛彈、拖式反戰車飛彈等向美國採購 註5。 ■偏高的國防支出 台灣的國防支出占全國總預算的比例一向偏高，一度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根據政府所發表的數字顯示，在1970年代之前，其比例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1970和1980年代都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到1990年代才降至百分之二十以下。最近政府所提出1999年7 月一日至2000年底的十八個月的總預算，國防支出占15.8%，其中並不包括國防科技研發、退輔會預算、和眷村改建等或其他隱藏性的國防費用。因此，實際的國防支出當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與其他國家相比，這種數字是偏高的。國防預算偏高當然會擠壓其他重要的施政如經濟建設，基本建設，社會福利，教育，環境保護等等的預算，對國家整體發展有不良的影響。 此外，在龐大的國防支出裏，軍事投資的比例偏低，而人員維持比例偏高，凸顯我國兵員數額過高，如此的分配顯然有違現代國防以科技為主的觀念和「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略構想註6。 ■發展台灣自有的飛彈和電子科技 中國對台灣的最大的軍事威脅既然是在飛彈攻擊和高科技的電子資訊戰，台灣今後的國防走向當以此為重心。我國中山科學院的飛彈技術普受國際軍事專家稱許，以雄風二型反艦飛彈而言，技術層級不在美製魚叉飛彈之下；射程170公里的空射型雄二飛彈也已試射成功；採用衝壓式引擎的「雄三」超音速反艦飛彈也已突破關鍵技術，預計明年之內可以完成驗證並計劃投產。立於此種高位的技術水平，中科院確實具有研製巡弋飛彈的能力，且時間不會太長。 事實上，海峽雙方都在積極研發巡弋飛彈，發展的腳步不相上下，預計公元2005年之前，雙方都能完成戰備部署的時程，屆時兩岸的飛彈戰力不至於過分傾斜。即便如此，台灣也必須嚴肅考慮研發中程彈道飛彈的問題，這牽涉到太空發展計劃的層面，目前「中華一號」衛星已經委外發射，相繼的「中華二號」、「中華三號」也都採取委外發射，因而限制了自行研發中程彈道飛彈的機會。 以過去台灣曾經發展射程1,000公里「天馬飛彈」的技術積累，以及擁有的風洞、靜試場等相關設備，如果積極投入研發工作，五年之內應有能力自行發射500公斤重量的科學衛星，進入600公里高度的軌道，因此，如果台灣的太空事業繼「中華衛星」之後，仍有發射微衛星的後續計劃，應當納入國防政策的整體性構思，採取自行發射的研發模式，一方面增進太空科技的發展，同時也藉此確立中程彈道飛彈的技術能力，台灣未必需要投產，但是單單確立這種技術能力，就能夠增添戰略天秤的平衡效益，這方面的政策拿捏，需要層峰的意志力與決斷力 註7。 此外，台灣的硬體電子工業在世界上已占一蓆之地，軟體方面也正力爭上游，對電子病毒的研究也有相當的成果，政府應在此方面加強有系統的組織和研發。以上兩者(即飛彈和電子)均屬較能自我發展的科技，也是台灣在軍事投資上應予加強之處。 […]

林茗顯◎台獨聯盟辦公室主任 ■獨立革命的理論 獨立就如同航行於茫然未知的海上。林肯說過，神祕的千絲萬縷的記憶塑造一個完整的民族。大英帝國有光榮的歷史與文物，要割斷這些讓人懷念的記憶不是容意的事。要獨立建國，爭論是難免的。 要創建「共和政體」，也需要信心。在1688年，英國發生未流血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王位順利繼承。因此「革命」字眼不會引起恐懼，但是「共和政體」(Republic)則會。因為在過去，共和國動盪不安而且短命。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認為共和國需要羅馬人的美德(Roman virtue)才能維持，但是當時的美洲殖民地無此美德。 這些激進份子比較出名的是： Samuel Adams, John Adams, James Otis， James Wilson， Thomas Paine等等。一開始，激進份子的理論可說全然關注於在英國憲法之下殖民地人民應享的權利，最後才進展至獨立革命。殖民地反對英國國會(parliament)權威的主要論點是：亞美利加人有權享有英國人享有的所有特權；未經英國人或其代表同意的所有法律，英國人可不遵守；殖民地的人民在英國國會裡無代表，因此，他們也不必遵守國會通過的法案。而英國的看法是：兩個至高無上而且獨立的權威無法同時存在一個國家之內。殖民地人民認為他們反對的是英國國會，不是英王喬治三世，然而英王是最高權威。英方認為自從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威廉與瑪利即位，宣誓遵照國會立法，統治大英帝國及其所屬領土，國會就是英國最高權威。這是憲法論戰，雙方對憲法的解讀不同。直到1776年五月，殖民地鬥爭的對像一直是國會，未碰觸君權。 歐提士(James Otis)在其《英屬殖民地的權利》(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一文中認為：國家的最高權力屬於上帝，議會的法案如果違背上帝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s)，即違反永恆的真理、公平和正義，就當然無效。他認為，即使下級觸犯法令，上級應否決其行為，而不是摧毀下級，如果居住在領土上的子民的基本權利可被上級剝奪，這將使上級握有置下級於奴隸境地的權力；即使對被征服的敵人和反叛者，如此作也是不對的。 歐提士總結其理論：平民政府屬於上帝；政府的執政者原來是全體人民；他們可委託政權給任何其所喜歡的人；此種委託是為全體大眾公益的信託；根據英國憲法，受此委託者是：英王，上、下議院，不管在英國國土(realm)或領土(dominions)境內，是至高、神聖、無法被壓制的立法權；當王位繼讓時，原來的契約粉粹；遭受革命後，政權的信託契約重新再確立，所有領土內的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更完整地再被解釋和認定；在此建立過程以及王位的繼承與結合，喬治三世陛下是合法的國王與最高統治者，加上英國國會，他也是大不列顛、法蘭西、愛爾蘭以及其所擁有的領土(the dominions thereto belonging)的最高立法者；這部憲法是目前存在地球上，最自由，和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根據這部憲法，在其領土上的每一個人都是自由人；英王陛下的任何領土，未經該地同意時，不能被課稅；在最高或下級立法機構，每一地方有權選派代表；拒絕如此，有違憲法理論的實踐；殖民地是附屬領土，為使全體都十全十美，它們不但應該繼續享有下級立法權，也應該在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有某種比例的代表；如此將使不列顛帝國的全部堅強團結在終極和平與繁榮裏，使其春秋萬世無懈可擊。 詹姆士威爾蓀(James Wilson)在其《論國會的權威》(On the Authority of Parliament)一文中說，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末經同意，無人有權利將權威加諸他人。所有合法的政府都建基於受其統治的人民的同意；給與此項同意的目的是為了：除了在各自獨立、末結社成群的自然狀態下已享有的之外，能確保和增進被統治者的幸福。結論是：社會的幸福是任何政府的首要律法。這項規則基於自然法：它必須支配所有的政治原理；它必須調控立法機構本身。人民有權利堅持這項規則被遵守奉行；人民也有權利要求立法機構在道義上保証它會遵守。如果人民沒有第一項權利，他們是奴隸，如果沒有第二項權利，他們隨時身處遭受奴役的險境當中。 約翰亞當斯在其《順服等同奴役》(Submission is Slavery)一文中說：世界上有兩種人，自由人和奴隸。自由人的定義：他不受非其所同意的法律的約束。亞美利加人對於國會的法案無法給予或保留同意權，因此他們不是自由人。 親英方的丹尼爾雷納(Daniel Leonard)認為：兩個最高而且獨立的權威無法同時存在於同一國家，如果我們是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我們必須接受這一國家的最高權力的統治，而那權力被賦於國會。針對這論點，約翰亞當斯說：他同意，就如同一宇宙中無法同時存在兩個最高主宰。因此他強調，美洲殖民地的立法機構是唯一的、最高的權威。 湯瑪斯培恩(Thomas Paine) 在1737年生於英格蘭，在他到美洲之前，一生是接連不斷的失敗。1774年12月他帶著弗蘭克林(當時殖民地的駐倫敦專員)的介紹信移民到費城，在賓州雜誌(Pennsylvania Magazine)當編輯。抵達美洲後不久就發表文章：遣責黑人奴隸制度，強烈主張解放，主張女性享有平等的權利，提議國際版權法，遣責虐待動物，恥笑決鬥，要求廢除以戰爭來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執，而且很快就關心、投入殖民地的運動。 湯瑪斯培恩寫了一本影響世界歷史走向的小冊子，叫做《常識》（Common Sense，1776年一月十日出版）。據估計這本小冊子發行50萬冊，加上當時報紙的轉載和盜印書的流傳，曾經閱讀過該本小冊子的人超過百萬人（當時的總人口約兩百五十萬）。這是一本流傳非常廣泛、影響非常深遠的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公開主張殖民地必須宣佈獨立，鼓吹殖民地人民為獨立而戰，獨立是唯一解決和英衝突的方法。「它不只事關一天、一年或一世；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受這場對決的牽聯」。他呼籲殖民地人們，不要再妄想和解(reconciliation)，因為臍帶已斷(The last cord now is broken)。 […]

宗像隆幸◎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 為何現在出版本書？ 李登輝的著書《台灣的主張》於五月二十日由台北市的遠流出版社發行，而日文版的《台灣主張》則於六月十七日由ＰＨＰ研究所出版。再一年（西元二千年五月）李總統的任期一滿即將退任，然而，為什麼此時寫這本書且又非出版不可呢？這是我本人最大的疑問。繁忙的李總統為了這本書徹夜努力地趕寫，聽說因而感冒入院。如此拼命地完成這本書，應該有其相當大的理想才是。於是，我看了這本書。 先從結論說起，李總統為了要明確自己主導完成的「寧靜革命」的意義，並將為繼承「寧靜革命」而該執行改革的方針明朗化。因此，對今後需要什麼樣的指導者，做了綜合性的指示。不是嗎？我覺得如果這是目的的話，針對下任總統大選，這本書是非出版不可。最近下任總統候選人即將出齊，他們各自表明自己的信念及基本政策，讓台灣的有選舉權者參考以選出下任的總統。 ■超越能力的信念 當我看第一章〈我的思想歷程〉時，覺得本書開頭似乎是哲學家兼政治家的自傳。但是，再繼續往下看，我立刻明白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面臨複雜的內外情勢下，為了今後也能順利推展「寧靜革命」，必須有一個堅定的哲學與信念的指導者，我認為李登輝先生想說的就是這個吧。他是這麼敘述的──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較為通俗的解釋來說是，雖然我們都是只考慮自我的利己主義者，但要在這個社會生存，就必須以受相互扶持。如果我們彼此的愛，也能如同神的大愛一般，社會就能充滿關懷與活力。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學以及從政的基本理念。」（中文版，以下皆同。第52頁） 僅此，李先生想表達的到底是什麼，實在很難理解吧。於是他針對這個主題從各個角度反覆地說明。 李先生對於孫文倡言「民權主義」而且積極宣揚「天下為公」的事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而指出── 「事實上，這也是人最欠缺的觀念。」(第57頁) 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未尊重過人民的權利。在如此的社會裡已經徹底地利己主義化的中國人欠缺「為人、為社會」，也就是「為公」的精神。 在毛澤東指導下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樣，未能打破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李先生是這麼寫的── 「共產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亞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權主樣抬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第64頁) 皇帝至上的王朝一概不承認「民權」，將人民當奴隸來支配，妄想中國是世界的中心而想霸權四周。這是從秦始皇以來就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即使取代了王朝的中國共產黨，取代了皇帝的「主席」，或如鄧小平般的「最高實力者」，這一切實質上還是中國傳統式的王朝幾乎沒有改變。國民也好國家也好，全是皇帝與王朝的私人財產。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的急死，由李登輝先生繼承總統職位。當時的中華民國的確地如中國傳統的王朝一樣。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說及：「國民黨也是外來權，只不過是來治理台灣人的政黨罷了。」（《週刊朝日》一九九四年五月六─十三日期刊）。國民黨不只是外來政權，還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原封不動地帶入台灣。這個照理應稱之為蔣王朝的國民黨政權，將台灣及台灣人看成了王朝私人的財產而支配著。 蔣經國提拔了被支配者的台灣人李登輝為副總統，並不是要給予他權力，而只不過是為了與台灣人妥協，與台灣人和解。在經濟方面，雖然國民黨控制了大企業及國內市場，但是，由於台灣人的中小企業的輸出急速成長，維持了台灣的經濟成長，因此無法忽視台灣人的力量。 成為總統的李先生認為將被支配者的台灣人之政治地位拉到與「外省人」同等地位是他自己的使命。但只不過是陪襯物的副總統昇格成總統後，其國民黨、軍隊和特務機關以及政府仍然都是在「外省人」的支配之下。在如此的情況下，他苦惱著自己能夠做些什麼？處在李先生的立場想一想，就可以理解他所寫出的下一段話── 「人們若欲超越理性的『能力』及機關算盡的利害關係，就必須先去體驗一下『能力』及『利害』所不能及的境界。」(第209頁) 「政治家有時必須拋開『能力』與『利害』的束縛。」(第210頁)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留學生及政治家，離鄉背井站在外國土地上的時候，懷抱著的，應該是同樣的心情。而二次大戰結束之初，身在異國，心懷母國的日本人，心情也應該是相同的吧！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信念』。」(第211頁) 在國民黨政權下，為了擁有某種程度的權力，必須於黨、軍、特務機關、政府中任何一處擁有相當的支配力。為了成為絕對支配國民黨政權的「皇帝」，則必須完全掌握這四個機關。但是，當時的李登輝先生無法擁有支配四個機關中的任何一個的「能力」。如果，李先生以現實所擁有的「能力」為基礎來考慮事物的話，那就連「寧靜革命」也想不到吧。 於此，超越「能力」的「信念」是有必要的。因而使李總統聯想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 面對亞洲諸國接二連三地變為各個列強國家的殖民地，抱著危機感的幕府末期的志士們打破幕藩體制，建立了中央集權，認識唯有將日本的力量結合為一，才能使日本免於被殖民地化。他們實行了明治維新，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實際地觀察過歐美諸國的人，了解敵我實力的差距後都相當地愕然。如果，以當時的日本實力為基準來考慮事物的話，就如其他亞洲、非洲等諸國一樣，不會有想要趕上歐美諸國的構思了吧。然而，當時的日本人秉持著超越「能力」的「信念」，亦即排除常理，「只要肯做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信念。 雖然，當時的李先生被稱為沒勢力的「傀儡總統」，但卻一直秉著排除常理的「只要肯做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信念。幸而，李總統得到了處在被支配者立場的台灣人絕對的支持。台灣人在台灣人口上占了百分之八十七的比率，如果是個民主國家的話，這將是無比的大力量。但是只要尚未民主化，這個力量將無法發揮出來。台灣的民主化成為台灣人與李總統的共同目標。也就「寧靜革命」的開始。 ■何謂超越「利害」？ 李總統強調超越「能力」的同時必須超越「利害」。我原本只不過是一個與台灣毫無關係的日本人，但由於參加了台灣留學生所組織的台灣獨立運動，大約四十年與他們共同行動。我由此經驗試著來解釋李先生話語的意義。 我的朋友於一九五○年後半到台灣留學時，是和李登輝夫妻親密往來的日本人中的一人。我從他那兒聽到這樣的話。 他在李先生的府上一邊喝酒一邊只顧著與其夫妻談話，一不留意才發覺已過了深夜十二點。正好是戒嚴令下禁止通行的時間，整條街都進入一片死寂。因為回不去就和李夫妻繼續談話，劃破寂靜的吉普車聲漸近，李夫妻倆緊張地互望，待吉普車聲走過後，才放鬆了一口氣。 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談話中曾說── 「在以前我們這些七十歲左右的人從未好好地睡過覺。」 這是當時所有台灣知識份子的共同現象吧。只要一批評國民黨政權就是反叛罪的時代。不管當事人是否有反政府之言行，一旦誰被特務機關以反叛罪拘捕的話，以拷刑逼供朋友的名字，再拘捕這些友人，而這些友人再招供朋友的名字，順藤摸瓜式的逮捕。因此特務們開著吉普車以「反叛罪嫌疑犯」來逮捕都是利用深夜禁止通行的時間。於是，在深夜一聽到吉普車聲的台灣知識份子就再也無法入眠而擔心是否來逮捕自己了。 對於台灣知識份子來說，台灣並不是個安全的地方。只要一從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服完兵役取得留學資格，他們就往海外逃跑。與其說是留學還不如說是政治亡命。這些留學生的一部份，分別於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等等組織了台灣獨立運動。一旦被發覺參與了獨立運動，就無法再返回台灣了。 只要不是國民黨派來監視留學生的特務留學生，而是在國外呼吸自由空氣的台灣知識份子們，誰都知道台灣不合理的政治體制而對蔣政權愈來愈反感。但是，為了參加獨立運動必須超越利害而放棄歸國。甚至，因參加獨立運動而使台灣的親兄弟遭到政治迫害的恐懼。如果考慮到個人的利害關係的話，無論如何也無法參加獨立運動的。然而，仍然有台灣留學生世界各地組織獨立運動，讓許多的年青人參加。 即使沒有參加獨立運動，歸國後決心參加反體制運動的也大有人在。譬如說，現任的高雄市長謝長廷先生曾說：「京都大學留學期間，閱讀《台灣青年》後認清了政治，想於歸國後實行反體制運動，所以也就沒有參加獨立運動。」他於返台後以律師身份參加救援政治犯的運動，與同志們一起觸犯戒嚴令所制定的禁止結黨令，而組織了民主進步黨。 李登輝先生兩次留美，我不知道留美期間的他是做何想法。但在美國時曾於台灣獨立運動者有交情關係，所以歸國後的李登輝先生自己也絕不是安全的。事實上，當他是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時，曾被特務機關找去嚴加調查了一個星期。李先生於本書的後記這麼寫的。── 「我一生中最痛苦，不是自己面對危險與死亡的威脅，而是因為我的政治活動，而使內人身處險境。」(第295頁) 和平的日本讀者也許很難理解，但這一切絕無誇大其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高雄事件被逮捕的林義雄先生於入獄中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三十三週年紀念日，其母親與二個女兒在自宅中遭到殘殺，另外一個女兒被刀子刺傷六處造成瀕死的重傷。 一九八四年，《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本名是劉宜良）於加州自宅中被台灣派來的特務機關人員暗殺了。指揮這次暗殺的特務機關人員的台灣暴力團頭子陳啟禮也曾企圖要暗殺在美國活動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先生（現任台南市長），但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查獲。對於這件事，美國新聞記者問張燦鍙先生感想時，他回答：「早已將自己與家族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為了與以恐怖政治控制國民的獨裁政權鬥爭，不只自身的利害關係，就連牽涉到家族的生命之利害關係也非置之度外不可。 李登輝總統花了十年推展「寧靜革命」。所謂革命是徹底地改革社會體制。就算以和平的手段實行的「寧靜革命」，革命就是革命。當然，不拼命是無法與死守既存體制的勢力鬥爭的。 ■李總統於任期內想完成的事 李總統的這本書，篇幅不算長，內容卻很精彩重要。若要將感想詳細地寫下，恐怕會寫成另一本書吧。於此，再針對兩個問題寫一些吧。 第一個問題是，於去年十二月的三合一選舉（立法院及台北、高雄市長以及市議會議員之選舉）時，有關李總統提倡的「新台灣人」之說。當時，李先生並未說明其內容，而遭到對「新台灣人」說詞上的爭論。但是，本書有以下之記述，而使「新台灣人」的意思明朗化了。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融匯不同的族群與文化。」(第98頁) 「直到一九九六年，競選第九任總統時，我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第75頁) 「台灣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經『脫胎換骨』。從身處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蛻變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第162頁) 「今天，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的真正主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發展，有著相同的貢獻；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共同的責任。如何以對台灣的愛，和疼惜同胞的情，化為具體行動，開創台灣更大的發展格局，是我們每一個『新台灣人』無可旁貸的使命。」(第264頁) 由於一九九二年以來國會議員全面改選，由國民直接選舉而選出，及一九九六年國家元首也是透過國民直接選舉而選出來，台灣人已經成為台灣的主權者了。已經沒有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差了。跨越民族與文化之差異、愛著台灣，只要努力於建設自由、民主、繁榮的台灣的人，皆是李先生所說的「新台灣人」。 李登輝總統對於議會制度和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是這麼寫的── 「如果不能將這三種制度建立完備，或人民不能充分了解這些制度的深層意義，就不算是真正民主化的國家。在總統任期內，我希望能完成這三大改革。」(第282頁) 關於這三大改革的討論已在進行中，於此省略不提。 現在，對於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中的台灣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國家定位而適用於國際社會中。李總統針對此事是這麼記述的── 「我們目前將台灣定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具有國家的主體性，也保持了主權獨立。」(第240頁) 「為確台灣的存在，我們不僅要拒絕這種簡化存問題為獨立問題的方式，更必須在法理上奠定無可辯駁的論據。因此，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國際法學者之力，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第240頁) […]

全世界對台灣的安全最關心的是美國。事實上，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也是貢獻最大的國家。然而，我要說的是，其實日本對台灣安保的關心，並不輸美國。對於以貿易立國的日本來說，台灣不但是日本主要的經濟夥伴之一，同時台灣更因台灣海峽是日本西南航路的要衝，對依賴進口石油生存的日本看來，包括台灣海峽在內的西南航路，可說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 　　過去，台灣在蔣政權統治的冷戰時期，日本採取藐視中國，繼續支持蔣政權的態度，雖說是日本屬世界自由陣營之一員，不得不如此，其實前述經濟因素的考量，更是當年日本不得不支持台灣的主因。 　　原本支持台灣的日本，自從一九七二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轉而一面倒向中國，從此，台灣即消失在日本的國際視野一般。在台日斷交後，台日關係從政府間的往來，降低為民間的來往。日本的傳播媒體也甚少報導台灣。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雖然每年仍有三百萬人次的往來，卻淪為觀光旅遊的民間關係。 　　究竟日本是不是對台灣的安全保障不再關心了呢？其實不然。我認為日本將繼續關切台灣的安全保障，一如往昔。因為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少。日本所關切的台灣安保問題，其實就是台灣是否會被中國所併吞？屆時台灣做為日本經濟夥伴的作用，將會大大減損，日本的西南航路也將會受制於中國。一旦台灣被中國併吞後，原為國際海峽的台灣海峽將會淪為中國的內海。同時，台灣的東部海域，也會變成中國的領海和經濟海域。此外，中國的航空識別圈也將擴大，如此一來，日本不得不對中國低聲下氣的機會將大為增加。 　　此次美日安保條約新指導方針的確立，已經扭轉過去被視為「片務條約」（即過去祇是美國有義務防衛日本，日本卻無義務防衛美國），朝向美日安保條約的正常化邁進一步。但是這一步，對台灣的安全保障來說，卻是邁進了很大的一步。我認為，台灣人在要求日本要更重視台灣的同時，台灣人也應該多加了解日本，多醞釀出對日本友善的氣氛。「敬人者，人恒敬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此，國與國的關係亦然。

許世楷◎建國黨顧問 我們處於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將跨入二十一世紀，對台灣的前途應該做如何的思考？我想提出以下三點較重要的標準，供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點是，主張制憲，不採修憲。1991年以來國民黨政權頻頻修憲，兩年前得到民進黨合作更做大幅度修憲。國民黨政權的意圖在於延續中華民國體制，建立中華民國偏安的局面。 我們若是站在台灣史的立場，回顧幾百年來為什麼台灣人都被外來政權待為統治的客體，我們如何來克復這個「台灣人的悲哀」，回復主體性，樹立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唯一的答案是台灣人自己做頭家，即只有獨立建國一條路，這就是台灣史給與我們的結論。 若是站在中國史的立場來看台灣問題，即課題是如何收拾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佔據中國，中國國民黨逃亡到台灣來，現在只求偏安建立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所以中華民國憲法只能修改，不可以廢除。中國歷史分分合合，屢現分裂偏安局面，長久以後也有可能再「統一」，所以就也有國統綱領、國統會的產生。 第二點是，主張「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不採「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的那一時刻，等於是向國際社會發布台灣獨立宣言。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羅德曾經說過，美國政府從來沒有聽過台灣要獨立的聲音。可見台灣人獨立建國的心聲有需要公開很白的講出來，不能只是閉鎖在心裡的願望。我們有必要表明在台灣這裡產生了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與中國無糾葛。 國民黨政權在人民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做參加聯合國的活動，但是這幾年來所推動的是「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活動。所主張的就是以前的中華民國分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以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也應該在聯合國有席位。 這個分裂國家的理論很危險，將台灣牽進中國內亂的漩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藉口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使台灣被中國糾纏不清。國民黨政權不敢將外匯存底以中華民國名義存款在外國銀行，充分顯示出這種分裂國家理論在國際社會台灣的不利傾向。 台灣應該採取新生國家的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只規定日本放棄台灣而沒有言及於放棄於誰，以來台灣人在這一塊國際地位未定的島嶼耕營，沒有被島外的國家統治過，逐漸形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以至於將成立一個和中日無關係的新國家，現在只是「中華民國」蓋在我們頭上，使我們不能真正獨立建國。 第三點是，主張教育本土化，不採只停留在「鄉土化」的中華民國體制教育。中華民國體制教育，例如致使台灣的學生不清楚自己可能天天跨越的台灣三大河流，卻能背出從來沒有看過的中國三大河流。幾年前李登輝先生也開始說，台灣的教育在教一些「有孔無榫」的，因而有「認識台灣」的課程登場。 但是建構「認識台灣」課程基礎理論的杜正勝先生所提出的是圖一的三圈理論，所以所培養出來的學生，確實對台灣的知識增加了很多。但是在民族認同上具有「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混亂。 我們主張應該是〈圖二〉的兩圈理論，在民族認同上應該具備「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樣才能具有獨立建國反對中國合併，防衛台灣的清楚意識。 再一次整理以上所提三對正反概念即如下： 第一： （正）台灣史立場：回復台灣人主體性 　　　　　　　　　→台灣獨立建國 　　　　　　　　　→制憲 （反）中國史立場：收拾國共內戰 　　　　　　　　　→建立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偏安 　　　　　　　　　→修憲 第二： （正）新生國家理論：台灣獨立建國 　　　　　　　　　 →切斷中國的糾纏 　　　　　　　　　 →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 　　　　　　　　　 →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反）分裂國家理論：中華民國第二共和 　　　　　　　　　 →與中國糾纏不清 　　　　　　　　　 →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擠 第三： （正）　　　　　 （反） 　　　　　 →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民族認同清楚　　　　　　　　　→民族認同混淆 →能建立、維持獨立建國　　　　　→不能建立、維持獨立建國 以上三對概念可以說都是以對中華民國體制的承認與否為區隔而產生。可見對台灣前途做思考時，對中華民國的是非是很基本的判斷。而且我們在這裡也看得出來，和一般的俗說相反，承認中華民國體制，要維持現狀是很危險的選擇，主張獨立建國卻才是安全的選擇。

李勝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長 依據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文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已不被聯合國承認為中國的代表，而被認定為非法的蔣介石的代表而已。現在的「中華民國」早已被國際最大組織的聯合國認定係非主權獨立國家。 「中華民國」政府自認為代表中國，自己否定為僅代表台灣的獨立主權之國家。又主張一個中國政策（編按：李登輝在七月九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提出「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推翻過去的「一個中國」論），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自然被中國及包括美國、日本等國際社會以一個中國政策，否定台灣的國家地位。「中華民國」成為假中國，參加其他國際組織，僅能用「中華台北」、「中國台北」等非主權獨立國家的國名，早已自我否定僅代表台灣的國家地位。 台灣申請加入代替原來GATT的WTO是以台澎金馬地區而非獨立國家名義列入在Custom Territory關稅地區內的會員資格,如同英法屬地,係以其母國為會員國的條件加入，而台灣加入，等於以中國為母國。聯合國的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均必須是獨立國家，台灣不准加入就是因為不被承認是獨立國家。最近，葡萄牙拒絕台灣在該國註冊商標及專利，即以不承認台灣係獨立國家為理由。 台灣事實上的獨立係政府及行政的獨立，而非國家的真正獨立，真正獨立的國家必須是國際法上的獨立(dejure independence)，國家是法人必須有經國際通認的程序才能成立而存在，與自然人只要生存即足不同。上述一至三點證明台灣現在還不是真正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不能與大多數外國建立正式外交，即對外不能行使主權，即缺乏在國際法上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要件。 總統直選並非成為獨立國家的條件，君王制或非直選總統的國家，仍是獨立國家，不具國格的「中華民國」國會全面改選或直選總統並不使台灣成為獨立國家，除非對外宣布台灣係與中國無關的國名，否則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自主政府或政治實體而已，而非獨立主權國家。 民進黨既然主張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就是認為台灣還不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獨立就是建立新國家，獨立與建國係一體兩面，沒有所謂「已獨立」而「未建國」之自相矛盾可言。 獨立與對外主權亦同，獨立國家才有樣外主權，無對外主權即非獨立國家。如果主張現在的「中華民國」，係獨立主權國家，則必須對國際表明「中華民國」非中國，亦非中國的一部分，乃是另外一個中國，豈非是主張「兩個中國」？然而，兩個中國在國際上史無前例，也絕對不被國際接受，否則亦可兩個美國、兩個日本，豈不世界大亂？台灣獨立何須又何能與中國爭名？ 以上在證明台灣現在的「兩個中國」並非獨立主權國家，只是獨立的政府及行政區而已，正如關島、塞班是美國屬地，或美國自治的各州，皆非獨立國家一樣。所以，台灣人民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以免受到中國以台灣係中國一部分為藉口併吞台灣。 ＊原載於1999年5月8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