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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台灣的危機，也是亞太地區的和平將受威脅的世界危機。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唯有美國。而問題並不那麼難。只要布希總統公開聲明： 「美國支持台灣人為了確保自由推動民主化。制定台灣憲法是台灣人基於人民自決權應有的權利」。做此表態就足以應對。如果有美國的支持 增添勇氣，台灣人就能自主地開拓自己的未來。

解決台灣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制定一部與中國無關、領土只涵蓋台灣的台灣憲法，讓台灣同世界各國一樣能進入國際社會，將台灣納入國際 間的安全保障體系。為此，美國一定要變更當前的對台政策才行。

黃天麟 國策顧問 最新一期的經濟統計出來了。但數字真令人洩氣：二○○四年南韓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已經到達一四○九八美元，超過了我國的一三五二九美元，使我國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韓國可以說是與我國在人口、土地、各種條件都比較接近的鄰國，但過去的一九七○、八○年代，我國的經濟表現一直優於韓國，當一九九二年台灣平均每人ＧＤＰ達一○二七四美元時，南韓還只有七一九三美元，台灣領先南韓達三○八一美元，幾近多了三分之一。但從那年開始，南韓就急起直追，十二年後終於超越了我國。 就在這一年代，台灣的企業家們一直流行著一句經營術語 – 「資源的整合」，他們以此向政府說：「台灣應與大陸的資源整合，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學術研究單位亦紛紛利用各種「經濟模型」，分析台灣利用中國資源的「互利」與「雙贏」，大力鼓吹西進對我國經濟之助益，形成了台灣這十餘年來的投資中國熱潮。若此理論正確，那麼台灣近十餘年的經濟表現應遠遠跑在第一，讓南韓等國望塵莫及，因為我國對中國之累計投資金額遠遠超越日、美各國，甚至是韓國對中國投資的十多倍之多。可是，實踐後的事實與模型理論相差甚遠，遠遠跑在第一的是被投資國的中國，積極利用中國資源的台灣反而一年不如一年。另一方面，未與中國做積極性「資源整合」的韓國，卻在經濟成長的力道上反敗為勝，出口貿易及國際競爭力之成長都比台灣好，終於後來居上，把台灣拋在後頭。為什麼？ 理由非常明顯，也很簡單。十餘年來我國出口競爭力日趨式微，乃是由於我國產業過度利用中國資源（廉價勞工、便宜的土地），使我國企業得以迴避產業升級及研發之外在壓力，從而延緩了我國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速度。幸虧，我國於一九九六年還有「戒急用忍」，因而留下了晶圓、鋼鐵、石油裂解、面板（ＴＦＴ – ＬＣＤ）等產業，由於他們不能充分利用中國之資源，只得留在台灣硬著頭皮去創新、升級而有了不錯成果，不然台灣經濟將真不堪設想。 對中國過多之投資（如上述，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投入那麼多的資源到中國，累計應已超過二千億美元，韓國只二百億美元不到），使國內資本形成減緩，勞工需求減少，失業率攀升，壓低了國內消費，當然經濟成長也因此緩慢下來，結果國民所得無法提高。這就是我國一九九二年平均每人ＧＤＰ為一○二七四美元，十二年後還在一三五二九美元，一年平均只增加二七一美元的主要核心因素。（註：南韓平均年增加五七五美元，為我國之二倍多）。 近日我國上市公司瑞智，以購買海外基金的迂迴手法，違規投資東莞瑞萬五金而鬧得滿城風雨。對各方的指責，瑞智公司回應說：「因為瑞智八十％的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如果沒去中國投資，降低成本，留在台灣早就只有死路一條，但因瑞智對中國投資金額已達公司淨值的四十％上限，採迂迴投資的手法是不得已的。」瑞智的訴苦確實有令人同情之處，也同時道出了當今台灣問題之所在── 即「八十％客戶都已經到中國設廠」。瑞智的經營者可能不知道亦沒察覺「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的現象正是台商「以商逼政」逼出「積極開放，大膽西進」政策的必然結果。「積極開放」使我們在東莞、上海到處都可以看到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其規模之大、聚集之完整令人咋舌，也會令人深感「不去確實只有死路一條」。問題是，韓國呢？如上述，韓國對中國之投資累計金額只台灣之十分之一不到，因此韓國不會有企業的八十％客戶都到中國投資設廠的情況發生，韓國的企業可以定心留在韓國，專注於在韓國的經營，努力創新，創造韓國的僱用，提高韓國的內需，讓韓國勞工的收入、國民的平均ＧＤＰ年年提高，達成企業壯大，國民所得提高之雙贏之局。 日前總統在經濟顧問小組會議中對廠商海外生產比率接近四成、資訊通訊業高達七成表達憂心。之前的四月五日，府、院、黨為反制中國之「戰爭授權法」，亦做出包括「有效管理」的七點結論。但講歸講、做歸做，據報載，政院為了能使台商對中國做更多的投資，正在研擬放寬「投資大陸不得超過淨值二十至四十％」的限制，果真如此，或許可暫時滿足廠商的需求，讓廠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之投資整合資源，但必也會製造更多「不去只有死路一條」的企業。只是若「以商逼政」，每次都能如此得逞，即輸給韓國事小，我們最怕的是最後台灣也會被逼到只有「死路一條」。

李欣芳 施曉光 自由時報記者 台日漁業糾紛，台灣軍艦出海護漁。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等於6月21日舉行記者會指出，中國策略就是「吞台、反日和制美」，台日漁業糾紛應該透過和平和外交策略解決，以軍艦護漁是世所罕見，絕對不可當中國馬前卒，因為台日對立，只會讓中國坐收漁利。 台日漁事糾紛引發我方軍艦出海護漁，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黃昭堂昨天指出，台灣與日本都是自由民主的人權國家，面對漁事糾紛，在未正式協商前，全世界各國沒人會以軍艦護漁「宣戰」，他認為軍艦護漁的舉動是個笑話。大聯盟並對無盟立委高金素梅赴日本靖國神社抗議提出質疑。 對此，高金素梅表示，她覺得「這些人」把迎祖靈的問題弄得太複雜，而且整件事情與國家認同完全沒有關係，因此她不想回應。她說，原住民高砂義勇軍遺族當然有權利、義務迎回自己的祖靈，靖國神社也從未取得遺族同意，逕向這些原住民祖靈放在神社中祭祀，基於原住民的文化權與人權，他們當然可以向日本提出迎回祖靈的要求。 手護台灣大聯盟昨天舉辦「勿做中國馬前卒」記者會，對於近來修平技術學院拆國旗事件、無盟立委高金素梅赴日本靖國神社抗議、軍艦護漁事件與泛藍主張對日強硬等，與會者多認為，這都是國家認同出問題，黃昭堂等人並以靖國神社議題為例，質疑高金素梅赴日的舉動是作秀。 黃昭堂表示，高金素梅赴靖國神社抗議的舉動，他覺得可憐，高金以北京話抗議，原住民的祖先可能聽不懂。黃昭堂強調，原住民的祖靈是要引導活的人，但高金素梅卻錯誤地以活人企圖引導祖靈，他認為高金素梅是無知。 長老教會總幹事羅榮光也說，高金素梅利用了原住民，其心態令人質疑認同的是哪個國家？這種利用國家認同錯亂的做法，只是讓中國高興。 對於台日漁業糾紛，羅榮光提醒日本應尊重台灣，基於彼此在亞太的共同利益，絕對不可將台灣視為二等國家，一定要彼此合作。 黃昭堂表示，他了解此事主要是應立委的要求，國防部才派軍艦，立委的要求很過分，不同於國防部的是，教育部長杜正勝就敢跟立委吵。 民進黨立委蔡同榮表示，台灣生存之道，就是要與鄰國日本連結在一起，台日漁業糾紛可以和平與外交策略解決，有人要台灣與日本對抗，其內心到底是愛台灣還是愛中國？他呼籲不要當中國的馬前卒。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05年6月22日。

記者張振峰∮台北報導）總統府推動二階段憲改，先催生民間憲改聯盟，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昨天對此表示樂觀其成，但他也說，現在的修憲門檻超高，他對2008年打造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不抱希望，「應該還是要制憲」。 推動正名、制憲不遺餘力的黃昭堂表示，成立民間憲改聯盟是一件好事，如果邀他，他也不排除參與；不過，現在修憲的門檻這麼高，要打造一部合身的憲法幾乎不可能，改國號等議題根本無法通過，他認為還是要朝向制憲努力。 黃昭堂表示，那麼高的修憲門檻，憲改主張不能有太大的爭議性才可能通過，但通過一個沒有爭議性的憲改條文，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沒有幫助。 黃昭堂更指出，中華民國這部憲法充滿了欺騙性，要在一個非主權獨立國家的憲法架構下修憲，修出來的結果，當然也不會是主權獨立。 【台灣日報2005年6月18日 】

李學圖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奧勒崗分會會長 中國人大於三月十四日通過「反分裂」後，己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美國國會眾議院隨即於十六日，以424票對4票99%的壓倒性多數，通過第98號決議案，表達對中國通過「反分裂法」的嚴重闕切，認為通過該法已片面改變臺海現狀，拉高兩岸緊張情勢，阻礙兩岸對話，並為將來的武力行為預設法源，該決議案並要求布希政府對中國表達嚴重闕切。美國有線電視CNN的LouDobbs於十四日晚間新聞節目中說”反分裂法是中國說的；我們應該叫它是一種聲明:假若臺灣堅持明文記載其現狀的獨立，中國將開戰。”言下盡露對中國作為的不屑。 中國在制定反分裂法之前，應會了解制定後可能的衝擊。中國將更暴露其侵略野心，世界各國將對它的霸權心態更具戒心；中國也應了解它破壞臺海現狀、侵犯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將與臺灣之間的衝突轉化為與美日之間的衝突、將臺灣問題更國際化；中國更應了解該立法將會引爆臺灣民眾的憤怒與痛恨、將兩岸仇敵化。 既然中國應會了解制定後的這些衝擊，卻又一意孤行。這種豪賭，顯露了它對臺灣問題不可為而為的困境。自從1996年選前飛彈試射威脅，2000年大選朱鎔基的醜惡嘴臉，以及600多枚的飛彈，都無法壓制臺灣意識的高漲。制定反分裂法是窮途末路的選擇，是大型心理戰的開端。臺灣民眾不可忽略這一點，臺灣民眾必須強化心防。反分裂法表面上企圖分化臺灣人民為「臺獨」與「非臺獨」；事實上，反分裂法要全臺灣的子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面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威脅，臺灣內部應團結一致，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要統治臺灣；臺獨或非臺獨已不是議題，而是藉口。臺灣國內要持續表達對反分裂法的遣責，既使326百萬民眾大遊行己圓滿落幕，臺灣民眾應持續以各種方法，表達對中國共產黨的厭惡、抗議中國通過反分裂法、抗拒共產中國的併吞夢幻。相信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全世界表達高昂的臺灣意識、強烈的建國慾望。臺灣的選民在未來的各項選舉中，就是表達對中國厭惡的最佳機會；讓親中派的侯選人全盤瓦解，就是最強有力的表達。台聯己要求陳總統啟動防禦性公投；臺灣的選民應有以「公投」來決定臺灣前途的心理準備。 國外的臺灣人應加速向當地的主流社會，遊說推動各國與臺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改變「一中政策」、並促進與臺灣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傳統基金會的John Tkacik於三月九日撰文表示，美國的「一中政策」是基於中國將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期望；如今中國己制定反分裂法揭示用非和平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美國己沒有理由再維持「一中政策」。相信反分裂法制定之後，最有效的、可避免軍事衝突而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法，就是世界各國與臺灣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簽訂FTA與改變「一中政策」將是建交的前奏曲。國外臺灣人與臺灣政府應密切合作向這個目標推進。 反分裂法的制定，再加以近年來軍備的急速擴張，中國的作為所顯示出來的侵略野心，就如同大紀元時報共產黨九評中所描述的共產黨本質。相信在中國民主化之前，臺海和平與亞太安定，都值得掛慮。幫助中國民主化將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世界各國應幫助中國人民對中國民主化的追求與努力。

陳輝志 說起「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簡稱「全盟」﹞，就必須瞭解它的源頭–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直譯成「海外中國人事務局」，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簡稱「僑委會」。 「全盟」是在僑委會的大力宣導下、於2002年11月成立於華府，並挑選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席巫和怡擔任第一任理事長。「全盟」一開張就用籠統的宗旨、高調的「民主、和平」，來號召並拉攏海外僑民，招攬一些平常不太參與政治的台灣人，以好奇的心態去參加僑委會的懋|。2002年在華府的成立大會，就花費台灣納稅者二十幾萬美元，據稱「全盟」一年預算高達百萬美元。一個在海外花費如此大筆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並由政府主導的團體，不應受到台灣海外僑民的檢驗及監督嗎？ 審視「全盟」的文宣及工作報告，不難看出原來「全盟」的統派真面目–要以中華民族的興亡為己任，要為全世界的中國人出聲！敦促「中國同胞」愛好自由，正視民主，以便「共創雙贏」來併吞台灣。竟然如此明目張膽地向海外僑民推銷「統一中國」的膏藥，其宗旨竟然與敵人「和平統一」的目標不謀而合。幾年來，阿扁不是一再對中國示好，結果換來「反分裂國家法」的回報？像「全盟」這樣開開會、辦辦活動、發表些「不痛不癢」陳腐的官樣文章就要中國放下屠刀，改邪歸正？況且，當生活在共產極權下的中國人看到了那一批生活在台灣民主自由社會裡的「中國人」如何地欺凌本地人，並假借民主之名搞各種反民主的勾當時，他們敢要這種「中國式的民主」嗎？ 「全盟」罔顧絕大多數居住在台灣的人都堅決反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的事實，竟然企圖在海外分化台灣人苦心建立起來的主體意識；瓦解台灣人對中國的敵意；軟化台灣人保衛自己家園的決心。顯然，「全盟」在各地的運作，已造成分化海外台灣人的惡果；而僑委會卻成它a成立了一個能供他們使喚、絕大多數是台僑的附庸組織。這顯然是「台灣同鄉聯誼會」的翻版。難道這不也是成立「全盟」的「附帶價值」？ 僑委會以「散財童子」自居，拿「全盟」當商標，在幫中國爭「民主」，以「反台獨」向敵營輸誠，把「和平」置於捍衛台灣主權之前，來瓦解台灣人的抗敵意識。這就是僑委會要「教導」海外台灣人「為國家做事」的方式。 絕大部份地區的「全盟」乃由僑委會密箱作業篩選出來的「僑務委員」出面來「領導」，挾著與「阿扁官員」靠攏而引以自豪。參加「全盟」的人既然受僑委會的全程資助與「指導」，也就無法自由伸張台灣的主體意識及全民共識，不敢碰觸台灣急需的國家認同、國家定位，以及公投、正名、制憲、國防軍購等核心問題。近兩三年來，已看出來，在「全盟」活躍的地區，台灣人社團多已被僑委會拿「用不完的經費」來誘惑，在「不拿白不拿」的心態下爭寵而在不知不覺中甘受僑委會的使喚。「全盟」的如此作為，已變成了僑委會分化海外台灣人社團的利器。難道這也是當初僑委會成立「全盟」的用意？

註1 謝若蘭 (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 “Self – determination is to peoples what freedom is to individuals, that is to say, the very basis of their existence. While self-determination cannot be an individual human right, it is definitel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very exist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sense that, where it does not exist, man […]

自今年年初以來，儘管我國政府大唱「和解共生」、「政治和諧」，對中國政策更是委曲求全，我國的股市還是每下愈況，加權指數與年初相比跌幅已達負七點三％（至四月廿一日），國人的資產日趨萎縮，受此影響，今年首季工業生產指數成長率較去年衰退零點六二％，整年民間投資成長依主計處估計亦將只有八點九％。 有人說這與國際股市下跌有關，我們不否定國際股市是影響我國股市的一項主要因素。問題是同樣與國際股市有很高連動性的韓、菲、泰、日等國股市的表現都遠比台灣好。相對於我國負七點三％的跌幅，日本股市年初以來跌幅僅為負四點五九％，馬來西亞負四點零九％，南韓股市即是反其道而行，還漲了四點六％，新加坡也漲了三點四九％，泰國零點九％，菲律賓一點零四％（均以四月廿一日收盤為準），可見台灣股市在東亞、東南亞多國中表現最弱，跌幅最大。 也有人說，我國股市是受了三十五號公報之影響，可是三十五號公報的主要作用在於讓企業財務報表更為透明，目的是保障投資人，亦即是一件加強股市信心的措施，屬行政上之利多，而非利空，將其視為股價疲憊之要因，難脫無限上綱之嫌。即使退一步言，我們接受三十五號公報是近一、兩個月股市疲乏之原因，也無法合理解釋去年三月以來我國股市雖獲外資兩千多億元的挹注，仍然委靡不堪的事實。二○○四年新加坡漲了廿一點六四％，南韓廿七點二五％，菲律賓廿五點零六％，日本也漲了十四點九八％，惟獨台灣只漲四點二三％，可見台灣股市今日之問題另有其因。 另一項令人警惕的經濟表現是出口貿易。進、出口貿易之消長，一向被視為國家產業競爭力之櫥窗。可是當南韓的貿易出超去年達二九四億美元，人少地小的新加坡亦有一五七億美元之時，我國只有六十一億美元，在亞洲各國敬陪末座。今年一至三月情況更糟，南韓仍保有相同水準的演出，出超達六十九億美元，可是台灣卻快速下墜，僅三億美元，三月更差，反轉為入超四億美元。更糟的是，新加坡、中國、日本今年一至三月的出超水準都與去年相垀，呈現入超者僅台灣一國。今年第一季出口成長率僅及二點三％。這些數字已隱約在告訴我們，台灣的貿易結構已出現變化，且在出口競爭力方面相對於亞洲各國明顯呈現弱勢。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國出口競爭力之弱化非導因於新台幣之升值，因為同一時間韓元為主的亞洲各國對美元匯率之升值都不比台灣低，那麼台灣產業競爭力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導致競爭力下墜呢？ 毫無疑問的，我國產業競爭力之下墜是長久以來企業對產業升級努力不足的結果。這是因為台灣的企業，拜語言、文化之方便，有了中國廉價勞工與「以經促統」的政策優惠，可輕易地隨時到中國投資設廠，以量產及壓低勞工、土地資源價格的經營方式，尋求在國際競爭上取得優勢。近幾年我國企業排山倒海西遷中國，創下人類史上企業外移的奇景與紀錄。雖說這是到中國尋找第二春，但經營學也告誡我們「嬌生慣養的孩子總是不出息」的。八年多前（一九九七），一位名叫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力大師應邀來台診斷台灣經濟前景時，就對只想吃軟飯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提出了批評，建議台商眼光勿侷限在中國。他並警告：「過分依賴中國廉價勞工資源，必使產業忽略升級的努力，長期不利國家產業競爭力」。幸與不幸，波特之預言，今天應驗。對中國投資無論是在家數或在金額都僅及我國十分之一的韓國就趁機崛起，在產業競爭力上現已明顯超越了台灣。韓國的企業家與台灣企業家相比，確較富國家責任意識，「寧願死在韓國」也要在自己鄉土埋頭苦幹，數年下來它對中國之出口金額已凌駕台灣，很多產品行銷全世界。反觀不聽信波特大師警語的台灣，錯誤地將產業鎖進中國，終使我國整體產業競爭力日漸落後於鄰國。（註：依韓國輸出入銀行統計，韓國對中國投資累計一○六億美元。我國對中國投資即應已超過一、六○○億美元） 尤其近幾年，政府的「積極開放」大膽西進政策，更進一步將台灣的經濟鎖進中國，這使我國股市資金日趨枯\竭，動能日衰。令人氣餒的是他們還大言不慚地預測五月的反彈，我們不否定跌後的股市必有反彈之機，但此種反彈不表示經濟即將否極泰來。 本以為中國「反分裂國家法」可喚醒沉淪中的台灣及其領導者。可惜國人及政府官員只清醒了幾天，在一次府院黨高層會議雖然適時祭出了「依法究辦」等遏止中國熱的七點結論，但船過水還是無痕，一切總是光說不練，面對中國國民黨所掀起的朝聖熱，政府還是「樂觀其成」，整個施政仍然以「兩岸」為中心團轉，由國親引發的政壇中國熱正使企業界的登陸熱更加發燒。這樣下去經濟之被邊陲化必不能免，台灣的百姓，股市的投資者也只有自求多福了。（作者為國策顧問，原載自由時報2005/05/02）

吳珮瑛 吳窈諢極x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近來關於台灣農產品「登陸」的議題，一系列的辯論，大致可歸納出，支持綠營者，多以黃鼠狼拜年不懷好意解讀，支持藍營者，則認為此舉可以解救、或至少可以解決台灣部分農產品偶爾產量過剩的出口問題。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與台灣農產品貿易往來相對頻繁的美、澳、紐、加、日，及與台灣接觸較少的歐盟等，這些早就是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會員的國家，如何因應此一標榜「自由貿易可以創造人類最大福祉」之ＷＴＯ所設定的農業協議與規範，我們應該會更清楚此一善意下的可能惡果。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它的特殊在於除了是看天吃飯，生產必須仰賴大量的水、土、勞動力等資源外，更在於農產品彼此間的高度替代性，沒有空心菜可吃，可以換吃高麗菜，不然至少也有根莖類可以補充來自植物類所需的養分。 也因為這樣的特殊性，在ＷＴＯ規範中，對於如何減除進出口障礙的具體農業協議，才會由一九八六年協商到一九九五年，方達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識。 雖是如此，ＷＴＯ會員國目前都是在不違反協議的前提下，各懷鬼胎、卯勁希望多賣農產品給他人，而少買他人的農產品。因此，中國大方的「不計代價」要採買台灣農產品的作為，與世界各國費盡心思阻擋他國農產品進口，態度截然不同，就值得台灣進一步深思，我們是否有本事與其配合而逆向操作。 以美、澳、紐、加及部分中南美等農產品主要輸出國，所形成的所謂凱因斯（Cairns）集團，在ＷＴＯ架構下就是不遺餘力要向全世界推銷農產品的成員。而以歐盟為首的另一大集團，是以凸顯農業生態與生活價值的重要性，想盡辦法全力抵擋他國農產品的進口，進而也將這些概念搬上ＷＴＯ的談判桌上，於是形成了一股與出口國相抗衡的所謂非貿易關切（non-trade concern, NTC）勢力。 ＮＴＣ所關切的是，請天然資源豐富的農產品出口國，不要忽視農業在生產之外的其他弁遄A而這些弁鉬P價值，完全不是從生產價值佔百分之幾的國民所得可以看出來的，也唯有凸顯這些不可取代的農業價值，才能保住本國農業的繼續存在。 我們的鄰國日本與韓國，也可歸屬於非歐盟國家的ＮＴＣ成員，以日本而言，由於深怕日本等於壽司等於稻米的世界形象被滅絕，因此強調稻米在日本文化上的地位。試想，當全日本都在吃美國加州米做出的壽司時，恐怕印在日本紙鈔上的稻穗，對日本就不再有任何意義了。因此，日本乃搬出「農產品出口是一種文化侵略」之論述做抵擋。而歐盟等國則強調沒有農業就沒有歐陸引以為傲的田園風光，再加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將自己國家的糧食安全寄放在別國手上，面對這些種種的理由，出口國雖百般無奈，卻也不得不按捺住火氣。 由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出，我們應該有充足的理由判斷，一個比台灣擁有更多水、土與勞動力資源的中國，農業生產的最終目的就是出口農產品。此外，農業不比工業製造業，一粒種子、一枚芽、一段枝條就可以變成綠油油的田園與枝葉茂密的果園，歡迎「台農」去設立農業試驗園區，正好加速中國農業的成長，在中國蓬勃發展的台商所經營的工業製造業，都不可能帶著台灣第一線的勞動力過去；而中國自己就擁有無數的農民，如何需要帶著安土重遷的台灣農民跨越大海去謀生？因此，設立農業試驗園區所照顧的是一小撮的「農民」，而這些人的生活，相對而言本來就不是問題所在。 回想過去，台灣都得費盡心力來延緩或抵擋，來自千里迢迢之美國雞肉的進口，當前我們本來就要開始擔心，如何抵擋只有一海之隔，三、四小時就可以由西往東送，與台灣農產品同質性高的大批中國農產品之「登台」，如果現在接受中國大放送的利多贈品，不久的將來，不僅台灣農產品不可能再「登陸」，台灣的農業恐怕也將劃下句點。

侯榮邦◎台獨聯盟財務長 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民國五十八年，接受日本電視台訪問時指出，「我們是世界上受到共黨合作痛苦最深、經驗最久的國家」，「可是沉痛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為其國家及人民著想的」，「所以我們中華民國與毛賊絕對無合作之可能」。 又在七○年七月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出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合作，蔣經國在同年十月中常會發表「痛苦的教訓，莊嚴的使命」的重要談話時，除了嚴正駁斥根本沒有兩黨合作可言，兩岸對峙非國共之黨爭外，明確指出，共產黨的所謂和談，實際上只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和戰面目不同，而目的則一，「與共匪談判，無異自取滅亡」，並明確宣示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泛藍推崇備至的兩蔣當年大權在握，以黨領政的威權時代，對中國還有上述深刻的認知，現今已失去政權的國民黨憑什麼資格與條件要和中國和談、合作。故這次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的中國行，不僅是迷失方向的不智之舉，也讓人有時空倒錯之感。 筆者從中國的歷史以及長期觀察中國人的本質與習性，發現對岸的中國人與在台的中國人幾乎沒有差異。這和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有密切的關係，故藉此機會根據史實略作說明。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黨接收並佔領台灣，台灣人無不為著回歸「祖國的懷抱」而歡欣鼓舞，豈料二年後的一九四七年即驚暴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遭受空前的浩劫。之後，在戒嚴令的白色恐怖統治下也犧牲了無數的台灣菁英。另一方面經過二次的國共合作，共產黨獲得坐大的機會，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將國民黨逐出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經歷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犧牲了近億萬的中國人民。 在思索國民黨中國行之餘憶起昔日和林獻堂有姻親關係，忠黨愛國的丘念台先生，他生於一九八四年出生地是現在的台中縣潭子鄉大豊村，原名伯琮，十五歲時父親丘逢甲為他更名「念台」，受其父的影響赴日留學考進東京帝國大學礦冶系，一九二三年畢業，由於日人對台灣與中國採取隔絕政策故於在學中的一九二○年組織「東寧學會」作為兩地學生聯絡感情，研究學問的團體。透過學會的活動丘念台結識林獻堂、林呈祿、蔡惠如、楊肇嘉、羅萬?、蔡培火、謝春木、邱?金、鄭松筠、蔣渭水、吳三連、黃國書、黃朝琴等人故與台灣故鄉產生較密切的關係。 丘念台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屬於國民黨接收委員的他，得知陳儀將當時台灣抗日名紳林獻堂、酗奶H列入黑名單，遂於一九四六年糾合這些台灣名紳組織祖國訪問團由林獻堂擔任團長，一行到南京謁見蔣介石表示台灣人民一心一意要回歸祖國，從南京又遠涉西安附件（當時中共已佔領西安）「遙祭黃陵」表達台灣人民也是黃帝子孫。 死忠國民黨的丘念台頗受國民黨的信賴與重用，於大戰末期出任解放台灣的中心人物（諸如參與美軍由蘇澳、花蓮登陸台灣等計劃），戰後也是台灣接受委員，始得發現國民黨準備將當時抗日的台灣名紳一網打盡（楊肇嘉在上海也被逮捕），顯示並非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才著手整肅台灣人的領導階層。像丘念台這種忠黨愛國的重要人士還無法挽回國民黨領台時對台灣人的歧視與不信任感，也就是說一心一意想做中國人的台灣人，結果完全被出賣。 丘念台最後客死日本，留有回憶錄《嶺海微飆》，後來改為《我的奮鬥史》，其中涉及二二八事件時，曾經形容一名小孩去他家作養子，剛回到生家，不慎打破一個碗，就被抓來砍斷五指。 六○年後的今日連戰命江炳坤先去廣東祭祀七十二烈士，又去南京祭拜中山陵，再到北京求見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無疑是表示在台灣的國民黨是屬於中華民族，認同中國，但是，假使有朝一日，中國又佔領台灣，將與丘念台的認同一樣是歷史的重演，台灣一定再被出賣，台灣人民一定再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