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霸權、結盟與權力移轉：中國崛起、美國「重返」與台灣的抉擇
譚慎格（John J. Tkacik） 前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 前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正面臨「權力的轉移」（power transition）。美國扮演支配力強大的維持現狀國家，中國則擔任一個對抗支配強權的挑戰者。 美國採取「重返」姿態來應對中國的挑戰。而相較於增加原有的國防預算與人力，美國的「重返」傾向於將伊拉克及阿富汗的預算及人力資源，藉由再分配的方式移轉至太平洋地區。除此之外，「空海一體戰」的新概念讓五角大廈將過去著重於中東地區地面部隊的金錢及人力再分配至著重空海戰的（以及科技密集的）太平洋海上威脅。然而，無論如何，在蕭條的經濟及「對戰爭感到疲乏」的全體選民（似乎更關心於經濟而非全球危機）的壓力下，華府仍必須面對嚴厲的財政限制。 的確，美國、日本、澳洲及其他亞洲民主國家應對這次「權力轉移」的能力將會取決於他們抗衡中國崛起的聯合軍力、經濟及工業強度。對我而言，攸關美國「重返」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關鍵，明顯取決於美國與其盟國及夥伴國在亞太區域採取一致性抗衡戰略與共同實行抗衡戰略的能力。在這當中，台灣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台灣未來會選擇加入民主連線，還是選擇加入中國，將可能決定最終的結果。 在今天早上，我希望檢證中國在亞洲追求「霸權」的本質，以及美國「重返亞洲」的「抗衡」特質。並且檢驗台灣的可能角色－亞洲民主國的「抗衡者」還是中國的「扈從者」。 權力轉移理論與中國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綜觀歷史，當一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rising power）的實力已經達到支配強權的綜合國力8成時，這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便可能會使用武力來滿足自身需求。從過往歷史來看，此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也會設計用來追求本身需求的「戰略」。通常（但並非總是），挑戰者會尋求霸權地位，而挑戰者針對追求霸權地位所設計的戰略往往包含經濟、工業、貿易、財政、社會、資訊／媒體、文化、宣傳及建立封鎖等各種面向，來支撐挑戰者成為一個具強大支配力的軍事強權。另一方面，維持現狀國家（status quo power）通常會藉由組織或強化同盟關係來抗衡（balance）崛起中國家，以避免挑戰者最終引發武力衝突。 在上個世紀，美國取得霸權地位並於90年代爬到世界頂點，到達所謂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雖然美國於二戰時期被迫承擔霸權地位，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若我們將它稱為戰略的話）是種圍堵政策（containment）而非企圖追求全球霸權的謀略。美國冷戰時期的戰略是種「抗衡」戰略，其重點置於如何避免蘇聯在歐亞大陸取得霸權地位，並且阻止蘇聯的影響力擴展至整個世界。 當抗衡國家沒有發覺或不相信敵方擁有追求霸權的企圖心時，「抗衡」在面對「霸權」時便會出現致命的缺陷。對於這點，中國的當代領導人能夠理解，這幾乎是一種直覺性的本能。然而，美國領導人從來不特別喜愛什麼政策，但卻獨鍾於「抗衡」戰略，因此現在的國際環境正處於危機爆發點上。崛起中的強權－中國，已經到達假定的目標，亦即支配強權的經濟及軍事綜合實力的80%，並在不依賴任何軍事同盟或承諾之下持續擴充中國在目前國際關係體系下的現存結構。 中國的霸權戰略的源流之深可比擬中國精深博遠的文化傳統。回顧中國的戰國時代，中國內部各個小國藉由「合縱連橫」的結盟方式相互競爭。維持現狀的小國藉由「合縱」的方式「抗衡」更強大的對手。另一方面，崛起強國「秦」則全心投入長達數十年的「權力轉移」，藉由加強內在經濟及軍事實力以及與其他小國的「連橫」，追求縱橫中國本土的霸權。我認為由於小國對於過去周朝或周朝以前的王朝霸權體系的記憶已逐漸模糊，導致小國「合縱」的戰略目標僅僅限於抗衡強鄰而已。秦國，另一方面，追求的是大統一的帝國。聖母大學教授許田波教授相信秦國對於霸權的追求帶來戰略的一致性，相對的，採取「合縱」的小國們就只是種被動的反應而已。 由於秦國追求的是霸權而並非抗衡，因此秦國沒有依賴盟友以取得勝利的意願，也不願與其他國家共同分享中國中央國家體系之內的權力。相反的，秦國在「富國強兵」的戰略下專注於提升自我內在力量。因此根據此戰略而來的觀點，就是秦國西北邊界區域必須率先強化國家力量，從改善國內肌弱體質開始，進而增強其軍事力量。同樣的道理，大約過去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開始致力於「富國強兵」，並將其視為擴張行為的組織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周恩來與鄧小平致力於中國的「四大現代化」－農業、工業、科學及科技，最終目標則為軍事的現代化。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現代化理念也反映於後續的戰略。首先，中國先達成農業現代化，接著進行工業現代化，之後再完成科學及科技的現代化。目前中國已經抵達現代化的終點站－軍事現代化。 許多美國及歐洲的外交政策分析者相信中國不會尋求霸權，而只是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強大國家，進而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某些政策制定者可能察覺到中國霸權戰略的證據，只是單純無法相信而已。其他西方的分析者則擔憂中國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就是在追求霸權。 雖然，自從1999年以來，中國軍事理論家便已經規劃出中國總體霸權戰略的粗略藍圖。但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在國外的文章則主張中國的目標只是初步且有限的。 理所當然的，我認為中國的確具有「戰略」，並且，以下闡述美國偉大哲學家皮肯斯（T. Boone Pickens）的話：「孩子，一個擁有戰略的蠢蛋能夠擊敗一個沒有戰略的天才（Son, a fool with a strategy can beat a genius with no strategy）。」而正如孫子所指出的（故上兵伐謀），一個擁有戰略的行為者，能夠處心積慮地不讓他的對手察覺，以免讓遭到對手「從中破壞」。 近代歷史上的「權力轉移」往往都會造成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到目前為止的歐洲國家體系中，在耗費龐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之下，占據優勢的「抗衡」國家與同盟國在對抗崛起中的「霸權」國時往往能佔得上風。例如：維也納會議的成員戰勝了拿破崙帝國；協約國於一戰戰勝德意志帝國；同盟國於二戰戰勝德國納粹；美國於二戰戰勝日本。日本於1895年擊敗中國並於1905年擊退俄羅斯，使日本成為亞洲主要強權長達約50年之久，但當時日本的權力仍然大致受限於其他世界主要強權。而最終日本追求區域霸權地位的結果導致了1937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這本身就是「權力轉移」。 21世紀的中國是個崛起中的國家，美國則是傾向維持現狀的國家。中國領導人意圖藉由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支配地位（假設美國已不具全球主宰力），鞏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與國際間的政權合法性。中國領導人相信這樣的結果，勢必能夠宣揚「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卓越優勢。 在今早演講主題中，我認為中國領導人選擇孫子的戰爭藝術作為中國主要的戰略藍圖。「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這句話的傳統意涵為前者優於後者，但在我的認知裡，孫子也可能表示著：「一旦敵方的計畫遭到阻礙，接著便要破壞敵方的同盟關係。」中國在進行阻礙美國的「計畫」時將會非常順利，因為美國根本沒有任何計畫。但美國確實有東亞的同盟國與安全夥伴。目前中國的戰略明顯地是破壞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關係，而台灣正是美國其中一個安全夥伴。 中國已達美國綜合國力的80% 我認為中國已經高達美國綜合國力的80%，並相信這樣的說法並不會引起太過強烈的反彈。首先，中國已經是世界是最大的工業國家與資源消耗者（在某些案例，例如鋼鐵製造，中國甚至控制全球大多數的生產量。）除此之外，中國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貿易大國，且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來計算的話，中國今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超越美國的。此 外。若按照PPP的計算方式，中國過去幾年的年度國防費用已與美國的國防費用處於同一個數量級（order of magnitude）。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國將中央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國內安全武力支出算進去的話，中國的軍事成本甚至可能會超越美國。海軍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PLAN）正建立一支艦隊，其數量已經超越美國海軍於西太平的佈署。中國逐漸改善的太空戰與資訊戰能力已可以與美國一爭高下。中國的地面戰力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裝備也是世界頂尖的。中國的核武廠是當今最現代化的且正持續發展中。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Samuel J. Locklear）海軍上將曾於今年一月這麼表示：「這個房間的大多數人正享受的美國過去以來一直擁有支配優勢，但這種支配優勢正在消失中。這是無庸置疑的。」 理所當然的，中國人可能會說，「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power）本質是如何運用「綜合國力」。日本與歐盟也都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包括：經濟生產、貿易與人口規模、全球投資、外交影響力以及軍事力量。然而，日本與歐盟並沒有運用綜合國力來進行民族主義式的擴張。舉例來說，直到21世紀，台灣一直是中國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的唯一主要目標。還包括與越南的偶發衝突（1979年與1988年）與對印度及菲律賓宣稱具有主權的南海地區的突襲。自從邁入21世紀以後，中國的「綜合國力」便成為一種令人不安的侵略方式，用來對抗中國的鄰近國家。中國很清楚，侵略的目的是為了藉由威嚇來迫使中國鄰近國家在領土問題上讓步，並使中國獲得區域霸權地位。 自從2001年4月1日爆發中國戰鬥機與美方偵察機相撞事件後（距離海南島約65英里），中國逐漸地展現本身的軍事與海軍力量來對抗美國、日本及印度。普遍而言，當美國全心全力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問題，或者是其他次要問題（例如北韓與伊朗的核武發展）時，美國也不忘警惕著中國軍力擴張的現狀。在這些事件中，從事後諸葛來看的話，由於華府對北京有意願共同合作處理這些危機事件產生誤解，導致美國在應對這些事件上相當吃力──但願美國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台灣。華府採取「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柯林頓總統）或者是「坦承（candid）、建設性（constructive）與合作的（cooperative）關係」（小布希總統）的立場來處理中美關係，明顯地相信若美國願意在台灣政策上讓步，將會促使北京在「全球反恐戰爭」與核武擴散等議題上做出實質的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