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自從一九六八年日本台獨聯盟的盟員柳文卿被遣送回台後，日本的聯盟幹部即積極調查、開闢從台灣偷渡逃亡的秘密管道。一九七０年彭明敏在廿四小時被監視下，成功地脫離台灣；一九七六年七月陳明財、陳榮慶父子坐船逃亡，輾轉抵達日本、美國；以及一九七七年四月，受到政治官司迫害的前礁溪鄉長張金策和嘉義縣議員吳銘輝二人偷渡到日本，再轉赴美國出席美國會「台灣人權聽證會」，先後都是得力於日本台獨聯盟的秘密管道與精心安排之救援。

四二四刺蔣的槍聲，立即引起全世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注目，美國、日本 、歐洲、加拿大各地的電台與各大報紙，均以頭條新聞大幅報導，同時也掀起海外台獨運動的高潮。為了救援黃文雄、鄭自才這對妻舅，海外同鄉 設立「台灣人權訴訟基金」，各地發起救援募款，以籌措黃、鄭二人的保釋金二十萬美元。當時多數留學生經濟基礎仍不夠，但是毅然熱心出錢出 力，有人拿出股票、現金和房子出來湊保釋金。

黃文雄 阿母往生十年後，爸爸終於在五月三日凌晨「轉去」了。十年前我寫了一篇「刺客的阿母」紀念阿母去世(見附錄)，現在也想寫一篇紀念爸爸。除了個人的懷念，作為台灣現代史的一個切片，爸爸九十二年的一生橫跨日據時期和蔣據時期，許多經歷（例如一度蒙冤入監被囚）也頗有可記之處。 爸爸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新竹頭前溪邊舊社附近的湳雅。阿公種田並兼業土水師父，尤其以策灶出名，連中部地區也不時有人聞名聘請。阿媽是一位只有開拓墾荒社區（新竹開發較晚）才容易看到的堅強女性。她生了十多個孩子，都是自己接生的；生產後不過幾天，就又回到田裡工作。阿公和阿媽的影響不只可見於爸爸後來的土木與水利工程師生涯，也可見於他一生工作狂式的風格。 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 阿公一向痛恨日本殖民者，但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還是不得不讓爸爸去新竹第二公學校（後來的北門國小）讀「狗仔書」。家裡農事繁重，爸爸下課後都是直接走到家裡「田頭」，脫下制服摺疊好放在田邊，就下田做農。但他書還是讀得很好，六年都是第一名的班長。也就是因為他書讀得太好，在他快畢業時，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以及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就顯現出來了。 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 很多師長朋友都覺得爸爸如果不再繼續求學，就太可惜了，可是阿公卻不會容許。結果是一位朋友給了他五塊錢，讓他可以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爸爸當然考上了。既成的事實加上朋友動員長輩勸說，再加上公學校的日本校長穿著文官服掛著佩劍親自下鄉「拜訪」阿公，才使阿公終於讓步。 取得文官資格 台灣工商學校（後來的開南）是那時日本培養台灣中初級工商幹部的一家學校，訓練極為嚴格務實。像爸爸所讀的工科土木分科，就教工程計算所不可少的微積分，這是今天的我們所難以想像的。爸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到金瓜石礦公司工作一年，很快就被找回新竹州（轄區涵蓋今天的桃竹苗）服務。他從水利工程「技手」做起，因為表現優異，不到兩年就取得可以穿文官服的文官資格，那時新竹只有少數台籍文官，而爸爸當年才不過二十一歲。 這件事對阿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超越殖民意識的程度不一，當時日本技術官員中，的確有不少具有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他們在尋找幹部，敢用人唯才，既是長官，又是要求嚴格的老師。阿爸從此感染了他們的狂熱，加入了他們的現代化部隊。 內公館的大小姐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 也就是這個時候，爸爸認識了阿母。經過一段當時算是很現代的交往（例如他到阿母上班的地方等她下班，陪她散步回家），由共同的老師林玉音先生做媒人，他們結婚了。當時（一九三六年）爸爸二十二歲，阿母十八歲。這段婚姻之所以可能，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阿母是新竹「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內公館」的林家和北門外「外公館」的鄭家（鄭欽仁教授就是來自鄭家），是新竹的兩大家族。這時林家雖已衰敗，還是住在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房裡。內公館的大小姐會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工作，並且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 此後的九年，阿爸繼續投入透過水利建設，把台灣現代化的「使命」，足跡遍及今天的桃竹苗。家裡的照片簿裡有些他穿著文官服的照片，但在照片中和記憶裡，更多的是他和他的長官和部屬穿著綁腿爬山涉水的影像，以及他辦公室裡堆積如山卻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即使在他晚年，當弟弟開車去鄉下遊玩時，他還可以指出一般人不知道的鄉間小路，當然還有對路上各種工程的評語：這裡本來計畫怎樣，那裡應該怎樣，才算合格。(爸爸終其一生，始終不能瞭解，為甚麼國民黨來台以後的台灣，最簡單的馬路也舖不好。) 會爬山越溪的水圳 小時候的我還以為爸爸的狂熱就是工作的常態：經常出差，日夜從公，永遠曬得黑黑的，吃飯時還會抽出永遠隨身的計算尺和筆記簿來。但後來也隱約明白了阿爸的「使命感」。例如二戰後期，爸爸在苗栗銅鑼圈監工，有一陣子家裡也搬過去躲避空襲。他所監工的是他也參與設計的一項水利工程：利用高度落差，讓水下山，過溪又爬山，以灌溉本來只能種茶的旱田。 雖然是八歲時的事，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很多小事。例如，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村人介紹我是「那個讓水爬山過溪的耀輝仙的大公子」。又例如有一天，爸爸帶我爬到一處山頂，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這項工程的原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影像，也是生平第一次感覺世間有某種類似「昇華」的東西。這同時也是我第一次忘了為阿母感受的不平：爸爸是個「模範」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原封交給阿母，再要些零用錢，其他諸事就交給阿母，自己專心做他的工程去了。 石門水庫：從日據轉到蔣據時期 一九四五年台灣由日據改為蔣據，對爸來講，是個困難的轉變。沒什麼政治頭腦的他，簡單地以為「重歸祖國」後，他這個「技術者」可以更有發揮的空間。但他很快的就失望了。那時新竹州改為新竹縣，新竹市改為省轄市，縣政府（含桃竹苗）搬到桃園，他在建設局水利課工作，負責督導全縣八個水利組合（後來的水利委員會）。記得有一天，他臉色鐵青的回到家裡，坐到屋角不肯講話，好像還摔了東西。 經過阿母的婉轉探問，原因才浮出來。原來局裡被安插進來一些缺少專業的「野蠻人」，其中一個標準的中國官僚，為了開闢和裝飾同時可以喝茶看報的會客室，竟然把工程檔案搬到受風吹雨打的走廊。其他的國民黨官僚作風阿爸還能勉強忍受，這件事對他來講卻是件不可原諒的「野蠻」行為：那些檔案他和同事長年累月登山涉水蒐集來的，不是一般等因奉的公文。更糟的是他找上司抗議所得的結果，竟然是某種讓他不能瞭解的和稀泥和被「記點」的可能。這裡顯然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衝突。 石門水庫的先驅作業 那一陣，爸爸生平第一次長期的情緒低沈，但是他還是四處奔波調查各水利工程的受損狀況，擬定計畫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努力進行修護工作。讓他多少走出陰霾的是當時的水利局長章錫綬。章是個識貨的人，偶然從工程計畫看出爸爸的能力經驗後，簡直纏上了爸爸。這可以從阿爸所擔任的工作看出來。除了本來就是全縣各水利委員會的總督導，他還兼桃園大圳的土務課長。在美援計畫下，章錫綬成立了水利局桃園工程處時，爸爸又被拉去兼工務課長。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委陳誠、工務組長章錫綬）成立，水壩的美國設計人員所要求的資料，章也要爸爸負責提供。不但如此，水庫完成後，將有餘水。如果從楊梅開一條水路，將可灌溉湖口、新豐一帶的看天田。在因此所設立的湖口工程處，爸爸也兼了工務課長。因為身兼這許多職務，他還有一部專用的吉普車。 「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這麼多工作在那個電話稀少、沒有電腦的時代究竟是怎麼做的？我只記得那幾年家人很少看到他，也知道他除了開車到處跑之外，還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極為綿密的桃園大圳電話聯絡系統。此外就只能依賴想像了：官方的台灣戰後水利史當然不會去記載阿爸這一層次的人在幕後所做的「克難」苦工。 然而，儘管章錫綬給了爸爸機會（或說過度「剝削」了他），他最後還是離開了。心力交瘁是部份原因，但最主要還是蔣據時期帶來的新的「做事方式」。美援所支持的這些水利工程帶來的利益太大了，位置不高不低的他卡在中間，必須應付許多無關工程專業的壓力。這是他所無法習慣的；他懷念日據時期那種單純的「技術者」的日子，以及那時期比較「清氣」的現代化使命感。他辭職的時候，章找他去罵了一頓，還說了一套「機器必須滑潤才能轉動」的道理。爸爸說，雖然他相當欣賞章，他的回答是：「非常失禮，但是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爸爸的選擇是到私人的建國營造廠擔任總工程師。建國的老板陳金灶先生找了他幾十次，阿爸最後答應的條件是，他可以不管技術之外的任何事情。這裡當然也有經濟的考慮，當時的公務員待遇太低了，低得簡直要逼人尋找各式各樣的「外快」。私人企業就好得多；我們這個小家庭還第一次有了自己買的房子。 但爸爸的「建設狂」是他的宿命，不到三年（一九五四年），他又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這事起於同鄉鄭雅軒先生，當時是新竹市長。因為附近有空軍基地，二戰時新竹被轟炸得很厲害。道路破壞、排水溝淤積、路燈不亮…那時政府財政不佳，連公務員的薪水都常常發不出來，遑論建設經費。殘破的市容和機能就這樣拖了快十年，其間新竹還從省轄市被降為縣轄市。鄭市長「建設故鄉」的說詞打動了爸爸，答應犧牲收入，重下火坑，主持新竹市的土木建設，雖然他明白他所管轄部門只有技士、雇員、電工、事務和工友各一人，連他只有六人。 新竹市是有名的風城，道路不修，不但行走不便，風來時更是飛沙滿天，非緊閉窗戶不可，排水溝也淤積而形同廢物，火災時救火還會抽不到水。爸爸雖然是「技術者」，卻不乏想像力。他組織了義工隊，又沿道路說服居民出資一半，政府輔助一半，逐段舖路，種植樹木。舖過的路段起了示範作用，未舖的路段上居民起而仿傚。就這樣舖設了兩百多條道路。所需的費用真正的用「克難」解決，例如他買了一輛卡車，所需的沙石就由義工隊出力，到市郊的頭前溪採取，這種先這一段後那一段的舖路方式，一時傳為奇談。他就用這類「怪招」，在三年內讓新竹變成一個比較像樣的城市。 「建設狂」背後的偉大女性 這類的基本城市機能逐步恢復後，爸爸開始更大的計劃。例如從西大路末端建築一條到古奇峰，希望最後能把古奇峰、十八尖山和青草湖連成一個市民遊憩的觀光區。我自己的第一份高中暑假打工就和這個計劃有關：不是到市公所上班，而是和工人（很多是榮民）一起修策這條路。（這是非常勞筋傷背的勞動，若不是事關爸爸的面子，我多半不會做完整個暑假）。 這三年多裡，家裡已經有五個孩子，生活費外還有學費，經濟非常拮据。阿母在家事之外不得不開始替人家做衣服來補貼收入。 台灣夏季長，單單是用木炭燒熱的舊式熨斗就是汗流浹背的辛苦工作（我知道，因為我常是衣料折邊之後負責「熨邊」的小助理），這份額外的工作對她後來的健康有很壞的影響。這段時間，不時有私人營造廠來挖角，但阿爸都拒絕了，他不但是一個「技術者」，而且還是一個「建設狂」，這是我對爸爸的尊敬和佩服，永遠參雜著對阿母的不忍和同情的原因。 為鄒縣長兌現競選支票 阿爸的「十年計劃」執行了三年多的時候，鄒滌之當選了新竹縣長。選舉時前議長鄭玉田先生替鄒他想出一條很有吸引力的政見，也就是要讓新竹的自來水供水恢復正常。戰時的盟軍轟炸破壞了自來水系統，政府又無力無能修復。當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市民競相在水龍頭附近挖深洞，把水管儘量彎低，以爭取供水。地面如此，二樓以上的水龍頭更已空置十餘年。這個政見為鄒縣長拉到極多選票，但是，怎麼兌現這張支票？ 鄭玉田先生向鄒縣長建議請在建設上已經小有聲名的阿爸來承擔這個工作。謀定之後，鄒縣長向鄭雅軒市長要人，他自己則來說服爸爸。阿爸因為他的「十年計劃」尚未完成而猶豫過，但還是答應了。在某一意義上，鄭市長恐怕是樂於讓他離開的。爸爸的部門不斷向前衝，對他和其他部門不無壓力，但這還是對市長整體來講有利。另一些事則不然。例如新竹有不少老中央民代、老將軍和其他特權人物。阿爸舖路的時候，有些人會要求特別服務，例如「順便」舖舖他們家的巷道或車道之類。在他們的國民黨文化裡，這不過是小事一件，但阿爸當然不肯賣帳，而且還拒絕得不是很婉轉，結果壓力當然是轉到鄭市長身上，讓他在他們和阿爸之間很難做人。 十八尖山的日軍寶藏 一九五七年開始，爸爸在縣政府的新職是主管自來水和瓦斯的公用事業管理所。自來水問題十多年不能解決，可以想見這個單位需要多少整頓，而二戰後經費短絀更是一個問題。他開始一面整頓所務，一面全面徹底檢查全市的供水系統，另一面思索經費短絀下解決問題的另類「奇招」。他的奇招如下：他偶然發現，現今科學園區附近在日據時代有一個海軍訓練中心，設有一個人工湖以訓練水手操舟。 該中心戰事前曾有擴充的計劃，因為後來盟軍轟炸而中止。會不會有什麼建材留下來呢？一經實地調查，爸爸果然在附近地下以及十八尖山的山洞裡挖出大批水管、油管之類的建材。 這件事當時被民族晚報（或大華晚報？）聳動化為頭條的「十八尖山發現日軍寶藏」新聞。「寶藏」雖然解決了建材問題，卻也帶來了不少麻煩，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故意找記者寫新聞說爸爸私吞「寶藏」。這件事後文將另有敘述。那時幸虧鄒縣長有軍方背景，也知道恢復供水對他自己政績的重要，爸爸還是能全心進行修竣工程，從水源頭前溪開始，一路往市內修。 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 自來水系統終於修復完成。接著就是爸爸生平最得意的一天。之前幾天爸爸都派了宣傳車向市民宣佈將恢復正常供水，（尤其是二樓以上）久未使用的水龍頭必須關緊。可是經過十幾年缺水，很多市民顯然不相信，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阿爸也因此出了名，至今還有老輩市民津津樂道。 供水恢復正常以後，改善瓦斯供應，阿爸又申請美援輔助款津貼市民裝設水表和瓦斯表，公用事業管理所從此可以按表收費，提供進一步建設的經費。該所因此變成可以申請貸款的營利單位，人員和車輛都大幅增加。但是，爸爸的成就也正是他的災難的開始。 公共事業管理變成有收入的大單位，所長自然成為很多人眼紅的肥缺。但這一時還不是問題。以爸爸當時的地方聲譽(他在縣與市的成就都是其他縣市參訪觀摩的對象，他在扶輪社的匿名是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校長特別為他取的希臘海神Poseidon)，還沒有人敢動他。麻煩來自：第一，他被迫加入國民黨；第二，「有力人士」都競相想往他的單位安插人員；第三，公用事業管理所人多車多，國民黨縣黨部一到選舉都會向他要人要車要錢(協助報銷)。這些都是他所痛恨的，雖然有時勉強敷衍，但他的「不識相」已經得罪了不少人。 叢林裡的「Poseidon」 爸爸的這些困擾，鄒清之縣長任內已有，而在彭瑞鷺接任縣長後更形惡化。事情終於在彭籌劃競選連任時表面化：彭要他負責六百萬元的競選經費。爸爸告訴他，公共事業管理所不是私人公司，他不能這樣做。不但如此，為了前兩期自來水改善工程，公用事業管理所已經負債；當時還在為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以及第二期瓦斯改善工程的經費傷腦筋。彭瑞鷺聽了當然極不高興。其後阿爸就接到彭身邊的人他「多半做不久所長」的暗示和明示。當時升官調職都有價碼，最低的教員調職也要至少三萬，其他形式的營私舞弊不勝枚舉，選舉將到時，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在公用事業管理所這個有收入的肥單位，阿爸因為前述特殊因緣當了主管，卻還理直氣壯的不肯合作，而且不合作了七年之餘，還大談十年、十五年計劃，對許多人來講，已經到不可容忍的邊緣。 當時爸爸正在辦理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公共工程局來函說，政府只能補助一半，另一半必須向美援會申請貸款，但美援會堅持必須提高水費才願貸款。提高水費案提到縣議會時，馬上變成縣議員耍弄的題目。縣議會決議組成七人小組到各地水廠調查水費。旅行吃喝費用本來應由縣議會支出，卻要公用事業管理所報銷。這些費用竟然還包括到台北觀賞日本歌舞團的表演。怎麼報銷呢？ 禍起東牆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讀書，當時已經拿到美國大學獎學金，正在準備出國。那一天突然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說爸爸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用吉普車帶走。我極為驚訝，因為阿爸是最不「政治」的人，而且如果是政治事件，抓的人應該是我。我和當時讀政大政治所的謝聰敏來往密切，跟他去見過彭明敏教授，雖未直接參與，卻知道他在全國各地「擦火柴」，串連反蔣人士。而我自己也和僑生中有左派背景的人有些來往。如果不是政治事件，究竟是什麼？ 趕回新竹家裡後，才知道調查局的人到公用事業管理所搜索，沒幾分鐘就找到一堆單據，並把爸爸帶走。那時調查局(當然包括各地的調查站)還極為神秘，而這種神秘又加強了它的震懾威嚇作用。我努力找人詢問，以拼湊出事情的輪廓，但肯說話的人不多，有些甚至不敢和我見面。 拜託台北政大朋友的家長(政大有不少黨國人士的子弟)向調查局要求和阿爸見面，一時也沒有結果。 來自警總的司法黃牛 這段時間相當讓我困擾的是司法黃牛。我趕回新竹那晚，就已經有人上門招攬，其後至少應付了七批。我雖然不想用他們，卻知道不能得罪他們。這時我已經知道阿爸的事不是政治事件，如果起訴，應在新竹。這些人渣中有些人顯然真正掌握有力的特殊關係，即使不用他們，也不能激怒他們。應付他們的經驗必須找時間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出來，才能傳神。但其中兩人卻必須提一下。 這兩人自稱在警總任職。他們邀我吃飯(意即要我請客)。我想看看是否能從他們口中多問出些蛛絲馬跡，就和他們見面。見面後才知道他們有興趣的是前文所說阿爸發現的「日軍寶藏」。他們拿出當年的晚報頭條剪報，千方百計想從我口中套出阿爸究竟私藏了多少。意思是：如果和他們分享，可以保証阿爸沒事。我告訴他們，所謂寶藏其實是水管之類的建材，並不是他們所想的黃金之類，但他們顯然不相信。我不確知他們是否真是警總的人，但其中一人確實拿証件給我看，只是遮住名字。這兩人纏擾了我好幾次(有一次還多帶來一個「上級」助陣)，大概是因為沒有結果才放棄了。 制度性犯法的操控迫害手段 […]

Tiradentes引領巴西自葡萄牙帝國獨立出來的民族英雄。 周叔夜 本人於本（5）月17日獲里約州政府頒贈本人「旗士勳章」（Medalha Tiradentes），此一殊榮是本人在巴西代表處工作2年來所獲駐在國頒贈之最高榮譽，顯示巴西政府對我國在此地工作之肯定。上揭勳章正確名稱應譯為「旗拉典旗」（Tiradentes），旗拉典旗是引領巴西自葡萄牙帝國獨立出來的民族英雄，當時的葡萄牙政府為制止巴西人民的獨立運動，故於1792年將旗拉典旗抓去當眾處死，並將其屍體分贈給許多州政府，以威嚇當地民眾。惟此舉適得其反，反而促使巴西民眾群起對抗葡國政府，從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獨立的巴西國。 自巴西1821年獨立建國迄今，巴國惟一以個人的生日（4月21日國定假日）作為國家紀念日者僅旗拉典旗一人，足見他在巴國人民心中之份量與地位。 里約自巴西建國後一直是巴西的首都，直至47年前巴政府決定遷都至巴西利亞以前，里約一直是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及經濟中心，至今在世界上亦為最能代表巴西的國際城市。 儘管「旗仕勳章」由里約州政府所頒贈，惟其重要性恐為全國最高之榮譽，此一說法可由近年來獲贈該勳章之得主得到證明，包括：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97年）、現任巴西總統魯拉（2001年）、教宗本多16世（2005年）、法國前總統席哈克（2006年）以及委內瑞拉現任總統查維斯（2007年）等人均曾獲獎。由於該勳章之重要性極高，本人在獲悉里約州議會通過決議擬頒贈本人該勳章時，除感到相當意外及喜悅之外，亦遲疑自己是否具贈予資格，故本人遲至獲悉本案10日後，方與主辦單位聯繫，並敲定於本（5）月17日在里約州議會舉行頒贈典禮。 頒獎典禮在里約州議會舉行，該議會在首都遷往巴西利亞以前，一直是巴西國會殿堂及巴西權力象徵之地。頒贈典禮於晚間7時在電視直播及與會全體高唱巴西國歌下隆重舉行。出席來賓除在里約僑胞總動員之下，聖保羅僑胞亦特別租一輛遊覽車前往共襄盛舉，在眾多僑胞熱情的參與之下，擁有400個坐位的典禮會場幾乎座無虛席。儀式中除主持人及特別來賓致詞外，亦由聖保羅客家崇政宗親會合唱團、里約教會聖歌隊的合唱以及聲樂家賴小姐的獨唱，為贈勳典禮增色不少，本人對於出席的僑胞除感謝與感動之外，仍是感謝與感動。此次里約州政府頒贈本人勳章，是由該州議會議員主動發起推動的，故對於本人是否具獲獎資格，本人將不便多作評論。 典禮在主席頒贈勳章、獎狀及受獎人演說時達到最高潮，謹將本人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巴西在1500年時被葡萄牙人發現，台灣則在1544年時亦由葡萄牙人發現，此事足以讓兩國成為兄弟之邦。目前兩國均積極為經濟發展而努力，依兩國互補之特性，實為最佳經濟夥伴。巴西盛產的物品台灣短缺，如：龐大的國土面積、大豆、鐵礦砂、石油、牛肉、糖及皮鞋等。而台灣所擁有的高科技、旺盛的對外投資及豐富的外匯存底均是巴西在發展經貿之際所迫切需要的，故本人盼與會人士應共同為兩國經貿發展而努力，今日所獲殊榮，實為巴政府透過我個人對台僑在巴努力之肯定，故我願與大家一起分享。台灣是生育我們的故鄉，而巴西則是目前正在養育我們的地方，兩地均是最關心我們在坐包括巴西朋友及台僑的國家，故我們應共同努力為兩國開創新的夥伴關係。 典禮於晚間20時30分圓滿結束，會後並於會場舉行雞尾酒會以答謝與會來賓。 相關報導 駐巴西代表周叔夜，5月17日(當地時間)獲里約熱內盧洲議會獲頒最高榮譽「騎士勳章」 ，表揚擔任駐巴西代表期間，對促進台灣與巴西經貿交流不遺餘力。(中央社記者唐雅稜聖保羅傳真) （中央社記者唐雅陵聖保羅十七日專電）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周叔夜，今天獲里約熱內盧州議會頒授最高榮譽「旗士勳章」，表揚他身為工程師對巴西國內多項重要工程的貢獻，以及任駐巴西代表期間，對促進台灣與巴西經貿交流不遺餘力。 　　頒勳儀式於今天下午六點半假里約州議會大廳舉行，除了頒勳提案人、巴西民運黨籍州議員加瑪，還有友台小組組長、參議員蘇亞蘇納、眾議員馬多士及巴西僑界重要代表等逾四百人出席觀禮。 　　「旗士勳章」是里約州政府最高榮譽，針對對里約、巴西及全人類有所貢獻者頒授，曾獲勳的重要人士包括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七年）、教宗本篤十六世（二零零五年）、前法國總統席哈克（二零零六年）、巴西總統魯拉（二零零一年）等。 　　加瑪在致詞中指出，周叔夜以工程師的身份在一九六二年移民巴西後，白手起家，對巴西國內多項建設工程做出重要貢獻，如里約廣都水利系統、東北部聖路易斯市港口和薩爾瓦多市的彼德卡華柳水壩，都是在周叔夜的參與下完成。 　　此外，在派任駐巴西代表後，周叔夜更為促進台灣與巴西之間的經貿交流不遺餘力，所以值得接受表揚。 接獲勳章與證書後，周叔夜發表感言說，這枚勳章不只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代表台灣與巴西全僑，所以他也將繼續致力於拉近台巴關係，透過促進彼此間的經濟交流，打開兩國的外交。 　　周叔夜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專業水利工程建設，精通多國語言，且對台灣音樂與民謠頗有研究。一九六二年移民巴西後，早期活躍於台灣人社團，積極組織巴西台灣同鄉會，為旅巴台灣人爭取權益，並與巴西人權會、當地教會從事人權的救援工作 ；曾擔任台獨聯盟南美本部的主席，從事海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被列為黑名單。

這驚天動地的一槍，已經是發生在三十七年前的事件了。不過，我們卻覺得，這一槍的確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共和國》雜誌決定在「刺蔣案」三十七周年的這一天推出〈四二四刺蔣專輯〉，並順利連絡到該案的主角之一──鄭自才先生，對他做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專訪。

林保華 資深時事評論家 台灣正在準備明年的總統選舉，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對中國的政策，已經成為目前初選的熱門話題。在這個問題上，由於國民黨的黑箱作業，以及終極統一的目標而需要看北京的臉色，與他們討論是非問題沒有甚麼意義，但是在綠營內部，卻有不同見解而需要好好討論，這樣可以分清是非、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完善對中國的政策。 制定中國政策，必須對台灣與中國這兩個國家先進行明確的定位。台灣是主權國家，這點必須清楚定位，至於名稱叫甚麼，還有不同認識，這有幾個原因：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法理問題，二是中國的壓力導致缺乏國際認可。也就是說，目前雖叫中華民國，以後則是正名與法理獨立的問題。但是即使是中華民國，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它具備了作為國家的基本條件，如土地、人民、政府、主權。因此這是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底線，如果這 個底線守不住，民進黨就變成國民黨了。此外，需要明確的是，台灣已經是民主國家，過去蔣氏父子雖然自稱隸屬「自由世界」，但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自由，也沒有民主，這是制度上的定位。 對中國的定位，基本一點，它是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因此具備兩個特點：一是獨裁專制，二是流氓痞子。從民主對抗專制來說，兩者應該沒有妥協的餘地，因為這是根本對立與不相容的價值觀。如果有甚麼妥協的話，那是形勢所逼，往往就是力量對比暫時不能壓倒對方。因此暫時的妥協，實際上醞釀未來更激烈的衝突。流氓痞子做壞事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也欺軟怕硬，這是對付他們所必須了解的。 國共內戰，一直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隔海對抗，從國際角度來看，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抗；從國內角度，則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內戰。但是台灣成為民主國家後，就轉化為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的對抗，是目前身在台灣的民主國家與中國這個獨裁國家的對抗。這點不能有任何含糊。 然而，對抗不是簡單的對抗，原因在於，中國是具有五千年中華權謀文化的流氓國家，加上中國與台灣土地、人口太懸殊，所以必須要很有策略的對抗。這方面，需要更多的妥協，更靈活的策略，但也必須有更清醒的原則與底線。而要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策略的重要性更不容低估。但是關鍵時候該強硬時必須非常強硬。毛澤東在國共內戰時期曾經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台灣對抗 中國的處境，類似是當年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處境；而目前中國對待美國的態度，也雷同當年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態度，充滿欺騙。 被毛澤東譽為「三大法寶」的「統戰」，就是最大限度的孤立自己的敵人，這裡面包括團結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當年國共內戰，共產黨這一套很有效，把對蔣介石不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統了過來，還把不是蔣介石嫡系的國民黨軍隊，包括地方勢力都統了過來，導致國民黨四分五裂，蔣介石最後敗退台灣。 中共為了打擊在台灣的蔣介石，也曾企圖統戰民進黨前身的「黨外」人士。他們可能接受統戰有三個原因： 第一，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外省精英享有特權，黨外代表中下階層利益，追求公平正義，政治光譜上屬於「偏左」，這與中共的「左」有相似之處，因此似乎有共同理念而容易結成統一戰線。實際上中共早期的左，到進入農村建立政權就逐漸變質為新的特權集團，現在是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第二，中共早年支持台獨，那是顛覆當時政權的需要，自己掌握政權以後就完全變臉了，這欺騙了一些台獨人士以為中共主張「民族自決」。 第三，黨外反對的是統治台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中共也反對國民黨政權；前者是民主運動，後者卻是利益集團之爭。但是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以共產黨與黨外也容易結成統一戰線。 過去共產黨如何統戰台灣的黨外人士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當年的台獨元老對共產主義理論也有相當研究。文革結束後，相信不少台獨元老對中共的專制獨裁本質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但是因為他們所切身感受的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對共產黨的紅色恐怖還缺乏具體感受，因此有些人會覺得國民黨比共產黨壞。對共產黨缺乏深刻的認識，會影響對中國政策的制訂。例如八○年代初期，前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擔任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時統戰過許信良，因此許信良後來的「大膽西進」，除了因為黨內權力鬥爭失敗的因素外，自然也是中共當年統戰的發酵。 民進黨執政後對中共政策的搖擺，也與對中共的認識不夠有關。他們的台獨主張主要基於台灣民族主義而不是台灣的民主主義，因此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認識而有幻想，導致政策上的搖擺。這在國民黨的李登輝擔任台灣總統，推行本土化以後也有所表現。 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共罪惡的再一次暴露，說明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並沒有導致它在本質上的變化。但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時候，台灣朝野卻向中國示好，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中國的善意回報。於是台商競相到中國投資，給共產黨輸血，使中共很快度過難關。但是共產黨也很快顯示「過河拆橋」的面目，例如一九九三年千島湖事件的惡形惡狀，以及一九九五年開始對台灣的軍事演習與次年對台灣發射飛彈。然而?對這樣一個流氓政權，台灣認識到了嗎﹖雖然李登輝總統曾經一針見血的罵它為土匪政權，並且毫不畏懼的對抗武力威脅，然而在中國不斷用利益來誘惑台灣，以及台灣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對中共的看法會不會轉變﹖ 連戰、宋楚瑜的「聯共制台」不必說了，就是執政的民進黨內部，頭腦清醒的有多少﹖最近民進黨總統初選，人們對謝長廷提出質疑，說他曾經認為高雄與廈門是「一國兩市」，等於變相的「一國兩制」。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在連宋奔赴中國時，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他也想訪問中國，為「中國熱」加溫。而連宋「聯共制台」時台灣沒有招架之力，也與陳總統的態度有關，據說總統希望宋楚瑜能為他帶話到北京，既然如此，又怎能對他 們進行反制呢﹖不但自己不反制，在民眾自發進行反制時，還遭到藍營人士毒打而釀成「四二六事件」，掌握公權力的民進黨政府居然沒有為自己的支持者主持公道。 在這裡，我不是說對中國強硬到底而沒有妥協的餘地，或者完全不應該與中國溝通。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但是必須設定底線，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否則就不會應付危機而導致政治上的損失。我們應該做的是：第一，不能矮化自己的主權與傷害自己的尊嚴；第二，任何接觸都是一場爭取輿論的宣傳戰；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台灣只能處於劣勢，因為中國可以利用台灣的泛藍媒體與政治人物夾擊台灣，但是台灣很難得到同情台灣的中國國 內異議人士的聲援。如果明白這點而不只是作秀的話，就不會熱衷於訪問中國或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而做球給中國做宣傳並且打擊台灣了。 甚麼時候台灣與中國可以有實質性的「和解共生」，並且進行政治談判呢﹖只有中國啟動了政治改革，解除了黨禁、報禁。但是目前還看不到這個跡象。在這個情況下，任何與中國的接觸，很難是真正的平等，因為他們只有霸權的心態而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所以要根本解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只能拖，台灣做好內部的國家認同，等待中國的改革，這方面台灣應該給中國壓力。在「等待」期間，台灣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做好安全措施，不容共產黨滲透。因為誰也不知道要等多長，共產黨是否會等下去。

陳儀深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行刺蔣經國的主角黃文雄，2003年12月在吳三連基金會主辦的「自覺與認同」研討會發表〈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現身說法解釋他當年行動的動機、四個人自己（黃和他的妹妹晴美、妹婿鄭自財、賴文雄）籌劃執行的經過、為什麼要衝到2、3公尺的近距離開槍以及為什麼選擇棄保逃亡等，揭開許多重要的真相。不過，當時擔任世界性台獨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首任主席的蔡同榮，最近接受訪問已說明刺蔣這件事是經過組織內部商量，不是臨時起意，而鄭自財已經在替聯盟做事，黃、鄭兩人行動時使用的槍枝是陳榮成用聯盟的錢買來的（此事黃文雄並不知道）。 研究歷史事件除了需要當事人的自述或口述紀錄，最好還有檔案作為依據∕參考。茲將外交部已經解密的《叛徒謀刺蔣副院長案》略作整理介紹，限於時間故詳論只能俟諸來日。 二、事發初期 1970年與蔣經國訪美同時，美國《新領袖》半月刊即刊登〈美國退出台灣──滿足北京要求？〉專文，提到尼克森政府已採取若干步驟，包括朝向美軍撤出台灣與台灣海峽等中共要求的方向，但美國政府顯然出於撫慰蔣，仍保持「堅定的外表」並不會率直以告。這可以作為蔣氏訪美並受到高規格接待的背景說明。 1970年美國時間4月24日接近中午時分，蔣氏一行人即將進入紐約的Hotel Plaza，32歲的黃文雄趨近開槍，被一位機警的警官出手推撞，子彈飛向蔣氏頭部上方，開第二槍時蔣氏已進入旋轉門；當一群警察蜂擁而上，一旁散發傳單的鄭自財跳進來營救，兩人遂被戴上手銬，送往警察局偵訊。第二天許多美國報紙均以頭版刊載此消息，《紐約時報》社論一方面認為這是「對本市市民的羞辱與難堪」而予以譴責，另方面討論台灣人的處境稱二十多年來受到來自大陸的政權「嚴重迫害」以及台獨訴求的一些正面描述。此外，《華盛頓明星晚報》亦稱此事件將中華民國的困境「戲劇式地暴露出來」，而且「台灣獨立將可解決北京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亦會為北京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鋪路。」 美國總統尼克森除致電蔣經國表示歉意，且透過駐台大使館向蔣介石總統致函表示歉意，檔案中附有英文版和中譯版函、電。外交部（部長魏道明）遵示代擬復電稿，奉核定後「以電報拍發駐美大使館轉致，稍後再將親簽之電文寄交該館轉遞。」處在第一線的駐紐約總領事俞國斌，稍後向外交部回報時說「台獨偽組織於（24日）當晚發表書面聲明，表示槍擊事件絕非代表該組織之行動，該組織堅決反對暴力」；「27日下午由（駐美大使館的美籍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陪同職與陸公使以正往見主辦檢察官，職復再鄭重向其表示我方反對保釋之態度。」不過，4月28日紐約刑事法庭法官決定，被控行刺的兩名被告，各以十萬美元保釋（但鄭自財因曾毆打治安人員，涉嫌妨害公務，加科保釋金壹萬美元），儘管《紐約時報》刊出一則台北消息：「憤怒的台北市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引渡」，但由於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且事件地點在紐約市，紐約州的刑庭具專有的司法權，不屬聯邦法院、更不屬外國法院。 三、法庭攻防與「黃鄭救援基金會」 在台獨聯盟方面，經陳隆志的老師Lasswell（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介紹，聘請芝加哥名律師Louis Kutner作為法律顧問∕辯護律師，雖然名氣很大但並不稱職，很快就把初期募得的10萬美金花光了，所以黃、鄭保釋出獄後就另找律師。據黃文雄說，最後決定的三個人都是很有進步思想的律師，其他幫忙的還有康大社會學教授Jay Schuman，他有一套篩選陪審團的方法，對辯方律師助力不小。 5月5日本案由檢察官正式向大陪審團提出，當日傳訊警方證人5人；檢察官此時的困難是對鄭自財的犯行缺乏當場目擊證人，不易確證其有同謀行為，若不能證明有兩人以上共犯，則黃文雄即不構成陰謀（conspiracy）行刺。在此之前，駐美大使館為協助檢方搜集證據，乃將台獨刊物《台灣青年》第105期所載〈今日的台灣──六月記〉一文中，所言欲暗殺蔣經國之文字一段譯為英文，請律師送交檢察官參證；此外，周書楷大使與俞國斌總領事先後電報略稱，有一位自稱Frank Tsai者於4月25日投函聯邦調查局，密告此次行刺事件係出於羅福全、周烒明及田弘茂三人之計議，但經外交部多方查詢此一Frank Tsai究係何人仍不得要領；5月12日檢方傳訊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出庭作證，陳榮成曾向聯邦調查局承認謀殺用之兩支手槍係彼購置而轉借鄭自財，應訊時說明係於4月16日送往紐約，價款係向台獨（聯盟）報銷。5月15日大陪審團以黃、鄭兩嫌犯圖謀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之罪，決定提起公訴，案由紐約最高法院刑庭受理。 關於「黃鄭救援基金會」，曾經廣泛向台灣同鄉發出〈救援黃鄭兩氏呼籲書〉，內容說到「這一次事件的發生實在是這一代台灣人共同悲劇命運的反映」，它訴諸同胞愛，並無觸及台獨理念或手段的問題，它最後說基金會成立之日，「在場十餘人共捐出一萬四千美金，並獲借款承諾幾近二十萬元，唯預計所需金額高達五十萬元，離此目標尚遠，時間亦極為迫切，因此希望各位於最短時間內慷慨捐助。」其次，5月2日以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名義自賓州費城寄發之救援黃鄭「通訊信」，連同蔡同榮主席署名的英文信〈To all media: For Immediate Release, April 27, 1970〉在檔案中亦完整保留下來。 5月15日檢察官將黃、鄭二人提交紐約最高法院起訴以後，被告律師曾傳喚Wisconsin大學政治系教授Douglas Mendel出庭作證，希望針對刺蔣事件的政治背景有所說明，以強化其政治意義，但檢察官以其與本案無關為由反對之，且經法官核准檢察官之意見而作罷；被告律師又企圖傳喚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李格曼（Harold Riegelman）律師作證，詢以黃鄭在台之家屬有無被捕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向檢方施壓以維持高額之保釋金，仍因檢察官反對且法官判定反對有效而作罷。再者，被告律師要求法官減低兩人之保釋金，經檢察官反駁之後，法官宣判鄭自財之保釋金減低為9萬美元，黃文雄之保釋金則依舊是10萬元，此一宣判翌（5月26）日，鄭自財先被保釋，這9萬元係由紐約Public Service Mutual Insurance Co.出面提交法院，同時由下列數人向該公司提供抵押品：（1）蔡同榮提供的股票，（2）張燦鍙提供個人的儲蓄存款25000元，（3）黃呈嘉、沈雲夫婦以房屋抵押一萬元，（4）葉國勢以房屋抵押13500元。一個多月以後即7月8日，黃文雄亦被保釋出獄，保釋時除繳交保釋金10萬元，且因在美居留逾期，保釋後立被移民局扣押，並判決保釋金一萬元，所以多耽擱了半日多；保釋黃文雄的款項仍由上述提供鄭自財保釋金的同一家公司貸予，其抵押除原有（四部分）之外，還包括鄭妻黃晴美的銀行存款、張燦鍙本人的銀行存款以及張燦鍙之妻的銀行存款。 四、國民黨政府的對策 蔣介石的兒子──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在訪美時遇刺，是國際矚目的大事。由於美國各州司法獨立，本案完全歸紐約州管轄，中華民國政府或其代表在法庭上無任何地位，不得發言或提出主張，駐美大使館的法律顧問李格曼律師在紐約刑庭完成控告手續時雖兩次到庭，也只是提供檢方顧問意見的列席旁聽身分。行政院新聞局駐紐約辦事處主任陸以正對本案涉入甚深，曾在5月20日撰呈〈黃鄭案可能發展之研判及我方對策〉，其中說到「據我方律師估計，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可能訴訟尚未結案時已符合假釋規定，保釋出獄。」在政府對策方面，除了設法使兩犯不能保釋、協助檢方密查其他共謀之「叛逆份子」以外，對外宣傳應注意： （一） 在審判過程中避免任何可被曲解為影響美國司法獨立之舉動與言論；（故邀請「4/24救蔣之」紐約市警局探員James Ziede訪台之議宜暫緩） （二） 強調本案為單純之刑事案件； （三） 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 最後還建議：「鑒於本案最後量刑決難從重，我方似可考慮在陪審團決定有罪，而承審推事尚未判刑之前，由蔣副院長具名致函本案承辦檢察官請其對兩逆從寬議處。如此則世界輿論必加讚陽，另方面亦可使叛逆份子無以攻擊政府，且可使台胞明瞭政府原無台胞與大陸人之分。」 所謂由蔣副院長具名建議「從寬議處」的函件並沒有出現，倒是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建議並經過「審慎研究」之後，擬訂一份〈處理黃文雄暨鄭自財兩逆叛國案我政府應採態度選擇方案說帖〉，其中提出三種選擇方案：一是「採取寬容態度」，即如上述以蔣經國個人名義致函請求從輕判刑，此案之缺點是「任何縱容姑息之措施適足助長叛亂活動」；二是「採取嚴正態度」，繼續運用各種關係使黃、鄭兩逆未來之刑期能儘量達最高限度，並要求美政府設法在本案判決後或服刑期滿後，將黃逆文雄遣返，此法之優點是可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發生嚇阻作用，缺點是如處理不慎「可能引起國際人士對我之誤解」；三是「採取緘默態度」，在本案判決前後保持緘默，而對叛亂份子及其偽組織多方予以打擊，此或將使外界對政府立場諸多揣測，但實際上可收抑制叛亂活動之效果，而無損於國際間對我之觀感。由於「陸海光」會議要求外交部「根據駐紐約總領事館來文報行政院指示」，行政院（院長嚴家淦）遂指示「應選擇第三方案」，即一方面對本案保持緘默，一方面對台獨多方打擊。 五、餘波 黃文雄保釋後，竟獲紐約法院批准赴全美24處作政治性演說，國安局乃就此事函外交部「敬請參處」，外交部遂致電駐美大使周書楷「洽查報部」，周書楷的答覆是：「本館因法律顧問向法院力阻未果，復洽請國務院設法阻止，該院查問後復稱：依法保釋後並不能限制行動，惟需將行動報告法院，……故歉難為助等語。」 1971年5月4日法庭開始了證人作證的主要階段，當（5月3日才組成的）12人陪審團進入法庭之前，黃文雄突然承認去年大陪審團對他的指控──企圖殺人及非法持有武器，法庭宣布7月6日之後判決，黃文雄遂在繼續保釋之下離開；接下來針對鄭自財一連串的傳訊證人，其中任教於路易斯安那州的陳榮成堅稱，他不是受組織指示而置槍，他是為自己練習射擊之用，組織並沒有付還他買槍的錢。關於鄭自財審判案全部證人證詞共約950頁，其中鄭本人、陳榮成及賴文雄等三人的證詞佔一半，若要向法院洽購需每頁1.25元。 1971年7月6日原訂宣判之期黃、鄭二人均未到庭，延期之後二人行蹤仍然不明，總數19萬美元的保釋金乃被沒收。1972年3月外交部查知黃、鄭二人「潛往匪區」之說不確，鄭自財已在瑞典獲政治庇護並在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黃文雄行蹤成謎。1972年8月瑞典最高法院裁定並不阻止（美國政府之要求）將鄭自財引渡返美，9月4日晚上兩位美國警官護送鄭自財登機，在此之前鄭自財已絕食抗爭一段時日，身體虛弱不堪，故途經英國之際進入醫院救治，並向英國政府請求政治庇護；1972年11月26日英國初級法院仍判決交還美國，駁回政治庇護之請求，1973年4月16日英國上議院駁回鄭自財請求免於引渡之訴願案，理由是鄭自財與引渡國（美國）之間並無政治控制或統治之歧見存在，故鄭氏在美國所犯之「罪行」並無政治性質；6月14日引渡回到美國，8月8日宣判：企圖殺人處5年、私藏槍械處5年，合併執行不超過5年之有期徒刑。

陳育青 影像工作者 和自才伯相約在暗暝七時的WUFI總部會議室。信堂、維德、朝億坐在自財伯對面，他們各自準備了問題來採訪，旁聽的還有淑惠、妙子、秀珊和育青。 一個月前，我們曾相偕去登北大武山，自才伯驚人的體力和毅力教人印象深刻，當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前進在狹促的山徑，他舉步落足的沈穩、自信，讓跟從的人感到安心。我學設計，慣常留意造型色彩，暗暗讚賞自財伯的登山裝束配色十分得宜，想來是對「美」的敏銳所致。 簡單用完餐，眾人七手八腳沏茶、收拾、安排座位、設定記錄器材，空氣裡有一點點緊張的氣氛，因為接下來我們將與身臨歷史現場的自才伯再神遊一趟，也許是晚輩們離那段歷史最近的一次了。 三位主訪者的提問各有特色，維德從出身、背景、環境爬梳自才伯台灣意識的啟蒙與牢固；信堂對於訪談中的錯綜的人物關係很快理出重點；朝億資深記者的敏銳，一下就攫住關鍵的問題點。 錄音磁帶、MP3和DV影錄帶各自捲繞時間裡波動的軌跡，自才伯的神態平靜、語氣和緩，一個問題回答完，再講下一個。從極度渴望離開這苦悶島嶼的青年，一直談到極度渴望回歸這苦悶島嶼的中年。 有人說，藝術家把生命凝煉投注在作品裡，他們的創作表達了精粹的情感，無須言語解釋。自才伯陳述事件的經過往往清淡簡約，只有在提問者著意問起時，他才談些感受和情緒。我們的筆尖在紙張上匆匆划寫，心裡是驚濤浪，「事件」可能結束於某一個時間點，槍響已遠，影響猶在，不知道相同的問題，自才伯回答了多少次 ？ 眼前浮現自才伯的畫作。纏綿縈繞的思鄉之情化為帶有童趣的線條、幾何、色塊；驚心動魄的街頭抗爭，大多數人熟悉的是1／60秒搶拍的瞬間，而他選擇用油畫這樣需要時間堆疊、等待乾燥的媒材，一筆一筆的重構。訪談中，自財伯提起他編輯過的幾本雜誌例如英文刊物《獨立台灣》──-雖然我看到的資料照片，封面給遮去了一半，那舒朗的字體選用仍傳達出很有空間感、建築設計味道的編排。一直以來，社會運動的宣傳品並不首重美感，於是這幾份文件顯得很別緻。有種平衡是：智慧、勇氣、對人和環境的感受性豐富，又表達得節制理性。 三個小時的採訪將近尾聲，欲在這麼短的時間閱歷自才伯的一生委實太嚴苛，還有好多問題、好奇…相約再去山上走走。自才伯5月26日要在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台灣文創館辦畫展，咱作伙去高雄！

編輯室 雖然經過了37年，但是1970年發生的「424刺蔣事件」對於台灣政治發展之影響的相關研究還是嫌太少。首先，1970年事件發生後，台獨聯盟對外聲明此一暗殺事件與組織無關。再加上二位當事人在事件發生過後不久就棄保逃亡，導致整個事件所產生的政治漣漪，一直欠缺當事人的第一手說明，除了對於海外獨派團體內部產生一定之激盪外，對於島內黨外運動的影響，其實直接的影響有限。其次，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刺蔣案固然對於蔣經國個人衝擊甚大，但是國民黨政權也有意無意藉由此一事件詮釋其「催台青」政策的發端，進一步暗示蔣經國乃是一個寬容大量、願意進行自我反省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說，刺客本身是怎麼想的，而被刺殺的對象本身又是怎麼回應的，以及環繞在刺客、被刺殺者周遭的組織及團體又是怎麼因應的，這種多元、甚至對立的歷史觀點，對於還原及評價整個歷史事件極具重要性。 本期的《共和國》雜誌所規劃的「424刺蔣案」專題，即是有意彌補這兩個缺憾。希望透過鄭自才、黃文雄兩人的專訪還原37年前刺蔣案的歷史原貌，讓歷史回歸歷史。可惜的是，訪問當晚，黃文雄因為要照顧其生病的父親，所以，我們只訪問到鄭自才一個人。雖然，鄭先生的口述相當精彩，對於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確實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資料，不過，當然還是有遺珠之憾。《共和國》雜誌還是希望往後有機會可以進一步再訪問黃文雄等人。 此外，本專輯的另外一篇文章，則是由我們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所撰寫的。透過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這篇文章提供了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刺蔣案」對於國民黨政權的衝擊及其所採取的對策。而從解密文件中也可以看得到，國民黨在了解到「即使黃鄭兩嫌第一審判決有罪，亦不過數年有期徒刑」後，一方面暗中施壓，「對於我方秘密協助承辦檢察官偵察本案及提供各項證據事，應注意保密」外，另一方面則保持緘默，但也要「對台獨多方打擊」的作法。 最後，我們也轉載了兩篇分別由李筱峰和邱斐顯所寫的文章，前一篇探討「刺蔣案」的歷史意義，後一篇則著重於和黃文雄相關的事蹟，以彌補我們沒能親身訪問到黃先生的遺憾。

酥餅 或許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默默無名的部落客偶而上網，發現一個跨國大企業所做不公不義的事，決定寫好抗議信並把這件事披露在部落格上，沒想到不用多久的時間，參與抗議的部落格四處湧現，到處串連，抗議聲響徹雲霄，到最後，渺小的部落客們英勇的扳倒邪惡又巨大的跨國企業，小蝦米在電腦螢幕前輕輕鬆鬆的敲敲鍵盤，透過網路與部落格，戰勝了大鯨魚。 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可惜卻不完全是個真實的故事，我把它稱為夢想，一個有關部落格的夢想。 現實是，全世界每天出現成千上萬新成立的部落格，也有許許多多的議題在網路上串連，但是真的因此改變了世界的部落格與議題仍舊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不可否認的，部落格平台的出現，降低了成立個人網站的技術門檻，許多人因此由資訊的消費者成為提供者，但是當越來越多人都會使用部落格發表言論時，每個人言論的份量也隨之減小，很快的你我的部落格就這麼淹沒在許多其他的部落格之中。 夢想不能脫離現實，現實世界裡也不能沒有夢想，重要的是認清夢想與現實間的差距，並找出由現實走向夢想的可能路徑與方向。 部落格能不能實現「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要先討論什麼叫做「公民媒體」，以及什麼是公民媒體的夢想。公民媒體顧名思義就是由公民或是一般大眾所參與，發揮類似媒體報導功用的組合體。而公民媒體報導的內容則被稱之為公民新聞（Civil Journalism）或是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根據美國學者波曼（Shayne Bowman）和威利斯（Chris Willis）的研究，公民新聞與傳統新聞最大的不同有兩點，第一，傳統新聞採取的是先篩選再報導，報社的主管每天早上先開會選定報導題材（News Idea）再派記者出去完成報導，但是公民新聞運作的方法則是先報導再篩選，每天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部落格主撰寫新文章，之後透過互相推薦、聯播、書籤分享等機制將特定的文章篩選出來。 第二個不同點則是傳統新聞是由一群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以由上而下的方式製作產生，而公民新聞則大多是由一群沒有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一般人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串連形成議論。這兩個主要的不同點讓公民新聞有許多令人期待的夢想，與叫人擔憂的現實。 首先，公民新聞產生的方法無疑是民主的具體表現，沒有人扮演老大哥與守門員的角色，人人都有權參與，人人也都平等競爭，另外，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報導的內容與觀點勢必多元，這兩點都讓人們對於公民新聞與媒體有能力型塑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很深的期待與夢想。 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公民新聞參與者眾，內容難免參差不齊，比較悲觀的人甚至認為，網路上流傳的謠言遠比事實多，再加上一般人並不像專業記者有充分的時間、能力、與資源進行查證，在網路或是部落格圈風行一時的串連，人云亦云的參與者也不少，最後，不可否認地，傳統媒體在公民新聞篩選的過程中，不管是對議題設定、曝光率或是價值判斷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對公民新聞抱有夢想時不可抹滅的現實。 在認清公民媒體與新聞的本質、夢想、與現實後，我們可以來討論部落格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中，透過網路社會運動，實踐公民媒體的夢想。首先部落格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的應用（Application），它擁有所有網際網路的優點，包括低成本、即時性、與連結性，在大學時期我曾經參與反核運動，在那個時代，發展經濟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想法，為了推廣反核理念，我們募款製作反核戰報，製作費錢費時不說，一次只能印製幾百份，要把這幾百份戰報發送出去也是個大工程，但是在部落格時代，戰報製作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大幅降低，也很容易透過網路發送戰報與連結志同道合的伙伴，發送的份數也不受限制，但是即便是如此，部落格終究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不論是在實體社會或是在網路上，都有類似的要件。 首先，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有正當性，以發生在我自己部落格上的抗議Google將台灣稱為中國的一省（http://blog.roodo.com/subing/archives/519476.html）的正名運動為例，運動的正當性就在於「事實」，台灣的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台灣有自己的政府、土地與人民，選舉自己的總統、有自己的貨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運動的訴求要能引起共鳴，有人說英雄造時勢，我倒是比較相信時勢造英雄，Google正名運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許多網路使用者無法忍受每天使用的Google出現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因此，不需要大量的說服就能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第三，要有清楚的目標，Google正名運動的目標很具體的要求Google稱台灣為台灣，移除中國一省的字樣。這樣的訴求，在活動開始後的第三天就得到Google的正面回應。但是不到一天的時間，某一方面的壓力馬上迫使Google又改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所幸在持續抗議與各方幫忙後，最後Google決定取消一切地圖旁的文字敘述，迴避稱台灣為台灣或是中國一省的問題，雖然結果與當初設定的目標不盡相同，但是最起碼Google的網站上不再有矮化台灣的不實資訊，這樣的結果大多數的參與者也表示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第四，要有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雖然我的部落格因為Google正名而受到許多注目，但是我要趁這個機會澄清，這個運動並不是我發起的，我真正的貢獻，應該就是將整個活動化為簡單、具體、可行的行動與步驟。 當初是網友暴貓先通報我Google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這件事，之後我發現在妙子的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lifeshot）已經發起抗議活動，於是我改寫妙子部落格的抗議信，將整個抗議方式整理成簡單的三個步驟，降低參與抗議活動的技術門檻，讓更多人參與。 第五，要結合一切力量，在網路虛幻世界中的串連要是不能落實到現實世界，再偉大的夢想仍舊只是夢想，Google正名活動雖然始於部落格串連，但是在主要網站如南方快報（http://www.news100.com.tw）的加入後引起電視媒體的注意加以報導，最後立法委員質詢，外交部官員出面交涉，就連在舊金山地區的台僑都自動自發到Google的公司外示威抗議，就是這一連串在實體世界的實際行動，才真正改變一個跨國大企業的不當行為，絕對不是在電腦螢幕前敲敲鍵盤這麼簡單而已。 最後、要認清運動的成功絕非一人一己之力，所以平常就要發展經營，培養動員能量，部落格的即時性讓部落客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報導與發佈消息，但是網友與串連網路的建立，仍舊是一步一腳印，長期耕耘的結果。部落格想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平台，首先要有能力成為一個動員的平台，集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平常就要有互動與對話，這樣當議題發酵的時候，才能真正發揮力量。 在Google正名成功後，我的部落格運用類似的原則與方法，陸續完成抗議WHO將台灣列為禽流感疫區、全球外來種資料庫正名、228全球接力秀台灣、中研院網站正名、與NOKIA網站正名等活動。 雖然部落格不是實現夢想的仙女棒，但是只要有一顆熱切的心，一個值得實現的理想，一部具體的計畫與腳踏實地的經營，部落格無疑將成為在現實的土地中栽種夢想的耕耘機，也是實踐公民媒體夢想，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多元的公民社會最有力的工具。 本文原載《聯合報》，2007/2/1。

林朝億 媒體工作者 2002年4月2日，《中時晚報》在頭版和三版，大篇幅刊載南非《華僑新聞報》的一則發現「華工支持革命，捐助三箱金條」新聞。但是第一時間踢爆這條假新聞的，卻不是其他跟起來瞎起鬨的電子媒體，而是一群由網友自動自發組成的「與媒體對抗」網站。當時立刻有網友第一時間連線到南非《華僑新聞報》網站查證，發現這是一條愚人節當天娛樂讀者的假新聞，豈料台灣的報紙居然以整整理二個版面，加上一堆不知所吟的「斑斑血淚當年華工受盡欺凌」文章報導此事。 這不是這個網站第一次踢爆台灣媒體新聞造假的案例。因為事後證明，只要有些疑似假新聞出現，就會有網友主動提出質疑、查證，甚至進一步發現為假。事實上，從它的名字最早是「與媒體對抗」到現在的「與媒體對抗」，就可以知道這個網站的成立主要是反映出讀者、或是泛綠的支持者對於當今媒體亂象的不滿所致。 八掌溪事件 2000年7月22日嘉義縣發生的八掌溪事件，部分媒體過度報導與炒作新聞，尤其不斷重複受難者的鏡頭，刺激了「與媒體對抗」網站的成立。當時許多在外獨會討論版的網友如LKK就指出，「中國大舜號（1999年發生的船難）死亡了幾百人，救援船七小時才到，獲得褒揚；臺灣死亡四人直昇機就慢了半小時，高層副院長之下，署長全部換，還被叫做棄車保帥，斷尾求生。混蛋的宋狗媒體」；「宋當省長，新竹尖石沖水九個人也是等不到救援，死掉。省府誰下台了？」 很快的，這股「反制大媒體！還台灣真面貌！！」的民氣集結起來，2000年8月他們立刻在「台灣茶黨」網站上成立了與「與媒體對幹」討論版。筆名路犁的站長是個深綠的支持者，90年代還曾在地下電台主持過節目。 他在回顧與「媒體對抗」的成立過程時指出，一個事件發生後，訊息的選擇相當重要，可以從負面或是正面報導切入。而民主化後的台灣，媒體的操作並沒有多大改變，思維方式還是不脫過去那種醜化民主人士的方式。只不過更細膩罷了。 由於這個網站，平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掛載網站上。甚至只要有跟台灣相關的外電新聞出現，就會有「外電組的志工」將它翻譯成中文，甚至還去電跟一些國外智庫專欄作家取得翻譯版權許可。有時候，熱門的討論議題，點閱率還可以破萬以上。這在台灣而言，除了色情、交友、電腦議題網站外，還是相當罕見的。這樣的規模，當然會有人質疑背後是不是有民進黨或是特定勢力出資呢？ 第一個公開捲入這個質疑風波就是名嘴劉寶傑。他在2005年11月14日的「火線雙嬌」節目講了一段話說，「民進黨雖然執政，可是他一直覺得他們在媒體這邊是弱勢，那所以他們其實成立了很多網站，你也知道說有所謂的什麼媒體對抗的網站…」。這段談話，立刻引起了網友的批評。有的立刻展開側錄，有的把這段談話逐字逐句的打下來，有的呼籲提告，然後，有人開始呼籲捐款。 隨後，劉寶傑則在回應媒抗管理者claireCLAIRE說，「對於我自己言語不夠精準之處，感到抱歉，我再次重申我無意說媒抗是由民進黨出資成立，我會在下次參加雙嬌錄影時，利用時間說明，這樣做，只是表達我個人負責任的態度，至於媒抗要如何處理，我表示尊重」。 雖然整個風波以劉寶傑在隔週的「火線雙嬌」錄影時公開澄清落幕；不過，這個事件相當有趣，值得關心公民如何透過網路進行運動的人注意：一、如果民事求償告訴真的提出，法院是可以接受未登記為法人的團體提出告訴？二、告訴如果是以自然人身份名義提出，因為網友多數是以匿名或筆名方式在網站上發言，屆時網友如何主張自己的名譽已經受損呢？三、網友雖是自動自發上網的，但是在跟劉寶傑對話時、甚至準備提出告訴前的準備動作，都在網站上公開公告相關步驟與想法，這種組織與紀律其實跟實體的公民團體相較，毫不遜色。四、這也是國內少數幾個案例，透過網際網路方式逼迫媒體或是媒體從業者選擇在同一個版面或是節目以相同篇幅公開道歉的。 匿名的網路文化 談到網際網路的「匿名」議題，媒抗站長路犁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他行事相當低調，偶而會跟部分媒體記者私下約見面。但是都不願意透露他的本名。除了公共電視在拍攝「回首台灣報業」影片時曾經露過臉外，他從來沒有意願在公開場合拋頭露臉。 談到為何要「隱姓埋名」，路犁說，因為他自己有些業務跟台北市政府有往來。不想，因此受到影響。同樣的，近年來許多泛綠的大型群眾活動，媒抗網友也都會發起「網聚」，主動動員報名參加。有趣的，這樣的「網聚」活動後，post上來的照片，也都大部分在網友臉部打上馬賽克。形成了一種，私下你會知道我是誰，我會知道你是誰，但是公開場合上我們都不會說破的網路文化。 至於媒抗的出資者是誰？路犁說，就是他自己和一小部分朋友罷了。媒抗的主機架設在他家裡，拉一條寬頻網路。偶而會有警察上門。花的錢不多，比起過去他常常晚上出去找朋友喝酒聊天而言，他跟他太太說，錢是沒有省下來，但是因為要管理網站，所以留在家裡的時間還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