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陳文賢 ／政大台史所教授 一、美國反對台灣入聯公投 根據美國國務卿萊絲所言，「美國維持致力於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全的承諾，美國反對任何使用武力的威脅，也反對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美國依循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過去幾個月中已經表明，台灣推動以『台灣』為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票是一項挑釁政策，此一政策毫無必要的升高台海緊張，也不能為台灣人民在國際舞台上帶來任何實質利益，這是美國反對這項公投的原因。」（According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In the Taiwan Strait,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peace and security. We oppose any threat to use force and any unilateral move by either sid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e have a One China policy and we do not […]

賴怡忠 ／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首席副主任 幾個令人疑惑的現象 近來台美關係處於一個爭執不斷的狀況。固然台美關係基本面十分良好：共同的民主價值與人權理念、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共同朋友與敵人、兩國間更沒有領土爭議、在國際議題上的重大分歧與爭執。美國與其他國家所存在爭論的議題，在台美關係上幾乎不存在，但這兩個民主國家這幾年卻發生激烈爭論。 在美國方面，美國多次針對台灣內部的民主公投高分貝抨擊，認為這是對台海穩定的挑釁行為。更有消息指出，在小布希總統眼中，似乎認為陳總統與邪惡軸心中的北韓總理金日成沒有差別。當小布希總統於2007年12月給北韓金正日的信中稱其為「總統」，但美方中階的國務院官員對於台灣民主程序選出的陳總統，卻對其直接指名道姓。在台灣方面，美國在台灣人心中的好感度也直線降低。連續三年民調都指出，美國不是台灣人民最有好感國家的現象已經固定化。 最弔詭的現象發生在美中台關係中，不僅台美兩個民主國家爭論激烈，獨裁中國反而在一旁樂得輕鬆，同時美中互動密切，中國還被美國期待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美中之間舉行多次首腦會談，近三年更添加外交部門的「美中戰略對話」、內閣跨部門的「美中經濟戰略對話」、國防部長熱線與「美中國防諮商會議」、商業部門的「美中經貿對話」等。而台灣高階官員欲見美國資深官員，卻往往發現只有副助卿層級官員出面會談，頂多是個「工作會談」。在2001年上台時，號稱是有史以來對台灣最友好的美國政府，但七年後的台美關係卻是這樣的境地，其發展令人疑惑。 當前台美關係論述的幾大盲點 面對這個現象，在台美外交界間，充滿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問題不僅在於這些解釋不正確，還在於這些解釋背後呈現的認知盲點，才是台美關係的最大問題。 解釋一：連最親台的小布希政府上台都出現如此結果，可見台灣要為台美關係的惡化負更大責任 解釋二：台美關係的惡化是陳總統與民進黨的問題，換人或換黨，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解釋三：台灣不能理解美國的伊拉克困境而持續製造問題，要為台美關係負責 解釋四：台灣因不理解中國崛起使美中台關係向中傾斜，其民主價值外交與無法面對現實主義的操作 解釋五：小布希政府上台太過親台的錯誤作為，對台灣送出錯誤信號，導致中美關係緊繃，而中美關係緊繃必然導致台美關係的問題。 這些解釋的最大問題，是無法理解民主化對台灣社會與台海情勢的衝擊，導致這些論述會出現一方面稱讚台灣民主，但另一方面又拒絕接受民主的後果，並把台灣民主化所導致更為複雜化的決策過程與考量，簡化為對領導者本身的好惡問題，並對於民主對台灣政治與台海情勢形成的制度性限制視而不見，以及把民主當成不具現實意義的道德理念。這些思考混同在一起的結果，導致在政策上，將台灣民主，而不是中國的獨裁，視為是台美關係與台海穩定的變數，更因此使得台美爭議呈現一種對台灣民主全有或全無的爭論，而不是兩個民主國家正常存在的意見紛歧，如美日、美澳、甚至是美韓等。 根據這樣的認知結構所得出的外交政策，會因為沒有觸及現實的結構性限制，而注定會失敗，這也意味著外界有關換總統就可以改善台美關係的認知，要嗎是太過一相情願，或根本就是對現實的無知。 台灣民主：美國的認識與台灣的宣傳 進一步檢視對於台灣民主的認知是如何影響台美關係，需要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界與中國通(而不是研究民主理論或國際法的社會科學界)是如何理解台灣民主，當然也需要知道台灣政府是如何自我宣傳，最後再來檢視美國的理解與台灣的說明，是否涵蓋台灣民主所產生的影響。 美國如何認識台灣民主：啟蒙強人主動開放的施捨與政黨選舉競爭 冒著一般化描述的危險，美國外交界與中國通多將台灣民主的發展視為「啟蒙強人主動開放的結果」，並把台灣民主簡化為「政黨選舉競爭」。認為台灣民主化是「啟蒙強人主動開放的結果」，把台灣民主化視為蔣經國與李登輝個人的高瞻遠囑，對於當時推動台灣民主化的社會力量與民族認同因素基本上是視而不見的，也因為這樣的視角缺乏對設定政治議程的社會力量有所認識，自然在社會力量開始進訴政治場域後(政治化)，往往將這些社會力量視為對既定政治秩序的威脅，不認為這些是新政治秩序的關鍵因素而有必要加以理解。 而透過政黨選舉競爭觀察民主，固然民主化的重要指標在於出現公平的政黨競爭制度，但是政黨競爭往往不是民主化的推手，而是民主化的結果。以台灣「選舉驅動民主化」的路徑來說，選舉同時包含著議題集結與社會動員的雙重功能，甚至是社會運動將議題推入政治時程的重要場域，政治人物基於關心勝敗而在選舉產生的勝選邏輯，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並不是議題驅動的主要動力，否則無法解釋為何國民黨在九十年代佔多數時，並不是主要政治改革的先行者，而只是接收當時為反對黨的民進黨所設定的政治議題。 此外，在以上兩點的思考下，美國外交界更對台灣民主化倒果為因，把一個實質上極可能消滅台灣獨立存在與民主動能的「一中政策」，當成是民主化的重要貢獻者。美方中國通往往以「一中政策使美中關係穩定，並因此使中國不再意圖以武力進犯台灣，因此使台灣有必要的國際空間以進行政治改革，從而出現民主化」這樣的詭辯，來論證「只有不挑戰一中政策的民主是負責任的民主，而與一中政策不合的民主是民粹」這樣的說法，並意圖以此框限台灣民主。 這也難怪美方對於2000年民進黨勝選的解釋，不在於企圖理解這是個什麼樣的政黨，以及這個政黨的社會基礎，而只在於選舉政治的技術性操作。對於2000年認為是國民黨分裂，對於2004年認為是公投與兩顆子彈，而不知道是何種政治價值使民進黨獲得勝利，以及為何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民進黨還是能有11%的成長。這樣的思考更使美國誤以為掌握黨主席或總統就可以掌握民進黨，無視於即使有三位前民進黨主席後來選擇離開民進黨，但民進黨力量從未因此潰散。 台灣又是如何自我宣傳？ 美方對台灣民主的誤解與對民進黨角色的疏於理解是一回事，但台灣又是如何自我宣傳的呢？90年代的國民黨將台灣民主視為政黨競爭與選舉制度的建立，美國對於2000年民進黨上台的意義也多以「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視之，但民進黨上台後，似乎對於台灣民主以及民進黨當選的歷史意義，也並未跳脫「政黨輪替」的意義。在此，政黨輪替本身，而不是政治價值的新舊轉換，成為理解的重點。民進黨是什麼並不重要。舉例來說，如果2000年是宋楚瑜當選，「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的描述一樣可以適用，但宋楚瑜與陳水扁所代表的政治價值差異卻十分深遠。 事實上，民進黨執政的歷史意義，除了台灣認同之外，還包括其他社會價值，包括對民主過程的重視，社會資源分配方式的期待，與中國的關係重新定位，對台灣未來的不同看法，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以及對於社會正義的期待等，都是當時支持民進黨的重要價值與社會基礎。這期後也反應在民進黨有關核四議題的作為，南北資源在分配的重視，綠色政策的提倡與社會保險體制的建立，以及轉型正義的追求與審議式民主的勇於實驗等，而這些作為都是以強烈的台灣認同為基礎。可是民進黨的國際宣傳似乎並未給予民進黨在台灣發展與民主化的歷史角色明確定位。當民進黨沒有自我定位，就會被別人定位，而定位本身更成為別人認識民進黨的基礎。換句話說，民進黨也並未對2000年以後台灣民主的重大變化給於足夠的國際宣傳與適切的解釋。 對台灣民主的合理理解 美國的理解與台灣的宣傳都沒有觸及台灣民主的核心，也因此更無法了解台灣民主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為何。事實上，對於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解，不可能跳越民主所形成的制度性限制，更需要理解該國民主社會的文化結構。如對美國外交政策，不可能只談行政部門，國會的角色與兩黨政治是必定要觸及的因素。即便日本外務省如此支配日本外交，但討論日本外交也不可能不討論政府不同部門的分歧，在國會中政黨與派系的態度，日本憲法的限制等。但奇怪的，談到台灣對外作為，一些討論民主社會的ABC似乎都不須要。使得後冷戰時代的台灣外交政策討論，淪為探討國民黨時代李登輝的個人思考，或指責民進黨時代陳水扁個人的獨斷獨行。這種思考台灣對外關係的結果，導致高度的個人化，以及缺乏對台灣民主制度的基本認識與尊重。美國這幾年的作為正反應了這幾點。 台灣「民主崛起」的對外政策意涵（向選民負責而更複雜的決策環境、自主性的提高、認同的劇烈變化、中國對台灣民主的感受、全球化的威脅） 首先，既然台灣已經是個民主國家，自然對外作為不可能逃脫民主制度的限制，包括決策必定會更為複雜與緩慢，更不可能無視於民意的動向，但這也意味著台灣外交自主性以及不確定性的提高。 其次，既然台灣是民主國家，對外決策必定是民主過程的一環，不僅政府外交決策必須向選民負責，也意味著對外政策會成為民主政治操作的一部分。指責政治人物利用對外作為增加自己的選舉籌碼為不道德，形同要求一個飢腸轆轆的人看到美時當前卻要他禁食禱告一樣。既然民主政治要求政治人物的對外決策須向選民負責，就不能要求政治人物不利用這樣的義務增加自己的勝選籌碼。美方對台灣作為的指責，反應本身雙重標準的問題。 再者，台灣認同是台灣民主化主要動力之一，更在民主化後化暗為明，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僅「台灣人認同」成為超過七成的主流民意，台灣前途自決更有超過九成以上民意的支撐，對一般民眾而言，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對現狀的共識描述。台灣認同的巨大力量導致任何政治人物都無法違逆這個影響力，未來無論誰當選總統，台灣認同會持續成為對外關係的結構性限制，意圖壓制台灣認同的內外力量以及政策，都會因為這個政策與現狀的根本矛盾而失敗。這意味著不挑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中政策」，會因為不為台灣主流民意所接受而持續被挑戰。 此外，全球化的今日，導致台灣缺乏國際參與成為影響台灣永續生存關鍵議題之一，而不再是「情感議題」。這是因為90年代的全球化要求以國家為單位進行新規則的協商與設定，同時既有的國際組織也因為全球化的挑戰而出現功能能否持續的問題。不僅使台灣國家身分的尷尬問題導致台灣無法站上談判桌，更因為中國崛起時導致新規則多會復加有關限制台灣的默契或條款，從而加速台灣的邊緣化。台灣缺乏國際參與所導致的生存危機沒此為甚，但美國似乎無法理解台灣的困境，持續把台灣國際生存的問題視為台灣人民想要情感抒發的議題。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有關台灣並未邊緣化的言論，不僅突顯對台灣邊緣化危基的缺乏認識，其內容更顯示美方無視台灣人民的傲慢心態。 美國台海政策的根本問題（認同、民主、不瞭解區域政策的根本變化） 美國官方指控台灣要為台美關係的狀況負責，並以為只要換人做做看，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但其實美國持續其不切實際的台海政策，也是造成台美關係惡化的主因之一。 美國的台海政策，基本上是在「一中政策」架構下，希望不與中國發生衝突，但又保持台灣相對獨立的狀況，其操作以「台灣不獨、中國不武」的雙重嚇阻政策為之。美國宣稱其台海政策以「一法三公報」為主，希望任何一方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不支持台灣獨立。有時候也會提到六大保證，或台灣前途須由台灣人民同意，最近又倒退到台灣前途須兩岸人民同意的說法。 但正因為台灣民主化以及台灣認同成為主流民意，一個基本上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政策，不但不會得到台灣民意的支持，更給予中國藉機向美國要脅的藉口。美方雖說有其「自己的一中政策」，但卻是中國藉由定義台灣獨立，以武力要脅美國出面干預台灣。同時美國「台灣不獨，中國不武」的政策，更因為將軍事與政治兩樣不同的事務放在天平兩端，導致中國只要不出兵攻打台灣，中國即使改變台海軍力平衡，但中國就不被認為是改變現狀，使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台灣的政治過程，企圖透過對台灣的政治過程進行「微觀調控」，以「防止朝向台獨」。這不僅導致將台灣民主發展被獨裁中國定義的問題，更根本對台灣民主形成重大羈絆。 更大的問題，是在於企圖將台灣民主這個結構性現實裁剪為可以符合美國「一中政策」，而不是調整美國台海政策以肆應台灣民主化後所產生新的政治現實。這也意味著為了維持美國的「一中政策」，美國基本上把台灣民主與台灣認同視為威脅這個政策的不確定因子，而不將中國獨裁與武力威脅視為台海不穩定的來源。美中關係不會因為美國出面對台灣的壓制而有進一步發展，但美台關係卻因為美國對台灣民主的本質性敵視態度而呈現大幅後退。這個問題不會因為換人做做看就消失不見。因為拒絕接受台灣認同所形成的的結構性衝突因子還存在。這也會導致美台關係，不論誰擔任總統，都不會出現根本的改善。 此外，美國台海政策的問題，何嘗不是近幾年美國亞太政策失敗的一環呢？美國以伊拉克問題要求台灣住嘴，迫使台灣進行外交自力救濟，但又指責台灣自力救濟導致台美關係緊張，但日本對美國的抱怨，澳洲的轉向問題、美韓同盟與東南亞對美國的抱怨等，可以發現美台爭議是美國亞太政策問題的一部分，美國本身對亞洲缺乏注意力所導致的關係惡化的結果，不僅發生在美台關係，也發生在美國與亞洲多數國家的關係。 2008-2012，對美國與台灣都充滿挑戰的四年 展望未來，除非台美雙方能對於台灣民主所產生的結構性限制有更適切的理解，美方不再將台灣民主與認同視為問題，並了解過時的政策無法面對今天的新政治現實，而台灣更能明確踢初自身的歷史意義與所代表的價值與社會基礎，不再附和美方對台灣的解釋，台美關係的基本面才有永續發展的基礎。任何有關提昇政府官方的接觸層級、台美經濟合作、國防合作等，如果無法建基在對型塑台美關係的新結構因素-台灣民主，有根本的理解，這些後續工作會在台美雙方在根本觀念的重大差距所導致的戰略分歧，而無以為繼，更不要提對中國政策的協調問題。尤其是未來，當中國在奧運後出現2-3年的國力頂峰，當美國忙於解決伊拉克問題而持續疏遠亞洲，當亞洲其他國家感受美國的問題而紛紛自我「避險」時，台美雙方會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形下，難以共同面對崛起中國的挑戰。尤其是台美雙方對於中國經濟與安全，還存有關鍵的認知分歧。未來四年對台美雙方來說，不管台美雙方的總統是誰，台美關係絕對是挑戰遠大於機會的。

郭重國 ／世界台灣人大會總協調人 良好的台美關係，對於台灣國家主權的鞏固有重大的助益。最近美國政府對於台灣欲舉辦的「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做出超尋常的一連串反對意見，頓使台美關係陷入相當的低潮。在此台灣正面臨立委及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我們若瞭解美國近年來對台灣關係的立場及演變，以及美國對外關係的考量，並且設法來加強改善台美關係，或許可幫助台灣如何應對現今的情勢，進而保障台灣的和平安定與主權獨立。 一、美國近年來對台關係的立場與演變 美國近年來對台灣的立場，官方的一貫說法就是根據三件聯合公報、台灣關係法以及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 在第一個聯合公報（1972年2月28日，稱上海公報），雖然中國政府堅定反對要製造「一中一台」、「一中兩府」、「兩個中國」，以及一個「獨立的台灣」或鼓吹「台灣的地位未定」為目標的任何行為，美國表示「『認知』台灣海峽任何一方的所有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第二個聯合公報（1979年1月1日，又稱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又「美國政府『認知』中國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與中國建交後不久，美國訂定「台灣關係法」為美國的法律（1979年4月10日），其中重要項目包括：「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定是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台灣的未來將以和平方式決定」；「任何不以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包括聯合抵制或禁運，即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與美國有重大利害關係的一種威脅；並提供台灣防衛性的軍備。」「維持美國的能力去抵制任何以武力或其他壓制行為危害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與經濟的体制。」 第三個聯合公報（1982年8月17日，又稱軍售台灣公報）中，美國政府表示無意侵害中國的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或干涉中國的內政事務，或追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就在雷根總統與中國談判軍售台灣的聯合公報時，他答應對台灣的六個保證，其中表示「美國不限定何時終止對台灣的軍售」；「並不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在第三公報簽署後，雷根總統立即在一公開的聲明中表示「我們將不干涉對於台灣主權的決定，或偏袒或施壓台灣人民對於此決定的自由選擇，同時我們一貫的主張與考量即是和平的解決。」 雷根總統所表明的是，美國對台灣的未來不採取立場，它只關心決定的過程必須是和平的。 現在的布希總統剛上第一任時，較傾向強調對台灣的關係，他不但同意了出售一批重要的軍備給台灣，並在2001年4月25日的美國電視台訪問中，說出了「如果台灣遭受攻擊，美國將全力幫助台灣防衛它自己。」布希總統在陳水扁總統（2001年及2003年）及呂秀蓮副總統（2002年）過境美國時也給予友善的方便，並在2002年3月，當時的湯曜明國防部長參加了在佛羅里達州舉辦的國防會議，與美國當時的國防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及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會談。 布希政府與陳水扁政府的關係後來逐漸下滑的原因，包括美國與台灣兩方面。美國方面，「九一一」後的全球防恐策略、伊拉克戰爭、北韓核武恐嚇、伊朗對中東和平安全的挑釁等，美國一方面需要中國的協助與支持，又加上許多貿易問題需要與中國談判，布希政府就逐漸傾向較注重中國的意見與考量，對台灣的立場與利益就相對減低。 台灣方面，從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5月的總統就職典禮演說中所提的「四不一沒有」後，2002年8月在「世台會」宣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2004年3月在台灣首次舉行的全民公投，2006年2月「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2007年3月說出「四要」，以及後來機場及國營事業的正名，將「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又將於2008年3月舉辦「台灣入聯」公投……等，雖承受許多國內外的壓力，但陳水扁總統仍為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以及加入國際組織，努力不懈。然而，在這段期間國內統派勢力與媒體的反對阻撓，中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抗議、抱怨，加上台美高層的溝通不盡順暢，導致美國政府常以履守「四不一沒有」的保證來為難陳水扁總統。尤其最近一連串的由國務院、國安會、美國在台協會的高層官員發表反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更讓台美關係呈現空前的低潮。 二、美國對外關係考量的觀察。 據個人長期觀察美國外交的立場與處理，通常是根據以下的優先次序：（1）美國的利益、（2）國際的現實、（3）民主與人權的價值。 （1）美國的利益： 西太平洋地區（包括台灣海峽）的穩定與和平是最符合美國目前的利益。因此每次陳水扁總統在往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方向跨進一步，而中國以抱怨及可能動武的威脅向美國施壓時，美國一貫的反應即是重覆它的立場，即反對任何單方面的改變現狀，任何爭端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一方面要求陳水扁總統遵守「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一方面警告中國不得以武力侵佔台灣。 台灣不被中國併吞應該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故才會有與中國建交後制定的「台灣關係法。 （2）國際的現實 中國因為近年來經濟力增長及軍備擴充，且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與美國有正式邦交，又美國現處於伊拉克戰爭，也有反恐戰爭、北韓及伊朗問題等議題需要中國的協助。雖然美中關係存在許多問題（貿易逆差、盜版、商品安全、軍事威脅……等）。故美國一方面偏重於受中國的影響超越了與台灣的關係，一方面也譴責中國的過份擴充軍備、幣制匯率的不合理及人權壓制問題，以便謀求美國在全球外交策略上的平衡。 （3）民主與人權的價值 美國終究是以民主與人權立國的國家，在上述的考量中，仍是相信民主與人權的普遍化，是符合美國在國際上的利益。雖然在國際現實上仍然遭受許多的挑戰（例如伊拉克及最近的巴基斯坦），但美國仍經常宣示其價值，就如在2005年5月，布希總統在日本京都讚揚台灣的民主成就。 三、加強改善對美關係 改進對美關係的方法，依個人淺見，可包括下列幾項： （一）清楚表達一貫立場 與美國人交往，最佳的方法就是誠實以對，因為他們尊重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且能負責的人，但不會不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二）尊重美國的立場 在設法讓美國人瞭解台灣立場的同時，也需要考慮美國的立場。我們需要堅守自己的理念，但在行動或言語上，若能於時效與方法上做些調整，以兼顧對方的立場，則會更有助於台美關係的加強。 （三）促進溝通順暢 台美政府間的溝通需要設法提高層次。最高層的直接溝通不僅可增加理念的相互瞭解，並可增進私人情誼，而有利於兩國間相關事宜的處理。另外，也需要加強溝通的頻率與改善表達方式，以避免造成「意外驚奇」、「無法預期」或「兩極反應」等不必要的誤會與困擾。 （四）有效應用資源 台灣最需著重外交的國家，當推美國與日本。因此，一方面台灣對世界整體外交的資源分配，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尤其是花費大量金錢去維護與小國的邦交問題。另一方面對美國外交資源的有效應用，也需要做全面的評估。台灣是在美國設有領事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居世界第二多的國家，其他關於基金會、公關公司的經費也是名列前茅。但是台灣在從事對華府有實際影響力的效果上，以及提升台灣在美國的能見度方面，並不理想。 （五）加強外交人才的精選與訓練 外交要能成功，需要有稱職甚至是優秀的外交人才。優秀的外交人才應具備有：（1）對台灣認同及使命感。（2）良好的外交訓練，包括熟悉美國的社交禮儀、人情世故等。（3）豐富的學識涵養。（4）喜愛與人交往的性向（People Oriented）等，台美關係的順暢，時常就會依靠個人間建立的友誼。 （六）擴大宣傳層面 台灣需要更加強對美國多方面的宣傳，包括政界、學術界、媒體、文化界、商業界、藝術界……等。舉辦更多的實質交流活動，有效建立人脈關係。這方面台美人常可做出有效的幫助。為了平衡美國政府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的反對，最近台美人的主要社團正在計畫共同行動，其中包括對美國行政部門的訴求，對國會及學術界爭取支持，並請他們代為仗理發言，以及在美國主要報紙刊登廣告等等。 （七）加強台美間的貿易投資 台美兩國間的相互投資愈多，經濟利益互惠愈增加，其他包括人民與文化的交流也就會更頻繁，因而促進更多人瞭解雙方歷史背影與社會人情，也會增加更多的私人情誼，這些都將是有助台灣的安定與主權的鞏固。 台灣與美國的政府領導人都將在2008年間更換，這對於台灣主權的鞏固以及台美關係的轉機，將有決定性的影響。良好的台美關係，是鞏固台灣主權主要的利器之一。美國對台政策將來不管誰當總統，當不會有驟然的改變，但若能及早與其團隊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在其對台灣關係的實際執行與述說將有重大助益。  

程元通 本文乃編輯部訪談一些安全專家及資深官員之彙整意見 一、美國自始無意協助台灣 美國一份解密文件指出，1979年美中建交時，美國有一派說法認為中國強大後，台灣自然會被併入中國，所謂的「台灣問題」將迎刃而解，似有棄台之意。當時，卡特利用國會休會期間與台灣斷交，但仍引起保守派議員的不滿，從而制定「台灣關係法」。當時美國沒料到台灣今日的民主成就斐然，和美國想像的「自然解決」途徑不同，因而備感棘手。從這個角度進行觀察，顯示美國自始就沒有協助台灣獨立自主的誠意。 二、美國缺乏反駁中國的道德勇氣 （一）依據「台灣關係法」，美軍必要時應保護台灣，然而目前美國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淖，並急於處理北韓核問題，加上中國國力日趨強大，美國提不出一套應付中國的長期政策，因此伴隨各種時空環境的變化，導致美國必須檢討其對台政策。然而，美國政府無法廢止「台灣關係法」，只好提出新解釋，從過去的「台灣遭受侵略，應採取適當行動」（註：台灣關係法第3條第3款「任何對台灣安全之威脅，美國總統應立即通知國會，依照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調整為「如果台灣挑釁，美國無需出兵」。 （二）觀諸亞太副助卿柯慶生、副國務卿尼格羅龐提、國務卿萊斯等人都將入聯公投定調為「挑釁」，即可印證美國思維邏輯的轉折，其背後當然有中國施壓或威脅對台動武等因素，然而卻無法掩蓋一個事實，就是美國沒有勇氣反駁中國打壓民主，卻反過來壓迫台灣，而且為了找下台階，只好提出新解釋，為未來違背「台灣關係法」不需保衛台灣鋪路。 三、反對台灣加入國際組織，違背美國本身法律 （一）從很多議題可以看出，美國未必真正幫助台灣，美國公開說台灣不是國家，並表示不支持台灣加入需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只有涉及人權議題（如世界衛生組織）才願意協助台灣。然而「台灣關係法」清楚載明應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該法起草人之一的費浩偉（Harvey Feldman）也指出美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可能違反自己的法律，因為美國法律不贊成將台灣排除或驅逐出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其他國際組織，「台灣關係法」亦未規定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應具備國家地位。 （二）中國強大後，美國改變模糊立場，明確指出「只支持台灣加入不需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讓台灣原本顰蹙的國際生存空間雪上加霜；尤有甚者，美國稱台灣不是國家，更將嚴重影響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使他們對台灣喪失信心，負面影響既深且重。 四、美國展露濃厚的現實主義傾向 （一）美國說「一中政策」對台灣有利，但從未指出優點何在，美國向來堅持三個公報（1972年「上海公報」、1979年「建交公報」、1982年「八一七公報」），如今為了追求國家利益，現實主義的色彩益趨濃厚，國務卿萊斯也不諱言美國是現實主義的國家，只要對美國有利就會做。從這個角度看，美國說推廣民主其實是假話。 （二）1979年的時空背景和現在截然不同，目前美國對中國束手無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幾年前，美國仍認為中國發展不致如此迅速，但幾年下來，美國已無法掌握應付中國的發展，所以逐漸顯露出對中國妥協的低姿態。 五、不能完全信任美國 觀察幾年的結果，吾人發現美國放棄台灣的可能性很大，台灣不應完全信任美國。例如我方洽請美國向中國交涉擬在台海中線劃設新航線一事，其態度就很敷衍，另外美國刁難陳總統過境，也是羞辱民主台灣給專制中國看。近來美國一直催促台灣與中國三通，其立場與泛藍亦無二致；針對入聯公投，美國更意圖壓潰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種種作為，正如同溫水煮蛙一樣，似乎可以接受台灣慢慢被中國併吞的惡果。 六、結論─台灣因應之道 應藉由美日安保體制保護台灣，當務之急是讓日本體認台日已成為命運共同體，借重日本牽制美國，讓美國了解失去台灣，也會失去日本，對其亞太佈局將很不利，進而讓美國為了保障日本的安全，必須連帶考慮台灣的安全。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對台灣極為重要，我方應加強說服日本的深度與廣度，以實例佐證台日已成為命運共同體。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對「有關」中華民國或台灣者，在用語上有種種限制。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運動已經有相當歲月，但自今年陳水扁總統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以來，受到美國接二連三的阻撓，企圖使台灣放棄「入聯公投」。 美國前後聲明否認中華民國是國家，也否認台灣是國家，但重申台灣不是中國領土。台灣地位未定；所謂未定，依卜睿哲的解釋是指領土主權。（參考2007年9月1日自由時報） 從這一次「入聯公投」，使台、美之間過去混沌關係得以澄清，也就是美國對台、對中的模糊政策不再有效。美國對聯合國說清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使台灣朝野必須與中國區隔清楚，面對自我定位──台灣就是台灣。 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為顧及美國的利益與台灣安全，制定『台灣關係法』，但如眾人所知，該法是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靠別人的國內法保護，無異突顯台灣（人）的「地位」問題。其次，美國官方早已制定對中華民國與台灣的稱呼之種種限制，包括對國家、對政府之稱呼，以及雙方機構交涉時之稱呼等等（見下表），也無異說明對中華民國與台灣（人）的「地位」界定。究竟這「地位」是什麼？但絕對不是美國的友邦，也不是附庸國，而是美國的「附庸」！？這個地位是從蔣經國就任總統（1978年5月）後沒幾個月開始的。 茲就美國對中華民國與台灣之稱呼與交涉限制，列表說明如下。 Do Use（能使用） Don’t Use（不能使用） （對國家政府之稱呼）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rea” or “economy” “country” “Taiwan Authorities” “Taiwan Government” “Taiwan representatives” “Government Officials” “Taiwan” as an adjective “Taiwanese” （expect when referring to descendants of pre- ’49 inhabitants） （雙邊機構之交涉與稱呼） “unofficial relations” “diplomatic relations” “unofficial meeting” “official meeting” “AIT Taipei” “embassy” or […]

北岡伸一教授 ／東京大學 作者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58歲，專研日本政治外交史，係由民間任用為外交官，從2004年春季赴任聯合國次席大使，最近完成任務歸國。有關安理會的改革及北韓問題等，在難題重重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代表日本的政治學者在思考什麼？如何行動？………滲入種種軼聞，來描寫「現在的聯合國」。（本文刊載2006年10月9月的『讀賣新聞』。） 聯合國是在做什麼的機構？首先讓我從最基本且一般人不大理解的事情來開始說明。簡單的說，聯合國就是決定國際社會意志的地方，包含不允許北韓發射飛彈、國際社會對愛滋病應該做什麼對策等各式各樣的意志決定。 聯合國的會員國為主權國家（現在192國），而聯合國的決議是從協調會員國的意志之中產生的。提到聯合國時，許多人會想起秘書長之下的秘書處，然而聯合國的主角是會員國，秘書處只不過是提供其所需要的材料，或是促其付諸行動而已。 會員國為了使自己國家的意志能夠列入國際社會的意志而做成決議，需要對各國進行遊說，因此各國在聯合國都有設置聯合國代表處。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美國，其次為俄羅斯與中國。日本駐有外交官50多人，現地職員40多人，合計約100人，與德國並列為第四至第五位。 也就是說，常任理事國的英、法雖然人數比日、德少，卻有高效率的工作。他們除了有使用自己國家語言以決勝負的優勢之外，確實也是外交界的百年老店，兩國的外交官都很優秀且很敬業，尤其是當議論出現難題時，提出妥協案的能力非常高明。 瞬間的判斷 日本代表處有3位大使，即大島賢三大使、本人、小澤俊朗大使。聯合國時常同時召開複數的重要會議，所以需要3位大使。美國有5位、韓國有3位，日本的3位或許比標準多一點，卻沒有特別突出。 日本代表處分為政務、經濟、社會、行財政、總務。本人則擔任政務與社會（人權關係）。聯合國的工作範圍廣泛，所以無法隨時得知其他部門進行的工作，因此，在每天早晨的會議交換重要情報，以及在每週一次的幹部會議上得知共同情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基本上，代表處的意見以合議決定之。當然要先與外務省（外交部）協調意見，經此程序才能決定今天的會議方針。但是在交涉的現場也有不少必須瞬間決斷的事情。在此情形下，以外務省所指示的客觀範圍內，並鎖定會議流程來下決斷。這種情況雖然困難，卻是很值得挑戰的工作。在褒獎英、法兩國的能力之餘，如果慣於應用，日本也做得到。   不能輕蔑的小國 各國代表處之中，在屬於小國之間，有的國家在紐約沒有設置代表處，每逢需要投票時，則依賴鄰國代理投票。有的代表處只有一位外交官，有的代表處沒有助理，真的是一個人的事務所，賓客用的椅子也只有一張而已，甚至有的國家的代表處，因滯納電費而被斷電。 儘管如此，小國卻不可輕蔑。3個人程度的小規模代表處，也有很活躍的國家。 這種狀況不必奇怪，因為聯合國是一國一票的制度。對小國來說，聯合國是具有世界一百九十二分之一發言權的場所，所以不少國家都嚴選精英才俊赴任。駐在聯合國的樂事之一，就是認識這樣優秀的人物。不輕蔑小國，不諂媚大國，這就是聯合國外交的基本。 譯者：侯榮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財務長。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 有關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時的防禦性公投 2003年11月27日 立院通過公投法。 11月28日 針對台灣立法院通過公投法一事，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高度尊重台灣的民主過程，但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對於中國威脅台灣不得藉公投和制憲走向獨立的問題，美方認為使用武力是無法接受的事。美國主張，兩岸問題的解決應以和平方式達成，不用武力威脅，而且要能為兩岸人民所接受。官員也重申，美國以三份美中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作為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也不支持台灣獨立。《中央社記者陳正杰華盛頓11月28日專電》http://tw.news.yahoo.com/2003/11/29/international/cna/4394899.html 11月30日 陳水扁總統表示，中國在東南沿海部署近500枚飛彈瞄準台灣，這威脅是現在進行式，為了台灣人民，國家需要防禦性的外交、國防，必須啟動防禦性公投。 12月1日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門資深主任莫健（James F. Moriarty）以「布希總統的特使」身分帶來布希總統的親筆信函。布希在信函中明確表達美方「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政策立場，對台灣推動敏感與挑釁意味的公投，更明確表達美國不願見到，也不支持台灣舉辦「走向台灣獨立」的公投。同時，布希更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最後還表達美方期待台海和平解決爭端的態度。《中國時報》2005/01/16摘自王銘義所著《對話與對抗：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 12月1日 針對陳水扁總統有意推動防禦性公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在例行簡報會上公開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會改變台灣現狀或走向獨立的公投。這是美國政府首次公開表示反對獨立公投。《自由時報》2003/12/03 12月4日 美國白宮發言人麥理蘭（Scott McClellan）表示，「美國反對任何企圖片面改變台灣現狀的行動」，是同時適用於北京可能對台灣用武，以及台灣自己想在統獨問題上改變現狀。《中央社記者劉坤原華盛頓4日專電》2003/12/05http://tw.news.yahoo.com/2003/12/05/international/cna/4406831.html 12月9日 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國總理溫家寶進行會談後，針對記者提問「台灣公投是否應該取消？」時，布希表示「我們反對中國或台灣片面改變現狀」；「至於台灣領導人任何的言詞或行動，顯示他有意要片面改變現狀，我們反對。」（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decision by either China or Taiwa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omments and actions made by the leader of Taiwan indicate that he may be willing to make decisions unilaterally […]

編輯部整理 台灣智庫民調　入聯合國公投　七成七支持 《自由時報》2007/01/07 1月6日，台灣智庫公布民調顯示，近六成三的民眾認為如果台灣和中國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幫助；七成七贊成透過公投來表達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約四成八受訪者贊成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支持用中華民國名義的只有三成八。 近75％民眾：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中時電子報》2007/02/05 根據中時電子報的民調，在台灣主權認同問題上，高達74.9%的受訪者認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僅有19.6％的受訪者認為不是，顯示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顯然已成國人普遍想法。 智庫民調：77%民眾贊成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自由時報》2007/03/14 台灣智庫公佈最新民調顯示，有八成民眾認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而非「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人民共同決定」；對於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有七成七民眾表示贊成。美國原本期望「台灣前途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這項民調應對美國修訂政策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民進黨民調》八成三民眾：台海現狀應由台灣人民定義 《自由時報》2007/03/16 民進黨公布的民調顯示，83%民眾認為，台海現狀應由台灣人民定義，認為應由北京政府定義者只有1.7%，認為由雙方共同定義者有6.4%；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人有69%，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者僅有15%；將近85%民眾主張兩岸簽訂與台灣主權相關協定時，須由台灣人民公投決定；贊成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民眾有71%，不贊成者有20%。 民眾對美不信任度37.5％　飆新高 《中國時報》2007/09/17 根據中國時報最新民調發現，民眾對美國的不信任度不但飆至歷史新高（37.5%），甚至還大幅超越了信任度（29%）。台美關係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根據中國時報五年來四次與台美關係有關的民調趨勢發現，國人對美國的好感度逐年降低。2003年3月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台灣民眾猶有68%對美國有好感，顯示台美敵愾同仇。但是2004年9月調查時，對美國的好感度已經劇降為48%。 2006年10月底，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語氣強硬的公開要求台灣限時通過軍購案時，對美國有好感的民眾，比例更降到45%，創歷史新低。該次調查發現，44%的受訪者認為，就算中國武力犯台，美國也不會出手協助。相對的，40%的民眾覺得美國基於本身戰略利益考量，面臨關鍵時刻，仍會給予台灣援手。 這次最近的調查發現，認為美國是可以信任的友邦的民眾只有29%，認為美國並不是可以信任的國家則有37.5%。而這與台灣入聯公投引發台美齟齬、美方強硬反對、甚至指中華民國及台灣並非獨立國家，有直接關係。但當問到美、日、中那個國家對台灣最重要時，認為美國最重要的有31.5%，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有25.1%，認為日本最重要的只有4.5%。 美國民調：公投若過　七成美國人挺我入聯 《自由時報》2007/09/21 & 《自由時報》2007/09/23 根據政府委託美國相當權威的民調公司國際佐格比（ZOGBY International）民調公司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有55%的美國民眾認為聯合國應讓台灣成為會員；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加入聯合國的公投，這時有一成五的美國人由觀望轉為正面表態，則支持台灣入聯的民調上升到七成，可見公投的人民自決意義，在美國人心中的影響力。此外，有61%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應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5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反對中國對台灣入聯的立場，幫助台灣贏得聯合國會籍；另有八成一的受訪者認為，在參與聯合國議題上，美國應尊重每一個國家基於民主與自決原則爭取成為會員的權利。 調查還指出，在自認屬於高度自由派的人士中，有77%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支持台灣入聯，自認屬於高度保守派的受訪者中，也有52%支持。 

張國興 ／日本久留米大學法學部教授   2001年，我曾以「人民自決權」的觀念來探討台灣建國的問題（《台灣建國與國際承認》，收錄於台灣歷史學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2001年，稻鄉出版社）。到目前為止，台灣只是一個「事實上」的主權國家，並非「法理上」的獨立國家，只有經由台灣人民行使「人民自決權」，完成法理上的建國程序，才能確立台灣的國際地位，並進而爭取國際承認。 近幾年來，我通常以台灣與日本、中美等國的關係為題，參與久留米大學的「公開講座」，聽眾大都是一般市民。現在先從東亞地區的戰後政經概況談起。 一、東亞地區的戰後政經概況 自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54年12月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80年元旦終止效力）為止，美國先後與東亞及紐澳等盟國締結兩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由美國主導形成亞太地區集體安保網路。其國際背景，當然是朝鮮戰爭（1950年6月至53年7月）。雙邊條約的簽訂，依序為：1951年8月簽訂「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同年9月簽訂「美澳紐太平洋安保條約」及「美日安保（舊安保）條約」（1952年4月生效），1953年10月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以及配合「舊金山和約」的生效而在1954年12月簽訂的所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79年1月美中建交，一年後該約失效）。 1951年9月，「舊金山和約」簽訂，於52年4月生效，美國結束對日佔領統治，日本恢復主權，即於52年4月與自認代表中國的蔣政權簽訂「日華和平條約」（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日方片面宣佈終止本約）。戰後冷戰體制持續半世紀，日本保守勢力在1955年11月結合成立「自民黨」，此一「55年體制」通過選舉「一黨獨大」，直至1993年7月，執政38年，專心營造日本經濟，使日本成為經濟大國。日本於1956年12月加入聯合國，64年4月，更成為素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OECD會員國，一貫採行親美政策。 為對抗美日，於1949年10月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2月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及相互援助條約」（有效期間為30年，1980年4月失效）；60年4月，為核武開發問題而中蘇鬧翻，中國首先於64年10月製造原子彈，67年更開發核彈。1989年蘇聯開始「民主化」，中蘇關係逐漸正常化。 1960年1月，日美簽訂「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即「日美安保條約」，有效期間為10年，持續至今），本約第2條規定日美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第6條規定日本提供軍事基地。針對本約，61年7月，北朝鮮與蘇聯及中國分別簽訂友好合作相互援助條約，用以制衡美日韓台。 冷戰期間，美國一貫反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而硬以逃亡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代表中國。1971年10月，蔣政權終於被驅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不復存在；台灣島內雖有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微弱聲音，但國際社會尚未注意到「台灣代表權問題」。 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後，美國為了結束越南戰爭，開始改變中國政策。1972年2月，美國尼克森總統公然訪問中國，刺激日本田中首相搶先於次年9月與中國「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雙方的關係降低為民間交流。此後，美國於1979年4月通過變相的國內法即「台灣關係法」，表明「期望台灣的未來將以和平方式解決」（第2條）；在此之前（79年元旦），美中「邦交正常化」，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失去美日兩國的外交支持，仍不得不以分期付款方式起用台灣「菁英」，開始牛步型民主化。二蔣去世後，1996年3月，台灣歷史上首次直接民選李登輝總統；2000年，分裂的國民黨選輸民進黨，台灣人民用和平的選票迫使國民黨交出政權，國際社會也肯定台灣的民主力量。 1987年7月，台灣的外來政權被逼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早在1978年12月，中國已決定放棄「鎖國」政策，79年元旦，美中關係正常化以後，台灣島內的統派思鄉心切，國民黨政權仍於87年10月開放台灣住民訪問中國，但禁止投資中國。此時，港資已在廣東大膽投資；89年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台資卻趁機流入中國。後來，不管智者再三呼喚台資不要盲目西進，仍無效果。台灣資金有多少投入中國，誰都不知其詳，據估計，應在2000至3000億美元之間，（自由電子報，2007年11月26日）。其結果，使2002-03年的台灣失業率高達5%以上。 中國於2001年12月加入WTO（世貿組織），台灣也於02年1月加入。此後，世界上主要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更進一步流入中國，台灣面臨痛苦的抉擇。中國自1971年10月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後，在國際社會上，其政治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台灣則推進民主化和「務實外交」，在技術競爭力方面不斷努力，成為全世界半導體零組件的重要供應基地，但仍然避免不了為「產業空洞化」危機而煩惱。 二、台日美三角貿易變為台中日美四角貿易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也是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家。美國的貿易赤字，由1998年的2298億美元，年年擴大，2000年增為4361億美元，03年為5324億美元，以後每年約增加1000億美元，06年已高達8180億美元。 台美貿易，自1968年起至2002年止，一直是台灣出超，其中以1987年出超160億美元為頂峰，90年代漸減為每年出超60至110億美元不等。90年代以後，台資大量移入中國，前此在美國辛苦打下的寶貴市場，無形中拱手送給中國，而台灣的失業率也隨著由1995年的1.8%上升為96年的2.6%，再由2001年的4.6%升高到02年的5.2%。雖經民進黨政權努力創出就業機會，2006年的失業率仍達3.9%，主張「大膽西進」的政黨和政客，可以說是造成台灣高失業率的罪人。 台美貿易統計，台灣的英文統計年鑑與IMF（國際貨幣基金）的貿易統計，自2003年起出入很大。以2003年為例，台灣的統計為輸往美國259億美元，自美輸入168億美元，貿易收支為台灣出超91億美元，但是據IMF的貿易統計，則為台灣輸往美國266億美元，自美輸入495億美元（可能是台灣在海外收單後，於美國採購，運往中國工廠組裝的結果），貿易收支為台灣入超230億美元，對台灣非常不利！IMF的統計，06年又與台方統計接近。   台灣的貿易（2000年~）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總計及對美貿易Ａ為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對美貿易B為IMF之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台灣的對日、對中貿易（2000年~）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對日貿易及對中貿易A為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對中貿易B為『中國統計年鑑』   台灣的對外貿易，在1990年社會主義體制崩潰以前，主要是台日美之間的三角貿易──台灣善用日本的機器設備及科技，將商品輸往美國等海外各地，1976年以來一直保持出超狀態。但是1992年以後，莫視法令規定的台資衝入工資水準為台灣的10%之中國，台商經由中國工廠，將商品輸往海外市場，形成台中日美四角貿易方式，台灣人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導致失業率迅速升高。 台資大量流入中國的結果，台日貿易也引起變化。1991年，台灣輸往日本92億美元，自日輸入188億美元，台灣入超97億美元；92年，自日進口200億美元以上，台灣入超129億美元，此後台灣自日輸入更多的日本機器設備及零組件，以應中國工廠之需求，無形中在替中國開拓日本市場。通過台日貿易，台灣的入超額，由2003年的203億美元，劇增為04年的299億美元，06年仍高達300億美元（輸日163億美元，自日進口463億美元）。 台中貿易的台方統計與中方統計，出入極大，均未反映實際情況。綜觀台方的統計，自1992年以來，台灣輸往中國的金額，與中方的統計比較，每年少200-300億美元；例如2006年，台方統計為518億美元，中方統計則為871億美元，相差353億美元。05年的台美貿易，據台方統計，台灣自美進口212億美元，但美方統計，卻是台方自美進口461億美元，比台方統計多249億美元──此一部分，可視為台灣企業在美國採購後，直接運往中國市場者，這種貿易構造，對台灣勞工大眾衝擊甚大。 1990年代以後，經貿金融的「全球化」現象，規模加速擴大。就美日與美中貿易而言，美國對外貿易的入超對象，在2000年，日中兩國地位反轉。據美國商業部的統計，2000年的對日貿易赤字為816億美元，而對中赤字為838億美元，此後，每年的對日貿易赤字增減不多，而對中貿易赤字則加速增多，由2002年的1031億美元，增為06年的2326億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政府、『海外經濟Data』、美國商業部HP 中方統計，06年輸往美國2039億元（美方統計為2878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1446億美元，約為美方統計的62%；一般認為輸入美國的中國產品中，外資企業約佔4~5成，因此，中方的順差統計，可視為中國企業對美貿易的成果。   美中貿易（2000年~） （單位：億美元） 美對中貿易 中對美貿易 輸出 輸入 收支 輸出 輸入 收支 […]

廖福特 ／牛津大學法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民黨所提出之「返聯公投」內容如下：「您是否同意我國採務實、有彈性的策略，亦即贊成以中華民國名義、或以台灣名義、或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如果仔細分析其包括九種可能性，以下從國際法角度解構其意涵。 第一種可能性是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而且重返指的是回到1971年以前之狀態，即中華民國不只是聯合國會員國，更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此選項是爭中國代表權，認為中國是一個國家，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爭合法代表權，其可能必須在聯合國大會中有超過三分之二多數之會員國同意，而且是零合遊戲，逼迫各國必須二者擇一，其危險是主動陷入一個中國之泥濘，更有無法之困難度。 第二種可能性是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而且重返指的是重新成為聯合國，但是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席次。此方案本質上是認為重新成為會員國之中華民國，與1971年以前之中華民國，本質上是不同之國家，而且不爭中國代表權，訴求中華民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之國家。其實過去南斯拉夫亦有類似情形，當時聯合國認為分裂後之南斯拉夫聯邦，不能繼承舊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在聯合國之席次，因此南斯拉夫聯邦必須申請為新會員國。但是以中華民國名義則必須面對不同情況，因為中華民國名義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取代，因此以中華民國成為新會員國，顯然必須面臨名稱衝突之問題，有其實質上之疑惑及困難。 第三種可能性是以台灣名義重返聯合國，而且重返指的是回到1971年以前之狀態。此方案顯然背離事實，因為1971年以前沒有以台灣名義成為會員國之事實，當然也就沒有重返之可能性。 第四種可能性是以台灣名義重返聯合國，而且重返指的是重新成為聯合國。此方案本質上是申請成為聯合國新會員國，與1971年以前之情形無關，而且以台灣名義申請，因此其本質上與民進黨所提之以台灣名義申請為新會員國是一樣的，只是國民黨主觀上認為此時是「重返」罷了，但是本質上是全新之會員國。而此方案不會陷入一個中國泥濘，也無零合遊戲之問題，相對而言是最符合國際法規範，也是困難度最低的。 第五種可能性是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重返聯合國，而且重返指的是回到1971年以前之狀態。顯然地此方案亦不符和事實，沒有這種重返的可能性。 第六種可能性是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重返聯合國，而且重返指的是重新成為聯合國。此方案與第四種可能性之區別在於名稱問題，但是顯然地其他名稱無法比以台灣名義申請更能代表台灣，同時以其他名稱不會增加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之可能性，因為只有國家才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本質問題是主權國家資格，當然如果各國願在名義折衝妥協之前提下，接受台灣為主權國家並成為聯合國會員國，這不失為妥協之策，但是這依然無法精確代表台灣，因此這是可能之抉擇，但是卻不是台灣之最佳選項。 第七種可能性是以中華民國名義加入其他國際組織。如果此處國際組織指的是聯合國架構下之國際組織，其難題與第一種及第二種可能性是一樣的，不是陷入一個中國泥濘，就是陷入兩個國家使用相同名義之困境。 第八種是以台灣名義加入其他國際組織。同樣地如果此處國際組織指的是聯合國架構下之國際組織，那麼其策略是不直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而是先嘗試成為其他國際組織之會員國。此方案確實可以避免一個中國問題，也能真實代表台灣，不過基本上大多數國際組織也是以國家為參與資格，因而此方案本質上與以台灣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是一樣的，而國民黨也必須面對可能的自我矛盾，也就是說一方面國民黨反對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但是在本質相同情況下，國民黨卻又贊成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架構下之國際組織，既然如此又何必反對台灣入聯呢？ 第九種可能性是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加入其他國際組織。同樣地如果此處國際組織指的是聯合國架構下之國際組織，那就要區別是否需要以國家資格為參加之要件，如果不以國家資格為參加要件，那與現在所採之彈性外交是一樣的，例如我們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其中並無特別之處。如果必須以國家資格為要件，其本質是與第六種可能性一樣的，可以作為可能之選擇，但卻不是最佳選項。 當一個公民投票題目包含多數可能性時，無論是投贊成或是反對，其實都無法確實瞭解人民究竟是全部或部分贊成或反對，就算是通過了，亦無法真實瞭解究竟在彼此矛盾的各種方案，其結果究竟是採取哪一個方向或途徑。另外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之現象，「返聯公投」的九種可能性中，台灣的最佳選項居然與民進黨所提的「台灣入聯公投」本質上是一樣的。 茲將以上討論列表如下，以利明瞭。 

李永熾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對蘇聯曾採取一面倒政策，奉蘇聯為老大哥，經由蘇聯在冷戰結構中獲得外交、技術等各方面的支援，以謀求自我成長，迨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繼位，展開批史鬥爭時，毛澤東等為表達馬列史毛的繼承關係，開始發動批判蘇修運動，建立第三世界的觀點，展現了脫蘇的自主外交，也拉攏了美國。在這同時，中國也往太空發展，推動核武，欲在美蘇之外建立新的武力王國。 另一方面，日本在二戰戰敗後，以修憲方式制訂日本國憲法，強調非武裝的和平觀點，以憲法第九條做為日本和平憲法的基礎。冷戰開始後，美國方面要求日本整軍經武，以防備中國、蘇聯、北朝鮮的入侵。日方以憲法第九條為說辭，不願違憲整軍。美國為防蘇聯與中國出太平洋，只好把日本納入保衛第一島鏈的保護傘下。朝鮮戰爭發生後，蘇聯與中國的意圖愈發明顯。這時，日本躲在美國保護傘下，積極發展經濟，經高度經濟成長，而在1980年代成為國際上的經濟大國。 但是，日本國內也發生堅持和平憲法的護憲派與主張自主外交的自立派或修憲派。護憲派不管日本國憲法的修訂過程如何，只要不武裝即可，因此有人設問如果蘇聯侵入日本，日本要怎麼辦，一個憲法學者竟然回答：「不要抵抗，投降即好，反正要打也打不過。」但護憲派為了脫離美國保護傘，又主張自主外交。其間的矛盾，委實匪夷所思。而修憲派雖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卻又加強美日安保体制，對美國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則常被稱為叩頭外交。叩頭外交是否能解決中國對日本的威脅，完全獲得美國的保護，似乎愈來愈成問題。 不管是護憲派或修憲派，他們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所謂全球化與國家的內在關聯。換言之，在日本，許多人尤其偏左者將全球化和國家對立起來，全球化意指國民國家的終焉，不是把全球化當作國家與國家之間平等對話所形成的世界共同体，也沒有發現AB國際公約第一條「人民自決權」的自主力量。因此對台灣人民「人民自決權」的主觀欲念，幾乎表現得漠不關心，尤其是政府官員。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種外交舉措都源於國家的自私與利益。全球化常是掩護國家自私與利益的一種方式。首先強調全球化者都不願放棄自己的國籍，成為沒有國籍的國際遊民；同樣的，政府官員也以變相的事大主義跟大國來往，而漠視小國的權利。 這一類現象也呈現在台灣。在國際上，台灣雖然不是一個法理獨立的國家，但在現實已是有事實獨立的條件。雖然台灣的事實獨立，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權分立的一中主權者；另一主張台灣與中國主權不相統屬的主權獨立者。前者全面傾向以中國為主体的脫台灣化。此一系統並沒有所謂的自主外交，外交在某種層面上只是打倒台灣的策略之一，他們運用中國的武力威脅來消除台灣意識或台獨意識，或運用美國的不支持台獨來否定台灣的國際活動。換言之，他們只要消滅台灣意識或台獨意識，一切皆可為。因此，全球化是把台灣逼向中國，否則即是鎖國。 吉田茂在盟軍占領下反對日本重建武備，本有其經國的目標，即利用冷戰來達成日本脫占領的主權獨立目標，也利用美國保衛第一島鏈的自我利益，展開日本自我經濟發展的目的。台灣內部的台灣獨立論者似乎不能看出美國的自國中心論或國益論，完全依從美國意志行事。 台灣要展現自主外交，必須以台灣為主体認知台灣的國際環境，就像張國興教授的報告那樣。以台灣為主体，就知道一中主權者的論述完全以中國為併吞台灣的手段，可以擱置不論。主權獨立論者向來以美、日、中等大國，馬首是瞻。當政者更以美國的外交意見為意見，美國不支持台獨，就不敢表達台獨意志，美國反對入聯公投，執政者對入聯公投的「人民自決權」便顯得猶疑。 事實上，美國的外交與自己的國家利益往往牽連在一起。從歷史來觀察，美國雖為當今唯一強國，但也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首要考量基礎。依日本學者鶴見俊輔在《戰間期日本精神史》的說法，所謂日本偷襲珍珠港，其實並非「偷襲」，美軍早已解開日本攻擊珍珠港的密碼，但美國縱容日本襲擊，以激起美國國民的公憤，好參與二戰。二戰後，美國推動馬歇爾計劃，為的是防止蘇聯在歐洲西進，影響到美國在歐洲的利益。在中蘇論爭時，美國尼克森總統可以放棄一貫的反共政策，違逆所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放棄台灣。卡特總統標舉人權外交，卻放棄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布希總統又因為恐怖組織公然在美國國內活動，出現911恐怖攻擊，影響到了美國人民的生活，便公然攻擊自視為恐怖組織據點的伊拉克。為反恐，姑息中國的對台武力威嚇，反對台灣人民自決權的實施。更縱容中國擴充軍備，威脅東亞世界的和平。 由上可知，美國只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可以隨時犧牲友邦。了解美國外交的本質，是建構台灣自主外交的基礎，才會凝視自己國家的安全與利益。並了解全球化的的局限性以及全球化與國家的相互關聯。 除了美國之外，我們也必須凝視中國的作為。以歷史言，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而是一個隨武力的強弱而伸縮的「帝國」。武力強，即往外擴張，武力衰退，即往內收縮。整軍經武，經常是中國呼應歷史的方法。另一方面，中國跟俄羅斯相似，是一個大陸型國家，尋找出海口，是中國的重要使命。1980年代，中國境內曾發行「河殤」的影片，展示尋求出海口的意願。中國出海口被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封住，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出到太平洋，也許可以說是中國的宿願。突破第一島鏈的重點，放在台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繼承關係，剛好給中國把台灣併入中國的口實。「一個中國」、「一中市場」等，在在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最種情況下，台灣的外交經常是中美日等大國犧牲的對象。中國一旦併吞台灣，台灣就是出太平洋的口，是中國往北威脅日本，往南控制菲律賓，往東與美國相抗衡，台灣勢將成為中國往北、往南、往東的軍事據點，台灣可能成為兩蔣時代另一形式的民族主義軍事據點。 至於日本，本是與台灣、菲律賓共負防衛第一島鏈的責任。但日本對中、對美的從屬外交，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責任。較極端者，甚至支持中國的一中政策，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較理性的則主張自主外交，又與美國維持必要的安保体制。 總而言之，自主外交對台灣是必要的，而且要客觀認識各國的歷史與當前的國益形態。而後建立總体戰的外交策略。自主外交的主觀認識與國家安全的客觀形態，是追求法理獨立的必經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