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吳密察 黃昭堂教授走了。很令人不捨。但是我不是悲傷。我認識他大約30年，知道他不會喜歡我們這些認識他的人因為他的離去而悲傷。我與他是同鄉（故鄉都是台南縣濱海地帶「北門區（郡）」），是校友（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學術研究的領域大致相同（他的博士論文與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主題完全一樣。我們主要的研究領域，都是台灣的歷史與國際關係）。我一直當他是「鄉賢前輩」、「學術前輩」、「獨立建國運動的革命前輩」，而且也是我尊敬的「人格導師」（據說，我的一句話「你很像黃昭堂」被認為是對人的最高讚美辭）。我就在長期與歐吉桑的交往中，認識了他的親切、體貼、幽默和寬闊的胸襟。 1977年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想要有一個大學學習生活的具體紀念，雖然大學畢業之前已經不必寫畢業論文了，但我刻意地選修了「學士論文」，在李永熾教授的指導下寫「乙未割台與台灣民主國研究」的研究論文。當時偶而在中山北路、南京東路交叉口的那一家「永漢書店」書架上看到黃昭堂教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當時我可以是不假思索地立刻迅速伸手拿了書就去櫃臺結帳。一般來說，當時在台灣買日文書相當貴，因此像我這種大學生即使買日文書也都是買些「文庫」、「新書」等小書，但這次竟然如此迅速出手買這本學術書（寫這篇追念文章時，我查了一下至今仍然黏在書套上的價錢，售價是新台幣780元，是我每個月生活費的1/3），一方面是因為我正在寫相關主題的「學士論文」，一方面應該是當時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他的書進入台灣相當不容易，甚至有可能擁有這本書的本身就已經犯了國民黨的禁忌。所以現在雖然已經不知道我為何會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但至少1977年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 1981年左右，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識到台灣的政治、思想環境之閉塞，心理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脫出這個牢籠」（在此之前，主客觀因素都讓我沒有想到要出國留學）。1982年春天，我找到一個時機請一位琉球的朋友發給我一封邀請函，讓我辦理請假出國手續（當時我在台大歷史系擔任助教）。我到了琉球幾天之後，就從琉球那霸買了日本國內機票飛往東京，到了東京立刻與黃昭堂先生電話聯繫（黃昭堂的聯繫辦法應該是鄭欽仁老師教我的。鄭老師告訴我：到東京後在圖書館裡翻閱『台灣青年』，應該可以知道聯盟辦公室的聯絡辦法，然後向聯盟辦公室問黃昭堂聯絡電話）。結果，我用電話跟黃昭堂先生聯絡上了。他說昭和大學所在的「旗之台」比較沒有台灣人，在那裡碰頭應該對我比較安全。然後他就在電話上教我：先搭「山手線」到目睭黑黑的「目黑」，再換車到「旗之台」，他就在「旗之台」車站的出口等我。當時我是在池袋車站使用公共電話跟他聯絡的，一切都很不方便，聽了他的交待後一心一意在心裡暗記如何搭車、轉車的辦法，但是當時我的日文程度雖然平日可以看得懂寫的正經八百的學術文章，在口語上卻還不會換零錢、買車票，尤其不知道「山手線」是左迴、右迴的循環線，即使搭了反方向的車還是沒關係。所以我為了買票搭車便花了不少時間，後來搭車又連連出錯，而且越錯越慌，搞了半天才到了目黑可以改搭郊區線到「旗之台」。當我抵達「旗之台」車站時黃昭堂先生就站在出口（改札口），他問我：你是吳某某嗎？我說：是。接著。他說：「唉阿。你乎我驚死。我以為你被認出來，被抓走了」。原來他就在約定的「旗之台」車站出口，站著等我將近3個鐘頭。 1984年我終於到日本留學，由於我跟他的研究主題相近，而且也有同鄉之誼，而也當時有一位在IBM任職也算我親戚的紐約台灣人被派駐東京，日本的台灣同志經常在他家聚會，所以跟歐吉桑的來往相對地比較多。當時，對於我來說，不能回家而必須長年滯留異鄉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當時壓根沒有想到可以、能夠長住外國）。因此，我經常跟他談起「回台灣」這件事。我也認為這位「鄉賢前輩」既然因為國民黨的阻礙離鄉背井這麼多年無法回台灣，而我自己既然可以自由來回台灣與日本之間，我便必須幫他作一些事。例如，到七股龍山村拍一些他老家的照片帶到東京給他看、將他的事蹟介紹回台灣。 當時，我們都以為他這一輩子將不可能回台灣了（其實，我自己當年也沒有想到有生之年國民黨政權會倒台，所以2000年的政黨輪替真有如「作夢」）。所以，我們談到「如果人不能回台灣，藏書也要用什麼樣的辦法回台灣」。我答應他我回國後會想辦法盡量讓他的藏書放進台大圖書館。一般來說，日本的人文社會學者都會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買很多書，在自己的家裡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私人圖書館」。歐吉桑的研究領域是台灣的歷史和國際關係，在當時的台灣島內更少有這樣的收藏，因此這批藏書回到台灣的本身就具有相當意義。他來說如果他的書可以回到台灣，那麼至少他的精神與志業是一部份回到台灣了。他甚至於說，如果這件事可以成功的話，他還可以想辦法跟郭榮桔先生、許世楷先生商量是否也將書一起送回台灣。 結果，世事的發展比我們當初的預期更樂觀。1992年，歐吉桑回到台灣了。他的人不但回到台灣定居，他的書也運了回來，原來放在倉庫當中，但是我們還是記得當年在東京的構想，於是由我與台大圖書館交涉，這批書終於無償捐贈給台灣大學圖書館，目前台大圖書館五樓特藏組特別闢了一個開放書庫的空間成立「黃昭堂文庫」（後來，許世楷教授的書也捐贈進來），達到歐吉桑的心願：使這批書可以讓台灣的人大家使用。歐吉桑不止將他已經有的書讓台大圖書館搬走，還跟台大圖書館說：我以後還是會繼續買書，繼續買回來的書我使用了之後也會全數捐贈給你們。因此，現在當他聯盟辦公室的書又有一些擁擠的時候，他就會打個電話給台大圖書館的館員來搬書。 歐吉桑跟台大圖書館的館員說：「我會將我的書全數送給你們圖書館。但是有一些我經常會用到的書，暫時還是留在我身邊。到了我死前三個月，我會打電話請你們來把最後這一批書搬回去」。充分表現了歐吉桑的豁達，和他獨特的黃氏幽默。

二○○四年十月我以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小組成員的身分，向黃昭堂主席作了兩個下午的訪談，後來那一份近四萬字的訪問記錄就一直「擱淺」放在他的抽屜裡；今年適逢舊金山和約六十年，台灣國家聯盟由南而北辦了幾場公開座談會，最後九月四日還在台北市辦一場大遊行，過程中他每看到我就說不好意思，終於下決心把稿子修訂好，九月三十日終於交稿了！交稿的方式竟然是要我們夫婦到錦州街的日本料理店給他請客，理由是「作為seinbai的人不應該這樣對待後輩」。當時順他的意，不過總想改天把他「回請」。 知道黃主席將要為眼睛的病動手術，我遂在十一月十一日寫電子郵件去約下週一，可惜十四日聯盟辦公室回答說主席當晚有事，就這樣錯過了，成了彼此之間永遠無法兌現的約會。 這一份訪問稿有他的密密麻麻筆跡，包括整段刪掉的，例如當初到日本留學是早稻田大學發證書給他辦簽證，後來先考上東京大學就沒去考早大，這樣「失信」必須託人帶他去向校長致歉的經過，他覺得太冗長就把它刪了；更多的是人名的補充、措詞的精確化，例如就讀台大經濟系的時候回台南幫「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助選，不是幫「黨外」助選。訪問稿不免要敘述王育德領導的「台灣青年社」、陳純真事件、辜寬敏委員長、柳文卿事件等等，儘管別人（例如宋重陽的《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已經有所記載，但由黃主席本人說來格外生動。特別是柳文卿當時已被日本法院判決不准遣送回台，入管局和國民黨特務卻搶先作業，所以他們這一批留學生匆匆決定去機場冒險救人的經過，那時黃昭堂本來還在猶豫博士論文最後結論如何定調，為了怕第二天有所不測，就當晚三更半夜把它結了，睡前望著睡夢中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後悔以前對他們不夠好…不過，清晨五點出門上了計程車，就一心想著如何救人，家事已全拋腦後，訪問至此黃昭堂幽默地說：所以男性是無情的。 獨盟遷盟回台以後適逢李登輝主導的民主化以及民進黨轉型為選舉黨，對於新階段的台獨論述以及體制內體制外路線的問題，獨盟和黃主席都經歷了辯論和掙扎。時代畢竟不同了，從現實出發，台灣人選上總統成了達到魂牽夢縈目標的必要條件，所以他有時顧不得理論的純粹，在一片混亂的時候堅定地支持陳水扁、李登輝、蔡英文，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有些人把他們這群留學生當年在海外做的事稱作「民主運動」，黃昭堂深不以為然，他說獨立運動是一個民族要建立國家的運動，這種民族運動是非常崇高的，至於民主運動，「我覺得是小兒科。」聽到這話，我可以感受到他幽默口氣中的嚴肅意義。 昭堂仙，一路好走！我們會繼續您的未竟之業。

悼念台獨e火車頭—-本土詩人黃昭堂主席 從自由時報電子版即時新聞得知您走了，我非常的震驚不捨！1987年我去日本，在您府上蒙您招待一晚，看到您與嫂夫人不但互相敬重互相疼惜恩愛，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黑名單解除，您我都可以回台，所以我有機會在各地聽您演講，我印象最深刻是：您一再強調：「台灣」這個國名最好，因為各種語言e發音都一樣。鼓吹台獨的內容深入簡出，帶幽默，全場常是笑聲點綴，您待人以誠，對朋友、同志更是肝膽相照，有困難您一定義助幫忙到底。 蔡英文宣佈參選總統，您馬上聲明支持她，您知道她是言行一致，理性問政，您信任，讚賞她，雖然她說台灣是中華民國，這是台灣e現實狀況，您也馬上支持她e看法，不但穩住獨派的支持，更讓中間選民沒有疑慮能夠繼續支持她，您有政治宏觀包容，樂意提攜後進。您確信蔡英文會把台灣帶向切實守護主權獨立，然後再與中國交流。 您對台灣e安全非常關心，所以積極推動台日安保論壇。我相信您在天上已經與我們一些同志王育德、蔡正隆、王康陸、鄭德和、謝必行等等先賢在天堂相聚。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尊您為主席，繼續領導眾英靈繼續保佑台灣，早日達成我們大家e願望台灣獨立建國。 當年我與輝隆結婚時，您從台灣寄來一幅詩文給阮祝福。 人生本來茫渺渺 生昏相識就真難 牽手散步近奇蹟 何況結婚更如夢 輝隆怎麼識惠喬 議論紛紛攏不知 唯一結論是天意 郎才女貌已過時 不過情意無輸人 倆人相愛免見笑 相抱相席樂無窮 趁早生囝做英雄 您署名本土詩人 黃 昭堂，並鄭重捺印。這是阮無上的榮幸，您這幅詩文一直懸掛在阮厝內客廳，常常拜讀，您的友情與幽默及勸世，正是您倍受尊崇的親和人格特質，躍然紙上，讓我們內心無比溫暖。如今您走了這幅詩文已成您的絕筆，更是阮的無價之寶。阮永遠懷念您，請安息 !! 美國台灣公論報前社長 楊惠喬 敬筆

“只是小手術啦, 不用來看我 也不要送花…”, 11月初的中委會議中,主席一派輕鬆的預告月中將要去進行鼻內囊腫手術,提醒大家不需為他擔心, 也不要”厚禮數” . 17號的中午聽到主席在手術後因主動脈剝離辭世的消息, 突然聽到噩耗心頭不免一驚,因為三個月前父親也是這樣走的! 父親驟逝讓身為兒女的我們很難承受.但主席不只一次安慰我們,無痛苦的離開是種福氣! 如果有一天大限到了時,他也好想就這樣瀟灑離開人間,無牽無掛,不留給子孫麻煩!他更開玩笑的說,他也好想這樣的死法!沒想到過不久,主席一語成讖. 笑談生死,主席的個性很不喜歡麻煩別人,我剛來台北發展的時候,好不容易電台業務稍微穩定下來,想好好的請主席吃一頓,主席愛吃日本料理,我還特別訂了名店新都里,沒想到電話裡劈頭就被主席唸了一頓說,新都里”貴森森”是要和人家作朋友才去吃的地方,我們是朋友了,就沒必要吃那麼貴的,最後改去他常吃的平價料理,主席捨不得我們這些晚輩花錢,連一頓飯都替我們著想! 在畢生志業-台獨運動上,主席從不求站上舞台當主角,他常說, “成功\不必在我”所以, 他總是默默的支持著同志們與共同目標的社團, 堅定的走這條路, 現在大部分的年輕人都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時候, 黃昭堂主席為獨立建國奉獻一生,已經圓滿落幕! 作者為寶島新聲電台總經理

悼念黃昭堂主席 你匆匆而去，讓我措手不及；你不告而別，讓我失魂落魄！ 想起第一次見你，是在台灣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期，一九九○年，你還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不得回來，摯友黃英哲陪我去昭和大學見你，真是一見如故。不知道是革命理想拉近我們的距離，抑或是你爽朗的笑容，解除了我的心防？ 你對我這位後生晚輩的親切，讓我受寵若驚。你招待我在一家日本舊武士宅邸改裝的餐\廳吃晚飯，你談笑風生，神采奕奕，當時我知道，眼前正與我把酒相對的，是一位歷經數十年辛酸血淚\的台獨運動的前輩，你背後那幾個以「風林火山」冠首的書法題字，正是你數十年歷經風霜的寫照，至今歷歷在目。席中我問了你一句話：「你看李登輝如何？」當時正是李登輝初掌政權的後蔣時代，李登輝還在撇清與台獨的距離，你卻笑著回答：「我看他是在走台獨路線」。如今想來，不得不佩服你的敏銳，與今天一些只在乎表面口號的後輩相較，真不能同日而語。 兩年後，台灣終於民主化，你也帶著爽朗的笑容，回到暌違數十年的台灣。在每次友人的聚會中，或在電視的訪談裡，你那爽朗的笑容與風趣的談話，成為你最獨特的標誌，也成為朋友們在挫折時的「抗憂鬱劑」。在全世界的獨立運動領袖中，像你這樣「微笑拼台獨」的領袖，恐怕不多。記得在一次聚餐\中，大部分的朋友都直呼我的名字，唯獨你還在稱我「李教授」，我忍不住問你，為何對我後生晚輩還如此客氣稱呼？你不假思索回答：「不能叫得太親，萬一你要向我借錢，怎麼辦？」逗得全場大笑。 有一次你看了我一篇談到我的平埔族血統的文章，你告訴我你也是平埔族，你說你是蕭壟社(今佳里)的西拉雅族，讓我想起我的曾祖母也來自蕭壟社，也和你一樣姓黃(不知是否乾隆的賜姓？)。看來我們真的很親，可惜來不及向你借錢了。 不過，我們追求現代國家的人，並非以血緣思考，而是以土地認同和民主自由的價值為依歸。說到這裡，我想起有一次我們與阮銘教授聚餐\，你用生硬的北京語，卻是親切的態度，和這位來自中國的「新台灣人」交談，彼此之間，毫無族群的對立，毫無語言的歧視，那一幕，至為感人。我彷彿看到一尊「心寬體胖」的彌勒佛。 然而，你也有生氣的時候。扁珍家族的海外密帳曝光之後，我們兩人都氣炸了！我憂憤難過，為文痛批，你也說出重話：「陳水扁去跳海好了！最好從世間消失！」我們兩人的反應立刻受到扁迷的攻擊與侮辱。不過數天後，你對你的談話公開道歉。我於是私下問你，你真的向阿扁道歉嗎？你回答說：「不是，我是為了我的不當用語道歉，我已經受洗了，基督徒不該講粗魯的話」。 扁案之後，台灣的獨立建國運動嚴重受挫，我成為一隻鬱鬱寡歡的烏鴉，如今你倉皇而逝，我更茫然失魂。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在淚\眼中，我又看到你燦爛的笑容，就讓你的笑容，撫慰我的傷痛…。

咱所敬愛的黃昭堂博士，一生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志業，數十年如一日奮鬥不懈，令人感佩，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典範。 與昭堂兄在不同的場合相聚時，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值得我們懷念與省思： 一、昭堂兄常說我們台灣本土運動的人士經常在喊「大家要團結！」好像只要大家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不在別人領導之下；我們台灣國人如何學習在共同的理念與目標下，手牽手團結在一起，只要獨立建國的目標一致，就應有更多與更好的互動，相互鼓勵與支援，相輔相成達成共同的使命，如此始能產生更鉅大的力量，做夥向前行。 二、據我所知昭堂兄住在日本時，早就常到台灣人教會做禮拜，但為何7年前(2004/12/5)才在義光教會受洗加入教會為正式的信徒呢？！他說是因為看見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一生何等專制獨裁，殺戮人民…，可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之言行舉止常會成為別人受洗歸主的絆腳石。 我留意到昭堂兄受洗之後，在義光教會參加主日禮拜聽牧師講道時，很留心聽講，認真吸收，這真是值得我們效法。 三、2008年4月間前總統陳水扁卸任前，邀請我們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的委員們到總統府茶敘，結束後，我們一起在走廊上步行出府時，我就用太平洋戰爭期間麥克阿瑟將軍帶兵撤離菲律賓時的一句名言：「We shall return!」(我們一定要再回來！)我的內心期盼民進黨再執政時，我們可以再回來總統府，昭堂兄就立即點頭表示認同，如今深信昭堂兄的靈魂在天上，時時刻刻為明年台灣總統與立委的大選懇切祈禱上帝，2012年5月讓台灣民進黨再回到總統府執政而且本土政黨立委過半，以深化台灣共識，帶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加入聯合國！是的！We shall return! 願以此與大家互勉。 羅榮光寫於 2011年11月20日

聽到黃昭堂先生在做鼻竇炎的小手術後卻突然去世的消息，很是震驚。雖然人老了，總有一走，但他是個象徵性的人物，在台灣走向正常化獨立國家的進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我因曾跟他有過多次聚會，所以特別地感到惋惜、悲傷。 黃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大學獲得國際政治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因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擔任「台獨聯盟」主席，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回台灣，長達33年！ 我有好幾次在台灣的研討會上跟黃主席同台，聽到他的33年，非常感觸，曾開玩笑地說，「我可不想跟黃主席比賽」。因反共、支持台獨等，我已在中共黑名單22年了，也是有家回不得。一個人能有幾個33年？最多也就三個吧，而黃昭堂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是在流亡中度過的，那種長年累月在異鄉他國、有家回不了的痛苦和煎熬，不是外人能體會的，真是「甘苦寸心知」。 黃昭堂先生令我最印象深刻的，還不是他的「台獨」，而是他的幽默。由於東方人普遍缺乏幽默感，所以黃先生的幽默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跟他在一起聊天，從不感覺乏味，即使觀點衝突時，也能哈哈大笑地收場。 例如我跟他同台時，他開口就一臉嚴肅地對聽眾說，「我最不願意跟這個中國人曹長青同台」，下面的人都大眼瞪小眼，以為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可他話鋒一轉說，「因為跟曹長青同台，我就必須說那個北京話。」但他為了尊重我，更為了讓我聽懂，每次同台，他都很費力地說「北京話」。他說得真是很費勁，像說「外語」一樣咬文嚼字，或者說是尋文找字，因為台灣話才是他的母語，還包括日語。說實話，聽黃昭堂、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他們那一代台灣人講北京話，就像聽學中文的日本人說的華語差不多。 黃昭堂還很會用幽默的方式肯定別人。他說「最不願意跟曹長青同台」的第二個理由是，「我要講的都被他講了」，接著再幽默一句：「見識了這個曹長青，我才對中國人有了一點好感。」我被中國人最痛恨的理由，成了黃主席對中國人好感的原因，一個真正的黑色幽默！ 有一次我去拜訪他的台獨聯盟總部，看到他辦公室有一副畫，畫面竟然是陳文茜。我很奇怪，怎麼一向嚴謹的黃主席要掛這個被人罵為「妖婆」的女人的畫？仔細一看，畫面是陳文茜舉著大刀，地上躺著許\信良、施明德這兩位前民進黨主席，前面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奔逃。我問黃主席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也是「主席」，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這種女人「幹掉」。黃主席的幽默實在到位。 我接過來說，我們可是歡迎陳文茜到中國去，如果她能做掉了「胡主席」，我馬上就給這個女妖寫一篇讚美詞。 黃昭堂不僅講話幽默，而且能寫。就台灣獨立問題，寫過好幾本專著，比較知名的有《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台灣獨立運動史》、《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與彭明敏合著）等。所以他被視為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家。同時他更是充滿激情的活動家。1970年由世界幾個國家的台獨組織合併而成的「台灣獨立聯盟」，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台獨組織，致力於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黃昭堂多年擔任主席，直到過世，可謂終身獻給了台灣獨立事業。他生前就說過，「台灣獨立運動是我的專業」。 2004年總統大選前夕，綠營的「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運動，橫貫全島，氣勢恢宏，對陳水扁總統的連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黃昭堂是這個「手牽手護台灣運動」的總指揮。李登輝擔任總召集人。那是一次最體現綠營團結（包括扁、李聯手）的活動。因為有了那種建立在理念共識基礎上的團結，所以才有了後來選舉的勝利。 在流亡日本期間，黃昭堂在昭和大學擔任教授。直到李登輝出任總統取消黑名單後，他才得以返回台灣。他後來跟李登輝的關係一直很好，甚至成為至交。在陳水扁被紅衫軍圍攻，地位搖搖欲墜時，我曾問李前總統，以台灣目前政壇的情形，哪個適合做總統，或者說你有一票的話，投給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投給姓黃的」。我以為是一直跟隨他的那位群策會秘書長黃昆輝，結果他是指「黃昭堂」。由此可見黃昭堂在李登輝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最近一次李登輝訪問日本時，主要隨從者只有黃昭堂。這兩位老人，可謂惺惺相惜。 多次在台北跟黃先生和他的秘書長王康厚先生一起「把酒論台灣」，那些談苦也談樂、對明天滿懷希望的場面還歷歷在目。本來準備在這次總統大選時再相聚，尤其想跟他探討一下我們的某些不同看法（觀點衝突的談話，仍能以笑聲做標點符號，這在華人中並不多見）。可現在竟天人永別，再沒有機會聽他說「我最不願意跟這個曹長青同台」的幽默了，再也見不到他那典型的淳樸、真誠的台灣人音容笑貌、聽不到他那朗朗的笑聲了，實在是令人感傷、心痛。 享年79歲的黃昭堂走了，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並沒有結束，那個把台灣建成一個正常獨立國家的夢想更沒有破滅，但卻沒有最後實現。可以想見，他是多麼不甘心，多麼遺憾。黃先生雖說也算高齡了，但在那一代人中，他還算是比較年輕的。像李登輝、彭明敏、辜寬敏、黃昆虎等，都在跟時間競賽，期盼著、渴望著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看到養育自己的土地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以台灣的名字走向世界、加入聯合國的國家。 黃昭堂那一代人，用一輩子的辛酸、奮鬥，甚至血淚\，構築著這個建國、建立屬於自己家園的夢想。「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希望千千萬萬的覺醒的台灣人，能夠繼承黃昭堂這一代人的理想精神，接過他們夢想的火炬，前赴後繼，點燃一個燦爛的台灣的明天！ 2011年11月17日匆匆寫就於美國 ——原載“曹長青網站”（caochangqing.com）

兩週前黃昭堂主席談笑風生的提及需要安排開刀的來龍去脈之訊息，昨晚手機行事曆提醒我這件事，原本想趁今日北上開會後探望他，不料在一場會議中接獲電話，當下我完全無法相信，立即撥了電話到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辦公室確認後，先是一陣錯愕，再來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複雜失落感，猶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留學美國的那段期間，有幸成為台獨聯盟的成員，也因此認識許多所謂的黑名單份子。當我見過一個個曾經被描述成壞蛋與暴徒的台獨份子後，我才驚訝的發現我們被矇騙的不僅是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與認同，更是被有心者以最卑劣的手段抹煞一群真正台灣人人格，污名化他們卑微但堅決追求屬於自己國家的訴求。成為獨盟一份子的我與前輩們相處的時間，總是不厭其煩的聽他們一次又一次講述他們為台灣獨立建國所作所為之創意英勇生命故事，這些曾經是年少年華的台灣好男好女，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激勵我們這一輩更需要努力。但隨著漸漸步入中年，除了為自己無法有如前輩們那樣的付出而感到愧疚，也總是更珍惜每一次可以跟前輩們的時光，想多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來鞭策自己多為台灣付出。 黃昭堂主席雖然一路菁英式的學術訓練，但他不像一般人選擇從政或是進入學術界，反而在個人的人生經驗與社會與政治科學訓練背景下，他義無反顧的親身力行參與了台灣社會政治的改革運動。他認為進行台獨運動不能不懂台灣的真正問題癥結，於是他以台灣民主國為題研究來配合他的具體行動，這也讓他常說台獨運動其實就是他的天賦與興趣。黃主席不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行動派思想家與革命者，他的組織哲學更是務實 。有一次盟員大會餐\敘，有人問主席吸收盟員的準則，他說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能有「相鬥雞」。主席的這個準則一直放在我心裡，甚至到現在還是我參與一些學術性社團中驗證的準則。 認識主席十幾年了，從留學生時期到現在步入中年的我，在台獨前輩的眼裡永遠還是「少年仔」。剛返台時我總以為至少在美國總部好歹是中央委員與秘書長，可以很正經以美國式方式找主席談些獨立運動的策略，但每每談話中他卻總是只關心一群致力於建國運動的女性為何不結婚，而結婚的了卻只擔心為何還不生小孩。如果以日式教育的父權思考來看待主席當然不為過，但他卻也大方的讚賞具有能力的女性，尤其是率先支持蔡英文擔任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以及近期曾公開稱讚台獨聯盟日本總部的女性委員長來證明女性參與社會政治的必要性，這也或多或少算是沖淡了歐吉桑的日式父權作風。主席的日式講求輩份與分際作風雖然和我們這群留美講求平權的「少年仔」有點相佐，但是他的不造作之和藹作風， 再配上頭腦清楚但幽默的領導風格，我們這群後輩還是打從心裡佩服這位可敬與可愛的台獨歐吉桑。 雖然不捨黃主席走了，但他如生前說過最羨慕的無病無痛不拖泥帶水的離開，也是一種幸福。 臉書上好友寫著：「人們總說，大老惜殘年，昭堂先生卻是顛覆這個法，晚年的他依然聲若洪鐘、臉色紅潤、大口飲酒，豪邁暢談台灣獨立之必要。… 我所知道與認識的昭堂先生，一生都在顛覆著俗世的功利價值觀念，他從頂尖的學校畢業（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博士），甘為布衣、著書立志，宛如苦行僧、傳教士，投身於台獨理念的傳揚。他的價值取捨，他的身體實踐，無疑已為台灣標立了又一個的公共知識份子典範；你不一定要效仿其行，但你不得不敬重其志。」這短短幾句，道出了黃昭堂主席一生為台灣建國的貢獻。 我們這一輩除了感念上一輩的無怨無尤付出，更需要藉著前輩的智慧與經驗，以具體行動繼續建構屬於台灣主體性，努力實現台灣人真正擁有國家的願望。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十一月十七日、一生奉獻給台灣獨立運動的黃昭堂博士與世長辭。突然接此訃報讓我全身顫抖，無以名狀的喪失感充滿了整個空間，讓我無所適從。 如沒有黃昭堂先生等前輩們的努力，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民主與自由，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不只沒有言論的自由，連行動都被嚴格管制。當時就是有如黃昭堂先生的鬥士們犧牲奮鬥才有今日的台灣。 一九六○年、我的父親王育德與五名年輕人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如沒有黃昭堂的存在，此組織與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就無法持續到現在。 黃昭堂先生敏銳的頭腦、寬大的胸襟、幽默又開朗的個性，如大家長的領導風格讓大家能團結一致，也像一盞明燈讓大家在困難中保持著希望。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是爭取台灣人的尊嚴，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在六○年代的當時要打倒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國民黨政府的野蠻統治，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即或如此，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卻日漸成長深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對台灣的民主化更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執政下，台灣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改革，蛻化為民主主義的社會。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成最終的目標。一個多月前，來日本視察的黃昭堂先生與我們再度確認了建國運動的目標。 黃主席堅持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是「基於多數台灣人的意志建國，建立一個名為『台灣』，並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新國家」。 這卻成了黃主席的遺言。為了不辜負黃主席一生為台灣的奉獻，我們只有秉承此遺志繼續奮鬥。 （作者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靠近中午時，筱峰打電話告訴我，我一向最敬佩的黃昭堂主席因為手術打麻醉就沒再醒過來。心情難過得想大哭。痛心台灣有影響力的長輩從此少了他，很讓人感到寂寞，也擔心他不在了，台灣的民主發展、獨立運動是否還有人能夠像他一樣，以大氣度、大智慧的胸襟，繼續堅定不移的帶領大家? 年輕時不解世事，一次又一次的東京個人之旅，因為筱峰的介紹，要一些旅居日本的長輩接待我，因此認識了黃昭堂教授、許\世楷教授、盧千惠姐、毛清芬姐、黃文雄先生——等，之後回到台灣才知道他們都是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已經二十幾年回不了家，所以只要有台灣的鄉親到東京，他們都非常熱情的接待，渴望多接觸一些來自家鄉台灣的氣味及訊息。 認識他們以後，原本不太「政治」的我，變成了堅定的「台獨運動」的支持者。不論是黃昭堂教授，還是許\世楷教授，或是盧千惠姐、毛清芬姐、黃文雄先生——，他們對待別人的尊重，對台灣的深情，對台獨運動的奉獻犧牲，讓我非常的感動及敬佩。自己也下定決心，跟隨他們為台灣這塊土地盡份心力。 黑名單解禁後，因為玉山社出版工作的關係，與他們的來往更多，距離更接近。也許\同為台南縣北門一帶的同鄉，我心裡一直把黃主席當成自己的鄉親長輩，碰到工作上的困難，人際關係的困擾，經過他杭州南路的辦公室，就會去看看他，跟他談一談。他從來都是非常幽默的看待這些讓我煩心的事。三言兩語就讓我笑開了。 前一次去看他，他說起自己這幾次就醫的經驗。最嚴重的一次是他一個人躺在臨時病床，等了好幾個小時才有醫生來幫他看診。黃主席說的時候，語氣平穩，還帶點開玩笑的味道。我卻很痛心，為什麼沒有人知道，過去幫忙一下？當然我知道是因為他不想麻煩別人，讓朋友擔心。所以當下我要黃主席不要擔心麻煩別人，有需要請隨時通知我。 接到黃主席離去的消息，一整天的情緒平靜不下來。想起許\多與他及昭堂嫂聚會的美好記憶，想起有一年他們夫婦帶我去他任教的大學，安排我及昭堂嫂住在富士山下的學校宿舍，他自己在研究室過夜。第二天，我打開木窗門，看到至今難忘的紅色楓葉。 主席，願你與昭堂嫂再相遇，終於一起輕鬆愉快的生活！不再為台灣牽掛了！ 作者為玉山社總編輯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 (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 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